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杰龙
100年前，公元1912年（民国元年），民国肇始。今天，无论我们怎样评论民国，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上一个标志性的重要跨越。从此，中国的一切事物，包括云南茶，在长达数十年时光里都开始打上了民主共和的新时代标签。
从1912年到1949年的37年时光里，云南茶的脚步是仓促的。这37年时光里，云南茶的产业化蹒跚起步，到上个世纪40年代激情飞扬，留下了浓重而短暂的繁荣印记，然后又突然间凄凉收场，开始了另一个年代的沉寂与繁华。如今，全面而深入地回眸和梳理那个年代的云南茶，是一个严肃而复杂的学术问题，值得出几本专著，而这，不是我们这里所能做到的。这里，我们只能本着尊重和珍惜历史的态度，尽量从“好的”方面看，粗略扫描一下民国年间云南茶留给我们今日的遗产。而当我们以这样的态度盘点云南茶民国遗产，我们依然会欣慰地感受到：因为有过去，今日，我们依然享受着时光的厚爱。
民国年间，云南茶的现代产业意识前所未有地觉醒并加强了。
历史是连续的，从未断裂，回顾民国云南茶，我们不得不从晚清开始。
晚清，特别是从20世纪第一个10年开始，云南茶悄悄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而这一嬗变，却是从辉煌的顶点开始跌落而刺激发生的。
1886年，中国茶叶出口达到历史最高点，之后就迅速滑落。而比出口量滑落更可怕的是中国茶质量信誉的迅速下降。在锡兰茶、印度茶、日本茶的迅猛崛起的同时，中国茶却由于生产工艺落后、现代品牌意识缺乏、商品质量与商人金融信誉缺失和政府疏于管理以及社会动荡等各种复杂原因导致中国茶在世界上的整体竞争力和信誉度急遽下降。和那个奄奄一息的清帝国类似，短短一、二十年间，昔日无比辉煌的中国茶在世界上迅速丧失了灿烂荣光，迅速被边缘化，变得无足轻重。
不能不说，晚清政府其实是留意到了这种变化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作出了企图改变这一变化的努力。1908年，清政府农工商部开始大力提倡现代种茶业，要求各省派员赴欧、美、日本留学，学习茶务等适用科学。在清政府大力提倡茶务和云南开关的东风下，云南地方政府劝业道也发文，调查云南各地茶业，倡导各地广泛种茶。通过调查，发现云南“除个旧锡外，惟普茶可为出口大宗，果能改制得法，必致日后有功。”民国初年，云南省地方政府继承了晚清提倡现代茶产业的政策和做法，并将许多想法付诸实施。比如，1913年底，云南派出了第一批留学欧、美、日本的139名留学生。其中，朱文精和陈洪畴是专门派到日本学习现代茶种植和制作的。1919年，为让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朱文精、陈洪畴等人提供施展所学的舞台，云南省建设厅、云南省农会决定为他们而成立茶叶实习所与茶叶实验场。之后，云南各种茶叶实验场、“模范茶园”、茶叶实习所相继成立。虽然，由于各种局限，这些机构和场所并未产生多少实绩，但现代茶产业的意识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8年后，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的前身）成立，冯绍裘、范和均、郑鹤春等著名茶人来到云南，和云南地方政府一起建立了顺宁（凤庆茶厂前身）、佛海（勐海茶厂前身）、康藏（下关茶厂前身）和复兴（昆明茶厂前身）等云南中茶公司旗下的民国云南四大茶厂。四大茶厂和云南中茶公司短短近十年间的成功运作，极大推动和整合了云南的现代茶产业，也使云南茶的现代产业意识相比民国前有了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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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云南茶的现代产业物质根基初步建立了。
从晚清政府1908年大力倡导现代茶产业开始，云南各地开始了又一个茶叶种植的浪潮。1908年前，相比清中后期，云南茶叶种植面积有极大缩减，但从1908年开始，特别是民国初年，不仅原来的普洱茶主产区普洱、版纳等地的茶叶种植面积开始回升与扩大，临沧的凤庆、云县、镇康等地区和保山腾冲等地区的茶叶种植也开始发轫壮大。正是在民国年间，今日普洱茶区的资源开始得到整合，开始逐渐恢复昔日的荣光；正是在民国年间，以勐海为中心的“江右六大茶山”迅速崛起，超越传统的普洱“江左六大茶山”，成为云南茶的重要主产区；正是在民国年间，原来绝对边缘的临沧茶区发展壮大为与普洱、版纳云南茶三大茶区并列的重要茶区之一。总之，民国年间云南现代种茶业的兴起，奠定了云南现代茶产业的原料基础。
在茶叶种植业的基础之上，一批具有现代性的茶厂、茶业公司实体建立了。特别是云南中茶公司和其旗下的四大茶厂的成功建立和有效运作，使云南第一次具有了一个现代性的茶业公司和几个初步现代化生产的茶厂。现代茶业公司的建立，是现代性的资本、原料、设备等物质因素的聚集与整合，云南中茶公司和四大茶厂的建立和有效运作，说明这些因素都已成功聚合了。这在云南茶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一个重大的成就。而这一成就，成为了民国年间云南茶留给后人的巨大遗产。1950年后，中国茶叶公司云南分公司的运作，昆明、下关、凤庆、勐海四大云南茶厂的生产都得益于这一巨大的遗产。就是在今日，历经时代沧桑，从叱咤风云的云南茶产业支柱企业之中，我们也不难找到它们民国年间遗留下来的苍凉背影。
民国年间，云南茶的现代管理、运作、技术基础，也就是人才基础初步奠定了。
现代性茶业公司的建立，除了原料、资本、设备等物质因素的有效聚合外，离不开管理、运作、技术等智力资源的聚合。云南中茶公司和四大茶厂的建立和有效运作，是民国云南茶业具备开始现代性茶业智力资源的重要标志。虽然云南在现代茶产业的智力投入上起步较早，派出了朱文精、陈洪畴等最早的现代茶业留学生，并且，他们回国后也在云南地方政府支持下做了大量努力，但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他们很少取得实绩。但不容忽视的是，这方面的努力，为云南茶准备了一批技术上的人才。云南中茶公司建立后，范和均、冯绍裘、郑鹤春等一大批现代茶业技术和管理的著名专家来到云南。他们到来之后，又在内地招募了一大批成熟的技术工人来到云南。这批内地专家和成熟技术工人的到来并与云南本土的专家与技术人才相结合，使云南的现代茶业具备了人才智力上的初步基础，使云南中茶公司和旗下的茶厂得以顺利运作。而云南中茶公司和旗下的茶厂的顺利运作又促进了大批云南现代茶产业技术人才的产生，为日后云南的现代茶产业生存与发展打下了更加坚实的人才智力基础。
民国年间，云南茶的品牌意识、普洱茶的文化意识初步觉醒。
民国年间，云南茶的品牌系列得以拓展。民国以前，云南茶的主要品牌是“圆茶”（今日所谓的传统“七子饼茶”），民国年间，在“圆茶”的基础上，云南茶又出现了碗型紧压沱茶，并开始成为消费者广为认可的云南普洱茶又一种重要茶品。云南中茶公司建立后，云南红茶又以优异的质量获得极大声誉。与此同时，云南宝洪茶也有一定声誉。也就是，民国年间，在1905年贡茶消逝之后，表面上，普洱茶走下宫廷的神坛，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更为广大的民间，云南茶却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品牌系列也有极大扩展，走出了普洱“圆茶”单一系列的格局，成为普洱“圆茶”（七子饼）、普洱沱茶、滇红三大品牌系列并驾齐驱的格局，极大增强了云南茶的品牌实力。与此同时，云南中茶公司的建立和其对自己品牌的管理与维护，极大地提升了云南茶的品牌意识。民国年间，云南发生了一系列商标、品牌官司案例，这些，都是云南茶品牌意识觉醒与加强的重要标志。
与此同时，普洱茶的文化意识开始觉醒，普洱茶文化开始进入历史文化学术研究的范畴（如著名学者方国瑜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在报刊上发表了短文《普洱茶》；著名茶业专家范和钧写有《佛海茶业》一文；佛海茶厂留守厂长、学者李拂一写了《车里之茶叶商业》、《佛海茶业概略》等文；）。这些文章的产生，和清代普洱茶的标志性文献——阮福的《普洱茶记》相比，普洱茶已经不再是一种带有猎奇性质的地方风物，而是开始具有了某些地方历史文化的深厚含义。总之，在民国时代，即使没有明确提出普洱茶文化的概念，但已经有了普洱茶文化的意识。普洱茶不再仅是一个茶种的概念，而是具有了现代普洱茶文化的某些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