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洲宜兴壶，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表面有装饰，另一个特点是壶体很小，这是因为当时欧洲茶叶的价格不菲，不能和中国的国内价格等量齐观。在17世纪末叶的欧洲，1公斤尚好的茶叶要卖到相当于现在1500欧元的价格，因此，至少在1675至1700年这段时间，大部分茶壶的容积在300cc到400cc之间。到了18世纪的上半叶，茶叶价格由于大量进口在欧洲下跌，且一直未回升，因此茶壶的容量也相应地增大，达1000cc，有时候甚至更大。至于茶壶表面的装饰，很有趣的是，都是典型的中国文化内容，但这种装饰决不是为了迎合当时中国人的审美需求，而倒是和欧洲人的巴洛克情结很匹配。这些装饰内容大多取材于佛教和道教的故事，这些象征性的装饰形态对大部分欧洲人来说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但是这种来自世界另一端、由这些紫砂器皿承载的充满异域和神秘格调的装饰足以满足欧洲人的好奇心。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紫砂壶，一旦判定其年代，是很能代表这一时期的特定装饰。这确实也是我们的所幸，我们注意到在欧洲，茶壶装饰风格的流行时间要比在中国短，这非常有助于我们的研究。因此某些以前从未见过的装饰手法都能比较准确地判断其所处的年代。
同类色装饰
第一把运用这种装饰手法的标志性茶壶是现存在伦敦英国国立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院的产于明朝的茶壶，它的年代判断很准确，可以被视为最早运用此装饰手法的茶壶。这是一把朱泥壶，用同色泥装饰一根盛开梅花的树枝，壶底的落款是一代名师惠孟臣，并刻有中国的农历年代，相当于公元1627年。虽然我认为这把壶并非为出口而作，但上面的金属包皮好像是在欧洲加上去的。这种包金属装饰方法到了18世纪初已经不再出现，但是它见证了欧洲早期进口茶壶的历史。上述提到的装饰手法就是我称之为的同类色装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受欢迎，因为我们能在很多欧洲宜兴壶见到，并且在南非沿海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沉船上，如“奥斯特兰”号船（1697年沉没）和“格尔德玛尔森”号船（1713年沉没），都有例证可见。
对比色装饰
（例如：黄色装饰在红或棕底色上）我们注意到，在德国奥古斯都大力王1721至1723年茶壶收藏记录清单里，这种装饰没有代表性。不过在1752年沉没的“格尔德玛尔森”号船上我们发现运用这种装饰的茶壶。所以，我们可以推断这种装饰大概在1725至1750年或更晚一点很流行，这个推断应当出入不大。
法郎彩（点彩）装饰
在奥古斯都大力王藏品中，用此方法装饰的茶壶也不具代表性，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装饰方法在清康熙年间，大约1720年，首先由北京宫廷作坊采用，而且由法郎彩装饰的茶壶只有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可以收藏。这种装饰在欧洲的18世纪中叶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但是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茶壶我至今还未发现。
模压装饰
这种装饰方法主要用于规模化生产，但至于是什么时候开始采用，还有待于更多史料的发现才能明确其年代。从沉于1697年“澳斯特兰号”船上，我们已能看到用此方法装饰的茶壶。就我所知，比较具体的有一把六方双龙提梁壶，六面有模压装饰。关于这把壶的形状和装饰，有资料显示，大约在1709年，德国陶艺家波特格模仿做了好几把，相同造型的壶在尼古拉斯·戴布勒根尼1687年在法国出版的“咖啡、茶和巧克力的享用”一书的插图中也有描绘。1675至1700年，来自欧洲的茶壶订单中，要求做完全相同的茶壶款式，并采用模压装饰方法。
镂空（玲珑）装饰
这种装饰在中国也称之为玲珑装饰，似乎最早出现在明朝景德镇瓷器中，到了17世纪初，宜兴的陶艺家也开始采用此法，首先在壶的某些部位，如镂空壶的盖纽，后来不但在壶盖上，而且在壶身上也出现镂空装饰。这些镂空装饰的欧洲宜兴壶制作于1700至1725年间。
泥绘装饰
这种装饰方法可在1700至1725年间出口到欧洲的宜兴茶壶上所见，这在编制于1721德国奥古斯都大力王的收藏清单中有数例为证。这种装饰主要用红泥、紫泥、黑色泥或是墨绿泥绘在黄色泥制的茶壶上。
如果我们把宜兴的出口产品和景德镇的相比较，景德镇瓷器上装饰有根据欧洲印刷品和绘画作品临摹的纹章和西洋人物图案，而这些纹章和西洋人物图案从未在欧洲宜兴壶的装饰中出现，为什么？可这个问题至今仍很难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