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2年，茶叶遭遇的冷淡局面，随着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到英国，率先在宫廷中得到改变。据说，在查理二世与凯瑟琳的婚礼上，许多王公贵族举起酒杯向美丽的王后祝贺，但王后均以微笑谢绝，只管举起她那盛满红色汁液的高脚杯与人碰杯。这杯中所盛何物，人们费尽猜疑。她那神秘莫测的举动，引起参加婚礼的法国王后的极大好奇，便伺机靠近凯瑟琳，也想尝一下这“琼浆玉液”，机敏的英国王后早有察觉，未等对方开口便举杯一饮而尽。法国王后顿生妒意，回宾馆后便令侍卫潜入王宫，定要弄个明白。侍卫官发现英国王后引用的是中国红茶，便偷出少许献给王后，不料出门时被发觉，由此引发出当时震惊英伦的“红茶盗窃案”(沈立新《略论中国茶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尽管这则茶史趣闻已经真假莫辨，但不可否认的是，凯瑟琳对于英国饮茶风尚的形成起了极大的引导作用。作为航海时代的先驱，世界各地的奢侈品包含着异域风情的享乐文化，率先被葡萄牙船队引进国内。葡萄牙的公主凯瑟琳也养成了喝茶习惯，她带到英国的嫁妆中就包括一箱中国红茶。
来到英国后，凯瑟琳念念不舍自己的嗜好，常常“在小小的杯中啜茶”，并不时在宫中举行茶会，宣传红茶的功能，说自己苗条修长的身姿正是仰赖这一种奇妙的饮料所赐。在宫廷中，原本的习惯是，无论男女从早到晚都喝着英国的淡啤酒、葡萄酒或蒸馏酒，而在爱好茶饮的凯瑟琳影响下，东方的茶渐渐取代了以前的酒精，成为宫廷内的流行饮料。
凯瑟琳成为王后的第二年，在庆祝其生日的宴会上，宫廷诗人埃德蒙·沃勒为其献上一首赞颂茶的诗歌：
维纳斯的香桃木和太阳神的月桂树，都无法与女王赞颂的茶叶媲美；我们由衷感谢那个勇敢的民族，因为它给了我们一位尊贵的王后，和一种美妙的仙草，并为我们指出了通向繁荣的道路。
茶叶如此受到尊崇，绝非偶然，在其背后，是欧洲贵族社会对神秘的东方文化的迷恋。而若放眼于更宏阔的背景中，我们则可以看到，在17—18世纪的西方，一股中国崇拜的思潮正在弥漫。不仅启蒙思想中推崇孔夫子的哲学，而且社会生活中，“中国货”与“中国风”，都成为时尚的典范。茶叶、瓷器、漆器、壁纸、屏风、绸幔等极具东方风情的器物，都被赋予了一种静雅绚丽的色彩。
尤其新航路开辟后，这些不再是异域的幻想，从各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卸下的茶叶、瓷器、丝绸、漆器等，已经都是实实在在的物资。它们不仅丰富了西方人的物质生活，还引导了新的生活风格。家中摆上一个中国式的漆柜，几个瓷花瓶，最能展示主人的富有与品位。瓷器轻薄淡雅，丝绸华贵飘逸，既点缀了精雅享乐的生活，又无不满足着王公贵族的奢侈、中产阶级的虚荣。而苦涩里透着清香的茶饮，则最适合治疗贵妇名媛、时髦女性们无所事事的闲愁。
正是在这种普遍的对于中国情调的追捧中，一经凯瑟琳王后这位尊贵的女性的垂范，中国的茶饮又从宫廷传播到了时髦的上流社会，成为奢侈生活的标志。一些富贵之家的女主人也纷纷仿效起王后的习惯，在家中特辟茶室，以显示高雅与品位。
贵妇们开始以茶待客，诗人们歌颂起“清茶美人”这种新的风尚时，写下这样的诗句：“朱唇呷茗如和风拂吹，冷了白毫热了爱情；玉手纤指端起茶杯，不胜整个世界的倾慕追随。”茶逐渐由咖啡馆转入家庭中。咖啡馆只是面向男性的俱乐部，因而限制了茶的普及，反倒是茶成为贵族女性的时尚饮料后开始普及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喝茶只是为了追逐时髦，一种昂贵的、奢侈性的时髦。……喝茶往往不是因口渴或头痛，而是因为王后或某个伯爵喝茶，喝茶体现出一种高贵的异国情调。在那个扩张的时代，异国情调是令人羡慕的。消费是一种文化。”(周宁《茶与鸦片：两个帝国命运的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