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大市”已成

  正当广州和上海的茶叶市场开发方兴未艾时,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心脏—北京,早已响起了茶叶市场开发的呼声。

  1996年的南中国,是一派火热景象。这里,是新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诞生了一大批先富起来的人。而在广州最具岭南特色的荔湾区芳村地带,有这样一家市场—临街是一排简易的商铺和茶叶仓库,租给茶商经营;商铺一般盖两层,楼下卖茶,楼上居住或办公。白天的时候,这里云集了众多前来买茶的顾客,他们中,既有广州本地的叔婆,又有外城市的茶叶发烧友。说起这个市场的开发,当地石围塘街党委的一位负责人表示:“芳村以前是卖花的,解放以后,广州市在芳村办了一个香料厂,专门加工茉莉花、白玉兰花、玫瑰花等香料,附近农民都种茉莉花作为原料供应工厂。后来从广东乡下来了一些农民,在这里制作起了茉莉花茶出售。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芳村的茶叶交易一度被禁止,直到现在芳村花农恢复了传统的花卉业,加上广州茶风浓厚,我们才建起了这个茶叶市场。而地址几经推敲后,定在山村洞企石街。”

  从1996到1999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洞企石街已经成了茶叶街,它的经营红火,吸引了无数怀揣致富梦想的人前来,这其中,包括一个叫黄毅聪的生意人。“从厦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才22岁,后来就到了福建漳州的一家台资公司工作。从1996到1998年,我整天都在为茶叶产品作营销计划,瞄准客户开拓市场,进行一次次的地毯式推广,完成后再研究、再推广……反反复复。后来,我就爱上了茶叶,再后来,我就来到了芳村。”黄毅聪微微一笑,“那时候像我一样来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大多数人现在还在经营茶叶,芳村是块宝地,来了的人都不想走。”

  同样是1996年,在距广州1500多公里外的名城上海,其茶叶市场的迸发,是另一番景象。1996年4月,福建人叶石生历经种种辛苦,创办了上海第一家茶叶批发市场—大统路茶叶批发市场。市场一开始不被看好,因为上海几乎不产茶,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时,上海的茶店、茶馆、茶庄还处于散而小的初级阶段,茶叶的消费群体也主要以中老年为主,白领阶层的茶叶消费则远未起步,因此许多人认定,这个福建老板肯定要吃苦头了。让人们吃惊的是,大统路茶叶批发市场开业还不到一个月,所有店铺(约150家)就被包租一空,到年底,市场经营面积发展到8000平方米,市场成交额突破2000万元。自此,叶石生成为 “闽东商帮”中的重要人物,当时的《闽东日报》则称他是逼出来的大上海“茶王”。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想得太多,就是我在老家寿宁承包过一个茶厂,当时已经积压茶叶三四百担,还有1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也要到期,我没办法才来的上海卖茶。后来我在大统路地道口开了一家10平方米的‘集茗轩茶庄’,没想到年终刨掉吃用开销后,竟然净赚有数十万元。这下我的心活了,就想我们闽东地区有八九个县、市都产茶,单靠我这一点点销量,哪里够解决整个地区的销路问题。于是,我筹集了150万元资金,把大统路农贸市场改造成了茶叶市场,在这方面,还得到了闸北区政府的支持。”

  正当广州和上海的茶叶市场开发方兴未艾时,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心脏—北京,早已响起了茶叶市场开发的呼声。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初,位于北京原宣武南城的马连道街,正上演着国有资本北京茶叶总公司和出身草根的福建茶商们的较量:同样的茶叶,只要茶叶公司卖100元,福建茶商肯定80元就卖,因为他们有着产地和茶源的先天优势,并且船小好调头,所以国有资本几乎占不到便宜。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原宣武区委、区政府和广外街道工委、办事处的领导们,出于长远考虑,开始坐下来筹划一件事——马连道地区整体道路的开发。根据几位领导的意见,马连道今后要成为北京乃至整个华北的茶叶集贸中心。于是乎从1996年开始,马连道地区真正迈开了它的改革步伐,各方面都开始闻风而动:首先是私营阵营的福建茶商,从1997年开始酝酿并在1998年建起了京马茶城;而国有资本方面,也在1998年年底,出现了由小商品批发市场变身而来的京闽茶城。从那时候起,马连道“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的马路茶叶市场终于成为了历史,自20世纪80年代末便来北京闯荡的外地茶商们,有了井然有序的经营场所。

  其实市场的兴建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有许多如今难以想象的艰辛。据京闽茶城总经理,也是当时的开发者王涤回忆:“京闽开张的前半年,连租金都收不上来,我们没办法只好收茶叶抵租金,最多时一下子收了十六七万元的茶叶在手里。可这些茶叶怎么换成钱呢?我们就走上级系统的对口单位去消化。先是送到钢厂,结果钢厂没钱,跟我们换了十几万元的螺纹钢。那我们也没法子,只好把这些螺纹钢又送到建筑工地,而工地还没有结顶,也没有现钱结给我们。那也没办法,我们只好等,这么着一直辗转了近两年,我们才拿到早该收到的租金。可以说,当时谁也没想到会有现在的马连道茶叶一条街,在那时候的情况是,所有茶城的前期投入都要开发商垫付,而且是谁开发谁垫付。”

  —以上的场景和声音,寓意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茶叶进行交易活动时的经营范围和环境已开始深刻变革。

  1996年的南中国,是一派火热景象。这里,是新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诞生了一大批先富起来的人。而在广州最具岭南特色的荔湾区芳村地带,有这样一家市场—临街是一排简易的商铺和茶叶仓库,租给茶商经营;商铺一般盖两层,楼下卖茶,楼上居住或办公。白天的时候,这里云集了众多前来买茶的顾客,他们中,既有广州本地的叔婆,又有外城市的茶叶发烧友。说起这个市场的开发,当地石围塘街党委的一位负责人表示:“芳村以前是卖花的,解放以后,广州市在芳村办了一个香料厂,专门加工茉莉花、白玉兰花、玫瑰花等香料,附近农民都种茉莉花作为原料供应工厂。后来从广东乡下来了一些农民,在这里制作起了茉莉花茶出售。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芳村的茶叶交易一度被禁止,直到现在芳村花农恢复了传统的花卉业,加上广州茶风浓厚,我们才建起了这个茶叶市场。而地址几经推敲后,定在山村洞企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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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96到1999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洞企石街已经成了茶叶街,它的经营红火,吸引了无数怀揣致富梦想的人前来,这其中,包括一个叫黄毅聪的生意人。“从厦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才22岁,后来就到了福建漳州的一家台资公司工作。从1996到1998年,我整天都在为茶叶产品作营销计划,瞄准客户开拓市场,进行一次次的地毯式推广,完成后再研究、再推广……反反复复。后来,我就爱上了茶叶,再后来,我就来到了芳村。”黄毅聪微微一笑,“那时候像我一样来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大多数人现在还在经营茶叶,芳村是块宝地,来了的人都不想走。”

  同样是1996年,在距广州1500多公里外的名城上海,其茶叶市场的迸发,是另一番景象。1996年4月,福建人叶石生历经种种辛苦,创办了上海第一家茶叶批发市场—大统路茶叶批发市场。市场一开始不被看好,因为上海几乎不产茶,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时,上海的茶店、茶馆、茶庄还处于散而小的初级阶段,茶叶的消费群体也主要以中老年为主,白领阶层的茶叶消费则远未起步,因此许多人认定,这个福建老板肯定要吃苦头了。让人们吃惊的是,大统路茶叶批发市场开业还不到一个月,所有店铺(约150家)就被包租一空,到年底,市场经营面积发展到8000平方米,市场成交额突破2000万元。自此,叶石生成为 “闽东商帮”中的重要人物,当时的《闽东日报》则称他是逼出来的大上海“茶王”。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想得太多,就是我在老家寿宁承包过一个茶厂,当时已经积压茶叶三四百担,还有1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也要到期,我没办法才来的上海卖茶。后来我在大统路地道口开了一家10平方米的‘集茗轩茶庄’,没想到年终刨掉吃用开销后,竟然净赚有数十万元。这下我的心活了,就想我们闽东地区有八九个县、市都产茶,单靠我这一点点销量,哪里够解决整个地区的销路问题。于是,我筹集了150万元资金,把大统路农贸市场改造成了茶叶市场,在这方面,还得到了闸北区政府的支持。”

  正当广州和上海的茶叶市场开发方兴未艾时,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心脏—北京,早已响起了茶叶市场开发的呼声。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初,位于北京原宣武南城的马连道街,正上演着国有资本北京茶叶总公司和出身草根的福建茶商们的较量:同样的茶叶,只要茶叶公司卖100元,福建茶商肯定80元就卖,因为他们有着产地和茶源的先天优势,并且船小好调头,所以国有资本几乎占不到便宜。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原宣武区委、区政府和广外街道工委、办事处的领导们,出于长远考虑,开始坐下来筹划一件事——马连道地区整体道路的开发。根据几位领导的意见,马连道今后要成为北京乃至整个华北的茶叶集贸中心。于是乎从1996年开始,马连道地区真正迈开了它的改革步伐,各方面都开始闻风而动:首先是私营阵营的福建茶商,从1997年开始酝酿并在1998年建起了京马茶城;而国有资本方面,也在1998年年底,出现了由小商品批发市场变身而来的京闽茶城。从那时候起,马连道“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的马路茶叶市场终于成为了历史,自20世纪80年代末便来北京闯荡的外地茶商们,有了井然有序的经营场所。

  其实市场的兴建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有许多如今难以想象的艰辛。据京闽茶城总经理,也是当时的开发者王涤回忆:“京闽开张的前半年,连租金都收不上来,我们没办法只好收茶叶抵租金,最多时一下子收了十六七万元的茶叶在手里。可这些茶叶怎么换成钱呢?我们就走上级系统的对口单位去消化。先是送到钢厂,结果钢厂没钱,跟我们换了十几万元的螺纹钢。那我们也没法子,只好把这些螺纹钢又送到建筑工地,而工地还没有结顶,也没有现钱结给我们。那也没办法,我们只好等,这么着一直辗转了近两年,我们才拿到早该收到的租金。可以说,当时谁也没想到会有现在的马连道茶叶一条街,在那时候的情况是,所有茶城的前期投入都要开发商垫付,而且是谁开发谁垫付。”

  —以上的场景和声音,寓意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茶叶进行交易活动时的经营范围和环境已开始深刻变革。

责编: a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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