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贸易，就象奴隶和酿酒厂一样，成为许多美国大资产的基础。”---《美国人在东亚》，作者美国史学家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tt）
“中国皇后”号的首航成功，让美国商人们觉得中美直接贸易确实有利可图。美国政府随即出台了保护对华贸易的税收和津贴等优惠政策，美国商船纷纷扬帆远航，驶向广州。
以开拓中国市场为中心的美国远洋航海，极大促进了美国造船业和航运技术的发展，美国商船的航速之快让英法等国感到惊讶。清朝的《粤海关志》中称美国船只“随时可至，非如他国，八九月始能抵口”。1839年，美国商船“阿克巴”号曾以109天创造了从纽约航行到广州的纪录。
1832年建造的“安·玛金”（Ann Mckim）号为代表，排水量为493吨，使用横帆装，不少人认为她是第一艘真正的飞剪船。1845年1月，由美国船舶设计师约翰·格里菲思（John Griffiths）设计，在纽约的司密斯-迪门（Smithand Dimon）船厂建造的“虹”号（Rainbow）下水，该船公认为是世界上第一艘真正的飞剪式帆船。
美国作家威廉·乌克斯（W·H·Ukers）撰写的《茶叶全书》（All About Tea）中，专门用一个章节“飞剪船的黄金时代”来描写当时远洋航海技术的日新月异，重点描写了运输时间的缩短对于提高茶叶品质和增加贸易的重要性，尤其是里面非常生动的飞剪船跨越运输茶叶的竞赛，总是那样深深地吸引着读者的眼球。由于对茶叶贸易高额利润的追求，促进了航海造船业的快速发展，如同今天北京马连道茶叶一条街春茶上市宣传一样，当时的伦敦和欧洲各国茶叶店和杂货店也同样在橱窗里大幅地张贴广告，“中国新茶上市”的告示挑逗着爱茶人的购买激情，如果商家不能及时购入飞剪船运来的新茶并展示，都不会有人踏入他们的商店。
但是，美国工业当时不发达，殖民地时期，英国刻意限制其工业发展，只有造船和冶炼等四个行业水平属于当时相对领先水平，加上人口稀少（独立时仅200多万），劳动力成本较高，本国货物在中国市场具有竞争力的不多。按照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偏向重工业，轻工业薄弱，轻工产品无竞争力，也就是说，美国没有多少有竞争力的商品用来和中国交换。
例如，1825年，美国对华出口中，第三国货物价值约541万美元，本国货物价值仅有16万美元，第三国货物是美国货物的30多倍。
从美国立国之初，中美之间的贸易就体现出特殊性和重要性。1790年，对华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比例上升到1／7（约合14.3％），这甚至高于2007年对华贸易占美国对外贸易的比例（美国商务部2008年公布的数据为12.4％）。1792年前，美国已成了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英国。此后，美国对华贸易的额度继续扩大。从1791年到1841年，美国对华贸易额增长6倍。
1805年以前，无疑是中美贸易的蜜月时期，与贸易规模无关，这时期的特点是两个国家相对平等而合法的正常贸易往来。美国总统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也曾热情洋溢地撰文赞颂到，“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在一切有关生活便利方面是显著的，欧洲比较近代的几种艺术的源流，却已消失在蒙昧的时代之中”。美国通过皮毛、人参、檀香木和棉花等商品，或者是转口欧洲的棉毛纺织品，获得茶叶、瓷器、丝绸和土布等等他们需要的商品。由于美国商人的资金紧张，中国商人经常把货物赊给资金不足的美国商人。对此，美国商人认为中国商人“在所有交易中，是笃守信用、忠实可靠的，他们遵守合约，慷慨大方”。同时期的清朝官员和广州商人，也同样给予美国商人很高的评价。
这种正常贸易没有维持多久，美国商人就被英商鸦片贸易的丰厚利润所吸引，想方设法进入这个利润惊人的市场。当时“中国皇后”号的商务大班---山茂召（Samuel Shaw），他回国后写了一册游记《山茂召日记》，说到“优厚的利益”可以从贩鸦片获得，在中国有“很好的销路”，同时“走私而又极其安全”。不久山茂召便被派为美国驻广州的第一任领事。经过这样的公开宣传，美国人当然要努力来中国走私贩鸦片。
由于英国对印度鸦片实行垄断，美国人只能羡慕嫉妒恨。美国人另辟蹊径，经过十多年的寻找，终于在土耳其发现了鸦片。1805年，三艘美国船装上鸦片开向广州，从此，美国商人也开始了罪恶的对华鸦片贸易。土耳其鸦片在中国被称为“金花土”，就质量而言，比印度鸦片差得多，但由于价格便宜，在中国也很有市场。美国对华鸦片贸易后来居上，超过荷兰、葡萄牙等国而仅次于英国，对英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虽然英国东印度公司向英国政府提出美国商人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要政府进行干涉，但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的船只，不能到好望角以西（包括土耳其）进行贸易，当然也无法去运鸦片，这样正好使美商独占了土耳其的鸦片。1817年美商又在波斯湾找到新的货源，使得美国的鸦片贸易迅速发展。
1821年，由于印度鸦片产量的激增，英国允许美商贩运印度鸦片。这样，美国在独家经营土耳其鸦片的同时，又获得了最大的鸦片来源，美国对华鸦片贸易又迅速扩大。从此，英美两国在华的利益不断趋同，鸦片贩子终于在利益面前开始狼狈为奸，携手疯狂地向中国输入鸦片。
如同前面提到的飞剪船，不仅仅是带来茶叶贸易的快速发展，或者给欧美人民带去中国茶的清新芳香，由于飞剪船卓越的动力和快捷，迅速被配备到鸦片走私中去。同时，给“鸦片飞剪船”（Opium Clippers）配备了强大的火力。“首先，其速度可以超过任何别种船只。其次，是装备着重武器。例如羚羊号Antelope船的每边有两门大炮。在中部还有更大的‘长汤姆’Long Tom炮。在主桅周围架着大量的枪矛。后甲板的武器箱内充足地装着手枪和刀剑。”而当时的大清水师，在这种当时世界最高速的飞剪船面前，几乎是毫无作为，只能往船兴叹，听任其在珠江口畅通无阻。
美国对华鸦片贸易中掠夺了中国多少财富？虽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字，但有一个大概的估计。据马士·霍齐亚·巴卢（Mors Hosea Balo）《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f the Chinese Empire）附表中外国交货数量和货物总值计算，1821－1838年年间，综合年平均价格，每箱当在850元左右。美国向中国销售的鸦片总数权且按1．8万箱计，也在1500万元左右，又是一个买下260万平方公里“路易斯安那”的价钱。
当时的广州美商中，除了同孚商行经理奥利芬（DavidW.C.Olyphant）反对并谴责贩卖鸦片，其他所有美商都参与，美商旗昌、普金斯和琼记等商行都因鸦片而发了大财，尤其是旗昌商行是“急先锋”，不仅是美国向中国输出鸦片的主角，还是经办销售印度鸦片托售业务的积极分子。通过鸦片和茶叶的暴利，美国商人把资金转移到国内的其他产业，把获得来自中国的利润成为美国产业资本的重要来源。
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美国获得了英国人打了几年仗才得到的种种特权之外，还额外争取到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唯一的亮点就是关于鸦片贸易的条款，美国政府在条约的第二十三款承认了鸦片贸易的不合法，并明文禁止。内容是：“合众国民人凡有擅自向别处不开关之港口私行贸易，及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若别国船只冒合众国旗号做不法贸易者，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由于美国飞剪船在走私方面的优势，很多史学家认为，这个条约尽管对于鸦片贸易进行禁止，但是，现实中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只有象征性的意义。
一百多年过去了，近年来很多学者就早期中美贸易的不均衡进行多方位的分析，他们认为中国茶叶、瓷器和丝绸这三种商品作为全球的最强势商品（Made In China），在世界市场长期无对手，强势地位绝对不是今天的微软或者苹果IPAD等可以并肩比拟的。而当时几乎任何与中国贸易的国家都处于逆差中，最终连大英帝国也无法用白银来平衡这个贸易“窟窿”，整个美洲的白银，好像就是为了交换中国茶叶而被发现的一样。因此，英国必须要找到一种可以长期平衡贸易的商品，最后发现了鸦片。同样的理由，美国也必须通过鸦片，才有可能与中国继续贸易，或者扩大贸易规模。但是，无论从任何角度分析，这只能是他们从事鸦片贸易的原因探究，无法抹灭鸦片贸易对于中国人民的伤害，无法减少鸦片贸易的丝毫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