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云南，自然会想到普洱茶，而说起普洱茶，很多人会自然地想到凤凰沱，至今名茶社区依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普洱沱茶好易藏，此中最佳数凤凰。”意思是说经过紧压之后制成的普洱沱茶更易于存放，同时也更易于发挥普洱茶越陈越香的特性，而在众多的沱茶之中，又要数大理州南涧县所产的凤凰沱茶最为风味醇厚，茶香四溢。
云南大理不仅有着悠久的制茶历史，更是从古至今普洱茶的重要产地，其品质在业界也是有口皆碑。尽管人们习惯了将普洱市誉为“中国茶城”，然而事实上“中国茶城”却并不产茶，清人阮福在其《普洱茶记》中说道：“所谓普洱茶者，非普洱界内所产，盖产于府属思茅厅界也。厅治有茶六处：曰倚邦、曰架布、曰磖崆、曰蛮砖、曰革登、曰易武。”这说明了普洱市实际上是一个茶叶聚集流散的中心，并非普洱茶的原产之地，因此将这种带有独特地方风味的茶冠之以“普洱”之名，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普洱茶的真正产地在邻近普洱市的六大茶山，以及西双版纳佛海、景谷等地，因而稍有点普洱茶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普洱茶发展得历史中，除了普洱市以外，还有一个从城市也不得不提，它就是佛茶之国——大理。
大理历史悠久自不必多言，而在漫长的历史沉淀中，大理所积淀下来的文化符号，使这个城市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化名城，而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其“佛茶文化”。
彩云之南万佛之国
洱海地区一直保持着与中原汉文化的密切交流，因而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然而尽管如此，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当地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大理位于东西走向的汉代西南丝绸之路和南北走向的“茶马互市”之茶马道的交叉中枢，即后来学者所言的“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始终保持着与印度、西藏、东南亚的物资和文化交往，从而呈现出一个多元文化冲撞交融的局面。这种多元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最终形成了以大理为中心的云南独特的文化底蕴——这就是所谓的佛教在这里嬗变为“妙香佛国”的文化传统。
大理是云南的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当印度佛教东传时，大理必然是其中重要的一站。当印度佛教沿着澜沧江北上，经过西双版纳到大理，再到香格里拉，然后传入西藏或中国内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中原佛教已经极大地脱离了印度佛教的本来面目，形成了具有汉民族特质的佛教文化，而这种情况在大理则显得包容许多。我们今天在洱海地区考察佛教文化，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各种佛教——印度佛教、藏传佛教以及中原佛教——相互融合而又相对独立的现象，同时这些佛教文化又与当地独特的民俗风情相融合，从而在大理形成了兼收并蓄的佛教文化现象。正是因为如此，大理的“佛像”是千面的，这里的人们对自然万物都充满了敬畏，因此他们从不缺乏信仰。
元朝统治云南之后，首先进入云南的官员郭松年是这样描绘的大理：“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尚佛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由此可知，大理地区人们信佛是十分普遍而虔诚的。佛对于他们而言或许早已经超越了信仰的层面，而成为了一种生活和一种智慧。元代以后，尤其是在明清的古籍之中，很多文人佛士都认为传说中的佛国“妙香国”就在苍洱鸡足之间，甚至有人直接指明为南诏国、大理国。“妙香国”在梵语中被称为干陀罗，相传其地处北天竺，由许多得道的圣贤高僧主持，遍地充满香味，远离世间诸多烦恼，是为佛国福地。在大理，由于人们受到佛学文化的浸润，心境平和，称上宁静之美，因此使南诏大理国呈现出一幅美妙而如同仙国的图景。在这里，几乎家家拜佛，人人进香，由其崇拜美女神阿嵯耶（即观音菩萨）。在他们心目中，观音是所有美的化身，她宁静安详，美丽如超凡的仙女，慈悲善良，庄严如博爱的圣母，而大理人也自然而然地将观音作为了自己审美与道德追求的最高境界。
佛教文化对大理的渗透是多方面的，这不仅体现在民间生活之中，同时也渗透在其宫廷政治生活之中。在历史上，大理曾经长期存在这一种特殊的科举考试，在这种考试中，儒家经典只是入门，而真正的人才鉴定标准却是其佛学修为。这说明在大理国，真正用以治国齐家的不是儒家经典而是佛家典籍，佛学在这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和最大程度的重视。因此在那一段时期，大理国内的统治阶层大多是一些深谙佛道、清净冲虚的“僧官”。不仅如此，大理皇室与佛教的渊源也是极为深厚的。大理国王中有九人逊位出家，当中对不免有政治逼迫的情况，然而这却说明，恰恰是佛教给了政治一种和平的退路，从而实现了一种不流血的“政治文明”，这却是中原文化价值观下的士大夫们一直向往却无法企及的。佛教在大理，是全民信仰，这种自下而上的传播，然后又自上而下的普及，使得佛文化在大理，以至整个云南根深蒂固，千百年来已经融入了当地人的血液之中，成为其他文化的心理文化基础。
来源：云南南涧凤凰沱茶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