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经济发达和近年来发展较快地区的人们，关心社会快速发展的热情正渐渐转化为对食品安全和环境恶化的担忧。食品和饮料中名目繁多的添加剂、激素和重金属，空气中大量的汽车废气，过度开发失去的生态平衡和大量物种消失，就连向来代表自然的茶叶也套上了农药残留的枷锁。
茶叶农残“与时俱进”？
作为传统饮料元素的茶叶，几千年来对人类健康从未有过不良表现，在今天的发展道路上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食品安全挑战。
上个世纪后半叶，许多新的概念和技术进入茶叶种植业。全世界都在鼓励推广扦插技术，强调无性繁殖技术，偏好集中连片。低产茶园改造、标准化、规模化成为时髦流行的口号，浮躁的热情促使大批适应性强、充满自然抗病能力的古茶园和种子有性繁殖茶园消失了，代之以一望无际的万亩茶园。上世纪50年代初，世界茶园面积约为90多万公顷，平均亩产40来公斤；到世纪末，面积约为250万公顷，平均亩产达到70公斤。当人们为此沾沾自喜时，弊端也就来了：由于同一母本源无性扦插，相同的生长性状，再加上在同一地区种植单一的植物，使得病虫害的大规模迅速转播势不可挡；而相同品系集中连片的茶园如同高尔夫球场，一旦遭受病虫侵害，最终会成为破坏生态平衡的污染源。
当初人们不知道农药对人类的危害，以为简单喷洒农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农药在快速绞杀动物类、微生物类和菌类的病虫害时，同时也绞杀它们的敌人，甚至绞杀不敌不友但与环境生息相关的其它生物。以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为己任的农药大功告成后仍然坚守岗位，毒性不改，魔鬼般依附在农产品上，准备继续慢慢绞杀生产制造和使用它们的人类。绞杀的武器变成了对武器的绞杀。人类不得不想方设法将魔鬼抓回潘多拉盒子。
农药残留不是一个局部的技术问题，而是对既有发展观的一次拷问。地球居民在享受高速发展提供的丰裕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要考虑危及自身健康、祸及子孙后代的苦果。失败665次才发明的六六六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滴滴涕，在领取科学进步奖后让许多人致癌生病；苏丹红一号在无知中粉墨登场，在面目暴露后仓皇出逃。世界上出了一些新的怪病，牛疯了，鸡又感冒了，许多不治之症的发病率在年轻一代大幅上升；美国浮现480公斤的超级大胖子，创了人类历史上的生理之最；而当孩子们在体育课上长跑800米就口吐白沫，不得不打120呼救时，人们不得不思考快速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问题。
茶叶贸易国之间的摩擦
为应对食品安全的挑战，发达国家相继建立了相应的政府管理机构，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德国于2002年专门成立了消费者保护和食品安全办公室，并率先挑起了茶叶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农残纷争。
农残危害成了人类共同的敌人，但应战方却因角度不同意见相左。消费国一而再、再而三提高农残限制标准，生产国则怨声载道。欧盟从2000年开始施行最大农残限制标准（MRLs)，2002年、2003年曾两度修订，2005年修改方案已经出台，计划在年中实行。按原定计划，2007年还要进行最后修改。
2005年2月下旬，解决茶叶农残纠纷的国际茶叶研讨会在汉堡举行，主题是“迎对食品安全挑战”。世界茶叶主产国——斯里兰卡、肯尼亚、中国、印度、日本和乌干达的代表，发达地区进口消费国、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和欧盟茶叶委员会的代表共86人出席会议。应主办单位德国茶叶协会邀请，近几年协调向欧盟出口“无农残和低农残”的云南省茶业协会，参加了此次决定茶叶发展走向的会议。
据欧盟农残工作小组召集人托马斯博士透露，由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世界茶叶论坛，欧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国茶叶协会或茶叶局，以及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等，分别研究并筹划修改的2005年版《最大农残限制标准意见》有几个特点：一是监测限制农药种类增加，由2002年的158种增加到223种；二是分类进一步细化；三是限制标准大幅提高；四是分列了因长期使用而在降解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新的残留异构体。
茶叶生产国的代表普遍认为，茶叶种植方式的改变和滥用化学杀虫剂，在很大程度上是消费国参与或引导的，现在出了事，消费国只简单立个法，不顾生产国茶叶产业的死活，大有被抛弃的感觉。例如，印度代表认为，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最大农残限制标准各不相同，与欧盟的标准也不一致，让生产者无所适从；而从整体来说，欧盟的MRLs透明度差，过于严格，单方面闭门制订，同生产国缺乏沟通对话，缺乏尊重。另有代表提出，不应以茶叶而应以茶汤为检测物，因农药在水中的溶解度只有10%左右。个别消费国的代表也认为，实行最大农残限制标准的消费国不产茶叶，与其它农产品制订农残限制标准的过程相比，缺乏种植环节的分析研究，无平均数据比照，有一定的盲目性。
此外，茶叶生产国代表有一个较为流行的看法，认为欧盟立法限制农残，是在茶叶国际贸易中设置非关税技术壁垒。对此，我倒认为，设置技术壁垒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食品安全，因为目前已经实行和正在制订最大农残限制标准的消费国都不生产茶叶，没必要为保护本国茶农而歧视外国进口茶叶。汉堡国际茶叶研讨会最突出的特点，是经济相对不发达的茶叶消费国如波兰、摩洛哥和前苏联国家，没有任何代表参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科技界、民众、媒体和政府还没意识到或忽视了食品安全。
我国茶叶界如何应对？
了解情况的茶叶爱好者提出了疑问，国人茶叶方面的食品安全谁在管，谁来管，从什么时候开始管？
据我了解，自上世纪末，国内已有农业、化工、卫生、海关和环境保护等部门密切关注此事。我国农业部1997年5月正式出台《农药管理条例》，2001年11月修订后严禁生产、流通和使用18种高残留农药，明令禁止21种农药在茶叶种植中使用。上榜通缉前，像三氯杀螨醇、氰戊菊脂、甲胺磷棱这些坏分子隐藏了多年，甚至是几十年，有的还在躲猫猫。茶乡易武的张毅老人发现，个别农药生产厂家甚至在目前批准使用的低毒农药产品里添加严禁使用的剧毒品种。
2002年，农业部又修订了3年前颁布的《农药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农药注册必向农药检定所提出原药和制剂的登记申请，经农业、化工、卫生和环境保护等部门审查、批准，并由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进行综合评价后方可注册；还规定对新农药申请实行田间实验、临时登记和正式登记管理程序。不久，几乎在欧盟正式施行最大农残限制标准的同一时间，《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规定，从2002年12月1日起，中国对出口茶叶农药残留量实施批批检验，标准紧扣欧盟的清单。
尽管有种种措施，受化学品污染的茶园已经吸毒成瘾，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人们在探索使用新一代农药，可谁知道会不会是下一个从瓶子里放出来的魔鬼？农作物的病虫害和化学除虫剂在交替升级，人类身陷其中，发展下去，会不会自己毁了自己？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生物杀虫剂似乎在某些发达国家成为一种替代性选择。像美国，早已立法严格规定化学除虫剂的使用范围，为生物杀虫剂的推广使用创造了法律支持环境。1998年，美国购买了世界市场60%的杀虫菊生物制品。同年，我曾试图从肯尼亚引进生物杀虫剂运用于茶园，虽经当地使馆商务处帮助，成功买回杀虫菊种子，但因运作企业比较成本高，在种植、加工和销售上举步艰难。
当时来讲，如果说施用生物杀虫剂还做不到，那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病虫害轻微和未施农药的茶园出口茶叶，但哪里有这样的茶园呢？2000年8月，我同德国茶叶协会成员OTG主管考夫曼先生探讨社会对农药的认识过程。六六六分子结构特殊，施用20多年不分解，残留量伴随植物生长，兔子吃草转移到兔肉里，人吃兔肉转移到人体。人类用了多少年，有了这么多仪器，才把它的踪迹找出来。这一过程说明，在科技落后的情况下搞农残检测非常不易，有时只能靠宏观的把握与预见。这之后的5年里，云南省茶业协会避开单一品系和集中连片的茶园，组织了3000多吨红茶、绿茶和普洱茶顺利出口欧盟国家。
实事求是地说，在农业部茶叶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一项农残种类的检验收费150元，如做完223个项目，成本为3.345万元，不可谓不高。但我仍然赞成把这种检测推开来，把成本降下来，最终促使茶农弃用化学除虫剂，以换取未来长远的市场收益。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当下世界茶叶产业进入偿付期，社会偿付总成本肯定会大于高速发展带来的收益，但与人类不可估价的健康损失相比，一切的一切算不了什么。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飘荡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
公元1986年，云南茶叶专家、原云南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所长张顺高先生首次在国内提出生态茶叶概念。生态是一个综合性、多样性的结构，发展生态农业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不是单一产业能够孤立实现的。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历史告诉我们，解决茶叶食品安全的唯一通道是生态，是人类拥有一个干净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