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渠江薄片”茶最早记载在唐代(856)杨晔《膳夫经手录》中：“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以多为贵。”
公元935年五代十国时期，蜀毛文锡《茶谱》载：“潭邵之间有渠州，中有茶……＂又载“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再次记录了“渠江薄片”这种唐代名茶。这也是以后各种书籍引用“渠江薄片”这一唐代名茶的出处所在。
“渠江”为地理名，明末哲学家方以智所著《通雅》中记载：“渠江之薄片……此唐宋时产茶地及名也。”
但是渠江薄片产地是四川还是湖南？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五代毛文锡《茶谱》虽载有产地，但因是唐代地名，由于时代的变迁，后人在解读方面多有歧义，这为以后“渠江薄片”产地之争埋下了伏笔。
▲图3：引用“原乡山人”先生《膳夫经手録·茶》截图
▲图6：引用“原乡山人”先生《毛文锡·茶谱》截图
02
四川、湖南两地三县“渠江薄片”之说的由来
1、 四川渠江薄片之说。
宋代吴淑的《茶赋》事类赋卷十七·饮食部·茶：“渠江薄片，《茶谱》曰：渠州薄片，一斤八十枚”。该书写于北宋初期，吴淑认为渠江薄片产于四川渠州即今渠县。
明朝末年诸生刘源长，大约在清康熙八年(1669)前后著有《茶史》一书，书端题名称“八十老人刘源长介祉著”。《茶史》中记载：“薄片，产渠江今顺庆府渠县，汉曰：‘宕渠’，后魏曰：‘流江’，疑是渠江”。
1987年薛德炳在《茶叶通报》上发表的《渠江薄片产何处》上说："1984年陈椽编著的《茶业通史》和1985年著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载:'渠江产薄片。渠江即今渠县广安一带'(分别见原书末253页和35页)"。
陈椽教授沿袭了吴淑《茶赋》与刘源长《茶史》关于渠江薄片产于四川渠县的观点。不过，陈缘教授在这之前的1977年关于渠江薄片产地的观点完全不一样。
2、湖南安化渠江薄片之说。
毛文锡《茶谱》：“潭、邵之间有渠州，中有茶，而多毒蛇猛兽。乡人每年採撷不过十六七斤 ，其色如铁 ，而芳香异常， 烹之无滓也 ”。又载“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
有专家学者认为， 潭、邵之间有“渠州”是抄录有误，“渠州”应该是渠江。渠江为安化资江一级支流。
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6·木部》介绍安化茶中说：《湘潭县志》载∶《茶谱》有“潭州铁色茶”，即安化县茶也，今京师皆称“湘潭茶”。有专家学者认为，渠江薄片就是“潭州铁色茶”，即安化茶。
1977年陈缘于安微农学院编写，并于1982年再改的《茶叶通史》255页上载:"渠江产薄片。渠江即今湖南新化、溆浦、安化一带"。
1983年《茶叶通讯》04期，王威廉的《湖南资水流域 唐代的产茶地_益阳团茶校订》，论证了杨晔《膳夫经手录》中“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以多为贵。”
中的“潭州茶阳团茶”即为“益阳团茶”，文中引用并认同了周靖民关于“渠江薄片茶”产地即为安化渠江的观点。
周靖民是一位从事茶叶事业及其研究几十年的老专家，1987年，周靖民编《陆羽茶经校注》，他认为唐代渠江薄片产地就是今安化渠江。“渠江主要流经安化县的渠江镇，源于新化县西北雪峰山麓，经溆浦在安化县渠江镇流入资江”。
1995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程启坤、姚国坤教授，在当年《农业考古》第二期杂志上发表了《论唐代茶区与名茶》，认为“安化、新化为唐代重点产茶地，渠江薄片在今湖南安化、新化”。
2010年，刘祖生、刘岳耘主编的《中国茶知识千题解》，依据了周靖民、程启坤、姚国坤对渠江薄片产地确定的观点，并进一步阐述了“渠江，即今湖南省安化县连里乡的渠江，源于新化西北雪峰山麓，经溆浦而安化入资江，唐五代时，安化地属潭州，新化地属邵州，均未建县，故谓谭邵之间”。
3、湖南新化渠江薄片之说。
2008年，新化蒋幸东、陈晓阳、陈建华、陈建明的《唐代名茶——渠江薄片原产地之考证》认为渠江薄片产于新化县境内“奉家、双林、长峰、古台山一带”。
杨晔《膳夫经手录》及毛文锡《茶谱》中“渠江薄片”，要么是四川渠县，要么是湖南安化或新化(新化与安化，唐末五代都称梅山，在此不再单列说明)，只能是一处产地！目前，二地三县都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并且已有的证据常被人诟病。
03
为什么否认四川“渠江薄片”说之理由
先说宋代吴淑的《茶赋》对渠江薄片介绍：“渠江薄片，《茶谱》曰：渠州薄片，一斤八十枚”。
▲渠江薄片
《茶赋》所说的《茶谱》，就是毛文锡撰写的《茶谱》。 查毛文锡《茶谱》所有版本，仅有“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之说，并单列一条。
而《茶赋》所说“渠州薄片”的依据从何而来？原来《茶谱》中有另一条“潭、邵之间有渠州，中有茶，而多毒蛇猛兽。乡人每年採撷不过十六七斤 ，其色如铁 ，而芳香异常， 烹之无滓也 ”。
《茶赋》引用了潭、邵之间有“渠州”这地名，认为这“渠州”就是四川渠州，而渠州下属的渠县在唐代又称渠江县。
唐末五代时期，“ 潭、邵之间”是指古梅山地区。
毛文锡《茶谱》中“乡人每年採撷不过十六七斤”的铁色茶，其范围是“ 潭、邵之间”，即唐代的潭州和邵州之间。 而后唐至五代时期，“潭、邵之间”是指梅山地区。安化、新化二县在建县(1072)以前称“梅山”。
《忠肃集》卷《直龙图阁蔡君墓志铭》、《肇域志》、道光《宝庆府志》载：“潭、邵间所谓上下梅山，其地千里，马氏以来，瑶人据之，号莫瑶。”因而《茶谱》中这个潭邵之间有“渠州”一定不是四川渠州！更不是四川渠江！
毛文锡《茶谱》中潭、邵间的“铁色茶”(铁色茶为安化另一种唐代名茶，另会撰文介绍)是一种茶名，这种茶的特点：其色如铁，少而精，食之无滓，为一种散茶芽尖类，产量少而质上乘。
而《茶谱》中的“渠江薄片”这种茶的特点，在《膳夫经手录》中的介绍为：产量多且贵(多和贵)，有油、苦、硬，为一种紧压团茶类。 毛文锡在介绍这二种茶名时，中间还介绍了南平县(狼猱山，茶黄黑色，渝人重之，十月采贡。)茶，以及容州(黄家洞有竹茶，叶如嫩竹，土人作饮，甚甘美。)茶。
另《膳夫经手录》与《茶谱》二本典籍中，根本没有“渠州薄片”这种茶名。而吴淑《茶赋》将《茶谱》中的潭、邵之间“渠州”铁色茶与“渠江薄片”茶，二者合二为—，组成“渠州薄片，一斤八十枚”之说，这显然篡改了原作。
由此知之，吴淑《茶赋》认定渠江薄片就是“渠州薄片”，是引用有误！
再说刘源长在《茶史》一书中，对渠江薄片产地介绍是“神泉、兽目、小团、绿昌明(名亦见建茶内载原始)，产东川，今顺庆府，元曰：‘东川’；薄片，产渠江今顺庆府渠县，汉曰：‘宕渠’，后魏曰：‘流江’，疑是渠江。”
▲神泉
《茶史》成书于清康熙八年(1669)前后，该书公开刊行不到四十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永瑢、纪昀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就对该书有评价：“卷端题名自称曰八十翁，盖暮年颐养，故以寄意而已，不足言著书也”。
查遍四川渠县产茶历史， 宋、元、明、清到民国再到现在，一直都不是茶叶的主产区，历史上四川渠县也无茶叶特产之记载，又岂能在唐末五代时期突然出现盛产茶叶呢？
综上所述， 渠江薄片并非由四川渠州所产！
04
在明嘉靖年间，崔桐《崔东洲集》最早记载安化渠江茶
明嘉靖年间，辰沅兵备崔桐（1477-1556），征剿平定安化山寇后，从安化回溆浦途中，乘舟沿资江逆流而上，进入渠江(连里)，并在当地一舒姓农家中寄宿一晚，写有一首《连里道中》：
渠江舍舟趋莲里，草间深入依山岻；
登登渐高路盈尺，飞藤丛棘刺人耳；
喷泉淙淙乱石斑，突兀卧木横道间；
失脚愁落溪百丈，夹面仰看天一弯；
有时下舆度危磴，苔滑仍防踏不正；
左持右翼步蹜蹜，一险百虑心始定；
日落聊宿舒老家，觧衣张榻烹新茶；
摘柑侑酒问风土，面热顿失天之涯；
明朝更发岂辞苦，百里崎岖入溆浦。
呜呼！吾辈乘轩食肉尚艰辛，奔逐更有尘下人。
《连里道中》收集在崔桐《崔东洲集》中， 安化县志中对崔桐及平定山寇之事有记载。同治《安化县志·卷之未·杂说》介绍崔桐：“《江南通志》：崔桐海门人，正德中湖广参议，备兵辰沅，平安化山寇，赐金币”。
同治《安化县志·卷之十二·宦绩》又载：“李继祖，临安人，嘉靖间任，才精练，政宽平。巢冠李万尧，劫掠横行，督兵擒捕，反致谗诬，词白当道，即解祖而去”。
当时，崔桐在渠江烹的新茶是一种散茶，或为一种芽尖。为什么不是渠江薄片？这与明太祖朱元璋有关。在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废除唐、宋、元时期的凤团茶，改芽茶为贡茶。
唐、宋时期，社会上主要流行团茶、饼茶、片茶等紧压茶，安化也不列外。
刘源长《茶史》载：“独行灵草、铁色茶、绿芽、片含、金名产潭州，今长沙府，唐曰：“潭州，有湘潭县亦产茶”。
▲独行灵草
清人江昱（1706～1775）《潇湘听雨录》说“湘中产茶，不一其地，安化售茶湘潭，即名湘潭（京师称为湘潭茶），极为行远。邑土产推此为第一”。
江昱《潇湘听雨录》说，安化茶就是湘潭茶；刘源长《茶史》说，唐代湘潭产茶，湘潭茶就是潭州茶！综合他们俩人之观点，安化茶就是潭州茶。安化在唐代就产茶！
因此，王存(1023～1101)、曾肇等共同编修的《元丰九域志》，其中介绍荆湖路·南路·潭州土贡，有“葛三十匹，茶末一百斤”。
潭州包括当时长沙县、衡山县、安化县、醴陵县、攸县、湘乡县、湘潭县、益阳县、浏阳县、湘阴县、宁乡县。该书于宋神宗赵顼元丰年间(1078～1085)成书，安化土贡茶末当属其中。这种土贡茶末就是一种凤团茶！
▲荆湖路·南路
茶末一百斤，是指凤团茶一百斤。 “茶末” 或 “ 末 茶 ”之名， 元朝王祯《 农 书 》解释为： “ 末茶是先焙芽令燥，入磨细碾而成 。”
另明朱权著《茶谱》中也有解释：“盖羽多尚奇古，制之为末，以膏为饼。至仁宗时，而立龙团、凤团、月团之名，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
“渠江薄片”是一种片茶。
片茶在唐代称为腊面茶或凤团茶 ，有的地方称为研膏，属团茶和饼茶一类。宋欧阳修 《 归田录》卷二：“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 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直金二两”。
“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比“一斤二十饼”的小片龙团茶，还要小而薄，按常理应该行销上层社会， 为什么在元代及以后就消失了呢？这是因为渠江薄片造法不精，其茶“由油、苦、硬，味短而韵卑。”
最终没有成为朝庭贡品或为朝庭所弃，仅“江陵、襄阳，皆数千(有人认为是‘十’字之误)里食之”。同时，渠江薄片因生产成本高，在宋以后就不再生产了，而改制叶茶即散茶。
【潇湘茶史】《考证》一文说：“渠江薄片产于唐朝时期至宋代，此后未见有关渠江薄片的记载，渠江薄片从此失传”。
元代以后，渠江薄片茶因味短而韵卑，无法进入上层消费群体而遭淘汰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到了元代，蒸青工艺技术进一步完整，其产品从唐、宋的大饼茶到小龙团，由团茶到叶茶已成为社会时尚，渠江薄片改为了散茶或其它品种。
元代王祯在《农书》中对当时制蒸青叶茶工序，说得很具体。他说:“采讫，以甑微蒸，生熟得所。蒸已，用筐箔薄摊，乘湿略揉之，入焙，匀布，火焙令干，勿使焦，编竹为焙，裹蒻复之，以收火气。茶性畏湿，故宜蒻收藏者，必以蒻笼剪蒻杂贮之，则久而不浥。宜置顿高处，令常近火为佳”(见卷十《百谷谱》)。
元代这个蒸青茶的工艺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黑茶制作，其中仅少了“杀青”和“发酵”的工艺，就是安化农村偏远山区的老农自家制作挂在火坑上的烟熏茶。
到了明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完全废除了唐、宋、元时期的凤团茶，改芽茶为贡茶。
明代何孟春（1474-1536）《 馀 冬 序 录 摘 抄 内 外 篇 》 记载 ： “ 国初建宁所进，必碾而揉 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 ，如宋蔡君谟所贡茶例， 太祖(朱元璋)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一照各处，采芽以进 。 ”
这里就已经很清楚的说明，在明代以前，社会上主要流行团茶、饼茶、片茶等紧压茶。到了明代，朱元璋认为太“ 重劳民力 ”，才下令 “ 罢造龙团 ”，改造芽茶以进贡。
据明嘉靖《安化县志》和谈迁《枣林杂俎》中记载，明代安化贡茶的详细名目：“御芽二十二斤”和“长沙府安化县芽茶二十二斤 ”。
自明代开始，安化除了制作贡茶外，广大茶农改进以前制茶工艺，重新大量使用粗老叶，生产价廉物美的黑茶，以此增加广大人们群众收入。
嘉庆《安化县志》卷之十一·风俗·七载录：“至于后乡，长江大河，上通宝庆、下通资江各都，产茶最多，远招引客”。到明万历年间，资江沿岸的渠江(神湾)、马辔市、东坪、江南等地，其大的茶厂每天拣茶工(捡去茶梗)上千人，小的茶厂也有数百人”(引自明代林之兰《明禁碑录》)。
至嘉靖年间，辰沅兵备崔桐到渠江，而渠江薄片早已经一、二百年没有生产了。
05
宋熙宁五年建县以前，安化称梅山。古梅山地处在辰、鼎、邵、潭之间，又称为“溪洞”之间。《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二《后周纪三》：“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为州县，著在图籍”。
所谓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为州县，著在图籍。说白了就是古代梅山，其地即属潭州，也属鼎州、辰州、邵州等。
《全宋文·卷六三》中《宋大诏令集》：“勅潭邵等州管界梅山洞主首等：省本人奏……”这是公元977年翟守素征伐梅山时，其圣旨对梅山蛮的开头称谓。梅山为“潭邵等州管界”，这“管界”显然就是割地。
同治《安化县志卷之二·沿革 》进一步对梅山其地来源进行了细说：“今一、二都原割自益阳之资江乡为之；三、四、五都割自益阳之东坪乡为之。而《王志》(康熙县志)、《赵志》(嘉庆县志)乃云：北割益阳、武陵地为后五都。若以武陵与后乡接壤即以为有割地，则桃源、沅陵、溆浦亦皆有割地矣。”
一都即为今安化县江南、龙塘(乡)、冷市、小淹镇。其中冷市、龙塘连桃源县；二都为今安化县羊角塘镇，连常德市(朗州、鼎州、武陵为旧时称谓)；三都为今安化县东坪、田庄、柘溪镇。其中东坪、柘溪镇连桃源县；四都为今安化县马路、奎溪，通桃源，溆浦；五都为今安化县渠江、烟溪、南金、古楼、平口。其中渠江、烟溪与溆浦接址。
小淹长乐(今属滔溪镇)李氏族谱中载：“宋熙宁六年朝廷置安化(县)废资江(乡)隶焉，故吾族为安化人”。这句话的意思，开梅山之前，安化属潭州益阳，长乐属益阳资江乡。
李氏族谱进一步佐证了县志关于安化割地之说的可靠性，这与江南镇资福寺创建者、沩山密印寺三十三任主持智广禅师(1023年密印持主持)碑上的记载相同。
▲李称之宋熙宁六年
综上所述，在唐末五代十国时期，今小淹、滔溪、江南三镇，原属益阳资江乡；东坪、马路、渠江等库区乡镇，属东坪乡无疑！东坪乡割辰州地。
2、萸江为安化资江代名词，古时为通义陵(漵浦)要道 。
资江又称资水，在今湖南省中部。《水经· 资水》：“东北过邵陵县之北。” 郦道元注： “县治郡下南临大溪，水径其北，谓之邵陵水……自下东北出益阳县，其间径流山峡，名之为茱萸江，盖水变名也。”《太平御览》 卷65引 《湘州记》 曰： “资水一名茱萸江”。
茱萸江包含新化、安化县段，旧时也称“萸江”。康熙年陶之典编辑《大沩山古密印寺志》时，宁乡密印寺当家主持大梅与峰智禅师(曾任安化大福浮山寺主持，“大梅”俗指安化)，写了一首《萸江远侄和尚同订沩志一日假还凤林赠之以诗嘱早就业》的诗，赠送参与修订《沩志》的远侄和尚。
萸江远侄和尚这个称呼，表明远侄和尚供职的地方为“萸江”，萸江为安化资江的代名词。另清代诗人，学者陶必铨（1755-1805），因自己居住在安化小淹资江边，就以萸江为号，称萸江陶必铨。
远侄和尚回资江寺庙时，陶之典有可能一同陪来。陶之典有首《舟至麻溪》作于同一时期，诗中云：
有客上扁舟，晓发资江浒；
双桨远烟鬟，江气豁天宇；
回听北塔钟，随风落遥浦；
沿岩补苍云，明镜流青薮；
曲邃入溪阿，山深面墙堵；
水逼无峰阴，雾近多细雨；
长汉泻怀间，双壁开云户；
沙尽石巉巉，疏凿劳神斧。
麻溪处于现时的江南镇，为资江一级支流，从资江进麻溪可直通舟筏到洞市，沿水而上风景如画。
麻溪注入资江，其出口处在江南镇下约2公里处。江南镇对岸寺门口为原资福寺所在地，五代时期由智广禅师在此创建，宋代颖诠禅师(1033年密印寺主持)也曾在该寺院当过主持。陶之典应该是为了编辑《大沩山古密印寺志》来此考察。
远侄和尚具体在安化资江河边哪座寺庙供职，今无可考，但“萸江”作为资江的代名词已是久远，以致有些人认为《膳夫经手录》中的“渠江”就是“萸江”，这并不是说没有道理。
渠江是资江一级支流，渠江发源于雪峰山余脉，源头分别是安化县的敷溪村和溆浦县的羊角山村，经渠江镇晏家村流入安化县境内。
清·嘉庆《安化县志·卷之四·山川》载录：“渠江溪左源界溆浦，右源界新邵至大塘湾敷溪口，入五都五十余里，西入资。”又载：“渠江渡在县西北三百里。”
安化的渠江、烟溪、奎溪、马路等镇，宋代以前属武陵地，也曾属衡阳郡。相传大禹治水经过安化的渠江和资江。
嘉庆《安化县志·卷之四·山川》载录：“禹履洪，在县西北三百里虎口崖下，石险而穿，相传禹治水履此，洪下四十里有禹庙。” 禹庙在神湾，今属柘溪林场范围。大禹治水在衡山南岳立有“禹碑”。
▲禹履洪
安化资江通渠江，渠江通溆浦县至酉阳，是古代安化人经“川盐古道”到巴国采购食盐之路。巴国，周朝时期位处今中国西南、长江上游地区的一个姬姓国家，子爵，国都为江州，即今重庆市江北区。
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曰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小虫，与诸虫群飞，蔽掩日光，天地晦冥，积十馀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乎君于夷城，四姓皆臣之。”
安化苍场(与溆浦、沅陵接壤)出土的一件汉代青铜錞于(收藏于中国黑茶文化馆)，这是巴人的一种乐器。
1992年，益阳地区博物馆征集到一件安化出土的青铜短剑，剑柄上装饰有高浮雕的几何纹图案，十分精美，这种风格的短剑是典型的濮人遗物。由此可以断定上古的安化有濮人生息过。巴为姬姓，是江汉诸姬之一，为周族。
巴与濮原为两族，后因长期杂居成为一族，故称巴濮。巴国或是巴文化从那时就深深影响安化 。
宋代开梅山置安化县以前，舒、向二姓在资江、渠江、溆浦一带为常居民。《连里道中》 “日落聊宿舒老家”中舒姓为古老姓氏。
《宋史·卷四百九十三 ·列传·第二百五十二·蛮夷》载：“辰州布衣张翘亦上书言南、北江利害，遂以章惇察访湖北，经制蛮事。而南江之舒氏、北江之彭氏、梅山之苏氏、诚州之杨氏相继纳土，创立城砦，使之比内地为王民。北江彭氏已见前。南江诸蛮自辰州达于长沙、邵阳，各有溪峒：曰叙、曰峡、曰中胜、曰元，则舒氏居之。”又载：“独田氏有元猛者，颇桀骜难制，异时数侵夺舒、向二族地”。
《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载：“唐僖宗光启二年（公元886年）潭州阅琐、衡州周岳、邵州邓处纳互相攻伐，石门峒酋向瑰趁机率武陵蛮(自称“朗北团”)攻占州县,陷澧洲,杀刺史吕自牧,自称刺史。召梅山十峒獠断邵州道，梅山遂为梅山蛮所据”。
06
安化位于资水中游，湘中偏北，雪峰山北段主干带，东与桃江、宁乡接壤，南与涟源，新化毗邻，西与溆浦、沅陵交界，北与常德、桃源相连。总面积4950平方公里，是湖南省面积第三大的县。
宋熙宁五年（1072年）开梅山置安化县，取归安德化之义，隶属潭州。北宋启疆之初，安化茶叶“山崖水畔，不种自生”，“唯茶甲诸州县”。
1、安化萸江，宋代就产茶！
《宋史地理志》载：“大率有材木、茗荈之饶……”说明安化宋代就产茶。
▲土宜
嘉靖《安化县志》、淸《天下郡国利病书》：宋茶法严甚，邑伊溪（在安化县北三十里仙溪）、中山、资江、东坪产茶，不种而生，味稍佳，民趋其利，奸者乗间啸聚至抗，廵尉习不黎、虎将赖文政，因而为乱，杀掠为患，大帅王侍郎奏于资江龙塘建寨，命将统之一易戍，民赖以安。宋诸寨栅皆险要地寨有团保守御，以备盗贼。
赖文政其人在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巻十二中有记载：“淳熈间(1174-1189)，江湖茶商相挺为盗，推荆南茶驵赖文政为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
“茶驵”即茶马交易的经纪人，宋代荆湖路·南路，包括潭州、衡州、道州、永州、邵州、郴州、全州、桂阳。
安化县于元佑三年(1088)在今龙塘乡资江边置博易场，这时的安化，刚建县还不到16年，说明茶叶在安化经济生活中，占据极其重要位置。
安化先有茶，后有县。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朝廷派遣章惇(1093年，出将入相)、蔡奕、郭正祥等人开梅山。
在沩山密印寺三十四任主持颖诠长老(曾在今安化江南镇查里滩资福寺、仙溪镇芙蓉广化寺担任过主持，并创建冷市马桥观音寺，后改名桃梵寺)、兴化绍铣、宝理二禅师的协助下，与梅山峒主苏甘进行谈判。
▲桃梵寺
同治《安化县志》中说：“颖诠携营中二官先入见峒主，绐以从者。主一见遽曰： ‘此官人也。’颖诠曰：‘主眼高，认之不差，此官人之子。’乃使茶，失手，因而故掌之。”
“乃使茶，失手，因而故掌之。”说明当时苏甘峒主就是用梅山特产茶招待朝廷官方代表，这充分证明了安化产茶在建县之前。
▲遗事
因开梅山有功，湖南转运使副蔡奕升太常丞、直集贤院。蔡奕深感梅山瑶民茶税太重，请求朝庭减免。宋刘挚《直龙图阁蔡君墓志铭》述蔡奕开梅山之功绩说：“长沙诸邑，负茶租田税，积为缗钱四万，请如赦蠲除”。
2、安化萸江，唐代就产茶
山西祁县晋商文化博物馆内，有本长裕川茶庄的手抄本，其中就说到安化唐代就产茶。
该手抄本后收录为《平、祁、太经济社会文献丛录·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其中“预启，贵境(安化)智慧董事君子雅鉴：窃思近来世道，人心大变，不学孔孟，尽效墨翟。尝闻茶出唐朝贵地，宋属中国，产出茶叶，秦国原定引地。晋省历代谕旨招商，而两省商人来安采办黑茶”。
长裕川茶庄于清嘉庆年间来安化办茶，寄寓在江南镇边江刘进吉之生记茶行。
前面已经提到刘源长《茶史》、江昱《潇湘听雨录》、《本草纲目拾遗·卷6·木部》及《湘潭县志》的记载：说唐代潭州，有湘潭县亦产茶，湘潭茶就是安化茶！
▲安化茶
安化唐代产茶无疑！但唐末至五代，渠江属东坪乡，东坪乡在唐代是否有具体案例记载产茶呢？这须从神山(辰山)白云寺僧密禅师佛事活动中找答案。
清同治《安化县志》十四卷十二、十三页载：“白云寺，在县西北六十里三都辰山，唐僧密(‘密印’为误)禅师所建，明宣德间，谌三台（召）僧善明重修，后僧问石有‘深入白云根’之句，崇祯壬午挂锡于此，人以为谶语云”。
《赵志》，《周志》：“知县吴兆庆《白云寺记》：辰山去县治西北六十里，由东坪、桥口而上，高远可四十里许。山经幽邃，涧道逶迤，中多怪石，嘉树茂草。昔汪真人尝炼丹于此，盖仙灵窟宅也。上有寺，曰‘白云’，创自唐僧密(印)禅师，中有田可耕，寺僧咸仰給焉”。
▲白云寺
辰山又名“神山”。县志又云：“熊山之西十里有小支焉，曰‘长岭界’(在县西北百五十里一都)，西十里曰‘辰山’，一名‘神山’，一名‘白云山’(在县西北一百六十里三都，《一統志》作在县北百八十里，誤)。县西北有辰山，高四十里，上有白云寺，有田产、药材，春夏蟒蛇毒物出沒于中”。
熊鱼山在《鱼山剩稿》里，有篇《潭州神山白云寺问石乘禅师塔院碑记》，介绍了僧密禅师于唐咸通（860-873）间来辰山。“过去，世不可考。自唐咸通间，僧密禅师行道于此，载在传灯，迄今垂千禩……”。
僧密禅师为何方人氏，已无从可考。但他的师父云岩昙晟禅师 (781-841)，师祖药山惟俨禅师(751-834），及师弟洞山良价禅师（807-869）都为唐代高僧。其中洞山良价禅师与弟子曹山本寂（840-901）创立的曹洞宗，为中国佛教禅宗五大家之一。
潭州神山僧密与洞山良价，他们师兄俩关系特别密切，经常结伴游方参学，《景德传灯录》卷十五、《五灯会元》卷五皆有其传。
僧密本是洞山的师兄，但洞山却称僧密为师伯（《五灯会元》中洞山亦称僧密为师伯，《传灯录》则改）。师伯也指师兄，是对同门中年老有德者的尊称，足见神山僧密禅师其学问有多高。
辰山白云寺创建于唐代860年至873年间，与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的撰写时间相差只有几年。
神山僧密禅师有许多著名语录，《五灯会元》均有载。其中一则涉及茶事：神山僧密，一日，与洞山锄茶园，山掷下镢头曰：“我今日一点气力也无。”师(僧密)曰：“若无气力，争解恁么道？”山曰：“汝将谓有气力底是”。
茶禅一味，大道至简。唐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和茶文化发展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佛教也极为盛行。
饮茶、品茶遍及全国，佛茶、禅茶、贡茶、礼茶也达到空前的高度。僧人广游天下，寺院随他们携带的那一包包茶叶声名鹊起。众多流传的名茶中，有不少最初出自于寺院僧人亲手种植、炒制。
从《五灯会元》中的记录看，潭州神山僧密与洞山良价，师兄二人一同去过南泉寺(常德)、沩山寺(宁乡)等寺庙参禅悟道。
那时，采茶、锄草、种菜放牛、煮茶等劳作是寺庙僧人禅修的一种重要方式。而神山作为僧密禅师开基创业的地方，怎么可能缺茶？（神山最早名可能是“钟山”，而钟山又可能是“无射山”。）
唐代安化东坪乡属辰州地，《湖广图经志·湖广通志卷之十五·长沙》“辰山：在县西北一百三十里，其山盘旋起伏，远接辰沅界，故名”。而辰山又名“神山”，僧密禅师来神山之前，为汪真人炼丹于此。
▲辰山
宋朝开梅山以前，安化为蛮人所据，安化第一任县令毛渐(1036--1094)在《梅山颂》中“惟此南方，夷俗杂处”；又宋吴致尧《开远桥记》中描述梅山蛮：“衣制斑斓(颜色错杂灿烂)，言语侏离(形容语言难辨)”。 “无射”在汉语释义中为钟名，无射山就是钟山，而钟山之名也许因蛮人言语侏离而发音读成“神山”。
唐朝陆羽《茶经》“七之事”章节引《坤元录》“辰州溆浦县西北三百五十里无射山，云蛮俗当吉庆之时，亲族集合于山上，山多茶树”。
《坤元录》为隋唐年间所著，已失传。除《坤元录》外，史籍没有“无射山”的记载。同治《溆浦县志》也以“无射山”不可考，否定了此事。
既然溆浦没有“无射山”，那《坤元录》中“无射山”也许就是指的隋唐属辰州的安化神山。至于方位，古人常常搞错，陆羽《茶经》中，也有多处方位的错误。
《辰州府志》载：“沅陵与安化交界处，地名‘界亭’产茶！岁以充贡”。界亭在今沅陵官庄镇与安化马路镇交界处，宋代以前属潭州益阳东坪乡辰山山脉。
3、安化萸江，三国时代就产茶！
唐、宋时代或更早，安化又称“荆湖”之间或“两湖”之间，两湖之间又处在“荆巴”之间 。三国时代，安化有段时期属蜀国，有段时期属东吴荆州，正夹杂在荆巴间。
三国魏时张揖的《广雅》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姜葱芼之”。西晋的《荆州土地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荆巴间也好，荆州也好，安化当属之。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苏益馨、梅峰纂修的《石门县志·茶法》记载：“盖邑人所饮，半仰给于鹤峰各溪洞，而雀舌、龙团……悉购自他乡。安化佳品(指茶)，下裕民生者之克擅美利于无穷也。哉！此石邑茶法所由不设也”。
▲茶法
道光三年(1823年)，谭震、方堃纂修的《桃源县志·物产》载：“惟南乡近安化界产者(茶)颇佳”。
石门、桃源为古代武陵七县之一，一千多年后还在说安化茶好，还从安化购雀舌、龙团茶！
4、安化萸江，两汉时代就产茶
安化资江、渠江是古代马援将军征战五溪蛮的要道 。马援将军征战五溪蛮，其道取资江入沅陵、溆浦。《马援传》载：“初，军次下隽（今湖北通城西），有两道可人，从壶头则路近而水险；从“充”（今桑植）则涂夷而运远。“当时耿舒主张从“充”道，而马援主张从“壶头”。
按耿舒的主张，应该是沿澧水而上，首先攻打五溪蛮首领相单程的老巢“充”，（相单程为桑植人）；马援则主张逆资水而上，首先在沅陵、辰溪一带，打掉五溪蛮的主力，然后直捣溆浦，收复被五溪蛮所占领的武陵郡治义陵县城。
唐人李贤，李延寿注五溪蛮时说，当时的五溪蛮多在辰州界。汉代时期，今江南、东坪资江沿线等地属潭州管控，因此，马援选择从安化资江进入，是为上策。
马援将军取道资江进沅陵、溆浦，征战五溪蛮，必过马路溪(今属马路镇)、马辔市、圭溪坪，因此县志有多处记载。
嘉庆《安化县志·卷之三·山川》载录：“试刀崖在县北二百里马路溪，有石如笋，高二丈，上有刀痕，相传马伏波平五溪蛮试刀于此。”
嘉庆《安化县志·卷之二·沿革》又载：“马辔市，东汉马援征五溪蛮，由此舍舟操辔踰沅故名”。
同治《安化县志·卷之十二·壇庙》载：“伏波庙在县西二百五十里四都圭溪坪，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五溪蛮驻兵于此，居民立庙以祀，康熙五十年重修”。
▲神禹庙、伏波庙
宋代推官吴居厚(1037—1113)《梅山绝句十首》中云：
板屋依崖不记时，裹头今已就招携；
可憐马援贪残杀，空有虚名在五溪。
(嘉靖《安化县志卷之六》)。
以上县志记载，足以说明马援将军征战五溪蛮是逆资江而上，取道与桃源、沅陵、溆浦接壤的马路、奎溪方向进攻溆浦，并病死于壶头山。
相传擂茶为马援将军征战五溪蛮时所发明，用来解毒消病。清嘉庆《常德府志》记载：“乡俗以茗叶、芝麻、姜合阴阳水饮之，名擂茶”。
《桃源县志》名“五味汤，云：伏波将军所制，用御瘴疠”。 擂茶是历史，也是传说。与安化相近的桃源、桃江、新化等县都有喝擂茶的风俗。
5、安化萸江，虞夏时代就产茶
安化古时为禹贡荆州之域。《尚书·禹贡》载：“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 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厥土惟涂泥， 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 金三品，杶、干、栝、柏，砺、砥、砮、丹惟菌簵、楛，三邦底贡厥名。包匦菁茅……”。
1791年，清代名臣两江总督陶澍父亲陶必铨，是一位学者。他在主修旧治梅城南宝塔期间，往返小淹居地，夜宿洞市鹞子尖茶亭而作《鹞子尖茶引》。《鹞子尖茶引》中有“禹贡荆州之域，三邦底厥贡名，李安溪以为名茶类。”陶必铨认为贡厥名中“名”为茗，即茶类。同时陶必铨引用了清康熙年朝庭重臣李光地(又名李安溪)对“名”为“茗”的考究。陶澍在他的《试安化茶诗》中：
我闻虞夏时，三邦列荆境；
包匦旅菁茅，厥贡名即茗。
其见解与父亲的《茶引》观点一致，认为安化在虞夏时期就产茶。
▲甘露茶亭
浅谈唐代渠江薄片产地及
安化宋代以前茶叶历史
安化县万里茶道申遗办公室 王以
01
前 言
“渠江薄片”茶最早记载在唐代(856年)杨晔《膳夫经手录》中：“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以多为贵”。
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
公元 935 年五代十国时期，蜀毛文锡《茶谱》载：“潭邵之间有渠州，中有茶……"又载“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再次记录了“渠江薄片”这种唐代茶名。这也是以后各种书籍引用“渠江薄片”这一唐代茶名的出处所在。
“渠江”为地理名，明末哲学家方以智所著《通雅》中记载：“渠江之薄片……此唐宋时产茶地及名也”。
但是渠江薄片产地是四川还是湖南?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和五代毛文锡《茶谱》虽载有产地，但因是唐代地名，由于时代的变迁，后人在解读方面多有歧义，这为以后“渠江薄片”产地之争埋下了伏笔。
02
四川、湖南两地三县
“渠江薄片”之说的由来
1、四川渠江薄片之说
宋代吴淑的《茶赋》事类赋卷十七•饮食部•茶：“渠江薄片，《茶谱》曰：渠州薄片，一斤八十枚”。该书写于北宋初期，吴淑认为渠江薄片产于四川渠州即今渠县。
明朝末年诸生刘源长，大约在清康熙八年(1669)前后著有《茶史》一书，书端题名称“八十老人刘源长介祉著”。《茶史》中记载：“薄片，产渠江今顺庆府渠县，汉曰：‘宕渠’，后魏曰：‘流江’，疑是渠江”。
1987年薛德炳在《茶叶通报》上发表的《渠江薄片产何处》上说：“ 1984 年陈椽编著的《茶业通史》和1985年著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载:'渠江产薄片。渠江即今渠县广安一带'(分别见原书末253 页和 35 页)”。
陈椽教授沿袭了吴淑《茶赋》与刘源长《茶史》关于渠江薄片产于四川渠县的观点。不过，陈缘教授在这之前的 1977 年关于渠江薄片产地的观点完全不一样(见本文中)。
2、湖南安化渠江薄片之说
毛文锡《茶谱》：“潭、邵之间有渠州，中有茶，而多毒蛇猛兽。乡人每年採撷不过十六七斤 ，其色如铁 ，而芳香异常， 烹之无滓也 ”。又载“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
有专家学者认为， 潭、邵之间有“渠州”是抄录有误，“渠州”应该是渠江。渠江为安化资江一级支流。
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乐史、王文楚撰写的《太平寰宇广记》载："潭、邵之间有渠江，中有茶，而多毒蛇猛兽。乡人每年採撷不过十六七斤，其色如铁 ，而芳香异常， 烹之无滓也 ”。
乐史、王文楚撰写的《太平寰宇广记》
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 6 •木部》介绍安化茶中说：《湘潭县志》载∶《茶谱》有“潭州铁色茶”，即安化县茶也，今京师皆称“湘潭茶”。有专家学者认为“潭州铁色茶”就是渠江薄片。
1977 年陈缘于安微农学院编写，并于 1982 年再改的《茶叶通史》255 页上载:"渠江产薄片。渠江即今湖南新化、溆浦、安化一带"。
1983 年《茶叶通讯》04 期，王威廉的《湖南资水流域 唐代的产茶地_益阳团茶校订》，论证了杨晔《膳夫经手录》中“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以多为贵。”中的“潭州茶阳团茶”校订为“潭州益阳团茶”，文中引用并认同了周靖民关于“渠江薄片茶”产地即为安化渠江的观点。
周靖民是一位从事茶叶事业及其研究几十年的老专家， 1987 年，周靖民编《陆羽茶经校注》，他认为唐代渠江薄片产地就是今安化渠江。“渠江主要流经安化县的渠江镇，源于新化县西北雪峰山麓，经溆浦在安化县渠江镇流入资江”。
1995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程启坤、姚国坤教授，在当年《农业考古》第二期杂志上发表了《论唐代茶区与名茶》，认为“安化、新化为唐代重点产茶地，渠江薄片在今湖南安化、新化”。
2010 年，刘祖生、刘岳耘主编的《中国茶知识千题解》，依据了陈缘、周靖民、程启坤、姚国坤对渠江薄片产地确定的观点，并进一步阐述了“渠江，即今湖南省安化县连里乡的渠江，源于新化西北雪峰山麓，经溆浦而安化入资江，唐五代时，安化地属潭州，新化地属邵州，均未建县，故谓谭、邵之间”。
3、湖南新化渠江薄片之说
2008 年，新化蒋幸东、陈晓阳、陈建华、陈建明的《唐代名茶——渠江薄片原产地之考证》认为渠江薄片产于新化县境内“奉家、双林、长峰、古台山一带”。
杨晔《膳夫经手录》及毛文锡《茶谱》中“渠江薄片”，要么是四川渠县，要么是湖南安化或新化(新化与安化，唐末五代都称梅山，在此不再单列说明)，只能是一处产地!目前，二地三县都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并且已有的证据常被人诟病。
03
否认
四川“渠江薄片”之说的理由
先说宋代吴淑的《茶赋》对渠江薄片介绍：“渠江薄片，《茶谱》曰：渠州薄片，一斤八十枚”。
宋代吴淑的《茶赋》：渠江薄片
《茶赋》所说的《茶谱》，就是毛文锡撰写的《茶谱》。查毛文锡《茶谱》所有版本，仅有“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之说，并单列一条。
而《茶赋》所说“渠州薄片”的依据从何而来?原来《茶谱》中有另一条“潭、邵之间有渠州，中有茶，而多毒蛇猛兽。乡人每年採撷不过十六七斤 ，其色如铁 ，而芳香异常， 烹之无滓也 ”。
《茶赋》引用了潭、邵之间有“渠州”这地名，认为这“渠州”就是四川渠州，而渠州下属的渠县在唐代又称渠江县。
否定吴淑《茶赋》四川渠州薄片理由有三：
一是毛文锡《茶谱》中“乡人每年採撷不过十六七斤”的铁色茶，其范围是“潭、邵之间”，即唐代的潭州和邵州之间。 而后唐至五代时期，“潭、邵之间”是指梅山地区。安化、新化二县在建县(1072)以前称“梅山”。
《忠肃集》卷《直龙图阁蔡君墓志铭》、《肇域志》、道光《宝庆府志》载：“潭、邵间所谓上下梅山，其地千里，马氏以来，瑶人据之，号莫瑶。”因而《茶谱》中这个潭邵之间有“渠州”一定不是四川渠州!更不是四川渠江!
二是毛文锡《茶谱》中潭、邵间的“铁色茶”(铁色茶为安化另一种唐代茶名，本人会另撰文介绍)是一种茶名，这种茶的特点：其色如铁，少而精，食之无滓，为一种散茶芽尖类，产量少而质上乘。而《茶谱》中的“渠江薄片”这种茶的特点，在《膳夫经手录》中的介绍为：产量多且贵(多和贵)，有油、苦、硬，为一种紧压团茶类。 毛文锡在介绍这二种茶名时，中间还介绍了南平县(狼猱山，茶黄黑色，渝人重之，十月采贡。)茶，以及容州(黄家洞有竹茶，叶如嫩竹，土人作饮，甚甘美。)茶。
“铁色茶”是一种散茶，“渠江薄片”是一种紧压茶，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三是《膳夫经手录》与《茶谱》二本典籍中，根本没有“渠州薄片”这种茶名。
吴淑《茶赋》将《茶谱》中的潭、邵之间“渠州”铁色茶与“渠江薄片”茶，二者合二为—，组成“渠州薄片，一斤八十枚”之说，这显然篡改了原作。
由此知之，吴淑《茶赋》认定渠江薄片就是“渠州薄片”，是引用有误!
再说刘源长在《茶史》一书中，对渠江薄片产地介绍是“神泉、兽目、小团、绿昌明(名亦见建茶内载原始)，产东川，今顺庆府，元曰：‘东川’;薄片，产渠江今顺庆府渠县，汉曰：‘宕渠’，后魏曰：‘流江’，疑是渠江。”
刘源长《茶史》：神泉
四川渠江，是长江支流嘉陵江左岸最大支流，也称渠河，古称“潜水”，又名宕渠水。两晋(266-420)时称巴江、巴水。据郦道元(466 或 472—527)《水经》记载：“潜水出巴郡宕渠县，南入(长)江”，《汉志》亦记：巴郡宕渠县“潜水西南入江”。宋以后定名为渠江。
刘源长本人一定清楚这条汉曰“宕渠”，后魏曰“流江”的河，宋以后才定名为渠江。因此刘源长在《茶史》中特载明“疑是渠江”，“疑”就是怀疑!这就是说刘源长本人也不敢肯定渠江薄片产自四川顺庆府。
杨晔《膳夫经手录》是一部记载宫廷膳食的书籍，在茶叶一章节中，是按照消费群体及饮茶口味、适宜人群分别归类介绍各种产地名茶。“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江薄片茶(由油苦硬)、江陵南木香茶(凡下)、施州方茶(苦硬)，已上四处，悉皆味短而韵卑。惟江陵、襄阳，皆数千里食之。其他不足记也”。
江陵，又名荆州城。唐上元元年(760)设置南都，以荆州为江陵府，治所在江陵，今湖北荆州。辖地相当今湖北荆州、枝江、潜江、荆门、当阳县部分地区。
襄阳，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唐武德四年(621)，改郡为州。贞观初年置山南道，治所在襄阳城内。五代时期属山南道(实即山南东道)襄州。
施州在北周建德三年(574年)设置，治沙渠县(隋改清江县，今湖北恩施市)。唐朝辖区约今湖北省建始、五峰等县以西地。五峰县与湖南常德石门县相邻。
从唐代“惟江陵、襄阳，皆数千里食之”这一茶叶消费群体区域来看，当时的渠江薄片属一种本地产销。
1992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茶学家陈宗懋任主编，程启坤教授、俞永明教授和王存礼副编审任副主编的 《中国茶经》中认为渠江薄片等四种茶名：“惟江陵、襄阳，皆数千里食之。”是一种本地产销，即包括今长沙周围和湘 、 鄂、川 、黔接壤区域，即湖南、湖北范围，从而排除了渠江薄片产于四川渠县的可能性。
陈宗懋主编《中国茶经》
《膳夫经手录》中“潭州茶……，以上四处，悉皆味短而韵卑”这一句，高度概括了“潭州益阳团茶、渠江薄片茶、江陵南木香茶、施州方茶”四种唐代茶名的相同特点。这是一方山水的人们，因地域条件类似、制法相同、饮茶习俗相近，而形成相同口感的茶。由此，进一步说明了渠江薄片产地只可能在两湖之间。
陈宗懋主编的 《中国茶经》又说：“神泉小团，产于东川(现在云南东川); 昌明茶、兽目茶产于绵州四剑阁以南、西昌昌明(县)神泉县西山(现四川绵阳安县、江油)”。
《中国茶经》不仅否定了刘源长《茶史》中关于渠江薄片产于四川顺庆府渠县之说法，而且也否定了“神泉小团、昌明茶、兽目茶”产于四川顺庆府东川的说法。
《茶史》成书于清康熙八年(1669)前后，该书公开刊行百来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永瑢、纪昀(纪晓岚)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就对该书有评价：“卷端题名自称曰八十翁，盖暮年颐养，故以寄意而已，不足言著书也”。
查遍四川渠县产茶历史， 宋、元、明、清到民国再到现在，一直都不是茶叶的主产区，历史上四川渠县也无茶叶特产之记载，又岂能在唐末五代时期突然出现盛产茶叶呢?
综上所述， 渠江薄片并非由四川渠州所产!
04
明嘉靖年间
崔桐《崔东洲集》最早记载安化渠江茶
明嘉靖年间，辰沅兵备崔桐(1477-1556)，征剿平定安化山寇后，从安化回溆浦途中，乘舟沿资江逆流而上，进入渠江(连里)，并在当地一舒姓农家中寄宿一晚，写有一首《连里道中》：
渠江舍舟趋莲里，草间深入依山岻;
登登渐高路盈尺，飞藤丛棘刺人耳;
喷泉淙淙乱石斑，突兀卧木横道间;
失脚愁落溪百丈，夹面仰看天一弯;
有时下舆度危磴，苔滑仍防踏不正;
左持右翼步蹜蹜，一险百虑心始定;
日落聊宿舒老家，觧衣张榻烹新茶;
摘柑侑酒问风土，面热顿失天之涯;
明朝更发岂辞苦，百里崎岖入溆浦。
呜呼!吾辈乘轩食肉尚艰辛，奔逐更有尘下人。
《连里道中》收集在崔桐《崔东洲集》中， 安化县志中对崔桐及平定山寇之事有记载。同治《安化县志•卷之未•杂说》介绍崔桐：“《江南通志》：崔桐海门人，正德中湖广参议，备兵辰沅，平安化山寇，赐金币”。
当时，崔桐在渠江烹的新茶是一种散茶，或为一种芽尖。为什么不是渠江薄片?这与明太祖朱元璋有关。在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废除唐、宋、元时期的凤团茶，改芽茶为贡茶。
唐、宋时期，社会上主要流行团茶、饼茶、片茶等紧压茶，安化也不列外。
刘源长《茶史》载：“独行灵草、铁色茶、绿芽、片含、金名产潭州，今长沙府，唐曰：“潭州，有湘潭县亦产茶”。
刘源长《茶史》：独行灵草
清人江昱(1706～1775)《潇湘听雨录》说“湘中产茶，不一其地，安化售茶湘潭，即名湘潭(京师称为湘潭茶)，极为行远。邑土产推此为第一”。
江昱《潇湘听雨录》说，安化茶就是湘潭茶;刘源长《茶史》说，唐代湘潭产茶，湘潭茶就是潭州茶!综合俩人的观点，安化茶就是潭州茶。安化在唐代就产茶!
王存(1023～1101)、曾肇等共同编修的《元丰九域志》，其中介绍荆湖路•南路•潭州土贡，有“葛三十匹，茶末一百斤”。
潭州包括当时长沙县、衡山县、安化县、醴陵县、攸县、湘乡县、湘潭县、益阳县、浏阳县、湘阴县、宁乡县。该书于宋神宗赵顼元丰年间(1078～1085)成书，安化土贡茶末当属其中。这种土贡茶末就是一种凤团茶!
《元丰九域志》：荆湖路•南路
茶末一百斤，是指凤团茶一百斤。“茶末”或 “ 末 茶 ”之名， 元朝王祯《 农 书 》解释为： “ 末茶是先焙芽令燥，入磨细碾而成 。”
另明朱权著《茶谱》中也有解释：“盖羽多尚奇古，制之为末，以膏为饼。至仁宗时，而立龙团、凤团、月团之名，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
“渠江薄片”是一种片茶。
片茶在唐代称为腊面茶或凤团茶 ，有的地方称为研膏，属团茶和饼茶一类。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 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直金二两”。
“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比“一斤二十饼”的小片龙团茶，还要小而薄，按常理应该行销上层社会， 为什么在元代及以后就消失了呢?这是因为渠江薄片造法不精，其茶“由油、苦、硬，味短而韵卑。”而最终没有成为朝庭贡品或为朝庭所弃，仅“江陵、襄阳，皆数千(有人认为是‘十’字之误)里食之”。同时，渠江薄片因生产成本高，在宋以后就不再生产了，而改制叶茶即散茶。
【潇湘茶史】《考证》一文说：“渠江薄片产于唐朝时期至宋代，此后未见有关渠江薄片的记载，渠江薄片从此失传”。
元代以后，渠江薄片茶因味短而韵卑，无法进入上层消费群体而遭淘汰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到了元代，蒸青工艺技术进一步完整，其产品从唐、宋的大饼茶到小龙团，由团茶到叶茶已成为社会时尚，渠江薄片改为了散茶或其它品种。
元代王祯在《农书》中对当时制蒸青叶茶工序，说得很具体。他说:“采讫，以甑微蒸，生熟得所。蒸已，用筐箔薄摊，乘湿略揉之，入焙，匀布，火焙令干，勿使焦，编竹为焙，裹蒻复之，以收火气。茶性畏湿，故宜蒻收藏者，必以蒻笼剪蒻杂贮之，则久而不浥。宜置顿高处，令常近火为佳”(见卷十《百谷谱》)。
元代这个蒸青茶的工艺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黑茶制作，其中仅少了“杀青”和“发酵”的工艺，十分像安化农村偏远山区的老农自家制的挂在火坑上的烟熏茶。
到了明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完全废除了唐、宋、元时期的凤团茶，改芽茶为贡茶。
明代何孟春(1474-1536)《 馀 冬 序 录 摘 抄 内 外 篇 》 记载 ： “ 国初建宁所进，必碾而揉 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 ，如宋蔡君谟所贡茶例， 太祖(朱元璋)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一照各处，采芽以进 。 ”
这已经很清楚的表明，在明代以前，社会上主要流行团茶、饼茶、片茶等紧压茶。到了明代，朱元璋认为太“ 重劳民力 ”，才下令 “ 罢造龙团 ”，改造芽茶以进贡。
据明嘉靖《安化县志》和谈迁《枣林杂俎》中记载，明代安化贡茶的详细名目：“御芽二十二斤”和“长沙府安化县芽茶二十二斤 ”。
自明代开始，安化除了制作贡茶外，广大茶农改进以前制茶工艺，又重新大量使用粗老叶，生产价廉物美的黑茶，以此增加广大人们群众收入。
嘉庆《安化县志》卷之十一•风俗•七载录：“至于后乡，长江大河，上通宝庆、下通资江各都，产茶最多，远招引客”。到明万历年间，资江沿岸的渠江(神湾)、马辔市、东坪、江南等地，其大的茶厂每天拣茶工(捡去茶梗)上千人，小的茶厂也有数百人(“经纪窝留拣手拣茶，每厂多则千人、少亦不下数百人”引自林之兰《明禁碑录》)。
至嘉靖年间，辰沅兵备崔桐到渠江时，而渠江薄片早已经一、二百年没有生产了。
05
安化资江(萸江)段
为古时通溆浦要道
明代崔桐从安化资江舍舟入渠江去溆浦，途中并落宿在一舒姓农家。资江沿线一带是否有茶的记载?资江到渠江通溆浦，在唐代是不是一条古道?唐代资江、渠江、溆浦一带是否有舒姓?
1、安化地处荆楚腹地，称荆湖之间，又称荆巴之间
宋熙宁五年建县以前，安化称梅山。古梅山地处在辰、鼎、邵、潭之间，又称为“溪洞”之间。《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二《后周纪三》：“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为州县，著在图籍”。
所谓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为州县，著在图籍。说白了就是古代梅山，其地即属潭州，也属鼎州、辰州、邵州等。
《全宋文•卷六三》中《宋大诏令集》：“勅潭、邵等州管界梅山洞主首等：省本人奏……”这是公元 977 年翟守素征伐梅山时，其圣旨对梅山蛮的开头称谓。梅山为“潭、邵等州管界”，这“管界”显然就是割地。
同治《安化县志卷之二•沿革 》进一步对梅山其地来源进行了细说：“今一、二都原割自益阳之资江乡为之;三、四、五都割自益阳之东坪乡为之。而《王志》(康熙县志)、《赵志》(嘉庆县志)乃云：北割益阳、武陵地为后五都。若以武陵与后乡接壤即以为有割地，则桃源、沅陵、溆浦亦皆有割地矣。”
一都即为今安化县江南、龙塘(乡)、冷市、小淹镇。其中冷市、龙塘连桃源县;二都为今安化县羊角塘镇，连常德市(朗州、鼎州、武陵为旧时称谓);三都为今安化县东坪、田庄、柘溪镇。其中东坪、柘溪镇连桃源县;四都为今安化县马路、奎溪，分别通桃源，溆浦;五都为今安化县渠江、烟溪、南金、古楼、平口。其中渠江、烟溪与溆浦接壤。
资江塘头(塘头在今滔溪镇，又说羊角塘镇)李氏族谱中载：“宋熙宁六年朝廷置安化(县)废资江(乡)隶焉，故吾族为安化人”。这句话的意思，开梅山之前，安化属潭州益阳，羊角塘、滔溪等地属益阳资江乡。
李氏族谱进一步佐证了县志关于安化割地之说的可靠性，这与江南镇资福寺创建者、沩山密印寺三十三任主持智广禅师(《同治县志•沿革》)碑上的记载相同。
资江乡《李氏族谱》：李称之宋熙宁六年
综上所述，在唐末五代十国时期，今小淹、滔溪、江南三镇，原属益阳资江乡;东坪、马路、渠江等库区乡镇，属东坪乡无疑!东坪乡割辰州地。
2、萸江为安化资江代名词，古时为通义陵(漵浦)要道
资江又称资水，在今湖南省中部。《水经• 资水》：“东北过邵陵县之北。” 郦道元注： “县治郡下南临大溪，水径其北，谓之邵陵水……自下东北出益阳县，其间径流山峡，名之为茱萸江，盖水变名也。”《太平御览》 卷 65 引 《湘州记》 曰： “资水一名茱萸江”。
茱萸江包含新化、安化县段，旧时也称“萸江”。康熙年陶之典编辑《大沩山古密印寺志》时，宁乡密印寺当家主持大梅与峰智禅师(曾任安化大福浮山寺主持，“大梅”俗指安化)，写了一首《萸江远侄和尚同订沩志一日假还凤林赠之以诗嘱早就业》的诗，赠送参与修订《沩志》的远侄和尚。
萸江远侄和尚这个称呼，表明远侄和尚供职的地方为“萸江”，萸江为安化资江的代名词。另清代诗人，学者陶必铨(1755-1805)，因自己居住在安化小淹资江边，就以萸江为号，称萸江陶必铨。
远侄和尚具体在安化资江河边哪座寺庙供职，今无可考，但“萸江”作为资江的代名词已是久远，以致有些人认为《膳夫经手录》中的“渠江”就是“萸江”，这并不是说没有道理。
安化渠江历史又怎样呢?
渠江是资江一级支流，渠江发源于雪峰山余脉，源头分别是安化县的敷溪村和溆浦县的羊角山村，经渠江镇晏家村流入安化县境内。
清•嘉庆《安化县志•卷之四•山川》载录：“渠江溪左源界溆浦，右源界新邵至大塘湾敷溪口，入五都五十余里，西入资。”又载：“渠江渡在县西北三百里。”
安化的渠江、烟溪、奎溪、马路等镇，宋代以前属武陵地，也曾属衡阳郡。相传大禹治水经过安化的渠江和资江。
嘉庆《安化县志•卷之四•山川》载录：“禹履洪，在县西北三百里虎口崖下，石险而穿，相传禹治水履此，洪下四十里有禹庙。” 禹庙在神湾，今属柘溪林场范围。大禹治水在衡山南岳立有“禹王碑”。
安化资江通渠江，渠江通溆浦县至酉阳，是古代安化人经“川盐古道”到巴国采购食盐之路。巴国，周朝时期位处今中国西南、长江上游地区的一个姬姓国家，子爵，国都为江州，即今重庆市江北区。
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曰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小虫，与诸虫群飞，蔽掩日光，天地晦冥，积十馀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乎君于夷城，四姓皆臣之。”
安化苍场(与溆浦、沅陵接壤)出土的一件汉代青铜錞于(收藏于中国黑茶文化馆)，这是巴人的一种乐器。
1992 年，益阳地区博物馆征集到一件安化出土的青铜短剑，剑柄上装饰有高浮雕的几何纹图案，十分精美，这种风格的短剑是典型的濮人遗物。由此可以断定上古的安化有濮人生息过。巴为姬姓，是江汉诸姬之一，为周族。
巴与濮原为两族，后因长期杂居成为一族，故称巴濮。巴国或是巴文化从那时就深深影响安化 。
宋代开梅山置安化县以前，舒、向二姓在资江、渠江、溆浦一带为常居民。《连里道中》 “日落聊宿舒老家”中舒姓为古老姓氏，今安化舒、向二姓主要分布在烟溪、渠江、奎溪。
《宋史•卷四百九十三 •列传•第二百五十二•蛮夷》载：“辰州布衣张翘亦上书言南、北江利害，遂以章惇察访湖北，经制蛮事。而南江之舒氏、北江之彭氏、梅山之苏氏、诚州之杨氏相继纳土，创立城砦，使之比内地为王民。北江彭氏已见前。南江诸蛮自辰州达于长沙、邵阳，各有溪峒：曰叙、曰峡、曰中胜、曰元，则舒氏居之。”又载：“独田氏有元猛者，颇桀骜难制，异时数侵夺舒、向二族地”。
《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载：“唐僖宗光启二年(公元 886 年)潭州阅琐、衡州周岳、邵州邓处纳互相攻伐，石门峒酋向瑰趁机率武陵蛮(自称“朗北团”)攻占州县，陷澧洲，杀刺史吕自牧，自称刺史。召梅山十峒獠断邵州道，梅山遂为梅山蛮所据”。
06
安化山涯水畔、
不种自生，自古以来就产茶
安化位于资水中游，湘中偏北，雪峰山北段主干带，东与桃江、宁乡接壤，南与涟源，新化毗邻，西与溆浦、沅陵交界，北与常德、桃源相连。总面积 4950 平方公里，是湖南省面积第三大县。
宋熙宁五年开梅山置安化县，取归安德化之义，隶属潭州。北宋启疆之初，安化茶叶“山崖水畔，不种自生”，“唯茶甲诸州县”。
1、安化萸江，宋代就产茶!
《宋史地理志》载：“大率有材木、茗荈之饶……”说明安化宋代就产茶。
嘉靖《安化县志》、淸《天下郡国利病书》：宋茶法严甚，邑伊溪(在安化县北三十里仙溪)、中山、资江、东坪产茶，不种而生，味稍佳，民趋其利，奸者乘间啸聚至抗，廵尉习不黎、虎将赖文政，因而为乱，杀掠为患，大帅王侍郎奏于资江龙塘建寨，命将统之一易戍，民赖以安。宋诸寨栅皆险要地寨有团保守御，以备盗贼。
赖文政其人在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巻十二中有记载：“淳熈间(1174-1189)，江湖茶商相挺为盗，推荆南茶驵赖文政为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
“茶驵”即茶马交易的经纪人，宋代荆湖路•南路，包括潭州、衡州、道州、永州、邵州、郴州、全州、桂阳。
安化县于元佑三年(1088)在今龙塘乡资江边置博易场，这时的安化，刚建县还不到 16 年，说明茶叶在安化经济生活中，占据极其重要位置。
安化先有茶，后有县。宋神宗熙宁五年，朝廷派遣章惇(1093年，出将入相)、蔡奕、郭正祥等人开梅山。
在沩山密印寺三十四任主持颖诠长老(曾在今安化江南镇查里滩资福寺、仙溪镇芙蓉广化寺担任过主持，并创建冷市马桥观音寺，后改名桃梵寺)、兴化绍铣、宝理二禅师的协助下，与梅山峒主苏甘进行谈判。
桃梵寺
同治《安化县志•遗事》中说：“颖诠携营中二官先入见峒主，绐以从者。主一见遽曰： ‘此官人也。’颖诠曰：‘主眼高，认之不差，此官人之子。’乃使茶，失手，因而故掌之。”
“乃使茶，失手，因而故掌之。”说明当时苏甘峒主就是用梅山特产茶招待朝廷官方代表，这充分证明了安化产茶在建县之前。
因开梅山有功，湖南转运使副蔡奕升太常丞、直集贤院。蔡奕深感梅山瑶民茶税太重，请求朝庭减免。宋刘挚《直龙图阁蔡君墓志铭》述蔡奕开梅山之功绩说：“长沙诸邑，负茶租田税，积为缗钱四万，请如赦蠲除”。
2、安化萸江，唐代就产茶
山西祁县晋商文化博物馆内，有本长裕川茶庄的手抄本，其中就说到安化唐代就产茶。
该手抄本后收录为《平、祁、太经济社会文献丛录•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其中“预启，贵境(安化)智慧董事君子雅鉴：窃思近来世道，人心大变，不学孔孟，尽效墨翟。尝闻茶出唐朝贵地，宋属中国，产出茶叶，秦国原定引地。晋省历代谕旨招商，而两省商人来安采办黑茶”。
长裕川茶庄于清嘉庆年间来安化办茶，寄寓在江南镇边江刘进吉之生记茶行。
前面已经提到刘源长《茶史》、江昱《潇湘听雨录》、《本草纲目拾遗•卷6•木部》及《湘潭县志》的记载：说唐代潭州，有湘潭县亦产茶，湘潭茶就是安化茶!
安化唐代产茶无疑!但唐末至五代，渠江属东坪乡，东坪乡在唐代是否有具体案例记载产茶呢?这还须从神山(辰山)白云寺僧密禅师佛事活动中找答案。
清同治《安化县志》十四卷十二、十三页载：“白云寺，在县西北六十里三都辰山，唐僧密(‘密印’为误)禅师所建，明宣德间，谌三台(召)僧善明重修，后僧问石有‘深入白云根’之句，崇祯壬午挂锡于此，人以为谶语云”。
《赵志》，《周志》：“知县吴兆庆《白云寺记》：辰山去县治西北百六十里，由东坪、桥口而上，高远可四十里许。山经幽邃，涧道逶迤，中多怪石，嘉树茂草。昔汪真人尝炼丹于此，盖仙灵窟宅也。上有寺，曰‘白云’，创自唐僧密(印)禅师，中有田可耕，寺僧咸仰給焉”。
辰山又名“神山”。县志又云：“熊山之西十里有小支焉，曰‘长岭界’(在县西北百五十里一都)，西十里曰‘辰山’，一名‘神山’，一名‘白云山’(在县西北一百六十里三都，《一統志》作在县北百八十里，誤)。县西北有辰山，高四十里，上有白云寺，有田产、药材，春夏蟒蛇毒物出沒于中”。
白云寺
熊鱼山在《鱼山剩稿》里，有篇《潭州神山白云寺问石乘禅师塔院碑记》，介绍了僧密禅师于唐咸通(860-873)间来辰山。“过去，世不可考。自唐咸通间，僧密禅师行道于此，载在传灯，迄今垂千禩……”。
僧密禅师为何方人氏，已无从可考。但他的师父云岩昙晟禅师 (781-841)，师祖药山惟俨禅师(751-834)，及师弟洞山良价禅师(807-869)都为唐代高僧。其中洞山良价禅师与弟子曹山本寂(840-901)创立的曹洞宗，为中国佛教禅宗五大家之一。
潭州神山僧密与洞山良价，他们师兄俩关系特别密切，经常结伴游方参学，《景德传灯录》卷十五、《五灯会元》卷五皆有其传。
僧密本是洞山的师兄，但洞山却称僧密为师伯(《五灯会元》中洞山亦称僧密为师伯，《传灯录》则改)。师伯也指师兄，是对同门中年老有德者的尊称，足见神山僧密禅师其学问有多高。
辰山白云寺创建于唐代 860 年至 873 年间，与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的撰写时间相差只有几年。
神山僧密禅师有许多著名语录，《五灯会元》均有载。其中一则涉及茶事：神山僧密，一日，与洞山锄茶园，山掷下镢头曰：“我今日一点气力也无。”师(僧密)曰：“若无气力，争解恁么道?”山曰：“汝将谓有气力底是”。
茶禅一味，大道至简。唐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和茶文化发展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佛教也极为盛行。饮茶、品茶遍及全国，佛茶、禅茶、贡茶、礼茶也达到空前的高度。僧人广游天下，众多流传的名茶中，有不少最初出自于寺院僧人亲手种植、炒制。
从《五灯会元》中的记录看，潭州神山僧密与洞山良价，师兄二人一同去过南泉寺(常德)、沩山寺(宁乡)等寺庙参禅悟道。那时，采茶、锄草、种菜放牛、煮茶等劳作是寺庙僧人禅修的一种重要方式。而神山作为僧密禅师开基创业的地方，怎么可能缺茶?
唐代安化东坪乡属辰州地，《湖广图经志•湖广通志卷之十五•长沙》“辰山：在县西北一百三十里，其山盘旋起伏，远接辰沅界，故名”。而辰山又名“神山”，僧密禅师来神山之前，为汪真人炼丹于此。
《湖广图经志•湖广通志卷之十五·长沙》：辰山
神山最早名可能是“钟山”，而钟山又可能是“无射山”。
宋朝开梅山以前，安化为蛮人所据，安化第一任县令毛渐(1036--1094)在《梅山颂》中“惟此南方，夷俗杂处”;又宋吴致尧《开远桥记》中描述梅山蛮：“衣制斑斓(颜色错杂灿烂)，言语侏离(形容语言难辨)”。 “无射”在汉语释义中为钟名，无射山就是钟山，而钟山之名也许因蛮人言语侏离而发音读成“神山”。或许蛮人一直称神山，而传言者误为钟山即无射山。
唐朝陆羽《茶经》“七之事”章节引《坤元录》“辰州溆浦县西北三百五十里无射山，云蛮俗当吉庆之时，亲族集合于山上，山多茶树”。
《坤元录》为隋唐年间所著，已失传。除《坤元录》外，史籍没有“无射山”的记载。同治《溆浦县志》也以“无射山”不可考，否定了此事。
既然溆浦没有“无射山”，那《坤元录》中“无射山”也许就是指的隋唐属辰州的安化神山。至于方位，古人常常搞错，陆羽《茶经》中，也有多处方位的错误。
《辰州府志》载：“沅陵与安化交界处，地名‘界亭’产茶!岁以充贡”。界亭在今沅陵官庄镇与安化马路镇交界处，系辰山山系。宋代以前马路镇属潭州益阳东坪乡，割辰州地。界亭宗主山为神山，无射山多茶树，也就是神山多茶树。
3、安化萸江，三国时代就产茶!
唐、宋时代或更早，安化又称“荆湖”之间或“两湖”之间，两湖之间又处在“荆巴”之间 。三国时代，安化有段时期属蜀国，有段时期属东吴荆州，正夹杂在荆巴间。
三国魏时张揖的《广雅》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姜葱芼之”。 西晋的《荆州土地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荆巴间也好，荆州也好，安化当属之。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苏益馨、梅峰纂修的《石门县志•茶法》记载：“盖邑人所饮，半仰给于鹤峰各溪洞，而雀舌、龙团……悉购自他乡。安化佳品(指茶)，下裕民生者之克擅美利于无穷也。哉!此石邑茶法所由不设也”。
《石门县志》：茶法
道光三年(1823年)，谭震、方堃纂修的《桃源县志•物产》载：“惟南乡近安化界产者(茶)颇佳”。
石门、桃源为古代武陵七县之一，一千多年后还在说安化茶好，还要从安化购雀舌、龙团茶!显然，安化产茶历史与武陵七县一样悠久。
4、安化萸江，两汉时代就产茶
安化资江、渠江是古代马援将军征战五溪蛮的要道 。马援将军征战五溪蛮，其道取资江入沅陵、溆浦。《马援传》载：“初，军次下隽(今湖北通城西)，有两道可人，从壶头则路近而水险(湘、资、沅、澧以资水最险);从“充”(今桑植)则涂夷而运远。“当时耿舒主张从“充”道，而马援主张从“壶头”。
按耿舒的主张，应该是沿澧水而上，首先攻打五溪蛮首领相单程的老巢“充”，(相单程为桑植人);马援则主张逆资水而上，首先在沅陵、辰溪一带，打掉五溪蛮的主力，然后直捣溆浦，收复被五溪蛮所占领的武陵郡治义陵县城。
唐人李贤，李延寿注五溪蛮时说，当时的五溪蛮多在辰州界。汉代时期，今江南、东坪资江沿线等地属长沙国(郡)管控，因此，马援选择从安化资江进入，是为上策。
马援将军取道资江进沅陵、溆浦，征战五溪蛮，必过马路溪(今属马路镇)、马辔市、圭溪坪，因此县志有多处记载。
嘉庆《安化县志•卷之三•山川》载录：“试刀崖在县北二百里马路溪，有石如笋，高二丈，上有刀痕，相传马伏波平五溪蛮试刀于此。”
嘉庆《安化县志•卷之二•沿革》又载：“马辔市，东汉马援征五溪蛮，由此舍舟操辔踰沅故名”。
同治《安化县志•卷之十二•壇庙》载：“伏波庙在县西二百五十里四都圭溪坪，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五溪蛮驻兵于此，居民立庙以祀，康熙五十年重修”。
宋代推官吴居厚(1037—1113)的《梅山绝句十首》中云：
板屋依崖不记时，裹头今已就招携;
可憐马援贪残杀，空有虚名在五溪。
(嘉靖《安化县志卷之六》)
以上县志记载，足以说明马援将军征战五溪蛮是逆资江而上，取道与桃源、沅陵、溆浦接壤的马路、奎溪方向进攻溆浦，并病死于壶头山。
相传擂茶为马援将军征战五溪蛮时所发明，用来解毒消病。清嘉庆《常德府志》记载：“乡俗以茗叶、芝麻、姜合阴阳水饮之，名擂茶”。
《桃源县志》名“五味汤，云：伏波将军所制，用御瘴疠”。 擂茶是历史，也是传说。与安化相近的桃源、桃江、新化等县都有喝擂茶的风俗，那时的安化、桃源就产茶。
5、安化萸江，虞夏时代就产茶
安化古时为禹贡荆州之域。《尚书•禹贡》载：“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 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厥土惟涂泥， 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 金三品，杶、干、栝、柏，砺、砥、砮、丹惟菌簵、楛，三邦底贡厥名。包匦菁茅……”。
1791 年，清代名臣两江总督陶澍父亲陶必铨，是一位学者。他在主修旧治梅城南宝塔期间，往返小淹居地，夜宿洞市鹞子尖茶亭而作《鹞子尖茶引》。《鹞子尖茶引》中有“禹贡荆州之域，三邦底厥贡名，李安溪以为名茶类。”陶必铨认为贡厥名中“名”为茗，即茶类。同时陶必铨引用了清康熙年朝庭重臣李光地(又名李安溪)对“名”为“茗”的考究。陶澍在他的《试安化茶诗》中：
我闻虞夏时，三邦列荆境;
包匦旅菁茅，厥贡名即茗。
其见解与父亲的《茶引》观点一致，认为安化在虞夏时期就产茶。
甘露茶亭
(资料来源：安化黑茶传媒平台)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民众饮茶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秦汉,?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饮茶风俗从中国西南沿着长江向下游拓展,上演了一部“东游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已有饮茶之事,但还被视为一种不入流的鄙俗文化。然而入唐之后,风气为之一变,茶文化全面发展和成熟,饮茶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在全国快速普及。无论是汉族,还是边疆的少数民族,都将茶叶视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国家饮料”。
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不由得感叹:“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甚至,历史学家争论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一个理由是,在他的游记中并没有记载作为中国文化符号和象征的茶叶。饮茶为何在唐代开始迅速传播?其实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
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为“饮茶”保驾护航
1.唐朝是中央集权国家,保持了长时间统一,这为茶的传播创造了政治环境。可考的饮茶记载起自汉代,汉代之后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战争频繁,动乱不休。隋代实现统一,惜其命短。唐承隋制并发扬光大,通过出台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唐代的统治版图空前扩大,阻碍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交流的无形之墙被推倒了,唐朝长安成为亚洲的中心、世界的中心。长期统一统治局面,为饮茶之风的自由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唐代全盛时期疆域全图。(图片来源: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2.唐代经济发展与繁荣为茶叶传播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兵乱不断,生灵涂炭,物质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生产全方位停滞、甚至倒退。进入唐朝后,前有贞观之治,后有开元盛世,物质生产有了极其迅猛的发展。在生存尚不暇之时,茶叶消费自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唐代人们的生活水准得到提升后,生活品质才会成为问题,茶的饮用才会成为可能。
3.唐朝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政策,社会开放,为茶的传播创造了文化环境。李唐王朝一改以往严防华夷的政策,唐太宗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唐玄宗朝李华云:“国朝一家天下,华夷如一。”在这种文化政策的带动下,魏晋南北朝时期北人嘲笑南人饮茶习惯的现象不见于史册,相反,茶文化在北地逐渐盛行。
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局部),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作者供图)
4.饮茶的兴盛还与唐朝政府颁布的禁酒令有关。唐代人口增加以及战乱造成农民大批流亡、土地丧失,这使得唐中期以后的粮食特别匮乏,而造酒却需要消耗大批粮食。中唐以后,唐王朝多次颁布禁酒令,提高酒价,实施政府专卖。政府禁酒使得不少嗜酒的人转向饮茶,以茶代酒的现象频频出现,大大促进和普及了饮茶风尚。
水利、交通与技术:唐代“饮茶”的基础设施
1.唐代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气候温暖湿润,为茶叶的生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唐代重视水利事业的兴修,在北方开沟凿渠,在江南兴建和修复水利。安史之乱后,南方农田水利建设迅速发展,这些水利设施可以灌溉成千上万顷土地,覆盖了太湖流域、鄱阳湖附近、浙东等地区,而这些地区恰是重要的产茶区。另外,气候的变化也是引发茶叶种植发展的重要原因。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指出,第二寒冷期约从公元初期持续到公元600年,第三温暖期为600年到1000年,我国气候在7世纪中期变得暖和。茶树有喜温、喜湿、喜酸、耐肥、耐荫的生态习性,气候转暖,随之而来的是降水充沛、光照充足,这极有利于茶树生长。气温升高,容易人困乏渴。唐以前,人们的饮料主要是酒、水、羹、汤,酒太浓烈、水淡而无味,羹过于浓稠,汤制作太复杂,这就迫切要求一种能够止渴生津的饮料出现,而茶恰恰满足了这种需求。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图片来源:《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2.唐代交通运输业发达,以大运河为基础形成漕运,以沿海港口为据点形成海运,驿馆制度改善了陆运交通状况,这为茶叶的北运提供了必备的运输条件。茶是一种经济作物,它的生长首先需要一定的光照、温度、土壤、气候等方面的条件。在唐朝的疆域内还有大量的地区不产茶,产不出好茶。唐代在隋朝大运河的基础上,不断开凿休整,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水上交通网,这个网路覆盖了唐代主要的经济发达地区。大运河将唐代的漕运事业推向了高度繁荣。《封氏闻见记》记述了茶叶运输的盛况:“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大量商人通过陆路和水路将江淮等地的茶叶向北地输入。
隋唐大运河形势图。(作者供图)
3.茶叶栽培技术取得突破,茶叶种植业发展迅猛,产量巨大,为茶叶大规模的消费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唐代,南方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生产格局被打破,经济作物的种植成为农民的新宠,而茶树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唐初,茶叶种植主要集中在寺院,中唐以后种植面积颇大的茶园开始出现,茶叶产量也直线飙升。天宝元年(742年),浮梁这一唐茶集散中心茶叶产量为“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茶叶的大规模生产为茶叶消费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饮茶之风的兴盛又刺激着茶叶的生产水平、制茶技术的进步和茶叶品质的提升。终唐一朝,其茶叶生产和饮茶之风始终处在这样一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之中。
内开外掘:茶性、精神与推广大使
1.茶的功效。唐人对茶药用的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众多医、药、经、史文献中都有论述,如苏敬《唐本草》、陈藏器《本草拾遗》、孟诜《食疗本草》、孙思邈《千金要方》、陆羽《茶经》以及诗词歌赋和散文作品等。我国学者根据五百种左右的有关资料将其中有关茶叶医疗效用的内容总结成茶的传统功效二十四项:少睡,安神,明目,清头目,解毒,消食,醒酒,去肥腻,下气,通便,利水,治痢,祛痰,祛风解表,坚齿,治心痛,疗饥,益气力,延年益寿。所列茶的功效,有些已经超出了医药的范围,属于保健的范畴了,如醒酒、疗饥、益气力、延年益寿等。茶有如此众多的功效,可止渴生津,满足人们对味觉的需求,还能保持头脑清醒,长期饮用对人的身体有保健作用。并且在茶叶普及后,茶的价格并不昂贵,一般人都消费得起。茶自身的这些优点,是茶能够被人们接受并迅速传播的最根本性的原因。
唐鎏金飞天仙鹤纹银茶罗子。(图片来源:法门寺博物馆官网)
唐鎏金鸿雁纹银茶槽子、唐鎏金团花银碢轴。(图片来源:法门寺博物馆官网)
2.佛教和道教的引领饮茶之风。唐代佛教和道教盛行,佛教最重要的修行之一便是坐禅。坐禅很枯燥,容易昏昏入睡,难以达到求佛的目的。茶驱睡魔的功效有助于佛家修禅,于是茶在各名山大川的寺院中广泛种植,僧人饮茶之风极为盛行。僧人饮茶成风,民间奉佛者自然转相效仿。道家跟佛家不同,道家信奉神仙,讲求方术,重视养生,茶提神、解乏、保健的功效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可以说,佛教和道教在唐代被推广的同时,也带动了饮茶风气特别是北方饮茶风气的传播。
唐代赵州禅师“吃茶去”公案。(图片来源:赵州柏林禅寺官网)
3.陆羽的大力推广。陆羽之前,尽管南方饮茶已经比较普遍,北方也开始饮茶,但是人们对茶叶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并不了解,对茶叶的种植和栽培技术没有系统的论述,茶的制作和饮用方法也没有固定的模式。陆羽生于茶乡,长时间与茶打交道,掌握煎茶的技艺,与皎然等众多茶人颇有往来,他具备了写作一部关于茶叶的著作的经验和理论知识。《茶经》“分其源,制其具,敎其造,设其器,命其煮”,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唐代及唐代以前有关茶事的综合性茶学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对我国乃至世界茶叶开发和茶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湖北天门陆羽公园雕塑。(作者供图)
4.文人的推崇宣扬与政府的宣导。茶能涤烦提神、醒脑益思,又能够愉悦精神、修身养性,特别是陆羽提升了茶的文化品位后,茶代表着高洁、脱俗,与文人们的审美情趣不谋而合,正如诗僧皎然所言“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他们进行对弈、弹琴、赏竹、观景等活动时,总要一壶香茗相伴。在茶香的陪伴下,他们创作了大量的茶文、茶诗、茶画、茶歌。他们执社会文化活动之牛耳,他们借茶抒发一己情怀的同时,又提升了茶的文化内涵,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文人的嗜茶、赞茶之风,相互之间赠茶、谢茶、敬茶,引领着社会的新风尚,在这股新风的吹拂下,茶逐渐渗透到寻常百姓之家。
文人之间的这股潮流自然会波及到皇室、王公贵族,他们对茶的需求也旺盛起来,皇帝提倡饮茶,热衷于茶事,还经常向大臣们分茶、赐茶,朝廷之中的饮茶之风也很兴盛。并且,他们一般都需要好茶,这在客观上提升了茶叶的品质,唐代名茶大量涌现。唐代宗开始(762年),为满足宫廷对名茶的需要,建立了定时、定点、定量、定质的贡茶制度。宫廷对贡茶的需要及因此而设置的贡茶制,客观上刺激了茶叶的生产,推动了饮茶之风在全国的传播与推广,并对兴起竞制佳品名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宋时磊,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写作》杂志编辑部主任,兼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中国写作学会副秘书长、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茶文化史,在《历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学术核心期刊发表茶史及茶文化论文、译作70余篇。出版《唐代茶史研究》等学术专著2部,主编教材和论著3部,参编教材2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中日应对西方茶叶贸易质量规制的路径比较”项目主持人,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子课题负责人。
刘梦灵,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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