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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饮茶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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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之源管窥:唐代茶圣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浅析

摘要:本文的要义在于浅析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和唐代茶文化勃兴的内在联系,从水文化视角揭示茶与水、茶文化与水文化二者的主次、重叠、交叉关系,认为水文化实乃茶文化之源头活水,“茶水民族”早已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中华民族指代符号。论述了陆羽的水学思想、茶学思想与大禹治水精神及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管子的水思想、孔孟儒家的水思想和老庄道家的水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对水质资源分布及其优劣与否和纯净及污染情况极为重视,首创鉴水分类和优劣标准,深化与提高了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化的认知度,强化了唐人自觉保护名泉和水质的意识。此外,中茶文化对外传播,其中也包含着中国古代的水思想和水意识、水科学。

关键词:茶文化;水文化;陆羽水思想;水质资源优化;鉴水分类和标准;文化传播

本文的要义是浅析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和唐代茶文化勃兴的内在联系。唐宋以后,阐述水与茶或水文化与茶文化之关系可抵要端者,当以自诩“余斋居无事,颇有鸿渐之癖”的浙江钱塘著名茶人、明代茶文化家许次纾所论最为至要,他在《茶疏·择水》中明确提出:“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许氏又言:“余尝言有名山则有佳茶,兹又言有名山必有佳泉。……吾两浙、两都、齐鲁、楚粤、豫章、滇、黔,皆尝稍涉其山川,味其水泉,发源长远,而潭此澄澈者,水必甘美。” 许氏“无水不可与论茶”之论,发人所未言,或可从不同视角有助于我们揭示茶与水、茶文化与水文化二者的主次、重叠、交叉关系。实质上,茶产于山水之间,山水之自然地质属性决定茶之品位与品性,而水文化实乃茶文化之源头活水。

在以往的中华茶文化研究中,鲜有透过水文化史视角,将水文化作为茶文化之源的系统论述。我们都知道,水、阳光和空气——自然资源三大元素构成地球上所有动植物生命赖以生存繁衍的根本所在。水作为一种自然元素,不仅是人之生命永恒依托的物质资源,更是人达至超然于物外的精神资源。人类文化学者认为,水文化是人类文明初始的母体文化,人类文明发展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水文化发展史。人类文明生产史和生活史最早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是水,人类古代文明的起源也大都发源于江河湖海水流域一带。例如,世界文明史上所言的五大古文明,古埃及文明发源于今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发源于今西亚的两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古印度文明发源于今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古希腊文明发源于今欧洲的爱琴海诸岛,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中国是茶文明和茶文化的发源地。唐人陆羽《茶经》记叙中国西南部的原生茶树为乔木,直径可达“一尺两尺乃至数十尺”,而其中“巴山陕川有两人合抱者”。这是世界茶文明史上有关野生茶树最早的明文记载。中国西南部地域广阔,地貌复杂多样,水资源极其丰富,雨水充沛,也是史书记载的中国先民种茶、饮茶与艺茶的起始地,以及中国茶业、茶经济最早的起始地。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卷一《巴志》云:“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这说明,此地此时所产之茶已纳贡王室。

茶文明从西南部的山水之间走出来,汇入中华文明长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千百年来茶水待客、邀友品茗、无茶不席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民风民俗和礼仪礼俗,茶水文化涵养了中华民族的心性、精神与性格,“茶水民族”早已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中华民族指代符号,并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学术研究结论。以往我们谈茶文化,谈水文化,谈中华民族发展史,谈中华文明发展史,往往都是各自作为一个单独命题来论述的,很少讲“茶水文化”、“茶水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符号。而这关系到我们怎样重写中华茶文明史,怎样更好地把中华茶文明写入中华文明史。

这是诱发笔者思考和重点考察“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和唐代茶文化”这一命题的起因之一。

起因之二,陆羽《茶经·五之煮》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地慢流者上,其瀑涌湍漱勿食之,久食令人有颈疾。又多别流于山谷者,澄浸不泄,自火天至霜郊以前,或潜龙畜毒于其间,饮者可决之以流其恶,使新泉涓涓然酌之。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他认为,凡用山水,最好选取乳泉或石池漫流之水,至于湍急的山水最好勿饮,如长喝此水,几可使人患颈疾(先秦时,即已知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土地、水质等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左传·成公六年》:“土薄水浅,其恶易觏……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而由几处溪流汇合后积蓄于山谷之水,虽看上去澄清,但因水不流动,从暑热之日到霜降前,“或潜龙畜毒于其间”,即水质可能已被污染,故用此水,必须要先挖开缺口,流放掉那些沉积多日的污水,引来上游下泄的新鲜泉水,然后才可取之饮用。凡用江河之水,须到距离有人居住的远处去取水。凡用井水,则要从人们日常汲水的井中去打水。与陆羽生活于同时代的唐诗人刘长卿在《送崔处士先适越》诗中有言:“小江潮易满,万井水相通。”这很能说明此一时代唐人对水的有关认识已很深刻。

从中我们也可以窥知,陆羽对唐代的水质资源分布及其优劣与否和纯净及污染情况可谓极为重视,知晓水品之优劣与水资源环境、人体健康的关系密不可分,并形成了其关于水质评价的认定标准,其中包含了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劣与否及环境变化与保护的初步科学认识,以及引导人们开始重视对水资源、水品质的科学认识和环保理性意识。当代中国著名茶文化专家丁文在《唐人品水重山泉》一文中曾指出,品水标准系自“陆羽首创”,其“鉴水总分三类:山水、江水、井水”,其“鉴水优劣的标准有二:一是流动,‘流水不腐’;二是无污染”。

以今天的现代水质科学技术知识来分析山泉水矿物质成分和测定天然饮用水技术标准,十分容易。但在唐代陆羽所提出的鉴水品水标准,却是首创性的,它开创和确立了中国古代饮用水之标准。更为重要的是,“陆羽的品水标准为后世人所认同”,“自宋元以后直到近代,出现了以卖水为业者,所卖之水皆为山泉水”(丁文:《唐人品水重山泉》)。这是我们认识陆羽水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相比而言,在数百年后的明代,许次纾《茶疏·择水》云:“江河溪涧之水,遇澄潭大泽,味咸甘洌。唯波涛湍急,瀑布飞泉,或舟楫多处,则苦浊不堪。盖云伤劳,岂其恒性。凡春夏水长则减,秋冬水落则美。” 陆树声《煎茶七类》云:“井取多汲者,汲多则水活。”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直言:“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水遇十分之茶,茶亦十分。八分之水,试茶十分,茶只得八分。”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水部》云“水为万化之源”,“井泉地脉也,人之经血象之,须取其土浓水深,源远而质洁者,食用可也”;“贪淫有泉,仙寿有井,载在往牒,必不我欺”;“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气味俱恶,不堪入药、食、茶、酒也”。显然,明人对唐人陆羽关于水质的优劣和纯净与污染评定标准以及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劣与否及环境变化与保护的认识基础之上,有了一定继承和发展。以此略考明代的饮用水认知与评定标准和方法,无疑带有新的生产、生活实践和科学认识特点。此与明代城乡建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条件相对等,也说明相比唐代而言,明代的茶产业和茶饮对水质、水资源、水环境影响的要求要严格得多,因为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其诱导因素或许更为复杂和多样。这是茶文化研究的另一个课题,此不赘。

起因之三,《唐全文·陆文学自传》记载:“上元初,结庐于苕溪之滨,闭关对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谈宴永日。常扁舟往来山寺,随身惟纱巾藤鞋、短褐犊鼻,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至日黑兴尽,号泣而归。故楚人相谓,陆子盖今之接舆也。”陆羽的一生与山水相伴,其知水、识水、亲水、爱水颇深。他遍游天下名山大川,品鉴天下名泉佳水,对水质之优劣对茶味的影响颇有心得体会,故其煮茶时极重所选之水,曾依次将天下名泉划分为二十等级。

据唐人张又新《煎茶水记》载:

卷末又一题云《煮茶记》,云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维扬,逢陆处士鸿渐。李素熟陆名,有倾盖之欢,因之赴郡。 至扬子驿,将食,李曰:“陆君善于茶,盖天下闻名矣。况扬子南零水又殊绝。今日二妙千载一遇,何旷之乎!”命军士谨信者,挈瓶操舟,深诣南零,陆利器以俟之。俄水至,陆以勺扬其水曰:“江则江矣。 非南零者,似临岸之水。”使曰:“某棹舟深入,见者累百,敢虚绐乎?”陆不言,既而倾诸盆,至半,陆遽止之,又以勺扬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骇,驰下曰:“某自南零赍至岸, 舟荡覆半,惧其鲜,挹岸水增之。处士之鉴,神鉴也,其敢隐焉!” 李与宾从数十人皆大骇愕,李因问陆:“既如是,所经历处之水,优劣精可判矣。”陆曰:“楚水第一,晋水最下。”李因命笔,口授而次第之: 庐山康王谷水帘水第一; 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第二; 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 峡州扇子山下有石突然,泄水独清冷,状如龟形,俗云虾蟆口水,第四; 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 庐山招贤寺下方桥潭水第六; 扬子江南零水第七; 洪州西山西东瀑布水第八; 唐州柏岩县淮水源第九,淮水亦佳; 庐州龙池山岭水第十; 丹阳县观音寺水第十一; 州大明寺水第十二; 汉江金州上游中零水第十三,水苦; 归州玉虚洞下香溪水第十四; 商武关西洛水第十五,未尝泥; 吴松江水第十六; 天台山西南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 郴州圆泉水第十八; 桐庐严陵滩水第十九; 雪水第二十,用雪不可太冷。 此二十水,余尝试之,非系茶之精粗,过此不之知也。

此乃唐大历元年(766年)陆羽游扬州大明寺时所发生之事,因陆羽品水时识破军士取水不实,而引出李季卿命人把陆羽口授的茶水品第依次记下之事。此即后世所传的陆羽所排定二十等次的宜茶之水。不过, 一生嗜茶的唐代才子张又新《煎茶水记》言:“此二十水,余尝试之,非系茶之精粗,过此不之知也。”由此恰可证明,陆羽排定的二十等次宜茶之水曾经后人一一品鉴,或勘定无误。唐人对与茶学、茶艺、茶饮有关的问题,从不轻信所谓权威定论,而是要事必躬亲,去实践,去亲历。这是唐代茶文化极为可贵的品质。也正因此,《煎茶水记》又称《水经》,文虽不足千字,但对陆羽《茶经·五之煮》内容却是有所突破的,张氏更重水品,其文对水品的记载也更详、更清晰。这似可表明,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化的认知度在陆羽的引导下开始走向自觉。

关于被陆羽列为“天下第二泉”的无锡惠山寺石泉水,陆羽游无锡惠山时曾作《游慧山寺记》(《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三):

慧山,古华山也。……梁大同中,有青莲花育于此山,因以古华山精舍为慧山寺。

寺在无锡县西七里……寺前有曲水亭,一名憩亭,一名歇马亭,以备士庶投息之所。其水九曲,甃以文石罛甓,渊沦潺湲,濯漱移日。……从大同殿直上,至望湖阁,东北九里有上湖,一名射贵湖,一名芙蓉湖。其湖,南控长洲,东泊江阴,北淹晋陵,周围一万五千三百顷,苍苍渺渺,迫于轩户。……

夫江南山浅土薄,不自流水,而此山泉源,滂注崖谷,下溉田十余顷。此山又当太湖之西北隅,萦耸四十余里,唯中峰有丛篁灌木,余尽古石嵌崒而已。……叵以鹤林望江,天竺观海,虎丘平眺郡国以为雄,则曷若兹山绝顶,下瞰五湖,彼大雷、小雷、洞庭诸山以掌睨可矣。向若引修廊,开邃宇,飞檐眺槛,凌烟架日,则江淮之地,著名之寺,斯为最也。……苟无其源,流将安发?予敦其源,亦伺其流,希他日之营立,为后之洪注云。

“天下第二泉”无锡惠山寺石泉水,因了陆羽《游慧山寺记》洋洋洒洒和绘声绘色的激扬文字而名扬天下,天下嗜茶品泉者接踵而至,历代不衰。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泉水最多的国度之一,与人文和旅游记忆有关的名泉大大小小以千数计,遍布全国各地的泉水之甘美、之纯洁,名闻遐迩;另一方面,在唐代茶饮和茶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背景下,自陆羽评定名泉之后,人们对天下名泉的认知度和喜爱度超越前代,以名泉水沏佳茗,无形中深化与提高了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化的认知度,逐渐强化了唐人自觉保护名泉和水质的意识。然仍不免有好事者,他们对名泉的喜好达到超出人之正常理性约束的癫痴程度。例如,据唐代无名氏《玉泉子》记载,唐宰相李德裕因最爱饮惠山泉水,竟命人千里“铺递”至京师,供其品饮。此事虽然荒唐奢侈,却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名泉意识以及名泉文化已在唐代社会各个阶层普及开来,并带动唐代饮茶须以佳水配之的风尚。

在此,颇值一提的是,在陆羽《茶经》问世之前,年长陆羽五十岁的唐代著名中医药学家、浙江宁波人陈藏器通过刻苦研习各类本草医书和中医药理论及诊治方法,撰著《本草拾遗》十卷,其中他从“本草茶疗”之概念出发,提出“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的著名论断,并动手调配大量行之有效的茶疗秘方为人治病。据《三秦志》所言,当时“病家云集,门庭若市”。而且,陈藏器曾以药茶为唐玄宗十八子李瑁治好了旁者无法治愈的怪病。为此,唐玄宗昭告天下,赐陈藏器为“茶疗鼻祖”。更为重要的是,陈藏器在《本草拾遗》特别指出,从山地溢出的矿泉水为“玉井水”,此水“味甘平,无毒”,而且久服可“令人体润,毛发不白”。所谓“玉井水”,陈藏器《本草拾遗》言:“诸有玉处山谷水泉皆是也。”东晋王嘉《拾遗记》卷十《昆仑山》载:“昆仑山有柰,冬生子碧色,以玉井水洗食之,骨轻柔能腾虚也。”可见古人对玉井水的水质有清醒认识,对其保健功效颇为推崇。

陆羽一生博学多能,除茶学之外,于诗文、音韵、小学、书法、戏曲、史志、旅游、地理、考古、水学、农学、工学、医药、饮食等方面多有涉猎,成就不俗,在唐代文坛活跃一时,而且曾流寓浙江,他撰写《茶经》时,对浙江宁波人士、著名中医药学家陈藏器的学问与卓识,不可能未有所闻,亦不可能未有所习所得。例如,《茶经·七之事》引用与茶食、茶疗和茶药有关的古籍药典计有《神农食经》、《晋书》、《搜神记》(干宝)、《食檄》(弘君举)、《食论》(华佗)、《食忌》(壶居士)、《尔雅注》(郭璞)、《杂录》(陶弘景)、《后魏录》、《本草》、《枕中方》、《孺子方》等等。

在陆羽《茶经》问世后,唐人竞相传抄,推动唐朝饮茶之风遍及各地。《新唐书·隐逸·陆羽传》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临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执器前,季卿为再举杯。至江南,又有荐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为礼,羽愧之,更著《毁茶论》。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在如此“尚茶成风”的影响下,文人墨客鉴于陆羽对山泉水的品鉴和推崇,特别是他对水质资源优化标准的界定以及水质特性的高度概括,让唐代士子和茶人从中感受到与此前不同的更值得称道的茶饮审美享受。这期间,更有推波助澜者,如唐常州刺史独孤及撰《慧山寺新泉记》:

此寺居吴西神山之足。山多小泉,其高可凭而上。山下灵池异花,载在方志。山上有真增隐客遗事故迹,而披胜录异者,贱近不书。无锡令敬澄字深源,以割鸡之余,考古案图,葺而筑之,乃饰乃圬。有客意陵陆羽,多识名山大川之名,与此峰白云相与为宾主。乃稽厥创始之所以而志之,谈者然后知此山之方广,胜掩他境。

其泉伏涌潜泄,潗漝舍下,无沚无窦,蓄而不注。深源困地势以顺水性,始双垦袤丈之沼,疏为悬流,使瀑布下钟。甘溜湍激,若酾醴乳。喷发于禅床,周流于僧房,灌注于德地,经营于法堂。瀑潺有声,聆之耳清。濯其源,饮其泉,能使贪者让,躁者静,静者勤道,道者坚固,境净故也。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于山,发于自然,非夫人疏之凿之之功,则水之时用不广。亦犹无锡之政烦民贫,深源导之,则千室褥裤。仁智之所及,功用之所格,功若响答,其揆一也。予饮其泉而悦之,乃志美于石。

因了唐代文人墨客的交口相赞,名泉以诗文褒扬而驰名天下,所以,唐代咏茶与山泉佳水的名诗名文不绝于口,在唐山水田园诗之外,别具一格。例如,储光羲《咏山泉》:“山中有流水,借问不知名。映地为天色,飞空作雨声。转来深涧满,分出小池平。恬澹无人见,年年长自清。” 陆龟蒙《谢山泉》:“决决春泉出洞霞,石坛封寄野人家。草堂尽日留僧坐,自向前溪摘茗芽。”皇甫冉《无锡惠山寺流泉歌》:“寺有泉兮泉在山,锵金鸣玉兮长潺潺。作潭镜兮澄寺内,泛岩花兮到人间。土膏脉动知春早,隈隩阴深长苔草。处处萦回石磴喧,朝朝盥漱山僧老。僧自老,松自新。流活活,无冬春。任疏凿兮与汲引,若有意兮山中人。偏依佛界通仙境,明灭玲珑媚林岭。宛如太室临九潭,讵减天台望三井。我来结绶未经秋,已厌微官忆旧游。且复迟回犹未去,此心只为灵泉留。”

唐人尚山尚水、尚茶尚艺,所作咏山泉诗文虽不免仍有仿效陶渊明“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的影子,但此时的唐人笔墨之下更多地是凸显隋唐大一统文明时代新气象,他们尽情讴歌的山泉直抵唐山水文化和唐茶文化精神之魂魄——有泉水流动不止“年年长自清”的生命回响,有流泉潺潺“此心只为灵泉留”的生命观照,唐人的水文化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都有了质的飞跃与升华。这正是唐代茶文化横空出世的根基所在。

起因之四,陆羽在《茶经·八之出》中将所考的唐代茶区总括为山南、浙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西、岭南等八大主产区,并一一辨析各地所产茶叶之优劣等级。

那么,从陆羽水学思想形成基点出发,我们如何对唐代茶区的形成以及唐茶文化的奠基作出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合理、科学地解读?

首先,水文明是华夏民族建立夏国家文明体的母体记忆,《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理天下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修建排灌水利工程,以利民垦田种植。此为古史传说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水利治理工程,中国古代水思想和水资源的治理、开发及利用起步于此。大禹是中华民族水治理和水思想的先行者,其无私奉献精神和因势利导的科学精神,代代相传,这无疑是陆羽水学思想形成的基点之一。

其次,在春秋战国思想家中,《管子·水地》提出,地者和水者都是万物之重要思想,强调:“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万物莫不以生,唯知其托者能为之正。” 孔子从社会历史和伦理教化出发,将水之形态和性能与人之精神和道德相联系,开创儒家水思想体系。他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和“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等发人深省的睿智思想,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世代传承的宝贵思想资源。老子和庄子建构了道家水思想体系。老子《道德经》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对水之种种境界的无限延伸和提升,包含着无比深刻的思想,也奠基了中国水文化得以破除水功利唯一性的超然品质。《庄子·天地》篇提出,“夫道,渊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内化了中国人从水思想中自觉升华人生境界的通路。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对水利的利用和开发从防洪排涝转向农田灌溉——修建大型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特别是都江堰水利工程兼有防洪和航运的双重功效,带动农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这理当是构成陆羽水思想形成的另一个基点。

再者,魏晋南北朝以来,农田水利的重点开发和利用向江淮流域转移。在南朝,太湖流域已是天下闻名的富饶地区,“亩值一金”。至唐代农田水利建设又达至一个兴盛阶段,据《新唐书·地理志》等记载,唐代修建的水利工程达1130多项,“安史之乱”后在江淮流域的水利建设更是取得了新的大发展,长江流域一跃取代黄河中下游而成为全国农业经济优势区位地带,先进的水利开发和利用造就出江南鱼米之乡。这是构成陆羽水思想的又一基点。

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况下,历经历朝历代的水利与水资源有效开发、利用和治理,至唐代,在世界上领先的中国先进水生产力终于花开花落,形成了《茶经》上所说的八大茶产区(涵盖今川、鄂、湘、赣、皖、苏、浙、闽、桂、粤、黔、豫、陕等省域)。由此,大唐茶叶种植业获得迅速发展,手工制茶作坊日渐发达,推动茶叶流通商品化和茶饮普及化程度日益加深,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唐代茶产业区域化和茶加工制作与保存专业化,茶业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经济门类,唐中期之后随着茶叶生产及流通的规模化,征收茶业赋税渐成定制。茶在唐代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饮料,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品茶饮茶渐成风俗,茶事日盛。据唐人李肇《国史补》记载,列入唐代贡茶的计有十四品目名茶。其中,产于吴越之地的“顾渚紫笋”和西蜀之地的“蒙山紫笋”甚为唐皇室所喜爱,命在顾渚山和蒙山监制督造贡茶。顾渚山和蒙山均有泉水,可谓顾渚贡茶和蒙山贡茶成为唐代贡茶佼佼者的立身之本——好山好水产好茶。

同时,陆羽在《茶经·一之源》提出饮茶者应作“精行俭德之人”,他将自己的水学思想与茶学思想与管子思想、孔孟儒家思想和老庄道家思想相融合,开启唐茶文化精神内核,一方面预示唐茶文化正式奠基,另一方面自《茶经》问世亦标志茶学由此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此后,唐人抄茶书、著茶书、读茶书、谈茶书,蔚成风气。

中茶文化相继传到海外,这其中也包含着对外传播中国古代的水思想和水意识、水科学。例如,中国茶传至朝鲜半岛,韩国茶道对水质、水量、水温和泡茶时间也有相当的讲究与要求。高丽王朝时的文学家、哲学家、茶人李奎报(1169—1241)所作茶诗云:“活水香茶真味道,白云明月是家风。”“评茶品水是家风,不要养生于世荣。”可见唐人的评茶品水之风亦传入朝鲜半岛,以“活水香茶”为品鉴标准。唐茶传至日本后,日本饮茶效仿唐朝饼茶煎饮法,讲究取水要汲取清流。日本茶道尤为重视煮水器茶釜,并视其为可登大雅之堂的茶仪礼具,日本人认为用茶釜所煮之水,其水质明显要优于一般壶所煮之水。

古来谦谦君子均以水德自居,水生万物,德行天下。故郦道元《水经注》云:“水德含和,变通在我。”东坡君子尝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对茶者而言,则不可饮无茶。竹,无水不生;茶,无水不生。故君子之道,无水,不可与言竹;茶人之道,无水,不可与论茶!斯言诚哉!

【摘自2018年第2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胡克夫(石家庄),系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兼秘书长、河北省茶文化学会副会长】

唐代茶饮如何走向了边疆塞外?

唐代边疆游牧民族日常饮食多为乳制品和肉制品,蛋白质和脂肪的含量很高,少食维生素含量高的蔬菜等食物。茶作为一种饮品,有降脂肪、促消化的功效。回鹘、吐蕃、南诏等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文化接触过程中,各阶层饮茶的风习逐渐普及,越来越依赖中原输入的茶叶以满足迅速增长的消费需求,甚至到了“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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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入回鹘:喜大普奔用名马换茶而归

《洛阳伽蓝记》记载南朝大臣王肃奔仕北魏,带去了饮茶的习惯,却遭士子们嘲笑,这说明北魏之人已经了解茶,但在当时当地饮茶还是很罕见。随着南北朝的融合特别是隋唐的统一,南方的饮茶风俗在北方得到广泛传播,《封氏闻见记》便有记载,灵岩寺僧人在坐禅时不能睡觉、不能吃晚饭,但是可以饮茶,后来无论何地僧人都携带茶,煮茶喝,最后饮茶成为了一种风习。

唐朝北方饮茶风俗的兴盛,带动了西北边境饮茶风俗的兴起。据考古发现,新疆的唐墓出土文物中,有一幅绢画《对棋图》,上面画着一个手捧茶托端茶献茶的侍女,说明茶叶贸易和饮茶之风尚已深入到新疆地区。中唐时期,中原的饮茶风习已经在西北边疆得到进一步传播。少数民族地区对丝、绢、茶等物品有强烈的需求,中原地区也想获得马匹,以物易物性质的开边互市在唐代发展起来。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有明确记载,西北边疆的回鹘已经与唐朝建立茶马互市,封演《封氏闻见记》说:“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亦足怪焉”说明当时人们对茶马互换这种交易之法,已经见怪不怪了。从“大驱”一词中,也可以推见,当时回鹘到内地一个急切的愿望,就是购得茶叶、满载而归,一旦完成这个使命,则有普大喜奔的感受了。

▲《封氏闻见记》。

02

茶入吐蕃:和亲与大量涌入的内地茶叶和茶具

唐贞观八年(634年)松赞干布派使入长安,对唐文化进行观摩,吐蕃大约此时方知有茶叶。李斌城认为西藏茶风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唐朝的和亲政策,即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景龙四年金城公主嫁给赞普尺带珠丹等,两位公主入藏将茶带入高原。1328年索南坚赞撰写的《西藏王统计》印证了文成公主对茶在藏地传播的贡献:“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土也。”这条记录出现得较早,很多学者都予以采信。

《汉藏史集》中记载了两则与茶有关的故事传说。一则讲述都松莽布支原先体弱多病,一日偶然尝了小鸟衔来的一种树叶,顿觉得神清气爽,便命心腹大臣四处寻找访,后来在中原找到,大臣带了一大捆回来,赞普将其煮饮,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于是将其作为上等保健之品,这便是茶。

另一则故事则是吐蕃大臣吞弥·桑布扎奉松赞干布之命创制藏文,苦思不得解,一夜,梦见一老妇人,问老妇人到何处去。老妇人曰:“我从萨贺尔来,到吐谷浑去。”又问:“路上带有什么口粮?”答:“有茶叶。”吞弥醒来时顿然醒悟,跟老妇人的梦中对话中有天竺字母里所没有的6个字母,遂创制藏文30个字母。吞弥生活在7世纪,曾是松赞干布的七贤臣之一。这两则故事证明茶在7世纪已经传入西藏,且在西藏文化中拥有比较重要的地位。7世纪末到8世纪,中原茶叶大量传入吐蕃。随着茶叶的传播,西藏的茶具制造业也发展起来。《汉藏史集》中便有记载,都松莽布支听说中原有叫“碗”的茶具,于是派出使臣前往中原求碗。唐朝皇帝派了工匠到西藏,工匠分别原料的好坏、清浊,制成兴寿等六种碗。《汉藏史集》中还提到茶在内地僧侣中的传播:买茶叶的,卖茶叶的以及喝茶的人数目很多,但是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和尚,此后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扎贡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这以后便依次传了下来。噶米王就是赤松得赞(742—797年),汉地僧侣既然向赞普传授烹茶之法,在进行佛法交流时,那自然也会吐蕃僧侣传授。吐蕃最后一位赞普朗达玛在位时,大举灭佛,寺院被毁,僧人还俗,但烹茶之法和饮茶的习惯不可能舍弃,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茶向民间的迅速传播。

▲《汉藏史集》。

从《汉藏史集》的记载可以看出,藏人对茶的认识已经比较深刻了,他们按照茶生长的环境、土质、施肥种类以及茶叶品种和制作工艺的不同,将茶分为16种,并对每一种茶从色、香、味、功能等角度详细辨识。

21世纪以来,与茶叶有关的考古取得了重大进展,突破了传统史籍的记载,将茶叶传入西藏的时间大为提前。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寺遗址,发现了西藏迄今为止最早的茶叶遗物。通过碳14测定,证明故如甲木寺遗址出土茶叶距今约1800年左右。

▲故如甲木寺遗址出土的食物残渣。

▲阿里出土的内盛有茶叶残渣的木案。

这表明至少在1800年前,茶叶已经被输送到海拔4500m的西藏阿里地区,当时丝绸之路有一个分支可能穿越青藏高原。这也说明早在唐代以前,汉藏之间已经有着十分广泛而深入的经济文化往来,其深度和广度可能远超传世文献的记载。

03

茶入南诏:中土早期饮茶之风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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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向西南地区的传播,在唐代以前就有记载。东晋常璩《华阳国志》中提及西南地区茶叶的种植已经形成一定规模。陆羽《茶经》所记载的黔中道(贵州地区)产茶区主要分布在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并且茶的品质较为上乘。唐代对黔中道(贵州地区)内的少数民族同样施行了羁縻政策,设置了五十个羁縻诸州。与这些州相互对照,我们发现这四个产茶区都不在羁縻之列,这客观上说明唐代黔中道(贵州地区)的茶叶种植主要分布在汉族聚集区,少数民族居住地则较为少见。

开元二十六年,唐朝派使者入云南,持节册封南诏皮逻阁为云南王,为西南之藩屏。南诏向大唐朝廷进献之物中并未见茶的影踪,但樊绰《蛮书》明确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蒙舍主要是指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银生城界诸山大体位于今天的云南思茅和西双版纳地区,他们已经在开发利用茶,但并未将之进献朝廷,这说明茶在南诏的地位并不高。

另一方面,采、造在《茶经》中是重点强调的,标志着唐代对茶开发利用的成熟,但《蛮书》称蒙舍并无“采造法”,这说明从饮用方法来看,当时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对茶的利用尚不成熟。魏晋南北朝时期,茶都是和佐料一起煮饮的。《蛮书》所记载云南饮茶之法与魏晋南北朝饮用方法极为类似,这又说明当时云南边疆少数民族饮茶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

但中唐之后,姜茶与其他调味品混合引用的方式得到革新,皮日休《茶中杂咏》认为陆羽引领了饮茶方式向煎茶法的转变。尽管汉文化饮茶方式不断更新,但由于地域阻隔以及生活习惯的适用性等原因,混饮法引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后,得到了保留,没有随着中原饮茶文化继续演进。不仅是唐时的蒙舍,边疆地区到现在为止一般都不泡清茶,都要在茶中加入佐料。如蒙古族人的奶茶、藏族人的酥油茶、土家人的擂茶等。这是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茶文化的第一个特点。

▲奶茶。

▲酥油茶。

▲擂茶。

唐代中原文化饮茶的第二个特点也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留存,他们所饮之茶多为砖茶(紧压茶)。《茶经》记述“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饼茶便是紧压茶,如唐代的蒸青团饼茶和宋代的龙团凤饼。这种茶经过蒸青、磨碎、压模成型而后烘干制成,有防潮性能好、便于运输和储藏、茶味醇厚、适合减肥等特点,很受边疆少数民族的欢迎。

当饮茶风俗向边疆塞外的少数民族聚集区进一步深入传播,他们对茶叶的需求迅速增加。但由于边地并不出产茶叶,这就促使他们汇入唐王朝的茶叶经济贸易网络之中获得茶。《茶谱》载:“又有火番饼,每饼重四十两,入西蕃、党项,重之。”毛文锡所记载是唐朝覆亡后五代时期的情形。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当时饼茶已经大量向边疆地区贩运销售了。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宋时磊,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兼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茶文化史,在《历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学术核心期刊发表茶史及茶文化论文、译作70余篇。出版《唐代茶史研究》等学术专著2部,主编教材和论著3部,参编教材2部。

刘梦灵,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

来源:北京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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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磊:陆羽《茶经》与唐代茶文化

湖北省地处北纬29-33度,是世界公认的优良茶树生长黄金地带。湖北茶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是“万里茶道”重要的茶源区和集散地,也是茶圣陆羽的故乡。陆羽是唐朝复州竟陵人,即今湖北天门人。他一生嗜茶,精于茶道,著有世界上第一本茶叶专著《茶经》,其本人也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陆羽的《茶经》是唐代茶文化滋养出的硕果和菁华,其非凡成就和崇高地位,反过来又助推唐代茶文化迈入“灼灼其华”的繁盛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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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羽其人

陆羽,名疾,字鸿渐,又字季疵,唐代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其事迹在《新唐书》《文苑英华》《唐才子传》《全唐文》等文献中有所记载。陆羽的著作颇丰,据陆羽《陆文学自传》上元辛丑(761年)之时所录,其诗词作品有《四悲诗》《天之未明赋》,书稿有《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兴历官记》三卷、《湖州刺史记》一卷、《茶经》三卷、《占梦》三卷等。不过以上作品大部分已散佚只存部分内容,唯有《茶经》三卷完整存世。

从陆羽活动的地域空间范围来看,其人生轨迹大致可以分为湖北竟陵、浙江湖州和隐居周游三个阶段,分别对应陆羽的成长时期、创作旺盛期和晚年时期。

陆羽原是孤儿,被弃置于竟陵西门外西湖畔,被当地寺庙智积禅师抚养长大。他在自传中记录了自己的这段经历,并解释了自己的姓名来源:“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诸水滨,畜之。既长,以《易》自筮,得‘蹇之渐’,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取鸿雁在陆地上空盘旋、开始着陆之意,故自名陆羽,字鸿渐。

陆羽成长于寺庙,到9岁时从智积禅师处获得一些佛经,智积禅师希望他学习。虽然陆羽本人成长期受到佛教寺院影响很大,不过当时的陆羽对佛教相对而言表现得不是特别热衷,他更想要去学孔孟之道。智积禅师对此起初是不理解的,就安排陆羽做一些杂役,希望这些工作能够锻炼陆羽的心性。陆羽早期学书缺纸,就以竹子在牛背上写写画画来练习写字,并向周围一些有学问的人请教。到了10岁时,陆羽离开了寺庙,去参加演出,主要是四处游走,表演为市井社会喜闻乐见的木偶、参军、藏珠等戏,主要以插科打诨、玩笑戏谑为特征。虽然此行在当时被视为贱业,但是陆羽做这一行仍旧十分认真,他曾著《谑谈》三篇,不过这些内容也失传了。后来智积禅师找到了陆羽,“今从尔所欲,可捐乐工书”,也认可了陆羽的选择。虽然陆羽的人生轨迹跟智积禅师所希望的有较大不同,但是陆羽对收养他的智积禅师始终有感恩之心。多年之后,智积禅师去世消息传到隐居江南的陆羽处,他作《六羡歌》以怀之,《唐国史补》载:“羽少事竟陵禅师智积。异日在他处闻禅师去世,哭之甚哀,乃作诗寄情,其略曰:‘不羡白玉盏,不羡黄金罍,亦不羡朝入省,亦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到了公元746年,曾任河南尹的李齐物被贬谪到竟陵。李齐物在竟陵参加郢人的沧浪酺会(唐人在春日的一种宴饮活动),其时遇到任“伶正之师”的陆羽。李齐物对陆羽极为赏识,捉手拊背,亲授诗集,后介绍陆羽到竟陵之北的火门山邹夫子处读书,从此陆羽结束了流浪生活,也由此正式开始系统地学习儒家经典著作。后世学者推测,陆羽在这一段学习期间也走访了附近的茶区,了解茶的生产、饮用等方面的信息和资料,研究品评当地水质。

经过此后大约六年的学习,公元752年,陆羽又结识了贬谪竟陵的礼部郎中崔国辅。崔国辅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文士,陆羽与其相谈甚欢。随后三年时间里,两人在竟陵周边地区的义阳(今河南信阳一带),西至巴山、峡川(今湖北宜昌)等地周游,我们推测陆羽在这一时期可能对当地产茶区的情况有深入了解。

青年时期的陆羽可谓磨砺多艰,同时也逐步发展了其儒释道合一的文化思想,而且也是他认知和习茶的肇始。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战乱波及之下陆羽也离开竟陵。至德初年(公元756年),陆羽沿长江而下,途经鄂州、黄州等地,流落到吴兴(今浙江杭州),这一时期他作《四悲诗》,对自己的命运转折和唐王朝的由盛转衰表达了隐忧。当时江南有众多来自北方及中部地区的士子文人来此避难,他们在江浙一带汇集并形成了新的文化中心,身处其中的陆羽,其交游空间也得到大大拓展,这成了他重要的人生转捩点。据不完全统计,陆羽这一时期在湖州交往的人士,在典籍中可查到的有60人之多,间接交往的人达上百之多。我把陆羽的交往圈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宗教人士,以皎然、张志和、李冶等为代表;二是隐居高洁之士,包括顾况、孟郊、怀素等人;三是士大夫文人,代表人物包括颜真卿、皇甫冉皇甫曾兄弟、袁高、刘长卿等。他们在湖州地区举办过很多次茶会,通过扩大自己的“朋友圈”,陆羽得以扩展了知识渠道;同时江浙地区也是核心产茶区,这对陆羽的茶叶知识积累也是非常重要的。

到了唐肃宗上元年间,陆羽“结庐于苕溪之湄,闭关对书”,终日道家打扮:“随身惟纱巾、藤鞵、短褐、犊鼻”,纵情于山水之间,“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至日黑兴尽,号泣而归”。

《茶经》何以为开创之书

陆羽的《茶经》是一部开创之书,唐末诗人皮日休在《茶中杂咏序》中评价《茶经》“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认为《茶经》分清了饮茶的源流,确定了制茶基本工具,教导人如何制作高品质茶叶,设定了饮茶整套器具,还确立了煮茶的方式。《茶经》因此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唐代及唐代以前有关茶事的综合性茶学著作,而且是最早、最全和最完整的。《茶经》同时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百科全书,对我国乃至世界茶叶的开发以及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茶经》全书7000余字,分为上中下3卷,共10章节。《茶经》系统地总结了唐代中期以前茶叶发展、生产、加工、品饮等方面的情形,并深入发掘饮茶的文化内涵,从而将饮茶从日常生活习惯提升到了艺术和审美的层次。

具体来说,上卷三节分为“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一之源”,主要论述茶的起源、名称、品质,介绍茶树的形态特征、茶叶品质与土壤的关系,指出茶叶的栽培方法、品质鉴别、颜色与形状、生态环境以及饮茶的生理保健功能等。比如今天大家看到的“茶”字,实际在陆羽之前多被古人写作“荼”字,自唐朝开元年间开始,时人逐渐开始使用“茶”字,陆羽在此基础上撰写《茶经》,其中行文全部使用“茶”字,由于《茶经》的影响力广泛,从此“茶”字的地位被确定了下来。而且陆羽在这一节中提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认为茶能够涵养人的品格,“精行俭德”从此成为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思想。“二之具”,主要介绍采茶的19种用具,详细说明制作饼茶所需各种工具的名称、材质、规格和使用方法等。“三之造”主要讲茶叶的种类和采制方法,说明了采茶的具体要求,逐一分析了茶叶制作蒸、捣、拍、烘、穿、封等6道工序,并提出饼茶按外形和色泽等不同等级分类的依据。在陆羽之前,古人很长时期里喝茶采取的方式是混饮式的羹饮,在茶叶里放入葱、姜、蒜、桂皮之类再煮成羹状。而陆羽在《茶经》里提出要把茶叶本身当作单独的品饮对象来饮用,不要混饮。当然他这一时期的饮茶法跟现在我们的冲泡法还有很大不同。

中卷一节,为“四之器”。该节主要论述风炉(灰承)、筥、炭挝、火筴、鍑、交床、夹、纸囊、碾拂末、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筴、鹾簋、碗、熟盂、畚、札、涤方、滓方、巾、具列、都篮等煮茶和饮茶器皿的材质、尺寸、功能及使用方法等。

下卷六节,分别为“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五之煮”,主要介绍煮茶的方法,品评各地水质宜茶情况的优劣,叙述茶汤调制,讲述烤茶的方法和烤炙、煮茶的燃料,剖析泡茶用水和煮茶火候,观察煮沸之法对茶汤色香味的影响,提出茶汤的精髓和神味。“六之饮”,叙述饮茶风尚的起源、传播和饮茶习俗,提出饮茶的注意事项和各种禁忌。“七之事”,叙述茶的故事、产地和功效,系统地搜集整理了唐代以前与茶有关的历史资料、传说、掌故、诗词、杂文、药方等。“八之出”,评价各地所产茶之优劣,将唐代全国茶叶生产区域划分为八大茶区,又对每一茶区茶叶的等级做了详细区分。“九之略”,是对之前煮茶饮茶器皿的一个补充,之前所列是正常情况下应使用的器皿,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哪些煮茶、饮茶器皿是可以省略的。

第十节“十之图”体现的是陆羽的自信,陆羽认为自己所撰《茶经》必然在后世不朽,所以他提出人们应该把《茶经》所述内容以白绢绘成图,悬挂于墙上便于观看,这说的是《茶经》的传播方式和途径。

关于《茶经》的成书时间,学界素有争论,大致有四种说法。第一说公元761年,这一年陆羽上元辛丑作《陆文学自传》,其中提到“茶经三卷”。第二说是公元764年,因为《茶经》中提到陆羽自制风炉,其足铭文有“圣唐灭胡明年铸”,这里提及的历史事件是公元763年唐军讨灭了“安史之乱”的最后一股势力史朝义。根据铭文判断,此风炉铸于“安史之乱”平叛的次年,即公元764年,因此有人认为《茶经》最早成书于同年,不过我推测这也可能说明《茶经》成书之后在公元764年经历过一次修订。第三说是公元775年。年代推断依据源自唐代笔记《封氏闻见记》中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遇陆羽著《茶经》一事之记载。第四说是公元780年,认为《茶经》最终刊刻付梓成书应是在公元780年前后。我们该如何理解《茶经》成书时间的“四说”呢?唐代书籍印刷方面虽有了雕版印刷,不过在陆羽生活的年代,《茶经》成书后的传播仍以抄书为主,无论是公元761年、764年还是775年,都可能确实存在过陆羽自撰版本、修订版本,以及不同人对《茶经》的手抄版本,而在公元780年前后,《茶经》的最终印刷版本终于确定下来。根据中国社科院沈冬梅研究员对《茶经》的考证,《茶经》在中国古代先后刊刻出版过60多个版本。

《茶经》在海外的传播也十分广泛。在日本,据京都大学森鹿三教授《中国茶书的日本传入》一文称,公元1191年7月荣西从宋国携带其手写的《茶经》入日本,是为《茶经》引入日本之开端。大阪大学布目潮沨教授认为明代万历年间日本开始出版《茶经》的单行本,公元1692年的《广益书籍目录》录有春秋馆发行的《茶经》两册,这是最早的日语版本《茶经》。截至目前,日本《茶经》版本已达20多种。日本之外,《茶经》流传最广的国家是韩国。韩国有茶文化本、崔凡述韩国之茶道本、韩雄斌茶文化之研究资料本、徐延柱茶经本、金荣学韩国茶文化本、李圭正茶经刊本、金明培茶经刊本等。另外,美国有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本、弗朗西斯·卡朋特(Francis Carpenter)的《茶经》本(Little & Brown Company,1974年),英国有大百科全书本,意大利有马克的《陆羽茶经》本,另外法国和德国也有《茶经》译本。由此可见,《茶经》在国际上也很受欢迎。

“茶神”“茶仙”

陆羽及所著《茶经》在唐代就已经有很大影响,唐人笔记中也记载了一些相关的故事。中唐张又新著《煎茶水记》中有一段记载:

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维扬,逢陆处士鸿渐。李素熟陆名,有倾盖之欢,因之赴郡,至扬子驿。将食,李曰:“陆君善于茶,盖天下闻名矣。况扬子南零水又殊绝,今日二妙千载一遇,何旷之乎!”命军士谨信者,挈瓶操舟,深诣南零,陆利器以俟之。俄水至,陆以杓扬其水曰:“江则江矣,非南零者,似临岸之水。”使曰:“某棹舟深入,见者累百,敢虚绐乎?”陆不言,既而倾诸盆,至半,陆遽止之,又以杓扬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骇,驰下曰:“某自南零赍至岸,舟荡覆半,惧其尠,挹岸水增之。处士之鉴,神鉴也,其敢隐焉!”李与宾从数十人皆大骇愕。

此故事说的是当时的官员李季卿在江南遇到陆羽,两人商量着要喝好茶,又久闻当地扬子江南零水煮茶最好,于是李季卿派一名军士前去打水。军士乘舟到南零处打水,返程时舟近岸处遇到波涛颠簸,南零水洒了近半,军士既恐任务有失,又惫懒不愿返回补水,于是就在近岸处舀水充数。军士携水返回后陆羽以勺扬水观之,说这是扬子江水,却不是扬子江南零水,军士自然强辩,不肯承认。陆羽直接把水盆倾倒一半,然后又以勺观之,说这些才是南零之水。陆羽所断,与军士所为严丝合缝,军士大惊之下只好坦白了自己的过错。如果从史实来判断,我认为这个故事有80%以上概率是假的,这是唐代流传的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陆羽“段子”。这个故事是为了显示陆羽的“鉴水”神通。但是这个故事的流传,也说明了唐人对陆羽茶之贡献的认可程度。

唐人对陆羽的推崇,还体现在唐代流传的陆羽成神传说。唐人李肇《唐国史补》记载了一则神事:

江南有驿吏,以干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曰:“驿中已理,请一阅之。”刺史乃往,初见一室,署云“酒库”,诸酝毕熟,其外画一神。刺史问:“何也?”答曰:“杜康。”刺史曰:“公有余也。”又一室,署云“茶库”,诸茗毕贮,复有一神。问曰:“何?”曰:“陆鸿渐也。”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菹库”,诸菹毕备,亦有一神。问曰:“何?”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这个段子说的是当时的江南以杜康为酒神、陆羽为茶神、蔡邕为菹神。这说明陆羽在唐代后期不仅地位很高,甚至被奉为茶业图腾。陆羽在唐代的这种神化趋势,在历史文献中也得到了印证:

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新唐书》)

巩县陶者,多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唐国史补》)

羽嗜茶,造妙理,著《茶经》三卷,言茶之原、之法、之具,时号“茶仙”,天下益知饮茶矣。鬻茶家以瓷陶羽形,祀为神,买十茶器,得一鸿渐。(《唐才子传》)

值得注意的是,《唐国史补》中记录的给陆羽瓷像浇灌茶水的做法,似为今日茶宠的原型。《唐才子传》中的陆羽像更是成为茶业买卖的促销赠品,侧面也说明陆羽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还有一个关于陆羽“神通”的段子。北宋董逌在《陆羽点茶图跋》中说:

竟陵大师积公嗜茶久,非渐儿煎奉不向口。羽出游江湖四五载,师绝于茶味。代宗召师入内供奉,命宫人善茶者烹以饷,师一啜而罢。帝疑其诈,令人私访,得羽,召入。翌日,赐师斋,密令羽煎茗,遗之师。捧瓯喜动颜色,且赏且啜,一举而尽。上使问之,师曰:“此茶有似渐儿所为者。”帝由是叹师知茶,出羽见之。

这个故事说的是唐代宗邀竟陵智积禅师入宫供奉。代宗命宫中善茶者奉茶,智积禅师接过来只喝一口就不喝了。原来智积禅师嗜茶虽久,但是以前都是他所抚养的陆羽给他煮茶,陆羽离开竟陵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够提供满足智积禅师口味的茶了。代宗得知此事后并不相信,于是派人访来陆羽入宫。又一天奉茶时,密令陆羽煮茶,茶上来之后,智积禅师表现与以往大不同,他捧着茶看了看就兴高采烈起来,一边观赏一边喝,全都喝掉之后说,这茶很像我家陆羽所煮。这个段子也是与史实相悖,之前我们说过,陆羽离开竟陵之后,与智积禅师再未相见。但是通过这样的故事,不仅显示了智积禅师陆羽师徒情深,也强调了陆羽煎茶是独一无二的。这也说明,唐人对陆羽的推崇,延续到了宋代。

不仅至宋,延至明清,古人对陆羽的评价都是非常高的。明代陈文烛《茶经》序有云:“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稷树艺五谷而天下知食,羽辨水煮茶而天下之饮。羽之功不在稷下,虽与稷并祀可也。”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言茶者莫精于羽,其文亦朴雅有古意。”

随着《茶经》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陆羽之于茶的地位也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日本美术评论家冈仓天心曾评价陆羽:“我们的第一个茶的改革家是八世纪中叶的陆羽。他生于释、道、儒三教寻求相互融会贯通的时代。那个时代泛神论的象征主义教人们从一个特殊的现象中寻求整个宇宙的反映。诗人陆羽从饮茶的仪式中看出了支配整个世界的同一个和谐和秩序。在他的伟大著作《茶经》中,他制定了茶道。从那时起,他就被崇拜为中国茶商的保护神。”美国茶学专家威廉·乌克斯则评价说:“自此陆羽成名,其所成就,在其国内实属罕见,茶业界崇奉其为祖师,……无人能否认陆羽之崇高地位。”

唐代茶文化生活

我认为,唐代已经形成了茶文化的范式。这个范式的形成,得益于唐代饮茶的风行。唐代饮茶风气遍及南北,流于边疆塞外,并向域外传播。

唐人封演的笔记《封氏闻见记》中记载:“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当时唐代社会各阶层饮茶的风气都很兴盛,上至宫廷、官员、文人,下至城乡百姓,均热衷于饮茶。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记载,当时黄河流域一带关西、山东等地,闾阎村落之百姓皆吃茶,甚至超过了对食物的欲望,“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当时唐朝皇宫中饮茶之风也是如此,唐朝诗人张文规《湖州贡焙新茶》有云:“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描述的就是吴兴新产紫笋贡茶被快马加鞭送来京城的情景。大家如果未来有机会去陕西法门寺的话,可以去参观一下出土的唐僖宗供奉的全套御用茶具,这套茶具金银质地,极其精美。唐代君主为了巩固君臣关系,也经常赐茶给大臣,大臣获赐要写表谢茶,当时有武官自己完成不了谢表,还要请人代写。唐代文人也经常互赠新茶,举行茶会。

茶风的盛行也带来了城市乡村中的茶业兴起。中晚唐时期日本和尚圆仁入中土求佛法,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录其行迹,其中就记载他进入一个村庄后村里人会供茶给他饮用,而这样的村庄在他的行记中出现了将近十个。而城市中的茶馆也出现了。不仅在当时的中原地区,茶叶在回鹘、吐蕃、南诏等地也广受欢迎,一些地方甚至到了“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程度。当时的朝鲜、日本、越南以及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开始接受饮茶风俗。饮茶风尚的传播为茶叶的生产和贸易提供了发展动力。

唐代早期及之前,人们最普遍饮用的是野生茶,大家认为人工培育的不如野生的茶。随着茶风在唐代的流行,野生茶的产量较少,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而人工培育的茶不仅产量充足而且滋味更加醇厚,因此获得了更多人的青睐。陆羽《茶经》在“八之出”中载茶叶产地共8道43州44县,这反映了唐代中期茶叶生产情况。根据后世学者考证,唐代最多时有98个州郡,也就是说,接近总数1/3的地方都有产茶,我们现在的茶叶生产格局基本在唐代就已经成型了。

唐代的茶叶贸易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茶叶作为消费品具有特殊性,它的产地和消费地不是重合的,当时北方饮茶消费人口更多,而南方产茶剩余较多可以输送,遂形成了“南茶北运”的商贸格局,出现了行商和坐商、官商和私商等群体。由于茶叶的单位价值较高,成为当时理想的长途大宗贸易商品,于是唐代浮梁、歙州等地成了国际性的茶叶交易中心,形成了茶区贸易市场、草市贸易市场、城市贸易市场、边疆贸易市场等不同层级市场,并各自承担相应功能,共同构成了唐代茶叶贸易流通网络体系。茶叶贸易可以获得巨额利润,一些茶商因此成为富商大贾。

在茶艺的定型化方面,陆羽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将茶艺定型化:通过采、蒸、捣、拍、焙、穿、藏等七个工序制作团饼茶,讲究“采时精,造时洁”;烹茶有取水、炙茶、碾茶、罗茶、取火、烹煮等环节,各节皆有法度和规矩;品茗则赏汤形、观茶色、识茶香、品茶味、赏茶具、悟意境,处处充满美感。在频繁的茶艺活动中,唐人逐渐摆脱了前朝茗饮原始粗糙的习气,用艺术气息点缀于日常生活,以达到物与我的交融、天与人的合一。茶道思想初步形成,为茶文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唐代儒、释、道各家繁荣鼎盛,茶文化浸淫于诸家思想并充分地汲取了滋养。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最早提出茶道思想:“孰知茶道全而真,惟有丹丘得如此。”之后,裴汶《茶述》、元稹《茶》、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诗文中又进一步阐发了茶道。

茶不仅融入唐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还激发了唐代士子文人的情思和审美,中唐以后,越来越多的诗歌、小说等把茶作为主角来抒写。从统计来看,唐代以前的茶诗寥寥无几,而在唐代,这种情形为之一变。就数量而言,《全唐诗》诗名中含有“茶”或“茗”的有109首,多是以茶为歌咏对象的诗歌。而从诗歌内容分析,含有“茶”字的诗歌394首,含有“茗”字的诗歌153首,两者共计547首。从历史发展序列来看,茶诗呈现快速增多的趋势,唐代前期无人写茶诗,唐代中期共58人创作158首茶诗,唐代后期共55人创作233首茶诗。这一时期的茶诗,不仅数量上实现了突破,创作质量也颇为上乘,不仅种类齐全,在不同时期风格也多有变化。盛唐茶诗以五言律诗为主,中晚唐古诗、绝句、律诗兼备,体裁广泛,五言、七言、杂言等句式并存。从诗歌旨趣方面看,唐代茶诗呈现的是攒天地于尺牍、容时光于瞬间,体现的是轻松、细腻、活泼、自由且易于亲近的气氛。

这一时期,茶也与小说戏剧进一步结合。记录唐人事迹的作品中,冯贽的《云仙杂记》、尉迟偓的《中朝故事》、刘肃的《大唐新语》、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苏鄂的《杜阳杂编》、王定保的《唐摭言》、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佚名的《玉泉子》等,都记载了不少唐人茶事。在唐代,茶还与绘画、书法、碑文、雕绘等艺术门类深度融合。比如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佚名《宫乐图》和周昉《调琴啜茗图》、草书书法家怀素《苦笋贴》等,进一步增加了艺术气息。

小结

综上所述,陆羽《茶经》是唐代茶文化滋养出的硕果和菁华,因其非凡成就和崇高地位,反过来又助推唐代茶文化迈入“灼灼其华”的繁盛景象。我认为陆羽和他的《茶经》为茶文化带来了三重“革命”:首先是学理“革命”,他把前人在产茶、制茶、煮茶、饮茶等各领域的经验加以总结,并上升到了系统的知识和理论层面;其次是程式“革命”,陆羽的贡献让茶叶的采摘、制作、品饮等都有了规制可循;最后是茶人“革命”,陆羽促进了茶与人的品性和道德气脉相通,至今我们都可以通过茶来修身养性。

最后我想结合近年来的研究所见所闻,分享自己的一个想法:千年之前,出生于湖北的年轻人陆羽开启了中国茶的一个全新时代;而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历史悠久的中国茶,它值得期待的未来落在了在座各位年轻人身上。

作者 | 宋时磊

来源 |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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