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千年更迭，正值复兴。为了记录当代茶人的深耕细节、茶事审美的革新，美食作家王恺历经十余年，寻访各大茶产地、茶人、茶空间，拿到一手珍贵资料，写就《茶有真香》。那么，中国茶的历史应该从何谈起？在千年的时间里，茶又经历了哪些发展呢？
《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王恺著，中信出版社2023年1月版。
说到茶之典籍，大众经常提起的，就是唐宋茶书的几本名著，陆羽所著的《茶经》、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外加明代初年朱元璋之子朱权所编撰的《茶谱》，事实上，中国古代典籍中与茶有关的书籍并不算少，这几本只是名重一时。唐之前，关于茶之专著并不多，唐代陆羽的《茶经》一出，是茶叶相关著述中的大事，它肯定了茶饮生活的知识性地位，不仅包括了大量的茶事经验，还奠定了茶道规矩。之后，无论宋、明，还是清，与茶相关的著作虽不至于浩如烟海，但还是车载斗量。
这些典籍本来散布于四处，但后来被有心人集中编选出来。几年前，我在南京见到当时已经八十多岁的朱自振老先生，才知道20世纪30年代，金陵大学的万国鼎先生开始搜集中国农业史材料，其中包含大量的茶学典籍;20世纪50年代，金陵大学农学院并入南京农学院，成立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万国鼎先生为主任，朱自振毕业被分配到此地，他在万先生指导下，开始对中国各地的茶叶史材料感兴趣。当时分配工作，万先生派遣他和他的同事们去全国各地，搜集上千种古书及方志中的农业资料，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了“文革”。现在南京农大的图书馆资料库里还有他们当时认真抄来的各地资料，以至于“文革”后很多地方方志已毁，寻找资料还需重回此地。
21世纪初，这些资料由朱自振先生和郑培凯主编为《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此书是现存茶书总汇中收录最丰富的，各个茶书的版本都经过了校勘，各大图书馆所收集的善本都予以了寻访，是目前关于中国历史上茶叶种植、采造、储存和饮用等茶事最详尽、最权威的汇编本。正是在这些方志和搜集回来的各图书馆所存的茶书的基础上，这本茶书汇编出版了。相比起以往的汇编，这次的编撰一是搜集更加广博，二是利用了大量现代学术观点。
后来和朱先生一起汇校此书的香港城市大学郑培凯教授总结过，以往中国古代士大夫对茶书的态度很轻视，比如《四库全书总目》中，子部的谱录中的另册才搜集茶书，而且很多书只存目不收录，还是因为古人认为茶是小道。但是他们觉得，在物质文明发展史上，陆羽的《茶经》也是一件大事。
之后的饮茶脉络，基本上没有脱离陆羽的法门，走向了精致品茗的道路，从茶书的整理中特别能看出这点。与两位研究者闲聊，我们要讨论的是唐为何成为分水岭，唐以前的茶世界以及唐以后的饮茶风尚的变化，到了元明清大量资料出现，可以由此细观中国人的饮茶习俗。
唐是中国茶世界的分水岭
上古时代，茶在中国的植物图谱中已出现，但是最早茶属于药品，或者属于菜蔬，一直到唐代，随着茶叶的广泛种植和行销到游牧民族地区，茶才正式成为中国人的日常饮用之物。这时候，陆羽创立了完整的茶叶科学体系，规范了饮用方法，提出了“茶性俭”的核心观念，后这一观念直陈为“茶有真香”。
饮茶在中国起源甚早，但究竟有没有准确的记载？以及非常明晰的诞生时间和地点？很遗憾，这个信息迄今还没被准确地挖掘，因此也没有详细的论断。
文嘉，惠山图卷（《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内页插图）
郑培凯先生说，根据今天的研究，我们没有办法确定饮茶起源于何时何地，陆羽说起源于神农，其实这不能确定历史时期;前段时期有河姆渡文化考古说发现了茶树的图画，也非常不准确;还有人说云南的古猿有原始茶饮，更是不负责任。在开始茶饮之前，有可能出现过将茶做药或者把茶叶入汤羹的做法，但是和真正的饮茶都相去甚远。
根据一些古籍记载，战国时候四川一带已经有饮用茶的习惯，秦灭蜀后将之带出来，这里也是古茶树的发源地之一，符合“南方有嘉木”的说法。西汉马王堆的挖掘中，发现的竹木简中都有茶的别名出现，《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荼陵”，现在叫茶陵，也表明了茶树在汉代的时候已经在长江中下游地带种植了。不过汉代时四川还是茶的主产区，当时的饮用方式还不够清晰，应该是原始的煮汤饮用，也有加盐和姜同煮的，基本上还属于药用，茶在漫长岁月里，一直属于药食同源的产物。
到了三国魏晋时代，浙江和江南普遍种茶，饮茶人群也扩大了，茶不再属于贵族专利，扩展到士大夫阶层用以待客。当时也做成茶饼，粗枝大叶不能黏合的就用米汤去黏合，喝的时候先研磨，然后用沸水冲泡，还没有形成唐时那种复杂精美的饮用法。现在的古装影视剧里，尤其是以“三国”时代为背景的，特别喜欢加上饮茶的场面，当时是不是已经形成了标准？之后的魏晋喝茶方式是什么样子呢？
按照茶书的记载，研究者们分析，很多人提及魏晋饮茶，是因为文人的诗赋中经常提到茶，但是当时饮茶的资料其实很少，我们只是知道，当时的茶不仅用来待客，还用来祭祀。北方游牧民族不喝茶，他们会觉得茶是南方人的饮料，《茶经》里面就记载了“茗为酪奴”的故事，北人对南人的饮用茶多加讽刺。他们占领了大部分地区后，南北交融，饮用习惯才慢慢传开。不过当时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饮用茶已经很普及了，对器物和水都有讲究。但是饮用方式还比较古朴，茶处理如同蔬菜，放在水里煮了喝，加各种香料与佐料，基本上就像蔬菜汤，属于实用阶段。唐之后，茶饮普遍化不说，还成为精致的饮品，不再是实用主义，而是上升到了精神领域，这就成就了“饮茶之道”。
确实很多人说唐是中国饮茶的分水岭，之前是草味羹饮时期，之后是精致时期，这个和唐是统一性国家有关系吗？还是令人好奇。
郑培凯的观点是，其实这个和历史积累有关系，也和当时的交通发展有关系。按照严耕望的研究，当时内陆交通已经可以把茶运输到塞外、到吐蕃，这些区域都养成了饮用茶的习惯。唐代政府开始建立茶政，也开始征收茶税，茶贸易成为唐时经济贸易的重要环节。
茶之流行，肯定不是单一原因，除了交通和社会原因，也包括禅教大兴。在参禅过程中，为了提神不寐，也为了打坐，很多寺庙推广喝茶。当时禅宗影响很大，又影响到了民间，渗透特别广泛。资料里面有反映，北方泰山寺庙里的僧侣参禅“务于不寐”，可以喝茶。与此同时，陆羽提倡的茶道方式和创新的饮用规矩一时风行，他后来也成为茶神，人们买来巩县窑的小瓷像，往上面浇茶水，有点浴佛的意思。
也有学者据此说，中国人对陆羽丝毫不尊敬，举例也是将茶水往瓷像上浇灌，说等于惩罚，这种说法和“浴佛”说法一样，都缺乏详细的解释系统，因为需要更多的民间仪轨之类的资料来作为佐证。但毫无疑问，陆羽是茶领域的权威，当茶仪式化、尊贵化，他的地位也随之提升，当困难时代，大家讲究不了茶的复杂度，陆羽也随之消隐。
唐时的名茶有巴蜀的“蒙顶茶”，还有江南的“顾渚紫笋”，名称不少，但是很少有流传至今的，是不是工艺失传的缘故？现在这些地区还在产茶，但这些茶和唐代的茶应该关系不大。
研究者说，唐时的茶叶生产已经精益求精，有的地区强调精致，有的地区强调产量。比如我们知道的浮梁的茶叶，就是大宗贸易，主要靠产量取胜，每年茶税惊人;蒙顶、顾渚都是精品产区，蒙顶茶分若干种，石花、小方、散芽，是天下第一等，但是蜀道难，上贡不方便，所以江南的产区就也成为贡茶区域。除了蒙顶，湖州的顾渚紫笋、寿州的霍山黄芽、蕲州的团黄，都是名茶;《唐国史补》中还提到，当时的吐蕃也受中土影响，唐使节去了那里，赞普会拿各种名茶展示。这也可以为“茶道大行”的说法做一补充。
陆羽其人及其影响
陆羽生逢其时，冠在他名下的著作有几本，有的显然不真实，比如关于陆羽评水的著作，就应该是后人伪托。但是他的自述，关于他的弃婴的身世以及后来被庙里的僧侣收养的经历，包括他对易经、佛典和儒家典籍的熟悉，都应该是真实的。而且他和当时的名流如颜真卿、皎然等人互相唱和的诗歌也都有记录。
食养（《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内页插图）
当时科举制度初兴，一些身份低微的人有了晋升之道，士人的地位有所上升，陆羽结交的很多人属于这一系统，他自己也属于把民间文化融入上流社会的人物。陆羽的《茶经》并不仅是总结当时的喝茶方式，而是制定了一些新的他觉得重要的准则，提出了自己清晰的品饮之道，包括整个学科的科学体系也初步建立了。这个准则，事实上一直影响到后世，别看唐茶的喝法与现在差别很大，但国人饮茶的内在精神路径完全是他那时候就定下的。比如《茶经》里有茶器一卷，表面是列举烹茶器物，实际上是根据他自己的原则确立饮茶的规矩。他的茶道仪式在当时的上层社会也非常流行，通过这种规矩的确立他构建了饮茶的氛围，提供了心灵超升的领域。可以说，后世所有的茶的规矩，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韩国，都从他这里面来，他是这个学科的开创者。
所以，这个世纪回看《茶经》，会觉得特别有意思。他的规范很全面，其中个体的审美起了很大作用。比如说到碗，他喜欢越州青瓷，然后是鼎州、婺州、岳州等;他不赞成邢州和越州并列第一的观点，觉得越州瓷像玉、像冰，尤其是青瓷适合与茶合配，可以衬托茶的颜色。邢州白瓷将茶衬托得过于红，寿州黄瓷把茶衬托得过于紫，都不太适合茶。他是以自己对瓷色的观察和瓷碗质地的研究来决定的，让饮茶者体会到美感。这里面就开始建立了整体的心灵感受，有了茶道整体的艺术感标准。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那套茶具，说明了陆羽的规范影响深远，不仅于民间，宫室也遵守他定的规则，器具完备讲究，进而奢侈，也说明当时饮茶的礼仪极其重要，甚至有繁文缛节的倾向。
茶经里面还提到了择水的重要性、火候的重要性，包括俭素之美，尤其重要是表达出了“茶有真香”的观念，不赞成以往流行过的添加各种姜、盐、枣、橘皮、薄荷等物质，觉得那等于“沟渠弃水”。
郑培凯在编选历代茶书的过程中，发现“茶有真香”的准则制定基本也是从陆羽开始的，他喜欢“茶性俭”，这个影响特别大，之后历代茶事都奉行了这一原则，尤其是中国，如果是混合香料做成的茶，大家就会觉得劣质。陆羽的观念影响到了后世，包括蔡襄、宋徽宗等饮茶大家都提出茶有真香，不应该添加龙脑香等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民间还是有添加各种果实花朵的习惯，造成了加香系统的绵延不绝，北方的花茶事实上也算得上源远流长了。添加有添加的道理:北方的水土问题造成了北方普遍水质硬，掩盖茶的真香。外加古时候交通不便利，新鲜的茶运到北方可能已经没有了香味，所以靠别的香味提神。包括自唐以来，北方受游牧民族影响深，一直有往茶里加奶的习惯，这些都是影响深远的理由，也造成北地现在的民间百姓喜饮花茶的习惯。但是士大夫阶层还是奉行茶有真香的道理，基本不添加任何物质。
陆羽对水的品鉴相对简单，但也是开创性的，提出了相应的标准:就是“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还对山水做了分析，要捡取“乳泉，石池漫流者上”，不要涌流的瀑布的水，也不要山谷里浸满不泻的水，江水则取离人远者，井水则是选择人们汲取多的，其实都强调的是“活水”概念。
传说陆羽撰有《水品》一书，但是我们翻检阅读发现已经散失了，现在翻刻的很多是张又新的《煎茶水记》中记载陆羽的品题，不足为依据。关于他品尝水传说的神乎其技，比如一桶水能分别出来哪个是江中间打的，哪个是岸边打来的，这是违反物理常识的。后来这故事又附会到了苏东坡身上，其实这都是人们在想象空间里的创造，也说明国人在追求品茶艺术方面的追求。
宋人的茶世界
宋代茶书和茶人的世界，首先在宫廷，从蔡襄到宋徽宗，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细腻讲究也无可比拟。也许就因为此，走向了盛极而衰的道路，但是从这些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人创造了一个复杂瑰丽的茶世界。
宋代最著名的茶书，我们普遍知道的有宋徽宗的《大观茶论》、蔡襄的《茶录》，整个宫廷品茗已经成为风尚，这两本书记载非常清晰。当时宫廷的饮茶习惯非常普遍，制作茶的技术比之唐代还要复杂。先是龙凤团，后来发展到石乳、白乳，再后来又有小龙团，以及各种密云龙、瑞云祥龙，越来越精细，层出不穷。当时的点茶手法在蔡襄的书籍里记载得很清楚，是水和茶要用得恰当，比例均匀，否则表面的沫饽就不匀。还有斗茶法，没有水痕的最佳，可以清楚地比较好坏。点茶法已经与唐大不相同，延续的是使用末茶，要使末茶产生大量的泡沫。这可能和道教的思想有关，认为这些沫是精华，也和唐代胡人喜欢喝奶的习惯有关。
茶味（《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内页插图）
因为有了新的名茶标准，为了达到茶汤的最佳表现效果，建立了一套新的系统，包括茶叶制作、茶叶击拂、茶叶品饮、器物优劣，都形成了仪式和系统。有仪式才有审美，所以现在有人说日本茶道重仪式，中国不看重，并非如此简单。
瓷器发展也被茶所影响，早期使用的瓷器和宋末年推崇的瓷器完全不同，唐朝的秘色瓷，其实也是和茶色配合的，茶色丹，用秘色的碧来衬托。北宋时候，使用了大量的青白瓷，那时候还不像后来那么推崇建盏。
当时的击拂动作书籍中也有很多记载，那些动作以及使用的器物，现在的日本抹茶道中保留了部分，但是又不太一样。宋人早期的宫廷中使用的是黄金和白银制作的击拂工具，蔡襄称之为“茶匙”，他觉得金和银的最好，竹子的太轻，所以不好，因为需要有力量地击拂才能形成表面的沫饽，像乳花一样。比蔡襄早半个世纪的宋初的《荈茗录》里面写道，有的人运用茶盏能够做出各种图画，也包括“茶百戏”，可见这个茶匙运用的复杂程度。
茶筅是后来发明的，也就和现在日本存留的很像了，有点类似西洋打蛋器，但是细密，和现在日本的轻巧器物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当时是用竹根制作，器物重，器端有力，整体粗壮，因为这样才好掌握，操作起来也便利，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样才能出一碗美好的茶汤。宋徽宗写了很多不正确的击拂方法，然后写了详细的击拂法，如何才能击拂出“乳雾汹涌”的好茶，因为茶色贵白，建安的黑盏也就开始变得贵重起来，又厚又保温，保温是因为击拂时间需要很长。过去被视为上品的青白瓷在徽宗那里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所以茶的饮用方式还改变了瓷器的系统标准。比如宋流行的天目碗，到了明代就基本不见了，全部都出口日本了，因为我们的饮用规则改变了。
宋徽宗在茶学上有很多专业性的追求和结论，不过他这种走极端的品饮方式在当时并不普遍。当时他已经有点走火入魔了，为了生产出最好的团茶，有几万人上山采茶，穷奢极欲。但是了解这样的生活方式，重审当年中国人的审美需求，也是件美好的事情，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茶曾经痴迷到何种程度。
宋人写福建一带贡茶的书籍特别多，是因为上行下效。贡茶地点由江浙搬到了福建，这里成为新的最好的茶叶基地。因为天气变化，北宋期间的天气开始变寒冷，本来放在太湖地区的贡茶园不能在清明前广泛发芽，没有那么多贡品了，于是搬家到了福建建安，保证清明前有大量的贡茶，欧阳修等人都描绘过，当时有20多本书详细描绘福建贡茶园的情况，非常详尽。
上层社会的饮茶方式如此繁杂，但是很难影响到民间。宋徽宗的讲究基本已经无可比拟了，当时他的茶叶极品也不可能那么普及，包括他那套复杂的饮用体系也难以推广，所以民间很难达到宫廷的饮用方式，而是沿着自己的下里巴人的道路发展:一是在茶中加各种料，二是宋时候，散茶实际上已经开始饮用。虽然记录不多，但是各地草茶，就是散茶存在的证明。
加各种料的饮茶行为自古是习俗，陆羽很不喜欢，他觉得这就像是沟渠间的废水一样，蔡襄文章也提出，有人喜欢在团饼中添加龙脑香，夹杂珍果香草，都不对，但是当时民间还是添加着喝。梅尧臣批评北方人喝茶“只解白土和芝麻”，说明当时北方用白色土碗往里面添加芝麻;当时北方还有添加姜、盐、牛奶的，还是受到游牧民族的习惯影响。不过，这种习惯不局限于北方，南方也有很多加料茶。南宋临安的茶馆有多种花果茶，还有“七宝擂茶”，就是各种盐、花椒、酥油饼混合的茶汤，其实里面的茶只是有一点茶意而已，现在湖南等地区的擂茶习惯还顽固存留着，其实也是古风。北方喝茉莉花茶的风尚，其实也是渊源有自。其中比较脱俗的是莲花茶，就是在夜晚半绽放的莲花的花心放茶，然后扎紧花瓣，次晨取出茶叶，之后焙干使用，染上了花香也很清美。
宋到元的阶段，散茶的饮用渐渐推广，当时王祯的《农书》就说，南方已经普遍饮用散装芽茶，不一定碾成末再饮用。也是因为团茶的制作过于烦琐，南宋后的散茶就大规模出现了，晒青、炒青都有出现。所以，并不是像传统说法，到了明太祖时候突然废团改散，以江南为代表的民间早就饮用散茶了，并非突然性的改革。
明朝的茶道复兴
明代算是中国茶道复兴的时期。从茶书上看，整个明清茶书有上百种，占到茶书总量的72%，但是很多抄自唐宋，有些疏忽错漏，以往学者并不重视。但是，明清茶书有以往唐宋不具备的地方，关于茶树种植管理、茶叶制作技术、饮茶的文人趣味，有颇多新见。晚清茶书更是开近代科学茶学科的先河。
唐宋的繁杂到明清的简单，是一个越来越简单化、日常化的过程，复兴体现的方面也更不一样了。宋到元之后，蒸青炒青所制作的散茶已经逐步在民间流行，到了明初，明太祖废饼茶改散茶，一是觉得团饼奢侈浪费，二是因势利导。这时候，不仅是饮茶方式变革了，关键是茶叶的制作技术也变化了，这对于中国茶的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炒青的制作和烘焙方面，制茶者开始依照茶叶的特征掌握炒青的火候，研制出了各种有特色的名茶。我们现在所喝的不少名茶都是明代出现的，比如龙井。
万历年间有罗廪所著的《茶解》，里面提到唐宋贡茶的制作方式奢侈，已经丧失了茶的本真，不如明代炒青制茶，可以保证茶叶的本来香味，书里还记载了详尽的采茶制茶法，现代通用的观念当时都已经出现了，比如不采雨胚，那样的茶不香;晴天的茶胚，必须当时采当时炒制，这样才可以保证色、香、味的系统平衡。茶叶制作环节的炒青工艺在书籍中描述得相当精准，还解释了茶炒熟后必须揉捻的原因，因为要让茶中的脂膏方便溶解，冲泡时就可以散发出来香气和内含物质。书里甚至对各种炒制工具都有规定，比如炒茶用的铁镗要用熟铁，不要用生铁。
岩茶闽,南平-武夷山-九龙窠的山场,岩茶生长在武夷山丹霞地貌的岩缝中,以岩骨花香的岩韵而著称（《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内页插图）
因为不同经济业态发展的缘故，新的名茶体系在经济发达的地区首先诞生了。唐宋时代奉行的是设监制作的贡茶体系，最优质的茶根本不会流入民间。但是明代中叶后，江南经济快速发展，使得整个长江中下游区域以及沿大运河一带都发展起来了，普通人的生活也讲究精致和享受，尤其是士大夫阶层，他们追求的生活方式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品茗就是其中一项。在他们推动下，新的名茶体系诞生了。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讲究品茶，与品茗环境和制茶都有很大联系，构成了一种发达的品茗体系，所以明朝成为中国茶的复兴时代。
先说品茶的情趣方面，一是恢复了唐宋赏茗器的乐趣，对茶饮的程序和器物的雅洁再三致意，不因为明代有使用紫砂壶为主的相对简单的品茗体系，就不欣赏器物、不对茶器物有所追求。另一方面，着重性灵世界，追求品茶所带来的心灵修养的提升，期待有和谐之境界。当时有本相当重要的茶书——许次纾所著的《茶疏》，说到了茶具的陈设摆放以及品茗过程，考虑的不仅是仪式，而是味觉和嗅觉的综合享受，以及五官的舒适，对人格清高有所培养和提升，着眼于人间修养。他还罗列了许多适合喝茶的时间、场合、器物，充满了明代的文人意趣，比如夜深共语、鼓琴看书之时，茂林修竹、名泉怪石之地等等，还写了他认为不宜喝茶的场合:大雨雪、长宴大席、人事忙迫、观剧等等，包括不宜用的恶器、敝器、铜匙、铜铫、各种果实香药等。
当时有很多文人会详尽描写喝茶场合和禁忌，比如冯可宾的《岕茶笺》里也提到了宜茶场合，另外一些比较著名的文人书籍，如《遵生八笺》《陶庵梦忆》《长物志》中都有类似的描绘。明人追求茶饮的器物和环境，主要是要求有明朗的感觉，周围的环境以清静澄澈为主，但不是日本式的追求宗教的清寂。
为什么追求这种品饮情趣？是因为当时文人的口味也变化了，强调茶叶的真香，都是以轻扬芬芳空灵为主，不再像以往宋代福建的贡茶那样浓郁厚重。所以新的名茶体系也诞生了。比如《遵生八笺》里提到，苏州的虎丘茶和天池茶，都是不可多得的妙品，杭州的龙井超越了天池，因为炒法更精妙。从南京礼部尚书位置上退下来的冯梦祯对当时著名的天池、虎丘、龙井、罗岕茶也多有品评，结论是虎丘最好。不过有意思的是，因为贡茶体系已经与宋不一样了，茶叶精品并不一定送入皇宫，而是待价而沽，所以出现了真假难辨的情形，当时的龙井茶已经有大量假茶，就是茶叶名家也不一定能轻易区分。
袁宏道的评价和冯梦祯相似，他也觉得这几种茶很好，不过他觉得现在已经不在的罗岕茶为天下第一，有金石气，非龙井的草气、天池的豆气和虎丘的花香气可比。各种名茶的提出有个人口味的主观成分，不过文人欣赏趣味基本还是一致的。他们追求茶的芳香，但是也要求不能光有芳香，还需要深味，而且芳香也是清雅型，以兰花香为主。
崇尚清香的同时，混合茶不再那么流行，只是大众选择未必和文人们相同。明代的文人普遍反对在茶里添加果实花朵或者香草，追求茶的清饮，这也是陆羽追求的茶道“茶有真香”的体现。但是大众选择未必与名士相同。高阳描绘清代生活的小说里，名妓也拿各种花熏过的茶待客。尤其是江南以外的地区，承载了过去加料加果实的习惯，还有添加各种佐料的，所以各地都留存有加料茶的记载。包括很多强调茶有真香的茶书有时也妥协，比如明初朱权的《茶谱》，反对茶夹杂诸香，但与此同时也写了茶叶的熏香法，甚至可以用各种花香渗透其中，所谓“百花熏香”，也不反对加龙脑香。可能是朱权那时候饼茶的风气还在，对添加香料的习惯还比较接受。
不过，后期的部分文人也没有完全放弃这一习惯。就拿倪云林来说，他发明了“清泉白石茶”，往茶叶里面添加核桃松子肉，还为有高士不解他的茶而大发雷霆。民间的各种果子茶则更多，往里面添加各种吃食，这些行为都被罗廪《茶解》视为“茶厄”，也说明民间与雅士提倡的风尚还是有距离的。这时候，福建的贡茶开始走向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体系。因为宋元的贡茶体系废除，福建的一些茶开始转型，本来是皇家包办，现在要考虑商品市场的销售，而且传统的福建茶偏浓厚、偏甘醇、偏浓郁，必须要发展出一条不同于江南轻灵的新道路，这也是后来发展出乌龙茶和红茶的历史背景。包括轻灵的白茶，都和江南的绿茶不尽相同。其实绿茶体系也是缤纷多彩的，如果任其发展，也会多样化。明末的士大夫普遍提到了罗岕茶为茶中精品，这也算是当时的流行口味，晚明的茶书中，关于此茶的论著就有好几本。比如熊名遇的《罗岕茶记》、周高起的《洞山岕茶系》、冒襄的《岕茶汇抄》。根据这些书籍，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茶属于蒸青，而明朝大量的茶都已经属于炒青了。这种茶叶大梗多，外形不好看，也有很多不熟悉它的人闹笑话，把别人送的精致的大叶茶当次品赏给下人喝了，因为当时芽茶的风尚已经很流行了，所以人们会觉得大叶茶粗。
人与茶（《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内页插图）
许次纾所著的《茶疏》写道，岕茶不能早采，基本要立夏后再采，否则会伤害到树本，韵味清远，滋味甘香，是仙品。根据这些描绘，我觉得岕茶可能和今天的太平猴魁有点相似，叶大，味道醇清俱备。但是明末的风尚并未流传到清，因为战乱，江南士大夫阶层的品鉴系统标准整体崩溃，所以这种茶没有流传下来，否则，说不定明朝的茶风还会变化，不再奉行单一推崇芽茶的系统也有可能。
清代基本上延续了明朝的饮茶方式，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茶碗越来越少，到了最后就基本使用青花杯或者白瓷杯，紫砂壶成了最主要的泡茶工具;二是福建工夫茶的出现导致了小紫砂壶的流行，这都是明清的茶事重点。但是随着清中期后民生的凋敝，整个的品茗雅趣开始走向没落。尤其是1890年之后，基本上没有人有心思提及品茗雅事了。再之后，战乱频繁，革命事起，品茗之趣长期无人提及，结果现在很多中国人觉得茶道是日本的国粹，与中国文化无关，这也是历史失落太久的缘故。大多数中国百姓用大杯冲泡茶，倒是也符合质朴之道。
清代所出现的新茶书，基本是关于茶树种植和茶叶制作的，还有大量关于茶叶销售的地方志记载，不过朱、郑两位觉得那是茶叶经济史或者说农业史的范畴，所以在历代茶书汇编里没有多提及。清代最有价值的茶书肯定是关于科技的，比如《红茶制法说略》《印锡种茶制茶考察报告》《种茶良法》等，也有很多是关于紫砂的书籍问世了，比如《阳羡名陶录》《阳羡名陶录摘抄》《阳羡名陶续录》等。还有《龙井访茶记》，与今天的茶叶产地的情况对照观看，可以得到许多有趣新鲜的结论。
本文节选自《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王恺
摘编/何也
来源：新京报，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中国茶在欧洲早期的传播主要通过航海家、传教士、商人、医生、植物学家、贵族等多元主体在东方探索中的茶事活动展开，总体上呈现出闻茶、食茶、识茶的历史进路。在此过程中，人们对茶的印象主要发轫于各类通信游记的文献传播和口口相传的见闻想象，一度存在着对茶的神圣化和污名化的认知偏差与误读，茶叶成为东方想象和集体记忆下的意向符号。随着茶叶商品进入欧洲，精英阶层在饮茶消费时尚的形成中发挥了引领作用，普通大众基于身体关切的茶健康需求日益扩大。在各国对中国茶的认知需求不断深入的情况下，茶作为异域文化的他者误读被逐渐澄清，并在茶植物学、茶医学、茶化学等方面得到了在地化发展。
关键词：中国茶文化;欧洲茶文化;文明互鉴;茶文化共同体;茶文化全球化
引言
当今世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与张力始终存在，并伴随着不确定性风险频发，给人类文明发展带来诸多挑战，如何增进全球文明交流对话、如何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时代命题。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的文明发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挑战，增进各国信任与合作、增强理解与包容、凝聚文 明共识成为 这一时代命 题的新内涵。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中国茶文化由于具备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文化和精神生活文化等不同层次面相[1]，在向西方世界的传播过程中便被赋予浓郁的文明互鉴与融通意涵，推动了“世界共饮一杯茶”的茶文化共同体建构。
在中国茶文化的全球传播历程中，欧洲是东方树叶进入西方世界的首站。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以英国、葡萄牙、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茶文化为主题的成果已经较为丰富，但大多是基于各国本土茶文化发展史来梳理，呈现出分散的点状文化史研究样态，缺乏对中国茶文化作为一种东方“异文化”如何在欧洲从陌生到熟悉、从偏差误读到清晰认知、从污名排斥到广泛认同的整体性研究分析。对于中国茶文化在欧洲早期传播中的本土化转变而言，其本身就是文明互鉴的融合过程，对于当下尊重全球文化多元、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现实观照意义。因此，围绕中国茶在欧洲的早期传播进行整体性溯源考古和研究分析，成为本文聚焦问题域所在。
一、
闻茶：东方想象与集体记忆下的意象符号
费孝通先生曾言：“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2](P441)。归根结底，文化是人类 社会实践的产物，文化的传播与演进亦是人类拓展自身实践广度和深度的结果。中国茶文化向欧洲世界的传播，便是得益于大航海时代欧洲各国的探险家、传教士、商人等多元主体开展东方探索的群体性行动。据威廉·乌克斯考证， 茶最早由荷兰人在1610年传入欧洲，而欧洲文献上最早记录茶叶的书籍则是1559年威尼斯作家拉姆西奥所著的《中国茶》和《航海旅行记》两部著作[3](P19)。也就是说，茶来自中国，自一开始就是欧洲人对茶这一新奇事物源起的最初记忆。事实上，拉姆西奥作为马可·波罗的第一位传记作者， 其对中国茶的描述大多是在与东方探险者交谈时的对话记录，这些记录带有浓郁的故事色彩。讲故事的人在搜寻自身东方之旅的记忆库时，会掺杂较多的个体主观想象和夸张描述以增强自身经历的传奇性。这就使得欧洲早期对中国茶的初印象也掺杂着一种神秘的距离感，成为多元主体东方想象与集体记忆建构下的产物。比如，作为第一批接触到茶的欧洲人，葡萄牙人在日本 首次见到了中国茶。商人区华利(Jorge A' lvares)曾多次航行到过中国，并在日本鹿儿岛待了数月。1547年， 区华利用西班牙语写下了欧洲人对茶的第一个含糊其辞的提法，从他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并不完全清楚茶是什么。
他们喝大米酿制的烧酒，还有一种不管老少人人都喝的常见饮料……在夏天是大麦水、冬天是加入某种草药的热饮。不过，我从来没有找出它们是什么草药。他们在冬天和夏天都不喝冷水(只喝这种草药热饮)。[4](P113-115)
在欧洲商旅的集体记忆中，茶被视为是一种东方草药，对许多疾病具有神奇的疗效。在拉姆西奥的《航海旅行记》中，记录了波斯商人查吉·梅梅特的东方记忆，梅梅特在分享东方记忆时把茶称为“Chiai”。
他告诉我一些新奇又令人愉快的事情。他说，在整个中国，人们用另一种药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使用它的叶子， 这些叶子被称为 “中国茶叶”(Chiai)……他们把这种药草，不管是干的还是新鲜的，都放在水里煮。空腹喝一到两杯这种汤可以缓解发烧、头痛、胃痛、腰疼或关节痛……此外，这种草药水对无数其他的疾病都有疗效[5](P248)。
由于13世纪末马可·波罗(Marco Polo)口述东方游记的出版， 欧洲对东方世界充满向往;而随着中国茶的见闻故事进入欧洲，作为消息灵通人士的知识精英们更是成为继探险家和商人之后助推中国茶传播的又一重要群体。16世纪时，意大利作家乔瓦尼·博特罗 (Giovanni Botero)在其著作《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中写道：“既然中国最接近于世界上任何部分的东方，因此她享有所有那些归因于东方的完美。” 博特罗特别指出中国茶的神奇功效，并与欧洲饮酒习惯进行对比：“他们还有一种草，可榨取精美的汁液代替酒供其饮用。它也能保持他们的健康，使其避免由于像我们一样过度饮酒而导致的所有罪恶 (疾病)。”[6](P70) 博特罗此时还不知道茶的准确名称，却坚信茶具有治病健康的功效。可以看出，中国茶具有神奇药用价值已经成为欧洲精英阶层基于长期以来口述媒介、文字媒介下历史想象的集体记忆。如果说探险家和商人发现了中国茶， 那么，欧洲耶稣会士们的东方传教之行则给茶融入了更多的神圣化意涵。据荷兰语言学家乔治·范·德瑞姆(George van Driem)考证，跟随商旅和探险者从海上航线进入东方世界的耶稣会士们，最早在岛国日本见到了中国茶，尽管他们或许并不知道日本的“抹茶”源自中国。1564年，在葡萄牙耶稣会士路易斯·阿尔梅达(Luís d’Almeida)与同僚的通信中写道：“这种细细磨碎的草药粉末放在一个陶瓷容器里，把它和非常热的水混合，然后喝它。”[5](P239)1565年， 阿尔梅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再次对日本上流阶层中流行的茶饮生活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述：
沉浸在名流和财富交际中的日本人有一个习俗， 就是用最昂贵的装备来款待尊贵的客人，这些装备包括用一种名为茶(Chia)的甜味药草酿造的饮料所需的每一种器具……这种草药粉本身的价格相当高，他们在隆重的宴会上才会提供这种粉末制成的饮料[5](P268)。
与航海探险家与商人通常以向人口述的形式留下对茶的只言片语不同，耶稣会士对茶的描述大多见于私人通信之中。由于欧洲前往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加之宗教信仰的虔诚敬畏心，其对茶的描述相对传奇故事更为真实可信。与此同时，由于这一时期的耶稣会士大多在东方世界游历多年，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到不同地域的饮茶习俗，这就使得耶稣会士群体成为向欧洲介绍中国茶的最佳信源之一。比如， 葡萄牙多明我会士加斯帕·达·克鲁兹(Gas-par da Cruz) 比马可·波罗都要早几十年到过中国， 是目前比较公认到达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克鲁兹在广东喝过茶，他以亲历者视角描述了中国人家庭生活中的茶饮习俗，并再次提及了茶的药用功效。
每当一个人或几个人来到一个有地位的人的家里，他们都有这样的习俗:给他们每人一个可爱的盘子和一个瓷杯，每人都会被提供一种他们称之为“茶”的温暖的饮料，这种饮料是淡红色的，具有药用功效，他们习惯喝这种用草药浸泡的有点苦的饮料[5](P271)。
实际上， 基督教传教士们在接触茶的过程中，也逐渐关注到茶在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度所蕴含的权力关系、伦理秩序乃至宗教化的神圣意涵。比如，16世纪末，西班牙传教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对传教士们的东方记录做了资料考证和整理，出版了著名的《中华大帝国史》，在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就记录了中国当时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茶礼茶俗。
(主人)请他喝好酒或一种全国普遍饮用的饮料，这种饮料是用草药制成的，对心脏很有好处，饮前要加热。这样的礼节在邻里互访时也使用。[7](P84)
同样，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Frois)曾在中国澳门和日本传教生活多年，也观察到了日本茶室在当地人心中的神圣洁净感，甚至建议耶稣会士们应该利用这一点在茶室里举行弥撒接待当地基督徒，以提升传教仪式感和神圣性。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东方耶稣会会长范礼安(Alexandro Valignano)甚至向他的同僚们传授经验，专门介绍了应该如何结合茶道仪轨来做弥撒。为了利用中国和日本对茶的挚爱和对茶礼的尊崇，传教士们甚至生发奇思妙想，将中国本土宗教中的观音和基督教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合二为一，发明了“玛利亚观音”(Mariya Kannon)雕像。一方面供在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们供奉，另一方面通过尊重东方偶像崇拜的风俗来更好地融入当地文化、传播基督教。
为了向天父显示他的知足和喜乐，他整日待在他的茶室里，基督徒和外邦人都非常珍视这个地方，以便在这个洁净的地方消遣娱乐，这里也是基督徒聚集和做弥撒的地方。[5](P272)
综上可见，基于探险家、商人、传教士乃至文化精英等多元主体的东方想象和集体记忆建构，中国茶逐渐成为一种东方意象和文化符号。尽管绝大多数欧洲人并没有真正见到过中国茶，但却已经在口口相传、游记手稿、文艺作品中形成对茶作为一种异域文化的听闻、传闻、奇闻的初印象。正是由于这种“闻茶”印象的广泛传播，才使得其后欧洲海外贸易拓展将茶叶作为重要的东方商品成为可能;而随着茶叶贸易的繁盛，从茶树种植、茶叶生产、茶化学机理、茶医学功效、茶生活方式等各个方向的茶事活动不断丰富，推动了欧洲对中国茶的全面深入了解，消除了一度存在的对中国茶的认知误区，也促进了欧洲茶文化的本土化发展。
二、
食茶：从精英消费时尚到大众身体关切的转向
自14世纪到17世纪，欧洲各国相继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大航海时代的兴起更是助推了各国海外殖民和贸易的繁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通过组建各类大型海外贸易公司争夺东方市场，茶叶也成为各国争夺的重要战略商品。茶叶在欧洲上流社会精英阶层中的流行，带动了一定的饮茶消费时尚，但如何进一步推动茶叶的销量、形成更为广泛的消费群体?则需要从茶叶本身有利于健康的身体关切上深入挖掘。在欧洲早期传播中，从精英消费时尚到大众身体关切的转向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继葡萄牙首开东方之旅后，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相继加入了航海探险的行列。由于当时明王朝一度实施海禁政策，各国通常以东印度群岛及日本诸岛为海外贸易中转站，建立各类商馆据点。由此，一般跟随商船抵达东方的欧洲人也首先观察到了日本抹茶的饮用。比如，荷兰传教士范·林索登(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常年在东方收集各类商业情报信息，他在日记中描述了在各国的饮茶见闻，“这种草药在这些国家受到高度重视，所有有钱或有社会地位的人都将这种被称为‘茶’的草药保存在某个秘密的地方，有地位的绅士们甚至自己制备这种饮料，他们随时可以提供这种热水来款待任何客人或朋友”;英国东印度公司合伙人理查德·威克姆(Richard Wickham)于1615年写信给在日本京都的朋友伊顿，恳请他为自己代为购买一罐最好的茶叶，“请您为我买一罐京都最好的茶叶，两箱火药和箭头，用大约六个京都镀金方盒子装好以便放入木桶中，不管它们花了您多少钱，我都会从您那买下它们”[5](P291-293)。茶在东方世界作为上流阶层日常社交重要饮品的信息传入欧洲后，也迅速在欧洲精英群体中掀起了效仿之风。葡萄牙凯瑟琳公主把茶叶作为与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结婚的嫁妆，英国安妮女王在早餐时以茶来代替麦酒，荷兰诗人皮耶特·科内利松·霍夫特、康斯坦丁·惠更斯等定期组织“穆登文化圈”茶沙龙，法国塞维涅侯爵夫人向女儿介绍牛奶配茶的创新做法，在欧洲各国，来自东方的茶叶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消费时尚。
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认为，一个时代的流行元素往往充满了符号化的隐喻，而最后指向的都是“人类意识中最严肃的主题(我是谁)”[8](P286)，人们对流行元素的推崇正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努力追求和回答 “我是谁”这一问题的自我确认。茶在欧洲上流社会的传播，一方面源于几个世纪以来对东方世界的心驰神往、对异域文化的想象追逐，另一方面也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消费文化的一种时代符号选择。换言之，茶叶消费逐渐成为一种资本主义新兴消费方式在欧洲的典型时尚景观，也逐渐自上而下开始影响 到大众消费 者群体。当然，对于大众群体而言，早期昂贵的茶叶商品并非人人可得之物，在各国茶叶贸易不断扩大的前提下，欧洲市场茶叶的价格也逐渐下沉，不同品质茶叶走向不同价位，也使得大众化的茶叶消费得以可能实现。比如，在英国上流阶层，流行在下午茶围着较矮的茶桌悠闲品饮着昂贵的高品质茶叶，这些茶叶被称为“低茶”;下层大众阶层在进行了一天的工厂劳作之后，则在傍晚围着较高的餐桌喝上廉价粗制的茶叶， 这些茶叶被称为“高茶”[1]。与上流社会以消费茶这一东方神叶来彰显身份地位不同的是，普通大众更多的开始关注饮茶本身对健康的作用，呈现出从单纯的茶消费时尚向茶健康身体关切的转向。这种转向，在欧洲早期茶文化传播过程中， 推动了茶植物学、茶化学、茶医学等茶科学的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欧洲对中国茶的全面认知。其中，影响最为深远和持久的是关于茶健康的争论探讨。
荷兰医生雅各布·德·邦德 (Jacob de Bondt)曾在巴达维亚生活多年，他曾记录了对茶的近距离观察，指出茶“叶子边缘有效的凹痕”“喝起来味道有点苦”“有利尿排液的作用， 能提神除困，还能消除从胃部上升到大脑的气体，从而减轻哮喘”[9](P95-97)。另一位著名的荷兰医生尼古拉斯·杜普(Nicolaes Tulp)撰写了《医学法典》一书，在当时极具权威与流行， 这本医疗手册专门介绍了“草药茶”，记录了杜普了解到的来自东印度群岛当局对茶的描述，指出茶“有长而尖的叶子，有锯齿状的边缘和微小的纤维根，以及它不仅生长在中国和日本，而且也生长在暹罗”;杜普对茶极其推崇，在医疗手册中用了大两篇介绍茶的健康功效，指出“没有什么比这种药草更有益健康的了，因为它能延年益寿，对抗任何可能妨碍身体健康的疾病，茶也不仅仅使身体更强壮，而且还能减轻结石的疼痛……茶还可以缓解头痛、 感冒、眼睛或胸部发炎、呼吸急促、胃痛、肠胃不适、乏力和困倦，这些(症状)都可以 通过茶得到 强烈抑制”[10](P400-402)。杜普既是当时著名的外科医生，又因担任阿姆斯特丹市议员活跃于政商界，甚至在从职业医生退休后当选为阿姆斯特丹市市长并连任了四届，其《医学法 典》不断再版 并广泛传播，喝茶能治百病的说法也在荷兰全国乃至欧洲各国不断高扬。为此，甚至有人猜测杜普之所以盛赞茶叶的药用功效可能存在背后的既得利益，或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那里收到了一笔称颂茶叶的润笔费，因为该公司是当时欧洲茶叶的唯一供应商。不管怎样，在杜普等人的大力倡导之下，普罗大众出于对维护身体健康的关切，也纷纷开始了饮茶生活。
由于欧洲普通大众对茶的需求日益扩大，街头茶店也开始出现，以茶健康为噱头进行宣传推广也成为茶店常见的营销手段。比如，在1658年9月30日的《政治快报》上刊登了一则茶广告：
这个已为所有医生认可的优秀的中国饮品，被中国人称为Tcha， 其他国家称之为Tay或Tee，在英国皇家交易所附近斯威廷出租屋的“苏丹王妃”咖啡屋售卖[5](P388)。
鉴于茶有益健康的广泛美誉度，人们也不断发明食茶新方式，将茶融入日常饮食之中。比如，1669年，凯内尔梅·迪格比(Kenelme Digbie)爵士在他的食谱著作中向人们推荐了“配合鸡蛋一道享用的茶”，因为当时英国工厂集体劳动普及，许多工人在结束一天劳作下班回家时经常已经是饥肠辘辘，而“鸡蛋茶”快速便捷又健康迎合了大众需求。
对于接近一品脱的饮料，需要取两个新鲜鸡蛋的蛋黄， 配上适量精制糖和足量的汤并打匀，当这些和好之后， 把茶倒在鸡蛋和糖上搅拌均匀，趁热喝了。这适用于人们从外出差回来非常饥饿但又不方便马上吃上一顿好饭的情况。当下就能驱散胃的夹生感和疲乏，顿时穿过整个身体并进入血管之中……[11](P155)
1685年，法国作家菲利普·西尔维斯特·杜福尔(Philippe Sylvestre Dufour)在一篇谈论咖啡、茶和巧克力的论文中指出， 茶可以缓解中风、昏睡、瘫痪、头晕和癫痫、白内障、眼睛酸痛、耳鸣和其他许多类似的症状，并且认为荷兰人之所以有嚼食茶叶的习惯，主要是为了吸取茶叶的全部营养成分，“如果他们(荷兰人)吃茶叶是为了吸收茶叶的所有营养，他们当然就会以拌沙拉的方式吃下整片茶叶，就像在东印度的荷兰海员一样加上油和醋然后食用茶叶”[12](P217)。综上可以看出，欧洲早期茶消费从上流社会向普通大众的广泛深入， 真正的原因并非是为了追逐流行消费时尚，而是在于对饮茶有益身体健康的确信，相信饮茶可以有助于消除许多常见的疾病。
三、
识茶：作为异域文化的他者误读与澄清融合
随着茶的神奇功效的广泛渲染传播以及各个阶层饮茶生活的日益深入，欧洲人对中国茶的消费需求也日益增加。自17世纪初中国茶首次传入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近150余年的东方神叶故事在欧洲各国流传，但普通大众却从未真正见到过中国茶树的种植栽培、从不了解茶叶是如何加工生产的，中国茶文化作为一种异域文化成为欧洲人眼中的“他者”而一度被误读乃至污名化。比如，在18世纪初的英国就曾一度出现将女性饮茶者视为长舌妇、将男性饮茶者视为同性恋者的文学作品，甚至一度在欧洲植物学家群体中也存在着对中国茶的认知误区。从欧洲早期中国茶的传播来看，各国在闻茶、食茶之后也在不断增加对茶的深入认知和研究，经历着廓清误读的澄清融合过程。
比如，由于欧洲贸易商在引进中国茶时同时进口了绿茶和武夷茶， 这两种茶的颜色口感不同，一些欧洲人由此被误导，认为绿茶和武夷茶来自两种不同的植物。荷兰传教士弗朗索瓦·瓦伦汀(Fran ois Valentyn)曾到东印度群 岛传教，就宣称绿茶和武夷茶为完全不同的植物种类，认为“主要(不同)品种的茶来 自于不同的茶树种类，它们之间很容易区分;正如这些茶树长出可以显著区分彼此的叶子”[13](P14-15)。1756年，英国作家乔纳斯·汉威(Jonas Hanway)在《论茶》中再次呼应了瓦伦汀的观点，指出“绿茶的灌木丛和叶子与武夷茶非常相似，这需要植物学家的学识才能区分它们”[14](P5)。1759年，英国植物学家和药剂师约翰·希尔(John Hill)对从中国采集的茶叶标本进行研究，认为武夷茶的样本有更小的深色叶和六瓣花，而绿茶的样本则有更长的浅色叶子和九瓣花，由此得出了所谓支持瓦伦汀和汉威观点的植物学佐证[15](P21-22)。
瓦伦汀对茶树物种的错误认知，甚至影响到瑞典著名植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林奈曾在荷兰哈德维克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并常去莱顿大学游学，由于在莱顿大学读到了瓦伦汀关于东印度群岛和远东的文稿记录，由此开始质疑不同茶叶来自于同一植物物种的说法。在此后与希尔的书信交往中，林奈进一步被希尔的植物学佐证所误导，最终在1762年出版《植物种志》第二版时，将茶分为两个不同的物种，区分了武夷茶和绿茶，认为武夷茶有六个花瓣而绿茶有九个花瓣。英国植物学家约翰·埃利斯(John Ellis)与林奈保持着大量的书信联系，1768年埃利斯给林奈写信说，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托马斯·菲茨胡格(Thomas Fitzhugh)在中国生活多年，可以证明绿茶和武夷茶是来自于同一种植物，并推测林奈“一定是被希尔博士蒙蔽了”[16](P232)。但显然，林奈并未听取埃利斯的意见，没能回到采用第一手茶树资料来研究判断的正轨上来。实际上，18世纪60年代，英国已经有人把茶树从广州带回英国作为观赏植物，而由荷兰从日本带回欧洲的茶种也在英国得以种植。然而，尽管中国茶已经进入欧洲本土， 但对茶叶的正确认知依然充满曲折。例如 ，1789 年 ， 英国皇家植物园的威廉·艾顿(William Aiton) 将武夷茶进一步分成窄叶类茶种和宽叶类茶种两大类[17](P230-231);1790年，葡萄牙耶稣会士和植物学家若昂·德·洛雷罗(Joao de Loureiro)凭借自身在越南、中国澳门和广东等地近40年的长期生活见闻，认为茶的物种可以分为南圻茶、广东茶和油茶三大类[18](P338-340)。
真正推动欧洲各国对中国茶有全面准确认知的，依然是活跃在东方探索一线且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传教士们，其中很多传教士同时也是医生、商人、植物学家、博物学家。由于长期在东方各国传教和旅居，这些传教士们深入了解当地的人文风土，见到过茶树、观察到过茶叶制作的过程、品饮过不同品质的茶叶，对各国社会生活中的茶礼、茶仪、茶俗也都做了较为深入的第一手记录。比如，意大利传教士马蒂诺·马尔蒂尼(Martino Martini)1640年从里斯本出发，1642年抵达中国澳门，此后多年一直在杭州居住，1651年乘荷兰船只返回欧洲，他绘制的反映中国风土人情的地图绘本被荷兰出版人琼·布莱欧(Joan Blaeu)收录进1655年出版的《新地图集》第六部分，记录了他在中国对茶详细的一手见闻。
这种小小的叶子与西西里漆树的叶子很相似。但是，我相信它们不是同一个种类。它不是野生的，而是栽培的，不是普通树木，而是一种可以分枝成许多枝干的灌木，它的花与西西里漆树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白色中略偏黄……为了制作这种饮用的“茶”，他们小心翼翼地逐一用手采摘春天的第一片嫩叶。然后他们把叶子放在铁锅里，用慢火把它们轻轻地加热，随后把它们放在一块质地好的平滑的垫子上，用手把它们揉卷起来。而后，他们再次开火，并再次滚动茶叶，直到它们卷曲和完全干燥[19](P106-107)。
应该说，马尔蒂尼的一线报告涉及了茶树种植和茶叶制作， 已经十分详尽且具有说服力，对欧洲全面把握茶叶的植物学特性提供了丰富有力的素材。此后，为了进一步澄清欧洲大众对不同茶叶是否出于同一种植物的疑惑和误解，也为了不断增加对茶科学的知识储备，应对日益增长的大众饮茶渴求， 各国也都不断派出植物学家、医生、博物学家等专业人士前往东方深入考察。
荷兰医生和植物学家威廉·滕·赖恩(Willem ten Rhijne)曾被荷兰东印度公司雇用前往日本，他在长崎对茶进行了第一次长期的近距离植物学研究。赖恩撰写了《论茶树》一文，被收入至另一 名荷兰植物学家雅克布斯·布雷内(Jacobus Breyne)于1678年出版的两卷本植物汇编的附录中。赖恩明确指出，日本茶和来自中国厦门的茶出自同一种植物，即使在日本，从贵族们喝的精制茶到平民喝的较为粗糙的不同品级的茶也都来自同一种茶树;赖恩还对茶树的解剖结构进行了描述，证实了荷兰医生们认为茶叶有益健康的观点[20](附录)。1682年至1686年期间，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德国医生安德烈亚斯·克莱耶(An-dreas Cleyer) 与他的园丁乔治·梅斯特(George Meister)在日本出岛带走了活的茶树种，并在荷兰巴达维亚殖民地花园中种植了茶树，还将包括茶树在内的许多东方植物运回了荷兰。此后，另一名德国医生 和博物学 家恩格尔伯 特·卡姆弗(Engelbert K mpfer)也来到巴达维亚，并在日本居住了两年多， 对茶树进行了植物学解剖研究，在1712年出版的关于日本的五卷本著作中再次明确重申了日本的茶树与中国的茶树属于同一类物种[5](P376)。1698年，英 国皇家学会会员、植物学家、外科医生詹姆斯·郭明翰(James Cunning-ham)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往厦门， 此后长期在舟山群岛考察，于1702年报告了他在东方一线对茶树的研究报告，并将茶叶标本寄回了英国。相关报告被刊登在《哲学汇刊》上，在报告中郭明翰明确指出，“英国人常喝的三种茶叶都来自同一种植物，只是由于一年的季节和土壤不同才造成这些差异”“武夷茶是用三月初最早一季被采集的幼芽并在树荫 下阴干制作 的，绿茶是在4月制作的，最后一季的松萝茶是在5月和6月制作的”[21]。正是在各国深入探索中国茶的真实面相的不断努力下， 欧洲大众对中国茶长期存在的错误认知得以澄清纠正， 东西方文化交流也得到进一步深化与融合。
四、
结语
总的来看，中国茶在欧洲早期的传播，呈现出闻茶、食茶和识茶的历史进路，符合主体文化认知的基本逻辑发展过程。在闻茶阶段，欧洲处于对茶单纯的“道听途说”式的文字阅读与口述传递之中，整体上是一种想象与记忆互动建构的茶印象;在食茶阶段，欧洲各国从中国、日本等地引入茶叶商品，逐渐在本土形成饮茶群体，乃至掀起茶叶消费的时尚;而大众化的饮茶习俗的养成则有赖于人们对茶有益健康的身体关切;在识茶阶段，人们迫切希望能够对茶有真正近距离的接触和清晰认知，此前中国茶作为一种异域文化的他者误读也在这一阶段得以澄清，各国还在发展茶植物学、茶医学、茶化学等方面实现了茶文化的本土化。
应该说，欧洲早期对茶树种植、茶叶加工制作以及茶商品品质区分等茶知识、茶技艺、茶科学的渴求， 是中国茶融入欧洲各国社会生活的历史渐进结果。一方面欧洲对茶的喜爱不断增加，逐渐成为重要的日常生活饮品， 普通大众开始有着从闻茶、食茶到识茶的认知需求;另一方面欧洲精英阶层面对茶这一异域事物， 也迫切需要在新兴事物上掌控专业话语权。欧洲各国除了需要争夺茶叶贸易的垄断权之外， 更需要在认知层面上形成对茶的种植栽培、生产加工、药用功效、品饮技能等专业知识的体系化建构，从而争夺对东方世界的对话权、 文化解释权。这就使得欧洲各国的传教士、植物学家、医生、文学家、贵族阶层等群体在中国茶向欧洲早期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时代角色，推进了欧洲各国对茶的全面系统认知，对中国茶文化的欧洲本土化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统观中国茶文化在欧洲早期的传播，是茶文化融入本土主流文化由“一”到“多”实现全球在地化的过程，呈现出不同的在地化向度[22]。对于欧洲各国而言，中国茶文化最初是一种东方异域文化，从贵族精英到普通大众，都需要对茶有听闻、亲见、品饮乃至探究茶的物性的认知过程，在此期间，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得以逐渐推进深入， 最终实现中国茶文化在欧洲各国的本土化融合中发展。对中国茶在欧洲早期传播历史进路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更好地倡导世界文化多元、深化文明互鉴、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国家。
来源：茶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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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怀诚信当茶人 别具匠心演好茶
为满足人民美好茶生活的需要作出新贡献
——在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
五届理事会五次会议上的报告
周 国 富
（2018年11月19日）
各位理事、各位茶人：
今天上午，在株洲市和茶陵县的大力支持下，在与会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成功举办了第十五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按照惯例，研讨会期间召开理事会议，通报工作情况，协商有关事项，形成思想共识，明确努力方向。
大家知道，中国茶和茶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迭起兴衰，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国运兴则茶运兴。当今中国，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国力提升，使茶和茶文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爱茶、懂茶、诠茶、创茶，巧妙运用茶文化治国理政、协和万邦。在举世瞩目的G20杭州峰会、金砖国家厦门峰会和重大国事活动中，他邀请各国元首、贵宾品茶论道，茶礼宾客，使中国茶和茶文化展现出无穷魅力；他为首届中国国际（杭州）茶叶博览会发来贺信,对茶和茶文化在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为新时代茶和茶文化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科学论断，为广大茶人茶企诚信事茶、匠心演茶提供了更加广阔空间和无限潜力。
面临新的时代要求、新的形势任务，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发展机遇，牢记以茶惠民、茶和社会、茶和天下的办会宗旨，不忘初心，勇于开拓，在全体理事和会员的共同努力下，扎实做好弘扬茶文化、促进茶产业这篇大文章，各项工作可圈可点、亮点纷呈。
一、着力传承创新，茶文化研究不断深入
深入开展茶文化研究引领工作是本会的根本属性和兴会之基。我们始终遵循“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谱”的原则，紧扣时代发展主题，做好顶层设计，在创新性、系统性、时代性、促进性上下功夫，努力把茶文化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一是研究成果不断得到升华和推进。“清、敬、和、美”当代茶文化核心理念是我们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得到茶界广泛认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我们又把这一核心理念扩展到“清、敬、和、美、乐”，因为快乐、欢乐、得乐、心乐是茶道的本源，从而使“清为本、敬为上、和为核、美为韵、乐为魂”的当代茶文化核心理念内涵更加丰富、魅力更加彰显。融“喝茶、饮（料）茶、吃茶、用茶、玩茶、事茶”为一体的“六茶共舞、三产交融”发展理念也是我们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得到了茶区各级党政和广大茶人茶企的广泛共识和积极响应，并且不断深化认识和实践推进。我们主办的首届中国当代茶文化发展论坛以“树立六茶共舞新理念、推进中国绿茶新发展”为主题，组织专家学者和茶业经营者开展深入研讨，还表彰了一批“六茶共舞”示范茶企业，进一步丰富了内涵，扩大了共识，促进了实践发展。浙江省把实施“六茶共舞、三产交融”、打造千亿茶产业链作为推进茶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作出具体部署；四川省乐山市把“六茶共舞”理念作为旅游发展战略，积极推进茶旅一体化；四川省宜宾市打出“长江首城、六茶共舞，让世界都知道宜宾好茶”的宣传名片。各地许多茶企业更是把“六茶共舞、三产交融”作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涌现出一大批茶肴、茶食品、茶用品、茶家乐、茶庄园、茶体验、茶健康、茶休闲、茶小镇、茶影视、茶歌舞、茶书刊等新业态、新品类、新空间、新天地，丰富了内涵，提升了效益。
二是茶文化专题研究不断深化。在纪念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会与上虞市共同举办了吴觉农茶学思想专题研讨会，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吴觉农茶学思想和当代意义进行了深入研讨，进一步丰富了吴觉农茶学思想内涵。为推进中国茶瓷丝文化走进“一带一路”，我会与有关部门共同举办专题研讨会，深入探讨中国茶瓷丝文化在推进“一带一路”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取得了丰富成果。为进一步弘扬禅茶文化和茶道精神，我会与长兴寿圣寺和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共同举办了皎然禅茶文化和茶道哲学专题研讨会，进一步丰富了禅茶文化和茶道精神的深刻内涵。我会还与宁波市茶文化促进会共同举办“明州茶论”论坛，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国内的专家学者，先后就“影响中国茶文化史之宁波茶事”、“新时代茶文化传承与创新”茶文化专题进行深入研讨，取得了好的效果。
三是涌现出一批茶文化研究精品力作。我们与中国茶叶学会、中国农业出版社通力合作，每年共同主编出版《中国茶业年鉴》，收录开展茶文化专题研究的主要成果，以及我国茶叶生产与加工、茶叶贸易与消费、茶业品牌建设、茶叶科研与教育、茶叶质量与标准、茶业法规文献等资料和成就，该书具有全面性、权威性、史料性的鲜明特点，成为茶界的工具书。为推进中国茶和茶文化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创新“六茶共舞、三产交融”实践发展，我们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编撰了100万字的《世界茶文化大全》和12万字的《中国食茶概述》两本书，已提交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第十五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茶祖流芳，茶惠天下---茶与美好生活”主题征文启事发布后，国内外学者和茶人踊跃投稿，共收到论文210余篇，其中有56篇优秀论文编入《茶惠天下》一书正式出版发行。本会不少理事和学术委员会成员著书立说，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如本会常务副会长孙忠焕同志撰写了《茶文化的知与行》一书，已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列为重点图书出版发行；本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姚国坤教授虽然已是80多岁高龄，除了认真编撰《世界茶文化大全》一书外，还主编完成了100万字的《中国茶文化学》一书；本会常务理事、江西省社科院首席研究员余悦同志先后撰写出版了《民俗研究的多重文化审视》《茶宴与茶点》等专著；本会常务理事、河北省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舒曼同志撰写出版了120万字的《舒曼茶文化集》专著；本会常务理事林治同志撰写出版了《茶韵心香》《中国道茶三百问》等专著；本会理事、学术与宣传部副部长鲍志成同志撰写出版了《径山茶宴》专著，被列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等等。
二、着力平台打造，茶事活动成效不断彰显
茶事活动是弘扬茶文化促进茶产业的有效平台和载体。我们从有利于茶文化传承弘扬、有利于茶产业转型升级、有利于茶企茶农增效增收、有利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茶生活需要的大局出发，认真开展各类茶事活动，用心打造兴文强茶大平台，努力促进茶文化和茶产业的融合发展。
一是茶事活动空前活跃且富有创意。过去茶事活动主要集中在春茶季节，现在一年四季茶和茶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创意迭起，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据统计，2016年到今年10月，我会主办、协办和支持的各类茶事活动达420余批次，其中重要茶事活动达100余次。主要有：中国当代茶文化发展论坛、中国国际（杭州）茶叶博览会、国际茶业大会、中华茶奥会、贵州（湄潭）国际茶文化节暨茶产业博览会、贵州都匀毛尖(国际)茶人会、贵州（铜仁）国际抹茶文化节、贵州中国（普安）优质红茶高峰论坛、中国茶乡峨眉山国际茶文化博览交易会、河南（信阳）茶文化节、上海国际茶文化节、云南（中国）普洱茶文化节、中国湖南安化黑茶文化节、湖南桃源世界茶文化节、福建武夷山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杭州茶文化博览会、宁波国际茶文化节、中国（松阳）茶商大会、中国（新昌）茶叶大会、浙江普陀佛茶文化节、中原茶文化节等。这些重要茶事活动，当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国内外茶界广泛关注，成为中国茶事会展业的知名品牌。如今年中国国际（杭州）茶叶博览会期间，我会主办的以“茶与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当代茶文化发展论坛，来自国内外的茶界专家学者、管理和从业人员汇聚一堂，就如何促进茶文化茶产业健康发展，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茶生活的多元需要开展深入研讨，受到社会各界高度评价，成为茶事活动中的一张金名片。
二是茶事活动效果不断显现。为确保重要茶事活动的质量和效果，我们既挂名出征，又献计出力，全程参与，积极协同，特别是会领导出席站台，致辞演讲，给当地政府以支持，给广大茶人以鼓舞，致力彰显茶事活动的国际性、高端性、学术性、务实性特点，真正办出新意、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成效。如峨眉山国际茶文化博览交易会，我会与当地政府协同确定“文化引领、茶旅融合、助推产业、共享共赢”的办会理念和“市场化、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的办会特色，搭建茶之道、茶之品、茶之旅、茶之俗四大平台，国内外参展企业达500多家，投资交易签约金额达120多亿元，有力促进了茶旅融合发展，年接待国内外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都有大幅度提高。又如我会参与举办的贵州（湄潭）国际茶文化节暨茶产业博览会和贵州都匀毛尖（国际）茶人会，突出“多彩贵州·最美茶乡”和“荟茶·汇人·惠天下”的主题，效果逐年显现，影响逐年扩大。在首届中国国际（杭州）茶叶博览会上，都匀毛尖被授予“中国十大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称号，湄潭翠芽被授予“中国茶叶区域优秀品牌”称号，在打响黔茶品牌、促进黔茶出山上取得了好的效果。
三是茶事活动内容迈向跨界拓展。为推动中国茶和茶文化更好地走出国门、融入世界、服务茶人，我会与浙江省委统战部共同举办“2017世界浙商大会茶文化高峰论坛”，聘请11名海外浙商为中华茶文化推广大使，让中国茶香飘世界。为发掘“茶药同源”的深厚文化资源，我会以“健康生活、茶医兼养”为主题，举办了茶•中医药与健康（杭州）论坛、茶与眼健康（国际）论坛，茶学和医学专家精彩演讲、深入探讨，使论坛现场座无虚席。为引导更多的年轻人投身茶和茶文化事业，我会还举办新生代茶人发展论坛、高职院校学生茶艺竞赛等活动，给茶和茶文化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新活力、新希望。我会在茶事活动中积极融入弘扬茶文化和宣传先进典型新内容，本着公益性、服务性、权威性和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先后开展了“中国茶文化之乡”“中华文化名茶”“兴文强茶贡献奖”“六茶共舞示范单位”“文化茶馆”“匠心茶人”“当代中华制茶大工匠”等推荐表彰活动。
三、着力载体创新，茶和茶文化宣传普及水平不断提升
宣传普及茶文化，营造社会广泛共识，始终是研究会的工作重点。我会注重以茶和茶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为载体，致力开展茶文化宣传普及工作，提升茶和茶文化社会影响力。
一是建立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茶媒体中心。我会与世界媒体500强的浙报集团加强合作，茶媒体中心使茶和茶文化宣传普及工作融入新媒体时代。茶媒体中心以我会公开发行的《茶博览》杂志为主阵地，融合“茶和天下”网站、“茶语清心”网络论坛、微信公众号，以及浙江日报新闻客户端、浙江手机报等载体，形成了以茶和茶文化为主题、多形式呈现、多端口发布的融媒体矩阵，全方位、立体式宣传普及茶和茶文化。按照可看、可品、可藏的要求，《茶博览》杂志进行了全新改版，杂志刊登的内容整合在茶媒体矩阵平台各端口发布，网络读者量显著增加。在重要茶事活动中，茶媒体中心运用现代传媒技术，对茶事活动进行现场直播，并分发到人民日报客户端、凤凰网、腾讯网、今日头条、东方网等几十家新闻媒体同步直播，极大地拓展了茶和茶文化宣传普及的广度和深度。
二是坚持将青少年学生作为茶和茶文化宣传普及工作的重点。我会每年召开学校茶和茶文化与健康联盟工作会议，总结经验、交流互鉴，联盟成员由成立时的17所大、中、小学，扩大到目前35所，有力促进了茶和茶文化在校园的传播弘扬，营造了浓郁的校园茶文化氛围，有力助推了校园文化建设，强化了学校的立德育人功能。会领导还经常深入学校了解开展茶和茶文化教育普及的情况，观看师学生茶艺展示，向师生宣讲茶文化知识。同时积极开展以“茶与修身、茶与健康”为主题的大中小学生茶和茶文化征文活动和中小学师生茶和茶文化书法大展，征集到茶之自然、茶之雅趣、茶之人情等多角度的征文作品2700余篇、书法作品2000多幅。我会还参与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茶业教学资料库”建设，获得教育部立项批准，成为全国高校首个茶文化和茶产业宣传普及与咨询服务平台。
三是致力拓展茶和茶文化宣传普及途径。会领导力求当好宣传普及带头人，深入涉茶机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宣传普及茶和茶文化知识。我会会同有关部门认真举办茶和茶文化知识专题讲座，在国民消费教育大讲堂设立“茶为国饮、健康消费”展示平台，常年向社会开放。还为回国学习考察的40多名华侨厨师和10多名江西革命老区餐饮人员进行茶和茶文化知识以及茶食茶点制作培训，为500多名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员工进行茶艺培训，同时还专题举办了西湖龙井茶、潮州工夫茶、陕西泾阳大唐茯茶、杭州九曲红梅等名茶识别和品饮的知识讲座，深受欢迎。为推进茶和茶文化进家庭活动，我会与宁波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首届“海曙杯”中国家庭茶艺大赛，来自28个省市区的35支团队上演了唯美、生动的茶艺秀，展现了新时代家庭的精神风貌。我会与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联合录制了《茶文化基础知识》《科学饮茶》《茶与健康》三个视频讲座课件，网上观看点击率达200多万人次，浙江省委组织部还把三个课件作为党政干部网络学习的重要内容。天宫二号航天员景海鹏、陈冬在太空饮用中国茶，这是人类茶文明传播到地球外太空的里程碑，我会发了致敬电，在茶界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中国茶学家张天福先生108岁茶寿、本会创会会长王家扬先生百岁寿诞时，会领导登门祝寿，恭贺他们为中国茶和茶文化作出的杰出贡献。
四、着力发挥优势，资政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我会坚持把服务政府、服务茶企、服务茶人作为重要职责，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运用多种形式和途径，做好资政服务和建言献策工作。
一是用心促进茶企健康发展。我会定期组织茶企联谊会成员开展工作交流和考察学习活动，专题研讨茶企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提质增效等问题，使他们充分认识到，茶企要健康发展，就要顺应时代在打造茶品牌、丰富新业态，做精茶产品、做强茶产业上下功夫，当好自信、诚信、匠心、创新的新时代茶人，为推进茶企诚信经营、匠心演茶、服务茶人，我会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开展“放心茶店征集”活动，为34个茶店颁发“消费者放心茶门店”牌匾，获得社会广泛认可。
二是致力推动茶馆业创新经营。我会每年两次召开全国茶馆（中国茶馆联盟）经理年会和交流研讨活动，来自25个省市区100余家茶馆负责人汇聚一起，交流经营体会，研讨创新路径，加强联谊，增进共识，努力促进我国茶馆业的健康发展。新时代的茶馆业已不再是单一经营茶的传统行业，而是集“六茶共舞、三产交融”于一身、融旅游休闲和养心健身于一体的新型业态，真正成为城镇的客厅、乡愁的记忆、文化的舞台、休闲的港湾、养生的福地和茶人的家园。
三是认真建言献策。结合各地茶事活动，由会领导带领有关人员先后赴贵州、福建、广东、四川、湖南、湖北、云南、河南、山东、江西、辽宁、浙江等重点茶区进行考察调研，进茶企，走茶园，访茶农，问茶馆，深入了解茶文化、茶科技和茶产业发展情况，广泛听取当地党政领导和茶人的意见建议，并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我会致力推进茶产业、茶科技和茶文化的健康发展融入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健康中国、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之中，提高认识，务实其中，科学发展，富民惠民。我会还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先后向浙江省委、省政府，贵州黔西南州委、州政府，湖北省委、省政府报送了调研报告，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领导的重视和采纳。为破解大国小农融入现代农业大课题，探索中国特色县域茶业经济发展路径，我会组成三个专题调研组，分别由会领导带队，深入到福建安溪县、浙江安吉县、湖南安化县进行考察调研，提炼总结“三安”经验，调研成果将在适当时候发布并进行宣传推介。
四是积极向决策高层资政建言。按照农业农村部要求，我会报送了关于推进茶与茶文化融合发展的意见建议，得到农业农村部领导的充分肯定。按照新华社要求，我会组织本会专家撰写了关于繁荣中华茶文化、振兴中国茶产业的对策建议，被新华社编辑成《以供给侧改革破解中国茶“大而不强”困局》和《以茶为用讲好中国故事打造中华文化新名片》两篇文章，分别刊登在《新华社经济分析报告》第1134期和第1135期上，报送党和国家领导决策参考。
五、着力扩大影响，联谊交往工作积极拓展
为扩大我会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美誉度，我会积极拓展多种形式和渠道，加强联谊交往，成效显著。
一是对外交往出现新面貌。我会积极参与文化部、浙江省在日本、巴基斯坦、坦桑尼亚的文化交流活动，选派4名工作人员分赴三个国家宣传展示中国茶艺的深邃魅力，受到国外观众好评。为推进中国茶和茶文化融入一带一路，我会与浙江大学、北京古往今来公司共同在哈萨克斯坦举办了以“一个世界一杯茶”为主题的中国茶大型公益推广活动，精心选拔20名中国大学生茶艺团在活动现场表演了中国元素的茶艺节目，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我会在杭州举办了中韩茶文化书画作品展和韩国申玄哲茶瓷作品展，促进了中韩茶文化交流。应美国硅谷有关机构的邀请，委派专人赴美国硅谷向中国茶爱好者宣传展示中国茶和茶文化。应日本中国茶指导事务局邀请，派出2名工作人员赴日本东京参加“第十三届爱护地球中国茶交流会”，并在交流会上举办了两场中国茶分享茶会，向日本茶人作中国茶沏泡演示和中国茶文化知识讲解。我会支持并派员参与澳大利亚茶人举办的茶文化研讨会，共同探讨中澳茶文化交流的丰富内涵和文明互鉴。我会还积极支持国家汉办设在浙江农林大学茶文化学院的“汉语国际推广茶文化传播基地”的建设与发展，为国际茶文化普及传播贡献力量。我会西南茶文化研究中心组织茶人访问英国，在马克思墓前举行“你好，请喝中国茶”的奉茶活动，引起良好反响。两年来，我会还接待了来访的日本、美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外茶人朋友38批次、290人次。对外交流工作的日趋活跃，使我会的国际性属性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二是与茶区党政部门和涉茶机构的联系沟通出现新气象。我会主动加强与茶区党政部门领导的沟通联系，先后与湖北、湖南、贵州、浙江等8个产茶县政府签订了交流合作协议，以优质服务赢得党政部门的重视和支持。我会认真做好“兴文强茶”联盟秘书处工作，加强与在杭国字号涉茶机构的沟通合作，形成合力，共同开展重要茶事活动。我会还加强与各地茶文化研究（促进）会等社团组织的联系沟通，每年召开会长联谊会，交流工作，探讨问题，着力营造推进茶和茶文化事业创新发展的氛围。
三是与会员、理事和茶人联络联谊有了新载体。我会在本部精心打造了环境优雅的茶文化体验中心，使广大会员、理事和茶人朋友有了品茗交流的新平台；同时我会注重运用微信朋友圈、QQ交友群等交流新平台，建立与会员理事和茶人茶企的联系网络，加强沟通联系，提供咨询服务，使研究会真正成为广大会员理事和茶人朋友的“家”。
六、着力固本强基，自身建设不断加强
一个社团组织的影响力和美誉度，重在提升办事机构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我会始终把加强自身建设摆上重要位置，强化思想建设、建立健全制度，优化人员结构、改进工作作风，树立办事机构新形象。
一是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奉献意识不断增强。我会办事机构认真学习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中央关于加强社团组织建设的有关文件精神，切实加强社团党建工作，坚持正确的办会方向。受聘担任本会办事机构驻会领导和各部室负责人的党政机关退休领导干部，重在转变角色，不图虚名、甘作奉献，既当组织者又当办事员，以“爱心、热心、用心、责任心”认真做好工作。办事机构的年轻工作人员热爱本职、好学上进，成为工作中的骨干力量。
二是办会办事不断规范。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确保各项工作规范有序进行；定期召开会长办公会议，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研究决定重要事项；认真完成主管部门、注册登记部门有关报表和年审工作。
三是工作作风不断改进。以热情的态度加强与会员、理事和茶人茶企的沟通联系，按照自愿申请、工作需要、规范进会的原则，认真做好会员发展工作，进一步壮大了本会的组织基础。结合参加各地茶事活动，主动走访看望理事和会员，通报工作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力所能及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各位理事、各位茶人，开封理事会以来，我会各项工作虽然取得了新进展、新进步，但对照党和国家对社会组织的新精神、新要求，观照新时代茶文化茶产业发展的新态势和茶界的新期盼，工作中还有不少差距，特别在有效发挥组织功能作用、增强茶文化引领促进能力、提升事茶工作水平等方面还要作出艰苦的探索和努力。
当前，中国虽是产茶大国，但还不是茶业强国，复兴中华茶文化、振兴中国茶产业、再创茶业强国辉煌依然任重道远，广大理事、会员和茶人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今后，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健康中国、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党和国家发展战略，勇于创新，开放进取，诚信事茶，匠心演茶，大力推进茶和茶文化全方位、立体式、高质量发展，努力把弘扬茶文化、创新茶科技、振兴茶产业这篇大文章做极致做精彩，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茶生活需要作出新贡献。为此，我提三点建议，与大家共商。
一是要大力弘扬新时代茶人精神，勇于担当励志前行。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没有精神，就会意乱志短、人生消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广大理事和会员及广大茶人要大力弘扬“自信、诚信、匠心、创新”的新时代茶人精神，承传统，合时代，创新创造，闯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茶产业发展路径。我们坚定茶文化自信，充分认识中国茶的独特生命力、创造力和发展力就在于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茶文化，中国茶区别于世界别国茶的最大优势在于坚定坚守的茶文化定力、创新创造的茶文化活力。要始终高举中华茶文化这面旗帜，引领茶产业惠民富民健康发展、引领中国茶走进一带一路，香飘世界，茶和天下。我们坚守诚信文化，树立诚信理念，讲精行俭德，承一诺千金，严格自律，戒欺不二，用茶人美好的心灵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诚待天下客，誉从信中来，以己之美成人之美，互利互惠美美与共。我们坚守匠心文化，就要心无旁骛、专心致志，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用心事茶，慧心创茶。无论从茶园到茶杯，无论是高端茶还是大众茶，都要坚持品牌第一、标准第一、质量第一、消费者第一的理念，讲究品质，做出特色，彰显匠心之作、品位之魂。我们弘扬创新文化，崇尚变革，创新创造，以坚强的毅力、创新的思维、科学的态度，切实破解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茶生活需要与茶和茶文化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开辟新思路、创造新动能，搭建新平台，丰富新业态，使中国茶和茶文化走上创新发展之路、品质发展之路、效益发展之路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是要大力提高茶文化研究促进水平，切实增强茶文化引领能力。博大精深的中华茶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引领提升的实践性和雅俗共赏的普遍性，它集哲学、伦理、历史、文学、医学、生态、艺术等为一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也是社会主义群众文化的重要内容。传承弘扬茶文化，研究创新茶文化，是广大理事、会员及广大茶人的光荣使命。我们要切实提升茶文化科学研究的高度，跳出就文化论文化、就传统论传统的偏向，自觉把茶文化研究融入到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之中，融入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之中，融入到实施国家发展战略举措之中，始终与国家大局、社会发展、茶业振兴、人民期盼同向、同行。通过研究茶和茶文化发展史，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使中华茶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提供有力支撑。要致力强化茶文化研究的深度，追本溯源，务实求真，运用唯物史观，掌握科学研究方法，承传统，合时代，把深藏于古籍文献之中、呈现于遗迹遗物之上、散佚于民族民俗之间的丰富茶文化资源进行深入挖掘，按照传承创新、推陈出新、古今相融、服务当下的原则，善于吸取前人的智慧光芒，科学地运用当代文化因子，对传统茶文化进行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使传统茶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绽放出绚丽光彩。要继续深化“清、敬、和、美、乐”当代茶文化核心理念研究，不断赋予时代发展的新内涵。要不断拓展茶和茶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立足国内，放眼世界，既要研究国内茶文化，也要研究世界茶文化；既要深入研究茶文化，也要融会贯通，与廉政文化、和谐文化、生态文化、宗教文化、健康文化、民族文化、民俗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家庭文化、茶馆文化等不同类型、不同层面的文化进行融合研究，彰显特性与共性，增强现实针对性。要把茶文化研究与宣传普及结合起来，大力倡导“茶为国饮、健康消费”，大力弘扬“清、敬、和、美、乐”当代茶文化核心理念，大力开展茶和茶文化“五进”活动，努力在全社会形成良好茶文化氛围。
三是要着力推进“六茶共舞、三产交融”，努力促进茶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振兴茶产业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广大理事、会员和茶人一定要深刻理解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健全质量文化研究和实践，努力推动茶文化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着力推动“六茶共舞、三产交融、跨界拓展、全价利用”新业态、新发展，是促进茶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振兴茶产业的重要举措，中国茶人一定要坚持理念先行、文化引领、科技创新、产业协同、企业主体、品牌带动、市场主导的融合机制，各方联动，形成合力，培育新业态，创新大品牌，发展大茶业，促进茶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促进茶文化繁荣发展，以茶的优质产品、绿色产品、健康产品、功能产品、多元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茶生活需要，让茶和茶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