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武麻黑老人话茶山

何明忠
人物:何明忠(退休教师)
年龄:87岁
出生:1926年,属虎
民族:汉族
  我出生在石门坎三家村,生在茶山,长在茶树林脚下,1932年六岁时候搬到现在这个地方。我家父亲一辈三人,伯父何金成、父亲何德康、叔父何顺成。伯父何金成十六岁开始挑着茶叶去卖,后来买得一匹马驮茶,最后养马养得十三匹用来驮茶。我们家这个房子是1942年盖的,抗日战争最紧张时候建的。成兴昌茶号是1933年建的,解放前据我所知麻黑有三个茶号:张正鸿家的鸿庆号、胡发兴家的兴顺祥,何金成的成兴昌。我们1932年搬下来以前(茶号)多一些,老杨家的是广兴祥还是广兴号记不清了,我十五、六岁参加过这几家茶号做过茶,做得最大的是兴顺祥,一年八十到一百担,我家做得五、六十担,鸿庆号五、六十担。十六两为一斤时候,五斤为一筒,我家茶叶销售越南莱州两次。

  现在麻黑在的这个地方以前叫“大路边”,在茶马古道旁边得的名。真正的麻黑大寨离这里两公里多,我知道(懂事)时候起那里就没人在了。听老人说那时候至少有两百多户人家,有回族、本族(作者注:现民族分类为“彝族”),也有本地人。麻黑建过大庙,建庙师傅是张寅兆,他在易武盖了好些庙,易武的石屏会馆、关圣庙,曼秀、曼乃的大庙都是他盖呢,后来在曼撒弯弓发生“回汉相争”,导致瘟疫流行,麻黑大寨就败落了,剩下2-3家搬到大路边,回汉相争是什么时候的事就不记得了,弯弓是回族,回族打败就跑到思茅普洱那头去了,我家有个老祖就娶了回族姑娘马金花,她妹马银花嫁给了老胡家。1932年我们搬下来时候,房子盖草顶,是土木结构的房子,非常简陋,那时候过得太可怜了,才25家人。麻黑大庙以前还有人守庙,我知道的看庙的人都换过三次。我现在还记得麻黑关圣庙有一副对联是“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皆丧胆,单刀会鲁肃江南弟子尽胆寒”。以前进出的马帮、马客都过这条路,是石屏人,驮杂货进来。红河州的倚萨人最凶,一人赶两匹骡马,头骡、二骡上的旗子写着“卖田卖地将本求利,有人照闲人头落地”,“照闲”就是管闲事的意思。大庙1964年时候拆了,砖、瓦、房梁这些材料用来盖小乡政府、大队部的房子。八十年代老百姓盖房,又挖去做石脚做挡墙,就拆光了。

  做茶,过去做的跟现在做的都不一样,过去我们做是一年的茶,不分春茶、夏茶、秋茶,茶叶都收拢,拼起来等到正月、腊月时候做。现在是春夏秋冬茶叶分开做,过去是混在一起加工,不分春夏秋冬的混在在一起做好,现在做茶没有民国时候做得仔细了。以前只分老茶、尖子、二梭三等,尖子又分梭皮、抓尖,抓尖用做盖头,比梭皮更白更嫩,二梭包在中间,老也不老、嫩也不嫩的就是二梭,奶叶又叫“金飞叶”,严格地说金飞叶不是老茶,叶片老掉不叫金飞叶,而是比黄片稍微嫩点的茶,也就是尖子下面叶片比较小的叶子,长得有点像耳朵,是小小的像黄片的那种叫金飞叶,大的老叶子叫“老帕卡”才是现在说的黄片。以前尖子包二梭叫“字号茶”,尖子包老茶叫“中应茶”。现在做茶是统统混起来做砖茶,做七子饼茶,是一起压。七子饼茶是老中青相结合,过去要包现在不包了,就是外面用嫩茶把老茶包起来。那时候茶是卖到东南亚、老挝,印度支那过去不叫老挝、不叫越南,是叫法国地。用牛帮、马帮驮到法国地。现在做茶更简单,民国时候做的更认真、更细致。

  民国时候,茶叶种得稀疏,茶树排、行分不清。原来是请外地人来挖茶园,一年挖一次,挖茶园是十冬腊月,拿锄头挖,然后一饼一饼的翻过来,把草压死掉,精耕细作更容易长草,草长得更猴(作者注:猴,云南方言,意“厉害”),很不挖茶园是解放后,茶叶不值钱就不挖了,挖茶园对茶叶涨势有利。

  七子饼茶是易武搞出来的,为什么要包七饼,以前老人相传是:云南民族暴动,三国时候云南不服朝廷,朝廷就派诸葛亮来云南,反抗的人是孟获,诸葛亮七擒孟获都没有杀,平叛后诸葛亮就来到思茅,他非常想念他的茅庐,就叫那个地方叫“思茅”。易武还盖了孔明庙,祭茶祖,茶是诸葛亮来了后才兴旺起来,所以就祭“孔明茶祖”。诸葛亮平定云南后,就对跟随他的人说:我要回朝廷了,愿意跟我走的就走,不愿意跟我走的就在这里。顺手从背后抓了一把茶叶对留下来的人说:你们吃这个、穿这个,也可以做药。所以这里就奉孔明为“茶祖”,平定云南、七擒孟获,所以茶叶一筒七饼,是为了纪念孔明,这些我们是听老人说的,老人相传的。

  我们家茶叶最早是交到大茶号,后来就自己运出去,从刮风寨那头出去。驮茶用牛,小牛驮18筒,一边篮子装九筒,中号牛驮22筒,强牛驮24筒,驮到勐莱,就是越南莱州。从乌德到丰沙里,丰沙里又叫“仙西里”,是法国地,丰沙里下去就到莱州,是越南的一个省,在越南茶叶交给广东人,叫罗玉田的,年纪轻轻的,原来还有他的相片,国家运动时候搞丢了。那时候法票(币)叫“东方汇理银行”,我见过的。我们家的茶去越南两次,从越南又把洋布、洋酒、洋伞这些生活日用品拉回来。运去过泰国两次,是从勐海打洛出去的,我没去过,我家大哥跟大爹去的。

  解放前,做好的包圆茶三十筒为一担,一担150斤。那时候做茶,一组要七个人,分工和工钱是:称饼(茶)一块,装茶两块,提茶桶一块,做圆茶三块,踩茶三块、包茶(包笋叶)三块,装篮子一块,1,050饼为一天的定额,等于150筒,要七个人配合流水作业,一块钱等于两个半开(旧货币)。

  过去做茶都写易武正山,实际易武正山包括麻黑、曼落、老街、曼撒、易田、曼腊、曼乃的茶,所有茶都一个价,混在一起做,现在的价格各个寨子都不一样,那时候各村各寨、各个季节都混在一起做,以前做茶老中青混在一起做,都叫易武正山。

  我们何家这个家族原来是芦江的人,在江西,因为水患,逃荒,有一支来到云南了,开始在石屏县亚房子乡杨新寨村公所石老寨村居住,老祖何官荣,大概是清朝嘉庆年间来到易武茶山。刚来时候,是帮工度日,后来就自立了,开垦种植,住在那时候麻黑的树林村,那里现在已经没有人住了。

  易武土改是1956年,是和平协商土改,茶农、地主、茶号背靠背和平分地,1958年搞合作社,搞大跃进,实际是大破坏、大倒退。那时候茶叶交给合作社,记工分,合作社把茶叶踩篮拉出去。恢复做饼茶是九十年代,是台湾人跟张毅接头,恢复做饼,是台湾人来找镇越这个地方,找同庆号,拿着以前的商标,一直找不着,后来才知道在云南,镇越县就是现在的易武,镇越县就是“镇守住中国边边上的这个县”的意思。台湾人来找,政府就交给张毅接待、联系,那时候他是乡长还是副乡长就记不清了,后来又找人试做七子饼,就这样又做起来了。

  我读的是新学,1933年开始读,那时候读六年,1944年易武办第一班中学,读到1946年毕业。1947年寨子聘请我教书,1949年生病就没有教了,解放后教书从1951年到1959年,后来整风打成臭老九、右派,1979年落实政策,平反复职,1988年退休。

  从对老人的访谈文字来看,关于诸葛亮到茶山的传说未免牵强,但其在茶山的传说,至少说明了诸葛亮南征对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深远。而关于茶树管理的见解“民国时期,茶叶种得稀疏,茶树排、行分不清。原来请外地人来挖茶园,一年挖一次,挖茶园是十冬腊月,拿锄头挖,然后一饼一饼的翻过来,把草压死掉,精耕细作更容易长草,草长得更猴,很不挖茶园是解放后,茶叶不值钱就不挖了,挖茶园对茶叶涨势有利。”值得我们深思,目前市场认为茶树不能除草、不能翻挖的观念并不可取,旧有李佛一《佛海茶叶概况》中的论述“就易武,倚邦方面茶商说来,则佛海一带所产之茶为“坝茶”,品质远不如易武、倚邦一带之优良……。就个人所知:江内外茶叶,除极少数外,似为同一品种。且各产茶区之地理环境,亦大致相同。不过易武方面,茶农对茶园知施肥、壅根、除草、剪枝等工作,而佛海一带则无之耳。”今有茶农世代相传的茶园管理经验,说明茶园是需要管理的,特别是对以茶叶为生的茶农来说,适度管理是必须的。从对茶山茶农的诸多访谈来看,如果茶树在森林中的生长不占优势,就容易在与其它树种、杂草争肥力争光照的情况下,产生衰化甚至死亡,按茶农的意思是被其它大树把茶树“捂死”掉了,茶树自有茶树的生长需求,人能做的就是在满足茶树生长需求的同时,在产量和品质之间,选择一个合适的度。从野生环境下的茶叶口感来说,确实滋味更好一些,陆羽《茶经》中“野者上、园者次”之说,符合实情,但毕竟人为干扰少的“野者”数量极其稀少,而无论是过去的古生态茶园还是现代新式茶园的管理手段,都是为满足市场消费需求而合理存在的,且这种对大宗货的需求,古已有之。茶叶品饮属性的存在,不可避免的必然有其商业属性的存在。茶农要生活,大众要饮茶,必然需要产量来支撑,只是管理的度,管理的手段,应当符合大众对原生态、无污染食品的需求,毕竟茶饮健康,享受茶叶给我们带来的愉悦必须建立在无害的基础上。
来源:三醉斋   文/图作者:百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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