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南安化黑茶火爆全国，到最近的“黑玫瑰”和速溶黑茶备受追捧，近几年，黑茶由于其保健功效、文化魅力及质朴醇厚的口感，受到国内甚至海外茶叶市场和茶叶收藏界的重视。
黑茶一直以来都是边销茶（又叫边茶，因专供边疆少数民族饮用而得名，多为紧压茶，原料为黑毛茶、老青茶、红茶）的主要种类，而黑茶也正是为了满足边疆少数民族同胞的需求，在销运过程中产生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边销茶还是联系南北、沟通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汉族的纽带吗？边销茶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马背上形成的黑茶
我国饮茶习惯的形成和传播途径是由南而北，自东向西，从王公贵族到黎民百姓，从农耕地区扩展到游牧地区。饮茶风俗始于南方产茶区，六朝以后传至北方，唐朝后期在北方流行。
茶叶传至民族地区是在唐代。一说在7世纪中叶，茶叶随文成公主入藏；一说在7世纪末8世纪初，茶叶作为药品进入藏族聚居区。但茶叶的传入，不等于饮茶习俗的形成。茶叶在唐代中早期尚未成为藏族人的生活必需品。
随着边疆少数民族同胞对茶叶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便开始有了茶马交易。初期的茶马交易，是作为对少数民族进贡的回赠，至唐贞元年间才正式开始商业性的茶马交易。早期的茶马交易是从绿茶开始的，当时的茶叶集散地为四川雅安和陕西的汉中。人们由雅安出发，人背马驮抵达西藏，至少有2至3个月的路程。当时由于没有很好的遮阳避雨工具，雨天茶叶常被淋湿，天晴时茶叶又被晒干，这种干、湿互变过程使茶叶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发酵，产生了品质完全不同于起运时的茶品，“黑茶是马背上形成的”就是这个意思。这种茶品更易保存并含有更多茶碱。久之，人们就在初制或精制过程中增加一道渥堆工序，于是就产生了黑茶。而这种适合长途运输和长期保存的茶类被专销到边疆民族地区，就成为后来的边销茶。
到了宋代，茶叶不仅成为贵族官僚的日常饮品，也成为庶民百姓啜饮待客不可或缺之物。如王安石《议茶法》载：“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此时，在少数民族中，饮茶习俗也广泛传播，契丹人至迟于五代时就有了饮茶习惯。宋辽“澶渊之盟”后的百年对峙时期，在北宋与辽的“榷场贸易”中，茶叶成为宋人输往辽境的大宗商品。
至于西北各少数民族，无论回鹘、党项抑或吐蕃，茶均为日常生活用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有载：“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其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西夏对宋的战争导致宋关闭互市和断绝岁赐关系，因此“饮无茶，衣帛贵”成为西夏停战的要因之一。
在西北诸族中，普遍有饮茶的爱好，而惟有藏族人嗜茶成瘾，这成为日后明王朝“以茶驭番”政策的重要条件。从西夏人缺茶求和到吐蕃所嗜惟茶，说明茶叶对边疆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北方和西北气候寒冷、干燥、缺乏蔬果，当地各民族从事畜牧业，食物以肉食和奶制品为主，很难摄取到维生素和矿物质，而茶叶中的茶碱能助消化、解油腻，茶叶也能提供维生素和矿物质，因此边疆少数民族对茶叶青睐有加。“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
千百年来，生活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以及绵延数千里丝绸之路两侧的蒙古、藏、回、维吾尔、裕固、锡伯、哈萨克等20多个少数民族，由于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养成了常年饮茶的习惯。藏民的酥油茶闻名遐迩，蒙古牧民的奶茶驰名天下。但这些地区的土壤气候皆不适于产茶，我国茶叶主要产于温暖湿润的南方。于是，边茶贸易成为汉族与少数民族稳固的经济联系。这体现的不仅是一种贸易关系，更是一种民族关系。
茶马互市的由盛转衰
边茶贸易始于唐代，是从事农耕的汉族与从事畜牧业的游牧民族之间进行的互惠互利的商品交换活动。边茶贸易有官营与私营之别，在官营贸易中，中央政府发挥了重要的调节和控制作用，体现了不同时期政府的民族政策。北方和西部少数民族常“以马市茶”，这种供给上的差异和需求上的互补，使茶马(不限于这两种商品)互市逐渐发展起来。
茶马互市在我国民族贸易历史上持续长达一千余年，历经唐、宋、元、明、清5代。唐代茶马互市兴起，但没有设官营茶马贸易机构，茶马互市主要是民间自由贸易。宋代出现了官营茶马互市机构，并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明代茶马互市，仅限于明政府与居住在河湟洮岷一带（今青海省东北部、甘肃省东南部一带）与川西地区的少数民族之间，主要是藏族间的贸易活动。清代沿用明制，但在实行了较短时期的官营垄断之后，开禁私营。
清开国初期，几乎全部承袭明代的茶马贸易专制制度。1668年，清政府裁撤茶马御史前，茶马贸易较为兴盛；之后，乾隆元年(1736年)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茶马贸易时罢时复，鸦片战争爆发后，茶马贸易停罢。清代官营茶马贸易机构体制的衰败表现在陈茶积滞问题严重、放宽茶叶流通控制和茶马贸易机构的裁撤。关于清代官营茶马贸易体制废止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政治上，清统治者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因俗而治，利用宗教建立清中央政府对蒙藏的统辖关系；经济上，以物易物的茶马交易方式落后，逐步被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体制所取代，同时也是因为牧马成为国马的主要来源。
茶马贸易为民族融合打下了经济基础；对内地和周边民族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中原与周边地区交通道路的开辟，形成了南茶北运、北马南运的“茶马古道”、“国信驿道”、丝路陇关南道复兴、青唐道等商路，也促进了一大批城镇的兴起；加速了茶文化的传播；官营茶马贸易对于安定西北边疆与巩固边防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农商部借抵御印茶侵销西藏之名，有意再次对边茶贸易实施统一经营管理，但遭到各地大小茶号的一片反对。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国家内忧外患，兵祸连年，百业萧条。在一些偏僻的边销茶的主产区，尚能维持较为稳定的边茶产销，茶号虽有减少，但仍能支撑局面。但军阀混战，战火绵延，最终祸及边茶产销。为凑军饷，各路军阀派捐派款，一月数次，边茶业成为他们敲诈的重要对象，茶号首当其冲。每次摊派捐款，数额确定后，短则3天缴款，多则一周完清。如有拖延，立即派兵上门，抓走业主，令拿钱取人，其横蛮凶残令茶商们敢怒不敢言，一些茶号纷纷关门，导致民国边茶茶荒。
据《四川省雅安专区边茶史料》记载：从1912年以来的十数年间，边茶茶引由原来最高年份的11万引减为6.9万引，萎缩40%。这期间先后倒闭的茶号有恒春明、恒春仁、忠信、大元、永吉、世兴、永裕昌、福盛、福聚亨、同福昌、姜公兴、亿盛、朝兴等20余家，其中不少创于明清时期的老号也未能幸免。历来专以产销边茶闻名的雅安、天全、荥经、名山、邛崃5县中，名山、邛崃两地的茶号已完全倒闭。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长久抗战计，国民政府提出建设西康为抗日大后方。四大家族资金集中一隅，开始垂涎西康边茶，几度力图挤入边茶行业，准备在西康成立“中国茶叶公司”，欲图垄断经营边茶业。刘文辉是四川军阀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反对四大家族插足边茶业，地方茶号唯恐被挤垮，也极力反对。于是，地方各派势力联合起来，于1939年组建“康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官僚资本占20%，民族资本占80%，对边茶实行统一经营，这是雅安南路边茶历史上第二次统制。但由于内部大权为少数大茶号所掌握，中小茶号听任摆布，造成公司经营不讲信用，掺杂使假，任意抬价，引起藏商的强烈不满。1944年，陕帮和川帮相继退出公司，致公司元气大伤。据统计，到1949年，公司生产茶包仅4万包左右，比1939年下降90%，边茶业历史上第二次统制以失败结束。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整个雅安地区仅存茶号48家，年产边茶17万包，边茶业衰落到极点。
承载传统手工艺与文化的边销茶
作为少数民族生活的一种特需商品，边销茶的政策性和政治性十分突出。无论在供应数量、供应时间还是产品质量上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民族地区的稳定，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边销茶的产销工作。
据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特需产品传统生产工艺和技术保护工程”项目组的调查：现今在产区，采取定点生产，能够较好保证边销茶的数量和质量；在销区，曾实行定点批发，并建立了销售网络，极大方便了牧民的生活。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市场已经放开，政府仍然不放松对边销茶生产供应的管理。新中国成立至今，南方各省区的边销茶厂共为西北边疆少数民族提供各种规格的边销茶180多万吨，保证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群众饮茶的需要，对加强民族团结、实现边疆地区的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国家有计划地组织边销茶生产和销售，建立边销茶生产基地，落实定点企业组织生产，相继扩建和新建了四川雅安茶厂，湖南白沙溪、益阳、临湘茶厂，云南下关茶厂，贵州铜梓茶厂，湖北赵李桥茶厂等边销茶加工厂，保证了边疆少数民族的饮茶需求。随着政策的调整，国家在产区内采取定点企业生产，目前在湖南、湖北、四川、内蒙古、云南、浙江6个省区设了25个定点生产边销茶的企业，较好地保证了边销茶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国家还对定点企业实行流动资金贷款优惠利率、技改贷款贴息和税收优惠等政策。自1992年开始，国家还建立了国家储备制度。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制定了《边销茶国家储备管理办法》，规定了边销茶原料储备品种及边销茶成品储备品种。
边销茶有着悠久的历史，承载着传统手工艺和民族文化。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立军认为，现代工业对传统工艺的冲击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下，边销茶传统生产工艺的衰退、变异是难以避免的。因此，他认为在政策上应当鼓励边销茶传统生产顺应现代生产发展趋势，积极创新，同时注重对传统工艺的保护和挖掘，并融汇于工艺创新之中，以不使边销茶的品质与口味因工艺进步而下降。同时应不断挖掘民族文化资源，推动边销茶消费时尚化。通过传统工艺与现代生产的结合，在产品生产、加工、包装过程中，进行多方面创新，同时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及需求，开发出更具特色的新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