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著名的产茶国家。唐宋以来，茶叶作为商品在国内广泛流通，至迟自宋代开始，已成为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长期享有盛名。本文试图探索宋代以前我国茶叶的生产、销售及其有关情况。
大致说来，我国人民饮茶始于秦汉之际，六朝时期，在江淮以南喝茶的人显著增加，并在逐步向北方推广。唐代中叶以后.全国南北各地都已饮茶成风，也正是这时，封建国家开始征收茶税，日益成为官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
一、两汉六朝时期，主要饮用野生茶
我国饮茶始于何时？第一部茶叶专书《茶经》的作者唐人陆羽溯源于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这是不能凭信的。宋人谈到这个问题时，已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蔡绦《铁围山丛谈》说，“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云，“茶之见前史，盖自魏晋以来有之”。佚名《南窗纪谈》说，“饮茶或云始于梁天监中，事见《洛阳伽蓝记》”。张涅《云谷杂记》称，“《晏子春秋》记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戈五卯茗莱而已”。近代更有人引《周礼.地官》掌茶条，说明饮茶起源更为古老。《晏子春秋》和《周礼》虽为后人伪托，但成书都不迟于战国时，那就是说，至少在战国时人们已知饮茶。
饮茶须先知道茶叶的来源，现代植物生理学告诉我们，茶叶的生长环境要求气候温暖，排水畅通。我国现代产茶地区大都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的丘陵地区，而先秦的载籍又不见河域产茶的记载。因此，认为生活在黄河流域的远古祖先是我国最先的饮茶者，是值得怀疑的。
清初顾炎武考查了古代关于“茶”字的记载及其演变，认定“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1]我们从汉、晋间一些人的记述看来，蜀地野生茶叶甚多。秦灭蜀是在战国后期秦昭襄王吋，因此，说战国秦汉之际人们开始饮茶是比较自然的事。扬雄《方言》说，“蜀西南人谓茶为菠”。西汉宣帝时，蜀郡人王褒所写《僮约》，规定僮奴任务之一是“牵犬贩鹅，武阳买茶”。[2]
武阳即今四川彭山，离成都很近，要奴僮买茶，当然是为了饮用。[3]晋人常璩说，犍为郡，“汉有盐井，南安、武阳，皆出名茶”。[4]平夷郡，“山出茶、蜜”。[5]傅咸《司隶教》说，“蜀妪作茶粥卖”[6]。“孙楚《出歌》：“姜桂茶荈出巴蜀，椒橘木兰出高山”。[7]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8]由此可见，我国西南部产茶地区的人民自然是较早饮茶的。
当然，野生的山茶也必然在江淮以南的其他山区同样生长。但在两汉时期，全国政治、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江淮以南人口稀少。生产落后，社会经济状况极少记载留传。自六朝立国江东，江淮以南，生产在迅速发展，这时，也只是在这时，才明确出现了关于山茶的记载。《续搜神记》说，晋孝武帝时，有人在武昌山中采茗，在山曲发现大丛茗处。[9]裴渊《南海记》云：“酉平县出皋卢，茗之别名。”南齐刘澄之《荆州土地记》说，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10]又说，浮陵茶最好。[11]张揖《广雅》说，“荆、巴、阆采茶作饼”。[12]王浮《神异记》曰：“余姚人虞洪人山采茗……获大茗焉”。[13]山谦之《吴兴记》曰：“乌程县西有温山，出御荈”。[14]杜育《荈赋》说，“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15]全国各地记载茶叶的增加，说明自两汉以来，饮茶的人逐渐增多。那时，人们普遍采摘野生茶为饮料，很难看到人工栽培茶树的记载。甚至到了唐中叶，陆羽还认为野生茶树的茶为上品，种植的茶为次等。因此，他很称赞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野生大茶树。
唐以前，记载饮茶的主要是封建上层人士。这不是他们有什么发现，只不过是在劳动人民多年生活实践的基础上加以模仿罢了。孙吴时，韦曜饮酒量小，每逢宴会，吴主孙皓给予特殊照顾，“密赐茶荈以当酒”。[16]晋朝并州刺史刘琨喜欢饮茶，他让别人再给他寄些安州干茶去。[17]夏侯恺死后，还显形“坐生时西壁大床，就人觅茶饮”。[18]这固然属于迷信，但也反映出那时饮茶者已不少，所以才有可能出现关于“觅茶饮”的传说。温峤上表，贡茶千斤，茗三百斤。吴兴太守陆纳设茶果宴招待来访的卫将军谢安，[19]扬州牧桓温宴饮时，也常伴以茶果。[20]左思的娇女，“心为茶莢剧，吹嘘对鼎沥”。[21]南齐武帝临死前，遗嘱不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酒傭而已”。[22]其子萧子懋还将茶、米等分送其他官吏。[23]饮茶的人多了，来源于生活的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以茶为题材，晋人杜育的《莢赋》便是著名的事例。
其次，饮茶主要盛行于南方。裴渊说，茶茗“南人以为饮”。[24]西晋末年，任瞻自华北渡江而南，宰相王导等至石头亲迎，瞻坐席便饮，且问旁人，“此为茶为茗”？[25]那时，“司徒长史王濛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26]王肃自南齐逃奔北魏，在洛阳仍“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经过较长时期，才习惯北方的羊肉酪粥。[27]梁武帝乘北魏大乱，派陈庆之送元颢人洛称帝，庆之为侍中，中原士族杨元慎嘲笑说，“吴人之鬼，住居建康……茗饮作浆，呷啜莼羹”。[28]贾思勰写《齐民要术》把“茶”放在“非中国物产者”一卷内叙述，这都说明华北不产茶，而且饮茶的人较少。当然，情况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如前所述。至迟自魏晋以来，北方已有饮茶的人。北魏的给事中刘缟也居然仿效王肃，“专习茗饮”。[29]梁武帝的儿子萧正德逃奔北朝.北魏的执政元叉正式设茶宴招待。王肃刚去北魏时，洛阳已有茶茗供应，说明南方所产茶叶已因北方有需要才被不断输入。
总之，秦汉时期在南方民间开始的饮茶活动，到六朝时期已逐渐传及于华北。那时候，人们除采摘野生茶而外，有以茱萸、柜子之属冒称为茶的，所以，晋人张华、刘琨等人非常强调要饮用“真茶”。那时，茶的制作技术不精，《茶经》说，“采不时，造不精，饮之成疾”。南朝沈怀远《南越志》说，“茗苦涩”。处在饮茶初期的情况下。这是难以避免的。另外；据《广雅》说，“饮茶时，用米汤浇覆之”。《广志》说，或以米和膏煎之。[30]弘君举很欣赏食茶面，[31]傅咸说，有人“作茶粥卖”。[32]可见当时的饮茶方式非常多样化。
二、唐人谈种茶方法
人工栽培茶树的方法到唐代始见诸记载。陆羽是第一个对它有所涉及。唐末五代，韩鄂进一步谈得比较详细。
茶叶是多年生长的木本作物。陆羽说，“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33]植茶的土壤以酸性土腐植质多，土壤疏松者为优；其次，排水良好的砂壤土以及丘陵地区的红土、黄土都可以种茶。茶树由茶籽播种繁殖，每年农历霜降节前后，采摘已成熟的茶籽，阴干去壳贮藏，以便适时播种。如何下种.他仅简单提示，“法如种瓜，三岁可采”。没有讲明具体载的栽种方法。
陆羽以后，经过百多年的社会生产实践，经验更为丰富了，韩鄂便比较详尽具体地谈到了茶树的种植方法：
种茶：二月中，于树下或北阴之地开坎，圆三尺，深一尺，熟所著粪，和土，每坑种六七十颗子，盖土厚一寸，强任生草，不得耘。相去二尺种一方，旱即以米泔浇。此物畏日.桑下、竹阴地种之皆可。二年外，方可耘治，以小便、稀粪、蚕沙浇拥之，又不可太多，恐根嫩故也。大概宜山中带坡峻，若于平地，即须畔深开沟垄泄水，水浸根必死。三年后，每科收茶八两.每亩计二百四十科，计收茶一百二十斤。茶未成开。四面不妨种雄麻、黍、傺等。收茶子：熟时，收取子和湿沙土拌，筐笼盛之，穰草盖，不尔，即力冻不生，至二月出种之。[34]
韩鄂所介绍的是穴播种茶法，它谈到了保护种子、选择耕地、施肥、下种、中耕、追肥、收获等几个重要环节。特别着重谈到了种茶适宜的地方。“树下或北阴之地”、“桑下、竹阴地”、“宜山中带坡峻。若于平地即须于两畔深开沟垄泄水，水浸根必死”。这是因为茶树生长需要较高的气温，但又不能长期烈日暴晒，尤其是幼嫩的茶苗，不能经受高温的太阳照射，所以在北阴的地方或者树阴下开穴播种为良。茶树需要充足的水分，但不适宜积水多的土壤，所以低洼平坦排水不畅的平原地区并非茶树的乐园。“宜山中带坡峻”，这种倾斜缓慢的山地既能排水畅通，又能水土保持和防止强风，以免强风损害嫩芽。因此，我国南方广大丘陵和山坡地是茶树的理想生长环境。宋代赵汝砺的《北苑别录》也说，“茶性恶水，宜肥地斜坡阴地走水处”。可见唐宋人对茶树的认识也比较一致，直到现代，我国产茶地区的分布情况也还是如此。
韩鄂说，秋收后的茶于要用湿沙土拌，穰草覆盖，至明年二月出种。否则便将经冬冻坏不生。由此可以看出，他所介绍的可能是江淮间即较北地区的情形，如果在长江以南是不需要如此护理而不会冻坏的。湿沙土拌，又覆盖草，既是妥善保藏了种子。而且用筐笼盛之，是避免种子含水多了，容易发霉，三者结合处理，可以保持种子的一定水分和适宜的温度，促进种子发芽，以便到农历仲春月开坎下种。每坑种六七十棵，覆土寸厚，茶籽聚集在一块，在适当气候条件下易于突破土层，较快地出苗。
施肥可以改良土壤，又可供给植物所需养料，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都不能缺肥。茶籽下种时和以粪土，中耕时也要上肥。一般说来，下种前最好用腐熟的堆肥作基肥，中耕时用沤熟的小便、稀粪作追肥，以便促使茶叶迅速生长。但由于茶树苗嫩，一次不能施肥太多，以免肥多伤害嫩苗，因此，在小便中多加些水使之稀释是必要的。
书中还提到茶园内可以间种套种雄麻、黍、穄等作物，既是合理利用土地以增加农业收入，又可以对幼嫩茶苗起着蔽阴和助长的作用。另外，穴播的树苗到一定时期需要间苗和移栽，茶园内还要中耕除草，这里不一一赘述了。
韩鄂同样提到了人工栽植茶树三年后便可采摘。但是，他没有谈如何采摘以及如何加工茶叶。陆羽和唐宋其他人士谈到了不少，本文将在下节讨论它。就种茶方法来说，正如前面注文所已指出的，《四时纂要》所介绍的办法自五代经两宋以至于元是一直沿袭了下来。因此，它在我国植茶历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
三、唐代的茶叶生产
我国现代茶叶的产地是江、浙、皖、赣、湘、川、滇、黔、桂、粤、闽、台、陕、豫等十五个省区。陕、豫产茶主要是秦岭和淮河以南的地带，台湾在唐代是否产茶不见明文记载。除此而外.其他各省区在唐代都已产茶。当然，茶区的分布和茶叶的品种现在早已远远超越了唐代。
唐五代时期的产茶地区，综合唐、宋人们的叙述，有陕、襄、荆、衡、金、梁、光、申、舒、寿、蕲、黄、湖、常、宣、杭、睦、歙、润、苏、彭、绵、蜀、邛、雅、泸、眉、汉、越、明、婺、台、恩、播、费、夷、鄂、袁、吉、福、建、韶、象、归、夔、庐、饶、怀、江、循、岳、抚、洪、安、潭、和、朗、容、邕、封、高、巴、渝、涪、简、池、汀、漳、扬等六十九州。[35]
对于唐代的产茶情况，下面作几点简单说明。
第一，我国地形分布，丘陵地区主要在长江以南。这些地方，气候温暖湿润，适宜种茶。杜牧说：“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在唐代，“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36]还有人说，“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37]天柱山、霍山一带，自唐宋以后长期来是茶叶著名产地，六安茶至今驰名全国。黄山所在祁门一带，“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38]四川“泸州所管五县……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秀麦”。[39]嘉陵江南的“益昌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40]由于社会上有专业以茶为生的，所以唐、宋时的户籍中出现了“茶户”，可见，自唐代开始，我国盛产茶叶的基本局面已经形成。
第二，上述唐五代六十九州产茶是不同时期许多著作的综合，其中有些产茶地区是诸书记载比较一致的，如峡、金、梁、寿、蕲、申、常、湖、睦、福、雅、婺、明等州，反映出这些州郡产茶量较多，而且是长期出产茶叶的。至于记载当时各地茶叶品种的以《国史补》所列举比较全面，参照唐宋人的诗文所述。可知最负盛名的有雅州之蒙顶，湖州顾渚及常州阳羡，义兴之紫笋，绵州之昌明，峡州之碧涧，寿州之黄芽，岳州之含膏，蕲州之团黄，建州之蜡面、京铤。那时，江南不少驿中设有茶库，“诸茗毕贮”。[51]充分反映茶产的丰裕。
第三，唐五代的产茶地域在逐步扩大。如祁门产茶，《茶经》列为下等，《新唐书》和《国史补》等也都不载。但至少自唐文宗以来，祁门“茶货实多”。[42]“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43]直到现代，祁红、屯绿，仍驰名国内外。又如云南产茶，史传不书，唐末樊绰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44]说明滇南墨江乃至普洱地区在唐后期已盛产茶。建州产茶，《茶经》不予重视。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年）诏，福建今后停贡橄榄，“只供进蜡面茶”。[45]说明中唐以后，福建早有名茶进贡。宋人著作也反复称赞自唐代以至南唐，建州盛产蜡面、京铤、北苑茶，[46]他们纷纷指责陆羽的记载不符合实际情况。
第四，唐代每年的产茶量现在无从查考。封演说：“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47]这些不同品种的茶叶，是由于采摘有迟早和加工方法不同的结果。人所共知，种茶是为了采摘它的嫩芽，由于茶树品种不一，特别是由于各地气候以及土壤等条件的制约，茶树不断生长新芽，需要及时采摘。晋人杜育说：“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哗若春敷。”[48]说明秋摘茶宛如春茶。唐人陆羽说：“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始抽凌露采焉”。[49]他还详细记载了当时采茶所有的工具。事实上，现代江南的茶树，大致在每年春、夏、秋三季均可采摘柔嫩新茶，陆羽只说二、三、四月，可能存在和宋代官榷茶有某些类似之处。苏辙说：“昔茶未有榷，民间采茶，凡有四色，牙茶、早茶、晚茶、秋茶是也。采茶既广，茶利自倍，自榷茶以来，宫中只要早茶，其余三色茶，遂弃而不采，民失茶利过半，今既通商，则四色茶俱复采。”[50]当然，一般说来，茶叶采摘过嫩，会减少产量；采摘过老，产量虽多，又要影响成茶的品质。因此，要做到适时茶摘新茶，借以保证茶的质量。
第五，摘下嫩茶后，加工方法是与日改进的。现代，我国茶叶通常是加工为红茶、绿茶二种。唐代不是这样，宋人常说陆羽所烹的是草茶，[51]朱翌说，“唐造茶与今不同，今采茶者得芽即蒸熟焙干，唐则旋摘旋炒。”[52]《茶经》记载了唐代茶叶加工所用之灶、甑、杵臼、规(捲）、朴等工具，唐人诗文中也有很多谈论加工茶叶使用臼碾磨的。但也存在宋人重视的蒸熟焙干法。张舜民说：“贞元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研膏茶。”[53]白居易说，“春泥秧稻暖，夜火焙茶香”。[54]顾况说，“莫嗔焙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55]
当然，总的说来，唐人很重视炒和焙，宋朝更重视蒸和焙，把摘取的鲜茶蒸之使软，再冷却焙干即成。自唐后朝以至于宋，一般都以碧绿色茶为贵。[56]
四、饮茶遍及全国
茶叶是经济作物，它的产量大增，自然是为了满足人们饮用的需要。如果说，直到南北朝后期，华北饮茶的人不太多。那么，到唐中叶情况便显著不同了。“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57]说明华北地区的不少城市已开店铺卖茶。王敷《茶酒论》说，“茶贱三文五碗”，[58]投钱取饮，茶价还是比较便宜的。日本高僧圆仁《人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唐文宗、武宗时，他路经现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苏北等地时，多次沿途“啜茶”，唐代首都长安永昌里便设有茶肆。[59]玄宗时，长安城东穿广运潭，运来了各地的土特产，其中豫章郡船装运的名瓷多为茶釜、茶铛、茶碗，[60]大量茶具运到华北，.显然是了供应社会上饮茶的需要。北方饮茶的多了，茶叶从江淮以南源源运来。李珏说：“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61]他说的情况是概括了南北各方面，很值得注意。
(甲）说饮茶象饭、菜一样为人生所必需，这是广大人民重视饮茶的真实写照。其后，赵宋君臣也有若干类似的论述。王安石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而今官场所出，皆粗恶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贩者”。[62]说明自唐宋以来，饮茶已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了。
(乙）饮茶的人，“田闾之间，嗜好尤切”。明确讲出了广大农村人民大众嗜好饮茶，这是比王公朝士远为广阔发展茶叶的群众基础。陆羽也说，“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俞(渝）间，以为比屋之饮”。[63]说明自唐代开始，南北城乡已经饮茶成风了。
(丙）饮茶祛渴乏，这是说出了饮茶的重要作用。经验证明，人们在劳动烦累口渴时，喝杯浓茶，口液生律，精神振奋，消除疲乏。晋朝人杜育早已指出，饮茶“调神和内，倦懈慵除”。[64]刘琨给弟侄信中说，“吾体中烦闷，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65]南北朝时，王肃“渴饮茗汁”。[66]唐人封演引《本草》说，茶能止渴。常鲁公说，茶“涤烦疗渴”。[67]徐铉也说，“解渴消残酒，清神感夜眠”。[68]陆羽谈饮茶，“茗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69]这都充分说明饮茶有解渴和消除疲乏的作用。
人们如此喜爱饮茶，除了解渴而外，还有别的作用。
第一，饮茶提神止睡。早在三国时，张揖说，饮茶“醒酒，令人不眠”。[70]晋初张华说，“饮真茶者，令人少眠”。[71]说明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早已认识到茶有兴奋神经的作用。《本草》也说，茶令人不眠。自南北朝以至隋唐，信佛者众，寺院内盛行饮茶。南朝新安王刘子鸾和豫章王刘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大设茶茗相待。[72]李石《续博物志》卷5说，“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教禅者不以寐，人多作茶饮，因以成俗。”[73]信佛要坐禅，夜不能寐，饮茶令人止睡，于是人多作茶饮。白居易深有体会地说，“驱愁知酒力，破睡见茶功”，“午茶能散睡，卯酒善销愁。”[74]
第二，茶有消食之功。唐玄宗时，一位并不喜欢饮茶的官员毋煚也承认饮茶有“释滞消壅”之用。[75]王建诗，“愿师常伴食，消气有姜茶”。[76]李德裕说，“茶可消酒肉毒”。[77]那时候，不仅汉人饮茶，边境少数族人民也大量饮茶，吐蕃境内有内地各处所产的茶。[78]契丹常以羊马卖与南唐，买茶药等北归。[79]封演说，饮茶之风，“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其实，这是不足怪的。回鹘、吐蕃等族人饮酪食牛羊肉，油腻饮食，不易消化，茶特别是浓茶，有助于消食。《宋史》卷167《职官志》：“元符末，程之邵召对，徽宗询以马政。之邵言：戎俗食肉饮酪，故贵茶，而病于难得，愿禁沿边鬻茶，专以蜀产易上乘。诏可。未几，获马万匹。”[80]这里说的是宋代情况但可供唐代边疆各族盛行饮茶的旁证。
饮茶好处大，宾客相见，照例以茶相待，有人嗜茶，“客至，不限瓯数，竟日执持茶器不倦”。[81]代宗派人慰问节度使时。大量赐茶，指令“分给将士以下”。[82]德宗初，节度使回赠朝廷使节也有“黄茗”数百斤。[83]官员彼此之间，也往往以茶叶送礼。[84]自中唐以至五代，许多乞假人觐臣僚，朝廷例赐茶果或茶药。[85]宋人黄裳说：“茶之为物，祛积也灵，寤昏也清，宾客相见.以行爱慕之情者也。天下之人不能废茶，犹其不能废酒，其特适人之情也，礼之所在焉。”[86]他是针对唐宋二代情况说的。实际上是历代相沿，至今还有其现实意义。
陆羽嗜茶，很讲究煎茶之法，被人们称之为“茶神”。唐人著作《封氏闻见记》、《皮子文薮》、《桂苑丛谈》、《大唐传载》、《国史补》、《因话录》以及宋人所编《唐语林》、《太平广记》、《新唐书·陆羽传》等等，都有大量记载陆羽论述茶的事迹。陆羽不仅对茶叶生产和茶叶制作有研究，甚至对盛茶所用茶碗颜色以及煮茶所用的水也都非常讲究。除了《茶经》，还著有《顾渚山记》二篇，是论述顾渚茶的专著，可惜现在已经失传了。
和陆羽同时的常伯熊也很讲究饮茶，他“手执茶器.口通茶茗，区分指点，左右刮目”。[87]江州刺史张又新著《煎茶水记》，称刘伯刍鉴别适宜煎茶的水为七等，又记载陆羽为李季卿论煮茶之水次第区分为二十种.[88]其后，太原温从云、武威段碼之也都精通茶事，又各补茶事十数节。[89]裴波著《茶述》、前后蜀的毛文锡作《茶谱》，叙茶事又有新的发展。[90]随着饮茶研究的深入，对于饮茶的普及也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唐代的茶商和茶叶贸易
茶叶是饮料，茶农生产它，主要是为了出售。生产决定流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出售茶叶在当时是一种为买而卖的商品流通，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商品流通。
茶叶主要产于南方的丘陵和山地，平原和湖泽地带的人们以及广大华北地区的居民和边疆高原一带的住户，都需要从江淮以南运茶，可以推想，唐以前已是这样。唐代“舟车相继，所在山积”的茶，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吐蕃所在的西藏地区不产茶，但在那里却有产于淮南(寿州、舒州）、湖州、岳州、绵州、蕲州等地的名茶，那一定是由商人贩运去的。杜牧说，“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人山交易”。[91]在祁门，贾客“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因为祁茶质地优良，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92]所以商人们蜂涌而至，争加选购，肩挑、车运、水运，兼而有之，繁忙已极。这些专门经营茶叶生意的商人当然是为了营利。天宝中，刘清真等二十余人在寿州买茶，人致一驮，然后北去。[93]这些从淮南贩茶北去的人自然是去北国境内销售。白居易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94]洛阳商人王可久，“岁鬻茗于江湖间，常获丰利而归”。[95]吕用之的父亲吕璜也以卖茶为生，来往于淮淛间。[96]“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97]中原地区的茶叶贸易一派兴旺。剑南产茶，北商也多来贩易，直至唐末，“西川富强，祗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98]四川地区的茶利，足以弥补唐政府的巨大军费开支。由此可见，当地产茶和茶叶贸易的盛况。唐代曾出现类似现代汇票的“飞钱”制度，很有利于茶叶贸易的展开。
马克思说的好，“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99]封建社会里的生产和流通不能不打上封建的烙印，封建专制主义强迫全国各地将优质茶进贡朝廷，使这些优质茶不能投入市场进行贸易。对于在各地贸迁有无的茶商，封建政府一方面“准敕条例，免户内差役”。[100]另一方面，又向他们征收商税，通过税和榷茶，使茶叶的生产和流通严格地为其封建制度服务。这不仅束缚了茶农的生产，而且使茶商的贸易无法获得正常的发展。唐文宗说，“榷茶本率商旅”。[101]榷税多了，商人为了保持其高额利润，必然要高价出售茶叶，到头来受害最大的还是广大人民。当时已有人指出，“今收税既重，时估必增，流弊于人，先及贫弱”。“价高则市者稀，价贱则市者广”，“榷茶加税，颇失人情”。[102]然而，这种不景气并未因此有任何改变。各地“方镇设邸阁，居茶取直，因视商人它货横赋之，道路苛扰”。[103]由此可见。封建统治者的种种措施严重妨碍了商品贸易的正常发展。
人们喝茶的嗜好已经形成便不易去掉，而从事茶叶贸易既是有利可图，社会上便一定有人为此奋斗。大批私茶商贩冒禁深入茶区，贩卖私茶。官府惊呼，“兴贩私茶，群党颇众。”[104]在寿阳，“有货茶盗，斗变难制”。[105]对于众多的私茶贩，大致可以分为二类：
私茶贩中有很多是一般商人，统治阶级称之为“贩茶奸党”，[106]这些商人为了对抗官府的迫害，往往结党成群，武装自卫。史书说，“江吴群盗，以所剽物易茶盐，不受者焚其室庐，吏不敢枝梧”。[107]他们买到了茶叶，“北归本州货卖”。[108]这些茶叶，没有向官府交税，又因集体武装自卫，沿途没有交纳各种横税，所以。茶叶出售价格较低，深受饮茶人们的欢迎。于是，“正税茶商多被私贩茶人侵夺其利”。[109]很使封建统治者深感不安。
另一类私茶盐贩是地主富豪。唐文宗说：“江淮富豪大户……私贩茶盐，颇挠文法，州县之弊，莫甚于斯。”[110]这些人拥有经济上的实力，又和封建官僚勾结，“场铺人吏，皆与通连”。[111]更有甚者，“度支、盐铁、户部三司茶纲，欠负多年”。原因在于“将茶赊卖与人”。[112]封建官僚机构将茶赊卖的对象无疑是富豪大户。这些富豪兴贩茶盐乃是乘人之危，凶狠地向人民榨取钱财。
唐政府为了制止方兴未艾的大量私茶贩，武宗即位后，制订了园户私卖茶和贩私茶的处理办法。它规定园户私自卖茶十斤以上、百斤以下的罚钱一百文，并决脊杖二十。私卖茶在一百斤以一L的处罚更要加重。如果犯法三次以上便由地方官收管，“重加徭役，以戒乡闾”。凡贩私茶十斤以上、百斤以下的茶商，是决脊杖十五，“其茶及随身物并没纳”，还将本人押交当地州县收管，“使别营生”。[113]武宗的这一禁令影响深远，直到宋代还被模仿实行，《国史食货志》说，“自唐武宗始禁民私卖茶，自十斤至三百斤，定纳钱决杖之法，于是令民茶折税外悉官买，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人之”。[114]不过，禁令虽严，买卖私茶之风并未停息。唐宣宗即位，实施了更严厉的禁令。凡是私自卖茶三次，数目在三百斤以上的一律处死刑。如果是结伙、长途贩运，不论茶叶多少，一律处死，那些被茶商雇用的车夫，运载私茶，连犯三次，达五百斤的，也一律处死。那些旅店主人和经纪牙人介绍进行了四次私茶买卖，贸易额达千斤以上的也都要处死。园户私卖茶百斤以上杖背，先后三次私卖茶便“加重徭”。如果茶农气愤，砍伐了茶树，地方官必须及时进行阻止，否则也要受到惩处。封建国家还派人在各地出茶山口及庐、寿、淮南界进行侦察，号召私商自首，“量加半税”。[115]经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了，茶农和茶商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五代十国时期，政治上南北分裂，出茶地区基本上是在江南九国境内。各国统治者竞相垄断本国的茶叶贸易。前蜀“与秦王(李茂贞）和亲，稍稍以麻布、茗草给之。……秦王大喜，率强丁及驴马，悉遣人蜀搬取，其来也载青盐、紫草，蜀得其利焉；其去也，载白布、黄茶，秦得粗货矣”。[116]这是把四川的茶叶输入陕西出卖。马殷在湖南抑买民茶，“在汴、荆、襄、唐、郢、复州置回图务，运茶于河南北卖之，以易缯纩、战马而归”。[117]他每年向中原王朝贡茶由几万斤以至二十五万斤，这是一种变相的官方买卖，史称他“于中原卖茶之利，岁百万计”。[118]与之相类似，两浙的钱镠向中原进睦州大茶三百一十笼，或是大方茶二万斤，[119]有时还“差使押茶货往青州回变供军布衫段送纳”。[120]淮南杨行密也派部下运茶去后梁汴宋地区进行贸易。[121]吴和南唐多次向中原王朝进贡细茶，少则几百斤，多达五十万斤。[122]后来，南唐与赵宋南北对立，也常向宋政府贡纳茶和瓷器。[123]
南北对立的五代十国时期，茶商贸易自然也还是有的。南唐境内的茶叶常常被运到契丹出卖，[124]河北的富商也往往到淮南买茶叶，[125]湖南曾“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收其征以赡军”。[126]据说是“岁人万计，由是地大力完”。[127]后汉也曾派人往湘潭买茶，[128]不过，这些商贸往来常常受到地方官吏的掠夺.后晋时，平卢节度使房知温积货数百万，在他死后，其子房彦儒以之进献于目家，其中便有茶叶一千五百斤。[129]襄阳是南北商人进行茶叶贸易的枢纽地，襄州节度使安从进曾在一年内两次向北方王朝进献茶，每次都有一万斤。[130]安州的李金全也一次进茶三千斤。没有疑问，这些进献的茶叶都是来自茶商的，官吏们的暴力掠夺行为必然损害正常商贸关系的发展。
六、唐代的税茶和榷商
我国征收茶税始于唐代，但具体时间记载有些歧异，不厌烦琐，撮要开列如下：
《唐会要》卷84《杂税》：“建中元年九月……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充常平本钱。”(《事物纪原》卷l《杂税》文同）[131]
《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建申四年，度支侍邓赵赞议常平事，竹木茶漆尽税，茶之有税，肇于此矣。”[132]
《旧唐书》卷13《德宗纪》，贞元九年正月“癸卯，初税茶，岁得钱四十万贯，从盐铁使张滂所奏，茶之有税，自此始也。”[133]
《山堂考索·后集》卷56《榷茶》：“茶之有税，起于唐之赵赞。茶之有榷，又起于唐之王涯，如王播、裴休皆主榷茶之议者。”[134]
《续资治鉴长编》卷42，至道三年(977年）五月。王禹稱上疏：“只如茶法，从古无税，唐元和中，以用兵齐、蔡，始建其法，唐史称是岁得钱四十万贯，东师以济，今则数百万矣。”[135]
我们抛开记载中的个别年月差异，可以肯定，唐德宗建中时，开始对茶叶征收什一税。兴元元年(784年），曾下令停止收茶税，[136]所以，贞元九年开始的茶税，《新唐书》卷9《德宗纪》称为“复税茶”，[137]自此以后，茶税便不再停止征收了。
王禹偁说，元和中开始征收茶税是错了的，但同时存在类似看法的颇有其人。当宋真宗与辅臣讨论茶利时，“王旦等曰：元和国计茶税，岁不过四十万缗”。[138]其实，自德宗贞元以来，每年收入四、五十万贯的茶税乃是通常的情况，[139]元和时的税茶收入并无明确记载，可能也是四、五十万贯。李珏在穆宗初上疏说，“税茶之事，尤出近年”。[140]这大概是宋人致误之由。但李珏已指明税茶“在贞元中，不得不尔”。按理是不应该有混乱了。
关于榷与税，章如愚把二者加以区分乃是无可厚非的。榷是专卖，早在汉武帝时，已有“初榷酒”的记载，[141]《旧唐书》卷49《食货志》也说，建中三年(782年），“初榷酒”，没有把当时已经存在的税茶称为榷。同书卷17下《文宗纪》：太和九年(835年）十月，王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税，自涯始也”。王涯建议税茶的一套办法符合汉代以来专卖的涵义。不过，《旧唐书》的记载仍有混乱，“长庆元年(821年），盐铁使王播增茶税”。已称之为茶税，而记反对王播意见的李珏上疏。“今若榷茶加税，颇失人情”，[142]则又称为榷茶。其他《唐会要》、《新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书所记唐代税茶之事，也将“榷”与“税”二者混用。宋仁宗的诏书说，“唐自建中，始有茶禁”。[143]这是把税茶也视为榷了。但曾巩在《元丰类藁》中却把唐代有关茶叶的征税一律称税而无榷茶之名。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的按语中却说，“嗜茶、榷茶皆始于贞元之间”。唐律不见对“榷”的解释。宋代，“诸称禁物者榷物同，称榷货者谓盐、矾、茶、乳香、酒、曲、铜、铅、锡、鍮石，诸违犯禁物，如被盗诈恐喝及因水火致彰露者，并同首原”。[144]唐代对矿产的政策与赵宋有所不同，对于茶、酒税的政策是大体一致。由此也可窥见。唐宋人对榷与税之区分已不如汉朝人那样严格讲究了。
唐德宗贞元以后，在“郡国有茶山及商贾以茶为利”之处。设置税场，分三等估计，以征收什一税。这[145]自此经顺宗以至宪宗一直沿袭了这种收税办法。元和时，李巽为盐铁使，“物无虚估，天下粜盐、税茶，其赢六百六十五万缗”。[146]当时的茶税收入一定不少。各地“州府置茶、盐店收税”，被认为是一种权宜之计，“诸道先所置店及收诸色物钱等，虽非擅加，且异常制”。[147]元和时对茶盐的临加附加税很快便停止了。
穆宗即位，一年内三次变革茶税。首先，对茶、盐等税。“每贯除旧垫陌外，量抽五十文”。[148]实际已是额外加税。几个月后，茶税钱“亦与纳时估匹段及斛斗”，[149]以粮绢代茶税，在那钱重物轻的时代，必然是变相加税。再过几个月，盐铁使请求把茶税每百文增加五十文，[150]这个时候，茶税岁收应有较大增加，但史文失载。
唐文宗时，郑注建议，“江湖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151]盐铁转运使王涯也请求改变江淮以南茶法，于是任命王涯为诸道盐铁转运、榷茶使。[152]他上表请求“使茶山之人，移树官场，旧有贮积，皆使焚弃”。[153]蛮横地剥夺百姓的茶园，理所当然地要招致人们的拚命反抗，令孤楚请罢榷茶使的奏文说，“岂有令百姓移茶树就官场中栽植，摘茶叶于官场中造作，有同儿戏，不近人情。”[154]充分反映出拥有茶园的人们被榷茶措施激怒了，那些茶商们“计鬻茶之资，不能当所榷之多”，[155]也表示了很大的不满。震于朝野的反对，王涯的榷茶办法没有通行。令孤楚继续主持茶政后，“纳榷之时，须节级加价”，理由是“商人转卖，必较稍贵，即是钱出万国，利归有司，既无害茶商，又不扰茶户”。[156]增加茶税，伤害最大的自是喜爱饮茶的广大人民。
武宗即位，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加江淮茶税，[157]还恢复了元和时曾被废除的茶商往来各地的关卡税，茶商所经过的州县都征收重税，稍有不顺，乃凭借权势，抢掠车船，使它装载的茶叶露积雨中，这种恶作剧的举动迫使人们转而从事走私贸易。前已指出，武宗和宣宗时，曾一再通过法令，严厉惩罚私茶商贩。还对“庐、寿、淮南(茶），皆加半税”，如此双管齐下，使“天下税茶，增倍贞元”。[158]即是说。唐末宣、懿之际，全国茶税岁收近百万贯了。[159]
唐代各地征收茶税的具体情况，现存资料极少，时间又前后参差。饶州浮梁县，宪宗元和时，“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万余贯”。[160]剑南道税茶，文宗太和时，由使司自理，“每年出钱四万贯送省”。[161]常州税茶，文宗开成时，曾由盐铁场改归州县征收，“比类盐铁场院正额无数，加数倍已上”，[162]于是，便将此数作为茶税正额。唐代，诸道州府都置茶盐店收税，茶商携茶住店，每斤要收塌地钱，所经关口也要收关税，[163]如泗口税场，“茶、盐、绫绢一物以上并税”。[164]文宗以后，全国诸州县山泽矿冶税收“不过七万余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165]由此可见，各地茶税的收入很不少。
五代十国时期，同样存在茶税。苏辙说：“五代之际，孟氏窃据蜀土，国用偏狭，始有榷茶之法”。[166]这是说的后蜀税茶。
在楚国，“民间采茶，并抑而买之”。[167]南唐李氏。“江南诸州，官市茶十分之八，复征其余分，然后给符，听其所往，商人苦之”。[168]或者是“以茶盐强而征其粟帛，谓之博征”。[169]王子安《东溪试茶录》说，“旧记建安郡官焙三十有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为民间所苦”。宋淮南转运司说。“庐州舒城县，自伪命以来，纳赡军年额茶七千三百斤”。[170]这都是说的南唐种种税茶情况。
在华北立国的五代诸国也常征收茶税。后梁在雍州、诃阳、徐州三处设场院税茶。[171]后唐的“省司及诸府置税茶场院，自湖南至京六七处纳税，以致商旅不通”。[172]后汉时，有人建议“于襄州立茶务，收税买茶，足以赡国”。[173]华北诸王朝所在地一般很少产茶，但也同样税茶，乃是由于北方人民大量饮茶，商人从南方贩运去了很多茶，封建官府也对他们进行征税。
宋人潜说友说，“茶税起于唐，利曰益滋，法日益详。县官因以佐大农，宽舆赋，遂为经常之制。国朝初，循唐旧。”[174]事实上，宋初于江淮以南，“惟川峡广南茶，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余悉榷。”[175]后来，由于和辽、金、西夏长期对峙，宋政府在和它们相邻的边境，特设榷场，由官府垄断贸易。其中重要商品之一是便是南北人民都很喜爱的茶叶。
七、唐代茶农、茶商的苦痛生活及其反抗斗争
唐代，茶叶生产和销售都获得了普遍的发展。茶农和一般茶商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呢？
茶叶是摘自茶树的新芽。如果说，唐以前，主要摘自野生茶树，那么，唐代开始，便主要摘自人工栽培的茶树了。经营茶园的人。有小农，有茶园主(地主），[176]也有官府。[177]毋庸置疑，茶园主管和官府都是地主。地主不劳动，他们经营茶园的方法通常是和种植粮食的田庄有区别的，这就是说，根据茶园生产的特点与其采用租佃办法还不如使用雇佣劳动为方便，因此，像陆龟蒙那样收“茶租”的人乃是很罕见的。九陇人张守珪的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工者杂处园中，有一少年，自言无亲族，赁为摘茶，甚勤愿了慧”。[178]王体野在循州浮山构草堂，“植茶成园，犁田三十亩以供食”，当地素无人居，在他建立茶园后，二十年内，“因野人(指王体野）遂成三百家”。[179]他们自然是为这个茶园提供劳动力的。摘茶和制茶都是艰辛的劳动，以摘为例，由于茶树植于丘陵和山地，需要攀登人山或爬树摘芽。袁高描写他在苏南的亲身见闻说：“我来顾渚源，得与茶事亲，氓辍耕农耒，采掇实苦辛，一夫且当役，尽室皆同臻，扪葛上欹壁，蓬头人荒榛，终朝不盈掬，手足皆鳞皴，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180]因为每天上山采茶的时间很早，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李绅一再谈到霍山一带多虎，“每岁釆茶，常遭啖食，人不堪命”。[181]这些采茶的人力，从唐宋时期的不少茶园来看，都是受雇佣的贫苦人民。[182]由此可见，他们的遭遇是多么酸辛和可怜。
那时候，采茶有严格的时间限制。陆羽说：“始抽凌露采焉”，“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徐铉说：“荷杖青林下，携筐旭景前。”原注“采茶须在日未出前。”[183]梅尧臣说：“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人山乘露掇嫩觜，林下不畏虎与蛇”。[184]赵汝砺进一步说明了侵晨摘茶的缘由，“采茶之法，须是侵晨，不可见日，晨则夜露未晞，茶芽肥润，见日则为阳气所薄，使芽之膏腴内耗，至受水而不鲜明”。他又说：“大抵采茶亦须习熟，募夫之际，必择土著及谙晓之人，非特识茶发早晚所在，而于采摘，亦知其指要，盖以指而不以甲，则多温而易损，以甲而不以指，则速断而不柔。故采夫习熟，政为是耳”。[185]可见当时采茶有很多的清规戒律。由于摘茶季节气温已高，新采嫩芽不能大量堆压。以免发热变质。因此，新茶要及时加工，“旋摘旋炒”，劳动是十分紧张的。
前已指出，唐代种茶有的以茶为副业，也有的以种茶为业，他们生活在山区，即山种茶，仰以为生。《淳熙新安志》卷1《风俗》：“民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自给。”这是就宋代说的，当地在唐代已盛产茶，大致也应存在上述类似情况。“益昌(县）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人。会盐铁官奏重榷筦，诏下，所在不得为百姓匿。(县令何）易于视诏。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赋以毒民乎!”[186]由此可见，种茶的山区小民与种田的小农一样，他们的生活原来便是相当艰苦的。
这里，需要谈谈危害民众很大的贡茶。所谓贡茶是把各地所产最优质上等嫩茶毫无报酬地以进贡的名义交给最高封建统治者一一“皇上”。这一现象至少自六朝以来便已存在，山谦之的《吴兴记》，当地“出御荈”。[187]这就是进贡的好茶，直到唐代，吴兴仍大量贡茶。中唐时，刘晏每岁转运江淮茶叶进贡，其中便有吴兴茶。[188]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始于顾渚置茶贡院”，[189]以直隶于盐铁转运使，每岁由它负责办理贡茶事宜。武宗会昌中，顾渚岁贡茶达一万八千四百斤。[190]湖州(即吴兴）自“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191]可见吴兴贡茶规模之大和役民之众。雅州蒙山之蒙顶茶很受陆羽称赞，“每岁贡茶，为蜀之最”。[192]这也说明，四川地区的贡茶并不限于蒙山一处，但蒙顶茶的岁贡数量最多。另外，苏州、蕲州、舒州、申州、吉州等地每年也都有贡茶。[193]文宗太和七年(833年）正月，诏罢吴、蜀冬贡茶。这并非废除贡茶，只是将制作贡茶由冬日改在立春后，以示惠民罢了。[194]至于全国各地按时进献茶果，他是念念不忘绝对没有废除的。[195]前面已经谈到，福建在唐昭宗时，已进贡“蜡面茶”，到了十国南唐李璟时，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京挺”。[196]这是又一种贡茶。楚国马氏向后梁“岁贡茶二十万斤”。[197]可见，五代十国时期，贡茶办法，一直延续了下来。
凡是贡茶，一贯以早为贵。袁高《茶山诗》：“阴岭芽未吐，使者牒已频”。刘禹锡《试茶歌》：“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李郢《茶山贡焙歌》：“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帖催，朝饥暮匐谁兴衰，喧阗竞纳不盈掬。……茶成拜表贡天子，万人争瞰春山催，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198]他们谈到贡茶只是描述了官府派人催督的急迫情景，对于茶农和运夫的苦，诗人并没有认真揭示出来。德宗时，袁高为湖州刺史，贡茶三千六百串，他还得意洋洋写诗刻石以传于世。[199]文宗诏罢吴蜀贡茶后五年，以“湖州进献新茶，不及常年”，特派浙西监军判官王士玟充湖州造茶使，专司贡茶。[200]卢仝说：“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仁风暗结珠诽瓃，先春抽出黄金芽，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201]贡茶贵早，茶农和千万劳动人民为此所付出的无偿劳动以及所遭受的凌辱与迫害，在赤印帖催声中淹没着。
总之，茶农每年辛勤劳动，培育了茶树。每逢新春茶芽初发，便被官府逼夺以去，他们的生活遭遇与种田的农民相同。王涯推行榷茶法，强使茶山之人移植根本，并焚弃原先贮存的茶，便不能不大大激怒以茶为业的人们。唐后期，茶农因遭受不堪负荷的剥削，被迫砍伐茶树，毁坏茶园，这样的辛酸事乃是茶农愤怒进行的一种反抗斗争方式。
那些贩卖茶叶的商人，由于不断遭受商税、塌地钱和榷税之苦，无法进行正常的商贸活动。违禁贩茶的商人乃大批涌现，他们结党成群，武装反抗官府。唐武宗时，池州刺州杜牧给宰相上书，谈到了茶商们在长江上下所进行的大量商贸活动。他说，“凡千万辈尽贩私茶，亦有已聚徒党.水劫不便，逢遇草市，泊舟津口，便行陆劫，白昼人市。杀人取财，多亦纵火唱棹徐去”。这些人“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他们“得茶之后，出为平人，三二十人，挟持兵杖”。而“江南土人，相为表里，校其多少，十居其半。……村乡聚落，皆有兵杖，公然作贼，十室九亲，江淮所由，屹不敢人其间。”[202]由此可以充分看到，这些武装起来了的私茶贩已经使得地方官府无能为力.再加上比茶贩数量更多的私盐贩，都是挟持武器，公开对抗官府。[203]到了唐末，他们便统一汇人了伟大的农民革命的洪流。这是随着茶叶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在中国农民战争中，新增加了茶农和茶商这一过去所没有的战斗力量。
注释：
[1]《日知录》卷7《茶》。按，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第九章也说，“茶之发现，其最初当在蜀”.李老没有引用《日知录》，上述结论.未知是沿袭別人意见，还是本人的揣测。不论怎样，我认为这一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2]《古文苑》卷8：《全汉文》卷42“武阳”作“武都”.义亦可通。
[3]清初大兴人刘献廷《广阳杂记》卷3引《赵飞燕别传》，记西汉成帝死后，皇后在一天梦中惊啼甚久，侍者呼问方觉，乃言曰：吾梦中见帝，帝赐吾坐，命进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谨，不合啜此茶。刘氏据此断定西汉时已知饮茶.我认为汉人已的确知道饮茶，但这个例证并不正确。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29已指出《赵飞燕别传》是宋人秦醇所作。鲁迅在《唐宋传奇集》卷8亦将《赵飞燕别传》列入宋人作品。目前，我们尚未发现汉代北方人饮茶的记载。皇室贵族决不会孟浪从事，最先去试探饮茶，宋为小说，傅会当代饮茶之事以入于西汉.是不足取信于史的。《全汉文》卷22司马相如《凡将篇》记“荈诧”.也只说明西汉前期蜀郡(而不是华北）有茶。
[4]《华阳国志》卷4《蜀志》。
[5]《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
[6]《北堂书钞》卷144《酒食部》引。
[7]《太平御览》卷867《饮食部》引。
[8]《全晋诗》卷4，《茶经》卷下。
[9]《艺文类聚》卷82《草部》引。
[10]《北堂书钞》卷144《酒食部》引。
[11]《齐民要术》卷10《茶》引。
[12]《太平寰宇记》卷139(山南西道.巴州）。
[13]《太平寰宇记》卷98《江南东道·台州天台县》。
[14]《艺文类聚》卷82《草部下·茗》引。
[15]《全晋文》卷89；《艺文类聚》卷82《茗》。
[16]《三国志》卷65《吴书·韦曜传》。
[17]《全晋文》卷108《与兄子书》；《太平寰宇记》卷132《淮南道》。
[18]干宝《搜神记》卷16；《太平御览》卷867《饮食部》引《晋书》，按，今本、《晋书》，不记此事。
[19]《晋书》卷77《陆纳传》；《太平御览》卷867引《晋中兴书》文义同。
[20]《晋书》卷98《桓温传》。
[21]《全晋诗》卷4左思《娇女》。
[22]《南齐书》卷3《武帝纪》。
[23]《全梁文》卷60刘孝绰《谢晋安王饷米酒等启》。
[24]《北堂书钞》卷144《酒食部》引。
[25]《世说新语》卷下之下《纰漏》。
[26]《太平御览》卷867《饮食部》引。
[27]《洛阳伽蓝记》卷3。
[28]《洛阳伽蓝记》卷2。
[29]《洛阳伽蓝记》卷3。
[30]《太平御览》卷867《饮食部》引。
[31]《全晋文》卷138《食檄》；《太平御览》卷860《饼》。
[32]《北堂书钞》卷144《酒食部》引。
[33]《茶经》卷上《一之源》。
[34]《四时纂要》卷2。泽咸案，《四时纂要》全书四万余字.体例略同汉代的《四民月令》，逐月列举所做的事情，综观全书所载农事。大多偏重于北方有关农业技术的内容，经过查对，也以引自《齐民要术》者为主，但文字常有变动。还有一些是《齐民要术》所没有的。种茶法便是很突出的事例。此书自五代至宋、元，很受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册府元龟》卷553《献替》，《宋史》卷263《窦俨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5天禧四年四月癸卯，《玉海》卷178《食货》.王祯《农书》卷10《茶》。都很强调《四时纂要》的重要性。有的还删节其中部分文字入其书。(《农书》引作《四时类要》.从引文看，实即《四时纂要》）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1958年中华书局印本）说，《四时纂要》“似南宋末年已然少见，后世流传更少.……清马国翰曾有辑本。……现在只在《太平御览》中尚得见原书的点滴。”这部在国内早佚的农书.日本昭和三十六年(1961年）已据万历十八年(1590年）朝鲜重刻本影印。本文所引该书.即依据影印本。
[35]为避免烦琐，六十九州的资料来源。不一一分别作注。概括地说，它们出于陆羽《茶经》、《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国史补》、《全唐文》、《全唐诗》、《册府元龟》、《太平广记》、《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事物纪原》、《蛮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画墁录》、《东斋纪事》、《能改斋漫录》。
[36]《册府元龟》卷510《重敛》；《樊川文集》卷3《题茶山》。
[37]《全唐文》卷967《禁园户盗卖私茶奏》；《册府元龟》卷494《山泽》。
[38]《文苑英华》卷813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全唐文》卷802，文同。
[39]《全唐文》卷772李商隐《为京兆公乞留泸州刺史洗宗礼状》。
[40]《全唐文》卷795孙樵《书何易于》。另外，(宋）吕陶《净德集》卷l《奏置场买茶施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说.“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赋税一例折科，役钱一例均出。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情况与唐代相同。
[41]《国史补》卷下。
[42]《全唐文》卷871刘津《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
[43]《文苑英华》卷813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全唐文》卷802文同。
[44]《蛮书》卷7《云南管内物产》；《续博物志》卷7文同。参看向达《蛮书校注》190页(中华书局1962年印本）。
[45]《旧唐书》卷20下《哀帝纪》。
[46]参看马令《南唐书》卷2《嗣主书》；《事物纪原》卷9；《铁围山丛谈》卷6；《独醒杂志》卷9；王子安《东溪试茶录》：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吴曾《能改斋漫录》卷8；黄儒《品茶要录》；沈括《补笔谈》卷1。
[47]《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
[48]《全晋文》卷89杜育《穄赋》。
[49]《茶经》卷上《三之造》。
[50]《栾城集》卷39《申本省论处置川茶未当状》。
[51]参看黄儒《品茶要录》；张舜民《画墁录》；佚名《南窗纪谈》。
[52]《猗觉寮杂记》卷上。
[53]《画墁录》卷1，按：常衮死于建中初.此记有误。
[54]《全唐诗》卷436白居易《题施山人野居》。
[55]《全唐诗》卷267顾况《过山农家》，而同书卷242张继《山家》，文字相同，未知确为谁作，参看《茶经》卷上《三之造》。
[56]参看郑侠《西塘集》卷8《耆旧续闻》。
[57]《封氏闻见》卷6《茶》。
[58]《敦煌掇琐》上辑，琐一四。
[59]《旧唐书》卷169《王涯传》；并参看《太乎广记》卷341《韦浦》.又卷70《茶姥》。
[60]《旧唐书》卷105《韦坚传》。
[61]《旧唐书》卷173《李环传》。
[62]《王临川集》卷70《议荼法》。
[63]《茶经》卷下，《六之饮》。
[64]《全晋文》卷89杜育《荈赋》。
[65]《全晋文》卷108。
[66]《洛阳伽蓝记》卷3。
[67]《国史补》，卷下。
[68]《全唐诗》卷755徐铉《和门下殷侍郎得薪茶二十韵》；白居易说.“渴饮毗陵新到茶”。
[69]《茶经》卷上《一之源》。
[70]《太平御览》卷867引《广雅》。
[71]《齐民要术》卷10《茶》引《博物志》。
[72]《茶经》卷下《七之事》引《宋录》。
[73]《封氏闻见记》卷6所记，文字相同。
[74]分别见《全唐诗》卷448白居易《赠东邻王十三》；又卷451白居易《府西池北新葺水斋即事招宾偶题十六韵》。
[75]《大唐新语》卷11《褒锡》。
[76]《全唐诗》卷299王建《饭僧》。参看《蛮书》卷7；《续博物志》卷7。
[77]《中朝故事》；又《玉泉子》。
[78]《国史补》卷下。
[79]陆游《南唐书》卷18《契丹传》；又卷17《段处常传》。
[80]按：《宋史》卷353《程之邵传》，“眉州眉山人……元符中，复主管茶马，市马至万匹，得茶课四百万缗”。
[81]《因话录》卷2。参看《全唐文》卷628吕温《三月三日茶宴序》；《太平广记》卷243《裴佶》。
[82]《全唐文》卷444韩翊《为田福玉谢茶表》；《文苑英华》卷594。
[83]《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四年六月。
[84]《旧唐书》卷139《陆贽传》，贽曾路经寿州.刺史即以新茶赠贽。
[85]参看《册府元龟》卷484《经典》；《能改斋漫录》卷15《茶品》；《全唐文》卷602刘禹锡《代武中丞谢赐新茶第一表》及第二表；《全唐文》卷668白居易《谢恩赐茶果等状》。
[86]《演山集》卷46《茶法》。
[87]《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
[88]张又新撰《煎茶水记》，见《全唐文》卷801陆龟蒙《甫里先生传》；《新唐书》卷196《陆龟蒙传》，但欧阳修撰《大明水记》和《浮槎山水汜》二文.竭力反对张又新的意见，说“又新妄狂险谲之士。其言难信”。
[89]《全唐诗》卷611皮日休《茶中杂咏序》。
[90]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太平寰宇记》一书，多次引用了《茶谱》的记事。
[91]《樊川文集》卷11《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全唐文》卷751文同。
[92]《文苑英华》卷813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全唐文》卷802，文同。
[93]《太平广记》卷24《刘清真》。
[94]《全唐诗》卷435白居易《琵琶行》。
[95]《唐阙史》卷下《崔尚书雪冤狱》；《太平广记》卷172《崔碣》。
[96]《太平广记》卷290《吕用之》；《全唐文》卷897罗隐《广陵妖乱志》。
[97]《全唐诗》卷300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
[98]《桂苑笔耕集》卷2《请巡幸江淮表》。参看《通鉴考异》卷24引《续宝运录》记侯昌业上书。
[99]《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3.第133页。
[100]《文苑英华》卷423《会昌二年4月23日上尊号赦文》。
[101]《册府元龟》卷494《山泽》。
[102]《唐会要》卷84《杂税》。
[103]《新唐书》卷182《裴休传》信.
[104]《全唐文》卷967《禁商人盗贩私茶奏》。
[105]《文苑英华》卷916路岩《义吕军节度使浑公(侃）神道碑》；《全唐文》卷792。
[106]《全唐文》卷967《禁园户盗卖私茶奏》。
[107]《新唐书》卷54《食货志》。
[108]《樊川文集》卷11《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全唐文》卷751文同。
[109]《全唐文》卷743裴休《请革横税私贩奏》。
[110]《全唐文》卷74文宗《追收江淮诸色人经纪本钱敕》。参看《新唐书》卷55《食货志》；《册府元龟》卷507《俸禄》。
[111]《册府元龟》卷494《山泽》；《全唐文》卷967《禁园户盗卖私茶奏》；又《禁商人盗贩私茶奏》。
[112]《文苑英华》卷422《大中二年册尊号赦书》。
[113]《册府元龟》卷494《山泽》；《全唐文》卷967《禁园户盗卖私茶奏》；又《禁商人盗贩私茶奏》。
[1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954年）八月辛酉条引。
[115]《新唐书》卷54《食货志》；《文献通考》卷18《征榷》。参看《唐会要》卷84《杂税》；《册府元龟》卷504《关市》。
[116]《鉴戒录》卷4。
[117]《资治通鉴》卷266开平二年(908年）；马令《南唐书》卷29《楚·马氏传》。参看《新五代史》卷39《王锫传》。
[118]《旧五代史》卷133《马殷传》；《册府元龟》卷485《济军》；《资治通鉴》卷266。
[119]《册府元龟》卷197《纳贡献》。
[120]《册府元龟》卷484《经费》。
[121]《资治通鉴》卷259乾宁元年(894年）十一月。参看《册府元龟》卷484《残酷》，记燕人在淮南买茶。
[122]《旧五代史》卷31《唐庄宗纪》，又卷118《周世宗纪》；《江南野史》卷2《嗣主》。
[123]参看《宋会要辑稿·食货》30之7景祐元年(1034年）条；《宋史》卷478《南唐李氏传》。
[124]陆游《南唐书》卷]8《契丹传》。
[125]《旧五代史》卷107《史弘肇传}。
[126]《资治通鉴》卷266开平二年；《新唐书》卷190《刘建锋传》。
[127]马令《南唐书》卷29《楚马氏传》。
[128]马令《南唐书》卷3《嗣主》保大十二年(954年）条；《江南野史》卷2《嗣主》。
[129]《新五代史》卷46《房知温传》；《册府元龟》卷485《输财》。
[130]《册府元龟》卷485》济军》。
[131]《旧唐书》卷49《食货志》，又卷12《德宗纪》，《新唐书》卷9《德宗纪》均作建中三年(782年）九月，《新纪》并称之为“初税……茶”。
[132]参看《宋会要辑稿·食货》30之7《茶法杂录》，嘉祐四年(1059年）二月诏，“自唐建中.始有茶禁，上下规利，垂二百年”。
[133]《旧唐书》卷49《食货志》；《唐会要》卷84《杂税》，又卷87《转运盐铁》；《册府元龟》卷493《山泽》；《资治通鉴）卷234文同。但曾巩《元丰类藁》卷49《茶》，“唐正元初，赵赞兴茶税，而张滂继之，什取其一。”夏竦《文庄集》卷l5《平筦榷奏》，也记有不同说法。
[134]《事物纪原》卷1《榷茶》：“起于唐建中贞元之间，……一云，正元八年.张滂奏收茶税。……一云穆宗时，王涯始榷茶。”记一事，并列三说，作者并无定
[135]《宋史》卷293《王禹偶传》文同。
[136]《唐大诏令集》卷5《奉天改兴元元年赦》；《册府元龟》卷89《赦宥》；《旧唐书》卷12
[137]《文献通考》卷18《征榷》文同，参看《旧唐书》卷123《王绍传》。
[13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6祥符九年(1016年）二月庚辰条。
[139]《唐会要》卷84贞元九年之后，“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同书卷87，贞元九年，“是岁得缗四十一万。”《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五条.“近者有司奏请税茶，岁约得五十万贯一
[140]《旧唐书》卷173《李珏传》。另外，《册府元龟》卷493《山泽》记王播奏疏，称为“榷茶”。
[141]《汉书》卷6《武帝纪》。
[142]《旧唐书》卷173《李珏传》。另外，《册府元龟》卷493《山泽》记王播奏疏，称为“榷茶”。
[143]《宋会要辑稿·食货》卷30之7《茶法杂录》，嘉祐四年(1059年）二月诏；《欧阳文忠公全集》卷s6《通商茶法诏》。
[144]《庆元条法事类》卷28《榷货门·榷货总数》。
[145]《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又卷84《杂税》；《旧唐书》卷49《食货志》。
[146]《新唐书》卷54《食货志》。
[147]《全唐文》卷455程异《请勒停置茶盐店》；《旧唐书》卷48作元和十二年；《册府元龟》卷483、《唐会要》卷88均作元和十三年三月奏。
[148]《旧唐书》卷16《穆宗纪》；《册府元龟》卷484。
[149]《唐大诏令集》卷54《长庆元年正月南郊改元赦》；《全唐文》卷66《南郊改元德音》。
[150]《新唐书》卷54《食货志》；《旧唐书》卷173《李珏传》。
[151]《旧唐书》卷169《郑注传》。参看《旧唐书》卷172《令狐楚传》。
[152]《全唐文》卷69《授王涯充诸道榷茶使制》；《册府元龟》卷510《重敛》，又《交结》；《旧唐书》卷”下《文宗纪》.又卷169《王涯传》。
[153]《唐会要》卷87《盐铁转运总叙》：《旧唐书》卷49《食货志》。
[154]《全唐文》卷541令狐楚《请罢榷茶使奏》；《旧唐书》卷49《食货志》，又卷172《令狐楚传》；《册府元龟》卷494《山泽》。
[155]《册府元龟》卷501《重敛》。
[156]《全唐文》卷541令狐楚《请罢榷茶使奏》；《旧唐书》卷49《食货志》，又卷172《令狐楚传》；《册府元龟》卷494《山泽》。
[157]《新唐书》卷54《食货志》。
[158]《新唐书》卷54《食货志》。
[159]按，《新唐书》卷52《食货志》，“宣宗既复河湟，天下两税，榷酒、茶、盐、钱岁人九百二十二万缗。”其中茶税收人多少，我们无从知道。《宋会要辑稿·食货》30之11《茶法杂录》，记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君臣议论茶法时，王安石说，榷茶获得太少.吴充说：“仁宗朝茶法极弊时，岁犹得九十万余贯，亦不为少。”宋代茶税收入少时，犹有如此巨额，唐代茶税比宋代少，最多时，亦不能过此数。
[160]《元和郡县图志》卷28《江南道》。
[161]《旧唐书》卷187下《庚敬休传》；《册府元龟》卷504《关市》。
[162]《册府元龟》卷494《山泽》。
[163]《唐会要》卷84《杂税》。
[164]《唐会要》卷84《杂税》。
[165]《新唐书》卷54《食货志》。
[16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6元祐元年(1086年）二月癸未；《栾城集》卷36《论蜀茶五害状》。
[167]《旧五代史》卷133《马殷传》；参看《新唐书》卷190《刘建锋传》。
[168]《宋史》卷276《樊知古传》。
[169]《资治通鉴》卷293。
[17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5景祐元年(1034年）十一月己酉条；《宋会要辑稿》《食货》30之7《茶法杂录》。
[171]《旧五代史》卷10《梁末帝纪》；《册府元龟》卷494《山泽》。
[172]《全唐文》卷112唐明宗《即位赦文》；《册府元龟》卷504《关市》。
[173]《册府元龟》卷476《奏议》。
[174]《咸淳临安志》卷8《榷货务·都茶场》。
[17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0天圣元年(1023年）春正月。
[176]如陆龟蒙“嗜茶荈，置小园于顾渚山下，岁人茶租十许薄。”(《全唐文》卷80l《甫里先生传》）。
[177]参看《全店文》卷96穆宗《登极德音》；《册府元龟》卷90《赦宥》，又卷493《山泽》。
[178]《太平广记》卷37《阳平谪仙》。
[179]《全唐文》卷637李翱《解惑》；《李文公集》卷4。
[180]《唐诗纪事》卷35《袁高》；《全唐诗》卷314袁高《茶山诗》。
[181]《全唐诗》卷480，参看《新唐书》卷181《李绅传》。
[182]宋代也有类似情况，《宋会要辑稿》《食货》30之3《茶法杂录》景德三年(1006年）七月三十日.帝曰：“田户采撷。须资人力”，“采摘用力者多是贫民”。同书《食货》30之9《榷易》，景德三年七月，谈到摘茶，“又拥力者众，皆是贫民”。
[183]《全唐诗》卷755徐铉《和门下殷侍郎得新茶二十韵》；白居易说，“渴饮毗陵新到茶”。
[184]《宛陵先生集》卷56《次韵和永叔掌新茶杂言》，又卷55《得雷大简自制蒙顶茶》也说“带露摘牙颖”。
[185]《北苑别录·采茶》；另外，王子安《东溪试茶录》也详细谈到了日出以前的摘茶情况。
[186]《全唐文》卷795李樵《书何易于》；另外.(宋）吕陶《净德集》卷l《奏置场买茶施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说，“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赋税一例折科，役钱一例均出，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情况与唐代相同。
[187]《艺文类聚》卷82《草部》引。
[188]《册府元龟》卷510《希旨》。
[189]《嘉泰吴兴志》卷20《土贡》。参看《太平寰宇记》卷94《江南东道》。
[190]《嘉泰吴兴志》卷5《渚》：《唐诗纪事》卷35《袁高》。
[191]《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参看《全唐诗》卷366张文规《湖州贡焙新茶》。
[192]《元和郡县图志》卷32《剑南道》。
[193]参看《旧唐书》卷16《穆宗纪》；《元和郡县图志》卷28《江南道》；《太平寰宇记》卷91，卷109.卷125，卷127。
[194]《旧唐书》卷17下《文宗纪》.
[195]《旧唐书》卷172《李石传》；《全唐文》卷75《改元开成赦》；《册府元龟》卷9l《赦宥》。
[196]马令《南唐书》卷2《嗣主》。
[197]《资治通鉴》卷266开平二年(908年）：《新唐书》卷190《刘建锋传》。
[198]《全唐诗》卷590。
[199]《唐诗纪事》卷35《袁高》条，作建中二年。但《十驾斋养新录》卷19《袁高题名》，钱大听在长兴小石山目睹袁高所刻诗石碑，文云：“赋茶山诗.兴元甲子岁三春十日。”则知赋诗吋乃兴元元年(784年），而非建中二年。关于“串”，《茶经》卷上《二之具》，“穿，江东以一斤为上穿，……峡中以一百二十斤为上穿，……穿字旧作钗钏之钏字，或作贯串”由此可知，袁高所贡三千六百串.即三千六百斤茶。唐人常用串，如，代宗赐汴州刺史茶一千五百串(《全唐文》卷444）。
[200]《册府元龟》卷494《山泽》。
[201]《全唐诗》卷388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
[202]《樊川文集》卷11《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全唐文》卷75l文同。
[203]参看《唐会要》卷88《盐铁》。
作者：张泽咸
稿件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