我自幼生长在台北市贵德街，这条长505米的街道，孕育了台湾的茶业，并使它发展，从而走上辉煌之路。随着经济的发展，如今的贵德街早已没落，但它在历史轴线里，却留下了难忘的文化记忆。我的茶缘在此地开始，那已是20世纪50年代的后期了。
贵德街的廊子上茶香飘逸的时候，我还只是整天黏着母亲的幼童。母亲为了生计而做拣茶工，靠着挑拣茶梗赚生活费。那时的工资以茶的斤两计算，工钱不是马上发，而是发与钞票等同的“茶筹”，这是一种流行于拣茶人和茶行的交易凭证，后来成了茶业文物。2000年1月，台北市茶商业同业公会举办了义卖，一块“茶筹”卖出上万元。我的母亲说，当时若留下一块，现在就有价值了。
产茶季节过后，也是贵德街满街茶香之时。茶运到茶行，用来出口的木箱则存放在骑楼。那时，陈天来的锦记茶行总是堆满了一层楼高的木箱。陈天来是谁？对当时的我而言是遥远而陌生的，即便我家就租在陈天来家的隔壁。我只记得在茶箱里穿梭捉迷藏是好玩的。
活动在贵德街上的平常百姓，闻得到茶香，却喝不到茶。当年的茶叶用来赚外汇，20世纪60年代台湾的百姓生活里，喝茶的“茶”就等于喝水，茶具有了水的意义，是从止渴的层面上说的。品茶是另一阶级的象征，研究如何泡好茶就更谈不上了。
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庙宇或街角的清茶室只是一种社交的场所而已，茶只是一种媒介，没人关心如何泡茶。20世纪80年代，台北西门町茶王楼设茶室卖茶，被指违反特种营业规定而遭处分。这便是因泡茶出了问题，竟被法办的离奇案子。
我以理争法，争取茶艺馆的合法经营。此后台湾茶艺馆进入了大活跃时代。台湾品茶风盛行开来，从此成了台湾人生活的一环，如何泡茶也成为焦点议题。
1990年，买得起好茶的人多了，比赛茶一斤上万元，高山茶动辄五六千元。还掀起了宜兴壶的购买狂潮，台湾甚至出现了上百万元的壶价，硬是将宜兴丁山从一座小镇变成专门卖壶到台湾的大城镇。成千上万的宜兴壶淹没了台湾，而持壶者也忘记了买壶的动机是为了泡茶，这才给了不法商人哄抬茶价的机会。
2000年以后，宜兴壶的高价狂卖一去不返，华西街上竟然传出“宜兴茶壶，三把一百元”的叫卖声。这些壶据说是台湾倒店货，所以贱卖求现。当年想靠买壶致富的人，如今可能要暗自叹息了。
买壶不为泡茶，只为增值是行不通的。一屋子壶，即使每天都用一把不同的壶，最快也要几个月才轮到一次！如此用壶，连平常泡茶都来不及使用，又何来养壶之乐？更遑论去费心思弄懂哪一把壶到底适合哪一种茶了。
对茶狂热十多年后，宜兴壶的追求者们才猛然发现：壶所具有的风骨与品茗功能，为何被埋没了？
风行的普洱茶，本来只出现于广式饮茶，作为去除餐点油腻的配角。这种原本在台湾人眼中闻起来有“草席味”的普洱茶，为何摇身一变成了台湾品茗者心中的稀世珍品？普洱屡创高价的现象是否合理呢？
一片“宋聘”号普洱茶喊价二十万新台币，拿来与法国勃艮第产区的1971年康提酒相比，价格行情相若；然而前者只有省内行情，后者却具有世界流通市场行情。
尽管法国酒卖得贵，却活跃在拍卖场，商业机制很活，可以变现，它的身价走势有迹可寻。反观茶呢？流通在老饕级茶客中。到底谁喝过“宋聘”号普洱茶？有谁可以证明，这不是后人的仿冒呢？
茶价喊上来了，茶本身却少了公信力，多了渲染的传奇性！
至于如何泡饮普洱茶才好，已无人留心，正因为如此才会硬将普洱茶改泡为煮，还称这是大唐遗风！
上述由茶与壶创造的“台湾奇迹”，不正是全民好茶运动导致的吗？若是，那么民气可用，我认为首先要了解茶与壶奇妙结合的契机，才可以弄清楚怎样泡出好茶！
现代人品茶亦有新典范，那就是：泡好茶，绝不辜负集天、地、人三位一体的茶。那么请解开上述的“茶结”，让自己成为识“茶”老马！来自池宗宪的《我的第一本泡茶专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