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中国普洱茶网 整体品牌升级,更名为「茶友网」

中国茶茶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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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在光环里的中国茶:既不想当立顿,也没能再造一个小罐茶

2008年,新华社一篇《中国七万茶企不敌一个立顿》,直指中国茶叶“大而不强”。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A股市场依旧不见一家茶企身影。除了天福茗茶登录港股,中国茶业、澜沧古茶、八马茶业等老牌茶企数次冲击A股,如今都未能顺利上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老牌巨头立顿走年轻化路线,推出果味茶

图片来源:立顿

在八马茶业近期重启上市流程的相关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国茶叶连锁店第一品牌的八马(数据截至2020年10月30日),2019年茶叶产品市场占有率为0.32%,2020年则为0.37%。[1]

市场占有率看似有所提高,但横向对比白酒行业,茅台2020年的市占率为16.79%,五粮液为9.82%,就连当年排第三的洋河股份也有3.62%。可以看出茶叶行业的产业集中度之低。[2]

八马线下连锁门店已超2000家

图片来源:八马茶业

中国农科院茶研所研究员姜爱芹说:“如果能够把西湖龙井当成一个品牌,应该会很牛。显然,我们缺的不是茶叶品类品牌,而是商业品牌。”

“有品类,无品牌”已经成了茶叶行业内公认的难题。

中国茶叶原产地布局分散,难以实现标准化生产

图为武夷山茶园,中国茶业给农夫山泉提供茶叶原料的茶园之一

图片来源:农夫山泉

其实打造品牌的现成参考案例也不是没有:在规模化、标准化方面做得好的国际品牌,有立顿、川宁;而擅长品牌造势的本土品牌,也有近几年快速成长起来的小罐茶。

由此,茶叶行业分化出3条不同的品牌思路:一部分品牌学习小罐茶的打法,用产品的思维来从0开始打造品牌。

还有以「CHALI茶里」为代表的新兴袋泡茶品牌,在立顿的思路上开始了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探索。

大多数传统茶企则属于中立派,既不屑于借鉴立顿,也不打算照搬小罐茶,坚定地探索自己的品牌化道路。

茶里的袋泡茶产品体系,蜜桃乌龙成为爆款

图片来源:茶里

虽然早就有了大致的解题思路,但遗憾的是中国茶业至今也没能打造出属于自己的一个世界级品牌。

我们不禁好奇:立顿或是小罐茶的模式,真的能解决中国茶业的问题吗?在品牌意识觉醒之后,中国新老茶企们到底在探索一条怎样的路?

01

困在光环里的中国茶,解不开现成的流量密码

1、年产量世界第一的中国茶,没能在海外市场“称霸”

在《绿色黄金:茶叶帝国》一书中,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这样写道:“在世界三大饮料中,只有茶叶成功地征服了全世界”。

中国人饮茶的历史悠久。陆羽在《茶经》中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

同时,中国还是茶叶的故乡,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茶叶品类,900多个产茶县,拥有世界第一的茶园总面积和茶叶年产量。[3]

茶兴于唐,盛于宋;图为宋代文人斗茶的场景

图片来源:宋代挂轴画作,刘松年的撵茶图

中国茶的光环不仅仅体现在茶的品类、产量、历史渊源等自身硬件条件上,还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长达数百年的中国茶热潮。

在17世纪到18世纪的英国,茶叶被视为贵族和王室专属的高级饮料。在《傲慢与偏见》一书中,贵族们餐后喝的下午茶,一定会配中国茶。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三得利在做品牌调研时发现:在日本人心中,来自中国的乌龙茶才是最好的。于是在很多年里,三得利都将自己的乌龙茶和中国深度绑定。

三得利乌龙茶将茶叶原料来自福建的卖点放大再放大

图片来源:三得利

茶叶原产国的历史光环,让中国成了茶叶大国,但并没有让中国成长为真正的茶叶强国。

自从英国将中国的茶树移植到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后,中国茶在海外市场的优势逐渐丧失。

国际茶委会(ITC)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茶园面积占据世界茶叶产园的61.4%,但年产量只占到45%,是世界前10位产茶国家中单产量最低的。在小农经济主导下,我国茶叶种植效率低下。

此外,作为产茶大国的中国,同时也是主要的茶叶消费大国。2019年中国茶叶的出口量仅为36.7万吨,仅占当年总产量的13.11%。[4]

而在非传统产茶国中,俄罗斯每年消费的几亿袋茶,只有不到7%来自中国。英国人现在每天喝的3杯茶,更多的是方便快捷又便宜的袋泡茶,来自中国的自然少得可怜。

也就是说,如今撑起中国茶“茶叶大国”头衔的主力,是国内市场。

我国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2020年人口达到14.1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18%。但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海外市场经济占比85%多,市场容量巨大,还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茶叶品牌自然不应该轻易放弃这一大块蛋糕。[5]

面向对中国茶叶品类认知并不强的海外市场,想要变成真正的“茶叶强国”,中国急需向世界输出一个属于自己的超级品牌!

2、“慢悠悠”的传统茶,跟不上年轻人和资本的步伐

可即使是在茶叶消耗量巨大的国内市场,传统的茶叶企业也没能俘获资本和年轻人的心。

是资本或是年轻人对“茶”不感兴趣吗?答案恰恰相反!

不少新消费品牌不再只青睐高糖份的奶茶,也开始做起了“纯茶的生意”。之所以要强调纯茶,是因为比起新茶饮,“纯茶”是更接近“茶”的生意。

「茶生活tea'stone」在门店销售纯茶饮品,并借机打造自己的茶叶品牌。「一茶一舍」在上海开出5家直营店,销售自创的纯茶饮品、茶点、茶具、茶叶等产品。 新零售精品茶品牌「T9」 则将茶饮与茶叶零售打通,以零售茶现萃制作茶饮的模式,茶叶零售占整个店铺营收的6成。「茶小空」则主打超滤技术的袋泡茶,强调不限水温,即泡即饮。

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新品牌均获得了融资。「一茶一舍」获数百万元天使轮融资。「T9」「茶生活tea'stone」去年都获得了数千万元A轮融资。「茶小空」甚至在半年内,获得了两轮融资,累计金额过亿。

tea'stone专门销售纯茶的线下门店

图片来源:tea'stone

资本为何对新兴茶品牌如此追捧?幕后真正的助推手,恰恰是过去被传统茶企忽视的年轻人。

在年轻人聚集的小红书APP上,输入关键词“茶”,可以检索到772万+篇笔记。内容涵盖了“最全的茶叶基础知识” “自制神仙茶饮教程” “泡茶步骤” “茶点搭配原则”等各个方面的知识点。

其中,一篇名为“最全茶叶基础”的笔记,用可视化的9张图片,简要地展示了最基础的茶叶知识。截止发稿前,这篇笔记收获了7.4万的点赞,7万的收藏。

除此之外,其余讲解茶知识的爆火笔记,也多多少少带有“一张图带你了解”、“一分钟Get”等速成字样。

赞藏均超过7万的笔记,只是简单地讲解了茶叶的基础知识

图片来源:小红书用户@广大青年茶叶

可见,不是年轻人对茶不感兴趣。而是中国茶文化之深厚,让快节奏的年轻人们只能寄希望于通过“速成”的方法,学到一些入门的常识。

此外,自1995年,“茶艺师”就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此后,成人的茶艺师职业培训一度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

从2015年到2016年,仅仅是在江西省茶艺师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就有几千人通过备考后获得茶艺师证书。国家劳动部茶艺师标准起草者余悦据此推断,截至2016年,全国茶艺师的规模应该有10万人以上。[6]

2002年,新华社发布的《中国颁布第4批国家职业标准,11种前卫职业全新亮相》,更是让茶艺师多了一重“前卫职业”的光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不管是否出于功利原因,越来越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更多地主动接受茶文化的熏陶。

年轻人不仅对中国的茶文化越来越感兴趣,日常喝茶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袋泡茶线上市场涨幅高达156%,市场规模达到128.7亿元。袋泡茶正在中国迅速崛起,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开始喝起了袋泡茶。[7]

此外,通过观察天猫和京东发布的双十一茶叶类目交易排行榜,我们发现2013年才成立的袋泡茶品牌茶里的销量排名一路攀升。2019年还没挤进前10,2021年已经跃升为第2,并且连续5年蝉联天猫双11花草茶类目第一,截至2021年已累计售出破8亿个茶包。

连续7年排行第一的传统茶叶品牌大益,主要还是靠限量发售高价茶撑起销售额的门面。而与之对应的是,中茶、艺福堂、张一元、吴裕泰等其他传统茶叶品牌,销量排名都一路下降。

2019-2021年,茶行业商家交易指数换算后的排名情况

图片来源:生意参谋

越来越爱喝茶的年轻人还捧红了一大批“新中式茶馆”,比如重庆的“坐茶”、沈阳的“悟我找茶”、合肥的“一叶觅山”、南宁的“黑潮茶人”······凭借着沉浸式的饮茶体验,一度登上了吃喝玩乐好评榜第一。

换句话说,年轻人喜欢的是“饮用起来更方便”的茶;而资本喜欢的也是回本更快、现金流更好的茶叶买卖。

随着“养生潮”的兴起,中国茶再次被年轻人和资本推上风口。一众早早入局的传统茶企,明明手握流量宝箱,却没能及时抓住现成的流量密码。

02

不做下一个立顿,也不想再造一个小罐茶

似乎所有人都知道中国茶行业需要从品类走向品牌。难道茶企从业者反而不懂这么简单的道理?

实际上,中国茶企的品牌化之路已经走过了28年。

1992年,中茶总公司改制。云南、福建、广东、湖南的四家省茶公司实行民营化。这是中国茶行业的一个分水岭。目前较大的茶叶品牌,都是在92年之后产生的。

中茶改制,四家省级公司开启品牌化进程

图片来源:普洱中茶易武

产品标准化、价格透明化是茶叶产品发展的必然趋势。可眼下的问题是:不管是从体量还是品牌声量来评判,传统茶叶品牌的成长速度都太慢了。

而在追究问题根源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真正通往品牌化的道路上,摆在传统茶企面前的,其实是一个难以两全的选题。

1、传统茶企对“标准化”又爱又恨

(1)标准化生产意味着高投入

茶叶产品的“标准化”有双重含义。首先是茶叶产品深加工流程的标准化,确保品牌出品的茶叶产品在口味、质量上有比较稳定的发挥。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的《中国茶叶企业发展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茶叶企业总数约6万余家,只有87家企业总资产超过1亿,仅6家企业总资产超过10亿。

中国茶企规模普遍不大,主要经营者依旧为茶叶原产地的小型企业甚至是手工作坊。而生产标准化就意味着在工厂、研发等方面的高投入,让茶产品从农产品式的粗加工走向深加工。这样的能力是大多数小茶企不具备的。

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信阳毛尖,十分强调手工炒制

图片来源:信阳毛尖的天猫专卖店产品介绍页

即使已经开始标准化生产的大型茶企,也并不意味着能实现业绩的飞跃。

以位列茶企第一梯队的天福茗茶为例。为了保证茶叶品质,天福集团坚持在福建的福州、漳州、安溪,四川乐山、浙江新昌等名茶原产地设厂,但仍旧处于“占山头”的工厂时代,产业链的工业化、标准化和集约化尚未达到高度成熟。

2011年,天福茗茶在港股上市,是目前中国茶企中唯一的港股上市公司。但其招股文件显示,上市之后的天福集团,2019年的营收为17.97亿左右,不足整个茶叶市场的1%。[8]

上世纪90年代的天福茶厂,就已经开始走向工业化

图片来源:闽南日报

(2)标准化定价意味着低毛利

“标准化”的第二个要求,是至少做到分阶制的“固定定价”“价格透明”。这样就能减少消费者在购买时的疑虑,让茶真正成为面向大众消费的产品。

但茶产品“看天吃饭”的属性,给标准化定价带来了困难。

喜欢喝茶的人应该都知道:绿茶得喝新茶。一说起绿茶就会想到西湖龙井,而明前龙井又是龙井中的极品。

在清明之前的茶树生长缓慢,且发芽数量不多。一公斤极品明前西湖龙井,需要至少采摘八万个细嫩芽苗。严苛的采摘手法非常依赖人工。这也是为什么民间会有“明前茶,贵如金”的说法。

明前龙井销售时间短、供应量有限、还有严格的产地限制······诸如此类的因素决定了这样生产出来的茶叶不能实现标准化定价,还需要看当年的天气、茶园生产情况、供求关系、茶叶品质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

杭州西湖龙井春茶开采

图源:新华社

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存在于“日期越新口感越好”的茶叶品类。耐储藏的茶叶价格的非标趋势更加严重。

比如在大众茶友的认知里,普洱茶是出了名的“没有保质期,越陈越香”的代表。但普洱茶并没有因此成为平价的代名词,反而被炒成了“金融茶”。

国内的普洱茶市场热从2000年开始兴起。2005年,云南茶企复刻了马帮进京城的活动,正式拉开了让普洱茶成为天价茶的营销序幕。同时,明星张国立将一提七子饼普洱茶拍出160万元天价,进一步巩固了普洱茶的“富贵”形象。

在这一场金融局中,最资深的庄家莫过于大益茶。2017年大益的爆款轩辕号,发售价为3万一件,去年三月,最高被炒到了近200万。[9]

如此疯狂的价格和市场,让部分高端茶慢慢脱离了日常饮用的范畴,离最广大的消费者越来越远。

大益茶号级茶王者:轩辕号

图片来源:八克茶

不过,不管是生产上的客观原因,还是主观炒作带来的溢价,都让这些高端茶站上了神坛,给背后的茶企带来一年中最主要的收益。

面向大众消费者,传统茶企需要推出有更高性价比的产品;但同时不能干扰高端产品的价格体系,也不能因此淡化品牌原有的高端定位。其中的尺度,需要谨慎把握。

传统茶企的定价体系长期没有实现彻底改革,和想要保留住这一大块蛋糕也有很大的关系。

2、传统茶企的竞争对手,从来都不是立顿

在茶行业,“高投入”和“低毛利”的组合,自然会让人联想起立顿。

近几年,传统茶企也经常被拿来和立顿做对比。但在论述之前,我们需要先界定清楚一个概念。

所谓的“中国七万茶企不敌一个立顿”,早年间的确说的是中国茶企总产值不敌立顿。比如2008年,中国7万家茶企的茶叶总产值300亿元人民币,而联合利华立顿一家茶加工企业的年产值就将近200多亿元人民币。

但随着国内茶叶市场的壮大,2018年《人民日报》发布那篇《万家茶企,为何利润不及一个立顿》,则指的是中国茶企的出口总额,不及立顿全年销售额。比如2016年中国近7万家茶企的出口总额为14.8亿美元;同年立顿的销售总额则为30亿美元。

在前面部分我们也提到了,中国茶叶的消费市场,主要还是在国内。中国国内茶叶市场已经达到千亿级规模,远不是一个立顿可以吞下的。

艾媒咨询《2021年中国茶叶市场规模数据及行业趋势分析》显示,2020年中国茶叶市场规模已经达到2626.6亿元(约为411亿美元)。里斯咨询2021年的报告数据也表明:中国茶叶市场规模将继续扩大,未来五年内将突破3000亿元。

对于传统茶叶更熟悉的国内消费群体而言,立顿主推的碎叶茶茶包,在品质上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无法满足国内一大批有较高购买能力、对茶有研究的资深茶客们的需求。

立顿的碎叶袋泡茶

图片来源:立顿

说到底,立顿和传统茶企对标的消费群体,根本不是同一类人。并且随着年轻人养生意识的加强,以及消费升级的大趋势,消费者的口味只会变得越来越挑剔,靠低价走量取胜的巨头立顿也已经迎来命运的转折点。去年年底被联合利华出售,在中国的市场占比下降等只是其中连锁反应的一部分缩影。

立顿越来越不懂中国喝茶的消费者。曾经靠低价打下的天下,正在被“品质之上”的品牌们慢慢抢回去。

去年11月,立顿前员工在得知联合丽华出售立顿后,发布了文章《跟着立顿离开的,是一个时代》。属于立顿的那个时代,或许真的已经过去。

3、从0到1的小罐茶,也不是可以照搬的打法

2014年,小罐茶横空出世,并靠一句“小罐茶,大师作”火速出圈。

2018年,小罐茶对外宣称销售额达到20亿,只花了4年时间就成为了行业第一。小罐茶或许不是中国最出名的茶叶品牌,但一定是最具有话题度的中国茶叶品牌。

继小罐茶之后,小茶匠等品牌也开始主打精品小包装茶叶礼盒。但稳扎稳打20余年,依旧苦于没有破圈的传统茶叶品牌,却很少出现照搬小罐茶打法的品牌?

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茶企没有复刻小罐茶的打法,是后来小罐茶因为过度营销翻车,被群嘲导致的。可问题的核心并不在营销层面。

营销翻车后,小罐茶对广告标语进行了调整

图片来源:小罐茶

在小罐茶的产品逻辑里,营销只是助推品牌出圈的因素之一。哪怕是在营销翻车之后,小罐茶目前的销量依旧可观。因为小罐茶立命之本,是一整套解决用户痛点的产品逻辑。

大部分消费者不清楚茶叶的选购标准,甚至想不好到底买什么茶叶品类。小罐茶就整合了八大名茶,并统一包装,邀请8位制茶大师为产品背书。

消费者想买茶叶送礼,但又觉得市面上既有的茶产品包装老气,而且价格里的水很深。小罐茶就采用更加高颜值的包装,并统一定价。

消费者想买茶自己喝,但又被繁琐的喝茶步骤劝退。小罐茶就采用一罐一泡的形式,简化喝茶步骤······从用户的角度出发,来反推产品的形态,这是小罐茶的高明之处。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小罐茶是一个从0到1建立起来的品牌。它从一开始就将目光瞄准了“有饮茶需求,但并非行业的80、90后新中产”。所有的产品模型,都是建立在已经获知既定消费群体的痛点之后,一对一地设计出来的。

小罐茶,整合了8大茶类

图片来源:小罐茶

而从”整合八大名茶“这一步开始,拥有先天品类优势的传统茶企就遇到了障碍。比如竹叶青一直和峨眉山高端绿茶深度绑定,张一元名字后面就紧跟着茉莉花茶,澜沧古茶更是以古树普洱而被大众知悉。

放弃优势品类,走全品类的路子,对这些“有家底”的传统茶企来说,并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它们要解决的也不是从0到1的问题,而是从1到10,从10到100,从100到1000的大命题。

这就要求,老牌茶企必须根据自己的处境,寻找到一条更加适合自己的路。

那对于年轻化的茶品牌而言,小罐茶的打法可以照搬吗?

在我们看来,既是学不来,也有不想学的成分存在。

首先,小罐茶的起点很高,有众多新品牌们不具备的前提条件。光是从品牌心智出发,小罐茶就可以投入500万为“小罐”开模,并在主流中心媒体上进行投放。

其次,小罐茶本身的产品定位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小罐茶定位高端茶叶市场,但当其把目光投向年轻人自饮需求时,推出69-79元价格带彩罐系列时,又尝试着走性价比路线。

小罐茶彩罐系列

图片来源:小罐茶

但问题是:高端茶就等于满足送礼需求吗?年轻人自饮的茶,就更应该先强调性价比,再看品质吗?

始创于2021年的新茶叶品牌「一念草木中」(后文简称“一念”),就尝试着用年轻人的思路来重新回答这两个问题。

一念推出的「神游八极」51g装定价在300元上下。新品刚出来时,一位70后的业内人士对此表达了质疑:“对于满足自饮需求的茶叶而言,3000/斤的价格,这是天价。”

在一念的创始人夏正看来:“这背后其实是有代际认知差异。一念是为80、90后做的品牌。悦己需求是这一代人身上更鲜明的特质。「神游八极」一包茶叶的价格和星巴克的一杯咖啡差不多。如果能用星巴克的价格带,喝到非遗监制出品的茶,就等于用艺术品错位到工业品。这个价格是可以接受的。”

一念内部的调查问卷数据反馈也表明:因为送礼需求购买一念茶产品的用户,大概只占到23.5%左右。自饮需求拥有压倒性优势。

一念「神游八极」

图片来源:一念

作为一个90后的茶业人,夏正认为:“中国品质茶的价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低估了。作为茶行业的新生力量,我们要对中国茶有信心。”

03

更懂年轻人的茶业新贵们,靠创意和技术破局

立顿懂标准化,但是读不懂中国茶文化;传统茶企懂中国送礼文化,又读不懂年轻人。

茶品牌应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需求?这个问题自然就留给了更懂中国年轻人的新生茶品牌们。

1、让茶文化破圈

早在运营上一个创业项目时,夏正就发现:“想为用户提供长期价值,就必须得会和用户唠嗑儿。”

中国茶文化已经足够博大精深,别的品牌生怕用户吃不透,都开始简化卖点。一念推出的「神游八极」限量茶礼盒,偏偏还将更复杂的国学融入茶文化之中。

「神游八极」内含8款顶级名茶。里面每一款茶对应的单字、诗词,都分别对应着“十二文章”中的纹饰意象,也代表着一念对这款茶的理解。

如果一念仅仅用高级的视觉设计,把产品变得看似“高大上”,那显然是不够的。这看似复杂化的处理,为什么能被年轻的消费者接受呢?

实际上,一念想要借茶传递的是国学中的“山野气+文人气+烟火气”。这些气质是中国茶本身具备的,只不过一念又将它们做了更现代化的呈现。

作为一个年轻化的品牌,一念反对传统茶行业的玄学部分,也没有沿袭穿长褂、玩古琴、玩各种紫砂等老干部作风。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真诚地和消费者沟通:只用消费者熟悉的词语来诠释茶的风味,而不是采用“气韵”等偏玄学的说辞。

「神游八极」内含8款名茶,每款茶叶都有细致诠释

图片来源:一念

为了更好地和消费者沟通,一念还建立起了自己的私域阵地。

「一念草木中」微信服务号,可以为⽤⼾提供贴⾝服务和丰富的品茶、玩茶和学茶内容。比起单纯卖茶本身,一念输出更多的是其背后代表的社交价值和文化体验。

一念不仅想让“好茶易得”,也想让中国茶知识也能更加“易得”。这样培养起来的消费者,也会对这个品牌更加忠实。

一念认为,线上流量的聚集效应可以帮助品牌快速成长,对标三顿半做到20亿的规模问题不大;更难的是线下渠道的布局。在线上达到一定规模后,一念也会开始线下的尝试,但不会着急扩量,会更加注重优化单店模型。

再回到小罐茶的问题上,其实小罐茶也意识到了原来做高端礼品茶的局限性,也开始用“文化破圈”的思路寻找新增量。

针对消费力够强的新中产群体,小罐茶希望用茶之外的方式,尽可能辐射到更多的潜在目标客群。

在刚刚过去的新年期间,小罐茶又靠#长城惊现百米巨福#,再次地上了一波热搜。

小罐茶在长城举办的百匠百福活动

图片来源:小罐茶

这是小罐茶的百匠百福新年活动,也就是小罐茶邀请了100名匠人用不同的非遗技艺制作了100张福,并承包了百米长城,办起了非遗展览。[10]

虽然这次的声量不如以往大,但定位的人群非常精准。因为关注非遗技艺的人群,和小罐茶的目标用户其实是高度重合的。

2、让更多人爱上喝茶

与深耕茶的文化属性相比,追求茶的实用属性的思路就显得更加粗暴——方便、高性价比、最好喝完还有各种养生功效。

(1)喝茶的步骤简化

产品形态

为了让更多地人更方便地喝到高品质的茶。「CHALI茶里」、「大益茶」、「Chabiubiu」等新品牌们纷纷推出了袋泡茶,并用完整的原叶茶代替了碎叶茶。

新品牌们的想象空间远没有局限于此。「TeaPlays顽味」改良了茶叶的形态,将茶叶做成了一个个圆滚滚的茶丸,独立包装,一次泡一颗。一粒茶可泡3-5杯且“久泡不苦涩”,非常适合办公人群日常饮用。

「TeaPlays顽味」小糖茶

图片来源:TeaPlays顽味

「柒日原叶」或许是从雀巢的速溶咖啡里获得了灵感,用茶汤萃取出的茶粉来代替茶叶。这样的茶粉能用冷水甚至是牛奶冲泡,方便消费者在办公或者居家场景下自制一杯低糖低卡的奶茶。

柒日原叶的无叶茶

图片来源:柒日原叶

「茶小空」则在三角茶包的基础上,研发了“超萃技术”。只有常温水也能冲泡茶包,在杯中经过约20秒或50次的适当摇晃,就能达到饮用浓度,还能保留原叶形态与多层次风味。

茶小空超萃茶铺冷泡茶袋

图片来源:茶小空

价格

想要让喝茶的门槛变得更低,袋泡茶的价格也普遍更接地气。

以新品牌销售的袋泡茶为例,价格多在100元/件以下。比起动不动几百上千的传统包装茶更具性价比,又在产品品质上,在立顿0.5元/包碎叶茶的基础上升级了不少。

可以说在品质和性价比的两端,袋泡茶找到了平衡。

(2)喝茶的理由多样化

在“颜值就是正义”的时代,新品牌们在包装上也没少下功夫。

包装

除了一水的马卡龙配送,新茶叶品牌还偏爱国风元素。这可不仅仅体现在茶盒外的二维图案和花色上。比如「他山集」的新品「桃花未央」,就将汉服的元素融入茶包,茶盒变成了古典衣橱内小衣架。

他山集的汉服茶包

图片来源:他山集

为了更好地被消费者记住,品牌包装IP化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以「茶小空」为例,为了让自己的IP形象百看不腻又深入人心,茶小空特意将自己的品牌IP设计成百搭的白色;并让它穿上了不同的传统服饰,来代表茶包里的不同口味。

茶小空IP化包装设计

图片来源:茶小空

场景

想让年轻人想起来自己需要喝茶?你还得提供一个适合喝茶的场景!

2019年,茶里推出的“每日茶”,分别设计了“早餐元气”“饭后解腻”和“下午怡神”三个不同的饮茶场景。2020年茶里又上线“晚安茶”,主打提升睡眠质量的功能。

简而言之,就是在培养消费者在更多的时间和场景下饮茶的习惯,提高茶的消费频次。

茶里的每日茶系列

图片来源:茶里

年轻的消费者对这样贴心的提醒也并不反感,甚至还希望从喝茶的好习惯中体验到多重养生功效。

于是,茶的功能也从最初的好喝、解渴,衍生到了美容瘦身、降火刮油腻、健胃消食等诸多方面。高端原叶茶品牌Chabiubiu推出的心平气和橙皮茶、超级大麦茶、天生富贵枸杞茶等产品。每一款茶品都对应了不同的功能。

可以说,在喝茶这件事上,新品牌和消费者是双向奔赴的关系。

Chabiubiu超级大麦茶,主打养胃功效

图片来源:Chabiubiu

04

为争“茶叶第一股”,老牌茶企重新探索品类的奥秘

眼看着新茶叶品牌们积极入局,传统茶企也没有停止竞争与创新。

2021年12月23日,深证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发行上市审核信息公开网站显示:八马茶业的上市审核流程重启。这一信息表明,八马向A股市场再次发起冲击。

除了八马外,中国茶叶、澜沧古茶也在等待IPO。同样冲刺过A股的还有安溪铁观音集团、信阳毛尖集团、四川竹叶青茶业、杭州龙井茶业集团、华祥苑等多家茶企。但A股4000余家上市公司,至今依旧没等到一家茶企。

为了解开“有品类、无品牌”的心结,传统茶企也开始重新探索自家品牌与品类的关系。

1、顺势而为:利用原有的优势,借品类打造品牌

并不是所有茶企都适合走全品类的路子,竹叶青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一。

1998年创立的竹叶青,是国内首家开启品牌化运营的茶叶企业。它首创峨眉高山绿茶品类,并专注于中国高端绿茶细分领域。

竹叶青既是峨眉山高山绿茶的品类名,也是峨眉山竹叶青茶业有限公司的茶叶品牌名。通过买断独家使用的商标权,只有峨眉山竹叶青茶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茶叶,才有权利叫竹叶青。

竹叶青高山绿茶,源自600-1500米峨眉高山

图片来源:竹叶青

如果只是依赖峨眉山产区的天然优势,竹叶青也能算是一种珍稀的农产品。为了打造品牌知名度,竹叶青完全是按照现代品牌思路来生产茶叶。

为了确保原料稳定供应,竹叶青采用“茶农+茶企+合作社”的模式,与合作社签订了稳定的供销合同。同时还自建基地作为补充。

为了实现工业化生产,2012年竹叶青投入近亿元从日本引入生产线,并经过三年改造形成数条全自动生产线,建立了38道加工工序与65道检测工序,将传统制茶工艺精髓与制茶设备结合。

竹叶青的全自动生产链

图片来源:竹叶青

在确定品牌战略时,竹叶青选择了高端绿茶这一个小切口。而小切口背后对应的是广阔的市场。

绿茶是中国茶叶中消耗量最大的一个品类。《2020年中国茶叶产销形势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绿茶内销量127.91万吨,占总销量的58.1%。

而竹叶青的核心客群以中青年男性为主,80后占整体人群的40%左右。其中高端送礼比例超过60%。在市场规模足够大的前提下,只要打透这类人群,就能给品牌带来了高增长。[11]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数据显示,竹叶青2007-2021连续14年高端绿茶销量领先,已经成为了高端绿茶中的头部品牌,实现了以品牌定义品类的目标。

竹叶青的产品包装设计也和高端定位相匹配

图片来源:竹叶青

同样借助优势品类的力量,来打造品牌的还有西湖龙井品牌卢正浩。

因为有茶叶世家背景,卢正浩逐渐掌握了西湖龙井茶叶核心产区1/7产量。再加上有品牌文化传承和品牌故事作为支撑,更加坚定了卢正浩持续走西湖龙井高端路线的决心。

卢正浩接待海内外知名人士旧照

图片来源:卢正浩

西湖龙井产业较为分散,产品品质较难管控。为此,卢正浩茶业通过茶园的标准化管理,制定采摘标准、鲜叶标准和制作工艺等方式,从上游进行产业供应链的规范化管理。[12]

卢正浩品牌致力于整合茶园上游供应链

图片来源:卢正浩

无论是像竹叶青一样采用工业化自动生产,还是卢正浩的供应链打造,都是有品类优势的茶企在品牌化道路上大胆探索的证明。

2、自我突破:减少对品类的依赖,全力提升品牌影响力

八马茶业,源自拥有285年传承历史的制茶世家,是铁观音非遗传承人品牌。八马茶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最高的也是以铁观音及岩茶为主的乌龙茶。

但八马并没有将自己的品牌局限在乌龙茶的单一品类内,而是全力”汇聚中国原产地好茶”,打造全茶类中国茶叶连锁店领先品牌。

八马十全十美组合茶礼,涵盖了五大茗茶

图片来源:八马茶业

在近期回复交易所的问询文件中,八马茶业并未将公司定性为茶叶加工企业,认为自身的业务模式更像三只松鼠、良品铺子以及来伊份等互联网零食品牌。可以说是跳出了茶叶的思维来做茶业。

这次IPO,八马的主要募资方向也是用于大量开设新的直营店,建立起更全的直销网络,加强渠道销售优势。

八马茶业线下门店

图片来源:八马茶业

同样在茶叶全品类领域发力的,还有创建于1993年的天福茗茶。品牌官方数据显示,天福集团旗下拥有1200家连锁门店,遍布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如果你去过天福茗茶的线下门店,就会发现它就像是一个茶叶百货商店,只要跟茶叶相关的产品,它都有。不仅整合了全国各大茶类,还研发了品种丰富、富有特色的茶食品、茶具、香道等系列产品。

天福茗茶·武汉秦园路文化店

图片来源:天福茗茶

虽然同样是做门店,但天福茗茶跟八马的品牌思路又有所不同。天福集团的线下门店有个特定的名称——第二客厅。第二客厅除了用于销售的茶产品展示空间,还留出了给客人进行商务会谈以及茶文化交流的空间,还贴心地为客人提供存茶的服务。

在2022年的贺岁短片中,天福用3个天福门店发生的小故事,向消费者们彰显了门店自带的社交属性。[13]

天福茗茶贺岁宣传片里的第二客厅

图片来源:天福茗茶广告截图

不难看出,天福试图将自身品牌和中国茶文化语境里的浓浓人情味绑定,为消费者提供了选天福的理由,也解决了喝茶的场地问题。

3、联手前行:巩固品类优势,横向拓展客户群

中国茶消费群体对于地域品类茶有较强的认知。但要是既有茶叶品类的天花板有限,又不能一举成为全品类的领头羊,这样的茶叶品牌又该如何做大做强?

湘益茯茶和六妙白茶的联手,或许会给我们提供新思路。

湘益茯茶是湖南安化黑毛茶的代表。在新疆、青海等地,湘益茯茶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存在。

从1958年开始,西北地区三四代人从小到大喝的都是湘益茯茶。在新疆还流传着“喝酒要喝伊力特,喝茶要喝湘益特”的俗语。湘益特,就是湘益茯茶的特制茯砖。

湘益茯茶的黑茶金砖

图片来源:湘益茯茶

六妙白茶则是福鼎白茶的代表品牌,在福鼎白茶核心产区拥有总面积达4600多亩的庄园,年生产量2000多吨。

六妙白茶白毫银针

图片来源:六妙白茶

与此同时,白茶和黑茶都拥有“越陈越香”的特质。最终,黑茶以“方”面世,白茶以“圆”示人。两家茶企推出的“中国好茶,黑白对话”特制纪念茶是国内首次两大茶类合作的产物。[14]

“中国好茶,黑白对话”特制纪念茶

图片来源:湘益茯茶

黑白纪念茶发布后的第3天,武夷岩茶品牌武夷星与福鼎白茶品牌品品香达成了战略合作,联合发布新品——心传。[15]

武夷星、品品香联名产品——心传

图片来源:武夷星、品品香官方发布会

虽然目前看来,这样的纪念款茶品牌的发布带来的更多的是概念上的意义,但也为国内传统茶企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

05

结语

通过梳理中国茶业的品牌化历程,我们会发现:中国茶行业虽然“大而不强”,但也留给了新老茶企们更大的使命。

传统茶企开始重新审视品类和品牌之间的关系,希望在原有的优势上进一步提升品牌的影响力;新品牌也瞄准了头部品牌的空白区,靠创意和技术奋起直追。

比起单纯地焦虑“中国七万茶企不及一家立顿”,我们更加愿意相信:在努力创造世界级品牌的道路上,新老茶业品牌们都表现出了空前的创造力。

攻克眼下的难题之后,中国跑出世界级茶品牌只是时间问题。我们也期待能够亲眼见证历史。

参考来源:

[1]《八马茶业被恢复发行上市审核!一个问题就用了20P来回复,真不容易!》,2022年1月12日,茶叶管理评论

[2]《【行业深度】洞察2021:中国白酒行业竞争格局及市场份额(附市场集中度、企业竞争力评价等》,2021年6月3日,前瞻产业研究院

[3]《我国茶园面积及茶叶年产量稳居世界第一》,2019年10月31日,新华社

[4] 郝瑀然,《世界茶叶产销形势发展报告》,2020年12月29日,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5]《我国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约占全球总人口18%》,2021年5月12日,人民日报

[6] 安明霞,《【聚焦】茶艺师,未来走向何方?——茶周刊专访茶艺师标准起草者余悦》,2016年12月25日,茶周刊

[7]《袋泡茶行业数据分析:预计2020年中国袋泡茶线上市场规模为128.7亿元》,2020年8月30日,艾媒网

[8]《天福茗茶香港招股说明书》,2011年9月14日,天福(开曼》控股有限公司

[9] 陈晓京,《“天价普洱推手”吴远之》,2021年12月28日,斑马消费

[10]《万里长城,百匠百福》,2022年1月14日,小罐茶

[11]《3000亿茶行业必有一战!谁是下一个巨头?》,2022年1月13日,混沌学院

[12] 董柴玲,《一斤卖上万元的高端茶叶是怎么火的》,2021年11月13日,未来消费APP

[13]《2022 添壶好茶让好事发生》,2022年1月7日,天福茗茶

[14]《这款茶凭什么在众多贺岁茶中C位出道?》,2021年1月14日,湘益茯茶

[15] 说茶传媒,《新阶段茶产业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成功举行,武夷星&品品香发布新品战略》,2020年11月30日

来源:FBIF食品饮料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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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 连涛:乡土背景下的六堡“农家茶”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与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广西梧州六堡茶从历史中再次浮出水面,走上复兴之路,此时不仅出现了关于“厂茶”与“农家茶”的分歧与论争,“农家茶”还一度面临困境,本文即就此现象进行探讨。

一、“厂”“农”分化

对茶叶的饮用与培植起源于古代中国,迄今已有数千年历史。从最初的药用、食用,茶慢慢发展为日常饮馔、居家必备之物,与“柴米油盐酱醋”并列。与此相应,位于岭南地区的广西也具有悠久的饮茶与植茶史,据历史记载来推测,广西约在秦汉之际即开始栽培茶树[1],但对广西梧州市苍梧县六堡地区产茶的明确记载则见于清朝同治年间修订的《苍梧县志》,具体可考的“六堡茶”之名则最初见于民国时期的文献[2]如《广西通志稿》。

六堡茶在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在清末民初。英国对马来半岛进行殖民统治期间发展的橡胶业和锡矿业等都需要大量劳动力,大量华人劳工前往南洋谋生,从1860年到1911年的50年间,仅马六甲一地的华侨人口即增长了3.6倍,从1万多人跃升至3.6万多人[3],饮茶习惯亦被带到那里以应对当地的潮湿闷热环境,六堡茶被发现是缓解水土不服及暑热泄吐症状的良饮,需求随之激增,出口量不断增大,成为著名的外销茶。

在这一时期,六堡茶的产销以茶庄为主导,如在六堡一地,粤港茶商纷纷在合口街开设茶庄,兴盛时达二三十家之多。本地茶农完成茶的种采和初制,茶庄收购毛茶进行分拣、拼配、蒸压等初加工,然后经水路运至广州、香港等地,之后进行再一次的筛选、蒸压和包装后发往南洋销售。

六堡茶经西江水路连通粤港外销的兴盛局面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由于日军切断了西江航道的水路运输途径,六堡茶的产制运销被迫中断而陷入停滞。[4]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六堡茶才再次获得生机。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六堡茶成为统购统销商品,由中国茶业公司梧州支公司统一经营,设于六堡的各类私营茶庄被取缔,当地产出的毛茶由中茶公司委托供销社进行收购,而后集中运送到梧州加工场(现广西梧州茶厂的前身)进行加工精制。[5]至此,不仅六堡地区转为茶叶原料供应地,并且从生产方式到制作工艺等方面,六堡茶都开始与传统模式告别,走上工业化生产的道路。六堡本地人口中的“厂茶”,亦即工业化生产的六堡茶,其历史即可追溯于此。

建国后“厂茶”的诞生意味着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施行。在工业化生产之前,六堡茶的制作通常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为鲜叶采摘和初制,基本由农户完成,主要环节包括“鲜叶—杀青—初揉—堆闷(或称‘沤堆’,即较短时间内的堆积发酵方式——笔者注)—复揉—干燥”[6],其产品通常称为“毛茶”。

其二,茶庄收购当地农户的初制散茶后,除进行筛拣、拼配外,为避免茶叶压碎并提高运载量、降低运输成本,继而采用蒸压踩篓的方法,即将炊蒸之后的茶叶堆叠在大口径竹篓中压实再进行水路运输[7],而在其后的长途运输及仓储过程中茶叶会发生进一步的自然发酵及陈化现象。传统工艺制作的六堡茶的后期发酵和陈化可持续数年或数十年。从农户的初制茶、茶商的初级加工茶到其后经长途运输及仓储过程形成的后期发酵茶,由于其手工制作特质,构成了六堡茶的不同层次而难以具备统一口感。

50年代梧州茶厂成立后担负着出口创汇的重任,开始进行工业化生产需要的设备改进[8],在技术上,除了对传统的双蒸双压工艺进行改进外,还研发了“冷发酵”渥堆工艺(即冷水渥堆发酵),该工艺大大加快了茶叶转化速度,经不断试验与改进,到1958年前基本定型投入市场用于出口,在海外受到好评[9],标志着六堡茶现代工艺的诞生,作为主流工艺沿用至今,亦造就了后来在六堡茶市场上被普遍认可的“红浓陈醇”的感官品质。

然而,随着香港及东南亚茶叶市场的变化、马来西亚华人锡矿的衰落,伴随着国内政治运动的频繁开展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等,六堡茶的生产从五六十年代的短暂生机里再次衰落。进入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时代结束,市场经济介入,1982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原集体茶场陆续停产[10],茶树被砍,茶园荒弃。从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茶厂逐步发展出改制工艺[11]并沿用至今,对六堡地区茶叶原料的依赖性不断降低,六堡茶在原料和工艺上都发生重要改变。

六堡茶的工业化生产还意味着产销模式的转变。此前从茶农到茶商、从茶农初制到茶商再加工的基于乡土语境的手工作坊模式已发生转型,伴随着原料的变化、工艺的变革、运输及储存条件的改变以及市场的变化等,都为其后“农家茶”的出现以及“厂茶”—“农家茶”的分化埋下伏笔。

进入21世纪,随着云南普洱茶的兴起,在市场经济以及广西地方政策的推动作用下,六堡茶再次走向复兴[12];此次复兴改变了六堡茶之前主要为外销茶的局面,打开了国内市场。这一时期,一批民营小厂陆续出现,六堡茶的生产规模和产量都在快速提升。随着2011年梧州六堡茶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包括生产加工技术在内的一系列地方及国家标准陆续出台,六堡茶的定义、原料、工艺、生产标准等被规范和确立下来,工业化生产标准体系框架逐步形成,六堡茶的生产真正走上了现代化发展的轨道。

然而,在产业现代化转型的背景和趋势之下,还有一类非工业化生产、非现代工艺制作的茶产品也参与到市场的竞争中来,此即六堡“农家茶”。

其实无论是“厂茶”还是“农家茶”,都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叫法。六堡农家茶指的是当地农户或小作坊以传统“土法”工艺用本地鲜叶原料制作出的茶,当中包括两个要素,第一是生产主体和背景,第二是工艺及原料。从第一点来讲,农家茶的生产者大多为六堡及周边地区的乡土人士,例如祖祖辈辈有做茶传统的普通农民、从城市返乡创业的本土青年或率先嗅到市场商机脱颖而出的“乡土精英”,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立足于本乡本土,与乡村和土地具有天然的纽带连结。而其生产较多以家庭为单位,具有小作坊的特点,规模较小,产量较低,质量参差不齐。

从第二点来讲,农家茶采用的是本地生产的原种(群体种)鲜叶以及传统闷堆/沤堆发酵工艺,即不经“渥堆发酵”的工艺。[13]用传统工艺制作出的六堡茶发酵程度较低,具有较大活性及后期发酵空间,能在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推移以及不同空间中发生程度各异的转化,饮用感受因而丰富多样;现代工艺的“渥堆发酵”方法则大大加快了茶叶发酵转化速度,能在较短时间内即获得相对稳定的品质,符合现代社会对“效率”和“标准”的需求。

而在原料上,厂制六堡茶的选择范围更广,已基本脱离对六堡地区茶叶原料的依赖。如前所述,这一方面由于当地原料供应不足,农户的小面积种植无法满足大厂的原料需求[14];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工艺的不断演进,茶叶转化条件已发生改变,此时尽管用六堡原种毛茶做厂茶可能口感更醇厚,用其他来源制作出的厂茶与之相比在整体上口感差异却并不特别大。从经济效益而言,厂茶对当地原料的需求也就极大降低。

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六堡农家茶的出现其实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大背景息息相关。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原先“茶农-茶商”的经济形态转为国家统购统销,市场上存在的基本是厂制茶。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施行、政策的推动以及国内市场需求的不断上升,六堡乡土社会的经济潜力及贸易需求被释放出来,人们开始抓住机会,利用自身传承的制茶技艺或身处六堡茶原产地的地理优势来谋求发展。当他们将自己的六堡茶产品推入市场时,农家茶也就应运而生。也就是说,农家茶的说法是相对于厂茶而言的,产生于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之处。

可以看到,不论是生产主体、背景还是工艺及原料,农家茶和厂茶都具有相当大的甚至针锋相对的区别。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原先较为单一的以茶商/茶庄为核心的“茶农-茶商”经济形态逐步分化演变为现今的以厂茶为主导、“厂”-“农”两种路径并存的形态,也就是说,形成了“厂”“农”分野的局面。

二、对“农家茶”人现状的调查

就笔者在六堡地区调查所见,面对现代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刷,现今的农家茶人在传统与现代间不断进行调适,亦不断发生改变,由此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样态。下文将从模式与产量上将农家茶人及其茶事大致分为三类来进行阐述,即“小农型”、“作坊型”和“茶企型”。

“小农型”可被视为传统乡土社会小农经济的延续,广西梧州六堡镇合口村的李氏夫妇为其中较典型的例子。李氏夫妇年约七十,子女均已离乡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夫妻俩有地10亩左右,分散于山地当中,远处的已无力打理,仅在房前屋后的小块地里(1-2亩)种些茶树,茶叶采摘后即以祖辈相传的农家手艺手工制茶,做成后部分供自家饮用,其余的则待售或贮存起来日后再卖。

除了做茶,老夫妇还种稻、养鸡、养蜂、酿酒等等,一般的日常生活物质基本自给自足。正如其他茶农妇女一样,李家妈妈长年承担种茶、制茶、卖茶的角色,由于茶叶在当地家庭收入中占比较大,因而李妈妈在家中具有较重要的话语权和相应的地位。随着老人年岁增加,现每年产茶100多斤(往常好的年份可达200-300斤)。由于茶地分散,种植面积小,又基本依赖于人工,普通茶农的茶叶产量通常不太高,每亩50-90斤左右。另一类“小农型”也较为普遍,在采茶季节每天将鲜叶卖给收购商,自身并不制茶出售。

从茶产品的角度来看,李氏夫妇生产的此类农家茶保持了传统的或者说“原汁原味”的乡土味道。六堡地区山多田少,历史上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木材和茶叶等;茶叶除了是对外输出的主要商品,同时也是当地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乃至一种传续下来的生活方式。

对于六堡人来讲,六堡茶不仅是日常饮品,由于其消暑去瘴、调理肠胃的功能,当地又有以茶入药的习惯。孩子自小就开始喝茶,通常的头疼脑热腹痛,首先会被灌下几口茶;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对于父母的种茶、制茶、卖茶皆耳濡目染。代代延续,茶叶成为当地人生活的重要部分,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在当地人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包括社交、仪式等)中都占据着重要位置;小小一片茶叶不仅交织反映着当地的社会关联结构,亦凝聚着与当地乡土相关的诸多情感,成为具有乡土凝聚力和乡土认同感的承载物。

例如,李家儿子W自小在外读书,毕业后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后参与同乡朋友的茶企专门经营六堡农家茶。该茶企引进一些现代观念,如为农家茶制定一整套理念及生产模式,包括考察茶农的生产状态从而确定收购对象,为保证农户生活质量以及茶叶质量制定一个较高的收购价,以及对健康环保观念的重视如要求农户种植茶树必须施以有机肥等。

虽然产品品质较好,销售上却不太成功,当中包含多种原因,如产品成本高、市场面窄、销售渠道比较单一等,在普遍追求“质优价廉”的茶叶市场上难免步履蹒跚,但这一整套经营理念所包含的对本乡本土茶的强烈情感却令人印象深刻。另一方面,即便W自己也并未继承母亲的炒茶技艺,因成年后即工作成家在外,也不再有时间下地帮母亲种茶;六堡茶,已成为他及其同乡的一种情感寄托,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一种情怀”。

第二种样态可称为“作坊型”。这种样态基本建立在家庭作坊的生产规模之上并积极进入市场,具有较明确的商业目的。以H氏父子为例。H氏一家也是六堡本地人,自有茶园约100亩,基本采用传统工艺制茶,由于产量较大,部分工序采用机器(如杀青机、揉捻机等)来代替手工。除了生产之外,父子俩(主要是儿子)也兼任经营与销售角色,目前他们生产的自有品牌的六堡茶已销往国内大部分省区。由于销售网络不断扩展,销售量不断增加,他们除了销售自家茶园生产及自制的农家茶外,还收购附近其他农户所产鲜叶进行加工,或代售较为有名的品牌厂茶。

与我们调查的其他家庭作坊相比,H氏父子经营的家庭作坊从生产、管理到经营、销售都显得较为成熟,处于向成熟私企转变的过程中,而推进这一过程的主要是其中的儿子H。如同村里大多数80后青年,H先是出外读书,毕业后即在外工作若干年,不同的是,2010年他返回家乡与父亲一同创业,十年间,从茶园到作坊,从茶叶种植到制茶的各工艺环节,他慢慢从陌生到熟悉。与其他类似家庭作坊人员相比,H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H曾在广东从事酒店管理工作,对于企业经营有较为清晰的感受和认知,能够把之前积累的管理经验运用到现今茶叶的运作上来。

其二,作为家中第四代茶人,H对于传统工艺的传承有明确的责任感,同时又不恪守于传统,对传统工艺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抱着较为包容的态度。其三,对于销售渠道有多元化认知和接受。由于H的学习和吸收的能力较强,视野较广,能考虑到多渠道发展方向,同时也会认真制订计划及落实,因而他家除在梧州开设实体店(茶庄)外,还积极拓展多种销售渠道,如积极参加全国性的茶展,与外省茶人建立广泛联系,积极拓展网络销售渠道等等。

H氏父子祖孙三代生活在一起,整个大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共同经营茶叶,实际上已形成一个小型的家庭式企业。从产品角度上看,他们具有较清晰的消费者意识和销售渠道意识,能自觉运用现代商业逻辑和营销手段对产品进行分类规划和包装。尽管规模还比较有限,其经营方式已打上了现代商业的深深烙印,可以说他们已然融入了现代市场经济,处于从家庭作坊向较为成熟的私人茶企转变的过程中。

“小农型”茶人(即茶农)通常只是整个产业链中的一环,“作坊型”茶人则往往不甘于只作为原料供应者或仅仅制造初级产品,而试图进入产业链的更多环节。他们通常拥有自己的茶园,采摘茶叶后自己进行制作、加工、包装,最后自己寻找消费者进行销售,也就是说他们完成了种、采、制、销的全部环节(部分环节则雇佣工人进行,如茶园的采摘、除草、修剪等)。

得益于市场经济平台以及交通、资讯和现代网络科技的发达,他们也开始有能力这么做,例如货品销售不再依赖于大的经销商,在一定程度上也得以摆脱传统茶农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弱势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作坊型”的农家茶人是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受益者。不过,H氏父子是“作坊型”农家茶中较为成功的一个例子,其他作坊(包括合作社等)要么缺乏管理与销售经验,要么拘泥于传统导致产品单一,要么在销售渠道上较为狭窄,甚或迎合市场急于改变传统工艺等等,由于内外部各种原因,发展不尽如人意。

第三种样态则可称为“茶企型”,具有现代私人企业的产业角色和产业规模。与上述“作坊型”的“种制兼顾”相比,“茶企型”茶人更多向茶商角色倾斜:他们不一定自有茶园,通常收购本地或外地原料进行再加工或包装;他们的产品种类也更加丰富,通常兼售农家茶和厂茶而农家茶占比往往越来越小,有的还兼售白茶、普洱等。

尽管在资金与规模上,他们难与大茶厂相比肩,但在农家茶从业者中却最具经济实力、最具行业发言权,从而也更有能力在“由粗到精”上做文章。例如C氏经营的农家茶茶企,一方面,其自有品牌系列显得较为丰富,不仅有包括生茶熟茶白茶在内的散茶、茶饼、袋泡茶等多种产品类型,还推出了若干子品牌系列,对电子商务的营销手段亦较为熟练;另一方面,C氏能从多渠道积极宣传六堡茶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同时也为自身品牌做软广告。

总体来说,现今农家茶人的产业及角色功能发生了诸多变化。一方面,他们不仅包括传统的原料供应者,还包括试图进入更多产业链环节的经营销售者,其角色更加多重丰富,除上面提及的三种类型之外,有的还专攻某一环节,如专门收购本地茶农鲜叶进行初加工然后批发销售的小型加工厂。另一方面,当年茶庄的经营者大多是外来的广东商人,现今的农家茶人则多为本地人士,他们与本地乡土间的紧密关系和天然纽带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例如H氏父子,在追求市场经济效益与谋求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他们对建设家乡的抱负令人印象深刻。

因而,现今农家茶人可以说既是农民又是商人,既是乡土传统的延续者又是市场经济的积极参与者,尽管在不同人身上这两方面的比重有所不同。面对市场经济,农家茶人在调适与突围中发展出了不同的样态,但都面临着问题和困难。

李氏夫妇的做茶状态乃至生活状态所保持的“乡土味道”似乎满足了现代社会理想中的乡土情怀,但连他们的子女也都已离开家乡,并未选择延续这样的生活方式。如果乡村建设不足以吸引年轻人的回流,这种自产自销、自给自足的小农样态可能难以存续太久。

“作坊型”更像是介于“小农型”和“茶企型”之间。如H氏父子这样的家庭作坊参与了从茶叶种植到销售的全部环节,其间包含着父子两代间较为完整的继替关系,较好地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令其成为农家茶人中颇具发展潜力的一个类型。然而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在多个环节中进行取舍并获得平衡也许是该类型茶人面临的问题。

“茶企型”则面临“天花板”的困境:即便其初衷是经营传统农家茶,企业越发展则越向厂茶乃至其他茶类倾斜,农家茶占比则越来越小以至于几近点缀。造成这种现象有多种原因。由于在现今的六堡茶市场上厂茶占绝对优势,而外界消费者对六堡茶的认知则较为有限,农家茶人需努力开拓自身市场,例如W参与经营的那家茶企,虽然经营者在理念上追求打造优质农家茶,但由于农家茶市场不够成熟,同时企业缺乏相应精准的市场定位和营销手段,难免导致困顿情形不断出现。由此不难理解,在经济效益的驱动下,大多数农家茶茶企在发展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向厂茶倾斜。

而无论是“作坊型”或“茶企型”都共同面临诸多问题。虽然有的农家茶品质较好,现今的农家茶市场在整体上则缺乏有效的行业监管,基本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有的经营者盲目追求短期效益,假冒、做旧、虚报年份等手段在农家茶市场上并不乏见[15],若不得到及时监管与纠正,作为传统工艺承续者的六堡农家茶的“传统”品质将遭到极大损害。

对于六堡农家茶,如果不顾及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文化传统与传承因素,就难以认清它的内在价值与内在生命力;但仅仅谈文化、谈传统却远远不够。作为古老的经济作物,其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商品属性决定了它的健康发展必须找到合适的市场生存空间。那么,在市场经济的平台上,该如何理解农家茶的“传统”品质——如何理解其内在价值和内在生命力?实际上,不仅是六堡农家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涉及到的多种传统工艺制品,这些问题都已构成严峻的考验。

三、“农家茶”的困境

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厂制六堡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展现了国家茶业的现代化发展路向,而农家茶则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基本延续了六堡茶作为“乡野俗饮”的乡土传统与文化传统。因此二者的分野除了在生产主体与背景、原料与制作工艺这些要素上有所体现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差异。

首先,相对于现代工业的标准化生产,在传统的乡土语境下,六堡茶呈现的是标准模糊的状态。新中国之前,从茶叶的种植、采摘到初制部分的杀青、揉捻、堆闷等环节,茶农大多依靠自身经验或茶商的要求来进行,各个茶商对毛茶的再加工亦依靠制茶师傅的个体经验来进行,从品相到口感都难以做到标准化。原先经水路长途运输的方式当中又包含许多不可控因素如温度湿度的变化,使得茶叶的后期发酵程度各有不同,在品质上多参差不齐难以具备稳定性。因而在整体上,对于传统工艺制作出的六堡茶产品的评价标准并不统一。

其次,乡土语境下的六堡茶呈现出多样与多元的状态,其涵盖范围要比现代标准规定的宽泛许多。对于六堡本地人来说,除了以茶树嫩芽制成的“卖相”好的“茶谷”外,还有次之的“中茶”(“二白茶”)以及用霜降前后的粗老梗叶制成的“老茶婆”,近些年又有了颇具特色的“虫屎茶”以及干茶花、茶果等附属产品,它们全都在“六堡茶”这个名称的涵盖之下。这当中涉及定义的形成,也就是说,“六堡茶”之名并非自发于本土,而是在地方茶叶向外进行商业流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16]对于本地人来讲,外界所谓“六堡茶”之名所指涉的对象本就相对宽泛,但是在现代市场标准化体系下,则需要对作为商品的“六堡茶”进行清晰明确的定义。标准化定义从外部横加而来,有可能忽视诸多历史文化因素从而造成困扰。

标准化定义的困扰也体现在口感上。一方面,相较于厂茶经工业标准化制作后形成的以“红浓陈醇”为代表的相对统一而明确的要求,农家茶则涵盖范围相对宽泛,包含多个品类、多种层次,口感也相对个性化。另一方面,由于茶厂与市场的沟通渠道较为直接,也具备相应实力来开发较为丰富的产品类型乃至口感类型以满足现代消费者愈来愈多样的需求,与之相比,农家茶即便有多个品类,在产品形态上仍显得较为单一。

总体而言,虽然现今的六堡茶存在着“厂”—“农”的路径分野,其内部并不均衡。厂茶在市场上据有较大的竞争优势,虽然大小企业所产厂茶的质量也可能良莠不齐,但以大厂为代表所生产的厂茶品质相对稳定,具有产量高、规模大、效率高等生产特征,在国家政策和政府资源扶持、信息渠道、宣传销售等环节上优势显著,而产量低、规模小、效率低、资金薄弱的农家茶则处于相对劣势和被动的位置。在整个产业加快现代化转型、谋求做大做强的背景下,标准化、工业化生产的厂茶更契合于这一趋势和要求,生产标准体系的制订势必围绕着厂茶/茶厂来进行。由此不难理解,随着工业化生产标准的陆续出台,农家茶会面临失去六堡茶身份的危机。

2011年3月六堡茶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17],按照随之制定的“地理标志产品”广西地方标准(2014)[18]及之后发布的六堡茶国家标准(2016)[19]的规定,那些只经过“闷堆/沤堆”而未经“渥堆发酵”的农家茶只能算作毛茶而不能叫做六堡茶,其他类型如“老茶婆”等由此更不能叫做六堡茶,这样一来,几乎等于堵塞了农家茶以六堡茶身份进入市场的渠道,自然引起诸多具有乡农背景的六堡茶从业者的反对:“我们祖辈从明朝时候就种六堡茶,做六堡茶,现在这些都不能叫六堡茶了,这对我们的打击有多大!”[20]

然而,另一个矛盾局面亦与此相随。虽然按照国家或地方标准的规定,传统工艺所制茶只能算作“毛茶”,六堡茶传统制作技艺却于2008年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于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项目名称为“黑茶制作技艺(六堡茶制作技艺)”,也就是说农家茶符合“非遗”体系对六堡茶的定义。这么一来,在“地理标志产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体系中,农家茶是否算是六堡茶的身份问题出现了两个相反的答案。

其实,上述境况正折射出了传统产业在现代化转型中的矛盾与困境,六堡茶的“厂”“农”分化也正是这种矛盾困境的表征。也许由于民间反对的声音不断加大,2018年末广西地方政府从传统工艺制作角度重新确立了农家茶的六堡茶身份[21]。由此,现今的农家茶人把农家茶称为“传统工艺六堡茶”,把厂茶称为“现代工艺六堡茶”,以示区别。农家茶的身份危机可算告一段落。

但是,之前潜伏在身份问题下的其他重要问题却逐渐显现: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及现代标准化生产方式占绝对优势的大背景下,六堡农家茶该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恰当的生存空间?如何在传承与发展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

四、困境“农家茶”对乡土性的坚守与重构

  

对于六堡“农家茶”的内在价值、内在生命力以及它与传统相衔接的部分,我们可以将之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框架中来进行探查。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中所言,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那些曾世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而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22]可以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为其所属的社区或群体提供认同感与持续感,或者说归属感与历史感,从而为经历着剧烈社会转型的当地人构筑起一个与“地方”及“传统”相关的感知框架,因而对之进行界定和强调,不仅能够为当地人的身份归属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同时也能够激发人们去珍视在“地方”与“传统”中包含的社会关联结构与情感价值。

从这个角度而言,农家茶的内在价值和生命力与“非遗”的话语体系恰相平行。如前所述,作为与厂制茶相对的概念,农家茶诞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平台之上:虽然六堡地区有着悠久的茶业史,却一直要到进入现代社会市场经济阶段,农家茶的具体概念才得以充分构建;亦要等“现代工艺”出现后,才会有对“传统工艺”的充分界定。在现代社会的大背景下,农家茶乃至整个“非遗”概念体系实际上都处于“传统”与“现代”交接之处,而在“传统工艺”与“现代工艺”的区别性界定里正暗暗包含着“传统”所面临的“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

对于拥有数千年农耕历史的中国,在对“传统”——乃至对小小一片茶叶——进行界定时,都无法离开对人与“乡”、“土”之间关系及其社会结构的阐释;中国的“传统”根基中具有“乡土性”。正因如此,当现代化转型令传统乡土社会结构面临瓦解的威胁时,也不断引发着人们强烈的“失根感”。

正是在激烈的转型变动中,与“乡土”紧密关联的农家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便构成一种与“地方”、“传统”相关的感知框架和连接性桥梁,使面临瓦解威胁的传统乡土社会关系及其情感重新获得凝聚点。因此,“非遗”概念及其体系,包括“农家茶”在内,作为现代话语体系的一部分,致力于给正在步入现代社会的人们重新提供认同感与归宿感,亦即为现代社会的人们重新塑造一个传统之“根”,一个“故乡”;这个“故乡”仍丰富而具有活力,足以展示人类的文化多样性以及人类创造力。

由此可以看到,“乡土”中包含了人们珍视、保护和传承的文化传统,是农家茶在传承与发展之间进行调适、拓展自身生存空间、参与市场竞争时最可倚赖的大树和最重要的参照系。

对于六堡农家茶而言,不管是生产主体、原料工艺,还是其所依托的地理文化环境,都深深扎根于乡土之中,扎根于人们世代传承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之中,与乡土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因此在其商品属性之外,农家茶还承载了种种以“乡土”为核心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味,包括自我认同、乡土情感、历史记忆乃至生活方式等等,这构成了农家茶的内在生命力,令其可以超乎商品属性而绵延存续。

从这个意义上看,农家茶人对自身“六堡茶”身份的捍卫就不仅仅关乎经济利益,他们对“六堡茶”这个名字的执着、珍视和捍卫,还包含着对自身身份、对历史传承、对乡土情感、对家族故乡的一种追忆、确认和巩固。与之相应,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平台上,如何在经济利益和文化传承的使命之间获得平衡,也是农家茶人正在面对的考验。

六堡农家茶的市场竞争力首先在于原料与工艺。用本地鲜叶原料及传统工艺制作是农家茶区别于其他茶的基本特征,对“绿色健康”的原料和传统工艺的坚持应成为六堡农家茶产品的基本底色。相比于较为标准化的厂茶,农家茶在整体上更具多样性,这成为农家茶打造个性化品牌、发扬产品独特性的潜力所在,同时也为农家茶人提供了塑造农家茶高端品牌的契机。

与原料和传统工艺相关联,农家茶的宣传与销售渠道亦应从整体发展的思路出发,结合现代社会的多种网络平台和媒体渠道来进行,一方面以改变现有的六堡茶评价体系向厂茶倾斜的偏颇局面,使之更加丰富完善;另一方面则用以增强农家茶人的内部凝聚力,向外进行整体展示。

对于“外人”而言,农家茶亦承载着城市人或现代人对于乡土的记忆、情感以及想象,换句话说,投射了现代人的乡愁。随着都市文明的不断扩张、传统乡土社会的日渐凋敝,现代都市人则日益珍视人与自然、土地的直接性关联,珍视通过双手劳动生产出来而非机器批量制造的产品,珍视其间包含的文化传承、乡土情感以及归属感受,认为它们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土地不断发生互动的结晶。对于在现代化转型中“流离失所”的人们而言,要坚持并传承下去的也许正是那个共同的乡土故乡。

脚注:

[1]广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广西通志·农业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6页。

[2]对“六堡茶”之名以及相关民国文献的梳理参看邵凡晶:《百年沉浮——六堡茶兴衰史初探》,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5卷第2期。当时生产后来名为“六堡茶”的除六堡外,还有附近其他地方如狮寨、贺县、马江等。参见彭庆中:《茶船古道:命名、内涵与线路的考辩》,《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12卷第4期。

[3]郭威白:《马来亚中国人在发展当地经济中的作用》,中山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第61页。

[4]参见刘文庆:《广西茶业今昔观》,《广西农业通讯》1946年第9期。转引自彭庆中:《茶船古道:命名、内涵与线路的考辩》,《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12卷第4期,第30页。

[5]对于该段历史包括中茶公司及梧州茶厂的组织系统及名称演变过程参见何志强:《广西梧州茶厂初期回眸》,《中国茶叶加工》2009年第4期。

[6]此处对六堡茶传统制作方法的陈述摘自广西卫生健康委员会:《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45/057-2018六堡茶(传统工艺)》,2018年12月30日发布。就笔者在六堡茶农家中进行田野调查时所看到的初制过程与这个描述基本一致,但参看民国时期以及建国初期文献记载会发现,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农户对茶叶的初制工艺并无统一标准,而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

[7]参见彭庆中:《六堡茶传统工艺演变略考》,《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第27-28页。

[8]参见何志强:《广西梧州茶厂初期回眸》,《中国茶叶加工》2009年第4期,第45页;姚静健:《六堡茶工厂化生产的起源及其演变》,《茶叶》2013年第1期,第44页。

[9]对于梧州茶厂于20世纪50年代研发冷发酵(即“冷水渥堆”)工艺的说明见于《茶叶精制工艺及机械》(商业部茶叶局编,轻工业出版社,1959年版)中的《梧州茶厂六堡茶改用冷发酵的经验》一文。转引自彭庆中:《中国六堡茶》,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第441-443页。

[10]苍梧县六堡镇政协委员会编:《六堡志》,第105页。转引自邵凡晶:《百年沉浮——六堡茶兴衰史初探》,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5卷第2期,第100页。

[11]姚静健:《六堡茶工厂化生产的起源及其演变》,《茶叶》2013年第1期,第44页。

[12]按现今流行的茶叶分类标准,六堡茶和普洱茶都属于“黑茶”,云南普洱茶的兴起带动了广西六堡茶的复兴。2006年,梧州市检验检疫局等单位向国家质检总局递交了关于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申请(2011年获得批准)。2009年,梧州市政府发布《关于加快六堡茶产业化的决定》,将六堡茶产业定为梧州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在政策的扶持下,梧州六堡茶开始走上快速发展的产业化道路。

[13]对比《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45/057-2018六堡茶(传统工艺)》与国家标准GB/T32719.4-2016《黑茶第4部分:六堡茶》即可发现,是否进行“渥堆发酵”是传统工艺与现代工艺以及农家茶和厂茶的关键性区别。见广西卫生健康委员会:《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45/057-2018六堡茶(传统工艺)》,2018年12月30日发布;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GB/T32719.4-2016《黑茶第4部分:六堡茶》,2016年6月14日发布。

[14]六堡地区茶叶的种植规模一直要到进入21世纪之后才慢慢有所恢复,在那之前,尤其是80年代之后,当地茶园已逐渐丢荒或改种其他作物。近年来在种植规模和面积上则有极大扩展。

[15]这个问题实际上也见诸其他茶类,可以说在现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普遍存在的。

[16]因而有明确记载的“六堡茶”之名不会太早出现,如前文所述现可查到的为民国时期文献。

[17]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批准对昌平草莓、富岗苹果、店子长红枣、从化荔枝蜜、六堡茶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公告》,2011年第33号公告。

[18]广西壮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DB45/T1114-2014《地理标志产品六堡茶》,2014年12月1日发布。

[19]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GB/T32719.4-2016《黑茶第4部分:六堡茶》,2016年6月14日发布。

[20]宾阳等:《农家“六堡茶”陷入生存悖论》,中国文化报,2014年3月24日。这句话可以代表当时大多数“农家茶”从业者的看法。

[21]广西卫生健康委员会:《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45/057-2018六堡茶(传统工艺)》,2018年12月30日发布。

[22]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32540_chi

参考文献:

[1]广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广西通志·农业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2]邵凡晶:《百年沉浮——六堡茶兴衰史初探》,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5卷第2期。[3]彭庆中:《中国六堡茶》,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4]彭庆中:《茶船古道:命名、内涵与线路的考辩》,《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12卷第4期。[5]彭庆中:《六堡茶传统工艺演变略考》,《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6]郭威白:《马来亚中国人在发展当地经济中的作用》,中山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7]何志强:《广西梧州茶厂初期回眸》,《中国茶叶加工》2009年第4期。[8]姚静健:《六堡茶工厂化生产的起源及其演变》,《茶叶》2013年第1期。[9]宾阳等:《农家“六堡茶”陷入生存悖论》,中国文化报,2014年3月24日。[10]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批准对昌平草莓、富岗苹果、店子长红枣、从化荔枝蜜、六堡茶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公告》,2011年第33号公告。[11]广西壮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DB45/T1114-2014《地理标志产品六堡茶》,2014年12月1日发布。[12]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GB/T32719.4-2016《黑茶第4部分:六堡茶》,2016年6月14日发布。[13]广西卫生健康委员会:《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DBS45/057-2018六堡茶(传统工艺)》,2018年12月30日发布。

【文献引用格式】刘华,连涛.乡土背景下的六堡“农家茶”[J].百色学院学报,2021,34(03):101-108.

作者简介

刘华,女,广西南宁人,文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

连涛,男,山西长治人,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师。

文章来源:文学人类学,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武夷岩茶的“三坑两涧”最早是谁提出来的?

众所周知,“三坑两涧”是武夷岩茶最核心的产区,因其独特的山场环境和气候土壤导致此区域出产的岩茶品质优异。那么,作为对武夷岩茶正岩核心产区高度概括的这个词“三坑两涧”最早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呢?

01

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三坑两涧”最早见于记载是,张天福老师1989年主编的《福建乌龙茶》。其书中明确记载:“武夷正岩茶,产于武夷山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梧(悟)源涧等地(号称三坑二涧)”。

但是,“三坑两涧”作为武夷岩茶正岩的核心产区这个概念总结,显然不可能是这个时候提出的,而且还只是在这本书对岩茶分类的备注中给予补充说明。

还有一种说法是,“三坑两涧”是姚月明老师归纳出来的,只是没有在他的作品中记载。

其实我在《姚月明论文集》中的《武夷茶的悠久历史》一章中找到了姚老关于“三坑两涧”的记载:

“明代“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之势,已不复存在,而向山北的“三坑两涧”发展。(三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两涧:流香、悟源。)据1941年统计,三大坑产量占总产量48%,两涧占18%,九曲溪畔占14%,其他占12%,洲茶仅占8%。”

对于姚月明老师的关于三坑两涧的这段记载,除了他的论文集,还曾经在两个地方姚老有过记述。一个就是1991年由武夷山市政协出版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还有一个就是1985年由陈椽主编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这些资料中最早的就是1985年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这本书,也就说姚老对于“三坑两涧”的记载是在1985年之前。

图1:《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记载“三坑二涧”

但是,这个时间依然很晚。

我们再往前寻找,发现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面都找不到关于“三坑两涧”的记载。直到1951年出版的《中国茶讯》期刊,在第6期林瑞勋的一篇《福建茶产概述》文章引起了我的关注。

林瑞勋此文在介绍福建各种茶类中,介绍“闽北青茶”提到了“三坑二涧”。原文是:

“武夷岩茶久负盛名,产于崇安的武夷山,其茶有岩茶,洲茶之分,靠山为岩,沼(沿)溪为洲,洲次之,而尤以产于慧苑、倒水、牛栏、三坑,流香、悟源二涧的茶叶品质绝顶,故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中,有八大名岩之称。其茶由水仙、乌龙、奇种……”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里不仅提到了“三坑二涧”,还提出了“八大名岩”。

林瑞勋会不会是“三坑两涧”的首个提出者呢?

不是。因为我之前在看复旦农学院茶叶系的史料的时候就有关注过林瑞勋这个人,他是1950年由复旦茶叶专修科毕业分配到福州商检局负责茶叶的检验工作。可以想象,一个刚毕业被分配到福州工作岗位的学生一下子就提出“三坑两涧”这个武夷岩茶核心山场的高度概括的概念是不可能的。而且林瑞勋分配地是福州商检局,不是在崇安(武夷山)。

顺便说下,姚月明也是复旦农学院茶业专修科毕业(毕业的时候复旦的茶叶专修科已经院校调整到了安徽农业大学),姚老是1953年毕业,1951年才入的学,算起来林瑞勋是姚老的学长了。按时间推算,林瑞勋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姚老才刚刚上大学。

1951年,福建解放伊始,崇安的茶业生产还没有开始完全恢复。“三坑两涧”这种对武夷岩茶核心产区的总结和概括应该是在一个武夷茶产业高度繁荣的时间段,特别是对岩茶品质要求较高的时期才会对茶叶山场产地特别关注。

而我们知道,武夷岩茶在民国的早期曾经兴盛过很长一段时间,根据林馥泉先生的记载,当时的名枞在慧苑坑就有八百多种,可见当时岩茶之繁盛。

图2:林瑞勋1951年《福建茶产概述》

所以,我们只能从民国的一些资料当中再去寻找信息。

在1944年由廖存仁发表在《茶叶研究》期刊第4.5.6期中的《闽茶种类及其特征》,我们找到了对应。他在文章中介绍闽北青茶的一章节中特地描述了武夷岩茶的生长环境,其文如下:

“其茶有岩茶和洲茶之分,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佳,洲次之,第岩茶反不甚细,又有山南山北之分,山北为佳,山南又次之,而尤以产于慧苑,倒水,牛栏三坑,流香,悟源二涧者更为绝品,故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间,有八大名岩之称。其茶由水仙、乌龙、奇兰……”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林瑞勋1951年发表在《中国茶讯》中关于“三坑二涧”的这段描述,基本上是和廖存仁先生的这段文字一致的,就连廖文中“沿溪为洲”因为排版原因,错把“沿”误写成“沼”都错得一模一样。说明廖文是原版出处,值得我们认真去剖析的。

廖存仁是闽北浦城县人,当时受雇于中茶公司,在技术处担任茶师,民国三十年(1941年)被派至崇安(武夷山)调查武夷岩茶,并协助当时的茶叶研究所的试验研究工作,在1944年春南平到建瓯的出差途中遇难。所以这篇文章是他的一篇遗稿,在这点,《茶叶研究》当期的卷头语有详细说明。

廖存仁在崇安工作的这段时期里,对武夷茶叶的记载颇多,并在当时东南茶叶改良总厂的刊物《万川通讯》和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的刊物《茶叶研究》中都有发表过不少文章。从文章的内容和专业度上,可以看出廖存仁对于武夷岩茶是比较了解的。

在1943年廖存仁还出版过《武夷岩茶》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被作为当时吴觉农先生领导的茶叶研究所出版的刊物的第三号丛刊。遗憾的是《武夷岩茶》一文并没有对“三坑二涧,八大名岩”有做记载,只提到了“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佳,洲次之”。说明对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记载是廖存仁后期才补充的。

我们再分析下廖文,前半部分整体描述和董天工的《武夷山志》中对于武夷茶的记载口吻是一致的,基本是沿用董文。结合廖存仁先生的经历在武夷山时间并不是很长,他也并非茶农或贩茶茶商,当年他是受雇于中茶被委派到武夷山调查武夷岩茶,1943年出版的《武夷岩茶》一调查报告应该就是这次行程的研究成果,所以廖存仁对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理解应该是调查所得,而并非其提出和概括。


图3:廖存仁1944年《闽茶种类及特征》

同时,我们再看同样在这个时期由林其瑞先生发表在1943年的《茶叶研究》期刊中的一篇文章。

文章名字叫《闽浙皖三省各种内销茶之制造及其特征》。这篇文章是吕增耕,林其瑞,尹在继三人合力完成,一人写一个地区,其中闽省之内销茶部分由林其瑞完成。在文章的青茶部分林其瑞提到了“三坑二涧”整体描述的口吻和廖存仁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其文如下:

“崇安武夷山所产茶叶,谓之武夷岩茶……成茶品质香味特佳,其产于三坑(慧苑坑、牛栏坑、倒水坑)二涧(悟源涧、流香涧)者,更称绝品。武夷山之中心茶岩,大者如天心、慧苑、竹窠、兰谷、霞宾等所产之茶,称正岩茶;在武夷山范围以外如黄柏大安小浆等地所产者,曰半岩茶。正岩又有大岩和小岩之别。”

在这篇文字中,林其瑞不但写到了“三坑二涧”,还把武夷岩茶的正岩和半岩,大岩和小岩做了描述。当然还是不够详尽具体。考证林其瑞先生的经历,他是民国时期在福州茶训班毕业,这个时期在闽北茶区工作,他的这篇文章和廖存仁的文章一样都应该是属于调查所得。

图4:林其瑞1943年《茶叶研究》

那在更早的资料中,三坑二涧是否有过记载呢?

1941年5月当时的福建省政府统计处出版的《福建之茶》中也找到了记录,该书是属于调查统计丛书类,主编是唐永基,魏德端。其中在介绍青茶的一章中描述道:

“岩茶产于武夷山,武夷山周围几百二十余里,以环境优良,制茶品质特佳,尤以产于三坑、二涧、二祠者更为绝品。武夷之中心茶岩,大者如天心、慧苑、竹窠、兰谷、霞宾等称曰正岩,与其相对而称者曰偏岩,产茶品质较差,此外产于武夷半山以上者曰半岩,正岩又有大岩和小岩之别……。”

图5:1941《福建之茶》关于“三坑二涧”记载

在这里,“三坑”是哪三坑,“二涧”是哪二涧,作者并没有说明。还有其中提出的“二祠”,是之前其他人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及的。那究竟是哪“二祠”呢?我们先来探讨下。

翻遍武夷山史料和“祠”相关的山场目前仅有两处,一个是“文公祠”,还有一个是“纯阳祠”。“文公祠”在林馥泉和张天福的报告统计中,“文公祠”(即五曲)都有列入。民国三十五年的所有者是朱缉齐,当时一年产茶量是850斤,应该是当时的一个重要山场。而“纯阳祠”虽历史也有产茶记载,但是算不算“二祠”之一,这里不好下结论。况且,“文公祠”和“纯阳祠”都已经脱离我们熟悉三坑二涧的核心范围。

图6:民国时期岩厂产量图

同时,我们还发现这段话和林其瑞的那段文字惊人相似,按时间先后来看,林文应该是有研习《福建之茶》。当然,对于三坑二涧是哪个坑涧,相比较《福建之茶》的记载,林其瑞在文中三坑二涧特地括号加以说明,并删除了“二祠”,而且对于半岩的描述,内容上也稍加了文字加以补充,也就描写的更加完整。

对于《福建之茶》这本书,作者在序言部分写到“二十四年春由魏德端编成福州茶业概况,翌年唐永基更补充全省材料编为福建之茶”,也就是说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大概是在1936年左右。

那么关于“三坑二涧”的记载,我们综上所有能够找到的资料,这本材料是目前最早的。

当然,《福建之茶》只是一本调查丛书,其中内容作者在序言中有言“编者分赴各地,广收资料,足成此书”,说明该书对于“三坑二涧”也是调查所得,并非提出。

那么,还是那个问题,“三坑二涧”究竟是什么时候由谁提出的呢?

在这个时期还有两份茶叶资料是我们绕不过去必须研究和讨论的。

首先一份是张天福先生1941年编写的《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

《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是一份报告总结,1941年9月正式出版,厚厚的一册,书名由当时的省政府主席陈仪题写。该书是张天福先生对1939年到1940年一年多来在武夷山兴办的示范茶厂的一份完备的工作汇报和总结。

张天福先生办事能力强,有条不紊,思路清晰,在此之前的《三年来的福安茶业的改良》的报告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张天福先生是一个做事情非常认真的人。

所以《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非常完整的记录了武夷岩茶品种,产地,工艺。其中在《崇安之茶业》一章,记录了:

“正岩,亦称大岩茶,指武夷山三条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范围内所产者,如竹窠、慧苑、天井、苑香、霞宾……”。

遗憾的是,由于我们手上参照的是复印资料,剩下原书文字已经漫漶不清晰。但这里所提出的正岩茶产地和林馥泉先生的是一致的(林文我们下面分析),即都是产自三大坑或者说三条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

另外,在此章节中还写到“山中茶岩之最著者,有竹窠、天心、天井、慧苑、霞宾、幔陀、磊石、景云等八大岩。”

在这里也提到了“八大岩”,而之后的廖存仁先生的文章中也提到过“八大名岩”,说明“八大名岩”的说法在此之前就有而且还很普遍。可惜的是,经过几十年的流传,我们现在只听过三坑二涧,而不知有八大岩。

但是,《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所提出的“八大岩”和廖文中的“八大名岩”对比下有三处是有出入的,这个我们在下文中再另外重点分析下。

有点要说明的是,这本书中提到武夷产茶区域,多处有提到,但是描述的版本有点纷乱,同时有不同说法。由此可见,这些资料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张天福很有可能在这份报告中是汇编了很多人的资料,或者本身这份报告就是出自多人之手。

另外还有一份最重要的资料就是1943年林馥泉先生的调查报告《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

这份资料是所有研究武夷岩茶的发展历程的人绝对不可以绕过的一本资料,该书是在民国时期对武夷岩茶的研究集大成者和一部最完备的资料。

林馥泉先生在福建示范茶厂时任武夷制茶所主任,同事也是该厂技师(在该厂技术级别里面算比较高的职位,下面还有设有技术员和技术助理员),办公场所在桂林岩,所以他对武夷岩茶整体是非常了解的。

我们也有幸于林馥泉先生当年的整理,而让我们更够详细的清楚武夷岩茶在这个时期乃至于之前的整个栽培、制作、山场、历史和商贸往来。

林馥泉书中在武夷茶园分布情形一段中,很详细的提到武夷岩茶的核心产区,由于该段文字很重要,所以我们把原文全段摘录如下:

“武夷重要之产茶地多在山坑岩壑之间,产茶最盛而品质较佳者有三坑,号武夷产茶三大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及大坑口是也。所产之茶称为大岩茶。为品茶家所重视,慧苑坑所属岩厂自坑口计起有桂林岩、青云岩、岭脚岩,幔陀上下厂,霞宾上下厂,水濂洞内中外三厂,慧苑岩东西厂,竹窠岩、景云岩、三仰峰等,倒水坑之天井厂亦系此坑之支流。牛栏坑,坑宽而短,兰谷岩、宝国岩等属之。大坑口主要岩厂有神通岩、宝珠岩、天心岩之九龙窠等,其他岩厂垦辟茶园在此三坑亦属不少,惟茶厂厂址不在此三坑,故未列入。

此外岩厂分布于九曲溪者,计有庆云岩、御茶园、文公祠、天游、桃源洞、品石岩、鼓子岩、白云岩等。分布在三涧坑者有福龙岩、广灵岩、宝石东西二厂、玉华岩、佛国岩、碧石岩等上列溪坑所产称为中岩茶,除此而外沿黄柏溪及崇溪属武夷范围内,如会仙、蜂窠、双凤等厂茶园尚不少,利用山脚溪边砂洲种植之洲茶,惟素不被重视。

目前除三大坑而外大半荒芜。属于山岭或平坡土质稍逊或地域较偏远者几全荒弃。兹就三十年各岩产茶量为根据以估茶山分布情形如下:属三大坑者占48%,三涧坑占18%,九曲溪占14%,其他岩山占12%,洲茶占8%。以茶树品种而言,水仙、乌龙以及较名贵者均产于山凹岩心之间,其他多为普通之菜茶。”

林馥泉先生这段几百字的文字,把武夷岩茶的产区划分为大岩茶(三大坑)、中岩茶(三涧坑)、九曲溪沿岸、其他岩山、洲茶等五个部分,详细记录了这几个区域的范围和岩厂,并统计了这五个部分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产茶量。

图8:民国时期各岩产茶图(资料来源网络)

首先,他提到“产茶最盛而品质较佳者有三坑,号武夷产茶三大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及大坑口是也”。从这句的描述语气,一个“号”字及后面的“是也”,可以很显然看出,林馥泉先生这里是在复述前人的说法,所以才会有“号”“是也”,说明在此之前三大坑早已经是很有名了,才会“为品茶家所重视。”

从“三大坑”岩厂所覆盖的区域上看,是和廖存仁先生所说的“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区域是基本重合的。当然“三大坑”的描述会更加粗放些。

第二,林馥泉先生这里提到了“三涧坑”。“三涧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资料有这样去提及,究竟是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之前我是一直没有弄明白,我甚至怀疑是否是因为原书和我们手上复印版资料的打字输入错误才误写成了这么一个拗口的名字。所以我特地找了该文的其他版本来核对,发现原书确认是“三涧坑”三字无疑。

那么“三涧坑”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呢?根据林文的描述,“福龙岩、广灵岩、宝石东西二厂、玉华岩、佛国岩、碧石岩等上列溪坑”所画出来的三涧坑范畴,当我再对比地质学家黄进在其书《武夷山丹霞地貌》一书中的武夷景区图的时候,才有所恍然感悟。

我们可以推测,三涧坑就是:田厂涧、碧石涧、章堂涧、广陵坑所夹含的中间这个区域部分,所谓“三涧、坑”有可能就是田厂涧、碧石涧、章堂涧这三条大涧及广陵坑构成(区域中间还有“玉华涧、九井涧”等两条分支小涧,也有可能)。

又或者“涧坑”在他的描述用词中就是一个连词,而没有把“涧”和“坑”区分出来,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就如同我们今天说“坑涧”一样。如果是这样,那有可能“三涧坑”就是对田厂涧、碧石涧及广陵坑中间的这段区域的统称。


图7:资料来源:黄进《武夷山丹霞地貌》

林馥泉先生把这部分划分为中岩茶。而这个“中岩茶”在其他专家的笔触中应该就是所谓的正岩里面的“小岩”。(1945年朱龙文在《今年的崇安茶叶》一文,统计正岩茶区产量,把佛国岩、弥陀岩、三仰峰、刘官寨也算入其中,可见当时的正岩概念包括了林馥泉先生说的“大岩茶”和“中岩茶”。)后期我们争取写篇文章来论述民国时期“正岩”的范围变迁。

在林文中,这个广阔的茶山区域在1941年产茶才占了18%,可以看得出来在当时受到19世纪三十年代的战乱影响,茶山荒芜是比较严重的。

当然,单从岩茶产区划分来看,林馥泉先生对武夷岩茶产茶区这五个区域的划分也有不足的地方。尤其对正岩以外的产区划分很模糊。

02

现在,综合以上我们提到的所有关于三坑二涧的资料罗列,有几个问题我们这里要深入探讨下。

01

八大名岩究竟是哪八大岩?

在张天福先生的《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记录的“八大岩”分别是:“竹窠、天心、天井、慧苑、霞宾、幔陀、磊石、景云等八大岩”。

而在廖存仁先生的文章中记录的,“八大名岩”是“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间,有八大名岩之称。”

两文对比,发现有三岩是存在差入的,张文中说的是“磊石”、“景云”、“霞宾”三岩,廖文中说的是“三仰”、“天游”、“兰谷”三岩。但是既然这八大名岩按廖文所说是在三坑二涧之中的,那我认为张天福的版本更加准确,廖存仁记录的三仰、天游都已经脱离开了三坑二涧的范围。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八大名岩”或者“八大岩”只是当时一个笼统的说法,并没有很明确的版本,毕竟每个山户或者岩厂都夸自家山场最好,名枞众多。

非常遗憾的是,经过几十年的转述和变迁,我们今天绝大部分人都只知道“三坑两涧”而不知道岩茶在辉煌的时候曾经有“八大名岩”的说法了。

02

到底是“三坑两涧”还是“三坑二涧”?

首先,通过对比研究,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早期的资料都是说“三坑二涧”,而没有说“三坑两涧”,“二”和“两”虽然在字意上是完全一样的表达,但是在发音上却有不同。

这种细微改变我们通过追述发现最早源自,姚月明先生在1990年出版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中的文章《武夷茶的悠久历史》中即写道“三坑两涧”,而在此之前的能看到的所有资料都是写“三坑二涧”。

但同样这篇姚月明的文章1989年发表在《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却写作“三坑二涧”,这里很显然是一种细微的笔误或者出版错误导致了这个流传了近百年的词语被改变。

至于《武夷岩茶姚月明选集》出版之后继续沿用的“三坑两涧”更加大了这个词的传播,而后人很少有知道“三坑二涧”这个原生词,都误作“三坑两涧”。

03

究竟是“倒水坑”还是“大坑口”?

关于“三坑两涧”的说法一直流转两个版本,一说是慧苑坑、牛栏坑、倒水坑、流香涧、悟源涧,还有一说是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悟源涧。

这两个版本的区别就是究竟是包含“倒水坑”还是“大坑口”。

按照之后这个大坑口的版本之说,一种比较广泛的解释是倒水坑为慧苑坑的支流,严格来说不能算是一个大的坑涧。这种说法的源头我认为是林馥泉先生在《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中的一句解释,原文是“慧苑坑所属岩厂自坑口计起有桂林岩、青云岩……,倒水坑之天井厂亦系此坑之支流。”

这个争议一直围绕着我们,我在翻阅1975年由安徽农业大学过来进修的卢福娣老师的笔记时候,当时卢老师在武夷山进修学习,笔记中就记录了“三大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并在大坑口的后面特地加括号说明“倒水坑实际属于大坑口内的,实际产茶少,不算是坑”。

我们暂且不说这种记述是否正确,但是可以说明在1975年关于是倒水坑还是大坑口的争议就已经存在了,并延续至今。仿似成为了武夷岩茶关于山场界的“哥德巴赫猜想”了。

可以确定的是,在我们目前找出的所有民国史料中,只要提到“三坑二涧”这四个字的文章,无论是廖存仁还是林其瑞的记述,无一例外的记录的是“倒水坑”,而没有提到过“大坑口”。

甚至在林心炯发1986年表在《茶叶科学技术》第1期的《武夷岩茶品质与生态环境的初步研究》文章中,提到“三坑二涧”说的版本也还是“倒水坑”。

这种变化直到1985年,还是姚月明先生的那篇文章开始。

姚老在1985年由陈椽主编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在《武夷岩茶与武夷茶史》一章提到:

“对武夷茶产地之转移,从明代”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之势已不复存在,而向山北的“三坑二涧”发展(三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二涧为流香、悟源两涧,据1941年统计三大坑产量占总产量占总产48%,二涧占18%,九曲溪畔占14%,其它山岩占12%,洲茶仅占8%)。”

姚老的这段文字后期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被重复著述,这个在我们这篇文章开篇就有提到,比如1991年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和2005年的《姚月明论文集》。

这段文字很显然引用的是1943年林馥泉先生在《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中的资料。

但是姚老在这里犯了一个引述上的错误,林馥泉文中说的是“三大坑”和“三涧坑”,而姚老的文章中则把“三涧坑”误以为是“二涧”(从对产茶量的引用上可以看出),并直接描述为“三坑二涧”。

图9:姚老1985年关于“三坑二涧”文章

其实林馥泉说“三涧坑”的范围是在福龙岩、佛国岩、碧石岩一带,是他所说的“中岩茶”,而非三坑两涧的范围;他描述的“三大坑”概念也非之前廖存仁和林其瑞他们描述的“三坑二涧”中的三坑,而姚老在这里却做了一个“改编整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理解错误,以至于后期被以讹传讹。

当然,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大坑口”或者“倒水坑”都在三坑两涧范围,这两个山场从我们可以翻阅到的资料以来都是武夷岩茶正岩产区的核心山场。从民国开始,在“三大坑”的这个版本中,“大坑口”就一直是三大坑之一。

由此我们引申出下一个问题。

04

“三坑二涧”和“三大坑”究竟哪种说法来描述武夷岩茶正岩核心产区更合适?

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发现对于武夷岩茶最核心的大岩茶产区的概括,廖存仁和魏德端都概括为“三坑二涧”,而林馥泉还有张天福先生的报告中都概括为“三大坑”或者“三条坑”。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更准确。

首先,廖存仁和魏德端他们所说的“三坑二涧”和“八大名岩”并不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只是做了记录。这些概括有可能在清末或者更早期就已经有人提出来。很有可能是岩主、包头或者茶商对于岩茶核心产区的约定俗成的说法,流传至今。

这种名词是当时的生产经验总结,不一定有经过详细的科学论证其合理性。所以就不存在所谓的倒水坑划入慧苑坑的划分更科学,还是划分入牛栏坑更科学。

在历史资料上面,“倒水坑”就是独立在“三坑二涧”中占有一个位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尊重史料存在而不是去强调逻辑推理。

而林馥泉先生所提的“三大坑、三涧坑”在我们前文中已经分析了,从句意上看林馥泉先生也是引述前人的提法并对此作出范围诠释,他也不是“三大坑”的提出者。但“三条坑”或者“三大坑”这种提法更像是一种简单的描述,非经过慎重排列概括。这种描述相比较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来形容岩茶大岩核心产区会更加粗放些。

我们如今借助谷歌地图,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三坑两涧范围确实是三条非常完整,生态地貌很好的坑涧。所以“三大坑”这种说法也有其科学合理性。

另外,从林馥泉对三大坑各个岩厂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出的三大坑的区域和廖存仁、林奇瑞他们记述“三坑二涧”的区域是一致重合的。(顺便说下,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对“三坑二涧”区域范围的理解非常狭窄,其实在民国的时候,“三坑二涧”的区域范围是很广的,从林馥泉先生记录这个范围内的岩厂我们即可以看出来。单慧苑坑除了我们现在理解的慧苑里外,对内还包括了竹窠、景云等区域,对外还包括了桂林岩,幔陀岩、水帘洞等广阔的区域。)

在林馥泉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茶叶教科书对武夷岩茶产区描述都沿用他“三大坑”的说法。

例如,陈椽1961年主编的《制茶学》和1961年福安农校主编的《茶叶制造学》。个人认为正是因为教科书的普及,导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只知道“三大坑”,而很少有人提及“三坑二涧”。到了后期1985年姚月明先生再次提及“三坑二涧”的时候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版本了,而且没有了“八大名岩”,这个过程中很多的原始信息被丢失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足够多的数据资料,把这些信息再次找回,串联,并去分析他们改变的路径。

所以是廖存仁先生提出的“三坑二涧、八大名岩”,还是林馥泉先生提出的“三大坑、三涧坑”更能准确的描述武夷大岩茶的核心产区或者那个说法更为正统呢?可以确定是的,自民国以来,这两个版本都有人提,所以也就没有所谓正统之说。

而在在此两个版本说法之外,还有没其他版本呢?有,但是都只是在其文章中简单提到,并非刻意论述,也非主流论断。例如:

1、1943年叶鸣高发表在《武夷通讯》第十一期文章《武夷菜茶名枞之分布》一文,对武夷岩茶核心产区记述

“武夷山产茶以北为上,著名产茶之区域在慧苑坑、倒水坑、牛栏坑及九龙窠诸地。名岩如慧苑岩、天心岩、天井岩、竹窠岩、兰谷岩之茶园,均在三坑之内。以三坑溪流贯川,云雾氤氲,岩石奇丽,迥非山外可及。其附近名岩如水濂洞、马头岩、天游岩、清源岩、庆云岩、佛国岩则较次。故名枞亦以三坑为贵。”

图10:1943年《武夷通讯》

2、1943年张步声发表在《武夷通讯》第八期文章《武夷山之级式茶园》:

“如名枞大红袍、铁罗汉等均匀于慧苑坑、牛栏坑、大坑,三条坑附近,两边悬崖峭壁,日照时间不多……所以出产茶叶品质特佳,所谓正岩就是。可是能够具备这种优良条件的环境究竟不多……”

我们把这些史料做了一份表格汇编:

03

最后,在引述了这么多资料后,我们再次回到此篇文章探讨的主题,“三坑二涧”究竟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我们发现,在1941年到1944年这段时间里,“三坑二涧”、“三大坑”这些词被茶叶专家们大量提及,而在此之前却再也找不到记录。这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这个时期有大量的茶叶专家和著名茶师汇聚武夷山。先是1939年张天福在武夷山创办的福建示范茶厂,后是1942年吴觉农先生领导的隶属于当时的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的茶叶研究所。

当时,两个机构的规模都是空前的,加上张天福和吴觉农先生的号召力,带来大批的茶叶专家,几乎都是当时在茶叶研究领域的佼佼者,诸如研究茶树栽培的,茶树品种和杂交的,虫害的,茶区土壤的和制茶的茶师。

所以关于武夷茶区的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在这个时期密集的出来,如武夷茶树品种、土壤调查、茶树杂交试验等等。但是这些茶叶专家来武夷山茶区的时间都不长,也很显然并不是“三坑二涧”的直接提出者。

第二,这段时期是武夷岩茶的生产恢复时期。而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间武夷茶区由于战乱等因素,大部分的茶园荒芜,茶厂被废弃,沿海一带的茶商不敢上来从事茶叶贸易。

林馥泉在文章就写到“武夷茶业全盛时期已过去……野草杂木竞相争长,茶丛已无生长余地,……昔时武夷茶山面积当在一万市亩以上。”

这点在陈椽先生的《武夷茶三起三落》中也有记述“岩茶虽尚能维持三百担左右,但较之最盛时期输出五万余担,已不及十分之一。……茶园听其荒芜,大半是正岩茶,因原岩主远在南洋,或因资金缺乏,大多是荒芜了、减产了,能够维持原状的十不及一。”

所以,武夷岩茶的在这段时期和早期繁盛的时候有点断层。因为这种断层导致的后面这些茶叶专家关于武夷岩茶核心产区的记载就有点纷乱和说法不一,大多都是采访询问所得。这也是我们看同样是这个时期的对武夷岩茶山场的概括,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版本的原因所在。

而关于“三坑二涧”的提出一定是在此之前更早,在武夷岩茶更加繁荣的时期。特别是对岩茶品质要求较高的时期才会对茶叶山场产地特别关注,才会有诸如不见天、瓜子金、吊金龟等岩厂茶商推崇的各种“名枞”出现,而他们又分别分布在不同“名岩”。

聊到这里,在没有更多的史料情况下,我们提出三点关于“三坑二涧”可能出现的条件假设。

第一,“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武夷岩茶工艺非常成熟的时期总结出来的

武夷岩茶的工艺,大概形成于明末清初这段时期,在清代康熙年间王草堂的《茶说》中,详细记载了武夷岩茶的制作工艺。

而在武夷早年盛产绿茶的时候,对山场的要求远不及武夷岩茶高,好的茶园皆在九曲溪沿岸。明代徐勃《茶考》中载:“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

到了清代早期蓝陈略《武夷纪要》中提到“茶,诸山皆有,溪北为上,溪南次之。园洲为下。而溪北唯接笋峰、鼓子岩、金井坑者尤佳,以清明时初萌细芽为最。”很显然,在这里记录的是绿茶,所以他记录的山场佳者在九曲溪北边的接笋峰一带。

再到了雍正年间陆廷灿在《续茶经》所收录的随见录中记载“武夷茶北山者为上,南山者次之。南北两山,又以所产之岩名为名,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名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不可多得”。

从这里陆廷灿的记载,我们明显可以看武夷茶从绿茶到工夫茶(岩茶)的转变,而最佳山场也从九曲溪沿岸的“溪北”转移到了“北山”。并且,从“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名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不可多得”这句,我们看到武夷名枞早期的雏形,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专门对武夷菜茶进行单株命名了。

而到了1751年董天工在其《武夷山志》中,则明确“其品分岩茶、洲茶(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上品,洲次之。又分山北、山南,山北尤佳,山南又次之。岩山之外,名为外山,清、浊不同矣”。董天工在这里又进一步的区分出“山北佳,山南次”和外山茶。

图11:董天工《武夷山志.物产篇》

而后期的“三坑二涧”的提法显然是脱胎于“山南、山北”之别,并更加进一步的细致划分。

我们发现,随着武夷岩茶制茶工艺的进步,先人们对采制岩茶的山场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逐步靠近“三坑二涧”核心地带。

但是,这个时期,我们还没有找到明确的“三坑二涧”之说。真正对山场的划分更加细致,总结更加完善的时候,应该是武夷岩茶工艺进一步提高,对山场的要求也更加严格的时期。

如果工艺没有改进提高,做出来的成品岩茶品质一般,对山场的要求就远不可能那么细致,更没有必要去区分正岩、半岩,以及进一步延伸到更核心的大岩(三坑二涧)。

第二,“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工夫茶泡法兴起之后总结的

武夷岩茶,因其独特的“岩韵”滋味,在所有茶类中独占鳌头,是乌龙茶中的一颗明珠。品饮岩茶,细斟慢饮,所谓“啜英咀华”,品啜之间,要求泡法精湛、活火沸水,器具讲究才能够品味出武夷岩茶中真滋味。

而从明末清初开始,对武夷茶的冲泡日趋讲究,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在潮汕和闽南地区日渐形成了诸如“工夫茶”等饮茶方式的高超手法和饮茶文化。

我们从大量的史料中,可以找出工夫茶泡法和武夷茶相结合、相得益彰的佐证。

根据1762年《龙溪县志》记载“近则远购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琯溪之蒲,盛必以长竹之筐。凡烹茗以水为本,火候佐之。穷乡僻壤多耽此者,茶之贵,岁数千”。

在乾隆时期,袁枚在《随园食单》记载“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1786年),余游武夷,到幔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椽,每斟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疴、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洫至三次,而其味犹未荆,尝尽天下名茶,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第一。”

而到了1801俞蛟在《潮嘉风月记》写道:“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彝,极佳者,每斤需白镪二枚。六篷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见焉。”

1832年《厦门志》载“俗好啜茶,器具精小。壶必曰孟公壶,杯必曰若琛杯。茶叶重一两,价有贵至四、五番钱者。文火煎之,如啜酒然。以饷客,客必辨其色香味而细啜之,否则相为嗤笑。名曰:‘工夫茶’。

1843年梁章钜《归田琐记》中云:“余尝再游武夷,信宿天游观中,每与静参羽士夜谈茶事。静参谓茶名有四等,茶品亦有四等……”接着又写道:“至茶品之四等,一曰香,花香、小种之类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为无上妙谛矣,不知等而上之,则曰清,香而不清,犹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则曰甘,清而不甘,则苦茗也。再等而上之,则曰活,甘而不活,亦不过好茶而已。”

图12:梁章钜《归田琐记》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发展,用工夫茶泡法品饮武夷茶的一步步提高。到了梁章钜所在的道光年间,对武夷岩茶品饮滋味已经总结的非常丰富。“香、清、甘、活”四字来形容武夷岩茶口感而一直留存至今。

工夫茶泡法与武夷岩茶之间,正是因为武夷岩茶品种众多,工艺精湛,其所带有的独特“岩韵”等山场气息,把工夫茶的品饮艺术推到了更加精湛的高度。

而武夷岩茶也因为工夫茶的冲泡技术,才能把他“香、清、甘、活”的独特魅力所展示出来。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演绎的关系。

所以,工夫茶冲泡方法的出现和发展离不开武夷茶,但武夷岩茶的进一步工艺升华和山场要求的提高离不开工夫茶饮茶方式的出现。

第三,“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武夷山中岩厂兴旺,商贸繁荣的时期总结的

武夷茶叶,在商贸的早期,主要通过江西铅山县河口等地汇聚,沿信江而西转入赣江,再翻阅梅岭到达广州,通过十三行商人出口。

我翻阅早年东印度公司与我们的茶叶贸易史料,发现武夷茶在清代前期出口品类很杂,有Bohea(武夷茶)、Congou(工夫茶)、Pekoe(白毫茶)(1724年出口记录)。从现代考证来看,这里面有红茶有乌龙茶(岩茶)。

这个时期的茶叶外贸出口,茶叶虽有按等级标榜,但是并没有严格划分,所以对茶山产地当然就没有严苛要求。甚至还有好多外地茶冒充武夷,如清初阮旻锡在《安溪茶歌》中写道“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

到了嘉庆年间,在嘉庆版《崇安县志》中载“星村茶市,五方杂处,物价昂贵,习尚奢淫,奴隶皆纨绔,执事江西汀州人为多,漳泉亦间有之。”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武夷茶市商贸兴盛,汀州、漳州、泉州的商贩云集武夷。这个时候商贸发达,但是并没有太多外地茶商在武夷买山设厂的记载。对武夷岩茶还只是停留在收购商贸层面,所以谈不上对核心产茶山场的要求。

而到了1842年,五口通商口岸开放之后,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成为合法的通商口岸,而不仅只是当时的广州(其实早年其他口岸亦有小批量走私)。福建沿海的福州、厦门成了重要的茶叶贸易港。“茶叶日盛,洋行采办,辏集福州”。

大量沿海地带茶商纷纷在武夷,欧宁一带买山设置厂。“崇安为产茶之区,又为聚茶之所,商贾辏辐”。

1851年蒋衡在《云寮山人文钞》中记载“……茶厂既多,除阳崇不计,瓯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

另根据郭柏苍1886年《闽产录异》记载,“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业,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

“自开海禁以来,闽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蓰。盖自上游运省,由海贩往各处,一水可通,节省运费税银不少,是以商利愈厚”

在《福建之茶》(1941年)中也提到:“厦门五口通商后,茶输出日渐增多,输出以南洋为主要。……泉州之茶商,均往武夷采办”。

图13:武夷茶叶生产销售组织图

在当时,武夷山茶庄商号云集。出名的茶庄商号有厦门的杨文圃,漳州林奇苑,泉州张泉苑,惠安施集泉等茶号纷纷在武夷买山设厂,或者和拥有茶园的僧道建立长期贸易关系,订购买卖合同。

施集泉置办刘官寨,张泉苑购置青云、磊珠两个岩茶,后面还扩充了碧石、竹窠岩、慢云岩、弥陀岩等四个岩厂(1920),杨文圃在武夷山经营六个岩厂:桂林岩、玉林岩、碧林岩、桃花岩、宝兴岩、庆云岩。漳州林奇苑在武夷山购置幔陀峰、霞宾岩、宝国岩等岩厂,积极开荒种茶。每在春茶前大多亲自到武夷山“督制”岩茶。

图14:武夷山略图(各岩厂)

这些茶商,大多在厦漳泉设有茶栈(专营批发)、茶店,闽南沿海城镇,成了武夷岩茶外销茶的集散地,并同时销往南洋各地。

根据倪郑重先生记载,光林奇苑在全盛时期,每年从武夷山运装的武夷岩茶就近三千箱(一千担,合计十万斤),在厦门,漳州,云霄等三处的营业额每年就达到了三十万元。其创立的商品茶有“三印水仙”、“铁罗汉”、“名色种”。

图15:民国时期林奇苑茶庄销售的茶品

在这个时期,武夷名岩和名枞众多,山户、茶商、僧庙皆巧立名目推销。根据1918年蒋希召的《武夷山游记》中,武夷名岩和名枞就已经很详细了:

“奇种则皆百年以上老树,至此则另立名目价值奇昂,如大红袍其最尚品也,每年所收货天心不能满一斤,天游亦十数两耳,武夷各岩所产之茶,各有其特殊之品。天心岩之大红袍、金锁匙,天游岩之大红袍、人参果、吊金龟、下水龟、白毛猴、柳条,马头岩之白牡丹、石菊、铁罗汉、苦瓜霜,慧苑岩之品石、金鸡伴凤凰、狮舌,磊石岩之乌珠、壁石,止止庵之白鸡冠,蟠龙岩之玉桂、一枝香,皆极名贵。此外有金观音、半天摇、不知春、夜来香、拉天吊等等”

至于到了1943年林馥泉先生的记载,名枞就更多了,光慧苑坑就有名枞八百多种。

在这种背景下,衍生出了对名品、名枞,名岩的需求和定义,茶商们巧立名目,各表其岩厂名枞,并相互攀比,按优计价。自然催生出他们对武夷岩茶“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等优秀产区的划分和总结。

最后,这里要说的是,我们前面找到的“三坑二涧”最早提到的资料是1941年的《福建之茶》,但这肯定不是最早的。

而基于以上的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初步判断,“三坑二涧”的说法很有可能就是在清代五口通商口岸开放之后,甚至更早至乾嘉时期。

当然如果更准确的时间,还需要更多的史料和更加深入的研究,毕竟在历史事实面前推论只是推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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