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华茶道的形成与道家
儒、道、佛对中华茶道及茶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三者对中华茶道及茶文化的影响并非等同。道家与茶的渊源关系久远，道教与茶结缘早于佛教，道家对茶道及茶文化的影响超过儒家和佛教。两晋南北朝，道家对茶和饮茶功效的认识，远比儒家、佛教深刻。道教徒、玄谈名士、隐士之流对茶的宣扬，促进了饮茶的广泛传播和饮茶习俗的形成，也为茶道的酝酿打下了基础。唐代，隐士陆羽著《茶经》，奠定了茶道的基础。道士常伯熊对陆羽《茶经》进行广泛润色，促成“茶道大行”。道家学者李约、隐士卢仝等进一步推动了茶道的发展和传播。可以说，中国茶道是在道家思想的直接影响下而形成的。
道家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概念。狭义的道家是指形成于先秦时期的一个哲学流派，老子、庄子是其主要代表，它是道教的思想渊源之一。广义的道家则包含作为学派的道家和作为宗教的道教。
道家与道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中国本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是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沿袭方仙道、黄老道某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于东汉时逐渐形成的。道教注重炼丹、服食、吐纳、导引等养生延年之术，相信人经过一定修炼可以长生不死，成为神仙。将老子及其《道德经》加以宗教化，尊老子为教主。道教以《道德经》为其主要经典，其形成与发展与老庄道家有不解之缘。
魏晋以后，由于道教的兴起，道家思想借道教而传存，不再以独立的学派而存在，所以人们也把道教称为道家。
在本文中，当说道教时，是指作为一种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当说道家时，既包括以老庄为代表的哲学学派，也包括作为宗教的道教。
一、茶道的酝酿与道家
茶道的形成是饮茶习俗的普及，茶文化高度发展的结果。两晋南北朝，是中国饮茶习俗的形成时期，也是中国茶道的酝酿时期。
（一）茶的发现利用与道家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神农本草经》）。“苦荼久食，令人悦志有力”（《神农食经》）。“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陆羽《茶经》）。儒家崇尧舜，道家尊炎黄。炎帝神农氏是道教敬奉的诸神之一——农业神。按久远的传说，是神农最先发现茶和利用茶，并认识到茶的解毒、悦志、增力的功效。
（二）茶树种植与道教
葛玄（公元164—244），字孝先，三国时吴国丹阳（今属江苏）人。出身宦族名门，生而秀颖。自幼好学，经传子史，无不博览，尤喜老庄之说，年少即名震江左。十多岁时，俱失怙恃，深感人生无常，乃发心学道。于是遁迹名山，参访异人，服饵芝朮，精勤苦修，遂得成仙，世称葛仙翁或太极葛仙翁，是道教灵宝派及阁皂宗所尊崇的祖师。
葛玄15岁登浙江省天台山修道炼丹，“葛仙茗圃”是他留下的重要遗迹之一。茗圃位于天台山主峰华顶归云洞口，今遗址尚在，茶树犹存，迄今已有1700年历史。对此，唐代的《天台记》，以及明、清方志中多有记载。宋代白玉蟾《天台山赋》：“释子耘药，仙翁种茶”。明代的贾诗《葛仙茶圃》诗:“草秀仙翁园，春风发幽茗”。清代齐召南《台山五仙歌》:“华顶长留茶圃云，赤城犹炽丹炉”。说的都是葛玄在华顶炼丹种茶之事。今天台山华顶仍产茶，所产华顶云雾乃浙江名茶。
（三）道家对茶的认识
东晋郭璞《尔雅注》：“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取者为荼，晚采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这是历史上最早关于茶树形态、饮用方法、茶的异名的系统记述，标志着中国人对茶的认识进入一个新阶段。
郭璞（276—324）不仅是语言学和文学大师，而且也是术数大师、堪舆之祖。郭璞承袭了道教术数理论，擅长各种方术。郭璞与上清道派世家许迈交谊甚厚，曾劝许迈学“升遐之道”。郭璞南渡过江后，引他为参军的宣城太守殷祐一向深信道术。与郭璞交往甚密的著作郎干宝，所撰《搜神记》亦充满了道教色彩。郭璞改造和发展“游仙诗”这一题材，其“游仙诗”中充满着浓厚的道教神仙思想。所以，明代《正统道藏》便把郭璞的《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作为道教典籍加以收录，时人和后人都把郭璞视为道教神仙一类的人物。与郭璞同时代的著名道士葛洪，在其《神仙传》里为郭璞立传，称郭璞“死后三日，南州市人见璞货其平生服饰，与相识共语。(王)敦闻之不信，开棺无尸，乃兵解也，后为水府仙伯”，把死后的郭璞尊奉为“水府仙伯”。所谓兵解，乃道教尸解成仙的一种方术。后来道教净明派奉郭璞为监度师，郭璞俨然成了道教中的真人。净明道是宋、元之间在南昌西山兴起的道教的一个道派，全称“净明忠孝道”。它因融摄儒道两家思想，提倡忠孝而独具特色。净明道强调修道必须忠君孝亲，郭璞儒道双修，正与净明道的宗旨吻合。这一道派尊道教四大天师之一的许逊为祖师，以张氲（洪崖）为经师，胡化俗（慧超）为法师，郭璞为监度师，合称“净明一祖三师”。虽然没有证据表明郭璞曾受箓入道，不能断定其为道教徒，但他平生笃信道教，与道教的关系极为密切，思想受道家影响极大，則是肯定无疑的。
（四）饮茶与道家
道教的终极目的是长生不死，理想是飞升羽化。道教既以“得道成仙”为可能，那么如何“得道”，便成为关键。为此，道教发展出许多修炼方术，如斋醮、符咒、炼丹、行气、导引、吐呐、服食等。服食又名服饵，是指服食药物以养生，是道教的主要修炼法术之一。道教认为有某些药物，人食之可以祛病延年，乃至长生不死。葛洪引《神农四经》说：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中药养性，下药除病。
道教服食之药有金丹大药，有金石、草木之药。而茶就是草木之药的一种，下能除病，中能养性，上能延命。正是在养生延年这一点上，茶与道教发生了结合。道教以茶能使人轻身换骨，羽化成仙，是得道成仙的灵药。
1、丹丘子性喜饮茶
王浮《神异记》：“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于他日有瓯栖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王浮是早期道教五斗米道的祭酒。晋时，佛道两教均获发展，两家之争随之而兴。晋惠帝时（290—306）,王浮与沙门帛远多次辨论二教邪正。王浮曾伪作《老子化胡经》一卷（已佚），以老子为佛陀之师来贬抑佛教。《神异记》之撰述宗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六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中称其乃“方士之行劝诱”，即旨在劝诱人信奉神仙道教。丹丘子是传说中的汉代仙人，性喜饮茶，余姚人虞洪在丹丘子的指引下发现大茶树。
2、饮茶使人轻身换骨
陶弘景《杂录》：“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陶弘景（456—536），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江宁）人，南朝齐、梁间文学家、道教思想家、医学家。好读书，喜道术。20岁以前被齐高帝萧道成引为诸王侍读。齐武帝永明十年（492），辞官，归隐于句容茅山，炼丹习道，自号华阳隐居。梁武帝萧衍早年曾和他交游，即皇帝位以后，常向他咨询国家大事，时人号为“山中宰相”，死后谥“贞白先生”。曾撰《真诰》、《神农本草经集注》等道书、药书。他从道教修炼的理论角度，提出饮茶能使人轻身换骨。丹丘是今浙江宁海县天台山的支脉。黄山古名黟山，传说黄帝在此山炼丹修道，故改名黄山，在今安徽南部。丹丘子、黄山君是在丹丘、黄山修道的两位仙人，均喜饮茶。
3、饮茶使人羽化成仙
壶居士《食忌》：“苦荼久食，羽化。”壶居士传说为道教的真人，又称壶公。羽化是道教术语，指飞升、得道成仙。显然，壶居士的“苦荼，久食羽化”，和陶弘景的“苦荼轻身换骨”，都与道教得道成仙的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可见道教对饮茶早有深刻认识，并将其与追求永恒的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使茶成为精神文化的一部分，便是道教的首功。
4、饮茶能提神助思
华佗《食论》：“苦荼久食，益意思。”这是最早的关于茶的提神助思功用的记载。华佗（约141—208），字元化，东汉名医，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道家重养生，对医药尤其重视。医学、药学与道教有着天然的渊源关系，名医多为羽客，道士多晓医药。中医祖《黄帝内经》，而《黄帝内经》也是道教的经典。《三国志·魏书·方技传》有“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的记载。《后汉书·华佗传》也有“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沛相陈跬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的记载。华佗辞官不就，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人。华佗所创“五禽戏”，便为陶弘景《养性延命录》所详记，又被《正统道藏》中《太上老君养生诀》所录，成为道教导引术的一种。华佗未必受道箓，但他与道教有渊源关系则是肯定的。
（五）玄谈名士饮茶
《世说新语》：“王濛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王濛是晋代著名玄谈家，官至司徒长史，士人对其非常崇拜，都想与其结交。但王濛喜欢饮茶，有人来访则一定请来人饮茶，这也是以茶待客的好客表现。当时，士大夫中还有一些人不习惯饮茶。因此，在去王濛家时，就戏称今日有“水厄”。
《世语新说·纰漏》：“任育长年少时，甚有令名。……坐席竟，下饮，便问人云：‘此为荼，为茗？’”东晋南渡，名士宴会之时，入坐完毕，便开始上茶。
魏晋时期，儒家式微，玄学勃兴。玄学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为经典，今人称之为“新道家”。其时老庄之学披靡天下，士人以研老庄为事业，名士以谈玄而成名，玄谈名士的思想倾向于道家是不言而喻的。
（六）神仙鬼异饮茶
《论语·述而》记“子不语怪力乱神”，表明孔子对“怪力乱神”不以为然。因此，“怪力乱神”与道教就有着天然的关系。两晋南北朝，流传着一些神仙鬼异的茶故事。
东晋干宝《搜神记》：“夏侯恺因疾死，宗人字苟奴，察见鬼神，见恺来收马，并病其妻。著平上帻、单衣，入坐生时西壁大床，就人觅茶饮。”人鬼也饮茶。
旧题东晋陶潜著，实为后人委托的《搜神后记》：“晋武帝时，宣城市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遇一毛人，长丈余，引精至山下，示以丛茗而去。俄而复还，乃探怀中桔以遗精。精怖，负茗而归。”毛人向秦精示茗。
《广陵耆老传》：“广陵茶姥者，不知姓氏乡里，而轻健有力，耳聪目明，发鬓滋黑。耆旧相传云：晋元南渡后，见之四百年，颜状不改。每旦，将一器茶卖于市，市人争买，自旦至暮，而器中茶常如新熟，未曾减少。吏系之于狱，姥持所卖茶器，自牖中飞去。”《茶经》引文为据原文所改写，本事见《墉城集仙录》（《太平广记》卷七十《茶姥》）。“见之四百年，颜状不改”，“姥持所卖茶器，自牖中飞去”，此广陵茶姥定非凡人，当为仙流。
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剡县陈务妻，少与二子寡居，好饮茶茗。以宅中有古冢，每饮，辄先祀之。儿子患之，曰：‘古冢何知？徒以劳意！’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其夜梦一人云：‘吾止此冢三百余年，卿二子恒欲见毁，赖相保护，又飨吾佳茗，虽泉壤朽骨，岂忘翳桑之报！’及晓，于庭中获钱十万，似久埋者，但贯新耳。母告，二子惭之，从是祷馈愈甚。”此亦人鬼饮茶故事。
干宝《搜神记》、陶潜《搜神后记》、刘敬叔《异苑》，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称其为“文士之传神怪”。《搜神记》旨在“发明神道之不诬”。诸书所载多为道教方术事以及古今神灵志异人物之变，带有明显的道教思想倾向。
（七）小结
两晋时代，丹阳道士葛洪著《抱朴子》，对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思想作了系统的总结，建立了一套长生成仙的理论体系。南北朝时代，嵩山道士寇谦之、庐山道士陆修静、茅山道士陶弘景对早期的民间道教进行改造，使道教形成严密的理论、组织和斋仪戒律，并出现了上清、灵宝、楼观和南北天师道等宗派。道教在两晋南北朝获得长足的发展，道教思想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
道家与茶的渊源关系久远。道家清静淡泊、自然无为的思想，与茶的清和淡静的自然属性极其吻合。中国的饮茶始于古巴蜀，而巴蜀也是道教的发源地。道教徒较早就接触到茶，并在实践中视茶为成道之“仙药”。
道教与茶结缘早于佛教。唐代以前，有关道家饮茶、种茶、识茶的记载远多于佛教（佛教仅有三例），也多于儒家。道教徒和慕道之流著书宣扬茶的功效、饮法等，如壶居士《食忌》、华佗《食论》、郭璞《尔雅注》、陶弘景《杂录》等。道家对茶的认识、饮茶功效的认识，远比儒家、佛教深刻。正是通过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徒、玄谈名士对饮茶的宣扬，促进了饮茶的广泛传播和饮茶习俗的形成，也为茶道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茶道的形成与道家
唐朝推行三教调和的政策，但唐高祖李渊诏告天下，规定道教在儒佛之上，“老先、孔次、末后释”。李唐王朝以老子为始祖，尊其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唐玄宗以《道德经》列诸经之首，亲注《道德经》，又修《义疏》，颁示天下，令学者习之。设置崇玄馆，以“四子真经”开科取士，并设玄学博士。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也被奉为“真人”，所著书被尊为“真经”。玄宗还亲受道箓，成为道士皇帝。其后诸帝均执行扶持道教的国策，武宗李炎亦受道箓，不惜废佛教以兴道教。大唐社会各阶层普遍信仰道教，皇室崇道，百官奉道，文人学士将崇尚道教、与高道作方外游视为风雅，寻常百姓日常民情风俗中道教的影响比比皆是。唐代涌现出许多著名的道教学者，如孙思邈、成玄英、王玄览、李荣、司马承祯、吴筠、李荃等，特别是以成玄英、李荣为代表的重玄派，对当时和以后道教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唐代道教徒与茶
有“诗仙”之称的李白（701—762），是唐朝最负盛名的诗人，他与诗友、酒友贺知章一样受箓入道。他的《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是茶史上第一首以茶为主题的茶诗。“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鸦，倒悬清溪月。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丛老卷绿叶，枝枝相接连。曝成仙人掌，以拍洪崖肩。……”李白对仙人掌茶的生长环境、加工方法、功效等都作了生动的描述。特别是“采服润肌骨”，后来卢仝的“五碗肌骨清”是对其继承发挥。其诗序中更写道：“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饮茶能使人返老还童、延年益寿，全诗表现了道教的饮茶观。
中唐戴叔伦，晚年辞官去深山做了道士。在《与友人过山寺》诗中写下咏茶名句“竹暗闲房雨，茶香别院风”。
中晚唐人施肩吾，字希圣，号栖真子，有诗名。趣尚烟霞，慕神仙轻举之学。诗人张籍称他为“烟霞客”。长庆（821～824）中，隐于洪州西山（在今江西南昌）学仙。他作有茶诗《蜀茗词》：“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山僧问我将何比，欲道琼浆却畏嗔。”《春霁》：“煎茶水里花千片，候客亭中酒一樽。独对春光还寂寞，罗浮道士忽敲门。”
晚唐五代人吕岩，字洞宾，道号纯阳子，道教尊为吕祖，后世传为八仙之一。他不仅作茶诗《大云寺茶》等，而且亲自种茶。他云游至武夷山，种茶于天游观。后世从观前老茶树上所采制的茶，称之“洞宾茶”。
晚唐郑遨，唐昭宗时举进士不第，入少室山为道士，号逍遥先生。其《茶诗》：“嫩芽香且灵，吾谓草中英。夜臼和烟捣﹐寒炉对雪烹。惟忧碧粉散﹐常见绿花生。最是堪珍重﹐能令睡思清。”
晚唐温庭筠在《西陵道士茶歌》诗中写到：“仙翁白扇霜鸟翎，拂坛夜读黄庭经。疏香皓齿有馀味，更觉鹤心通杳冥。”与温庭筠齐名的李商隐，《即目》诗云：“小鼎煎茶面曲池，白须道士竹间棋。何人书破蒲葵扇，记著南塘移树时。”道士们，一边读经、下棋，一边煎茶、品茶，以茶助修行，道心通杳冥。
（二）隐士及有道家思想倾向的文人与茶
隐士介于士与百姓之间，隐逸行为主要是受老庄思想影响的结果。老子以“自隐无名为务”，骑青牛西出函谷关，不知所终。庄子有不事王侯、逍遥人间的隐逸思想。隐士们退居于野，不慕名利，贵己养生，傲视王候，不为物役，游心于淡。退居山林的隐士与道家有着不解之缘，不少隐士虽未正式侧身道流，实则与道士无异，多以道家思想、道教方术怡情悦性。
茶是隐士生活中的必须品，煎水品茶，反映出隐士们崇尚自然，返朴归真的人生旨趣。隐士与茶有着特殊的关系，一部中国茶学史离不开隐士的历史。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叶著作《茶经》，就是由隐士陆羽所作。
陆羽（733—804）自称桑苎翁，江湖人称竟陵子、东冈子，朋友又称其陆山人、陆处士。陆羽出生于楚地竞陵（今湖北天门），老庄哲学、屈宋诗歌等楚文化在南方的影响广被，当然也影响着陆羽，这从陆羽的人生轨迹中清楚地可以看出来。陆羽终生未娶，孑然一身，执著于茶的研究，用心血和汗水铸成不朽之《茶经》。茶道之形成，陆羽功莫大焉。《全唐文·陆文学自传》：“上元初，结庐于苕溪之滨，闭关对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谈燕永日。”《新唐书·陆羽传》：“上元初，更隐苕溪。自称桑苎翁，阖门著书，或独行野中，诵诗击木，徘徊不得意，或恸哭而归，故时谓今之接舆也。久之，诏拜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职。”陆羽坚辞太子文学和太常寺太祝职务，不愿入仕为官，可说是渗透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陆羽少年时虽曾心慕儒学，但最终还是成为处士（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在陆羽的友人里面，有女道士李冶。李冶因病孤居太湖小岛时，陆羽曾泛舟前去探视，李冶以诗作答，足见二人友谊；陆羽与之交往密切的玄真子张志和，为当时著名隐士；陆羽曾深入道教圣地茅山考察茶事，晚年一度寓居江西洪州玉芝道观；《茶经》中有许多道教色彩的羽化飞升、神仙鬼异的茶故事，所列唐代以前茶人，道家人物居多。他淡泊名利，曾写下“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竞陵城下来”如此意境高远的诗歌。“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耿湋《连句多暇赠陆三山人》），“羽嗜茶，着经三篇。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新唐书·陆羽传》）。早在唐代，民间已把他奉为“茶仙”，祀为“茶神”。河北唐县出土了一尊白瓷陆羽像，头戴道士荷花冠，双腿趺坐，面如孩童。今人对此瓷像解释颇多，然而放在道教就不难理解，神仙可以是“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一个得道的高人，当然是返老还童，面如稚子。
李约，字存博，原名行纯，因避唐宪宗李纯讳改名约。德宗时曾任润州大理评事、谏官等，宪宗时历任起居舍人、兵部员外郎，后弃官终隐。“所居轩屏几案，必置古铜怪石，法书名画，皆历代所宝。坐间悉雅士，清谈终日，弹琴煮茗，心略不及尘事也。”（辛文房《唐才子传》）李约所交皆雅士，常在一起品茗听琴，虽清谈终日，却不涉凡尘俗事。“雅度玄机，萧萧冲远，德行既优，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诗调皆高绝，一生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谈。”（赵粼《因话录》）“李君以至行雅操，著名当时，逍遥道枢，脱落荣利，识洞物表，神交古人，而风致之余，特精楷隶。”（《萧斋记》）李约雅好琴、诗、酒、茶，善画梅，精楷隶，好蓄古玩，一生未娶。有诗一卷，乐谱一卷，《道德真经新注》四卷。《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五《火师汪真君传》载：“汪真君，名子华，字时美，道教神霄派阐教之祖师。年四十，而三举不第，乃弃儒学道，与颜真卿同师白云先生李约。”崔备有《使院忆山中道侣，兼怀李约》诗。李约“逍遥道枢”，乃道教神霄派阐教祖师汪真君之师，所作《道德真经新注》四卷被收入《道藏》，崔备忆念山中道侣时也不忘李约，可以想见李约与道教的关系。
李约，“嗜茶，与陆羽、张又新论水品特详”（《唐才子传》）。李约于唐德宗时在浙西幕府任大理评事，曾在湖州得古铁一片，与常居湖州的陆羽有过交往，曾在一起切磋茶艺，相较水品。唐宪宗时，也与新科状元、永嘉刺史张又新论水品。“曾奉使行至陕州硖石县东,爱渠水清流,旬日忘发”（《因话录》）。李约善于鉴泉品水，遇佳水则流连往返。“客至不限瓯数，竟日持茶器不倦”（《因话录》）。李约性喜接引人，以茶待客，客至则品茗论艺，往往清谈终日，竟日炙茶煎茗不辍。
温庭筠《采茶录》“辨”条记：“李约，汧公子也。一生不近粉黛，性辨茶。尝曰：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之有焰者。当使汤无妄沸，庶可养茶。始则鱼目散布，微微有声；中则四边泉涌，累累连珠；终则腾波鼓浪，水气全消，谓之老汤。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因话录》和《唐才子传》均有类似记载。唐代茶多为饼茶，煎时先用缓火（文火）炙烤，然后捣碎碾末入汤而煎。煎汤须用活火（武火）。李约精于茶艺，活火煎汤之法，确为经验之谈。后来苏轼《江煎茶》诗有“活水还须活火煎”，《试院煎茶》诗有“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便是用李约活火煎茶的典故。道家学者李约精于茶道，善于鉴泉评水，候汤煎茶，对唐代煎茶道的规范和发展非常有贡献。
卢仝（约795—835年），曾隐居少室山,自号玉川子。朝廷曾两度征他为谏议大夫，但他不愿仕进，均不就，寄情山水之间。其《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脍炙人口，“七碗茶”流传千古。“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该诗细致地描写了饮茶的身心感受，特别是五碗茶肌骨俱清，六碗茶通仙灵，七碗茶得道成仙、羽化飞升，阐明了道教的饮茶观，高扬心灵的超越境界。
卢仝
张志和（约714—774），年十六以明经擢第，肃宗时待诏翰林，后授左金吾录事参军。在被贬、丧亲后无意宦海，遂隐居会稽东郭、湖州西塞山，扁舟垂纶，浮三江，泛五湖，徜徉于青山绿水之间，自号烟波钓徒。著书《玄真子》十二卷三万言，遂号玄真子，又作《大易》十五卷。其父“清真好道，著《南华象罔说》十卷，《冲虚白马非马证》八卷”（颜真卿《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张志和承袭其父的学道渊源，“邈玄真，超隐沦。齐得丧，甘贫贱。泛湖海，同光尘。宅渔舟，垂钓纶”（同前）。张志和与茶僧皎然、茶圣陆羽友善，亦喜饮茶。“肃宗尝赐奴婢各一，玄真配为夫妻，名夫曰渔童，妻曰樵青。人问其故，曰：渔童使捧钓收纶，芦中鼓枻；樵青使苏兰薪桂，竹里煎茶。”（同前）张志和专门安排奴仆樵青每天竹间煎茶。
顾况（约725—约814），至德进士，曾官著作郎。晚年隐居句容茅山，自号华阳真逸。他继晋杜育而作《茶赋》，是为唐代第一篇茶文，又作《焙茶坞》、《过山农家》等茶诗。
李德裕，好服药，从道士李终南受丹砂丸。作为宰相，他协助唐武宗毁佛崇道。他也是个茶人，尤喜舒州天柱茶，有《忆茗芽》、《故人寄茶》等茶诗。
李德裕
陆龟蒙（？--约881）字鲁望，姑苏（今江苏苏州）人。曾任湖苏二州从事，后隐居甫里，自号江湖散人、甫里先生，又号天随子。有田数十亩，因地势低下，雨潦则与江通，故常苦饥。于顾渚山下经营一茶园，岁取租茶，自为品第，著有《品第书》，可惜失传。辛文房《唐才子传》谓其时放扁舟，备书籍、茶灶、笔床、钓具等，优游于太湖之上。曾作《奉和袭美茶具十咏》，内容包括茶坞、茶人、茶笋、茶籝、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十题，几乎涵盖了茶叶制造和品饮的全部。
在爱茶的诗人中，与陆羽过从甚密的皇甫冉，“耕山钓湖，放适闲淡”，与陆羽有过交往的孟郊早年隐居嵩山。于鹄隐居汉阳，张祜隐居丹阳，司空图隐居中条山。
（三）茶道本于道教
释皎然（约720—805），俗姓谢，字清昼，湖州长城卞山（今浙江长兴）人，中唐著名诗僧。有《杼山集》十卷、《诗式》五卷等传世。其为学也，兼于内外；其为文也，融贯情性；其为道也，达于禅律。堪为有唐诗僧之翘楚，一代之伟才。
《杼山集》卷一有《南湖春泛有客自北至说友人岑元和见怀因叙相思之志以寄焉》一诗，其诗云“……资予长生诀，希彼高仙俦。此情今如何，宿昔师吾谋。别年谒禅老，更添石室筹。……”。“资予长生诀”之句，下有小注云“予尝受以胎息之诀”，表明皎然曾学过道教长生之术，知胎息之诀。皎然后来又写了不少游仙诗，也不乏与道士往来的故事，可见他对道教仍未忘怀。
皎然本质上是个文人，身在空门，心融儒道。皎然宗道家简约朴质自然之道，其茶诗实以道为本。“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空知，骨化云宫人不识”（《饮茶歌送郑容》）。丹丘子饮茶羽化，名藏仙府，骨化云宫，尽是道教玄语。而其最著名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云：“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瓢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徒自欺。……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以茶比之“诸仙琼蕊浆”，“三饮便得道”，谁人知晓修习茶道能全真葆性，神仙丹丘子深谙此理。通篇述道教言辞意境，标清倡真。
皎然的茶道理念来源于道教。他一再强调，“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三饮便得道”，“孰知茶道全尔真”。《庄子·鱼父篇》云：“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也。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道家的“真”是指不事雕琢、质直平淡的自然状态，也即是人的本然状态、本性，真与性、德同义。全真就是全性，就是全德，就是得道。后来金时王喆就以“全真”名其道派，其教义集中体现于“全真”二字，谓使“真性”保全。皎然显然认同道教的饮茶可以得道、全真的理念，将茶道的起源归于道教。作为佛教徒的皎然，却将茶道的发明权让与道家。这不是佛教的谦虚，而是事实如此。
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记：“楚人陆鸿渐为《茶论》，……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请为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为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入。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常伯熊无官阶，其打扮既非文士，更非平民百姓，似是道士。按道士法服的基本形制为：上著褐，下著裙（裳），外罩帔。《洞玄灵宝道学科仪》卷上《制法服品》曰：“法帔二十八条，以法二十八宿宿中之神。亦听二十四条。随道学之身，过膝一尺。皆以中央黄色为正。”帔以黄色为正。《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三引南北朝所出之《科》书曰：“道士、女冠，皆有冠、帻，名有多种，形制各殊，……并用谷皮笋箨或乌纱纯漆。”道士平时戴巾、帻，作法事时戴冠，而巾冠之名称、式样则有多种，材料或用“乌纱纯漆”。据《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五《法服图仪》：正一法师，玄冠、黄裙、绛褐、绛帔二十四条；高玄法师，玄冠、黄裙、黄褐、黄帔二十八条；洞神法师，玄冠、黄裙、青褐、黄帔三十二条；洞玄法师，芙蓉冠、黄褐、黄裙、紫帔三十二条；洞真法师，元始冠、青裙、紫褐、紫帔青裹，表二十四条，里十五条；大洞法师，元始冠、黄裙、紫褐加上清法，五色云霞帔；三洞讲法师，元始冠、黄褐、绛裙、九色离罗帔。大洞女冠，飞云凤气之冠；山居法师，二仪冠，上下黄裙帔三十六条；凡常道士，平冠，上下黄裙帔二十四条；凡常女冠，玄冠，上下黄裙帔十八条。这其中有高玄法师、洞神法师著玄冠、黄帔，山居法师、凡常道士著黄裙帔。常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亦即黄帔、玄冠，与道士冠服一致。常伯熊精于茶艺，且对陆羽《茶论》（《茶经》的前身）进行了广泛的润色，促成唐代“茶道大行”。常伯熊“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的茶艺演示，也似乎借鉴了道教斋蘸的仪式。
茶道，无非就是籍饮茶而修道、悟道、证道。由艺而进道，也就是道教的以术证道。通过饮茶之道（茶艺）来修道，最终进入饮茶即道的自然境界。饮茶之道、饮茶修道、饮茶即道，三位一体。可以说，隐士陆羽著《茶论》，奠定了茶道的基础。道士常伯熊对陆羽《茶论》“广润色之”，造成“茶道大行”。中国茶道是在道家思想的直接影响下而形成的。茶道之形成，在唐肃宗、代宗朝。茶道之大行，始于德宗朝。
（四）小结
唐代，就思想建树而言，佛教成就最大，道家次之，儒家又次之。在政治制度、人伦日用领域，儒家的影响明显，但在文学艺术领域，道家和佛教的影响更大一些。就其对茶道及茶文化的影响而言，则儒、佛皆不如道。
中国茶道形成于八世纪后期的中唐初期。其时佛教中国化的禅宗南宗惠能一系的影响还不及神秀的北宗。南宗禅的兴盛是在唐末五代至北宋，成“五家七宗”。南宗禅对茶道及茶文化的影响在九世纪以后。谈及禅佛教对茶道的影响，人们往往例举赵州从谂禅师的“吃茶去”公案。从谂禅师受南泉普愿禅师的启发而开悟，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八十岁左右驻锡赵州观音院，弘法传禅40年，圆寂于唐昭宗乾宁四年（公元897）。“吃茶去”公案当在大中十一年后所出现，时属晚唐，此时煎茶道已流行近一个世纪，并远传朝鲜、日本。再说，“吃茶去”与“吃粥去”、“洗钵盂去”一样，意在平常即道，并无与茶的特别关系。
总之，在中国茶道和酝酿和形成过程中，以道家对其影响最大，儒家次之，佛教又次之。
注：本文是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十五”规划（2005）重点研究项目“中华茶文化与道家关系研究”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第一至四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
[2]陈彬藩、余悦、关博文：《中国茶文化经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
[3]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中华书局1987年
[4]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
[5]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三册，中华书局1990年
[6]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四册，中华书局1990年
[7]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中华书局1995年
本文原载程启坤、邓云峰主编：《第九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暨第三届崂山国际茶文化节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P356-3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