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所产普洱茶闻名中外，普洱茶兴起并大量生产始于清代。普洱茶兴起不久便形成很大的生产规模，与茶叶主要产地社会环境的改变存在互动的关系。迄今以详细占有史料为基础，深入探讨普洱茶问题的著述尚不多见。笔者前期发表了数文，[1]现进一步收集、考订有关史料，对清代普洱茶生产与滇东南多民族社会的关系试为考述。
一
云南东南部气候炎热，雨量充沛，所见植物种类繁多，而且生长迅速堪称繁盛。据清代记载，今西双版纳的茶山地区有茶王树，“较五茶山独大，本武侯遗种，至今夷民祀之。”[2]所述之“茶王树”，或已生长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茶王树”多为野生植株，也有一部分是人工种植的。当地居民长年采摘古老茶树的茶叶，主要是供己佐食或视为药物，作为普遍饮品的时间应较晚。
唐代云南地区出现采茶供饮的记载。据唐代《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南诏所建银生城位今云南景东一带，蒙舍蛮（南诏贵族）令人采其地界诸山出产之茶，与花椒、姜、肉桂同烹供饮。既言“散收无采造法”，可见所产之茶主要是供蒙舍蛮消费，采摘与加工茶叶尚无定法，表明尚未形成有明确供销关系的产业。另据宋代李石《续博物志》卷七：“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续博物志》的记载可能引自《蛮书》，或另有所据，但反映的是大理国时期云南地区的情形无疑。若如此，说明大理国沿袭南诏贵族饮茶的习俗，采摘、烹饮茶叶的方式并无改变。绍兴三年（1133），大理国诸蛮赴泸南（在今四川泸州以南）售马，大理国马队所携的货物中有茶叶。[3]大理国诸蛮常赴泸南等地向宋朝官府出售马匹，所携带的茶叶视为风味土产，产量及交易的数量有限。另据记载，宋代大理国消费的茶叶，主要是从今广西地区输入。据道光《云南通志》：“尝疑普茶不知显自何时，宋自南渡后，于桂林之静江军，以茶易西蕃之马，是谓滇南无茶也。故范公志桂林，自以司马政，而不言西蕃之有茶。”[4]认为宋廷南渡之后，广西官府以当地所产茶叶换取西蕃（按：指大理国）的马匹，表明大理国地区不产茶。撰于南宋时的《桂海虞衡志》，作者范成大因此仅记载广西马政的情形，而不言大理国之茶。宋代《方舆胜览》谈到西南地区所产茶叶，仅说“蒙顶茶，受阳气全，故茶芳香”。[5]《记纂渊海》称：“蜀雅州（治今四川雅安）蒙岭产茶最佳，其常在春夏之交方茶生。”[6]宋代四川雅州出产的蒙顶茶已为内地所知，这一时期未见言及云南东南地区产茶的记载。
明代全国饮茶的方式发生改变，直接影响到各地茶叶的生产与销售。宋人饮茶，习惯将茶叶碾碎揉之制为上品，称“大小龙团”；而视散片之茶为下等茶，“故缙绅皆不贵之。”洪武二十四年（1391），因制造龙团茶颇费民力物力，明太祖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茶，以后仅许采茶芽以进。明代各地饮茶，流行“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的方式。明人称此法采焙俱选用茶叶的嫩芽，“无碾造之劳，而真味毕现，”这一改变“遂开千古茗饮之宗”。[7]自明太祖颁诏，碾碎茶叶、揉制为龙团的生产工艺乃告结束；采芽茶晾晒保存，用时投入滚水啜饮，便逐渐演成通行的习尚，进而影响到各地茶叶的生产、加工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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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饮茶既流行水开即饮、添水复饮的方式，盖碗茶中的茶叶是否耐泡，以及滋味淳厚与否，便为茶客所关注。云南东南部的茶树属于多年生的大叶种茶，主要特点是生长迅速、采摘期长并可多年栽培，无须施肥除虫，而且茶叶味酽耐泡，历十余泡茶味仍不少衰。滇东南的大叶种茶采摘之后，经集中堆放略为发酵（行话称为“渥堆”），便可销售泡饮；同时茶叶中的微生物黑茶菌仍继续存活，受黑茶菌活动的影响，随年限的增加茶味亦逐渐醇化。因此，大叶种茶不仅种植及加工工艺简单，制成以后可长期保存，而且数年后滋味更显醇厚，上述特色正好适应了散茶饮用的要求。大叶种茶还有一个特点，既有助消化和驱赶风寒。清代仕宦云南的吴大勋，称滇东南的大叶种茶能消食理气，去除积滞，驱散风寒，“最为有益之物。煎熬饮之，味极浓厚，较他茶为独胜。”[8]《普洱茶记》称：“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清人甚至说：“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研敷立愈。”[9]但滇东南大叶种茶的迅速崛起，并非始于流行盖碗茶的明初，而是在其后数百年的清代，其中必有耐人寻味的原由。
滇东南出产的大叶种茶在明代并不知名，有诸多记载为证。据《万历野获编》，明代全国向朝廷进贡之茶，以产自闽地者居多，建宁府（在今福建）、庐州是重要的产茶地。宜兴、长兴两地所产贡茶，虽各仅百十斤，但因质量上乘，“皆今之所珍。”散茶主要产自太湖与龙溪，淮南岳麓、荆湖、德州等地也有出产。《万历野获编》列举全国知名的产茶之地，未见提到云南。[10]明人许次纾所撰《茶疏》，称云南所产之五华茶（按：实为产自昆明太华寺之太华茶），与湖南的宝庆茶齐名。[11]《万历野获编》等史籍则说大理的感通寺产茶。谢肇淛亦称云南知名之茶，有昆明太华茶与大理感通寺茶，但“（价）值不廉”。谢肇淛于万历年间任云南省右参政，天启元年（1621）因改任广西按察使而离滇。足见在明天启元年前，滇东南地区所产之茶尚不流行。[12]
另据《明史·食货四·茶法》：称全国产茶地区上缴茶课，广西、贵州皆纳钞，“云南则征银。”《明会典》载：云南茶马司纳银17两有余。[13]看来以盖碗茶啜饮散茶的习俗，明代已传入云南地区，因饮茶者众多，致使茶叶的产量增加，云南乃向朝廷缴纳茶课，每年仅纳银10余两。明代知名的云南茶叶，见于记载的有昆明太华寺所出的太华茶，与大理感通寺所产的感通茶。崇祯十一年（1638），徐霞客在昆明啜饮太华茶，称“茶洌而兰幽，一时清供”。[14]据《明一统志》卷八六：“感通茶，感通寺出，味胜他处产者。”康熙《云南通志》载：“太华茶，出太华山，色味俱似松萝。”“感通茶，出太和感通寺。”[15]至于滇东南出产的大叶种茶，由于产量有限识者无多，以致《万历野获编》等史籍失载。明代云南边远地区交易仍流行贝币，经济较繁荣的腹地才使用银两，亦可证明上缴茶课的地区，主要限于昆明、大理等省内腹地，而且纳银的数量不多；若滇东南出产的大叶种茶也须纳税，则不会纳银。清初，达赖喇嘛秦请于北胜州（治今云南永胜）设互市交易茶马，吴三桂建言“令商人于云南驿盐道领票，往普洱及川、湖产茶地方采买，赴北胜互市”，亦称“本省普洱地方，产茶不多”。[16]亦可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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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社会环境与边疆治理方面，清代云南发生不同于前代的剧变，由此推动普洱茶迅速兴起。云南成功开拓向藏区销售茶叶的市场，为普洱茶的发展更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唐宋时期，北部草原的游牧民族普遍习惯喝茶，籍以解腻和帮助消化，明代尤甚。《明史》说：“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17]长期以来，藏区所需的大量茶叶主要靠四川地区供应。明末因遭受战乱破坏，四川运销藏区的茶叶大幅度减少。清初吴三桂出任云南总管，总揽云南军民诸事。他看准这一商机，主要还是图谋借此联络达赖喇嘛，为将来谋反做准备，于是策划向西藏成批输出茶叶。顺治十八年（1661），达赖喇嘛等受吴三桂唆使，奏准在北胜州试行以马换茶。康熙四年（1665），清廷批准在云南的北胜州与中甸等地，举办云南与西藏两地的茶马互市。[18]
滇东南出产的大叶种茶因价廉耐泡，被选为输出成茶的主要原料。据《庭闻录》：吴三桂与达赖喇嘛暗商后上奏：云南所需之马，每年须奏请朝廷遣官往西宁购买，难免长途跋涉之劳。今达赖喇嘛既愿通市，“臣愚以为允开之便。”不久又奏：云南普洱之地虽产茶不多，毕竟较别省采买为便，建议“令商人于云南驿盐道领票，往普洱及川、湖产茶地方采买，赴北胜互市，官为盘验，听与番人交易”。所言赴川、湖产茶地方采买是虚，鼓吹采买普洱之茶是实。奉旨准。滇东南所产之茶，遂得以大量生产并销往藏区。[19]滇东南的大叶种茶由于大量销藏，乃逐渐创出名气。商界以其主要产地普洱府（治今云南宁洱）有普洱山，普洱山所产之茶性温味香，“名曰普洱茶，”亦称“普茶”。[20]为压缩茶叶包装方便运输，茶商将初采的散茶上笼略蒸，压制为茶块或茶饼，乃开创普洱茶多压制为茶块、茶饼的先河。
康熙二十年（1681），吴三桂叛乱失败。康熙帝随即下诏，追查吴三桂暗通达赖喇嘛之事。北胜州、中甸等地的茶马互市一度停办。[21]在查清达赖喇嘛与吴三桂反叛无涉后，北胜州、中甸等地的互市逐渐恢复；举办茶马互市的地点，还增加了鹤庆、丽江、金沙江（在今丽江以东）等多处。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诏准西宁的蒙古族商人，可赶马至鹤庆等地交易茶叶。[22]雍正二年（1724）云贵总督高其倬上疏奏报安抚中甸等事，其中有“旧行滇茶，视打箭炉例，设引收课”等语，[23]可见中甸等地的茶马互市照常进行。云南与藏区之间的茶马贸易，有力地推动了滇东南大叶种茶的种植与生产，云南逐渐成为全国知名的茶叶产地，与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两湖等传统的茶叶产地并列。[24]
清朝积极经营与开发云南边疆，为普洱茶的崛起与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清朝享国276年，前半期为古代中国最后的鼎盛时期。经过2000余年的发展演变，中国的疆域渐趋巩固和稳定。清朝诸帝以传承中华文明为己任，自视为祖宗疆土的守护者。乾隆帝说得豪迈而自信：“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25]在完成对吴三桂所遗残破局面的整顿后，清朝将治理云南地区的重点，从靠内区域转移到边疆和僻地。由于持续的经济繁荣，雍正以后全国人口剧增，道光时达到前所未有的四亿。为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内地流民向人口稀少的地区自发迁移。朝廷为禁止迁徙屡颁通告，但仅是空话而已。云南官府则以提供资金和耕牛等为条件，吸引流民入滇垦种。[26]雍正朝前期朝廷在云贵等地大规模进行改土归流，初衷便是解决一些地方的土司或酋领，与朝廷争夺土地、矿藏等资源，阻挠道路开通及外来移民进入，以及专横不法、危害社会与影响边防等类问题。[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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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六年（1728）正月，云贵总督鄂尔泰上疏，称云南东部之东川、乌蒙和镇雄，西部的镇沅、威远、恩乐、车里、茶山与孟养，“皆系凶夷盘踞，素为民害，”欲规划全省边疆，务使此数处永远宁谧。又说自用兵改流以来东部渐次平定；而西部的车里、茶山、孟养等地，界连交趾、老挝与缅甸，还又说澜沧江内外各设土司，除车里宣慰司（治今云南景洪）外，还有茶山、孟养、老挝、缅甸诸处土司。土司之间争相雄长，以强凌弱，茶山、孟养等地皆被车里吞并，乃至“凶夷肆恶，渐及内地”。车里土目刀正彦蓄谋已久，尤为凶顽，“此人不除，尤难以善后。”建议将刀正彦等尽数擒获，将六大茶山千余里之地尽行查勘，“以图一劳永逸。”[28]
云南巡抚朱纲随后上奏，称茶山夷人经常“梗化滋事”，解决之法是“抚绥擒剿”，在茶山等地设置营汛与州县，“务使已归者无旧主之思，未归者生欣羡之意。”[29]雍正六年（1728）三月，鄂尔泰再次上疏，进一步指出滇东南的六大茶山之地，如倚邦、攸乐、孟养、九龙江与橄榄坝等处，延绵千余里俱属要地，肥饶之处亦不少，“且产茶之外，盐井、厂务皆可整理。”平定之后，在六大茶山建置城垣与军营，可收“既可固边疆之藩篱，并可成遐荒之乐土”之效。[30]
朝廷对车里等地的改土归流，乃在上述背景之下展开。雍正六年（1728）五月，鄂尔泰传檄车里地区，令土兵堵截澜沧江之外的后路，清军则各持斧锹开路，焚栅填沟，连破险隘，进抵盂养之地。六大茶山最大者为攸乐山，所辖40余寨反叛。清军尽日不能遍搜一山箐，且搜兵既至叛夷已遁。清军乃以降夷为向导，深入其地数千里，无险不搜。平定其地以后，清朝以“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为原则，除江外保留车里土司以外，将澜沧江以内的诸土司全部改流；结束了澜沧江内外地区的土司，“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迨明，代为边害”的情形。[31]
成功施行改土归流以后，清廷在车里等地渐次设治并悉心治理。鉴于车里、茶山等十二版纳之地地面广阔[32]，原俱隶属车里宣慰司管辖；土司刀金宝不能兼顾各处，“以致属夷肆横。”鄂尔泰乃奏准朝廷，将思茅、普藤、整董、猛乌和六大茶山，以及橄榄坝六版纳划归流官管辖，其余江外六版纳仍属车里宣慰司。随后升普洱为府，移元江协副将驻之。思茅界接茶山，为车里地区的咽喉要地，清廷乃将普洱原设的通判移驻思茅，设巡检、安千总各一员，负责捕盗及管理思茅、六大茶山的事务。[33]橄榄坝为该地区的门户，“最关紧要，”乃立为州治，设知州一员。又于九龙江设千总，镇沅府、威远各设守备。设治之后，元江协的防地已减十之五六，朝廷乃撤消元江协，车里等地的重要地位骤显突出。境外诸国闻之震动，老挝、景迈赴清廷贡象。[34]雍正八年（1730），云南巡抚张允随奏准修筑普洱府城、攸乐城与思茅城。以后，云南巡抚尹继善奏准将普洱府城改建为石城，修葺和加固思茅土城，并于诸城四面添筑炮台；对镇沅等地的城垣也进行维修或改建。普洱设府及移通判于思茅，使官府对其地的控制明显加强，《滇云历年传》因此感叹：“（普洱、思茅等地）与内地之通都大邑，亦何异哉！”[35]
乾隆年间，清廷又调整六大茶山的设治，起因却是为躲避瘴气。据乾隆四十二年（1777）守臣阿桂等的奏疏：雍正年间鄂尔泰曾在茨通建攸乐营，后因瘴气甚盛，尹继善奏准撤归思茅，“以避瘴疠。”阿桂等称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于茨通设普安营，都司要员“瘴故”二人，原设兵丁400余名，“每年瘴故者不下百余人，其余亦多染病。”乃奏准撤消普安营汛，其地夷众仍归土司管辖。[36]
对滇东南普洱茶的生产与销售，清朝制订多项措施，从各方面给予积极支持。因思茅地区界连诸处茶山，鄂尔泰于雍正五年（1727）奏准，将普洱原设的通判移驻思茅，以加强对思茅与六茶山地方事务的管理。其时六大茶山所产茶叶，每年约有六七千驮。雍正七年（1729），鄂尔泰又奏准在思茅设总茶店，由通判亲自主持，管理当地的茶叶交易，并颁布“不许容人上山、以杜绝衅端”的规定。客商买茶，每驮须纳茶税银三钱，由通判负责管理，试行一年后，由地方官府将征税定额报部。[37]思茅总茶店设立后，通判朱绣擅自以“商民盘剥生事”为由，将新旧商民尽行驱逐，令茶户将所制之茶尽数运至总店，领取价值银两，“私相买卖者罪之。”朱绣施行的新政造成极大混乱，[38]不久，又恢复商民在普洱茶产地坐放收发、向普洱官府纳税后转运各地的传统做法。据乾隆三十七年（1772）入滇为官的吴大勋说，普洱府所属思茅地区的茶山极广，“夷人管业，采摘烘焙，制成团饼，贩卖客商，官为收课。”可为证。[39]
雍正十三年（1735），朝廷设普洱厅，管辖车里、六顺、倚邦、易武、勐腊、勐遮、勐阿、勐龙、橄榄坝九土司及攸乐、土月共八勐之地，至此六大茶山均纳入普洱厅管辖的范围，普洱厅逐渐成为普洱茶购销的重要集散地。朝廷还就普洱茶的包装与税银作出规定：七个圆饼置为一筒，重49两，征收税银一分；每32筒发一茶引，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从雍正十三年（1735）开始，朝廷颁给云南3000份茶引，下发各茶商以行销办课。[40]因普洱茶滋味醇厚，且有止喉炎利消肿的功效，清廷规定每年进贡。贡茶所需的银两。由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开支，每年思茅厅领银1000两，负责贡茶的采办转发，包括将优选茶叶制为茶团或茶膏，以及筹办包装所用的锡瓶、缎匣、木箱等物。[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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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清一朝，堪称是普洱茶产地风云变幻的时代。随着治理的深入与开发的加快，普洱茶产地的社会状况不断改变。对不同时期普洱茶产地凸现的社会矛盾，清廷与地方官府积极应对，在历史画卷留下了多笔的浓墨重彩。
明末清初，滇东南的车里、茶山等地尚处于阶级社会初期，流行随意争斗和掠夺的风俗。雍正初年鄂尔泰上疏，称六大茶山外人罕至，“地寒土瘠，不产五谷。”[42]车里宣慰司辖地的窝泥（今哈尼族），“盘踞万山之中，深匿丛险之内，入则借采茶以资生，出则凭剽掠为活计。”[43]又称当地民风“狡诈犷悍，反复无常”，橄榄坝叛夷尤为“凶顽横肆”。雍正六年（1728）正月，鄂尔泰在奏疏中说：镇沅、威远、恩乐、车里、茶山与孟养等处，“皆系凶夷盘踞，素为民害。”车里、茶山与孟养等地，“各种蛮贼凭陵江外，忽出忽没，并无定所，肆其凶残，莫可踪迹。”[44]
当地的大小土司亦纷争不已。普洱沿边十三版纳之地，原归车里宣慰司管辖。宣慰司长官刀维屏父子及其兄弟，因被他人逼挟而弃职潜逃，加剧了混乱的局面。[45]茶山反叛则起于土目刀正彦。刀正彦倚恃占有澜沧江外之地，“横行边境，号令群贼，劫害商民，始欲计图宣慰，后致杀伤官兵，总因逼近外域，素通诸夷，故积恶频年，无敢过问。”[46]雍正六年（1728）八月，驻防攸乐、茶山的普威营参将邱名扬奏称：车里的橄榄坝等地为“巨恶”刀正彦占踞，“指使窝泥劫杀客商，拒捕不法。”[47]面对上述形势，清廷的应对之策是进行周密策划，果断用兵镇压，剿灭叛乱的土司及凶夷，以尽快恢复社会安定。刀正彦被清军擒获后，“六茶山及各版纳夷民俱各安生业。”
随着普洱茶产地社会渐趋安定，普洱茶的生产获得较大的发展。古茶树所摘之茶不敷需求，产茶地区的夷民试种大叶种茶获得成功，乃在平地大量种植茶树，以满足茶商争购的需要。《清稗类钞》说：“普洱茶产于云南普洱府之普洱山，性温味厚，坝夷所种。”[48]为提高普洱茶的质量，茶农改变粗放经营的传统做法，对所种茶叶勤于锄草捉虫，“旁生草木，则味劣难售。”普洱茶成品的存置亦多讲究，“或与他物同器，即染其气而不堪饮矣。”受茶叶产地、采摘时间等因素的影响，普洱茶又分为不同的等级。生于赤土或土中杂石者最佳。于二月间采摘，茶蕊极细而白的茶叶，谓之“毛尖”，充作贡品。制作贡品的任务完成后，方许民间采摘及贩卖。茶农将所采之茶上笼略蒸，揉为团饼，其叶犹嫩、味道亦佳者，称为“芽茶”。三四月采摘及加工者，称“小满茶”。采于六七月间的名“谷花茶”。少女在雨季之前采摘、出售以备嫁妆者，则称“女儿茶”。[49]对六大茶山生产茶叶的销售去向，官府例有规定。质优者充为岁贡，较差的茶叶散卖省内各地，粗老的茶叶则熬膏压制成茶饼，摹印图案备馈赠亲友。[50]普洱茶的迅速兴起，使产茶地区的少数民族多享其益。道光《云南通志》称：“黑窝泥（今哈尼族）性拙，采茶卖茶其业也。”[51]
车里、茶山等地的官员与兵将，眼红夷民经营茶叶屡获巨利，遂出现官员贩卖私茶、士卒入山扰累的弊端，而且愈演愈烈，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雍正十一年（1733），新任云贵总督尹继善上疏：
“官员贩卖私茶，兵役入山扰累之弊，宜严定处分也。思茅茶山，地方瘠薄，不产米谷，夷人穷苦，惟藉茶叶养生，无如文武各员，每岁二三月间，即差兵役入山采取，任意作践，短价强买，四处贩卖，滥派人夫，沿途运送，是小民养命之源，竟成官员兵役射利之薮，夷民甚为受累。前经升任督臣鄂尔泰题明禁止，兵役不许入山。臣等又将官贩私茶严行查禁，但不严定处分，弊累不能永除。请嗣后责成思茅文武，互相稽查，如有官员贩茶图利，以及兵役入山滋扰者，许彼此据实禀报，如有徇隐，一经察出，除本员及兵役严参治罪外，并将徇隐之同城文武及失察之总兵知府，照苗疆文武互相稽察例，分别议处，庶官员兵役，不敢夺夷人之利，而穷黎得以安生矣。”[52]
其言思茅、茶山等处土地瘠薄，“夷人穷苦，惟藉茶叶养生。”每年二三月间，有文武官员差遣士卒入山采茶，低价强买，四处贩卖，遂使百姓养命之根由，竟成官员、士卒获利的渊薮。雍正初鄂尔泰任云贵总督，曾明令兵卒不许入山。但不久盘剥茶民的劣行卷土重来。尹继善因此建议由朝廷发文，令思茅地区的文武官员互相稽查，如有官员贩茶图利以及兵役入山滋扰，官府须据实禀报。如有隐瞒一经查出，除涉事官员及士卒从严治罪，同城文武官员和失察的总兵与知府也分别处分。尹继善与云南巡抚张允随、云南提督蔡成贵联合上奏此事，可见情况严重的程度。经过这一次认真治理，查禁取得明显的效果。雍正十一年（1733），至滇任职的吴应枚称：“普洱产茶，旧颇为民害，今已尽行革除矣。”[53]大致反映了查禁以后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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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清代内地流民大量进入边疆和僻地，车里、茶山等地亦为流民较集中的地区。受其影响，滇东南普洱茶产地的社会关系渐趋复杂。
内地移民大量进入云南地区，可溯自明代。明朝认为蛮夷强悍难治，在云南常驻重兵。明朝的军事制度以卫所为基础。其特点一是军士来自军户，军户世代当兵。二是纳入卫所管理的军士，须在指定地区屯田或戍守，有事作战无事务农，由此形成以驻军为形式的大规模移民垦荒浪潮。明朝还将一些内地百姓迁至云南屯垦。明廷在云南各地所置卫所，分布在今腾冲、保山以东，景东、红河以北的地区，滇南、滇西等蛮夷集中地区则由土司管辖。卫所军士、迁来百姓主要分布在农业地区，其作用不可小视。明人王士性说：云南新置郡邑，皆建卫所之中，以卫所为主，郡邑为客，缙绅拜表祝圣皆在卫所；“故卫所所治皆中国人（按：指汉人）。”省内腹地的发展速度乃远超边疆和僻地。王士性称设治之地，“惟云南、临安、大理、鹤庆、楚雄五府嵌居中腹地，颇饶沃，余俱瘠壤警区。”[54]因外来人口甚少，且长期被土司控制，滇东南等边疆地区长期封闭落后，难以形成普洱茶萌生及发展的社会条件。
清代情形发生明显的改变。自发迁居云南的外地流民，大都拖儿带女、贫穷拮据，既无插足富庶之地的条件，亦无创业经营的资本，落籍人口聚集的腹地不甚可能。远赴边疆和僻地从事垦荒及烧炭，或至矿厂充当砂丁，便成为大部分流民无奈的选择，清代云南流行俗语：“穷赴夷方急走厂”。另外一些人则以经商或货郎为职业，游走于穷乡僻壤。清人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各省相继入滇者愈众，旋因开矿，宝庆、衡州人所在皆是，禹王宫、寿福寺遍于全滇；近代蜀人以小贸、经商、夫役用力，穷乡僻壤，靡不充斥。”[55]还有清人说：凡歇店饭铺，估客厂民，以及夷寨中之客商铺户，以江西、湖南两省之人居多，他们积攒成家，娶妻置产，“虽穷村僻壤，无不有此两省人混迹其间，”乃至“反客为主，竟成乐国”。[56]以江西、湖南人为主的外来流民，在迁居车里、茶山等地后，凭借在家乡掌握的制茶知识，很快投身于普洱茶生产及销售的浪潮，尤以从事收购、加工及贩卖者居多。雍正六年（1728），鄂尔泰的奏疏称：思茅、猛旺、整董、小孟养、小孟仑、六大茶山以及橄榄坝、九龙江各处，原有“微瘴”，“现在汉民商客往来贸易，”并不以“微瘴”为害。[57]每年逢采茶季节，普洱府所属的六大茶山方圆600余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58]由此可见茶山繁荣之状。活跃于滇东南从事普洱茶经营者，有不少便是外来的流民。
一些内地流民因此落籍滇东南地区。雍正六年（1728）六月，鄂尔泰的奏疏称：澜沧江内各版纳百姓富庶，“已不下数万户口，”[59]其中一部分便是外来流民，他们与当地民族融洽相处。但也有少数流民偷奸耍滑，欺骗乃至欺负当地少数民族，后者或聚众反抗。吴大勋说江西、湖南两省之人，有“只身至滇，经营欺骗，夷人愚蠢，受其笼络”的情形。[60]雍正五年（1727）十一月，鄂尔泰奏疏称：“思茅接壤茶山，系车里咽喉之地，请将普洱原设通判移驻思茅，职任捕盗、经管思茅、六茶山地方事务。从前贩茶奸商重债剥民、各山垄断，以致夷民情急操戈。查六茶山产茶每年约六七千驮，即于适中之地设立总店买卖交易，不许容人上山，永可杜绝衅端。”[61]可见贩茶奸商重债剥民、据山垄断，夷民情急操戈反抗的情形，在雍正初年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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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泰的另一奏疏，则报告了麻布朋聚众反抗的事件。奏疏称窝泥人麻布朋等于路口，“劫杀行人、茶商，客众多被杀伤，各皆奔命。”土目刀正彦向普威营参将邱名扬等申诉，称起因是茶商、众客以重利盘剥窝泥，导致麻布朋等肆行劫杀。《滇云历年传》则称麻布朋等反叛，缘由是麻布朋所居之莽芝一带产茶，“商贩践更收发，往往舍于茶户。”有江西茶商淫麻布朋之妻，麻布朋杀之，传其辫发传示诸商，诸商乃相传被夷人盗杀。[62]邱名扬等领官兵约土目刀正彦同至茶山，“代为清算。”[63]刀正彦暗中煽动窝泥反叛，焚烧各寨堵塞路口，杀死官兵数十人，战端由此而开，并很快遍及六大茶山，众多窝泥被麻布朋等胁裹参加。面对清军的围剿与镇压，投降者跪称原是好百姓，被麻布朋等威逼反叛，“若不依他，便要烧要杀。”由麻布朋事件诱发的六大茶山动乱，成为清朝在车里、茶山等地改流的导火线。[64]雍正十年（1732），茶山又发生土千户刀兴国率众反抗的事件。起因是刀兴国不堪普洱府知府佟世荫的欺压，怨言中有“民力已绝，茶又归官”等语，反映出产茶地区官民的矛盾已甚尖锐。起事被提督蔡成贵率兵镇压。[65]
平定茶山夷人的起事后，清廷对可能导致动乱的夷汉纠纷事件，尤其是单身流民进入云南边疆，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乾隆二十年（1755），云南巡抚郭一裕奏：“滇省居民，夷多汉少，所谓汉人者，多系江西、湖南、川陕等省流寓之人，相传数代，便成土著。而挟赀往来贸易者，名为客民。其余蛮倮种类甚繁，数十年以来，沐浴圣化，极为恭顺，或耕或牧，熙熙皋皋，颇有太古风气。因其性愚而直，汉人中之狡黠者，每每从而欺之，伊等俯首帖服，不敢与较。虽前任巡抚、督臣俱经力为整饬，而此风尚未尽革。此急当整饬者。”[66]乾隆四十三年（1778），云贵总督裴宗锡的奏疏称：“倚邦、茶山一带产有土茶，例准商民采贩，”向归思茅同知管理。建议朝廷颁文思茅同知，令其于商人领票往返之时，稽查往来货物，并登记行商的人数与出境月日，回日缴票时按名核对，若逾期不回，即令该处土司严究。“永昌、顺宁二府，与缅酋接壤，惟封关禁市，为控制匪夷之要务，而捕逐江楚游民，又为肃清关隘之要务。”因永昌（治今云南保山）等处辑查既严，“（奸商）向普洱一路夹带走私，或只身游民私自出边，”因此成为官府防范的重点。裴宗锡奏请于各处隘口严查巡逻，“倘有奸匪出入，并只身江楚游民，立行拿解，由镇道报省查办。”务使“奸民私贩毫无隙漏可乘”。[67]
由于清廷加强管理，滇东南地区的社会渐趋安定，夷民得以安居乐业。乾隆五十二年（1787），云贵总督富纲的奏疏称：云南普洱之思茅等地，尤为极边紧要之区，自雍正七年（1729）改土归流，“初时或尚有野性未训，致有煽惑蠢动之事，今涵濡圣泽五十余年，多有薙发衣冠、读书入泮，其语言、服食与内地人民无异，余则尽属务农，非若从前之专以射猎打牲为事。”[68]乾隆五十九年（1794），云南守臣福康安奏报：云贵两省收成丰稔，粮价平减，“民情一律恬煕。腾越、普洱、开化等处边疆地区俱极安静。”[69]
由于具备较为安定、宽松的社会环境，普洱茶的生产得以持续发展，在云南成为举足轻重的产业。《滇海虞衡志》称：“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在全省各地，普洱茶成为随处可见的饮用茶。[70]雍正七年（1729），普洱茶被朝廷列为贡茶，至光绪三十年（1904）贡茶中止，普洱茶每年上贡长达176年。朝廷每年支银1000两采购普洱茶。据道光《普洱府志》卷八：“每岁除采办贡茶外，商贸货之远方。按思茅厅每岁承办贡茶例，于藩库铜息项下支银一千两，转发采办，并置办收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每年运京的贡茶多达五六十箱，运茶队伍由云南府（治今昆明）启程，顺湖广驿路而行，经沾益、平彝（今富源）入贵州之境，过湖南、湖北、河南达北京，沿途由地方官府派兵勇及差役护送。[71]光绪二年（1876），朝廷为表彰倚邦衙门采办普洱茶有功，赐给“福庇西南”匾额一面。[72]至于在云南本地销售以及运销外地的普洱茶，也达到很大的规模。清代普洱茶的生产与销售，可说是长盛不衰。晚清时期在国际茶叶市场，中国茶叶遭遇印度等国茶叶的排挤，但普洱茶仍大量输出省外，输出的数量约占其总产量的1/2。[73]证明延至晚清，普洱茶一直保持了旺盛发展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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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方铁论文：《清代云南普洱茶考》，《清史研究》2010年4期；《清代云南普洱茶的兴盛及其原因》，《明清论丛》第10辑，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云南古代的饮茶与制茶》，《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1期；《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策略和效用》，《河北学刊》2012年3期。
[2]道光《云南通志》卷70《食货志六之四·普洱府·茶》，云南省图书馆藏本。下同。
[3]（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卷112，绍兴三年四月条，第506页，岳麓书社排印本，1992年。
[4]道光《云南通志》卷70《食货志六之四·普洱府·茶》。
[5]（宋）祝穆撰：《方舆胜览》卷55《雅州·土产》，第978页，中华书局，2003年。
[6]（宋）《记纂渊海》卷90《茶》。
[7]（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补遗》卷1《列朝·供御茶》，第799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
[8]（清）吴大勋撰：《滇南闻见录·团茶》，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9]（清）赵学敏撰：《本草纲目拾遗》卷6《普洱茶》，第205页，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
[10]（明）《万历野获编·补遗》卷2《户部·茶式》，第850页。
[11]（明）许次纾撰：《茶疏·产茶》，载《茶经·附录》，第126页，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年。
[12]（明）谢肇淛：《滇略》卷3《产略》，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是书称：“土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淪作草气，差胜饮水耳。”明朝在滇东南设车里军民宣慰使司（治今景洪），其时并无“普洱茶”之名。天启《滇志》之元江府、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窝泥诸条，也未提到“普洱茶”。另据《清一统志》：“雍正七年，分车里宣慰所辖江内六版纳地，置普洱府。”可见雍正七年于其地设普洱府，其地乃为人知。《滇略》称明天启元年以前，已有“普茶”之称，实为无据之言，相关文字应属后人妄添。
[13]《明会典·课程六》卷37《户部二十四》，《万有文库》本。
[14]（明）徐霞客撰：《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四》，云南人民出版社校注本，1985年。
[15]康熙《云南通志》卷12《云南府》，卷12《大理府》，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16]（清）刘健撰：《庭闻录·收滇入缅》，载《云南备征志》，《云南丛书》本。
[17]《明史》卷80《食货志·茶法》，第1947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
[18]《清史稿》卷124《食货五·茶法》，第3655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19]（清）《庭闻录·收滇入缅》。
[20]《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18《茶谱》，《四库全书》本。
[21]《清史列传》卷7《蔡毓荣传》，第435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年。
[22]（清）《康熙帝为准请复开鹤庆等地贸易互市事给达赖喇嘛敕谕》，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第100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
[23]《清史稿》卷292《高其倬传》，第10302页。
[24]《清史稿》卷124《食货五·茶法》，第3651页。
[25]（清）《清高宗实录》卷377，日本东京大藏株式会社影印本。
[26]光绪《云南通志稿》卷39《田赋·事例》，雍正十年条引高其倬奏疏，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27]方铁：《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策略和效用》，《河北学刊》2012年3期。
[28]（清）《云贵总督鄂尔泰为窝泥既靖、规画宜周、敬陈管见奏事》，（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载《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五，故宫文物馆编，故宫印刷所1930年印。
[29]（清）《云南巡抚朱纲为查茶山夷猓每多梗化滋奏事》，（雍正六年三月初三日），载《朱批谕旨》朱纲奏折。
[30]（清）《云贵总督鄂尔泰为首凶就擒、外域效命奏事》，（雍正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载《朱批谕旨》鄂尔泰折六。
[31]《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载（清）魏源撰：《圣武记》，第283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84年。
[32]（清）《云贵总督鄂尔泰请添设普洱府流官营制疏》，（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载《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五。
[33]（清）《云贵总督鄂尔泰为钦奉圣谕、备陈愚知奏事》，（雍正六年六月十二日），载《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
[34]（清）《云贵总督尹继善筹酌普思元新善后事宜疏》，载雍正《云南通志》卷29《艺文·疏》，云南省图书馆藏本。（清）倪蜕辑：《滇云历年传》卷12，第606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35]（清）倪蜕辑：《滇云历年传》，第602页。
[36]（清）《阿桂、李侍尧为酌移普安营汛、仍复车里土司、以资控制而筹久远奏事》，（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载《宫中档乾隆朝奏折》，故宫博物院，1982年。
[37]（清）《云贵总督鄂尔泰请添设普洱府流官营制疏》，（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滇云历年传》，第602页。
[38]（清）《滇云历年传》，第602页。
[39]（清）吴大勋撰：《滇南闻见录》卷下《团茶》。
[40]（清）《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42《户部·杂赋茶课·茶课》，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08年。
[41]道光《云南通志》卷70《食货志六之四·普洱府·茶》。（清）吴大勋撰：《滇南闻见录·团茶》。
[42]（清）《云贵总督鄂尔泰为窝泥既靖、规画宜周、敬陈管见奏事》，（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
[43]（清）《云贵总督鄂尔泰为报明进剿窝泥逆贼奏事》，（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云贵总督鄂尔泰请添设普洱府流官营制奏疏》，（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载《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五。
[44]（清）《云贵总督鄂尔泰为窝泥既靖、规画宜周、敬陈管见奏事》，（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
[45]（清）《阿桂、李侍尧为酌移普安营汛、仍复车里土司、以资控制而筹久远奏事》，（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46]（清）《云贵总督事鄂尔泰为首凶就擒、外域效命奏事》，（雍正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47]（清）《云贵总督鄂尔泰为奏闻奏事》，（雍正六年九月初三日），载《朱批谕旨》鄂尔泰折八。
[48]（民国）徐珂编撰：《清稗类钞·植物类·普洱茶》，第5919页，中华书局，1981年。
[49]道光《云南通志》卷70《食货志六之四·普洱府·茶》，引《思茅志稿》。
[50]（清）张泓撰：《滇南新语·滇茶》，《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51]道光《云南通志》卷183《南蛮志·种人》。
[52]（清）《云贵总督尹继善筹酌普思元新善后事宜奏疏》。
[53]（清）吴应枚撰：《滇南杂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54]（明）王士性撰：《广志绎·西南诸省·云南》，第127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
[55]（清）谈者己巳居士撰：《幻影谈·杂记第七》，云南大学图书馆藏本。
[56]（清）吴大勋撰：《滇南闻见录·汉人》。
[57]（清）《云贵总督鄂尔泰为钦奉圣谕，备陈愚知奏事》，（雍正六年六月十二日）。
[58]（清）檀萃辑：《滇海虞衡志》，第26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校注本，1990年。
[59]（清）《云贵总督鄂尔泰为为钦奉圣谕、备陈愚知奏事》，（雍正六年六月十二日）。
[60]（清）吴大勋撰：《滇南闻见录·汉人》。
[61]（清）《云贵总督鄂尔泰请添设普洱府流官营制疏》，（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62]（清）《滇云历年传》，第596页。
[63]（清）《云贵总督鄂尔泰请添设普洱府流官营制疏》，（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64]（清）《云贵总督鄂尔泰为窝泥既靖、规画宜周、敬陈管见奏事》，（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
[65]（清）《滇云历年传》，第622页。
[66]（清）《云南巡抚郭一裕为备陈地方情形奏事》，（乾隆二十年十月初三日），载《宫中档乾隆朝奏折》。
[67]（清）《云贵总督裴宗锡为汇查潞江等处盘获外省游民、并酌定普洱一路照办章程奏事》，（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十六日），载《宫中档乾隆朝奏折》。
[68]（清）《云贵总督富纲为敬遵圣训、恭折复奏事》，（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初六日），载《宫中档乾隆朝奏折》。
[69]（清）《福康安为行抵云南省城日期及查办地方钱法奏事》，（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档号04-01-35-1346-006；微缩号04-01-35-063-1353。
[70]（清）《滇海虞衡志》，第269页。
[71]（民国）罗养儒撰：《云南掌故》卷18《解茶贡》，第661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
[72]徐斌：《马背上的贡品：普洱茶入宫记》，《紫禁城》2006年3期。
[73]（民国）《云南掌故》卷9《滇中出产物品之丰富》，第3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