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的茶叶历史上，似乎没有一种茶能像“熙春”茶那样，产量之大，质量之好，价格之高，出口之多，畅销之广，影响之深远;在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她的踪迹并留下了美好的声誉;也似乎没有一种茶能像“熙春”茶那样，在中国茶叶的出口外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茶叶影响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过程中，还是在引起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里，抑或是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茶叶发展、竞争与变革中;似乎都有“熙春”茶的身影……。所以说，“熙春”茶不仅仅是“绿色珍珠”，更可以说她是璀璨明珠;因为“熙春”茶走南闯北，飘洋出海，不仅成为欧洲贵族争相拥有的珍品并行销各地;同时，“熙春”茶更是以其优异的品质风靡世界、桂冠叠戴并谱写了中国近代茶叶外销史的辉煌篇章!
一、熙春溯源
“熙”，古同“禧”，福，吉祥。《说文》曰：仰熙丹崖，俯澡绿水。熙春，明媚的春天;同“熙春茶”。熙春茶(Hyson)，源自“熙春”(hei1 cên1);也称贡熙茶(Hyson)。“熙春”这个名字，源于晋代文学家潘岳(247~300)的作品，在其《闲居赋》中有“于是凛秋暑退，熙春寒往”之句;意思是冬去春来、茶芽初发于早春采制而成。人们用形容春天的词语来描写熙春茶，是因为春天既是“熙春”茶的采摘季节，更因为春天的新绿也是“熙春”茶的颜色。至于后来“熙春”茶被称为“贡熙”茶，是为了夸耀“熙春”茶的名贵，也是因为“熙春”茶是进贡给皇室的“贡品”。还有一种附会的说法是，“熙春”茶曾进贡给康熙皇帝，所以就有了“贡熙”之名。
“熙春”茶是“屯绿”茶的一种，而“屯绿”茶则是来源于松萝茶;也就是说，“屯绿”茶的前身是松萝茶，当“屯绿”茶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的的时侯，“熙春”茶就自然而然地拔得了头筹。道理很简单，当用毛茶原料进行精制或精加工处理并提取出整齐匀净的成品茶(精制茶)时;无论是提取出长形或圆形的成品茶，在“屯绿”茶的产品结构中，都有“熙春”、“贡熙”等花色品类;这就是“熙春”、“贡熙”茶出类拔萃的先决条件。当然，“熙春”、“贡熙”茶和松萝茶不同的是，松萝茶问世后被人们誉为“绿色金子”，而“熙春”、“贡熙”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后，却被人们誉为“绿色珍珠”。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著名茶学专家陈宗懋先生主编的《中国茶经》记载：松萝茶的采茶技术，早在三四百年前就达到精湛的程度，明代闻龙《茶笺》记载：“茶初摘时须拣去枝梗老叶，惟取嫩叶，又须去尖与柄，恐其易焦，此松萝法也。炒时须一人从旁扇之，以祛热气，否则色黄，香味俱减。予所亲试，扇者色翠，不扇色黄。炒起出铛时置大瓷盘中，仍须急扇，令热气稍退，以手重揉之，再散入铛，文火炒于入焙，盖揉则其津上浮，点时香味易出”。“屯绿”茶的炒制技术，就是在这种规范的基础上而发展完善的。
“屯绿”茶属眉茶，有珍眉、凤眉、特贡、熙春、贡熙等品名，主产地是安徽休宁、歙县、祁门、屯溪以及江西婺源等地;因历史上集中在安徽屯溪加工输出而得名;也是中国外贸出口之极品名茶。
茶叶专家陈宗懋先生在其主编的《茶叶大辞典》中对“屯绿”茶亦有介绍：屯绿，原产安徽省黄山市休宁、歙县、黟县、祁门东乡和屯溪区的长条形炒青绿茶，因历史上与本区相邻的婺源等地生产的炒青多集中于屯溪加工销售，故统称“屯绿”。据王镇恒、王广智主编的“九五”国家重点图书《中国名茶志》记载：南宋以后，安徽江南茶区名茶生产全面崛起，明清时代达到鼎盛……。休宁松萝山松萝茶作为炒青型名茶的鼻祖，创制于明初，到明代中后期已远近闻名;明末清初松萝制法已传播到安徽南北和赣、鄂、闽诸省，成为一大宗茶品。松萝茶出口始于清康熙年间，至嘉道年间，出口兴盛，发明了松萝茶特别技术并逐渐演化为屯绿，分珠茶、雨茶、熙春三类，共10多个花色、品级。
珠茶：以其结构浑圆，形似珍珠而得名;分别按茶的大小和身骨轻重分为5个品级。
雨茶：以其形长似雨点而名，分别按茶型大小和身骨轻重分为5个品级。
熙春：结构为不规则的块状，多由芽头和肥厚叶子叠合而成，结成不规则块状;分别按茶块大小和身骨轻重分4个品级。
清道光年间的“屯绿”茶盛行二十四花色，即“十雨”、“八珠”和“六熙”。“十雨”是珍眉、凤眉、蛾眉、正雨、副雨、茅雨、眉针等;“八珠”为麻珠、宝珠、珍珠、园珠、虾目等;“六熙”指贡熙、眉熙、正熙、副熙等。
清同治年间的“大帮官堆”屯绿茶有“七珠”、“八蕊”和“三熙”。“七珠”是麻珠、宝珠、圆珠、虾目等;“八蕊”是蕊眉、珍眉、凤眉、针眉、香眉、雨前等;“三熙”是指贡熙、眉熙和熙春。
清光绪年间徽州歙县知府何润生在《徽属茶各条陈》中对屯绿茶也有介绍：“绿茶内分三总名，曰珠茶、曰雨前、曰熙春。熙春内分四等：眉正、眉熙、副熙、熙春;雨前内分五等：珍眉、凤眉、蛾眉、副蛾、茅雨;珠茶内分五等：暇目、麻珠、珍珠、实珠、芝珠。皆为洋庄(外销)。均内用锡罐，外装彩画板箱”。
“屯绿”茶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很多的花色品种，但基本制法与拼配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是随着国际茶叶市场的需求而变化，在精制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进行花色品种的变化。而“屯绿”茶各花色品种，都是在反复的炒、筛分、风选、拣剔中产生，尤其是通过严格的筛选(园筛、转筛、扣筛、抖筛)、扇、撼等工艺后，才提取出各种花色品种茶，其长短、精细、轻重、形态、整齐匀称，甚至可以称为纯净。
二、熙春演变
“屯绿”茶为什么要从松萝茶中进行分离呢?茶叶专家说“成品茶中各种形态的花色组成，在过去称‘大帮’，就是产品结构”。而外销绿茶产品的结构，主要是指精制厂收购的毛茶原料，需要按其不同形态，通过复制作业(或称精制、精加工处理)，分别大小、长短、粗细、厚薄、轻重，汰除杂劣，并分门别类，提取出来的整齐匀净的成品茶(或称精茶)。而收购的毛茶，顾名思义，是很复杂的，有香气滋味内质优次悬殊的，有形态大小不齐的，有烟焦劣变夹杂的等等。精制的主要目的就是视各类毛茶原料，在分别内质品次、汰除劣异的基础上，整饬形态，提取相应产品，使之发挥最大经济效益。
这就是茶叶业内人士所说的，要“看茶做茶”;而内质特优的茶叶，为使外形整饬并能更好地衬托出产品的优美，就要特别细致的处理，这就是所谓的“好茶精做”。而有些形状粗壮的茶，内质不一定差，就要所谓“粗茶细做”。总之，都是为了发挥毛茶的自然品质优势，以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屯绿”茶从松萝茶中进行分离、创制或改革，是徽州茶商经营理念的体现;从茶叶销售角度来看，也是徽州茶商坚持诚心为质、以义为利的销售理念的体现。如徽州茶商吴荣寿，在茶业经营的过程中就不断地进行革新，他以重金聘请制茶名家汪汉梁为总管，在选料与配方上融婺(源)、歙(县)两家为一体，制成了色香味焕然一新的“抽芯珍眉”和“贡熙”茶，从而在上海一举夺得绿茶评比魁首并誉满沪港等地。徽州茶商在经营茶叶时还注意收集消费者的反馈信息，并根据消费者的不同口味，不断地提高品位，这不仅体现了徽商的人本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徽州茶商经营思路之清晰和经营手腕之灵活。
据中国茶叶专家傅宏镇先生考证：“屯绿”全面创制或者改革是在1820年左右，当时徽州婺源东乡有俞德和、俞德昌、胡源馨、金龙泰等多家茶号，他们精心创制1000多箱高级绿眉茶，直运香港销给东印度公司;因为质量优、销路好、利润高，所以屯溪各家茶号立即仿效并全面经营、精制绿茶外销。
清光绪二十二年，黟县茶商余伯陶在屯溪长干坊设立“福和昌茶号”，以眉茶的制法为基础，精益求精地提取“抽蕊珍眉”运往上海出售，也受到了欧洲消费者交口称赞。而屯溪的一些茶号也在这一启发之下，在茶叶精加工时提取特等“贡熙”茶;而这些“贡熙”茶特别适合俄国消费者的嗜好;此后“珍眉”茶行销西欧，“贡熙”茶行销俄国，都成为了世界茶叶市场的畅销品。于是，在全国茶叶生产开始中落的清朝末年，由于徽州茶商的审时度势，并根据市场需求来不断地改进茶叶制作方法，从而给徽州的茶叶生产和贸易带来了新的生机，而那些大茶商们也从中获得了巨利。如徽州婺源茶商孙友樵，他继承祖业后在屯溪观音山扩大“怡新祥”茶号的规模，他尊重制茶师傅技艺的发挥和创新，他收购优质毛茶精制特珍、抽蕊、珍眉和特贡、贡熙等外销茶出口，所以，他不仅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成为了茶界巨商。
据道光二十六年(1815)的相关资料记载，茶商江有科和其子江文缵，在歙县芳坑江氏祠堂以及漳漂等地租赁厅屋数间收购初加工后的毛茶，经过抖筛、减簸、拣茶、焙茶、风煸等多道工序，加工制作“松萝”、“雨前”、“圆珠”以及“熙春”、“贡熙”茶等品种，将成品茶装入锡罐并密封，外面还用彩画板进行包装，每箱装茶30斤至40斤不等;每年有200多担茶叶通过广州销往世界各地并获利颇丰。也正是由于徽州茶商知书识理，有较高文化素质，因此使他们能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审时度势，在拥有品质优良的徽州茶品的同时还具有十分灵活的经商手段，以至有了松萝茶和“熙春”茶的创新;从而浓墨重彩地写下了徽州茶畅销世界各地的历史，并在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开创了称雄世界茶叶市场的黄金时代。
清代是徽州茶叶辉煌的年代，茶叶种类迅速增加，红茶绿茶并驾齐驱;尤其是在松萝茶制作工艺和贸易兴盛的影响下，徽州遂成名茶荟萃之地;而祁门红茶、黄山毛峰、金山时雨茶等后起茶品之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致出现了祁红屯绿、毛峰称雄的局面。而“熙春”茶则是独树一帜，它以其美好的传说，优异的品质以及适合外国人的口味而畅销世界各地并风靡世界茶坛。有专家指出：徽州茶商能在海外贸易中一度执掌牛耳，除了具有徽商种种的优势，如有着悠久丰富的从商经验，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并讲究商业道德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血缘纽带与地域纽带在茶商的经营活动中发挥了特殊的效用。
正是由于徽州茶商的商业活动促使了地区生产关系的变革，也促进了徽州茶叶的兴盛和茶叶品种的增多以及茶叶品质的不断提高;所以，“松萝”、“熙春”茶在徽州茶商的贸易活动中频频崭露头角，最终得以行销世界各地。
三、熙春出口
“熙春”茶自诞生后很快就声名远播，她不仅为世人所重，争先恐后地购销于国内外市场，同时也成为世界闻名的茶叶之一。
早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当我国绿茶中的珍眉、珠茶等还没有问世前，“熙春”茶就已经与松萝茶、武夷茶先后出现在欧洲并风靡世界。当时，出口的茶叶还没有经过后来称之为“精制”的工艺过程，但全都是国内已有盛名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产品。所以，如同在国外文献上的松萝茶名被称作(singlo)一样，熙春被称为(Hyson);尤其是在中国茶叶风靡英国直至世界各地以后，有关中国各种名茶的名称，如武夷茶 (bohea)、熙春茶 (hyson)和松萝茶 (singlo)等;也就不断被英语借用;而tea 被英语借用后，就构成复合词如：green tea(绿茶)、black tea(红茶)等多达190 余个。
1610年，荷兰人首先从中国运茶到欧洲，而当地人对中国茶叶惊叹不已，认为茶叶是“灵草”也是“能治百病的药”，甚至把茶叶看成是“贡熙”(进贡给皇帝的佳品);很快，松萝茶和“熙春”、“贡熙”茶等就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
1660年，英国著名茶商托马斯•卡洛韦出版的《茶叶和种植质量和品德》一书说：“茶是很珍贵的一种饮料，价格昂贵，只有王公贵族把它用作赠送客人的礼品”。尽管出口到欧洲的茶叶价钱昂贵，但是当地人只要能买到中国茶叶，也是“其价几何，在所不惜”;尤其是“熙春”、“贡熙”茶在大批出口后，欧美的商人将这种浑圆如珠的茶叶意译为GunPOwd(意为火药枪的子弹);也就是这种形似“枪弹”的茶叶，屡屡成为东印度公司采购单上的紧俏商品，成为西方商人掠取暴利的时髦饮品;所以说“熙春茶”不仅是我国传统的出口茶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传播到国外的名茶。
18世纪初期，“熙春”茶已大量输往国外并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当时，广州销到欧洲的茶叶，有红茶和绿茶两大类，其下名目繁多，常见的有松萝茶、珠茶以及熙春茶等。当时，“熙春”和“贡熙”茶在伦敦市场上售价甚高，“熙春茶”每磅卖价高达10先令6便士，因其茶价之高不亚于珠宝，所以曾被人们美誉为“绿色珍珠”。到了19世纪中后期，“熙春”茶出口达到鼎盛时期，年输出量约1万吨;输出初期以销欧、美为主，20世纪20年代起，以销西、北非为主。茶叶专家程启坤、姚国坤在《绿茶金三角及其优势》中指出;清代以松萝茶为代表的徽州茶出口量很大，清光绪年间其出口量约占全国茶叶出口量的90%;而早期输入欧洲的中国茶，是以绿茶为主。
依据英国东印度公司1702年的订单来看，其中松萝绿茶占了三分之二。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数字也可以看出，在1721—1730年间，东印度公司进口的武夷茶为336万磅，松萝茶为458万磅;因此可以认为，欧洲人早期饮用的茶叶是以松萝茶为主的炒青茶;如“熙春”、“贡熙”茶等。
1740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账目中，就将进口的茶叶分为武夷、小种、松萝和“熙春”、“贡熙”茶等10种;而与松萝茶一同出口的“熙春”茶也是声名鹊起并风靡世界。在英国伦敦茶叶经纪人协会印发的报告中，有一种表格叫“伦敦茶叶进口、存货及提货之非正式估计中所用之平均重量”，就是对各种茶叶进行非正式估计时，所用之每箱平均重量。
如下表所示：
根据东印度公司的收购订单中关于红茶绿茶的分类统计，在1741年至1750年间，绿茶中的眉茶进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进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绿茶的进口量分别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过这个分类进口统计，我们清楚地知道“屯绿”茶以及眉茶、珠茶和“熙春”茶其时的贸易情况，同时也表明了它们在茶叶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1750年瑞典“卡尔亲王号” 商船来华，随船牧师为瑞典博物学家彼得•奥斯贝克，他在《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一书中，对于茶叶有着详细生动的记述;他在书中提到了十余种茶叶，并详细地记述了“卡尔亲王号”返航时运载茶叶的清单：如武夷茶(红茶)共 2885箱，1030642磅;工夫茶 1071大箱和288小箱，共96589磅;“熙春”皮茶共140箱，7930磅;“熙春”茶共31桶，2206磅;其他各种茶1720罐，3557磅。由以上资料可见，当时瑞典商船的运输货品中，茶叶所占份量之重。 而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所签订的1778年各船舱货合约中，购茶情况如下：从广州“十三行”潘启官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瑛秀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浩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从石琼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另外，英国东印度公司对1773年3月至1782年9月的10年中，公司在英国市场上所售出的茶叶进行了统计;屯溪茶、松萝茶1832474磅，贡熙茶218839磅。当时，英国市场的茶叶销售价格是：属于红茶的白毫每磅15先令，工夫茶每磅14先令，普通武夷茶每磅12先令;属于绿茶的熙春茶售价为每磅36先令，珠茶售价为每磅18先令，普通绿茶每磅15先令。
1784年，由于英国对茶叶的需求较大，英国东印度公司卖给本国茶商的茶叶价格也开始走高：如武夷茶每磅44便士，松萝、“熙春”茶每磅121便士;此时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的走私茶价是：武夷茶每磅19便士，松萝、“熙春”茶每磅69便士。而在当时英国伦敦的市场上，松萝、“熙春”茶每磅售价十先令六便士。1820年以后，“熙春”茶开始销往英国、俄国和美洲;到了1862至1874年间，“屯绿”和“熙春”茶外销竟多达十万引。
茶学专家陈椽在《茶叶通史》中说：“屯绿”茶自明末开始产生后，就成为主要的外销茶，至1821年至1850年时，“屯绿”茶每岁外销至五、六百万引(每引旧秤120斤)，这还不包括走私茶和贡茶。到了1845至1846年期间，茶叶价格不断攀升，以绿茶“熙春”和小珠最高，每担可售银46两左右(含出口关税);其次是雨前绿茶，每一担约售40两，最低是屯溪茶和工夫红茶，每担约售24至27两。当年，茶叶平均售价为37两，其中“熙春”茶的售价比屯溪茶高出约一倍。
1751年，广州出口茶叶的价格为松萝每担20.66担，贡熙每担41.13两。至177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两艘商船所购的贡熙茶竟然高达每担58两白银。
而到了1790年，英国伦敦皮卡迪利大街212号售茶价格表明，红茶价格已经明显低于绿茶，所售价格最低的“绿茶每磅5先令6便士至6先令”，最低的红茶为“武夷茶每磅4先令4便士”，质量最优的绿茶为极品熙春茶，标价为14先令到16先令。
“熙春”茶在美国也有销售。美国华茶输入早期多为低级的茶，后来发展到输入较高级的茶;尤其是19世纪后，品类高的绿茶，如“熙春”、雨前、副熙茶的输入量开始增加。到了1837年，“熙春”等绿茶占进口茶总数的4/5以上。中美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给美国带来了极大的利益，所以中美茶叶贸易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鼓励，并制定了有利于茶叶输美的税收政策。1789年，美国开征茶税，红茶每磅15分，圆茶及珠茶22分，贡熙、雨茶(珍眉)55分。至1900年，广州尚有一部分“贡熙”及副熙茶输运出口。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登说：“茶叶是驱使我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
清光绪年间徽州歙县知县何润生，在1896年撰写的《徽属茶各条陈》报告中说：“徽属产茶以婺源为最，每年约销洋庄三万数千引(一引为一百斤);歙、休、黟次之，绩溪又次之。这四县每年共计约销洋庄四五万引，均系绿茶。绿茶内分三总名，珠茶、雨前、熙春;皆为洋庄，均内用锡罐，外装彩画板箱。箱分三名：二五双箱、连罐计重不过一十一斛有奇;三七箱，连罐计重不过十二斛有奇;大方箱，连罐计重不过十五斛有奇。三七箱高一尺四寸，阔一尺二寸;二五箱比三七箱小一码，大方箱比三七箱加一码。胥有准式，每箱可装细茶四十余斛，粗茶三十余斛。徽州内销茶不及十之一二，专用篓袋盛储”。
四、熙春美誉
“熙春”茶叶底嫩匀，卷曲嫩绿，茶叶入水慢慢舒展，口感淡雅青涩;而上品“熙春”茶在谷雨前采摘，汤色金亮，色泽绿润，香味醇浓;其内质与相应品级的绿茶相比，具备味厚汤清，汁浓耐泡的特点。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风味和良好的品质，使得“熙春”茶出口到国外以后，不仅是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其身影和名声也在国外的文学作品中屡屡出现，以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文字记录。
“精艳彩瓷播清馥，青翠熙春注享客;诗人浸润玉液里，华堂满飘习习香”。这是爱尔兰每年举行的盛大“诗节”中无名氏的一首“品茶”诗，辑在1752年刊行的诗集中。这首诗出自于美国威廉•乌克斯所著的《茶叶全书》第488页(中译本漏译，是中国茶叶专家钱樑先生翻译的)。从那以后，英国名诗人如霍谷森、拜伦及荷美思等诗人，都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留下了关于“熙春茶”的吟诵和赞美。
1773年，苏格兰浪漫主义诗人费格森在赞誉熙春与武夷名茶时，写道“爱神永其微笑兮，举天国之芳茶而命之，沸煎若风雨而不厉兮，乃表神美之懿微……，女盖为神致尔虔崇兮，彼因胜之甘液，唯熙春与武夷”。而在艾默生的作品《色诺芬尼》第一节中，也有关于“熙春茶”的记载。
1785年，美国人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记载：英国保守党政客Rolle为英国自由党员数人所作的(《THE ROLLIAD》鲁里之流)诗中有一首云：“茶叶本多色，何舌犹能穷?熙春与武夷，此绿彼又红;松萝与工夫，白毫和小种，薰花真芳馥，麻珠更稠浓。”由此可知“熙春”茶在国外的影响。当然，“熙春”茶能作为外国诗人吟咏的对象，可以想见在它们成诗之前，已经是在当地社会流行得相当普遍和久远了。
16世纪末，许多欧洲人写的关于东方的著作中都述及中国茶叶的知识。当时，英国文化艺术界以茶为题材写了许多的作品，如1663年，瓦利向查理二世饮茶皇后卡特琳祝寿时写的一首茶诗，其中有“月桂与秋色，美雅与茶比……物阜称东土，携来感勇士，助我清明思，湛然去烦累”。 1771年，英国爱丁堡发行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版“茶”条下有这样的记载：“经营茶的商人根据茶的颜色、香味、叶子大小的不同把茶分成若干种类。一般分为普通绿茶、优质绿茶和武夷茶3种。其它品种的茶似乎也都可以分成这3种。……“熙春”茶和珠茶等高价优质绿茶都属于此类。武夷茶比以上两种叶子都小，颜色比其它品种更深，有时发黑，口感、香味均宜，口感似乎是涩中带甜，绿茶好象都是紫花地丁的香味，而武夷茶则带有蔷薇花香。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提及的是“熙春”茶、珠茶都是“屯绿”，而文中所指的普通绿茶和优质绿茶，应该是指“屯绿”茶和松萝茶。
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经由纽约开往广州，开始中美茶叶的直接贸易，此后华茶源源入美;当松萝和“熙春”茶进入美国市场后，同样也是留下了值得我们回味、重视并研究的茶叶文献史料。
1803年，美国纽约晚报上刊载了一则茶的广告：“新到二百零五箱上等贡熙茶，华脱街182号Elljsuane公司启。”
1816年，在美国纽约报纸上又出现了茶叶拍卖广告，名松萝茶区所产者，由John Hone主持拍卖，地点在自由街Astor码头”。
1817年，清朝廷命官蒋攸锬在奏折中说;“闽、皖南人贩运武夷、松萝茶叶，赴粤省销售，向由内河行走;”禁止“出洋贩运”。
1836年，在美国菲列特尔菲亚市，报纸上又刊出一条关于中国茶叶的广告，全文如下：“茶叶——兹有大帮(文中的“大帮”是指“大帮官堆绿茶”。)茶叶专家钱樑先生说：“成品茶中各种形态的花色组成过去称大帮，就是产品结构”。)各种包装之贡熙、珠茶及圆茶出售，品质优良，如蒙光顾，请至Soutn Front街十三号，Osamuel M.Kempton公司启。”
美国医生、作家赫漠兹在《波士顿茶会谣》中，也写道了“熙春”茶;他说“……犹辨得熙春香气，自由之茶杯依然充沛，满常新之奠灵甘醴……。”
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以至历史学家普里查德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而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徽州“贡熙”茶获得了博览会金奖。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在二十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尤其是徽州的松萝茶和“熙春”茶，在长达几百年的中西茶叶贸易活动中，一直是拥有良好的品质、美好的声誉和绝对的话语权。
五、专家阐述
中国茶叶专家钱樑先生《论贡熙》(兼论外销绿茶的产品结构和发扬品质优势问题)文中，专门介绍了“贡熙”茶的溯源、演变以及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的地位等等。1983年12月，中国茶叶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钱樑先生《论贡熙》这篇文章作为学会提供大会的论文之一;1984年，这篇文章还载于商业部杭州茶叶加工研究所、全国茶叶加工科技情报中心站第2期的《中国茶叶加工》杂志。
钱樑先生在《论贡熙》文中指出：1843年五口通商后，上海外商云集，不久即超越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尤其是因为上海接近产茶省区，就成为了茶叶对外贸易中心，出现了如1886年的空前大发展。经过长期积累的产销实践经验，外销绿茶已大都在生产集散地设立复制茶厂(茶号或称内栈)收购茶农毛茶，通过分类分档装箱后运到口岸，经过洋庄茶栈卖给洋行出口。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外销绿茶的货源已基本形成两大系列：一是路庄系列，称为路庄茶，另一是土庄系列，称作土庄茶，不论是路庄茶或土庄茶，长形茶或圆形条的产品结构中，都有贡熙或熙春、付熙等花色品类。
钱樑先生在《论贡熙》一文中还阐述了“贡熙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的地位”，他明确指出：“这里所指的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主要是指精制厂收购的毛茶原料，按其不同形态，通过复制作业(或称精制、精加工处理)，分别大小、长短、粗细、厚薄、轻重，汰除杂劣，并分门别类，提取出来的整齐匀净的成品茶(或称精茶)。钱樑先生还明确指出：“贡熙或熙春这个花色，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任何地区的毛茶，不论是圆茶或是长茶地区，毛茶总是毛的，不可能纯净的。为整饬好长茶必须分离出团曲的原料;同样做圆茶也必须分离出长扁形和粗松的原料。不然，也用不到“精制”这个环节了”。“例如产制眉茶的皖南地区1938~1939年的路庄大帮构成，整个屯绿为抽珍(特别珍眉)占18%、珍眉占31%、抽贡(特别贡熙)和普通贡熙占33%、正副针眉占18%。祁门枭溪口大帮的构成为抽珍占17%、珍眉占37%、抽贡和贡熙占33%、正副针眉占16%;歙县大帮为抽珍21%、珍眉41%、抽贡和贡熙16%、正副针眉20%、虾目2%;婺源大帮为抽珍14%、珍眉22%、抽贡和贡熙38%、正副针眉26%”。 之所以举这些例子，是因为钱樑先生认为：“解放前的这段时期，因没有上海土庄茶的干扰，茶批最正常，且是钱樑先生在1938~1939年间亲自参加收购评价和在港主持外销的情况。成品茶品质较好的屯婺祁大帮，抽贡、贡熙产品都占30%以上，多到38%;较差的歙县大帮、抽贡、贡熙则只占16%。这说明抽贡、贡熙提取多的，眉茶质量也随之提高，而在总的价格上也有裨益。当时各花色收购价格都分五等九级，抽珍按品质高低中准价为每50公斤95元，高到120元，低限60元，不及格的还可降低;珍眉中准价为65元，高可到90元，低到49元;抽贡中准价为70元，高可到92元，低可到52元;普通熙春中准价为40元，上可到51元，下可到29元，有不少内质好的大帮中的抽贡、熙春价格比内质差的大帮中的抽珍、珍眉价格还要高”。
钱樑先生还根据自己保存的资料，披露了熙春茶在当时的卖价;他说：据我手中存有的资料，“贡熙中上级(抽贡)每50公斤111.25元，中级80.20元、中下级59.50元、普通级42.25元，而珍眉上级140元、中上级111.25元(以上为抽珍价)、中级82.50元(包括部分内质差的抽珍)、中下级71元、普通级53.75元，价格基本与抽珍、珍眉差不多。而当时的平水一号珠茶为60~82.5元，二号、三号珠茶为38~50元，就是说比平水珠茶的价格要高得多”。
钱樑先生说，“贡熙类产品50年代的价格也是最有利的，当时眉茶出口换汇率一般平均已在3元以上，珠茶为2.7元左右，但贡熙类产品都在眉茶、珠茶以下，特贡不到2元，是经济效益最高的出口绿茶品类”。
后 记：
“熙春”茶自诞生以来一直是身价不菲，并和“松萝”、“屯绿”茶一起创造了风靡世界的奇迹。也正是“松萝”和“熙春”茶厚重的历史积淀，让“松萝”和“熙春”茶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名茶，同时也成为了中国茶叶品类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这无疑值得人们借鉴和学习。 对于时今的茶人来说，如何把茶和民族文化、民族感情和民族气节深深地联系在一起，让国饮成为世界之饮，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综观“熙春”茶风靡世界的历史进程和巨大荣誉，我们应该从“熙春”茶中传承什么、得到什么、弘扬什么?想来，一方面是应该以严肃的态度和敬畏之心，恢复、保护和尊重传统的中国茶叶;另一方面是应该利用人类创造出来的科学技术，瞄准现代生活需求，打开创新思路，理性取舍得失，真正让茶叶这个天地灵物致富茶农、造福人类!
【摘自2016年第4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郑 毅(安徽黄山)，系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人是环境的产物，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人所能掌握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是稀缺的，故理想中无所不能的“完美的人”，往往是社会中身不由己的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提高稀缺资源配置效率是获取财富的手段，理性的“经济人”决策驱动市场经济发展。所以我们不能盲目谈茶界的创新，而要从资源配置效率与理性决策的角度，在动态的社会发展条件下进行审视，找出未来的产业边界与通向未来的核心驱动力。
有以下几组充满辨证关系的概念值得创新人士审视：机会主义市场与成熟市场，专业市场与非专业市场，传统赛道与创新赛道，传统技艺与技术革命，老派茶文化与时尚茶文化，精英主义与世俗化，单边主义与多元融合，存量市场与增量市场，原始积累与现代积累……
我认为，中国茶界的最大变革在于财富积累方式的不同，现阶段由原始积累向现代积累迈进。穷人的白手起家，与“茶二代”的守业与创业，肯定会因资源配置能力的不同造成积累方式之迥异：一个是各种条件不具备的一穷二白——资本稀缺(穷)，可掌控与调动的资源少(白)；另一个是社会财富已经积累起来，资本已过剩，在投资实业回报率低的情况下，多余的资本会推高资产价格。这就是社会财富虚拟化、产业脱实向虚的根源，都是钱多闹的！钱多多的创业模式，对白手起家的创业模式肯定是降维打击，这就是穷人家的孩子当企业高管，做自由职业，要比创业当老板安全稳妥，符合新时期的阶层跃升之道。
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力，伴随着财富积累水涨船高，也就是过去中国穷，什么都没有，有钱买不到彩电，买不到人才与技术，买不到基础设施与政策环境，什么都要从国外引进，要抓基础建设，要对内改革。而现在，不差钱的“茶二代”创业，一个字，买，买，买……能用钱搞定的都不是事，这就是穷一代与富二代创业的最大差别。
有人说，不是每个年轻人都是富二代，穷人就不能创业了？非也！当今社会，技术与思想是比物质更重要的财富，拥有技术与思想但没钱的自然人与机构，可以找资本市场，用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的钱来创业。总之，“茶二代”的创业，要不不差钱，要不有技术，或者有思想，这都是现代积累的方式——“技术+思想+资本市场”造就的积累效率，是“一穷二白”原始积累效率的几何倍数，构成上帝视角的降维打击。这就是北上广深杭的高净值人士，为什么看茶行业很LOW的原因——这是原始积累与现代积累的差距，需要“茶二代”去赶超……
茶一代创业虽然一穷二白，但他面临一个充满市场机会的卖方市场，从而创造了茶界原始积累的奇迹。
当然，这种奇迹不是孤立的，而是受益于全球产业资本向东亚东南亚乃至印度的转移过程。中国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与西方的资本与市场相结合，以世界工厂模式创造了增长的奇迹。这种利用外资与国外市场走资源与劳动密集型发展之路，被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总结为后进国家赶超战略的“后发优势”。也就是对标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制度与经验，欠发达国家不用搞太多研发与制度创新，利用外资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制度、生产线，用低成本的自然资源与劳动力，生产出价格极具竞争力的工业产品，去获取更多的全球市场份额，赚取外汇，以完成原始积累，再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发展之路。这就是中国商人的特点，没钱的时候，拼命利用卖方市场的机会，靠勤奋与胆大敢闯，用机会主义的方式完成原始积累。有钱了，形成对物质财富的路径依赖，用钱买更多的物质财富，而在技术、制度与思想创新上投入严重不够。
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在赶超先进的时候，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复制粘贴即可，但发展到一定程度，会碰到复制的天花板，有钱买不到，或者要付天价专利使用费。与此同时，随着竞争加剧，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面对成熟市场，消费者说了算，过去打江山的机会主义那一套不再吃香，忽悠卖拐的吹牛割市场韭菜营销，让位于品质为本的品牌长期塑造工程。这意味着，一方面快钱不好赚，另一方面有钱也很难买到先进经验，企业面临增长瓶颈，甚至处于衰退与败落的尴尬境地。林毅夫的“后发优势”，变为杨小凯的“后发劣势”，不改变机会主义与抄袭山寨的作风，走技术、制度与思想创新之路，只会落入“中等发达陷阱”与“后发劣势”……
茶一代的用钱买，与茶二代的买，是不同的买。一个是花钱以物质财富建设为主，搞盗版山寨主义。他们只会追寻成功案例与经验，而对代表未来的新生事物缺乏价值判断能力，舍不得买，也不能正确估值去买，即便买了，也会水土不服，推行不下去，得不偿失。要破“后发劣势”的局，只能一代新人换旧人，拥有新思维的“茶二代”才能为代表未来的创新事物正确估值，从而正确地买，并匹配相应资源，让创新落到实处。不差钱，又会买，又会匹配资源落地的“茶二代”，将推动传统中国茶的创新进程……
所谓正确的买，是说要将在要素市场买来的先进人才、技术、制度与产业思想等，与茶行的特殊发展规律及企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各种资源要素创新式优化配置的商业组合，这样一来花钱才能落到实处，外来先进的东西才不会水土不服。当今信息社会，各种新概念到处流传，茶业厂商接触到各种高人各种先进事物，其实是很容易的。但问题是，事情是做出来的，而不只是说说而已。所以，满嘴飙大词，玩各种时髦的高大上，看上去很美，往往在现实中不堪一击。茶行业，需要的不是业内概念大师与外来洋和尚，在各种高逼格论坛高谈阔论，有想法而没做法，甚至仅仅是表演系的说法。做法就是创新茶界商业组合，对于传统茶行业这种非标产业，充满复杂关联交易的行业，要做成行之有效的商业组合创新，必须下苦笨工夫，创新模型是慢慢打磨出来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明，一个企业，乃至个人，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由照抄学习，转向有选择的学习，到最后就进入文化自觉的阶段，以我为主，即我命由我不由天，别人先进的东西好的东西肯定要借鉴，但必须走自主发展的特色之路。业界概念大师嫌自己的行业太土，外界的洋大师在传统茶面前觉得自己是救世主，我认为这两种态度与立场有极大的问题。每个行业都有其特性，这种特性肯定需要接受现代与后现代之洗礼，茶作为传统行业自是不能闭关锁国，而要积极主动去改革开放，以完成中国茶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之时代命题。但，我们也不能用现代与后现代的原教旨主义，来全盘否定传统，否定中国茶的特殊道路。事实上，盛世兴茶，中国茶近年来已进入文化觉醒、产业自觉的阶段。中国茶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肯定是独具中国特色的，而不是立顿式的……
中国茶文化、茶产业自觉发展的主体，很可能是“茶二代”。这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的“隔”与“不隔”问题。“茶一代”，熟悉后发优势与机会主义的市场打法，但与先进商业潮流、创新商业组合相隔，外来资本玩各种现代主流商业套路头头是道，也与茶行业的特殊规律相隔。不隔，才是第一等好词；隔了，就等而下之。“茶二代”，有父辈荫庇，沿袭事茶家风，自是不隔中国茶特殊逻辑。同时，其生长在已深度现代化的中国，欧风美雨浸淫多了，各种新事物，见怪不怪，没啥稀奇，只是社会新常态而已，故其与创新不隔。因其不隔，故能做出第一等的“人间茶话”，将先进事物落实到创新商业组合。中国茶的未来，在茶二代，他们是产业与文化自觉的最大力量，将塑造传统中国茶的全新未来……
当然，在文化自觉、产业自主发展的感召下，进行落地式创新的主体，除了“茶二代”，也包括愿意放下身段学习茶行业特殊逻辑的跨界年轻人以及资本。概言之，只要掌握先进事物，又尊重茶产业特殊规律的个人与机构，都可以视为中国茶创新的最大推手。
找到了面向未来的创新主体，还需要为这些志存高远者量身定做孵化创新项目的平台。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过程中，深圳可谓一座充满创新精神的城市，无数年轻人寻梦深圳，推动中国产业升级的同时，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此时代背景下，矢志做中国茶产业创新发展引擎的深圳茶博园，认为深圳不仅仅是一个精品茶消费大市场，而且将来更应该成为中国茶的创新大本营，成为中国茶产业升级、品牌孵化的黄埔军校。
深圳的创新优势，要真正转化为茶产业的创新优势，需要正视“隔”与“不隔”的问题。在传统与现代、普通规律与特殊规律之间，不隔的“茶二代”及深耕茶行业、熟知茶产业的跨界人士，能极大提升外来先进经验的转化效率，外来资本与“茶二代”及跨界深耕者联手，必能开启古老茶行业的全新明天。基于此，深圳茶博园一方面整合行业外以创新为核心的各种资源，另一方面邀请“茶二代”与行业深耕者入驻，对之进行跨界资源整合赋能，产业链打通加持，助力其创新与解决行业痛点,让其发挥“不隔”优势，将外来的先进事物与茶行业的底层逻辑融会贯通，形成具有中国茶行业特色的现代化、后现代化之路……
如果这世界只剩下工具理性，我觉得人没必要活着，因为机器人会比人活得好!——题记
被误读的中国茶产业
许多人认为中国茶叶处于农业时代，需要开展工业革命重构产业链是错的。中国茶叶如同中国一样，是落后与先进并存，农业、工业、后现代并存才是中国茶业的现实。
茶叶产业链很长，涵盖农业、加工业、商业、服务业、金融与信息产业。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产业，一直停留在前工业时代可能吗?中国茶叶的现代化进程始于清末，建国后在工业挂帅的指导思路下，茶叶己经大规模工业化、标准化，虽然是粗放的工业化。在计划经济年代，茶叶都是按标准收购、加工与销售。整齐划一的台地茶园，分级加工，以等级论价，就是过去粗放式工业化阶段的产物，规模化、标准化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到了2003年以后，古老的中国茶业被卷入了资本化的进程，粗放式的工业化被跑步拖进现代食品制造业，无论是手工还是机制茶，只要正规合法生产，都要接受现代食品加工的规范管理，否则很难取得上市准入资格。
茶叶不是属性单一的商品，而是根植中国传统文明，又受近现代文明洗礼，具有典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特征，或者说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与现代深度结合之复合生态型商品。
与一般的民族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文明国家。与普通商品不同的是，茶叶也是文明商品。我们需要从文明的高度来考量中国及中国茶。现代只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阶段，进步观也仅是现代社会流行的一种观点，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一朵小浪花而已。过去，没有现代社会与进步观;未来，流行什么类型的社会与核心价值观，只有天知道。即便在现代社会，也有后现代来对冲与纠偏。所以，我们理解文明国家与文明商品，一定要从其独特的内生发展逻辑及丰富的形态来出发。
在某种程度上，外人看中国茶如同老外看中国：跑到上海，你以为中国是发达国家，跑到贫困地区，你以为中国是缅甸。中国的发展状况很复杂，茶叶也如此。总之一句话，中国茶叶没那么落后，立顿红茶也谈不上多先进……
东亚社会保护小农，一个农民家庭耕种一小块田，比如日本。美国实行大型机械化家庭农场。你能说，美国的家庭农场比日本小农模式先进?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多元化的，不顾人类文明发展的丰富性，盲目定性先进与落后有点简单粗暴……
所以，我有必要梳理一下中国茶产业的现代化进程。按照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两套逻辑来进行解读：现代化的逻辑，就是将工业化当成中国茶产业的唯一目标，用落后、赶超与不断进步的逻辑来解读。后现代化则主张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元化与丰富性，对单一指向的工业化进行反思，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工具理性进行批判，认为其造成人类社会与人的异化。两套逻辑，能从不同方面呈现中国茶的面貌，其结合起来关照，更能反映中国茶的本质与全貌。
你见到的未必真实，真实的中国茶远比你想象得更精彩!
在工具理性者看来，发展就是比拼肌肉，当然肌肉男胜出。
如果这世界只剩下工具理性，我觉得人没必要活着，因为机器人会比人活得好!
从晚清睁眼看世界，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初步完成中国茶工业化
晚清，封闭千年的中国茶产业开始睁眼看世界，清政府派人出洋考察近现代茶业，并在国内的茶产区推行茶业新政，从种植到采制与管理导入新法，以及引导官民资本投资茶业，这标志着中国古老的茶产业开始与世界潮流接轨，开启了百年现代化进程。
注意，中国近现代茶产业的发展，绝大多数时候不是狂飙突进的，而是一个在传统农业社会里进行缓慢的持续百年的渐进改革运动。
传统社会，以自然经济的农耕与手工业为主，富余产品参与市场交易。在传统封建社会里，茶叶的商品化程度其实很高，也就是茶叶的种植与加工是以商品交易为导向的，商品经济推动着唐宋以来，一直到明清茶业的蓬勃发展。封建社会里，茶业不是落后的产业，而是先进的商品经济，这是我们第一点要搞清楚的。到了明朝后叶，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与世界贸易的诞生，中国茶叶纳入世界贸易体系，之前也是中华主导的东亚贸易圈硬通货商品。
第二点是，中国的茶业现代化进程很早，始于晚清。这是中国茶产业出口在1870年代极盛而衰，面临大英帝国殖民地茶叶的挑战，中国茶业在实业救国的时代命题下，走向了以洋为师的改良道路。
第三点是，中国茶产业的现代化进程受制于传统的惯性，具有传统与现代，乃至后现代并存，并具有多元化的特性。不能以简单的线性进化逻辑来评判中国茶产业是先进还是落后。尤其当今社会是现代与后现代并存，现代化主张的“进步”观念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受到批判，后现代弱化进步史观，主张文明的多元化、平等观与共享观，尊重事物的内在发展逻辑，不随意贴进步与落后之标签。由此可见，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别观照下，中国茶产业的面貌与解释全然不同。故，我一向不主张对拥有丰富文明形态的中国茶产业贴落后标签。
接下来说民国。
民国的最大贡献是系统引进现代茶学体系，并将之与中国茶业的实际相结合，诞生了有中国特色的初步现代茶学体系。特色现代理论指导实践，土洋结合，在中国茶产区搞了许多现代示范茶园与茶厂，从而为中国茶产业的真正现代化立了奠基石，当然中国茶产业的基本面还是前工业化的。
中国茶产业真正完成初步工业化是新中国的六七十年代，其标志是良种、现代密植丰产茶园、机器制茶得到大规模推广，这标志中国茶产业告别前工业社会，进入了粗放式大工业生产时期，并按统一的粗放强制标准生产茶叶。与此同时，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茶学体系由民国的开疆辟土，进入了全面深入系统化构建时期，到了20世纪80年代基本完善。
改开四十年的改革红利与资本红利
改开四十多年，中国茶产业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建设高潮，也就是中国茶产业的现代化进程积淀百年后，在1978年以后，尤其是2003年后获得狂飙突进的发展。阻碍中国茶产业发展的最大因素，一是僵化的计划体制，二是消费升级与资本化不够，导致中国茶产业的工业化进程缓慢，以及原始积累严重不够。也就是说，中国茶业一直到2003年都是一个产业基础薄弱的行业。
2003年之前，中国茶业的蓬勃发展主要受惠于改革红利，也就是对传统僵化的统购统销体制进行消解，解放了生产关系，从而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
改革红利主要有：八十年代的茶叶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与国营茶企的厂长承包制搞活了茶叶经济，这是中国改革的第一个阶段，由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型。九十年代初期个私经济的蓬勃发展，1996年以后民营茶企的崛起，以及1996年到2006年的国企改制与国退民进运动，这是中国改革的第二个阶段，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除了改革红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期，还有几大红利推动着中国茶产业的升级换代。
一是80年代的出口创汇热。
粗放式加工的中国茶要出口，尤其是出口欧美国家，面临巨大的准入门槛。中国茶必须大幅度提升食品安全等标准，才能满足出口需要。另一方面，中国茶要跟印度、斯里兰卡等产茶国家进行竞争，就必须提升自己的茶园种植水平、加工水平与劳动生产率，于是在80年代以云南大渡岗为代表的万亩标准化密植丰产茶园在全国得到推广，引进先进的CTC红碎茶生产线等现代设备，力争茶叶种植、加工与国际接轨。
中国茶讲究品饮，而西方人喝茶讲究方便快捷与健康，西方的消费观念也反馈给中国的贸易商与生产商，推动着食品微生物科研及茶与健康的研究，比如普洱茶的微生物科技攻关以及“降三高”药理实验，小袋包装与袋泡茶也生产出来了，因为老外需要。茶饮料、茶糖、茶食品、茶粉等深加工产品也搞出来了。
中国茶与国外消费观念的对接，极大提升了中国茶的标准化水平、技术与科研水平、种植与加工水平。
不过，80年代的中国很穷，中国茶虽然与西方先进体系深度接轨，但没多少钱来搞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我们要感谢世界银行，比如云南省80年代建的现代茶园基地，许多都是用世行贷款搞的。靠中国的原始积累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
善用外贸市场与外资，是80年代中国茶产业发展的一个特点。
二是名优茶建设热与福建安溪铁观音斗茶大赛极大推动中国茶的种植与加工水平。
前面说过，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茶叶的种植与加工非常粗放。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一是缺钱搞高标准的建设，二是国民消费水平低，品质太好，老百姓消费不起。
出口的茶叶，除了大宗交易，还有小袋包装。尤其是小袋包装要满足老外方便快捷时尚健康之理念。针对出口，中国茶自有一套产业升级体系。而内销的产业升级体系，在八九十年代就靠名优茶建设工程来拉动。大宗茶卖不起价，只能是粗放式种植与加工的产物。而名优茶讲究色香味形，八因子评茶体系评出名茶，让其身价倍增，供不应求。在丰厚利润的驱使下，全国各大产茶区，纷纷推动名优茶建设，在茶园与工厂方面进行精细化管理，使得中国茶叶种植与加工的水平得到质的飞跃，茶叶品质也大幅度提升。
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安溪铁观音横空出世，工夫茶道与商务茶的概念也出来了。安溪铁观音热，其实是中国消费升级的开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人忙于解决温饱，茶这种风雅的事不受待见。到90年代后期，中国先富的人群越来越多，这些政商人士在消费铁观音，以商务茶、风雅茶、礼品茶等全新方式在消费，从而引起了中国茶叶消费的大升级。
福建安溪铁观音斗茶大赛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出炉的。斗出茶王，然后拍卖出天价，刺激着媒体与富贵人群的神经，逼格戏份做得这么足，喝铁观音成为了中国富贵人群的身份象征。上行下效，铁观音火遍全国。
斗茶大赛，一方面继名优茶之后推动着中国的种茶与制茶水平提升，另一面开了中国茶的宣传炒作之先河。卖茶原来还要讲逼格，于是其他茶类也开窍了，纷纷走向了安溪铁观音的炒作逆袭之路。
三是改开后传统手工制茶的复兴与中国茶产业的后现代运动。
这个留待下文讲。
2003年是中国茶产业至关重要的一年，从这年开始中国茶叶被深度卷入消费升级与资本化进程。
先是在2003到2007年被工商资本所追逐，2008年金融资本开始介入茶行业，让茶行业资本不再匮乏，而且在各路资本推动的上游投资热下，中国茶业由粗放式工业跑步进入现代食品制造业阶段。
2016年以后，茶行业开启了第三轮资本化，这是新零售资本与产业互联网资本牵头，以财团布局的形式在推动。这轮投资热，目前重新定义了C端，即用全新的消费理念卖茶。“现代食品制造+新零售”就是目前的核心逻辑。
2018年，中国茶业的先进生产力部分已经接近或达到中国现代食品制造的平均水平。但是，中国制造业正处于工业4.0与产业互联网的前夜，一场影响未来数十年的技术革命正在酝酿之中，投身茶业的新零售与产业互联网资本，并不满足于基于消费前沿的后期包装制作，而是想改造基础供应链，将传统的现代制茶，导入茶叶新制造，并用产业互联网的逻辑重构全产业链。这就是茶行业的未来发展逻辑!
小结一下，2003年一直到未来，中国茶业的深度资本化有三个核心引擎：一是2003到2007的工商资本，二是2008到2015的金融资本，三是2016到未来的新零售、新制造与产业互联网资本。
传统手工制茶的复兴与中国茶产业的后现代运动
上世纪80年代，僵化的统购统销体制被逐渐消解，民间茶叶经济的活力得到空前释放，传统手工制茶也随之复兴。这股复兴力量，到了90年代中期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后现代运动。
在一些“先进”人士的眼里，传统、手工就代表落后。其实不然，现代社会里的传统与手工，并不是前工业化社会的老古董，而是在现代新思维指导下的一场托古改制运动，属于旧瓶装新酒之产物。
我们现代人只是怀旧而已，并不意味着我们愿意生活在过去。传统手工制茶只是怀旧的产物而已，如果原原本本生产过去的老东西，估计没多少人要，我们必须用现代人的消费理念对老工艺进行再造，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才能让现代社会的消费者乐意去消费。
以此观之，传统制茶的兴起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一场托古改制的后现代制茶运动及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兴起。
中国茶产业的后现代运动的真正兴起，要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算起。我们知道90年代台资纷纷进入中国，与此伴随的是台湾的后现代茶文化也涌进中国，并在2003年之后随着普洱茶在大陆的崛起而成为显学。
台湾的经济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发展起来了，到了90年代已经具有非常浓厚的后现代特征，而中国大陆还在向现代化的命题急奔。90年代的台湾领先大陆至少二十年以上，于是以普洱茶的名义，台湾茶界在90年代中期开始向大陆系统性输出后现代茶文化价值观。
台湾人主张的原生态价值，对现代密植丰产茶园提出挑战，开启了古树茶热。台湾人主张的慢生活，而越陈越香的普洱茶，伴随着人生慢慢变老，非常具有后现代的生活情调，于是过普洱茶的生活方式让人趋之若鹜……
等等不一而足!
普洱茶的后现代运动，接过了铁观音的宣传炒作接力棒，在2003年到2016年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炒作潮，普洱茶也成了被金融与文化深度结构性锁定之商品，而很难向大众消费品延伸。
每个时代都有其意义与局限性。
概念炒作与投资泡沬加速了茶行业的原始积累，掀起了中国茶的三次基建热与大众传播热，让包括普洱茶在内的许多地方名茶其生存土壤不再贫瘠。炒作带来的负面效应只能视为发展中的问题，在下一个发展周期来解决。
许多人指责普洱茶乃至中国茶叶的乱象，其实这不是茶界独有的，而是中国某个历史阶段的普遍现象。我们说，茶叶是文明形态的商品，中国是文明类型国家。盛世兴茶，国运即茶运。在过去十年的泡沫年代，金融与房地产的泡沫肯定要吹进茶行业，用泡沫化的方式来发展。后进国家的赶超，发展到某一阶段往往会出现泡沫化，过去的日本如此，今天的中国也如此，没什么可以目睹怪现状的。还有世界经济也会周期性泡沫化，这是现代社会普遍规律——周期律。
茶叶作为国运商品，承接国家发展阶段性的产物为多，有什么好奇怪的。泡沫其实是双刃剑，一方面能推动行业的繁荣，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另一方面，也让中国茶产业，尤其是普洱茶陷入了文化与金融的结构性锁定，在小众圈子里打转，而大众化的品牌难产，大众化的标准认知也缺位，个个是大师、专家，让老百姓一头雾水。
研究经济周期我们会知道，上一个周期的问题可以用下一个周期来解决。中国茶的结构性锁定与大众缺乏认知的问题，也可以在中国经济脱虚向实的时代大背景下来解决。一些带有新理念的外来资本貌似更适合干这个事，而茶界直面消费者做精准营销的小而美品牌，也可以春江水暖鸭先知!
中国茶产业不是没有标准，而是大众认知缺位，需要从认知体系出发重构产业链
在《产业升级与小罐茶的证据链生意》一文中，我写道：
小罐茶谈不上革农业时代中国茶的命，因为中国茶的现状是三位一体的，农业时代的遗老遗少、现代社会的工业与后工业化并存，不需要小罐茶来做工业化之革命启蒙。
从清末开始中国茶一直处于工业化的百年进程，到毛泽东时代建立了粗放式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后掀起了名优茶战略、斗茶大赛，以及传统手工制茶的复兴，推动着中国茶的精细化加工与深加工进程，无论机器还是手工制茶水平得到空前提升。
而2003年普洱茶在大陆兴起，标志着中国茶进入了注重原料与先天内质之阶段，外在的色香味形不是决定因素，只是外在的加分项，决定一个茶叶的好坏，要从茶园的生态环境、土壤、茶种、树龄、气候、海拔、种植管护方式等先天要素开始，有了先天优质的原料，还要制作与后期仓储得法，符合精细化生产品控要求，这样在先天与后天的综合要求下才能制得一杯内秀的好茶。用标准的宣传语来概括，就是从茶园到茶杯的全产业链品质管控。
2008年以降，消费升级继续推动中国茶的产业升级。城里的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高度重视，于是中国茶进入与现代食品工业接轨之阶段，有实力的茶企纷纷上马高大上的现代高标准厂房与生产线，遵照现代食品工业的规范，按照国标、企标甚至更高的标准严格生产。
由此可见，中国茶并不是没有工业化与标准化，而是面向大众市场的工业化与标准化很难落地。中国茶被各种茶类、文化、工艺、地方消费习惯所切割，大众市场缺乏统一的认知体系，茶企被迫主攻小众细分市场，导致各说各话，让消费者一头雾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茶行业门槛低、同质化竞争激烈，如果采用行业通用标准会陷入激烈的价格战之中，很难提升产品与品牌的附加值。于是，做差异化的细分标准，就成为了行业的共识，许多茶企通过细分标准建立了逼格，取得了议价权。但其后果是，进一步加剧了概念的混乱，让市场进一步支离破碎。
许多人认为茶行业是非标行业，其实是误读，茶行业有通用标准——国标，但光靠国标很难建立企业的逼格，导致大家都去推细分标准。细分标准多了，让消费者无所适从，加上一些投机商人用认知门槛很高的细分标准去忽悠割韭菜，从而造成认知混乱与市场乱象。
所以，小罐茶能改变的，不是茶行业没标准的问题，而是标准缺乏大众认知的问题。而就百年工业化进程而言，中国茶已经走过了粗放式工业加工，进入了现代食品加工阶段，小罐茶搞的并不是革农业时代的命，而是中国茶工业制造的升级版——工业4.0，也就是对传统工业革命再革命。小罐茶在中国传统茶工业化进程方面的努力，也许会形成智能制造、产业互联网、茶的工业美学等全新风口，一些实力与小罐茶相当，甚至远超其的资本大鳄会进来，从而掀起中国茶的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4.0及产业互联网革命，传统茶的底层商业逻辑将因此而彻底改变，当然文化的主根还在。
文/白马非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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