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宵杯中映着明月，男耕女织丝路繁忙；今宵杯中映着明月，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今宵杯中映着明月，纸香墨飞词赋满江；今宵杯中映着明月，豪杰英气大千锦亮。”当年唐朝乐队的一首《梦回唐朝》，点燃了无数年轻人对大唐盛世的“向往”。20多年过去了，“回到唐朝去”仍是不少人内心深处的温暖向往。最近又有人说“宋朝才是中国最好的时代”，以往“积贫积弱”的印象其实被我们误读了。
姑且抛开孰优孰劣，这种争论本身足以证明，唐朝和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伟大时期。这种伟大，除了经济上的繁荣昌盛外，还体现在文化上的登峰造极。而茶，也在这两个伟大的历史时期发展到一个巅峰，一举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基础。如今唐宋时期的制茶、饮茶方法，在“有嘉木”的“南方”及内地早已荡然无存，却在《茶经》中从未提及的云南或多或少地保存下来，让我们得以从普洱茶中一窥唐宋茶文化的遗韵。
形成于魏晋时期的中国茶文化，随着陆羽一部《茶经》的问世，而在唐朝达到鼎盛。虽然史书一直以“饼茶”相称，其实唐代紧压茶的形制是十分丰富的，陆羽使用了“或圆，或方，或花”来记述当时压制饼茶的铁制模具，稍晚的陆龟蒙也在《和茶具十咏》中说“方圆随样拍”。也就是有什么样的模具就有什么形状的饼茶，而无论压制成什么花样都是饼状的，所以都统称为饼茶。
《茶经》的写就标志着中国传统茶学的形成，由此构建的茶学框架不仅被1300多年后的现代中国所继承，更深深影响着全世界的茶文化体系。“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制茶技术的进步，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和饮茶习俗的普及。在经济昌盛、文化兴隆的背景下，茶不只是日常饮品，还上升到精神享受的层面。唐宋两朝，茶已成为上层人士、文人雅士生活中的一种雅趣，从茶品本身，到喝茶的器皿，到“泡茶”的方式和玩法，茶在深深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如果我们拿现在的普洱茶与唐宋时期的紧压茶相较，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在形制上极其相似。这种相似，是学习和借鉴，更是传承和发扬。现在的普洱茶，饼茶是“圆”的，沱茶是“圆”的，柱茶是“圆”的，而砖茶是“方”的，唐宋时“或圆或方”的“饼茶”与普洱茶中的饼茶和砖茶，在外观上应该是比较类似的。
“圆”是宇宙孕育世界的“天”的象形，“方”是承载万物的“地”的象形，一圆一方的紧压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巧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圆地方”的哲学思想，在承载着中国茶文化精髓的同时暗合了中国传统美学。不过，在唐宋时期云南的茶文化还处于萌芽状态。
云南人利用茶的历史其实应该很久很久，但究竟有多久没人能说得清楚。身处远离中原的荒蛮之地，云南人的先民是没有文化更没有文字的，所以即便是到唐代，云南的历史基本靠传说，以及中原王朝故纸堆里点滴零碎的文字来拼凑。但作为世界茶树的发源地，没有文字记载并不意味着古云南人就不会利用茶，就不懂得喝茶，现在普洱茶产区内众多成百上千年的栽培型、过渡型古茶树就是明证。
“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是唐朝时茶在云南的真实写照。从樊绰写成于唐咸通三年（862年）的《蛮书》所记载的这条史料看，当时云南茶的加工是十分简单原始的。“散收，无采造法”即便不是说茶叶采下来后完全没有加工，但至少加工很粗糙，如果非要描述一下，我想与“采无定时，日光生晒而成”比较类似。而当时在内地，茶叶的加工技术已经趋于完善了。
《茶经·三之造》就记载了制茶的基本程序：采下来的茶叶经过蒸青、研捣，放入模具内压制成饼状，烘焙干燥，穿孔串在一起，密封保存。可以说与内地相比，南诏国与唐王朝在制茶技术上的差距是很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