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们仍然能从少部分汉文资料中，窥探一下那一段历史的端倪。南诏早期军力薄弱，主要是在依附大唐和吐蕃之间摇摆，以南诏和吐蕃之间政商接触之频繁，茶由南诏北部进入青藏高原是情理之中，这也是普洱茶最为重要传统之一“边销”。元代对西蕃用茶的记载中有“大叶”、“苦涩”等等的评价，很可能指的是云南大叶种普洱茶（见《元史茶课》、《饮膳正要》等）。说明边销传统由来已久。
在《续资治通鉴》中甚至有大理国人把国内产的茶拿到泸南去交换的记载，一方面说明大理国饮茶的普遍，也说明当时云南茶还是有竞争力的。而从宋代茶马互市的记载来看，宋方和大理国交易使用的都是金、白金、棉布、盐等等，和其他民族换马最为常用的茶反而用不上，这也说明大理国茶产量充足，宋茶无法进入。
明初大理并入中央版图的时候，普洱茶尚未闻名内地。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云南茶的产地丰富，对茶的考量尚未集中于普洱及版纳地区。当时内地的茶书言及云南茶的时候，言必称“感通”，“湾甸”，“太华”，这些都是纬度比较靠北的大理、保山、昆明一代的茶，这其实是有内在原因的。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明代著名学者李元阳在《大理府志》中的记载：“点苍茶树、高二丈、性味不减阳羡，藏之年久，味愈胜也。”这直接道出了普洱茶最为重要的特点，虽然现在的大理并不在现在普洱茶的地理标志范围内。这里面还有一点值得关注，高二丈的茶树，以大理地区的海拔和气候来说，至少也生长有数百年之久，很可能是南诏时期种植的，至少也是大理国时期种植的，这也说明了南诏大理时期茶树种植的广泛。而云南其他地方志中也时见高大茶树的记载。
李元阳是白族学者，对家乡的风俗比较了解，而很多外来的汉族学者对云南茶往往评价不是很高，他们认为这并非茶不行，而是工艺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冯时可在《滇行纪略》中的记载，他认为感通寺的茶绝对是好茶，但是当地人加工工艺不行，影响了茶叶的口感。这其实很可能透露出的恰恰是云南普洱茶传统工艺的特色，现在被普洱茶人奉为圭臬的晒青粗加工方式。
更为直接的记录这种加工方式的是徐霞客，他在《徐霞客游记》中写道：“感通寺茶树，皆高三、四尺，绝与桂相似，味颇佳，煼（炒的异体字）而夏（复）曝，不免黝黑。”这是南诏大理加工方式的延续。
当然，现在这些地域产的茶大部分都被加工成绿茶，并不属于普洱茶范畴。但是我们要历史的看一个问题，现在绿茶的炒青工艺是在明代才逐渐成熟的，传到云南则要更晚。如果我们把南诏、大理国看成一个文化统一体，就会对此有一个完整的理解。我们大概可以做一些基本推论：
在南诏、大理时代，境内茶树的种植是广泛的，并不局限于版纳或者思茅的小部分地区。
当时未有“普洱茶”这个专有名词形成也是自然的，因为并未对产地做严格区分。
当时较北部的大理、保山、昆明等地的工艺是和现在的普洱茶工艺一致的，所以才会有新茶味不及内地鲜，而老茶味愈胜的记载。这些应该是和南诏大理的茶文化一脉相承的。
后来这些纬度较北的地区和内地交往更为频繁，工艺上跟随内地，逐渐向绿茶方向发展，而少数民族地区保持着南诏大理时代的传统，这也是后来普洱茶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