洱茶文化热起来，是许多人、许多媒体一起努力的结果。如今，虽然网络、影视等各种立体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势头，似乎远远压过了书籍、刊物、报纸等平面媒体，但在普洱茶文化的兴起和传播过程中，书籍等平面媒体依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回顾过去十余年来的普洱茶书，不难发现，其中的许多书籍对普洱茶文化的兴起和传播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值得我们加以铭记。
在古代，唐代的樊绰、清代的阮福等人就写过普洱茶的文字。其中，阮福的《普洱茶记》短短800余字快炙人口，堪称古代的普洱茶文字中的经典之作。
“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福来滇，稽之《云南通志》，亦未得其详，但云产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慢撒六茶山，而倚邦，蛮砖者味最胜。”
这段文字，至今还被人们津津乐道。之所以如此，一是囚为它写出了清代时期普洱茶最大的特点，所谓"味最酽，京师尤重之"，二是因为它明确说明古六大茶山的名称，具有历史考据学的意义．另外，阮福的《普洱茶记》也是古代文人第一次系统地研究考察普洱茶的作品，是第一篇给普洱茶进行正式命名的文章，堪称灌洱茶在廿履时代里的"普洱茶经"但具有丰厚历史传统的普洱茶，一部只有800余字的"普洱茶经"显然太单薄，令人遗憾。于是，许多后人乐此不疲地继续撰写普洱茶文字，希望留下更多的普洱茶经典论述。
20世纪30年代，云南的国学大师方国瑜先生又撰写过一篇普洱茶的考证又章，名叫《普洱茶》，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方先生的那篇又章，存在着一些弊病，比如，因为当时资料所限，文中所说的普洱茶的原产地“银生城”、“银生府”，方先生就出现了混乱，一会儿说是在景东，一会儿又说是在版纳。并且，方先生还颇为自信地说，思茅（现在的普洱市）一带历史上并不产茶，只不过是茶的集散地。而这，显然是错误的。但尽管如此，方先生的这篇文章还是值得重视，因为他第一次以现代学术的眼观来考察普洱茶，开创了普洱茶文化现代性的历史学术研究先河，值得后人充分重视。
虽然零星的普洱茶文章不少，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普洱茶的研究并么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连系统的普洱茶专著都极为罕见。一直到90年代中后期，普洱茶的专著才逐渐多了起来，并陆续出现了一些现代普洱茶经典著作。
一种文化，是需要有文字的经典来支撑的。一种文化，如果缺乏这种支撑，那很难说是一种成熟的文化。今天，类似“普洱茶有文化吗？”这样的话题已经再无意义，因为答案早已不言而喻。如果说，过去的普洱茶有文化，那是因为有一种古典的普洱茶文字经典在支撑。那今天，我们论及普洱茶文化，那也是因为有十余年来大量的普洱茶书文字经典在支撑。
在大量的普洱茶书中，我们只能择其要者，简单扫描一下那些曾经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的普洱茶新茶书。至于大量没有扫描到的茶书，以及大量普洱茶杂志上的文章，它们并不是不在支撑，而是在这里，我们只能让它们缺席了。
当然，缺席并不是不存在，它们，只是默默地存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