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饼的起源之谜

  普洱饼茶的起源迄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我这里所说的普洱饼茶,其旨却并非是就饼茶说饼茶,而是以饼茶作为一种类型标志,就此用来论说普洱型各种紧压茶,包括普洱沱茶,普洱方茶,七子饼茶,团茶,竹筒香茶等等。因此所谓普洱饼茶的起源之谜,实质上即指云南紧压茶和中国紧压茶的起源之谜。
 
  那么普洱饼茶到底是发源于何处呢?其文化渊源来自哪里呢?某些学者断然论定,它是来自陆羽的《茶经》,全然承袭了陆羽的衣钵,或说是继承了唐、宋、元三代的“团茶”之衣钵。不过,他们深感遗憾的是,陆羽所撰的《茶经》之中,却“唯独漏掉了最能继承他衣钵的云南普洱茶”!
 
  中国饼茶并非经由陆羽之手发明的。因为早在唐代之前,而且至少早在南北朝之前,甚至更还在两晋之前,我国就有饼茶闻世。它恰恰就记载在陆羽的《茶经》上。其原文是这样的:
 
  《广雅》云:荆、巴间茶叶作饼,叶老,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笔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引自陆羽《茶经?七之事》
 
  且看此文的记述中,既有饼茶的采制法,又有饼茶的饮啜法。而且就饼茶的采制法来说,其时至少已然有了两种:一种是采来老叶做成的饼茶,一种是采来嫩叶做成的饼茶,两者的制法则各各不同;这就是所谓“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至于叶嫩者呢,则其在饼成之后,当然就无须以米膏出之。
 
  那么,这个饼茶的采制法和饮啜法是何人记载下来的呢?更重要的是,它是什么年代记载下来的呢,而且其所记载的则又是何地出产的饼茶呢?
 
  先且从《广雅》说起罢——
 
  《广雅》本是一部字书。而中国饼茶最早见之于历史记载的,准确地说,最早见之于汉文的历史记载的,就在这部字书上。《广雅》的作者张揖。张揖,乃魏国清河(即今河北)人也。张揖曾任“明帝太和中博士”,而“太和”即魏明帝年号(227-233),当然乃属三国时代无疑。这就是说,早在陆羽《茶经》问世的五百余年之前,中国饼茶就已然见诸史籍。
 
  再说《广雅》记载的饼茶,原文说是出自“荆、巴间”,所谓“荆、巴间茶叶作饼”之说,就其所指的地域而言,不止是指现今的四川、湖北一带,而且还指现今的云南、贵州一带。那么,在上述四个地域之中,何处最有条件足以作为中国饼茶的滥觞之地呢?
 
  依我拙见,中国饼茶的滥觞之地,理当就是云南,特别是云南境内的西双版纳并思茅一带,只缘这里乃是中国茶树原生地的中心地带之故也。
 
  这个推断有无载诸史册的史据呢?历史并未恩赐给我所谓载诸史册的现成答案。只缘那时在云南的茶树王国境内,所有土著部族尚无自己的文字,他们当然无法作也所谓载诸史册的文字记载。而汉族的王公大臣及其御用史官之辈,则又把那些土著部族视为可怖的蛮夷,当作征服而供其奴役与剥夺的对象,哪里还会记载他们的什么创造与发明,赞美他们的什么智慧与文明呢。即如后来到了唐代,由朝延派驻南诏古国的汉官樊绰,他虽在他所编撰的《云南志》(卷七)中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此言却亦不足以为据也。
 
  既然说是“散收无采造法”,但接着却又说是“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在事理上说得通么?试问,若是无有采茶法并制茶法,那么,银生城界诸山之茶,怎么竟会采制出来而转运行销于蒙舍即今洱海地区一带去的呢?而且,那些“蒙舍蛮”所采用的吃茶之法,恰恰是饼茶的饮啜法,并且恰恰跟上述《广雅》所说的饼茶之饮啜法,两者煞是相似呢:一则说,“用椒、姜、橘子笔之”;一则说,“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且看一个是三国时代的饼茶饮啜法,一个是唐代晚期的“蒙舍蛮”所用的无以名之的饮啜法,两者相隔达五百余年之久,吃法竟是如出一辙的相似,这个茶史之谜,试问,该是难解还是不难解呢?
 
  说到这里,我不由想起宋代有一位名叫李石的士人,在他所编撰的《续博物志》(卷七)中,许是参照了比之樊绰的《云南志》更为可靠的史料罢,于是他则断然删剔了樊绰所谓“散收无采造法”的字样,并且代之以“采无时”这样一个精当的措词,堪称笔力不凡也。只因西双版纳一带,大抵属于亚热带,部分则是属于热带的气候,故而常年可以采茶,无须象江南一带那样,讲究什么明前茶,雨前茶这类。所以,“采无时”之说,则集中表达了西双版纳一带采茶的特色。
 
  此外樊绰笔下的“蒙舍蛮”之说,纯乎是歧视和诬谤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贬称,因而亦被李石删去。李石笔下的文字则是这样的:“茶,出银生城界诸山,采无时,杂椒、盐而饮之。”
 
  前面说过,普洱饼茶的起源之谜,虽说在先秦前后、两汉前后史籍上难以觅得破释的现成答案,不过却也不乏可资参考的某些侧面线索,兹即引述于下。
 
  侧面线索之一:“据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鱼盐铜铁、丹漆荼(茶)蜜……皆纳贡之。’此中之‘巴蜀之师’,据史家考证,乃是今云贵川三省的八个小族国人组成,其中的濮人,就是今勐海县布朗族的祖先。……;也就是说,在商周时代,勐海就产茶,史料及史诗中理应有更多的记载。“(引自雷平阳《普洱茶记》)
 
  我在这里尚要补充一点:常璩在《华阳国志》中除了著有《巴志》和《蜀志》之外,尚还撰著了《南中志》。这个“南中”,即相当于当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两省。三国蜀汉以巴、蜀为根据地,南中在巴蜀之南,故以名之。《南中志》称:“平夷县……有石兆津安乐水,山出荼(茶)蜜。”这恰好与《巴志》所述的纳贡之茶,彼此对应起来。那么,既然南中“山出茶蜜”,兼之昔日巴蜀之师中又有聚居于勐海县的布朗族之祖先,这么说来,其所纳贡之茶,何尝不就是云南之茶呢?
 
  而且这种贡茶,依我推断,它很可能就正是云南普洱型茶呢。
 
  至于像普洱饼茶这类紧压茶的发生和形成,那当然是由其特有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诸般因素所决定的。俗谚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茶呢,其道理也一样,即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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