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有人说，您出生于易武的普洱茶世家，从小受普洱茶文化影响，在担任原思茅地委书记时，又致力于茶产业的发展，并且在中国最先举办“普洱茶节”的“普洱茶国际学术交流会”，是云南普洱茶文化的“始作俑者”；晚年又把全部精力用于云南普洱茶文化的推广与交流，是云南普洱忠实的守望者。请问，您如何看待自己家族的历史和您本人对云南普洱茶文化的贡献？
李会长：我不能算始作俑者，最多只能算一个爱茶之人，或者说，我的基因里有普洱茶的基因，我的脉管中流淌着普洱茶的血液。我的事业，我整个精神生活，都离不开普洱茶。
我的高祖在易武做茶，曾祖也曾抛弃功名做茶，并获“修职佐郎”一职，这是专门督办贡茶的官，祖辈留下了一片贡茶地，并得到布政使吉永巴图表彰，受赐“瑞贡天朝”匾额——当时易武获此匾额的不止一家。
我于1993年就在原思茅地区首次举办“中国普洱茶节”和“普洱茶国际学校交流会”，那是一种职务行为——云南普洱茶产业在改革开放后重新崛起，需要这样的活动来推动，我和我的同事们只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的需要，做了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不过，实话实说，在那个时候一个地级行政区搞“国”字头的茶叶节和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确实需要相当的勇气和魄力。“敢为人先”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作为一个地区的一把手，在决策和实施过和中难度是非常大的，有时甚至会冒很大的风险。在原思茅举办“首届中国普洱茶节”和“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还人一个“古茶树保护研讨会”，我们简称“两会一节”。搞“两会一节”基于以下思考——
原思茅是有名的贫困地区之一，又是云南省面积最大的地级行政区，其面积相当于海南和台湾面积的总和。如果能在这样一个地区把茶产业做大做强，那就能惠及千千万万的茶农，特别是那些世世代代在大山深处种茶、制茶的布朗族、拉祜族、瓦族、哈尼族同胞，使他们尽快脱贫致富，这是一项“富民工程”，也是一项有利于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和繁荣的“人心工程”。
如此浩大的“产业工程”，突破口在哪里？这是我曾经苦苦思考的问题。
我想到了欧洲的文艺复兴。欧洲的文艺复兴，推动了欧洲的工业文明，这就是文化的魅力和力量。同样，思茅茶产业的发展，应该以正在崛起的普洱茶产业为突破口——普洱茶高潮的到来，迫切需要普洱茶文化的复兴。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地区要打造一个大产业，必须要打造大品牌，而大品牌的打造需要花费巨资。贫困的思茅缺少资金，但又必须打造自己的茶叶品牌，怎么办？用什么作载体？
我们选择了普洱茶文化。历史上，普洱曾经“名重京城”，而今，普洱茶正享誉海内外。高举起这面旗帜，用“两会一节”作载体，就可以巧借文化之力，扩大思茅和云南普洱茶在海内外的影响，发展思茅和云南的茶产业，特别是普洱茶产业。
我感到欣慰，思茅的“两会一节”拉开了普洱茶文化复兴的序幕，推动了普洱茶产业的发展。
记者：李会长，您认为这几年普洱茶再度兴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李会长：除了我刚才讲到的“普洱茶文化复兴”，还有两个重要的因素。
一是盛世兴茶的历史发展规律。历史上，唐宋盛世、康乾盛世，都曾带动了云茶产业特别是普洱茶产业的兴盛。这次普洱茶产业的兴旺，是由于改革开放30年后，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中国进入盛世，人们对休闲、保健的需求，为普洱茶的兴起提供了社会条件。
二是物质基础。茶叶基地建设是这次普洱茶产业再度兴盛的物质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大发展。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云南省，当时迫切需要解决两个问题：钱从哪里来？人住何处去？
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针对云南实际，作出大力发展以烟、糖、茶、胶（橡胶）为代表的商品基地的决策。我们今天看到的牛洛河万亩连片茶园，就是当时思茅地委和政府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在全省率先打造的一个茶叶基地。省里的现场会在这里召开，省里有关发展茶产业的文件在这里出炉。完全可以这样说，牛洛河万亩连片茶园，是云南农村改革开放的史诗。时代诞生了云南众多的现代茶园，现代茶园及云南众多的古茶园，又为普洱茶的兴起准备了物质条件。
记者：易武是普洱茶的故乡，也是您的故乡，但这里只有手工作坊式的企业，没有龙头企业，茶叶生产的现代化程度很低，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会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的是“特色”。易武茶产业的“特色”是什么？是获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普洱茶手工加工工艺。
易武茶最大的魅力，是它的古茶园及传统的手工加工工艺。
易武的古树，一亩年产茶仅30公斤左右，其他地方的现代茶园，年亩产在300公斤左右。易武古镇晒青毛茶年产量不到100吨，如果在这里建一个年产千吨的茶厂，就会造成资源和资金的浪费。发展一个地区的茶产业，一定要因地制宜，不能盲目地贪大求全。如果易武新开辟的茶园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在这种条件下再发展大中型茶业企业，这也是因地制宜。
易武古树茶的物质基础，形成了易武历史上众多的手工作坊和老字号茶品牌，并创造了辉煌的易武“茶庄文化”。历史上的40多个茶庄、40多个品牌，是与易武当时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
产生于清代的茶庄文化，有自己的生命力，应该传承和保留。正由于挖掘、整理、传承了易武手工作坊的生产模式，才引来了众多的韩国人、日本人、台湾人、香港人和广东人，才有了一批又一批的茶客到易武寻茶、做茶。“易武模式”适应了易武茶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满足了茶客对易武茶的特殊需求。
记者：最后问一个问题，你和您的弟弟妹妹都是易武“安乐”老字号的传人，您怎么看待自己家族的这个老字号品牌？
李会长：我和我的弟妹们是易武“安乐号”的第四代传人。“安乐号”种茶、制茶的始祖为李氏十四代孙李祖培（字鸿宗）。清嘉庆年间，高祖鸿宗到易武做生意，看准茶叶发展的大趋势，决定从事茶叶。道光四年（1824年）曾祖举家迁到易武，见易武街土地开发余地不大，就到离易武街5公里远的地方落户，决心在此开发能与易武街一比高低的茶园，所以把这个地方叫“易比”。道光三十年，高祖鸿宗去世，曾祖李开基（字肇业）继承父业，并于道光二十五年至咸丰五年间，历经乡试、会试，经学政选拔上报朝廷为贡士，后由于赴考途中生病，缺考殿试，朝廷敕授“例贡进士”，皇清敕“修职佐郎”之职，成了监督采办贡茶的“专职茶官”。祖父治家有方，事业有成，至光绪年间已办起了茶店、药店、将易比发展成有六七十户人家的、可与易武街一比高低的大寨子，并创建“安乐号”茶庄。
曾祖去世后，祖父李炳荣继承茶庄。1925年，祖父去世，留下不到3岁的独子李定伟——易武安乐号的第三代传人，我的慈父。2004年，在易武茶业再度兴起时，我父亲李定伟带着我大妹李春仙办起了茶厂，恢复了安乐茶庄。2008年4月12日晚上九点，父亲在易比去世。安乐茶庄由大妹李春仙掌管。
“安乐号”和易武所有老字号一样，是易武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安乐号”强调做茶先做人，我祖父在做茶、行医时，常常免收穷苦人家的医药费，免费让乡邻吃饭，特别注重与易比、易武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竭力营造百姓安居乐业、茶人平安快乐的氛围。
祖辈忠君爱民的传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父亲在辞世前告诫我们：“只要求你们一辈子做好人、做好茶，家庭要团结，茶庄要和睦，兄弟姐妹要扭成一条绳，发展茶业，复兴祖业。”
作为曾经谋划并推动过地方经济发展的政府官员，我对云南茶产业健康发展寄予厚望；作为云南民族茶文化研究的学者，我被民族茶文化的无穷魅力深深感染；作为易武“安乐”老茶号的第四代传人，我对所有的“老字号”情有独钟。
我人生有很多支柱，普洱茶产业和文化是我人生一根重要的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