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众多，自古以来就有以茶待客、以茶会友等风俗。自古代流传下来的饮茶习俗至今依然可见，形成独特的茶文化。各地饮茶的风俗习惯大体可分为：一、讲究清饮法（即追求茶之原味）的饮茶风习。二、讲究调饮法（即茶汤中加以佐料）的饮茶风习。三、品饮时讲究环境的多重享受。饮茶时，欣赏诗词书画、歌舞戏曲并配以点心、佐料。
潮汕啜乌龙
流行于福建南部，广东潮州、汕头一带。乌龙茶的茶具用紫砂小杯小壶，色泽古朴清一，崇尚古色古香，人称“烹茶四宝”。品饮前要进洗、烫、冲、刮、盖、注等程式。饮用时先闻香、后辨味、小口品啜。
杭州品龙井
沏龙井茶的水以80°C左右为宜。茶杯最好选用白瓷杯或玻璃杯。水以山泉水为好。品茶时先欣赏茶叶在杯中的姿态。将杯沿凑近鼻端，嗅茶的香气，然后细细品味。正如陆次云曰：“龙井茶真者，甘香如兰，幽而不冽，啜之淡然，似乎无味。饮过后，觉有一种太和之气，弥沦于齿颊之间，此无味之味，乃至味也。”
广州吃早茶
吃早茶多见于我国大中城市，尤其广州，人们最喜坐茶楼，吃早茶。早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广州的“二厘馆”（即每客茶价二厘钱）茶楼就已普遍存在。上“二厘馆”的茶客大多为劳动大众，他们在早晨上工之前，在“二厘馆”里泡上一壶茶，要上两件点心，作为早餐。名曰“一盅两件”。广州茶楼一日早、中、晚三市，尤以早茶为最盛，因此名谓“吃早茶”。
北京大碗茶
大碗茶的风尚，在车船码头、大道两旁、车间工地、田间劳作等处，屡见不鲜。这种习俗，在我国北方最为风行。煎茶大碗喝，可谓是汉族的一种古茶风。因此，自古以来，卖大碗茶亦列为中国的三百六十行之一。这种清茶一碗，大碗饮喝的方式，虽然比较粗犷，甚至颇有些“野味”，但它听凭自然，无需楼、堂、馆、所，摆设简便，只需一张简单的桌子、几条农家式的凳子和若干只粗瓷碗即可。所以，它多以茶摊、茶亭的方式出现，主要供过路行人解渴小憩之用。由于这种喝大碗清茶的方式，贴近民众生活，人们需要它，因此，即使在生活不断改善和提高的今天，大碗茶仍然受到人们的欢迎与称道。
成都盖碗茶
盖碗茶盛于清代，如今，在四川成都、云南昆明等地，已成为当地茶楼、茶馆等饮茶场所的一种传统饮茶方法，一般家庭待客，也常用此法饮茶。“盖碗茶”，是成都最先发明并独具特色。所谓“盖碗茶”，包括茶盖、茶碗、茶船子三部分，故称盖碗或三炮台。茶船子，又叫茶舟，即承受茶碗的茶托子。相传是唐代德宗建中年间（780－783）由西川节度使崔宁之女在成都发明的。因为原来的茶杯没有衬底，常常烫着手指，于是崔宁之子就巧思发明了木盘子来承托茶杯。为了防止喝茶时杯易倾倒，她又设法用蜡将木盘中央环上一圈，使杯子便于固定。这便是最早的茶船。后来茶船改用漆环来代替蜡环，人人称便。到后世环底做得越来越新颖，形状百态，有如环底杯。一种独特的茶船文化，也叫盖碗茶文化，就在成都地区诞生了。这种特有的饮茶方式逐步由点巴蜀向四周地区浸润发展，后世就遍及于整个南方。
维吾尔族的奶茶与香茶
新疆的北疆（天山以北地区）主要以加牛奶的奶茶为主；南疆（天山以南地区）主要以加香料的香茶为主，但不管奶茶和香茶，用的都是茯砖茶。北疆的奶茶是当地牧民的必备物品，通常在牧民的帐篷中间会悬挂着一把铝制茶壶，壶底正对着终日燃烧的火炉，这样热气腾腾的奶茶就随时可以取饮了。做奶茶的方法并不复杂，通常先将茯砖茶敲成小块，然后抓一把放入盛水八分满的茶壶内，将其放在煤炉上烹煮，直到沸腾4〜5分钟后，加上一碗牛奶或是几个奶疙瘩和适量的盐巴，再让其沸腾5分钟，一壶香喷喷、热乎乎、咸滋滋的奶茶到这里就算是制作好了。南疆维吾尔族煮香茶时，通常是用一把铜质长颈茶壶或是陶质、搪瓷、铝制长颈壶，为了防止倒茶时茶渣、香料混人茶汤，在壶嘴上往往套有一个网状的过滤器。通常制作香茶时，应该先把茯砖茶敲成小块状。同时，在长颈壶内加水七、八分满加热，当水刚沸腾的时候，就抓一把碎块砖茶放入壶中，当水再次沸腾大约5分钟时，则要将预先准备的桂皮、 姜、胡椒等细末香料，放进煮沸的茶水中，经过轻轻搅拌，过3〜5分钟就可以饮用了。
藏族的酥油茶
西藏有“世界屋脊”之称，这里地势高亢，空气稀薄，气候干旱、寒冷，当地百姓大多信奉喇嘛教，以放牧和种旱地作物为主，蔬菜瓜果很少，常年以奶肉、糌粑为主要食物。“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茶叶是当地人民维生素营养补充的主要来源，成了不可缺少的生活食品。那么藏族的酥油茶是在茶汤中加入酥油等原料，再经特殊方法加工而成的茶。由于酥油茶是一种以茶为主料的多种原料混合而成的液体，所以滋味多样，喝起来涩中带甘，咸里透香，既可暖身，又能增加抗寒能力，对于藏族人民来说有着比其他民族更为重要的作用。喝酥油茶很讲究礼节，客人来访，主人都会奉上糌粑，这是一种用炒熟的青稞粉和茶汁调制成的粉糊，也有捏成团子状的，再递上一只茶碗，按辈分大小逐个倒满酥油茶。在婚嫁中，藏族人视茶为珍品，其象征着美满的婚姻。
蒙古族的咸奶茶
与新疆、西藏的牧民一样，蒙古族人民喜欢喝与牛奶、盐巴一道煮沸而成的咸奶茶。茶品多用青砖茶和黑砖茶，用铁锅烹煮。在烹煮过程中加入牛奶，而注重“器、茶、奶、盐、温”五者的协调，蒙古人习惯于“三茶一饭”，每天清晨，主妇们都会先煮好一锅咸奶茶，供全家人整天饮用。
傣族、拉祜族的竹筒香茶
竹筒香茶的傣语叫“腊跺”，拉祜语叫“瓦结那”，是傣族人民和拉祜族独有的一种茶饮料。傣族世代生活在热带、亚热带气候的肥美富饶的坝子，主要聚居在云南西双版纳，德宏两自治州和耿马、孟连两自治县，人口80余万人，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汉代史载的“滇越”，“掸”就是傣族的先民。唐代史称“金齿”、“银齿”、“黑齿”、“白衣”，宋代沿称“金齿”、“白衣”，元、明写作“白夷”，清代以来称为“摆夷”。拉祜族是分布在云南澜沧、孟连、耿马、沧源、勐海、西盟等边境县的山区民族之一。“拉祜”是一种用特殊方法烤虎肉吃的意思。拉祜语称虎为“拉”，称在火边把肉拷到发香的程度为“祜”因此，拉祜族被称为“猎虎的民族”，人口约30万。
竹香茶因原料细嫩，又名“姑娘茶”，产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海县。竹筒香茶的制法有两种：一是采摘细嫩的一芽二三叶，经杀青、揉捻、装入嫩甜竹筒内；另一种方法是将毛尖与糯米一起蒸，茶叶软化后倒入竹筒内。茶叶因此具有竹香、米香、茶香三味。
傈僳族的雷响茶
傈傈族有近50万人，主要聚居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喝雷响茶是傈僳族的风尚。雷响茶是酥油茶的一种，先用一个能煨750克水的大瓦罐将水煨开，再把饼茶放在小瓦罐里烤香，然后将大瓦罐里的开水加入小瓦罐熬茶。熬5分钟后，滤出茶叶渣，将茶汁倒入酥油筒内，倒入两三罐茶汁后加入酥油，再加事先炒熟、碾碎的核桃仁、花生米、盐巴或糖、鸡蛋等。最后将事先烧红的鹅卵石放入酥油筒内,使筒内茶汁“哧哧”作响，犹如雷响一般。响声过后马上使劲用木杵上下抽打,使酥油成为雾状,均匀溶于茶汁中。打好后倒出,趁热饮用。这样饮用能增进茶汁的香味和浓度。
布朗族的酸茶
布朗族是“濮人”的后裔,约有6万人,主要聚居在云南勐海县的布朗山，以及西定和巴达等山区。镇康、双江、临沧、景东、澜沧、墨江等县也有部分散居和杂居,多居住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他们习惯常年吃酸茶。酸茶的制茶时间一般在五六月份。高温高湿的夏茶季节,将采下的幼嫩鲜叶煮熟,放在阴暗处10余日让它发霉,然后装入竹筒内再埋入土中,经月余即可取出食用。酸茶吃时是放在口中嚼细咽下,它可以帮助消化和解渴。这是布朗族供自食或互相馈赠的礼物。
白族的三道茶和响雷茶
白族散居在我国西南地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是一个十分好客的民族。白族人家,不论在逢年过节,生辰寿诞,男婚女嫁等喜庆日子里,还是在亲朋好友登门造访之际,主人都会以一苦二甜三回味”的三道茶款待宾客。三道茶,白语叫“绍道亮”,是白族待客的一种风尚。
土家族的擂茶
土家族主要居住在川、黔、湘、鄂四省交界的武陵山区一带。擂茶,又名三生汤。此名的由来,说法其一：是因为擂茶是用生叶(指茶树上新鲜的幼嫩芽叶)生姜和生米等三种生原料加水烹煮而成，故而得名。
苗族和侗族的油茶
在桂北、湘南交界地区和贵州黔东南地区,聚居着许多侗、苗、瑶兄弟民族,他们与汉、壮、回、水等民族世代相处,十分热情好客。住在这里的人们，虽然衣、食、住、行等风俗习惯有别，但家家都喜欢打油茶，人人喝油茶。特别是喜庆节日,或亲朋贵宾登门时，他们更是以打法讲究、佐料精选的油茶款待客人。打油茶形式多种多样,内容际上是“做”的意思，一般经过四道程序，首先是点茶，打油茶用的茶通常有两种：一是专门烘妙的末茶,二是选用茶树上的幼嫩芽叶，具体要根据茶树生长季节和各人的口味爱好而定，其次是作料。打油茶用的作料，除茶叶和米花外，还有鱼、肉、芝麻、花生、葱、姜等和食油(通常用茶油)。三是煮茶，先生火，待锅底烧热时,放油人锅，等油面冒青烟时，立即向锅内倒入茶叶，并用锅铲不断翻炒，当茶叶发出清香时，再加上芝麻、花生米、生姜之类。少顷，放水加盖，煮沸3~5分钟，待茶汤快要起锅时撒一把葱姜。这时,才算把又鲜、又香、又爽，却又不失茶味的油茶打好了。按照当地风俗，客人喝油茶，一般不少于三碗，这叫“三碗不见外”。
回族的罐罐茶
回族主要居住在我国的大西北，特别在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区)最为集中，由于这里地处高原，气候寒冷，蔬菜供应困难，奶制品是当地的主要食品之一，而茶叶中存在的大量维生素类物质，正好可以补充蔬菜的不足。茶叶中存在的大量多酚类物质,又正好有助于去除油腻，帮助消化。罐罐茶通常以中下等炒青绿茶为原料，经加水熬煮而成，所以，煮罐罐茶，又称熬罐罐茶。熬煮罐罐茶的茶具，表面看来，简陋粗糙。煮茶用的罐子，高不足10厘米，口径不到5厘米，腹部稍大些，直径也不超过7厘米，罐子的质地，是用土陶烧制而成。犹如一只缩小了的粗陶坛钵。熬煮罐罐茶的方法比较简单,与煎中药大致相仿。煮茶时，先在土陶罐子中盛上半罐水，然后将罐子放在小火炉上，一且到罐内水沸腾时，放入茶叶5到8克，边煮边拌，使茶、水相融，茶汁充分浸出，2到3分钟后，再向罐内加水八成满，直到茶水再次沸腾，罐罐茶才算熬煮好了。由于罐罐茶的用茶量大,又是经熬煮而成的,茶汁甚浓,一般不惯于喝罐罐茶的人,会感到又苦又涩。好在喝罐罐茶的杯子容量很小，不可能如同喝大碗茶一般，大口大口地喝下去。但对长期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来说，早已习惯成自然了，一般在上午上班前和下午下班后，少不了得喝上几杯罐罐茶。他们认为:“只有喝罐罐茶才过瘾。”还说:“喝罐罐茶有四大好处:提精神、助消化、去病魔、保健康。”其实这种喝罐罐茶习惯的形成，与当地的人文地理、生活环境是相联系的。
刘志扬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
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一种消费品像茶叶这样影响中国边疆历史。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边茶贸易作为中原王朝用汉地茶叶换取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马匹或其他商品的一种商业活动，贯穿了宋以来中国历史的每个阶段。在延续千年的边茶贸易过程里，围绕边茶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各民族自觉或被动地参与其中，在各个链条和环节上分工合作、利益共享，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商贸活动。可以说，边茶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各民族经济和文化交往、交流的历史，也是一部政治上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
关键词
边茶 中华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
正文
边茶，顾名思义，即为专门销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其原料、制作工艺、包装和运输方式等有别于销往内地的腹茶。边茶为黑茶类，中国的黑茶主要是老叶茶，一般为一叶三芽到五芽，并掺杂茶树梗，经过特殊加工过程(如渥堆工艺等)，专门供应北方、西北及青藏高原各民族。黑茶产地主要有四川(南路边茶、西路边茶)、湖南(安化黑茶)、湖北(老青茶)、云南(紧茶)、广西(六堡茶)、陕西(茯茶)等。其中四川雅安、天全、名山、荥经和灌县、什邡、崇庆、平武等地生产的边茶，以及云南佛海等地生产的紧茶主要供应西藏和四川甘孜阿坝、青海、甘南等涉藏地区，用以制作藏族人民喜爱的酥油茶;湖南安化等地的黑茶主要供应新疆和蒙古草原，湖北赵李桥的青砖主要销往内外蒙古和俄罗斯等地。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限制，茶叶并不产于秦岭淮河以北的非酸性土壤地区，因此边疆各民族对茶叶的获得必须依赖于与内地产茶区的交易。所以，边茶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各民族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交流史，也是一部政治上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
纵观中国历史，从来没有一种消费品像茶叶这样，在维系中央政权与周边民族关系方面起着如此重要和持久的作用。经济上，茶叶在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经济互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治上，它是历代中央王朝控制和稳定边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文化上，茶叶对边疆民族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边疆民族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使之成为自己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茶叶由内地向北方草原地区和青藏高原的传播
中国人的饮茶习惯始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陕西咸阳原东端的西汉景帝阳陵外藏坑K15中出土的腐朽碳化的粮食遗迹中，发现有茶叶残留物，此为截至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茶叶实物。考古工作者推测这是皇帝的茶，但具体怎么饮用，是食物还是药物，茶叶来自何处等重要信息却无从得知。可以肯定的是，喝茶习俗在汉代尚未普及。南北朝时期，蜀地等南方地区的汉人已经普遍饮茶，均为粗放式的煎饮，将茶与米粥、橘皮、姜等混在一起煮沸后饮用，饮茶被称为“茗饮”。至于采摘下来的茶树叶片是否经过炒制等工序的加工，文献无明确说明。现有的考古材料也没有茶叶加工的确凿证据。有关唐以前人们的饮茶，由于史料不足，或传世资料可疑之处颇多，所以茶学界的争议较多。可以确定的是，到了唐代，饮茶已经发展为一门艺术，茶叶的加工、制作技术开始精细化，唐代茶圣陆羽所著《茶经》即为明证。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我们可以知道，茶叶在唐代已经开始规模化生产并成为了商品，也就是说茶叶在唐代已经开始普及，有了一定规模的消费群体。自细煎慢啜式的品茶出现后，茶叶的形制逐渐从大叶、片、饼团过渡到宋代的抹茶和散条形茶。到了宋代，中国南北的汉人社会中饮茶之风炽盛，从社会上层到普通百姓都将饮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王安石在《议茶法》中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
北方游牧民族饮茶的历史较晚，南北朝时期，饮，仍以加工过的奶制品——酪浆为主。根据成书于北魏的《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喜欢“茗饮”的主要是南朝汉人，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非汉民族和受少数民族生活习俗影响的汉人，日常饮用的大多是酪浆。南朝齐官吏王肃因政治斗争失败投奔北魏后，为了迎合鲜卑贵族，饮食习惯从“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到逐渐适应北方游牧民族的羊肉、酪浆。有一次在宴会中，他为了讨好北魏高祖拓跋宏，说茗饮只配做酪浆的奴仆。给事中刘镐对王肃十分仰慕，以至于每天都要喝茶。魏高祖之弟彭城王元勰对此十分不屑，讥讽他“好苍头水厄”，意思是喜欢平民百姓下贱之物。后来北魏人就将茶水贬称为“酪奴”“水厄”，以至在北朝的宫廷和贵族宴会中，官员以“茗饮”为耻。不过这也说明，当时的北朝，饮茶和饮酪浆的两种习惯同时存在。在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下，尽管汉人和鲜卑人存在差异，但也相互学习和适应不同的文化和习俗，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成为时代的趋势和特征，不断加入北魏的南朝人无疑会对统治民族鲜卑产生文化和风俗习惯上的影响。
唐代，开始有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进行茶叶贸易的记载。8世纪中叶崛起于额尔浑河并称雄于蒙古草原的回纥汗国与唐朝和平相处，并两次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回纥与唐之间的贸易十分频繁，主要为以马匹换丝绢。其间也会以马易茶，如《新唐书·陆羽传》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然而，回纥易茶的用途是什么?是用来转手与其他民族贸易?还是自己饮用?史书并无相关说明。因此唐德宗时御史中丞封演撰《封氏闻见记》中说，“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可见唐时北方民族饮茶并不常见，以致官至御史中丞的封演也对回纥来唐易茶感到奇怪。
至宋代，北方民族才开始普遍饮茶，茶马贸易成为当时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进行物资交换的重要形式。除了我们熟知的宋与西北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外，北方的辽、金等也与宋在互市中交换茶叶。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澶渊之盟前，宋辽之间沿边地区便有数个用于互市的榷场，其中包括茶叶贸易：
契丹在太祖时，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后有范阳之师，罢不与通。雍熙三年，禁河北商民与之贸易。
也就是说，宋辽之间在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时期，并没有政府设置的正式交易场所，也没有贸易管理机构，这一时期的贸易应该主要为民间贸易。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才正式在宋与辽实际占领的燕云地区设立了雄州等5个榷场。不过直到澶渊之盟前，因为“累年兴师”，宋辽之间的战争与冲突不断，这些榷场都不固定，时设时罢。澶渊之盟订约的景德二年(1005)，北宋在雄州、霸州和安肃军三处设立固定的榷场，后来又增设广信军。“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
考古材料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据，呈现了当时辽、金、西夏的饮茶情况。河北省宣化下八里村的辽代张世卿家族墓中有大量反映当时饮茶内容的壁画，壁画中烹茶人既有汉人装束者，亦有契丹人装束者，画中茶炉、茶壶、茶杯、茶碾等茶具和烹茶用具，以及烹茶过程，说明当时辽朝南面官所辖燕云十六州饮茶之风的盛行。此与宋人苗绥所说“燕人衣服饮食以中国为法” 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辽代壁画所见烹茶的方式均为与宋相同的点茶法，而不是在茶水中勾兑鲜奶。烹茶者多为着汉装者，茶具也多来自北宋的官窑，这可能是当时辽国辖境内的汉人多饮茶，而辽朝契丹皇室和贵族也模仿宋人的饮茶方式。辽朝的契丹人饮茶仅限于士大夫阶层，一般百姓可能较少饮用。宋真宗景德二年订立的“澶渊之盟”是当时宋辽之间的一项重要盟约，其中规定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这其中物品并没有包括茶叶，说明茶叶对于辽国并不重要。宋仁宗时期，宋与西夏开战，党项羌的西夏因为经济消耗不堪重负，故而接受宋每年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两万斤的岁赐。这其中茶被作为岁赐之物值得关注，证明茶已经在西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生活物品。由于西夏占领着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长城南部沿线地区，与吐蕃相邻，因此茶叶到底是西夏自己消费，还是转卖给吐蕃部落，尚不得而知。
金朝饮茶之风亦盛，主要流行于金国辖境的汉人之中。泰和六年(1206)尚书省上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 “比岁上下竞啜”表明饮茶习俗已经开始在金国各阶层普及了，不过应该主要在从事农耕的汉人之中流行。作为金国统治者的女真官员认为，“茶本出于宋地，非饮食之急”，可见当时的女真人并没有将茶作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为“非必用之物”，属于奢侈品。而且为了节省国库开支，避免“费国用而资敌”，金朝曾数次禁止与宋的茶叶贸易，如《金史·章宗本纪》载：“(泰和六年十一月)初定茶禁。”甚至规定只有七品以上的官员才有饮茶的资格，而且严禁买卖和作为馈赠之物。“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财弥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平民阶层的女真人没有普遍饮茶的习俗，而且可能因为茶禁等原因导致茶价高企，因此只有在一些重要的节庆和婚嫁等场合才会饮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南宋礼部尚书洪皓出使金国，被扣押在金国腹地冷山十数年，熟知女真习俗，归国后所撰《松漠纪闻》中记有女真人婚宴中饮茶场景，“宴罢，富者溣建茗， 建茗即产于福建建宁(今福建建瓯)的茶叶，为朝廷的贡品茶，时人称之为“御茶”。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酪”。其中的“粗者煎乳酪”便是用粗茶与鲜奶或酥油熬煮在一起，这可能是汉文文献中最早关于奶茶或酥油茶的记载。
元代，入主中原的蒙古人与汉人杂处，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有了相互融合的趋势，蒙古人将茶与奶制品结合在一起创制出适合自己口味的饮品。元人有多种煎茶和饮茶的方式，如枸杞茶、玉磨茶、金字茶、清茶、炒茶、兰膏茶、川茶、西番茶、藤茶、孩儿茶、酥签等，其中的西番茶、兰膏茶、炒茶、酥签为茶中加酥油搅拌或炒制而成，明显为北方民族的饮茶方式。这些饮茶方式不仅流行于蒙古人中，也为当时的汉人所接受，并在元曲中有所反映。李寿卿《月明和尚度柳翠》中第二折：“茶博士，造个酥签来。” 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二折：“(郭云)师父要吃个甚茶?(正末云)我吃个酥签。” 可见，酥油茶是元代茶饮的重要类型。元代汉人为什么接受了酥油茶，最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元代汉人为了迎合蒙古统治者而采取的做法，不过这也间接促进了蒙汉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到了明代，长城以南的汉人中便不再有喝酥油茶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元代以后茶叶便开始在蒙古等游牧民族中普及和流行。
茶叶何时进入西藏?以及茶叶何时在西藏普及而成为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学术界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吐蕃时期吐蕃人的饮食以青稞炒面(糌粑)和酪浆为主，未见有关吐蕃饮茶方面的史料， 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捻麦为碗，实以羮酪，并而食之。”也不见唐蕃之间茶马互市。宋代，由于北宋王朝与北方的辽、金、西夏长期处于战争对峙状态，因此需要大量的用作军事用途的马匹。于是便开始了与较少发生战争冲突，生活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吐蕃进行茶马贸易。这一时期的茶马贸易主要地点是宋朝与吐蕃相邻的西北地区的秦凤路、熙河路， 据《宋会要》记载，“(熙宁)十月十四日，太子中舍、三司干当公事、经画成都府利州路茶货李杞等奏，与成都府路转运司同共相度到于雅州名山县、蜀州永康县、邛州在城等处置场买茶，般往秦凤路、熙河路出卖博马。”而不在茶叶产地四川雅州。而且输入吐蕃的茶叶为生长期较长的“老茶”，而非汉人喝的“嫩茶”。北宋黄庭坚《山谷别集》卷八《叔父给事行状》记有：“产茶之地尽在川路，卖茶之地全占陕西”，“(川茶)茶色不等，盖汉茶食嫩，番茶食老”等语。可以确定的是，此时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吐蕃人已经开始普遍饮用茶叶，至于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在宋元时期是否开始普遍接受茶叶，藏汉文献阙如。元代，开始有了“西番茶”和“西番大叶茶”的叫法。元朝中期蒙古医学家忽思慧著《饮膳正要》卷第二《诸般汤煎》详细记录了西番茶的产地和煮法：“出本土，味苦涩，煎用酥油。” 元代的西番为宣政院管辖的与陕西行省、四川行省、甘肃行省、云南行省相邻的藏族聚居地区，西番茶的产地雅州元代亦属宣政院辖地，元政府在此设有西番茶提举司， 至大四年九月，“罢西番茶提举司”。因此《饮膳正要》说西番茶“出本土”不无道理。茶与酥油混煮，这已是酥油茶的做法。明初，大臣解缙对西番人煮茶的方法描述得更为详细：“盖夷人肥膻潼，则群聚穹庐中，置釜煮茶茗，调以潼酪，而济其肉食，其俗非一日矣。” 将煮沸的茶水与酥油搅拌，已与现在酥油茶的制作方法并无二致，而且至明初以前这种酥油茶的制法已延续了很长时间，说明元代酥油茶在西番人中十分普及。明朝嘉靖年间，边茶已经加工成了砖形，“私贩茶户每采新茶，屣成方块，潜入番族贸易”。砖茶既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茶叶的容积，也便于长途运输和保存。到了清朝前期，文献已经明确记载饮茶习俗已在卫藏地区普及。乾隆时期的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多喀尔·策仁旺杰在其自传《噶伦传》中至少6处提及在拉萨和日喀则向寺院僧人布施茶叶的情况。
外国学者大多认为茶叶传入西藏的时间在公元10世纪以后。葡萄牙耶稣会士安东尼奥·德·安德拉德(Antonio de Andrade)和曼努埃尔·马库斯(Manuel Marques)是最早进入西藏的西方人。1623年，他们到达西藏西部古格王国的首府查帕朗(Tsaparang)。安德拉德在他1624年的报告中提到从中国进口的粗丝绸和瓷器、茶经由卫藏到达古格。第一个提到砖茶的西方人是威廉·穆尔科夫特(William Moorcoft)，他详细描述了1819年在拉达克的列城见到的被压紧成方形的茶包：“这些茶包来自拉萨和叶尔羌，用牛皮包裹，上面覆有带着汉字的黄纸。” 总之，宋元至明清以来，随着饮茶习俗在青藏高原的传播和普及，茶叶逐渐成为藏族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茶叶从内地，从汉地向北方、西南民族地区传播的过程，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传播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北方、西南民族在这个过程中对茶叶并不是简单地被动接受，而是根据各自民族特点，结合自己的饮食文化习惯，把茶与奶制品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发展出具有自身民族特点的饮茶方式和习俗。
二、茶之于藏民族的重要性
对于北方和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来说，食肉和饮用兑有奶制品的茶是获取身体营养成分的必要途径。自古以来，牛、羊便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家畜，青藏高原分布着面积广阔的牧场，相当多的人口从事畜牧业。农区主要分布在河谷地带，受到灌溉条件和日照时间的制约，粮食产量很低，单靠耕作所获无法维持基本的生存，于是村庄周围不适宜耕种的空地常常被用来放牧牛羊，这里没有如中原地区那样的纯农业区，农区也呈现出半农半牧的特征。因此，奶制品是青藏高原最易获取的食物。牛奶是一种高热量的饮品，并富含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和膳食钙。虽然人们从深绿色的蔬菜也能获得膳食钙，不过需要食用大量的蔬菜才能满足人体的需要。由于青藏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和高海拔，能够栽培的农作物尤其是蔬菜并不多。传统上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日常食用的蔬菜主要是圆根、豌豆等，缺少深绿色的蔬菜。摄取牛奶中的膳食钙便成为最便利的营养补充。另外，作为高热量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奶制品能有效地帮助生活在高原的人们抵御寒冷的天气。对一些人来说，由于体内缺乏分解牛奶中乳糖的乳糖酶，直接饮用鲜奶会造成腹痛和腹泻。医学研究表明，人类从婴儿时期断奶后，身体中分解人和牛、羊等动物奶的乳糖酶便会消失，从而出现乳糖不耐症，由于乳糖不能直接被人体所吸收，饮用动物奶后便产生相应的排斥，引起腹痛和腹泻。这一点在亚洲世界更加普遍，亚洲人100%都有不同程度的乳糖消化不良(LM)症状，对牛奶具有排斥性。根据笔者掌握的文献，未见民主改革前藏族直接饮用鲜奶的记载。20世纪40年代，俞湘文在对西北地区甘青川康四省涉藏地区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牧民)从不吃白开水或纯牛奶，必须喝茶或奶茶”。鲜奶或奶制品酥油与茶叶的结合能为身体所接受，巧妙地克服了亚洲人乳糖不耐症的问题，形成了藏族独特的饮茶方式。清人记载酥油茶的制作方法为，“以茶入锅，煮数十沸，去渣，入乳酥合盐各少许，盛以木桶，群取以食”。即将茶叶煮沸后加入盐，再倒入木制的酥油桶中用木棍进行充分的捣拌，使茶和酥油融为一体，成乳状即可饮用。这种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沿袭至今。
茶含有咖啡因，为轻微的成瘾品，但对人体没有危害。饮茶较之饮白水是一种享受，易于入口，茶叶可将寡淡无味的白水变为具有吸引力的饮品，还有降脂、解腻、提神的功效。茶叶含有人体所需的维生素、镁、钾等成分，这些成分能够补充绿色蔬菜摄取的不足。
此外，我们知道，人畜粪便等有害物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对水源的污染，人类在饮用受污染的水后，水中的病菌进入身体，会导致疾病的产生和传播。茶叶则要用沸水熬制后方能饮用，烧开的茶水可以做到相对无菌，因此饮茶习俗在藏地的普及，减少了当地人生病的概率和疾病的传播，使得寿命大大延长。目前虽然缺少这方面的史料加以确认，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茶在青藏高原普及后，其在藏族人民的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由于藏族特殊的饮食习惯，即“饮食多糌粑、牛肉、羊肉、奶子、奶渣、酥油等物，其性燥烈，而茶为急需，故贵贱皆以茶为命”。另外，边茶适合熬制，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独特的饮食和烹饪方式十分契合。受制于高原的气候和环境，除了夏季和有日照的时间外，大多比较干燥寒冷，为了抵御寒冷，人们喜爱热食热茶。藏族最为喜爱的酥油茶用茶和酥油打制而成，酥油受凉便会凝结，需要趁热喝下。糌粑是藏民族最为日常的食物，用热茶或酥油茶挼糌粑最为理想。另外，藏地缺少木材和煤炭，随处可见的牛粪成为藏地最常用的燃料。牛粪燃烧的火力较弱，适合炖煮食物和熬茶。用慢火熬制不仅能充分激发出黑茶的香气，使茶水更加浓郁，其过程对喝茶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即便在野外，觅一避风之处，用三块石头支起简单的炉灶，将放入茶叶的陶壶或铜、铁壶放置其上，点燃牛粪慢慢熬煮，再用煮沸的茶水揉制糌粑，既能驱寒消解疲劳，也能饱腹。这也是茶为藏民族所喜爱并能在青藏高原迅速普及的重要原因。
三、边茶贸易的政治、经济作用和意义
中国历朝都清楚地认识到茶叶对藏人的重要性，北宋程之邵曾对宋徽宗说：“戎俗食肉、饮酪，故贵茶而病于难得。” 《明史·食货志》亦云：“番人嗜茶，不得茶则困以病。”正是因为茶在蒙藏等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因此茶叶被历朝中央政府视为“驭番”的工具，“视番情之向背，分别通禁”， 即通过调节茶叶的数量多寡来控制“不可一日无茶”的边疆民族，认为茶叶对制西番控北狄的作用胜过“数万甲兵”。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表达过茶叶对维系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关系重要性的看法：“朕岂为(茶)利哉!制驭夷狄不得不然也。” 这就使得茶叶不仅仅具有经济上的商品属性，还被赋予了重要的政治意义。对历代中央政府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边茶的政治属性远大于商品属性，对维系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之间的联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出于“以茶驭番”和获取高额利润的需要，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茶马贸易实行专卖制度，制定了相应的律法和条规，并逐渐加以完善，这便是茶马法或榷茶制度。茶马法肇始于宋，终结于清，对维系中央政府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以前，由于北方游牧民族无饮茶习俗，因此对茶叶输出并无限制。唐代，尽管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但文献中鲜有关于以茶易马的记载，仅有回纥两次买茶的记录。唐与北方突厥、回纥等民族的互市贸易主要还是用金帛换取战马。如《新唐书·兵志》，“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旧唐书》亦云，“自乾元之后，(回纥)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另外，史籍中也不见唐与青藏高原的吐蕃和蒙古草原游牧民族以茶易马的明确记载。
从宋神宗开始便对茶马法加以系统管理，茶马贸易全为官营，由政府设立的茶马司管理和执行。但随着茶马交易数量的增大，政府无力掌控茶马交易的所有环节，于是便颁发茶引，茶商到官府领取茶引并运茶到茶马司，然后再由茶马司收购，茶马司用以以茶易马，由此开始了边茶贸易的官商合办。后来官颁茶引远远不能满足边疆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走私茶叶盛行，宋元两朝关于严禁私茶的规定层出不穷。由于宋与北方的辽金及西夏长期处于对峙状态，因此战争所需战马大都来自西北的吐蕃。宋朝设秦州、熙州为茶马互市之所，用来自四川的茶叶交换吐蕃的战马。
元代，长城内外均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统治范围，作为马背民族的蒙古族统治者并不缺马，因此茶马贸易在元朝近百年的统治期间不再继续，由茶商按引纳税后将边茶自由销往边疆各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蒙古族普遍接受了茶叶，并将其与游牧民族喜爱的奶制品结合起来，创制出称为“兰膏”“酥签”等的酥油茶和奶茶，发展了独具特色的饮茶文化，并延续至今。元朝覆灭后，蒙古统治集团退回到长城以北的蒙古草原，但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对明王朝形成威胁。为了防止蒙古与西番诸部结盟共同对付明朝，明朝政府采取了用茶叶进行分化控制的办法，同时为了取得所需的战马，建立了最为完备的茶马交易体系。明朝政府还扩大了官商合办的范围，准许茶商以部分茶叶易番货。
清初，由于战事频繁，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八旗官兵每人配备3匹战马)，仍然维持明代的茶马贸易。其后，随着清廷对全国的统一，特别是将蒙古各部纳入直接管辖后，战马不再短缺，更加适宜征战的蒙古马成为清朝军队的首选，“西马(西番的马匹)既不见重于时，从前以茶易马之制遂废”。另外，蒙古作为清王朝重要的支撑力量在统一全国和维护政权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笼络北方的蒙古，清王朝对其茶叶输入数量不再加以限制，任其交易。但是对于管理和控制相对松弛的西藏却仍然实行严格的茶引制度，控制茶叶的销藏数量，“其目的有二，即以存羁縻节制之意” 和“佐军储之急”。茶马贸易废止后，麝香、羊毛、皮革、沙金、硼砂、药材等土特产品取代了马匹的地位，成为藏地交换内地茶叶、布匹、丝绸、金属用品、杂货等的重要物品。
清代也曾通过对销藏茶叶的控制，对不臣服于中央政府的部分涉藏地区进行控制。康熙末年蒙古准噶尔部占领西藏，康藏一些土司和寺院归顺准噶尔，康熙五十八年(1719)议政大臣等议覆云：“至打箭炉外，最近者为理塘，遣官招抚，令营官造其所管番寨户口清册，配量定数，许其买运。巴塘以外，亦照此例。其打箭炉一路，当视番情之向背，分别通禁。” 清政府的禁茶之举引起这些涉藏地区的恐慌，于是相继归附。奥地利外交官罗斯通(Arthur von Rosthorn)，在其19世纪末出版的著作中也特别指出茶叶贸易作为清政府对西藏控制手段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清政府垄断了茶叶之后，便将开茶市与藏民贸易当做一种特许，这种特许曾因藏民不服从而停止过一两次。清政府将茶叶输藏的数量维持在求大于供的状态，以维护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权威和影响。
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在控制茶叶的同时，也采取了怀柔的手段。如明朝政府在严禁茶叶走私的同时，对前来朝贡的藏边僧侣、商队等夹带私茶出关采取宽容的态度。其次，借由开办茶市，分利给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寺院，达到笼络的作用。清前期，自雍正三年(1725)起，清世宗下谕，禁止达赖喇嘛再向康区茶商征税，免除达赖商队的税收。清廷还每年从打箭炉所收茶税中，赏给达赖喇嘛茶叶2500千克、班禅额尔德尼茶叶1250千克，并运茶脚费银10千克。此项措施既达到消减达赖影响力，由中央政府实施直接管理康区的目的，又起到了对达赖、班禅等西藏上层进行笼络和安抚的作用。乾隆年间，清政府又在打箭炉茶税中赏给达赖喇嘛每年白银250千克，由西藏商队在打箭炉取茶时一并带回。西藏大小寺院上千座，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寺院多参与到茶叶贸易中。由于藏地很多地方没有集市，寺院便成为茶叶的批发和售卖点，百姓和零售商贩不得不受制于僧侣，喇嘛便通过这种经济优势，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力。买卖茶叶是寺院的一项重要收入，也由此形成了寺院对清廷的依赖。
四、中华各民族共同参与和发展了边茶贸易
(一)边茶在农牧交换和互补中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共同开发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自古以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发展出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长城以南的农耕区和长城以北的游牧区，这两种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的经济文化类型，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内在的经济和文化的根源。历史上，游牧和农耕两种经济相互依赖、互为补充，但游牧经济具有更大的单一性和脆弱性，因此游牧区对农耕区的依赖程度更大，这也决定了游牧区必然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
在农牧互补的交换活动中，茶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宋元以来，北方游牧民族有了嗜茶之好，并在民间普及后，茶叶便成为刚性需求。茶叶从内地向北往西流动的同时，来自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的马匹、羊毛、皮革、药材、麝香、砂金等土特产也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了内地，这种农区和牧区经济上的交往和联系，影响到各族人民生活、生产的各个部分，使得中国疆域内的农区和牧区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和补充的自然经济区域，这一自然经济区域的形成，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客观条件。
(二)边茶贸易链条中各民族的分工与合作
边茶贸易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参与和创造的。从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到消费的各个环节上，我们都能看到各民族有序的分工与合作。边茶的生产和流通不但提供了大量的岗位，数十万人的家庭与此相连，许多与之有关的机构和家庭赖此为生，如茶农、茶商、茶庄、锅庄、背夫、骡马出租者，茶叶制造工人、包装工人，等等。他们有的将其作为职业，有的在农闲时节通过从事相关工作补贴家用。
边茶贸易所编制的庞大的贸易网络，将边疆与祖国内地，以及中国与俄罗斯、南亚国家等广阔的世界连接在一起。这一网络有相对独立的管理体系和交通网线，穿梭于其中的茶叶代理人和中间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西藏和涉藏地区经商的汉族、回族、撒拉族等，出于商业竞争和互助的要求，他们普遍以茶庄或茶号的形式构成了自己的贸易网络，并按照同乡关系结成了陕帮、川帮、滇帮等团体。从事茶叶贸易的康藏茶商，按照地域区分，有“康巴娃”与“藏巴娃”;以从事商业活动和资金来源而论，一般有寺庙、土司、平民三种经商者。藏商从批发到零售，也形成了庞大的经销茶叶的贸易网络。
(三)各民族共同筑就茶叶之路
边茶运输是一项长途贸易，从产茶地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雅安、云南的滇西、湖南益阳和湖北赵李桥，到茶叶的目的地西藏和蒙古草原。其间道路崎岖坎坷，要跨过无数的激流险滩，翻越雪山草甸，历经雨雪风霜，路途中随时可能遭遇盗匪。茶商们利用人背马驮的方式，络绎不绝地一站一站将茶叶运往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
以藏茶贸易为例，清末民国时期，雅安地区供应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的边茶引额多为每年11万担，需要背夫约10万人次，他们常年周而复始地往返于雅安到康定的崎岖山路之中。茶叶由雅安等地运至康定后，便转卖到往来于康藏之间的以藏商为主的商人手中。这些即将运往西藏的茶叶，还要经过第二次包装，也就是将竹篾从茶条上拆除，重新包裹上牛皮，以适合高原牦牛、骡子驮运，这些缝皮的工作通常都由藏族的“甲作娃”来操作。向关外运送茶叶的均为藏族牧民，他们被称为“驮脚娃”。从康定到拉萨往返一次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
从藏茶产地，即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雅安，以及云南滇西向西藏运输茶叶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如今大多数人所熟知乃至缅怀的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线路全长3000多公里;另一条线路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邦达、察隅或洛隆、工布江达、拉萨，线路全长3800多公里。
在这两条主线的沿途，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如从雅安到松潘、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邓柯(今四川德格)通往青海玉树、西宁、洮州(今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这些四通八达的茶叶贸易网络把川、滇、藏地区紧密连结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地势最高、山路最险、距离最遥远的茶马古道。此外，还有一条从云南绕道东南亚、南亚入藏的滇茶之路，就是从茶叶产地西双版纳等地经缅甸，再用海船运至印度加尔各答，从加尔各答转火车到大吉岭或噶伦堡，最后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进入西藏，这条茶道曾经是清代至民国时期“滇茶销藏”的主要通道之一。
(四) 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一个中华文化共享
历史记忆的形成与意义千余年的边茶贸易积淀了丰厚的由传说和故事缀成的历史记忆，形成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在民间，汉藏两个民族都将藏族饮茶的历史追溯到文成公主入藏，并对此深信不疑，赋予种种美好的传说，成就了汉藏民族友谊的一段佳话。
其实，根据文献记载，文成公主进入吐蕃时，所带物品中并没有茶叶。也就是说，史实与民间“常识”之间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的形成及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才是我们在本节所要探寻的关键所在。
我们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证，从学术的角度分析茶叶是否由文成公主最早带入吐蕃。唐代，内地茶叶的种植和生产与以前的朝代相比，有了较大的发展。茶叶产区也不局限于最初的江淮和巴蜀地区,扩大到了西北及西南其他地区。茶圣陆羽的《茶经》记载当时的主要产茶地区共有42州，即西北到陕西省境内的安康，北到淮河南岸的光山，西南到云贵的西双版纳和遵义，东南到福建的建瓯、闽溪，南到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其中与吐蕃相邻的川陕一带产茶的地区包括:峡州夷陵郡、归州巴东郡、夔州云安郡、雅州卢山郡及金州汉阴郡、兴元府汉中郡。在这种条件下, 茶叶流通流入到与之相邻的吐蕃地区并非没有可能，但当时茶叶在吐蕃并没有普及，如果有，也仅限于唐蕃交界地区或吐蕃的上层阶级和僧侣阶层的极少部分。目前诸多论著中所提及的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之事，引文出处均注明来自明代成书的《西藏政教史鉴》 此书为刘立千翻译。1940—1943年任乃强在《康导月刊》连载该书校注，书名为《西藏政教史鉴》。后刘立千将书名更改为《西藏王统记》，1985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可以明确的是，汉文史料并无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记载。如《旧唐书》和《新唐书》“吐蕃传”中关于文成公主的史料很少，未见关于茶叶入藏的史料。另外，依据明代藏文史籍《西藏王统记》的记载，唐太宗赐给文成公主带入藏地的嫁妆有如来像、金玉制告身文书、经史典籍、玉片鞍翼黄金鞍、鸟织锦垫、工巧技艺制造术、四医方药、服饰和琵琶乐器等，但其中不见有关于茶叶的记载。目前能见到唐代茶叶入藏的史料，是任乃强先生在《文成公主下嫁考》一文中曾引用的德格版《汉藏文书》的相关记载：“松赞干布之孙，始自中原输入茶叶”。但是任乃强先生并未提供关于《汉藏文书》的版本详情。不过此《汉藏文书》有可能是《汉藏史集》的另一种译名。明代藏文史籍《汉藏史集》已由陈庆英先生翻译出版。全书共有三处提及茶叶：一是“上篇”中“吐蕃之王统”中讲到藏文创始人吞米·桑布扎梦到文殊菩萨化身的老太婆，他们之间的谈话提到茶叶;第二处是“上篇”中“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讲述了吐蕃赞普都松莽支布(679—704)因喝了小鸟口中衔来的茶叶而治愈重病的故事;第三处是“茶叶种类”一章中对汉地茶叶种类的描述。但是这三处讲的都是各种茶的药用价值，茶对身体的治疗作用。《汉藏史集》成书于明朝宣德年间，其时关于藏地饮茶习俗已经有了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此书讲述的公元7世纪吐蕃时期关于茶叶的故事是否真实，因所能资籍之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甚少，尚存疑。即使按照《汉藏史集》的记载，唐代时期吐蕃已有茶叶，但应该也并不流行，只是作为治病的良药，并没有作为饮品流行。
不论茶叶入藏源于何种说法，茶叶输入藏地并形成一定规模应该不是在唐代。到了宋代，汉藏茶马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原地区茶叶产量也大幅提高，宋代茶叶产量比唐代增长了二三倍，从而保障了吐蕃茶叶的供给，但是藏人饮茶还仅限于青藏高原边缘地区今四川、甘肃等处涉藏地区。藏汉文献中尚无关于卫藏地区藏族饮茶的记载。不过，明清以后有明确的文献记载表明，茶叶已经成为整个青藏高原藏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从上述史实来看，茶叶并非是由文成公主带入吐蕃的，唐代的吐蕃也没有形成普遍的饮茶习俗。但是，我们想说明的是，茶叶入藏始于文成公主的说法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传说建构的动机是什么?其背后所反映了怎样的观念、思想和情感的深层意义?文成公主是汉藏群众最为熟悉的历史人物，青藏高原各地都流传着她的传说，她远嫁吐蕃的故事成为汉藏民族友谊的佳话，她把内地的书籍、农作物、技术和工艺带到了青藏高原，丰富了高原人民的文化和生活，在增进两个民族的交流与了解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藏族人民把各种美好的事物都赋予在她身上便显得顺理成章，她汇聚藏族人民所能想象到的种种优良品行。基于此，人们更愿意相信是她把藏族人民每日不可或缺的茶叶带进了雪域高原。关于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传说不止于藏族，在藏茶的产地雅安的汉族中也同样流传着她与茶叶的故事。2019年笔者在雅安的藏茶厂和茶园调查时，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茶工们每逢对我说起他们知识体系中的藏茶起源，无不以文成公主为开端。当然，这其中不乏虚构的成分，但是他们对这些虚构的故事深信不疑，乐于传播，并将其当做历史事实，不断强化记忆和丰富故事内容，这同样反映出雅安的汉族群众对藏茶所传递的汉藏友谊的敬仰之情。
这个出自民间，广泛流传于汉藏民族之中的文成公主与茶叶的传说，无疑具有其存在的深厚历史基础和社会基础。它寄托了汉藏人民对民族友谊的理解和期盼，折射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体现了汉藏两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并演变为汉藏群众情感互通的集体记忆和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因而我们应该把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传说和由此而衍生的一套话语体系，放置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历史框架中去理解和加以诠释，如果这样来看，这种民间观念的表达又何尝不是一种真实的历史事实呢!
五、小结
唐宋以来，边茶贸易是连接和维系中原王朝与北方和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要方式和纽带，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明太祖朱元璋对边茶的作用有过精辟的评价：“夫物有至薄而用之至厚者，茶是也。” 也就是说，茶叶这种产量高、易于生长、价值不高的“山林草木之叶”，却在加强与边疆民族的关系中发挥了最大的功效。边茶之于历代中央王朝都有着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经济方面，边茶起到了农牧互补的作用，用以交换内地缺乏的马匹、药材、羊毛、皮革、硼砂等物;与此同时，茶税也成为国家财政和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政治上，边茶有着“以茶驭番”的功能，历朝中央政府通过调节茶叶输出的数量对边疆民族进行政治上的控制，加强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的联系。同时，边茶还间接地充当了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交流的中介和纽带。以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为例，他们饮食生活中有四个主要的食品，分别是糌粑、肉、茶叶和酥油，在这四项中，唯有茶叶需要从内地输入，其种植、加工完全由千里之外的内地控制。因此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对茶叶垄断，从数量的调控实现对青藏高原的控制。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那种物品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边茶贸易作为中原王朝用汉地茶叶换取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马匹或其他物品的一种商业活动，贯穿了宋以来中国历史的每个阶段。在延续千年的边茶贸易过程中，围绕边茶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各民族自觉或被动地参与其中，在各个链条和环节上分工合作、利益共享，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商贸活动。
维系一个共同体的基础，就是由共同的记忆、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故事所构成的为全体成员共享的符号、信仰与价值观，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承、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整合机制。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理解这个过程，就不能简单地只靠文献记载的“历史事实”，还要从具体的民间日常生活中去寻找答案。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关系，除了文字记载的“大事”外，更多地体现在如小小的茶叶这样不起眼，但又无处不在的，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具体的物资交流之中。千百年来，朝代更替与世事变幻不断，但边茶贸易却从未中断。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前现代社会，物资交流的意义十分重要，即使一个人从来没有离开家乡，没有机会见到自己民族以外的人，但是来自外部世界的物品却传达了关于另外一个世界清晰的信息，通过茶叶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具体环节与体验，产地与消费地之间不同文化、不同区域和不同生活方式人们被联系在了一起。这些素未谋面，一生中可能也不会相见的人们，被纳入茶叶构成的贸易体系，结成了一个利益相关的有机体。与历史上民族之间、政权之间的对立、冲突相比，茶叶带给人们的是和谐、和平和友谊的美好记忆，是彼此间互助互惠、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具体呈现，是各民族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的结果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而也是最有意义的记忆载体和共享符号。
以茶叶为纽带，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信赖、守望相助，结成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可以说，边茶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各民族交往交融的历史，它的产生和发展，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论述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
来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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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茶文化是在中国诞生并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类型之一。就发展和变迁而言，唐代是茶文化的轴心时代，开创了发展的多种可能;宋代茶文化以点茶为特色，充满奢华、繁盛、浪漫和艺术气息;明代茶文化崇尚自然清淡之风，炒青散茶和撮泡法受文人喜爱;清代至民国时期是茶文化发展的转折期，也是世俗化和日常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这种变化在茶馆中有鲜明体现;新中国成立后，茶文化进入全面复兴和高度繁荣的时期。茶文化涵养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格，促进了中华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深刻影响了全球茶文化的发展格局。
【关键词】茶文化 文化变迁 文化传播 宋代点茶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是世界各国茶文化的发源地。茶文化根植于中国人民的丰富社会实践，在唐代全面形成，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和时代变迁，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文化性格和精神世界，至今仍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蓬勃的生命力。
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和确立
“茶文化”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到90年代全国上下已普遍接受和广泛使用。学者们从狭义、中义、广义三个层面来理解茶文化的概念，笔者曾对此全面剖析，提出从内涵来讲，茶文化是指特定社会成员所传承的与茶有关的能力和素养，包括思想道德、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制度规则、知识体系、风俗习惯等;从外延来看，它以人文层面为核心，兼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与茶产业、茶科技并列。以此概念衡量，茶文化并非只在中国当代社会存在，而是有悠久的发展历史。
追溯茶叶的历史，可以利用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从茶树原产地、茶树人工栽培、茶叶开发利用三个角度来探析。吴觉农先生1922年发表《茶树原产地考》一文，充分论证茶树原产于中国，有力驳斥了“茶树原产于印度”的谬说。关于中国最早人工栽培茶树的地区，学界有“巴蜀说”“江浙说”等争论，无论如何，茶树经历了从自然野生到人类驯化的过程，2019年，学者利亚姆·安德鲁(Liam Drew)在《自然》杂志刊文称，这项工作是由中国人率先完成的。茶叶的开发利用经历了药用、食用、混合饮用到单独饮用不同发展阶段。茶树被广泛培植、茶叶被当成一种品饮对象时，茶文化才开始形成。从考古资料看，中国最早的茶叶遗存可以追溯至距今近2500年的战国早期，陕西汉阳陵出土了2100年前的芽茶，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发现1800年前的茶叶残体。因缺乏文献辅证，这些茶叶是药用还是食用尚无法明晰断定。从存世文献来看，王褒《僮约》中的记载明确说明西汉时期巴蜀一带的市场中已有茶叶在买卖，并被烹煮饮用。从西汉到隋朝，茶叶相关的文字记载渐次增多，茶叶成为一种文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一时期可以视为中国茶文化的发轫期或肇始期。
中国茶文化在唐代正式形成并走向兴盛。唐代是一个兼容并包、开放多元的朝代，各种制度、思想和观念等得以孕生。茶文化在这个时代全面形成，并且很快达到兴盛的局面。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认为唐代“某些新生事物出现并将深刻地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茶文化便是这样一个深刻改变中国面貌的新生文化类型。
茶文化的发展与时代变迁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针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提出了“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著名判断。就茶文化而言，自唐代形成之后，同样“凡一代有一代之茶文化”。不同时代的文化气息和历史积淀，赋予了茶文化以厚重底色，体现了鲜明的独特气质和时代精神。
唐代是茶文化发展的“轴心时代”，不仅达到了空前高度，还为中国茶文化的后续发展开辟了多种路径与可能。公元780年陆羽《茶经》成书，这是世界茶文化的首部元典，陆羽本人也被学界尊称为“茶圣”、被业界奉为“茶神”。《茶经》“茶性俭”“最宜精行俭德之人”等论述，首次诠释了茶文化的思想内涵，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等还用一批经典的诗歌将这种思想上升到“道”的层面。唐代茶文化的最大特色是煎茶，有三个核心环节。其一，先把蒸青饼茶用炭火烤炙，祛湿提香，用茶碾碾过，再用罗盒过筛，留下精细的齑末;其二，备水要讲究火候，以水嫩为宜，经过鱼目微声、涌泉连珠、腾波鼓浪三次沸腾，二沸时舀出一瓢，待投入茶末、水沸后，再将这一瓢倒入茶汤，名为“育华救沸”;其三，从茶鼎中取汤入碗谓之“酌茶”，讲究沫、饽、花等方面的审美，有枣花漂漂然、回潭曲渚青萍、晴天爽朗浮云鳞然之境。饮茶的茶碗有“南青北白”之分，尚青瓷，有“邢不如越”之说。唐代精通煎茶、品水之道的名家众多，不仅有独树一帜的陆羽，还有常伯熊、李季卿等人，且彼此之间有方法上的争论。除了煎茶之道外，唐末还兴起了点茶，炒青散茶也在唐代出现，这为宋代及以后的茶文化多种路向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如果说唐代茶文化以典正和法度为特征，那么宋代茶文化则以奢华浪漫为特色，充满繁盛景象和艺术气息。宋代一改唐代的煎茶之法，推崇点茶。点茶仍有煎茶的碾茶、罗茶等工序，器具和茶叶磨制方法却大为不同。点茶有两个核心工序是煎茶所没有的，即调膏和击拂。调膏是指将磨制极细的“一钱匕”茶粉放入茶盏之中，注入少量沸水，将其调成糊膏状。再一边注水，一边用茶筅按照一定方向快速搅动和击打茶膏，最终茶水交融、浑然一体，用丰富的细小泡沫形成浓粥一样的表面，此谓之“击拂”。宋人还将点茶用于竞技和艺术，有斗茶和分茶两种形式。斗茶是一种竞技，还会被用于博彩，主要是比试点茶所形成的汤色、水痕和茶味，汤色以纯白为上真，水痕以“咬盏”耐久者为胜，茶味以滋味醇厚为宜。分茶在唐代是指将茶汤分到茶碗中，以沫饽花等均分为上。宋代分茶与唐代有很大不同，是指在点茶的茶面上绘出虫鱼鸟兽一类的图案，是茶与绘画艺术的巧妙结合，又称为“茶百戏”“汤戏”“水丹青”等。宋代斗茶之风甚为浓烈，南宋刘松年画作《茗园赌市图》细腻传神地描摹了男女老少在街头驻足观看茶贩们比试的场面。点茶所用茶仍为团茶，但一改唐代的粗粝之气，制作精细、精巧、精贵，以印有龙、凤花纹为上，其中福建北苑贡茶院出产的“龙团胜雪”所费颇奢、名噪一时。点茶尚白，故一方面制作团茶时多使用名贵嫩芽为原材料，另一方面用以黑釉为特色的兔毫建盏来衬托茶汤色泽 ，便于观察和评判。宋徽宗赵佶等人著有茶书约30种，远远超过唐代，并且部分书籍图文并茂，生动地记载了宋代茶文化发展的繁盛场景。
经过元代短暂低潮后，明代茶文化风气为之一变，以自然清淡之风为特色。据明朝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明初朱元璋因龙团茶“重劳民力”，遂下令罢造，惟采芽以进，进贡品级分为探春、先春、次春、紫笋四类。明代不再沿用唐宋设置官焙贡茶院的旧制，主要由地方进贡，民间想方设法提高制作工艺、形成地方特色，各地名茶空前发展起来，以江、浙、皖一带最多，负有盛名的茶叶有罗岕、日铸、松萝等。唐代已经诞生的炒青法在明代全面发展起来，这一制法改釜蒸为锅炒，杀青技艺提升，不捣不拍，最大程度保持了茶叶本初色泽、外形和自然香气。在饮用方法上，同样崇尚自然，不需要像唐宋时期将茶叶研磨为茶末、茶粉，而是将干茶置于茶碗或茶壶之中，注入沸水，即可饮用，名为撮泡法或瀹泡法。品饮者以泡开的芽茶形状、茶香、茶色、茶味、品饮环境等为审美对象。这种简便的饮茶方式“遂开千古茗饮之宗”，流传至今。茶叶自然之色为绿色，洁白如玉的白瓷茶盏更能彰显茶叶的苍翠鲜嫩和清新雅致，宋代的兔毫黑釉茶盏失宠，白瓷、青花瓷等茶具发展起来。与此同时，透气性好、便于塑形的紫砂茶具在明代兴起，与书法、雕刻等相结合成为艺术品，一时间制壶名家鹊起，前有紫砂壶的鼻祖——供春，后有明代制壶“四大家”董翰、赵梁、元畅、时朋。明代茶文化的特点还在于“文士茶”之风盛行，文人们热衷于在自然中品茗赏景，寄情茶香和山水之间，追求品饮美、自然美和道德美的天人合一，其旨趣在文徵明《惠山茶会图》、唐寅《事茗图》《品茶图》等都有直观体现。他们会组织茶会雅集，强调茶人之间的志同道合，构筑有个性的饮茶空间和文人趣味。文震亨《长物志》云：“构一斗室，相傍书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明代文人频繁开展茶事活动，带动了茶书的编撰，明代茶书有50多种，是中国古代出版茶书最多的一个朝代，标志着明代茶文化发展到达一定高度。
清代至民国时期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转折期。从唐代开始，饮茶习俗已有“人自怀挟，到处煮饮”的景象，南宋吴自牧《梦梁录》称杭州市民“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尽管如此，明代及以前茶文化的主体力量是文士群体，茶是雅生活的象征，而清代至民国时期实现了茶文化平民化的转变，饮茶真正成为世俗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在茶馆中有充分体现。清代茶馆遍布城乡、数量众多，超过前代，北京、成都、杭州等城市均有数百个茶馆，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略带夸张地描绘南京：“茶社有一千余处。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茶馆远多于酒楼。清代茶馆种类十分多元，往往与其他娱乐或公共活动结合在一起，如以喝茶为主的清茶馆，带有餐饮功能的大茶馆，可以听书的书茶馆，供下棋消遣的棋茶馆，可以欣赏野外风景的野茶馆，或者是以戏曲演出为主的茶园(戏园)等。清代至民国时期茶馆承担了民众公共生活空间的功能。晚清民国时期，茶馆中出现了女性的身影，或为茶客或承担服务工作，改变了只有男性坐茶馆的格局，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男尊女卑状况的改善。茶文化平民化的另一个表现是民间采茶舞、茶灯戏、采茶戏的流行，以及茶融入日常习俗。采茶制茶是一项艰苦的劳动，福建、浙江、江西等地的茶农和茶工在工作的同时，以茶为主题创造了风格多样的戏曲等文化形式，以民间智慧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在招待宾客、重要节日、婚姻嫁娶、丧事祭祀等日常活动中，茶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相连。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茶文化进入了全面复兴和空前繁荣期。中国重新成为世界茶叶第一生产国和第一出口国，茶叶种植面积、干茶产量等世界领先;长期失传的唐代煎茶、宋代点茶都被复原，出现了新中式茶饮等饮茶法、茶艺馆等新式饮茶空间，茶文化作为一种生活美学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广受欢迎;各类茶叶博览会、茶文化节、中外交流茶会和茶话会、茶文化研讨会等频繁举办，中国还推动设立了“国际茶日”;高校和各类机构设立了茶文化专业或茶文化学院，茶文化是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茶艺师、评茶师成为新的职业类型;茶叶与小说、影视等文化产品紧密融合，产生了一批精品电影和电视剧。
总结唐代以来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会发现两个基本规律。其一，时代的文化背景是形成茶文化品格和特质的重要基础，如唐代是一个开创性的时代，这种开创性在茶文化中也有鲜明体现。其二，茶文化的发展程度是国家和时代的表征，国家的繁荣与否与茶文化命运休戚相关。
中国茶文化的作用和影响
一般学者多强调茶文化的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这种二分法并未洞彻茶文化的实质。笔者认为，茶文化的本质体现在其媒介性，所谓“以茶为媒”。通过茶叶这一媒介，人与物质、人与精神得以相互促进和激发，不同人群、族群、国家之间得以充分互动，给全人类带来了友谊与和平。
第一，茶文化涵养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格。茶有止渴生津、消食降脂等方面的功效，有利于人们的身体健康;更有醒脑明目、放松精神、激发灵感等方面的作用，有益于人们的心理和精神健康。茶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之一，“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须臾不可离的七种日常;“琴棋书画诗酒花茶”，茶是人生的八大雅事。中国礼仪之邦在茶中有鲜明体现，皇族宫廷以茶赐群臣，宣示恩宠;士子文人互寄新茶，寄托诗文情思;亲朋好友相互馈赠茶礼，联络彼此感情。中国古代的儒释道群体还赋予茶叶以道德和文化情感，认为茶有精行俭德、致清导和、韵高致静、茶禅一味等方面的思想特质，这成为中国人文化品格的象征。茶含蓄内敛，这是中国人品位生命、解读世界的独特方式。中国茶叶种类、品饮方式、饮茶习俗等十分多元，但彼此之间没有攻讦和压制，而是相互学习、兼收并蓄、和谐共处，这体现出中国人热爱和平、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
第二，茶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从唐代起，茶叶和茶文化已经向吐蕃、回鹘等边疆塞外的少数民族地区传播。这些地区多为游牧生活，人民以肉食和奶制品为主，维生素等摄入量较少，不利于消化，而茶叶有消食解腻的功能，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甚至到了“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程度。为了增加朝廷税收、获取充足的作战马匹，同时巩固和强化同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北宋政府推出了榷茶和茶马贸易政策，设立茶马司，借此巩固国防、强化边疆治理。雍正十三年(1748年)官营茶马贸易废止，之后民间茶马贸易继续深入发展，促进了茶马古道的繁荣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中原的羹饮、团饼茶等早期的茶叶使用和制作方式在少数民族地区得以保存和传承，各民族也创造了奶茶、甜茶、酥油茶等新的特色饮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茶文化中也有鲜明体现。总之，茶叶是各族群之间的“黏合剂”，以茶为媒，可以互通有无、强化认同，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第三，中国茶文化深刻影响了全球茶文化的发展。茶文化是中国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类型之一，它是一种溢出性文化，不断从中国传播到其他国家。在唐代，中国的茶叶和茶文化向东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到波斯(今伊朗)、阿拉伯、天竺(今印度)等地区，向南传播到安南(今越南)等东南亚地区。从17世纪开始，荷兰、英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家与中国开展大规模茶叶贸易，茶文化通过万里茶道、海上丝绸之路等进一步传播到欧洲、北美洲进而遍及全球。中国的茶叶和茶文化全面“出海”，进一步树立和巩固了中国是茶文化故乡和发源地的地位。在充分汲取中国茶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各国结合本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基因，孕育和发展了各具特色的茶文化，如日本茶汤和茶道文化、英式下午茶文化、韩国茶礼文化、俄罗斯茶炊文化、美国冰茶文化等。这让世界茶文化变得类型多元，同时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有力见证。
(作者为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汉语写作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项目编号：20&ZD229)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吴觉农：《茶经述评》，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
②宋时磊：《唐代茶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③刘礼堂、宋时磊：《中华茶文化的源流、概念界定与主要特质》，《农业考古》，2020年第5期。
④路国权等：《山东邹城邾国故城西岗墓地一号战国墓茶叶遗存分析》，《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5期。
⑤William Ukers, All About Tea, The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 Company, 1935.
⑥Liam Drew, The growth of Tea, Nature, 2019 Feb; 566(7742): S2-S4.
(来源：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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