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茶之风盛于唐代。
传世的一幅唐代名画《唐后从行图》（张黄作）中﹐在雍容华贵的武则天被前呼后拥的出行场面里﹐画家“安排”了一个手捧茶托的侍女跟从在后。在宫廷里帝后的走动已离不开茶﹐需要有专人司掌茶具﹐饮茶在当时已成习俗由此可见一斑。
武则天（624年一705年）﹐名曌﹐唐高宗李治皇后﹐天授元年（690年）代唐称帝﹐国号周﹐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是否雅好饮茶﹐正史无有记载。但据明代屠隆《考盘余事》说﹐武则天博学有著述之才﹐但是对茶却生性讨厌﹐曾低毁说﹕“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大。获益则收功茶力﹐贻患则不为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从茶在短时间内对调理人体有益和长期饮茶可能导致耗损体质出发﹐来比喻福易见而祸难见﹐茶已不再停留在品饮的层次﹐而成为像武则天这样的帝王者在政治上的鉴戒。
在此须说明的一点是﹐北宋赵令畤《侯鲭录》也记有类似的言论﹐“作者”却是唐右补阙綦毋□﹐而非武则天﹐说他也是博学有著述之才﹐因不喜欢饮茶而曾着有《伐茶饮序》﹐说“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耗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患则不咎茶灾。岂非为福近易知﹐为祸远难见欤。”
两段记载意思完全相同﹐文字小有差异﹐似《侯鲭录》所载较为确切。但从历史记载来看﹐武则天确实重视著述﹐自己着有《垂拱集》﹑《金轮集》﹐并召学士撰有《玄览》﹑《古今内范’》﹑《青宫纪要》﹑《乐书要录》等十多种著述。而且﹐所谓“福近易知﹐祸远难见”﹐更附合素多智计﹑明于朝纲﹑通晓文史﹑卓有主见的武则天的“口吻”。
关于饮茶的利和弊﹐唐以后有多人论及﹐如苏东坡的《茶说》云﹕“除烦去腻﹐世故不可无茶﹐然暗中损人不少﹐空心饮茶入盐直入肾经耳﹐且冷脾胃﹐乃引贼入室也。惟饮食后﹐浓茶漱口﹐既去烦腻﹐而脾不知﹐且若能坚齿﹑消蠹。”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也有同样的论说﹕“人固不可一日无茶﹐然或有忌而不饮﹐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顿去﹐而脾胃自清。”明代顾元庆在《茶谱》中引《梦余录》的一段话对苏东坡的“损人不少”一说反驳道﹕“东坡以茶性寒﹐放牛生不饮﹐惟饮后浓茶涤齿而已。然大中三年（849年）﹐东都（今洛阳）一僧一百三十岁﹐（唐）宣宗问服何药﹖云﹕性唯好茶。……以坡言之﹐必损寿﹐反得长年﹐则又何也﹖”从现代科学而言﹐饮茶利多弊少是毫无疑问的。
武则天在论饮茶的利弊时﹐显而易见认为弊大于利﹐这是她的局限之处﹐但从饮茶利弊之论引申到对祸福隐显的理解﹐这却是她的过人之处﹐让人领略到一个政治家的思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