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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饮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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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的中国饮茶历史

我国拥有悠久的饮茶历史,古人从种茶、采茶、制茶到煮茶和品饮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扩充饮茶文化,从饮茶发展中可以看出茶文化丰富的内涵,由药用到解渴的饮品,再到精神层面的享受,饮茶发展的轨迹即是文明发展的过程。

秦以前 茶叶还不完全是饮品,当时常常将鲜茶加工后成为干茶作为药物和食物。


汉代 根据东汉华佗的《食论》和曾广的《神农百草经》的记载,茶叶除了作为饮品,已经具有中药的身份。


魏晋南北朝 相对混乱的社会历史时期,茶叶的文化精神开始和中国传统的儒道佛思想发生关联,可以说,这是中国茶文化的萌发时期。


唐代 茶叶发展的繁荣时期,茶叶受到皇室宫廷的喜爱,甚至茶宴、茶会在当时的上流社会逐渐盛行,茶叶作为贡茶和赏赐物品出现,抬高了茶叶的身份,民间也开始有浓厚的饮茶风气,同时茶叶开始向国外传播。在这里,不得不说,唐代茶叶历史中非常重要是茶圣陆羽的《茶经》的诞生,这是世界上第一部详实的茶叶专著,时至今日仍有很高的参考研读价值。


宋代 在延续前朝的繁荣之余,宋代对茶叶的诸多方面有了创新,尤其是将宫廷茶宴推向了顶峰。大奸臣蔡京的《延福宫典宴记》中记载:“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拂”,由此可见当时茶宴上皇帝亲自调配茶汤。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则是古代帝王第一本论茶的专著,宋徽宗的学识韬略在政治上实在施展得不好看,但在艺术上却才华横溢。赵佶在茶道方面的造诣更不能小窥,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宋徽宗是一位无可厚非的茶道大师,他所撰写的茶书后人望尘莫及。茶马贸易促使宋代朝廷设置了茶马司,边销茶得以发展和改进。


元代 待客用茶开始提倡茶点、茶食。西北市场的开放,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饮茶风气更加普及。


明代 茶叶品种增多,对于茶具开始追求艺术化。对外贸易的发展,饮茶风气传播至欧洲和俄国。


清代 宫廷茶宴几近奢华,民间饮茶依旧是节俭之风,茶馆逐渐盛行,茶叶出口进一步加大。由于清朝御医开始使用茶饮治病,药膳茶在清宫廷中受到推崇。


而如今,饮茶更是做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在人群中普遍流行开来,各类茶叶争奇斗艳,茶文化也得到空前的传播,世界各地都有茶的影子。

茶文化之源管窥:唐代茶圣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浅析

摘要:本文的要义在于浅析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和唐代茶文化勃兴的内在联系,从水文化视角揭示茶与水、茶文化与水文化二者的主次、重叠、交叉关系,认为水文化实乃茶文化之源头活水,“茶水民族”早已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中华民族指代符号。论述了陆羽的水学思想、茶学思想与大禹治水精神及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管子的水思想、孔孟儒家的水思想和老庄道家的水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对水质资源分布及其优劣与否和纯净及污染情况极为重视,首创鉴水分类和优劣标准,深化与提高了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化的认知度,强化了唐人自觉保护名泉和水质的意识。此外,中茶文化对外传播,其中也包含着中国古代的水思想和水意识、水科学。

关键词:茶文化;水文化;陆羽水思想;水质资源优化;鉴水分类和标准;文化传播

本文的要义是浅析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和唐代茶文化勃兴的内在联系。唐宋以后,阐述水与茶或水文化与茶文化之关系可抵要端者,当以自诩“余斋居无事,颇有鸿渐之癖”的浙江钱塘著名茶人、明代茶文化家许次纾所论最为至要,他在《茶疏·择水》中明确提出:“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许氏又言:“余尝言有名山则有佳茶,兹又言有名山必有佳泉。……吾两浙、两都、齐鲁、楚粤、豫章、滇、黔,皆尝稍涉其山川,味其水泉,发源长远,而潭此澄澈者,水必甘美。” 许氏“无水不可与论茶”之论,发人所未言,或可从不同视角有助于我们揭示茶与水、茶文化与水文化二者的主次、重叠、交叉关系。实质上,茶产于山水之间,山水之自然地质属性决定茶之品位与品性,而水文化实乃茶文化之源头活水。

在以往的中华茶文化研究中,鲜有透过水文化史视角,将水文化作为茶文化之源的系统论述。我们都知道,水、阳光和空气——自然资源三大元素构成地球上所有动植物生命赖以生存繁衍的根本所在。水作为一种自然元素,不仅是人之生命永恒依托的物质资源,更是人达至超然于物外的精神资源。人类文化学者认为,水文化是人类文明初始的母体文化,人类文明发展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水文化发展史。人类文明生产史和生活史最早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是水,人类古代文明的起源也大都发源于江河湖海水流域一带。例如,世界文明史上所言的五大古文明,古埃及文明发源于今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发源于今西亚的两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古印度文明发源于今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古希腊文明发源于今欧洲的爱琴海诸岛,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中国是茶文明和茶文化的发源地。唐人陆羽《茶经》记叙中国西南部的原生茶树为乔木,直径可达“一尺两尺乃至数十尺”,而其中“巴山陕川有两人合抱者”。这是世界茶文明史上有关野生茶树最早的明文记载。中国西南部地域广阔,地貌复杂多样,水资源极其丰富,雨水充沛,也是史书记载的中国先民种茶、饮茶与艺茶的起始地,以及中国茶业、茶经济最早的起始地。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卷一《巴志》云:“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这说明,此地此时所产之茶已纳贡王室。

茶文明从西南部的山水之间走出来,汇入中华文明长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千百年来茶水待客、邀友品茗、无茶不席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民风民俗和礼仪礼俗,茶水文化涵养了中华民族的心性、精神与性格,“茶水民族”早已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中华民族指代符号,并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学术研究结论。以往我们谈茶文化,谈水文化,谈中华民族发展史,谈中华文明发展史,往往都是各自作为一个单独命题来论述的,很少讲“茶水文化”、“茶水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符号。而这关系到我们怎样重写中华茶文明史,怎样更好地把中华茶文明写入中华文明史。

这是诱发笔者思考和重点考察“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和唐代茶文化”这一命题的起因之一。

起因之二,陆羽《茶经·五之煮》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地慢流者上,其瀑涌湍漱勿食之,久食令人有颈疾。又多别流于山谷者,澄浸不泄,自火天至霜郊以前,或潜龙畜毒于其间,饮者可决之以流其恶,使新泉涓涓然酌之。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他认为,凡用山水,最好选取乳泉或石池漫流之水,至于湍急的山水最好勿饮,如长喝此水,几可使人患颈疾(先秦时,即已知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土地、水质等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左传·成公六年》:“土薄水浅,其恶易觏……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而由几处溪流汇合后积蓄于山谷之水,虽看上去澄清,但因水不流动,从暑热之日到霜降前,“或潜龙畜毒于其间”,即水质可能已被污染,故用此水,必须要先挖开缺口,流放掉那些沉积多日的污水,引来上游下泄的新鲜泉水,然后才可取之饮用。凡用江河之水,须到距离有人居住的远处去取水。凡用井水,则要从人们日常汲水的井中去打水。与陆羽生活于同时代的唐诗人刘长卿在《送崔处士先适越》诗中有言:“小江潮易满,万井水相通。”这很能说明此一时代唐人对水的有关认识已很深刻。

从中我们也可以窥知,陆羽对唐代的水质资源分布及其优劣与否和纯净及污染情况可谓极为重视,知晓水品之优劣与水资源环境、人体健康的关系密不可分,并形成了其关于水质评价的认定标准,其中包含了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劣与否及环境变化与保护的初步科学认识,以及引导人们开始重视对水资源、水品质的科学认识和环保理性意识。当代中国著名茶文化专家丁文在《唐人品水重山泉》一文中曾指出,品水标准系自“陆羽首创”,其“鉴水总分三类:山水、江水、井水”,其“鉴水优劣的标准有二:一是流动,‘流水不腐’;二是无污染”。

以今天的现代水质科学技术知识来分析山泉水矿物质成分和测定天然饮用水技术标准,十分容易。但在唐代陆羽所提出的鉴水品水标准,却是首创性的,它开创和确立了中国古代饮用水之标准。更为重要的是,“陆羽的品水标准为后世人所认同”,“自宋元以后直到近代,出现了以卖水为业者,所卖之水皆为山泉水”(丁文:《唐人品水重山泉》)。这是我们认识陆羽水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相比而言,在数百年后的明代,许次纾《茶疏·择水》云:“江河溪涧之水,遇澄潭大泽,味咸甘洌。唯波涛湍急,瀑布飞泉,或舟楫多处,则苦浊不堪。盖云伤劳,岂其恒性。凡春夏水长则减,秋冬水落则美。” 陆树声《煎茶七类》云:“井取多汲者,汲多则水活。”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直言:“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水遇十分之茶,茶亦十分。八分之水,试茶十分,茶只得八分。”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水部》云“水为万化之源”,“井泉地脉也,人之经血象之,须取其土浓水深,源远而质洁者,食用可也”;“贪淫有泉,仙寿有井,载在往牒,必不我欺”;“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气味俱恶,不堪入药、食、茶、酒也”。显然,明人对唐人陆羽关于水质的优劣和纯净与污染评定标准以及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劣与否及环境变化与保护的认识基础之上,有了一定继承和发展。以此略考明代的饮用水认知与评定标准和方法,无疑带有新的生产、生活实践和科学认识特点。此与明代城乡建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条件相对等,也说明相比唐代而言,明代的茶产业和茶饮对水质、水资源、水环境影响的要求要严格得多,因为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其诱导因素或许更为复杂和多样。这是茶文化研究的另一个课题,此不赘。

起因之三,《唐全文·陆文学自传》记载:“上元初,结庐于苕溪之滨,闭关对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谈宴永日。常扁舟往来山寺,随身惟纱巾藤鞋、短褐犊鼻,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至日黑兴尽,号泣而归。故楚人相谓,陆子盖今之接舆也。”陆羽的一生与山水相伴,其知水、识水、亲水、爱水颇深。他遍游天下名山大川,品鉴天下名泉佳水,对水质之优劣对茶味的影响颇有心得体会,故其煮茶时极重所选之水,曾依次将天下名泉划分为二十等级。

据唐人张又新《煎茶水记》载:

卷末又一题云《煮茶记》,云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维扬,逢陆处士鸿渐。李素熟陆名,有倾盖之欢,因之赴郡。 至扬子驿,将食,李曰:“陆君善于茶,盖天下闻名矣。况扬子南零水又殊绝。今日二妙千载一遇,何旷之乎!”命军士谨信者,挈瓶操舟,深诣南零,陆利器以俟之。俄水至,陆以勺扬其水曰:“江则江矣。 非南零者,似临岸之水。”使曰:“某棹舟深入,见者累百,敢虚绐乎?”陆不言,既而倾诸盆,至半,陆遽止之,又以勺扬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骇,驰下曰:“某自南零赍至岸, 舟荡覆半,惧其鲜,挹岸水增之。处士之鉴,神鉴也,其敢隐焉!” 李与宾从数十人皆大骇愕,李因问陆:“既如是,所经历处之水,优劣精可判矣。”陆曰:“楚水第一,晋水最下。”李因命笔,口授而次第之: 庐山康王谷水帘水第一; 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第二; 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 峡州扇子山下有石突然,泄水独清冷,状如龟形,俗云虾蟆口水,第四; 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 庐山招贤寺下方桥潭水第六; 扬子江南零水第七; 洪州西山西东瀑布水第八; 唐州柏岩县淮水源第九,淮水亦佳; 庐州龙池山岭水第十; 丹阳县观音寺水第十一; 州大明寺水第十二; 汉江金州上游中零水第十三,水苦; 归州玉虚洞下香溪水第十四; 商武关西洛水第十五,未尝泥; 吴松江水第十六; 天台山西南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 郴州圆泉水第十八; 桐庐严陵滩水第十九; 雪水第二十,用雪不可太冷。 此二十水,余尝试之,非系茶之精粗,过此不之知也。

此乃唐大历元年(766年)陆羽游扬州大明寺时所发生之事,因陆羽品水时识破军士取水不实,而引出李季卿命人把陆羽口授的茶水品第依次记下之事。此即后世所传的陆羽所排定二十等次的宜茶之水。不过, 一生嗜茶的唐代才子张又新《煎茶水记》言:“此二十水,余尝试之,非系茶之精粗,过此不之知也。”由此恰可证明,陆羽排定的二十等次宜茶之水曾经后人一一品鉴,或勘定无误。唐人对与茶学、茶艺、茶饮有关的问题,从不轻信所谓权威定论,而是要事必躬亲,去实践,去亲历。这是唐代茶文化极为可贵的品质。也正因此,《煎茶水记》又称《水经》,文虽不足千字,但对陆羽《茶经·五之煮》内容却是有所突破的,张氏更重水品,其文对水品的记载也更详、更清晰。这似可表明,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化的认知度在陆羽的引导下开始走向自觉。

关于被陆羽列为“天下第二泉”的无锡惠山寺石泉水,陆羽游无锡惠山时曾作《游慧山寺记》(《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三):

慧山,古华山也。……梁大同中,有青莲花育于此山,因以古华山精舍为慧山寺。

寺在无锡县西七里……寺前有曲水亭,一名憩亭,一名歇马亭,以备士庶投息之所。其水九曲,甃以文石罛甓,渊沦潺湲,濯漱移日。……从大同殿直上,至望湖阁,东北九里有上湖,一名射贵湖,一名芙蓉湖。其湖,南控长洲,东泊江阴,北淹晋陵,周围一万五千三百顷,苍苍渺渺,迫于轩户。……

夫江南山浅土薄,不自流水,而此山泉源,滂注崖谷,下溉田十余顷。此山又当太湖之西北隅,萦耸四十余里,唯中峰有丛篁灌木,余尽古石嵌崒而已。……叵以鹤林望江,天竺观海,虎丘平眺郡国以为雄,则曷若兹山绝顶,下瞰五湖,彼大雷、小雷、洞庭诸山以掌睨可矣。向若引修廊,开邃宇,飞檐眺槛,凌烟架日,则江淮之地,著名之寺,斯为最也。……苟无其源,流将安发?予敦其源,亦伺其流,希他日之营立,为后之洪注云。

“天下第二泉”无锡惠山寺石泉水,因了陆羽《游慧山寺记》洋洋洒洒和绘声绘色的激扬文字而名扬天下,天下嗜茶品泉者接踵而至,历代不衰。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泉水最多的国度之一,与人文和旅游记忆有关的名泉大大小小以千数计,遍布全国各地的泉水之甘美、之纯洁,名闻遐迩;另一方面,在唐代茶饮和茶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背景下,自陆羽评定名泉之后,人们对天下名泉的认知度和喜爱度超越前代,以名泉水沏佳茗,无形中深化与提高了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化的认知度,逐渐强化了唐人自觉保护名泉和水质的意识。然仍不免有好事者,他们对名泉的喜好达到超出人之正常理性约束的癫痴程度。例如,据唐代无名氏《玉泉子》记载,唐宰相李德裕因最爱饮惠山泉水,竟命人千里“铺递”至京师,供其品饮。此事虽然荒唐奢侈,却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名泉意识以及名泉文化已在唐代社会各个阶层普及开来,并带动唐代饮茶须以佳水配之的风尚。

在此,颇值一提的是,在陆羽《茶经》问世之前,年长陆羽五十岁的唐代著名中医药学家、浙江宁波人陈藏器通过刻苦研习各类本草医书和中医药理论及诊治方法,撰著《本草拾遗》十卷,其中他从“本草茶疗”之概念出发,提出“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的著名论断,并动手调配大量行之有效的茶疗秘方为人治病。据《三秦志》所言,当时“病家云集,门庭若市”。而且,陈藏器曾以药茶为唐玄宗十八子李瑁治好了旁者无法治愈的怪病。为此,唐玄宗昭告天下,赐陈藏器为“茶疗鼻祖”。更为重要的是,陈藏器在《本草拾遗》特别指出,从山地溢出的矿泉水为“玉井水”,此水“味甘平,无毒”,而且久服可“令人体润,毛发不白”。所谓“玉井水”,陈藏器《本草拾遗》言:“诸有玉处山谷水泉皆是也。”东晋王嘉《拾遗记》卷十《昆仑山》载:“昆仑山有柰,冬生子碧色,以玉井水洗食之,骨轻柔能腾虚也。”可见古人对玉井水的水质有清醒认识,对其保健功效颇为推崇。

陆羽一生博学多能,除茶学之外,于诗文、音韵、小学、书法、戏曲、史志、旅游、地理、考古、水学、农学、工学、医药、饮食等方面多有涉猎,成就不俗,在唐代文坛活跃一时,而且曾流寓浙江,他撰写《茶经》时,对浙江宁波人士、著名中医药学家陈藏器的学问与卓识,不可能未有所闻,亦不可能未有所习所得。例如,《茶经·七之事》引用与茶食、茶疗和茶药有关的古籍药典计有《神农食经》、《晋书》、《搜神记》(干宝)、《食檄》(弘君举)、《食论》(华佗)、《食忌》(壶居士)、《尔雅注》(郭璞)、《杂录》(陶弘景)、《后魏录》、《本草》、《枕中方》、《孺子方》等等。

在陆羽《茶经》问世后,唐人竞相传抄,推动唐朝饮茶之风遍及各地。《新唐书·隐逸·陆羽传》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临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执器前,季卿为再举杯。至江南,又有荐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为礼,羽愧之,更著《毁茶论》。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在如此“尚茶成风”的影响下,文人墨客鉴于陆羽对山泉水的品鉴和推崇,特别是他对水质资源优化标准的界定以及水质特性的高度概括,让唐代士子和茶人从中感受到与此前不同的更值得称道的茶饮审美享受。这期间,更有推波助澜者,如唐常州刺史独孤及撰《慧山寺新泉记》:

此寺居吴西神山之足。山多小泉,其高可凭而上。山下灵池异花,载在方志。山上有真增隐客遗事故迹,而披胜录异者,贱近不书。无锡令敬澄字深源,以割鸡之余,考古案图,葺而筑之,乃饰乃圬。有客意陵陆羽,多识名山大川之名,与此峰白云相与为宾主。乃稽厥创始之所以而志之,谈者然后知此山之方广,胜掩他境。

其泉伏涌潜泄,潗漝舍下,无沚无窦,蓄而不注。深源困地势以顺水性,始双垦袤丈之沼,疏为悬流,使瀑布下钟。甘溜湍激,若酾醴乳。喷发于禅床,周流于僧房,灌注于德地,经营于法堂。瀑潺有声,聆之耳清。濯其源,饮其泉,能使贪者让,躁者静,静者勤道,道者坚固,境净故也。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于山,发于自然,非夫人疏之凿之之功,则水之时用不广。亦犹无锡之政烦民贫,深源导之,则千室褥裤。仁智之所及,功用之所格,功若响答,其揆一也。予饮其泉而悦之,乃志美于石。

因了唐代文人墨客的交口相赞,名泉以诗文褒扬而驰名天下,所以,唐代咏茶与山泉佳水的名诗名文不绝于口,在唐山水田园诗之外,别具一格。例如,储光羲《咏山泉》:“山中有流水,借问不知名。映地为天色,飞空作雨声。转来深涧满,分出小池平。恬澹无人见,年年长自清。” 陆龟蒙《谢山泉》:“决决春泉出洞霞,石坛封寄野人家。草堂尽日留僧坐,自向前溪摘茗芽。”皇甫冉《无锡惠山寺流泉歌》:“寺有泉兮泉在山,锵金鸣玉兮长潺潺。作潭镜兮澄寺内,泛岩花兮到人间。土膏脉动知春早,隈隩阴深长苔草。处处萦回石磴喧,朝朝盥漱山僧老。僧自老,松自新。流活活,无冬春。任疏凿兮与汲引,若有意兮山中人。偏依佛界通仙境,明灭玲珑媚林岭。宛如太室临九潭,讵减天台望三井。我来结绶未经秋,已厌微官忆旧游。且复迟回犹未去,此心只为灵泉留。”

唐人尚山尚水、尚茶尚艺,所作咏山泉诗文虽不免仍有仿效陶渊明“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的影子,但此时的唐人笔墨之下更多地是凸显隋唐大一统文明时代新气象,他们尽情讴歌的山泉直抵唐山水文化和唐茶文化精神之魂魄——有泉水流动不止“年年长自清”的生命回响,有流泉潺潺“此心只为灵泉留”的生命观照,唐人的水文化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都有了质的飞跃与升华。这正是唐代茶文化横空出世的根基所在。

起因之四,陆羽在《茶经·八之出》中将所考的唐代茶区总括为山南、浙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西、岭南等八大主产区,并一一辨析各地所产茶叶之优劣等级。

那么,从陆羽水学思想形成基点出发,我们如何对唐代茶区的形成以及唐茶文化的奠基作出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合理、科学地解读?

首先,水文明是华夏民族建立夏国家文明体的母体记忆,《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理天下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修建排灌水利工程,以利民垦田种植。此为古史传说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水利治理工程,中国古代水思想和水资源的治理、开发及利用起步于此。大禹是中华民族水治理和水思想的先行者,其无私奉献精神和因势利导的科学精神,代代相传,这无疑是陆羽水学思想形成的基点之一。

其次,在春秋战国思想家中,《管子·水地》提出,地者和水者都是万物之重要思想,强调:“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万物莫不以生,唯知其托者能为之正。” 孔子从社会历史和伦理教化出发,将水之形态和性能与人之精神和道德相联系,开创儒家水思想体系。他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和“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等发人深省的睿智思想,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世代传承的宝贵思想资源。老子和庄子建构了道家水思想体系。老子《道德经》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对水之种种境界的无限延伸和提升,包含着无比深刻的思想,也奠基了中国水文化得以破除水功利唯一性的超然品质。《庄子·天地》篇提出,“夫道,渊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内化了中国人从水思想中自觉升华人生境界的通路。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对水利的利用和开发从防洪排涝转向农田灌溉——修建大型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特别是都江堰水利工程兼有防洪和航运的双重功效,带动农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这理当是构成陆羽水思想形成的另一个基点。

再者,魏晋南北朝以来,农田水利的重点开发和利用向江淮流域转移。在南朝,太湖流域已是天下闻名的富饶地区,“亩值一金”。至唐代农田水利建设又达至一个兴盛阶段,据《新唐书·地理志》等记载,唐代修建的水利工程达1130多项,“安史之乱”后在江淮流域的水利建设更是取得了新的大发展,长江流域一跃取代黄河中下游而成为全国农业经济优势区位地带,先进的水利开发和利用造就出江南鱼米之乡。这是构成陆羽水思想的又一基点。

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况下,历经历朝历代的水利与水资源有效开发、利用和治理,至唐代,在世界上领先的中国先进水生产力终于花开花落,形成了《茶经》上所说的八大茶产区(涵盖今川、鄂、湘、赣、皖、苏、浙、闽、桂、粤、黔、豫、陕等省域)。由此,大唐茶叶种植业获得迅速发展,手工制茶作坊日渐发达,推动茶叶流通商品化和茶饮普及化程度日益加深,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唐代茶产业区域化和茶加工制作与保存专业化,茶业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经济门类,唐中期之后随着茶叶生产及流通的规模化,征收茶业赋税渐成定制。茶在唐代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饮料,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品茶饮茶渐成风俗,茶事日盛。据唐人李肇《国史补》记载,列入唐代贡茶的计有十四品目名茶。其中,产于吴越之地的“顾渚紫笋”和西蜀之地的“蒙山紫笋”甚为唐皇室所喜爱,命在顾渚山和蒙山监制督造贡茶。顾渚山和蒙山均有泉水,可谓顾渚贡茶和蒙山贡茶成为唐代贡茶佼佼者的立身之本——好山好水产好茶。

同时,陆羽在《茶经·一之源》提出饮茶者应作“精行俭德之人”,他将自己的水学思想与茶学思想与管子思想、孔孟儒家思想和老庄道家思想相融合,开启唐茶文化精神内核,一方面预示唐茶文化正式奠基,另一方面自《茶经》问世亦标志茶学由此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此后,唐人抄茶书、著茶书、读茶书、谈茶书,蔚成风气。

中茶文化相继传到海外,这其中也包含着对外传播中国古代的水思想和水意识、水科学。例如,中国茶传至朝鲜半岛,韩国茶道对水质、水量、水温和泡茶时间也有相当的讲究与要求。高丽王朝时的文学家、哲学家、茶人李奎报(1169—1241)所作茶诗云:“活水香茶真味道,白云明月是家风。”“评茶品水是家风,不要养生于世荣。”可见唐人的评茶品水之风亦传入朝鲜半岛,以“活水香茶”为品鉴标准。唐茶传至日本后,日本饮茶效仿唐朝饼茶煎饮法,讲究取水要汲取清流。日本茶道尤为重视煮水器茶釜,并视其为可登大雅之堂的茶仪礼具,日本人认为用茶釜所煮之水,其水质明显要优于一般壶所煮之水。

古来谦谦君子均以水德自居,水生万物,德行天下。故郦道元《水经注》云:“水德含和,变通在我。”东坡君子尝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对茶者而言,则不可饮无茶。竹,无水不生;茶,无水不生。故君子之道,无水,不可与言竹;茶人之道,无水,不可与论茶!斯言诚哉!

【摘自2018年第2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胡克夫(石家庄),系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兼秘书长、河北省茶文化学会副会长】

茶,为什么在唐代被各民族奉为公认的“国家级饮料”?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民众饮茶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秦汉,?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饮茶风俗从中国西南沿着长江向下游拓展,上演了一部“东游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已有饮茶之事,但还被视为一种不入流的鄙俗文化。然而入唐之后,风气为之一变,茶文化全面发展和成熟,饮茶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在全国快速普及。无论是汉族,还是边疆的少数民族,都将茶叶视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国家饮料”。

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不由得感叹:“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甚至,历史学家争论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一个理由是,在他的游记中并没有记载作为中国文化符号和象征的茶叶。饮茶为何在唐代开始迅速传播?其实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

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为“饮茶”保驾护航

1.唐朝是中央集权国家,保持了长时间统一,这为茶的传播创造了政治环境。可考的饮茶记载起自汉代,汉代之后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战争频繁,动乱不休。隋代实现统一,惜其命短。唐承隋制并发扬光大,通过出台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唐代的统治版图空前扩大,阻碍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交流的无形之墙被推倒了,唐朝长安成为亚洲的中心、世界的中心。长期统一统治局面,为饮茶之风的自由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唐代全盛时期疆域全图。(图片来源: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2.唐代经济发展与繁荣为茶叶传播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兵乱不断,生灵涂炭,物质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生产全方位停滞、甚至倒退。进入唐朝后,前有贞观之治,后有开元盛世,物质生产有了极其迅猛的发展。在生存尚不暇之时,茶叶消费自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唐代人们的生活水准得到提升后,生活品质才会成为问题,茶的饮用才会成为可能。

3.唐朝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政策,社会开放,为茶的传播创造了文化环境。李唐王朝一改以往严防华夷的政策,唐太宗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唐玄宗朝李华云:“国朝一家天下,华夷如一。”在这种文化政策的带动下,魏晋南北朝时期北人嘲笑南人饮茶习惯的现象不见于史册,相反,茶文化在北地逐渐盛行。

  

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局部),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作者供图)

4.饮茶的兴盛还与唐朝政府颁布的禁酒令有关。唐代人口增加以及战乱造成农民大批流亡、土地丧失,这使得唐中期以后的粮食特别匮乏,而造酒却需要消耗大批粮食。中唐以后,唐王朝多次颁布禁酒令,提高酒价,实施政府专卖。政府禁酒使得不少嗜酒的人转向饮茶,以茶代酒的现象频频出现,大大促进和普及了饮茶风尚。

水利、交通与技术:唐代“饮茶”的基础设施

1.唐代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气候温暖湿润,为茶叶的生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唐代重视水利事业的兴修,在北方开沟凿渠,在江南兴建和修复水利。安史之乱后,南方农田水利建设迅速发展,这些水利设施可以灌溉成千上万顷土地,覆盖了太湖流域、鄱阳湖附近、浙东等地区,而这些地区恰是重要的产茶区。另外,气候的变化也是引发茶叶种植发展的重要原因。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指出,第二寒冷期约从公元初期持续到公元600年,第三温暖期为600年到1000年,我国气候在7世纪中期变得暖和。茶树有喜温、喜湿、喜酸、耐肥、耐荫的生态习性,气候转暖,随之而来的是降水充沛、光照充足,这极有利于茶树生长。气温升高,容易人困乏渴。唐以前,人们的饮料主要是酒、水、羹、汤,酒太浓烈、水淡而无味,羹过于浓稠,汤制作太复杂,这就迫切要求一种能够止渴生津的饮料出现,而茶恰恰满足了这种需求。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图片来源:《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2.唐代交通运输业发达,以大运河为基础形成漕运,以沿海港口为据点形成海运,驿馆制度改善了陆运交通状况,这为茶叶的北运提供了必备的运输条件。茶是一种经济作物,它的生长首先需要一定的光照、温度、土壤、气候等方面的条件。在唐朝的疆域内还有大量的地区不产茶,产不出好茶。唐代在隋朝大运河的基础上,不断开凿休整,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水上交通网,这个网路覆盖了唐代主要的经济发达地区。大运河将唐代的漕运事业推向了高度繁荣。《封氏闻见记》记述了茶叶运输的盛况:“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大量商人通过陆路和水路将江淮等地的茶叶向北地输入。


隋唐大运河形势图。(作者供图)

3.茶叶栽培技术取得突破,茶叶种植业发展迅猛,产量巨大,为茶叶大规模的消费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唐代,南方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生产格局被打破,经济作物的种植成为农民的新宠,而茶树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唐初,茶叶种植主要集中在寺院,中唐以后种植面积颇大的茶园开始出现,茶叶产量也直线飙升。天宝元年(742年),浮梁这一唐茶集散中心茶叶产量为“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茶叶的大规模生产为茶叶消费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饮茶之风的兴盛又刺激着茶叶的生产水平、制茶技术的进步和茶叶品质的提升。终唐一朝,其茶叶生产和饮茶之风始终处在这样一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之中。

内开外掘:茶性、精神与推广大使

1.茶的功效。唐人对茶药用的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众多医、药、经、史文献中都有论述,如苏敬《唐本草》、陈藏器《本草拾遗》、孟诜《食疗本草》、孙思邈《千金要方》、陆羽《茶经》以及诗词歌赋和散文作品等。我国学者根据五百种左右的有关资料将其中有关茶叶医疗效用的内容总结成茶的传统功效二十四项:少睡,安神,明目,清头目,解毒,消食,醒酒,去肥腻,下气,通便,利水,治痢,祛痰,祛风解表,坚齿,治心痛,疗饥,益气力,延年益寿。所列茶的功效,有些已经超出了医药的范围,属于保健的范畴了,如醒酒、疗饥、益气力、延年益寿等。茶有如此众多的功效,可止渴生津,满足人们对味觉的需求,还能保持头脑清醒,长期饮用对人的身体有保健作用。并且在茶叶普及后,茶的价格并不昂贵,一般人都消费得起。茶自身的这些优点,是茶能够被人们接受并迅速传播的最根本性的原因。

  

唐鎏金飞天仙鹤纹银茶罗子。(图片来源:法门寺博物馆官网)


唐鎏金鸿雁纹银茶槽子、唐鎏金团花银碢轴。(图片来源:法门寺博物馆官网)

2.佛教和道教的引领饮茶之风。唐代佛教和道教盛行,佛教最重要的修行之一便是坐禅。坐禅很枯燥,容易昏昏入睡,难以达到求佛的目的。茶驱睡魔的功效有助于佛家修禅,于是茶在各名山大川的寺院中广泛种植,僧人饮茶之风极为盛行。僧人饮茶成风,民间奉佛者自然转相效仿。道家跟佛家不同,道家信奉神仙,讲求方术,重视养生,茶提神、解乏、保健的功效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可以说,佛教和道教在唐代被推广的同时,也带动了饮茶风气特别是北方饮茶风气的传播。

唐代赵州禅师“吃茶去”公案。(图片来源:赵州柏林禅寺官网)

3.陆羽的大力推广。陆羽之前,尽管南方饮茶已经比较普遍,北方也开始饮茶,但是人们对茶叶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并不了解,对茶叶的种植和栽培技术没有系统的论述,茶的制作和饮用方法也没有固定的模式。陆羽生于茶乡,长时间与茶打交道,掌握煎茶的技艺,与皎然等众多茶人颇有往来,他具备了写作一部关于茶叶的著作的经验和理论知识。《茶经》“分其源,制其具,敎其造,设其器,命其煮”,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唐代及唐代以前有关茶事的综合性茶学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对我国乃至世界茶叶开发和茶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湖北天门陆羽公园雕塑。(作者供图)

4.文人的推崇宣扬与政府的宣导。茶能涤烦提神、醒脑益思,又能够愉悦精神、修身养性,特别是陆羽提升了茶的文化品位后,茶代表着高洁、脱俗,与文人们的审美情趣不谋而合,正如诗僧皎然所言“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他们进行对弈、弹琴、赏竹、观景等活动时,总要一壶香茗相伴。在茶香的陪伴下,他们创作了大量的茶文、茶诗、茶画、茶歌。他们执社会文化活动之牛耳,他们借茶抒发一己情怀的同时,又提升了茶的文化内涵,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文人的嗜茶、赞茶之风,相互之间赠茶、谢茶、敬茶,引领着社会的新风尚,在这股新风的吹拂下,茶逐渐渗透到寻常百姓之家。

文人之间的这股潮流自然会波及到皇室、王公贵族,他们对茶的需求也旺盛起来,皇帝提倡饮茶,热衷于茶事,还经常向大臣们分茶、赐茶,朝廷之中的饮茶之风也很兴盛。并且,他们一般都需要好茶,这在客观上提升了茶叶的品质,唐代名茶大量涌现。唐代宗开始(762年),为满足宫廷对名茶的需要,建立了定时、定点、定量、定质的贡茶制度。宫廷对贡茶的需要及因此而设置的贡茶制,客观上刺激了茶叶的生产,推动了饮茶之风在全国的传播与推广,并对兴起竞制佳品名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宋时磊,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写作》杂志编辑部主任,兼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中国写作学会副秘书长、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茶文化史,在《历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学术核心期刊发表茶史及茶文化论文、译作70余篇。出版《唐代茶史研究》等学术专著2部,主编教材和论著3部,参编教材2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中日应对西方茶叶贸易质量规制的路径比较”项目主持人,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子课题负责人。

刘梦灵,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

来源:道中华 宋时磊 刘梦灵,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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