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普洱府志》记载，清朝乾隆九年(1744年),清政府将“普洱茶”列为贡品,并规定贡茶品种为“芽茶、团茶两种”。关于芽茶，比较靠谱的说法是，在每年农历的二月间进行采摘，选取最好的芽头，晒干后放入银瓶中，上贡朝廷。那么，问题就出来了，云南的银瓶是一种很小的器物，如果要用它作为茶叶的储存工具，那么里面装的茶叶只能是散茶。既然春茶被做成散茶上贡了，那么上贡的团茶就得是其他季节的毛茶所制作了。
清代学者阮福在《普洱茶记》中写道“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犹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从阮福关于茶形和季节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当时谷花茶是被用来做大圆茶的。虽然是乾隆皇帝正式下诏将普洱茶的团茶列为贡品，但是团茶的进贡历史可以追溯到清雍正时期。
雍正时期无论是云贵总督还是云南、贵州两地的巡抚在给雍正皇帝的贡品中都能找到关于普洱茶圆茶的进贡记录。(注1)结合阮福在《普洱茶记》关于茶叶季节和外形的描述，当时进贡的“大普洱茶XXX圆”很有可能说的就是谷花茶做的大型圆茶了。
虽然现在我们将普洱茶在季节上加以区分，春茶比秋茶好，秋茶又比夏茶好。但是在清朝，春茶和秋茶完全是可以并驾齐驱的。同时过去在清宫喝的都是老茶，这也意味着秋茶的转化不会逊色于春茶，所以普洱茶市场只看春茶不看秋茶是一个误区。
注：关于雍正年间普洱茶上贡记录
雍正朝时，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和贵州巡抚每年进贡一次，贡品以普洱茶为主：
雍正二年八月初二日，云贵总督高其倬恭进计进：“大普洱茶100圆、中普洱茶100圆、女儿茶500圆、芽茶20篓、茶膏40匣……”
雍正三年七月十三日，云南巡抚扬名时恭进计进：“大普茶80圆、中普茶100圆、小普茶200圆、女儿茶500圆、芽茶20篓、茶膏40匣……”
雍正八年九月十八日，贵州巡抚张广泗恭进：“大普茶90圆、小普茶900圆、普茶尖90瓶、普蕊茶90圆、茶膏90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