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人们的饮茶礼仪

范建华，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大益智库院长，云南省社科联原主席，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担任国家行政学院、云南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四川大学特约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特约研究员，财政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产业协作体专家委员会委员。

邓子璇，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乡土文化与乡村振兴。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村落影像文化志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成果，全文转载自《农业考古》2022年第5期

摘要

当前，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已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2022年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若申遗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茶为主题的文化遗产。因此，探究其价值内涵及申遗意义显得极为迫切而重要。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拥有种植年代久远、活态保存千年万亩人工栽培型古茶林，是中国西南地区世居民族延续至今的林下茶种植传统的典型例证和人类早期茶种植模式的活化石，拥有以布朗族、傣族为代表的山地民族在充分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基础上凭借智慧凝炼出的独特土地利用技术、村寨建设技艺和传统手工制茶技艺，是生态之真、人文之善、风貌之美协调联动的智慧山地人居新范本。充分挖掘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报世界遗产的意义所在，对于确立中国作为世界茶叶原产地地位、弘扬中华茶文化、充分发挥茶科技水平以及做大做强中国茶产业、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目标，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遗产价值；现实意义

作为当今活态保存最完整的文化景观，景迈山千年万亩古茶林被中国列为2022年首选推荐项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全面综合考察研究景迈山古茶林的历史成因、文化价值、生态意义以及现实保护、开发利用等相关问题，无论是对于人类农业发展史还是古茶林自身的文化景观价值以及其隐含在景观表层下的民族植物学、文化人类学意义，都是十分重要的。本文正是基于上述思考而展开的探讨。

一、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的时代背景

茶，与咖啡、可可一样，并称为世界三大非酒精类饮料，在全球消费链中占据着重要的经济地位，据统计，全球产茶国和地区达60多个，茶叶产量近600万吨，贸易量超过200万吨，饮茶人口超过20亿［1］。当前全球已有咖啡、葡萄、龙舌兰种植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以茶为主题的文化景观遗产项目依旧处于空白状态。作为人类和大自然共同创造的杰作，茶不仅是最佳的植物饮料，更是中华文化的媒介符码，它承载着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是中华农业文明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中国是茶和茶文化的起源地，茶之于中国，就如同咖啡之于巴西，红酒之于法国，啤酒之于德国，作为一种日常的存在，可谓不可或缺。从上古时期神农尝百草发现茶的药用功能，到唐代饮茶之风蔚然盛行，到宋代茶艺、茶道已成为文人风雅标识和市井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明清时期茶叶通过大航海货船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茶穿越历史，跨越民族和国界，在中华文明与外域漫长的交往进程中扮演着外交使者的重要角色，是我国向世界传递和合文化、展示风雅形象的中华名片，也是以更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方式与世界对话的桥梁载体。

2019年12月，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5月21日确定为“国际茶日”，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茶产业、茶文化的高度认可和赞赏。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省武夷山市星村镇燕子窠生态园考察时，强调“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以深化茶文化交融互鉴，实现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2021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向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时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是人类文明赓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全面、系统地开展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遗产申报工作，推动古茶树种植园林有机、可持续演进并传承中华茶文化，既是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之需，也是筑牢中国茶文化在世界茶种植、制作、品饮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提升我国茶产业竞争力和知名度的内在要求，更是保护全球生态、文化、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重温人类文明记忆的有效路径。

如今世界各地广泛种植的茶树属于山茶科、山茶属、茶组和变种，以及它们之间的杂交后代，是由野生茶树自然演化和人工驯化而形成的茶树类型，据科学证实，中国西南地区是全球著名的古第三纪孑遗植物庇护所，也是山茶属的分布中心和起源中心［2］。在云南澜沧江流域的普洱、西双版纳、临沧一带分布着大量的野生茶树、过渡型茶树和栽培型茶树，该地区栽培型茶树以乔木型、大叶种的普洱茶树为主，而景迈山古茶林就处于该区域的中心地带［3］。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位于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镇，遗产申报区和缓冲区涉及惠民镇下辖景迈村、芒景村、芒云村以及糯福乡的勐宋村，留存着1180公顷的古茶林和15个由傣族、布朗族、哈尼族、佤族、汉族等多民族聚居的传统村寨，被誉为“茶叶天然林下种植方式的起源地”和“人类茶文化历史自然博物馆”。申报遗产区包含5片规模宏大的古茶林、分布其中的5个布朗族和4个傣族传统村落以及古茶林之间的3片分隔防护林，申报遗产区面积71.70平方千米，缓冲区面积119.28平方千米。当地世居民族在与自然动态调适过程中营建“茶在森林，村在茶林”的山地景观序列，在长期茶业生产生活实践中与族群原生性文化相糅合，形成“和、善、礼、诚”的茶文化体系，以及在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下坚守“人、茶、地和谐共生，圆融统一”的美学具象空间，是景迈山古茶林与全球普遍存在的现代台地茶种植园相比所具备的特殊价值特征，也是全球森林生态农业开发、土地和资源利用可供借鉴的活态发展范式。

自2010年启动申遗工作以来，普洱市澜沧县在国家和省文物相关部门的积极支持和业内有关专家的鼎力指导下，开展了大量申遗基础性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初步成效。景迈山古茶林陆续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遗产（GIAHS）保护试点”“世界茶源”“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2022年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若申遗成功，其将成为全球首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文化景观遗产。近年来全球诸多产茶及拥有悠久茶文化历史的地区，如与中国有着茶源地之争的印度阿萨姆和大吉岭茶区、日本宇治绿茶产区、韩国河东郡花开谷茶区、缅甸掸邦高原产茶区等，正在深度激活茶园独具鲜明地域特色的历史和景观资源，纷纷为可持续保护管理抑或申遗做足准备，在国际社会对茶业发展高度重视和投入支持的良性态势下，景迈山古茶林作为茶类文化景观的典型代表申报世界遗产，不仅是对遗产地多元价值的重新认知、传承延续与再创新，也是大力弘扬普洱茶文化、讲好民族故事和中国故事、做大做强茶产业的迫切需要，这于景迈山、于中国乃至全球茶界而言，都将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

二、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独特意蕴所在

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文化景观作为新的遗产类型正式列入世界遗产体系，文化景观代表着“自然与人类的联合工程”［4］，与以往单维度的遗产相比，它更强调自然与人文、物质与精神的有机融糅以及人地互动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是人类将自身生息需求、情感意志、审美趣向、精神信仰建构于真实的自然之中并通过实践参与形成的独特景观物象。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附录中，文化景观被划分为“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和“关联性文化景观”三种类型，其中“有机进化的景观”是指人类对土地及自然资源的智慧利用及催生的产业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5］,而景迈山古茶林便是体现人地之间长期而深刻的内在关联和双向互动关系的有机进化类文化景观的经典案例。其“林茶互生，人地共荣”的自然-文化复合生态系统，向世人展示出原始森林农业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彼此阐发、交相辉映的生动图景，它揭示了世居民族与茶相互依存的真实样态，传递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天人合一”的哲思理念及所蕴含的崇高生存智慧，因茶而衍生的物质财富、精神生活和伦理秩序映射出茶这一灵性植物对当地民族向上向善处世之道、知识系统及美好生活意景的正面形塑，是景迈山古茶林传承千年依旧保持鲜活生命力最本质的写照。

（一）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见证中国作为茶叶种植起源地的重要实物标识

我国产茶区域分布十分广阔，东自东经122°的台湾东岸，西至东经94°的西藏林芝，南自北纬18°附近的海南榆林，北至北纬38°的山东蓬莱山，在气候类型上横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三个自然特区，涵盖全国2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形成了西南、华南、江南和江北四大茶区。各地区广泛种植的栽培型茶树起源于野生茶组植物，是在人工选育、自然和人为杂交以及地理气候差异等诸因素交织作用下由山茶科树木向小乔木和灌木型茶树演变而来，据科学证实，中国西南地区是山茶属的现代分布中心和起源中心［6］。第四纪冰川时期，大量物种灭绝，而地处北回归线地带的澜沧江流域的茶组植物得以孑遗幸存，之后逐步被驯化并大规模栽种。在世界茶源的核心地带--普洱市，发现了从茶树始祖逐渐演化为人工栽培茶树的五个重要阶段的典型实物遗存，即茶树始祖（景谷3540万年前的宽叶木兰化石）—茶树远祖（多地发现2500万年前的中华木兰化石）—野生茶树（镇沅县哀牢山千家寨2700年野生茶树王）—过渡型茶树（澜沧县邦葳千年过渡型茶树）—栽培型茶树（景迈山千年万亩古茶林）。

作为当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年代最久远、成片面积最大的千年万亩栽培型古茶园，景迈山古茶林中现存着4条雌蕊花柱的大茶树，与拥有3条雌蕊花柱的普通栽培型茶树不同，其花瓣数、叶形也具有野生茶组植物的特征，其极有可能是景迈山上的野生大理茶与普洱茶的杂交后代，是野生茶组植物曾经生长在此的证据。公元10—14世纪，布朗族、傣族先民迁徙至景迈山时发现这里有大面积的野生茶树，便开始在此建寨定居并人工栽培茶树。明清时期茶叶贸易的兴盛直接推动了景迈山茶树种植规模的扩增，古茶林成为原住民重要的经济来源，19世纪中叶开始，陆续而来的瘟疫战乱导致西双版纳境内的易武、倚邦等清代贡茶山头的茶林资源被焚毁，而由于景迈山地处偏隅，古代交通位置又在茶马古道支线附近，因而侥幸躲避了这些灾难性的意外事件，使得景迈山古茶林得以保存并快速发展。在世居民族历经千余年的共同守护下，时至今日，景迈山依然留存着以大平掌古茶林和芒景山古茶林为典型代表的五片古茶林，被称为世界栽培型茶树的起源地。当前古茶林总面积达1180公顷，茶树种植密度超过1000棵/公顷，估算提名地古茶林内茶树数量超过120万株，其中树龄上百年的古茶树占比为9.8%［7］。景迈山千年万亩古茶林真实而又完整地阐释了茶树物种起源与早期驯化栽培之间的关系，是对从原始野生驯化到人工栽培型茶树形成的世界茶叶演化史的实物见证。

（二）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人类早期林下茶种植传统的当代缩影

布朗族、傣族先民定居景迈山以后，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大叶茶树耐荫、喜温、喜湿的生长习性，于是他们因地制宜采取了巧妙智慧的“林间开垦，林下种植”生产技术。林间开垦，是指在森林间有限度地片状开发种植茶树，在每片茶树林周围保留一圈森林作为第一道防护带，宽度40米左右，防护带内不得砍伐树木和种植茶树，从而形成连片的古茶林，同时在古茶林片区之间保留一定面积的森林作为分隔带和防护林，以有效防止大风、低温和病虫害传染等自然灾害。林下种植，是指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天然森林资源，在森林中选择性地在林间砍伐部分对茶树生长不利的乔灌木而保留一定的遮阴乔木和芳香植物以后，采用茶籽播种有性繁殖的方式栽种茶树，养护茶林，形成疏密有度、障透有序的乔木-茶树-草本植物群落的立体结构。上层主要生长茱萸、木荷、多衣、红椿等高大乔木；中层是本地种茶树优势群落，同时分布着樟科、杜鹃花科等植物；下层为禾本科和蕨类、药材、野生蔬菜等草本植物。这样一来，既能巧妙提升各层次植物群落对光能和养分的吸纳效率；还可以使自然植物的芬芳沁入茶叶，优化茶叶品质；更重要的是，古茶林自形成至今未施加任何化肥农药，只需充分利用森林生物多样性特性便可实现土壤肥力自我维系和病虫害自我控制，从而有效保持古茶林生态功能的完整性和稳定性［7］。

茶林内不得随意砍伐、拾捡树木、捕猎益虫益鸟和种植其他作物；一年一般仅采摘春秋两季茶叶、人工除草两次，禁止毁林开垦为农田或现代茶园……以政府出台的保护管理规定、传统乡规民约以及世居民族自觉护茶的伦理信仰三方协同之力维系着古茶林纷繁多样的生物生境与蓬勃生机。当地延续千年的林间开垦、林下茶种植传统和高效平衡的森林生态系统，在全球茶园普遍采取“台地化种植、机械化生产、农场化管理”的运作模式以打造现代种植园经济的大背景下尤显独特，展现了世居民族遵循野生茶树生理特性和生长规律栽培茶树的漫长历程中领悟积累的智慧知识，以及依托丰富物种群落之间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来实现森林-茶林良性互动、有机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景迈山古茶林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上为数稀缺、依旧活态传承早期茶种植方式和原始茶林风貌的特色农业景观，其“林茶并植，物种共生”的复合种养系统，能为现代台地茶园探究原生态立体有机循环发展模式提供可供借鉴的范本，为世界茶叶种植基地提供云南本地古茶树优质种源及引种繁育方案。

（三）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理想山地人居环境的活态范本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形成与发展是世居民族“天人相生，物我合一”以及“取材于地，取法于天”的生态智慧理念落地的表现，是本土原住民在特定的山地生态语境下谋取生产生活和生存繁衍、崇尚自然和审美追求，通过与自然持续互动实践将原始森林缔造成多元性文化具象场域的结果，真实刻画出千余年来傣族、布朗族等多民族求知求善、团结互助，在资源有限较为封闭的小社会中营造的极致与卓越的中华农业文明和理想人居意景。源于世居民族的自然选择、土地利用、环境营造以及山岳神灵崇拜追求，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将山地、森林、河流等自然空间，茶林、耕地、水田等生产空间以及民居、佛寺、茶魂台等生活公共空间纳入和谐统一的整体格局之中，形成了要素自发有序、功能有机融合的山地生态机理。布朗族和傣族先民在聚落选址时注重地域特征以及各空间节点之间的适配平衡，首先根据景迈山地形、水源分布和朝向等自然条件确定神山，作为景迈山一切生灵的保护神和胜地加以保护，如景迈的广景山和芒景的芒景山。其选择均为整个山脉中的制高点和向阳坡，神山既是神圣的宗教祭祀场地，也是村寨水源林所在，受到严格的保护管理；神山确定后便背山面水选择西坡或北坡搭建群落式布局的村寨，而将朝向较好的东坡和南坡留作耕地，村寨在海拔1400米左右，位于连绵云海之上。然后以村寨为中心，在其周边种植茶树以便于对茶林的管护；为避免开垦和种植过程中对古茶林造成的干扰，生产粮食和蔬菜的耕地选在距离村寨较远、水源充足的低海拔的地段。此外，傣族的迁入带来了先进完善的水稻农业耕作技术，同时结合景迈山的地势特点在河谷旁营建山地稻田。当地居民对土地巧妙的垂直利用和平面开发使景迈山形成具有深远延展性的独特文化景观界面［8］，呈现出“神山、森林-古茶林-村寨-耕地-水田-河流”自上而下的不同等高线的立体空间序列分布、“村寨-古茶林-森林”由点到面的功能圈层以及“寨心-干栏式民居-佛寺-寨门-神树”由内向外排列开充满信仰寓意的村寨建设布局，有效地实现了生态平衡、生产实践和生活美学的有机融入与完美糅合。从整体格局的营造到细部实物的雕饰，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处处展现着色彩、形态、线条、生物、地质、水文等构成的合规律性所给人的自然崇高美感［9］，它赋予了人类与自然一体同源性关系的全新表达并诠释出生态之真、人文之善、风貌之美协调联动的智慧山地人居新范本。

（四）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多民族汇聚、茶文化浓郁的人文福地

景迈山古茶林也是一座以茶为主题、具有鲜明地域风格和多民族特色的乡土聚落景观，遗产申报区内纳入遗产要素的传统村寨共9个，包含景迈大寨、勐本、芒梗、糯岗老寨等4个傣族传统村寨，以及芒景上寨、芒景下寨、芒洪、翁基、翁洼等5个布朗族村寨，还有1个以酿酒而闻名的汉族村寨—老酒房未被纳入遗产申报要素，缓冲区内包括1个水傣村寨—班改、1个佤族村寨—南座以及3个哈尼族村寨—笼蚌、那乃、芒云老寨。作为较早种茶、饮茶的族群，布朗族、傣族等世居民族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与茶相伴，以茶为生，并在共同守护古茶林生态、维护景迈山社会稳定、安居乐业的信念使命和自觉行动的支撑下，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族内和族际和谐关系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存方式。当地村落-政府-宗教三方协管的社会治理体系给予了村民充分的民主决策权和公平的交流发言权，例如村委会、村民小组及茶叶合作社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制定村规民约、建立群众性组织和参与遗产地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各村落“古茶林保护小组”注重吸纳德高望重、熟知传统文化的长者和宗教人士加入，以负责村落日常事务管理之中，这种和谐参与地方事务治理的共治机制发挥着教育村民、团结族群和维系基层社会秩序的积极效应［10］。传说中布朗族茶祖帕哎冷去世时曾留下遗训，嘱咐后人“一定要像保护眼睛一样爱护茶树”，作为世居民族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茶潜移默化且深远持久地形塑着民族精神气韵、维系着族内族际关系。当地民族在种茶、食茶、制茶、品茶、售茶等一系列与茶日常相处、对话的真实情境中，自然地习得了与茶精神内核相通的包容平和、温良恭俭的品格心性、质朴儒雅和崇尚自然的美学生活态度。村民们秉承茶祖遗训，一代代地守护茶林，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人在草木间，人生于草木，必将还原于草木”的茶文化精神。同时，茶也成为个体与个体、民族与民族之间传情达意、倾心交往、信息共享的灵动媒介，是乡里往来的待客礼物、提亲定亲的爱情信物、婚丧嫁娶的邀请信函以及宗教祭祀的必备净物，它作为物质实体抑或符号象征达成了村民和睦共处、和衷共济的沟通愿景［11］，连结起景迈山多民族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并强化了群体成员的民族归属感、身份认同感和地方依恋情感。基于对茶的敬仰与崇拜之情，当地村民在长期乡土共同体的生产生活中融入原始宗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孕育出具有鲜明地缘生态特征和民族个性、与传统民俗相联系的茶文化事象，具体包含种茶文化、采茶文化、制茶文化、食茶文化、饮茶文化、品茶文化，以及与茶有关的祭祀活动、文学艺术等（见表1）。茶祖与茶魂（神）树祭祀是景迈山最独特最重要的仪式活动，布朗族和傣族分别将各自的祖先帕哎冷和召糯腊尊为茶祖，并结合民族节庆活动——布朗族山龛节、傣族泼水节在古茶林、茶魂台、茶祖庙等地举办神圣的祭祀仪式，各民族齐聚祭台表达出感恩神灵、祈求茶叶丰收和生活美好的精神夙愿，茶已然超脱出最初的物质功能，成为印入民族血液骨髓的精神图腾和沟通神灵、纳祥祈福的神物象征。

三、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遗产价值阐释

景迈山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处于有机演进的历程中，它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中断，主体民族没有发生更替，古茶林的位置及茶树品种未曾改变，茶产业和传统民居建筑发展、原住族群茶树资源利用的每个历史阶段在此都有完整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例证，正是这些真实生动的人文印记、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才造就了景迈山多元化的文化遗产价值［12］。价值辨识是文化景观遗产认定的核心要义［13］，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符合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简称OUV价值）评估标准中的标准iii和标准v（见表2）。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景迈山的景观内容不断发生动态演化，景观价值也在不断地延续和沉积。全面、准确地厘清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遗产价值，既是深层次地诠释遗产所具备的突出普遍价值的有效方式，也是申遗成功之后实现遗产地长效、有序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所需。

（一）历史见证价值：完整清晰地勾勒民族迁徙、茶叶种植等漫长文明史

景迈山至今仍活态地保留着众多传承民族集体记忆与地方发展历史的民间文艺作品、林木群落和文物古迹，主要包括以神话、传说、故事、歌谣为代表的口传文学，以经文、典籍、诗书为表现形式的叙事文本，以社会风俗、节庆、礼仪为主的民俗传统，以古茶林、竜林、古寨、佛寺、祭台、古道为代表的物态象征，以传统村落为代表的乡土文化载体和人们生产生活的物理空间和文化空间，这些文化样态共同书写了景迈山族群生存繁衍、迁徙定居、英雄事迹、族际往来、茶祖祭祀、茶叶种植和贸易等千百年来未曾间断的文明发展史。当地关于布朗族祖先帕哎冷和傣族祖先召糯腊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也以傣文的形式记载在文本之中。据民族传承人口述和文史资料［14］记载，布朗族祖先最早居住在“勐些”（今昆明滇池一带），后来迁徙到勐卯毫法（今德宏瑞丽地区），因族群间资源争斗的爆发，以帕哎冷为首领的部族便继续往东南方迁徙，寻找生息繁衍之地。茶是布朗族祖先在迁徙途中因流行病侵袭而意外发现的，茶独特的解毒功效挽救了整个族群的生命，从那以后茶便成为布朗族先民神圣的药品，首领帕哎冷要求在迁徙途中，若看到茶树必须做好标记并有计划地将茶树进行人工移植栽培，因此凡是布朗族居住过的地方，或多或少都会留下人工种茶的痕迹。经过漫长的迁徙，帕哎冷率族群来到了“芒景汪弄发”（今芒景山），茂密的森林资源和茶树资源让这一族群决定在此安家建寨，开荒种地，在狩猎的同时开始栽培茶树，他们从森林中带回野生茶籽和茶苗，种植在寨子周边、房前屋后，对野生茶树进行人工驯化，茶树从一棵到数棵，再到成片成山，数十代人的辛勤劳作与用心呵护，换来了千年万亩的古茶园景象。足智多谋的帕哎冷还以政治联姻的方式迎娶了景洪傣王的女儿——七公主“喃发”，为当地引入了先进的稻作农耕和纺织技术。这些古老传说后面所隐喻的则是布朗族和傣族两个族群体在景迈山相依互存，互学互鉴，种植茶叶共建景迈山的历史真实。景迈山还流传着傣族祖先的传说，部落王子召糯腊最早与族人生活在勐卯毫法一带，随着部落规模的壮大，食物供应愈发匮乏，召糯腊只好带着部分族人重寻新的生活之地，他们顺着澜沧江而南下，一路跋山涉水来到景迈山。在一次偶然的巧合中，茶叶治愈了妻子喃应腊的怪病，于是召糯腊便召集族人将茶种撒遍山间，世代种植以惠泽后人。虽然各民族信奉着不同的祖先，这些世代口承的神话传说却用生动的语言再现了景迈山世居民族的生存发展历程、漫长迁徙图景、族际结盟和亲以及最早发现茶的药用功效后逐步植茶成林的人茶际缘故事，反映了各族群面对艰苦卓地的生存环境不断调整、平衡与外部自然社会关系的历史实践逻辑。此外，从物态象征来看，千年万亩古茶林与现代有机疏林茶园和谐相融的共生场景，真实而完整地展现了早期野生茶树被人工驯化栽培等过程，同时也记载着20世纪90年代为了片面追求高产而利用现代种植技术在古茶林外围开垦高产台地茶园的历史以及人们在实践探索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台地茶园单一林种结构所带来的病菌感染、农残超标等局限性后，反思性地去模拟古茶树生长环境将其回归至“生态多样性+稀疏留养”模式的茶叶种植发展模式的现代有机茶林建设。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历史见证价值，还体现在融合佛道教及汉族文化的芒洪八角塔、景迈大寨西侧遗留的石铺茶马古道和过去茶商马帮留宿的撒拉房等文物古迹、遗址遗存，也客观地印证了景迈山早期民族对外文化交流、茶叶商贸往来的繁荣景象。

（二）自然生态价值：原生态的自然基底、农业景观环境以及古朴的自然崇拜生态观

从原生态基底来看，景迈山古茶林的形成离不开当地特有的自然形势和地理形态。景迈山地处横断山南延部分，北回归线附近，属亚热带立体季风气候，巍峨的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阻挡了南下的寒流，因而景迈山气候温暖湿润，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只有旱湿两季，年平均气温18.4°C，年降雨量1689.7毫米，年均相对湿度79%，最低海拔1100米，最高海拔1662米，平均海拔1400米。由于环绕景迈山的南朗河、南门河输送充分的水汽，特殊的对流条件和气温分层现象让景迈山容易产生大规模云海，每年出现云海的天数180天左右。辖区内雨热同季，纬度低海拔高，昼夜温差明显，再加上常年云雾遮罩，形成了一个水土与水汽生态循环的局地小气候环境，十分适宜茶树生长，出产的茶叶往往翠绿多毫，持嫩度好，茶叶内含的氨基酸、叶绿素和含氮芳香物质更为丰富。从农业生态景观来看，景迈山古茶林是一处完美体现生态链主体性和整体性的农业活态遗产。当地族民因地制宜地利用茶树天然生长习性和森林生物多样性，在原始丛林中做有限度的斑块状开发古茶林，从而创造出一个依靠自身便能抵御自然灾害风险、规避生态脆弱环节，以及不断实现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具有稳态延续能力和生态韧性的农业生产系统，揭示出物种间正相互作用及资源互补利用的可持续的重要生态学机制。与此同时，原住民在森林里建寨，在村寨四周栽培茶树，营建了“茶在森林中、村在茶林中、耕地和其他生产活动在茶林外”立体复合的山地高效农业和特色人居景观，它深刻阐发了人与自然环境间非凡的和谐关系以及将人的生命、生养、生计、生业融入生态之中的传统农事经验与生存智慧［15］。

从世居民族的生态信仰来看，当地以“万物有灵”“天人合一”为核心的民间信仰和行为指向生动地传递出原住民们在特定生存环境下认识、顺应自然、与天地自然共生共存的集体智慧。世居民族的精神信仰体系是复杂的、多元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以茶为象征符号的图腾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与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相互交织、堆叠，从而促成了一系列对万物生命浓厚关怀、对自然取用有节等维系礼制秩序和生态节律的风俗禁忌、民俗仪式。例如，每个村寨都有着自己的竜林，一般选于寨子背后的一级水源林，竜林是不可侵犯的神灵栖息之地，林内不能随意进入、破坏一草一木，以超自然的神灵权威规范着当地族民对生态保护的实践行为，有效遏制了因水土流失和乱砍滥伐所带来的自然灾害和生态失衡；关门节和开门节是景迈山傣族、布朗族、佤族等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民族的共同节日，7月份关门节开始后人们必须集中精力投入劳动，不得进行恋爱嫁娶、起房建屋，尽量减少社交集会活动，直至10月份开门节到来。节日中有个重要的“苏玛”文化，“苏玛”是向老师、父母等年长者敬礼、道歉的意思，人们通过佛教戒律中强调的断恶修善、节制自律等伦理道德来约束自己向自然过度索取的欲望；此外，限制对资源持续开发的轮耕垦休制度，利用二十四节气指导农事生产的习俗惯例，种茶采茶前祭祀茶神以及砍树前敬献树神等，都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神性心存敬畏的社会规范和文化自觉，对景迈山整个区域的生态平衡、自然运转及可持续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世居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缔造、凝结的传统生态信仰体系蕴含着人与自然之间朴素而深刻的辩证关系及生态哲学智慧，特别是其中将“万物平等”“和谐共生”等生态价值理念与民族社会的生活习惯及道德评价融合的诸多举措在当今仍发挥着效用［16］，为帮助我们应对伦理危机和生态危机、推动绿色发展和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三）传统技艺价值：智慧的土地利用技术、村寨建设技艺及手工制茶技艺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原始森林农业土地利用的典范，当地居民在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演化和动态适应的过程中，形成了因地制宜而又巧妙独特的土地利用技术，主要包括森林-茶林-村寨相互依存的土地平面利用技术。依据海拔差异高效配置资源空间的土地垂直利用技术以及背靠神山聚居、围绕寨心建寨、适应气候地势建屋的村寨建设技术。

在聚落居住空间布局上，寨心是整个村寨建设的基准点，也是村民进行宗教祭祀、公共集会的中心场地。寨内的佛寺等建筑和民居围绕着寨心紧凑布局，由内向外依次扩展而建，上下成行，左右成排，且每户的道路出口和门口都朝着寨心。排与行之间是整洁的巷道，顺次延伸至每户民居，直通寨心，构成完善的村寨内部交通网络。传统村寨向心式的围合布局，既象征着族群集体同心同德同前行的精神凝聚力，也彰显出先民基于深刻自然体悟对山形地势的巧妙规划和集约设计，其将各类生产生活土地利用功能耦合协调以达成统领空间的作用，通过在民居整体空间之中有规制地设立寨心、佛寺等公共文化空间节点，将祭祀祈福等集体文化活动与村民日常生活亲密联结，有效提升人们对文化功能空间的参与感。

世居民族为了适应气候炎热、潮湿多雨、山势崎岖等特殊自然地理环境，就地取材充分利用木竹草等天然建筑材料创造出极富地域特色的传统干栏式民居。屋顶被巧妙地设计成双斜面的“人”字形，即歇山式屋顶，防止积雨所造成的对建筑物的损坏。底层为架空层，过去一般用以堆放杂物或者饲养牲畜。二层由前廊、火塘、堂屋、晒台等组成，是一种与自然环境内外交融并集居住生活功能和茶叶晾晒、加工等生产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式民居形态。从先民定居景迈山至今，传统干栏式民居经历了从一代草木结构干栏式民居，到二代瓦木结构叶檐干栏式民居，三代瓦木结构高楼干栏式民居再到四代砖混结构高楼重檐干栏式民居的演变过程。虽然建筑材料、干栏层和二层板壁的高度、空间功能利用有所改进，但民居的整体风貌样式和空间肌理依旧能清晰反映民族和地域特征。当前芒景村、芒景村翁基村寨以及景迈山糯岗村寨已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传统民居（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建筑及新建的木构干栏式建筑）及与环境协调的现代建筑栋数占总民居建筑数量的80.35%，其中保存最好的糯岗老寨传统民居比例达100%［2］。

在制茶工艺方面，景迈山传统手工制茶技艺被列为市级非遗项目，其手工制茶的古法仍传承在族群记忆和生产实践之中。早期当地族民制茶方式较为简朴，将鲜叶用手揉搓后去涩味，再晒干或用火烘干即可。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尤其是明代茶饼制作技术传入后，典型的景迈山普洱生茶加工方式以手工制茶饼为主，流程包含采茶、摊凉、杀青、炒茶、揉捻、晒茶、拼配、筛分、压制等多道工序，火候的大小、炒茶的时长、揉捻的力度都很讲究，要靠制茶师傅的口传心授以及徒弟的悟性和长期实践才能掌握。

（四）艺术美学价值：诗意栖居的乡土景观和投射情感的文化表象

在传统村落日趋空置离散，乡土传统与记忆逐步消解的普遍现实景象下，景迈山古茶林仍呈现出一派“绿意盎然，鸢飞鱼跃，烟火人家”的生机之美，成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样本。也正是茶为当地村民构筑的丰裕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让村民们始终秉持着回归自然、简朴素雅的美学理念以追寻“诗意地栖居”这一审美化的生存境界。景迈山古茶林的核心气质是天人合一，体现为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内在同构，人文与自然的交融互动［17］，它是将真善美和谐地渗透于乡土肌理之中的大地艺术。“真”体现在林田、村舍、屋宇、古道、佛寺等节点景观与自然环境的形和势协调契合而展现出柔婉流畅的整体灵动性和韵律感；“善”体现在当地敦睦友邻、崇德向善的淳朴民风以及在尊重生命、善待万物等朴素生态伦理观滋养下所造就的生物多样性之繁盛；“美”体现在葱茏茶林与缥缈云海、万道霞光、静谧古寨交相辉映呈现出如诗如画、田园牧歌般的乡野图景。深邃幽远的茶林意境、青瓦木墙的民居样式、拜神祈愿的宗教信仰、弹性有序的空间布局以及原始质朴的风格基调，构成了景迈山隐逸出尘的独特神韵。从生活美学意向上看，景迈山古茶林可谓是一座“浓翠蔽幽径，花深掩柴扉”“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理想人居之境。

景迈山古茶林还留存着诸多叠加喻义诉求的文化景观物象和意象，当地族群将自身的审美意趣、情感体验、品格意志、倾注心灵的期冀以及对天地的感恩等主观意愿投射于自然之中，通过场所构建和文化内容填充等持续性的实践行为，形成了具有象征意味的文化精神外化形式［18］（参见次页表3），包括芒洪八角塔、哎冷山茶魂台、翁基古寺、萨迪井等历史遗迹，竜林、蜂神树、茶神树等神化自然表征，节庆、舞蹈、音乐、文学等民俗艺术以及屋顶装饰、室内火堂等细部雕饰物……作为族群记忆保存和传递的载体，这些带有温度的物态空间和符号表征着特定的文化意义，如布朗族屋顶上的一芽两叶装饰映射出茶已然成为族群的精神图腾，同时也表达了他们祈福生活像枝繁叶茂的茶树一样蒸蒸日上的心愿；民居室内中心的火堂是家庭内部进行煮饭等日常活动、商讨事宜、招待客人的重要场所，其承续了保佑氏族繁衍兴旺的神圣意义；泼水节将傣家人对水的挚爱与崇拜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人们互相泼水以表达对幸福生活的祝愿和对生命的礼赞。这些凝结着时间厚重感、交织着多样化精神与情感认知的珍贵见证物，便构成了景迈山古茶林文化艺术价值表现的主要内容。

四、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的世界意义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一座以古老的林下茶种植传统为鲜明标识、以多民族聚居和多文化交融为特色标志，被全世界公认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自然和人类的共同作品”，作为全球首个以茶之名申遗的茶山，景迈山古茶林肩负着中国茶与世界不同地域文明交融互鉴的神圣使命，其申请世界遗产不仅能提升人们对遗产地多元价值的认知自觉、文化自信和保护实践，推动古茶林所承载的自然、文化与历史生命的当代延续，而且能为世人认识真实全面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展现悠久的中华茶文明和民族精神风貌提供独特而生动的窗口，更能填补茶叶种植园地在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空白，为世界茶树种质资源多样性、特色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元性的维护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千年万亩古茶林、极具魅力的传统村落、干栏式民居建筑群、佛寺金塔、茶魂祭祀台、手工制茶技艺、节庆民俗等不同内容和形式的自然与人文历史文化遗存，共同构成了景迈山独具民族特色的茶文化。这些举世瞩目的生态和文化瑰宝，不仅仅是景迈山的，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一）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创新发展模式的有力探索

1.是对遗产地保护的延续与创新。申遗本身就是一场不断深化对遗产价值的理解认知、探索如何可持续地保护传承遗产的创新过程，也是一场需要科学谋划、统筹推进、分步实施的漫长系统性工程，景迈山古茶林从2010年启动申遗工作，到当前被批准为中国2022年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在申遗的10年时间里有序推进着如下工作：遗产突出价值和核心要素的提炼辨识、遗产地保存管理现状评估等勘测规划工作，以及古茶林和森林管护、民居古迹修缮、环境综合整治、地方性知识推广、风险监测预警等保护实践工程以对标世界遗产评定标准；景迈山古茶林的原始生态风貌、精神文化面貌以及乡土社会容貌也在有机持续更新之中，焕发出新的光彩与活力。伴随申遗而介入的现代知识理念、现代管理体制与传统的经验智慧、规制习俗之间交融互构、彼此共演，从而能够有效维护茶林生态建设、产业经济发展与乡土社会治理之间协调有序、高效统一的关系状态，有效推动景迈山地域内涵记忆和文化符号更深层次地凝炼、更广维度地传播，还能有效规避古茶林文化景观被遗忘、被边缘化、被解构的风险，以实现遗产地在当代情境下的传承延续并让其成为当今人们日常文化生活中熠熠生辉的鲜活成分。

另外，申遗凝聚着政府相关部门、当地社区民众、专业机构、专家学者等多元社会主体的智慧力量，其能在科学实现景迈山遗产地可持续保护与传扬大众美好愿景的同时，兼顾协调不同层面社会主体多样性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例如传统干栏式民居的历史风貌延续与村民现代居住需求之间的适配平衡、地域文化形象建构传播与民族传承人断代、稀缺的矛盾化解等。申遗过程中所给予当地民众的充分独立权、主体权、话语权和精神关怀，也能够鼓励和引导当地民众感知申遗意义、体验高远理想和增进族际认同，充分激发各民族的创造潜质和奉献热情，并有助于树立崇高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认同感和时代责任感，从而通过申遗的不断探索，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华文化之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2035年文化强国的建成，提供景迈山实践的创新发展之路的展示与经验。

2.是对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实践。景迈山古茶林是一个蕴含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完整的传统知识与系统、独特的生态与文化景观的农业生产生活体，其传统的林下茶种植便是遵循大自然法则的农业生产方式，完全依靠茶林内物种群落之间的能量流动和养分输送，而无需喷药施肥便能实现茶林自我生态的良性循环，这是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和绿色发展农业的完美阐释。它对于当今以追求产量导向的单一化育种为显著特征，以喷洒农用药剂、重施化学肥料为常态的现代种植业而言，具有特殊而珍贵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从维系生态稳定的视角来看，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能够活态保护与传承这种绿色有机、低碳环保、循环可持续的传统农耕方式，引导生态环境继续向“提质增绿”的良性方向延伸递展。其申遗不仅是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美丽乡村建设、做实做强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和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重要抓手，也是对新时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决策部署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总体要求的生动性实践。

在茶产业已成为景迈山实现乡村振兴的支柱性产业的现实背景下，申遗能大幅提升景迈山茶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进而有助于依托地域生态环境、文化景观资源并围绕普洱茶这一核心主题，探索多功能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科普研学产业、健康养生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多元化的衍生产业，在最大限度激发产业造血功能的同时能规避因过度依赖单一茶叶售卖而造成的经济风险，形成产业有序发展、生态优美宜居、百姓生活幸福、走向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新景象。

（二）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弘扬中华茶文化、突显中国茶产业、提升中国茶科技的有力抓手

1.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对“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这一科学结论的有力佐证。现代作物学把特定作物近缘物种最多的地方作为该作物所属物种的多样性中心和驯化、起源中心，经多国专家的理论推演和实地证实，中国西南地区被认定为山茶属的现代分布中心、起源中心以及最早开始人工驯化栽培茶树的地区。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居民延续至今的“林下茶种植”传统的典型样本和当前世界上发现的连片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年代最久远的人工栽培型古茶园。景迈山古茶林是古茶树天然基因库和茶文化资源宝库，它提供了研究茶树的起源、演化、人工驯化与传播以及理清茶树物种起源与早期驯化栽培之间关系的真实而强有力的证据，完善了中国作为茶树、茶文化发源地以及云南普洱作为世界茶树原产地中心地带的物证链，其申报世界遗产既是有效加深世人对云南澜沧江流域作为世界古茶树资源富集区、优质普洱茶原产地和集散地认知程度的重要途径，也提供了充足理据回应国际茶界关于茶树原产地的偏见及驳斥否定中国茶树在世界上产销的光荣历史等种种谬论，捍卫了中国在全球种茶、制茶、饮茶等领域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的客观需要，对复兴中国曾经拥有的辉煌茶叶软实力、盘活底蕴深厚的中华古茶文化，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2.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弘扬中华传统茶文化、彰显民族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景迈山世居民族在与茶相伴、与茶对话等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充满地域生活气息和民族艺术情调的茶事、茶礼、茶宴、茶俗、茶艺等茶文化样态，尽管自身拥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和宗教信仰，与中华传统茶文化一脉相承的景迈山茶文化，同样承载着以茶雅心、以茶养性、以茶待客、以茶行道的社会功能，饱含着糅合了中国传统儒、道、佛诸派思想、以“和、敬、怡、真”为核心的茶道精神［19］，涵养了宁静致远的茶境、含蓄内敛的茶修和敬意浓浓的茶情。借助申遗这一媒介窗口，可以跨越国界的藩篱、种族的隔阂和语言的障碍，充分激活茶在国际公共外交中的特殊使命和重大担当，既够将中华文化之国粹——茶文化更绵长而有力地播散和传扬，发挥其沟通心灵、开放共享、传递美好的独特价值，向世界传达仁爱、友善、谦逊、包容的中华礼仪精神和自信豁达、团结开拓、厚德载物的传统民族精神，也有助于提升中国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国际视野和世界价值，拓展中国同世界各国茶文化交融互鉴的空间，让传承千年历久弥新、千姿百态各具风采的中华茶文化之花在广阔的世界舞台上尽情绽放。此外，“以茶为媒、以茶会友”的中华茶文化还承载了中国人所崇尚的与世界和谐相处之道，因此通过申遗讲述中国茶故事的同时还能传递“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1］，将热爱和平、务实负责、追求共赢的中国形象展现在全世界面前，以不断增强中国外交话语的国际公信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为纷乱的当下世界提供一剂润心静气的良药，为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服务。

3.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不断提升茶科技水平，做大做强茶产业的重要抓手。中国是茶叶生产的原产地，是世界茶叶种植面积最大、茶农人口最多的国家；然而，由于长期形成的粗放式生产加工、农残超标严重、生产技艺落后、产品质量不高、品牌产品稀少、市场竞争不足等问题，在国际茶叶领域的地位远远落后于中国作为茶叶生产大国的实际。景迈山古茶林申遗，正是我们认真吸纳国际先进茶叶生产技术，引进茶类研发技能人才，借鉴国际市场营销模式，树立自主国际品牌，遵循国际市场规则，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与世界茶发展同步接轨，从而真正做大做强茶产业这篇大文章，使中国茶叶重振雄风，全面走向世界！这次申遗是个难得的良好契机。

（三）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维系世界生物多样性、坚持绿色和谐发展的有力支撑

1.它能为世界茶种资源多样性、民族文化多元性的维护以及人类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首先，作为漫长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相互交融、彼此互动下诞生的伟大杰作，景迈山古茶林呈现给世人最好的礼物不仅仅是传统手工揉制的普洱茶，而是一个包含物种资源、农耕技术、民俗文化、生态哲理等在内的可供全球农业借鉴经验的生态人文复合系统，是充分体现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的经典范本。其申报世界遗产，不仅能实现对人类早期林下茶种植传统模式的原真记录和现实功能的活态延续，还能保护、利用优质罕见的云南本地群体种古茶树资源，以维系世界茶树种质资源多样性、特色生物多样性；传承赓续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多姿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艺术瑰宝，以维系人类文化多元性。其次，申报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遗产时，从系统性和整体性视野来进行遗产申报区和缓冲区面积及内容的界定、遗产突出普遍价值和核心要素的提取辨识等前期规划筹备工作，以及从景迈山古茶林成为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保护试点，到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民族文化保护区，再到被批准为2022年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完整申遗轨迹，均能为全球茶产区和具有活态遗产特征的文化景观申报世界遗产而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价值。最后，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所具有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一体的智慧农业体系，自然、经济、社会协同演进的内在文明形态，人与自然相感相通、和谐共存的生态伦理规范，自洽合一、节制有度的人地和谐关系，有助于为全球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世界各地解决遗产环境保护和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景迈山的世居民族在与自然环境及万物生灵相处过程中一直躬身践行着“道法自然，万物平等”的朴素生态伦理观念，认为在天地人关系中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顺应自然，以至诚的态度去理解自然万物的本性和规律，所以他们从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通过一系列以真善美、有序和谐为旨归的神灵崇拜、民间信仰、禁忌规制和自觉行为，维系着千百年来古茶林的葱茏绿意和景迈山自然秩序的中正平和。近年来，世界范围内资源环境问题加剧，新冠疫情、蝗虫肆虐、洪涝灾害等突公共卫生危机和生态危机，促使人类重新反思自身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能向世界分享以天人合一理念为基础、以儒道佛生态伦理思想为主体的东方传统智慧，能为建立兼具环境责任感和关怀感的全球生态意识、建设互动共生的全球生态文明贡献注入“源动力”；对转变近代工业文明征服自然的思维定式，协调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以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具有极大的当代启示价值。此外，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多民族相互依存、温情和睦的相处样态，多文化彼此交汇、求同存异的真实格局以及茶本身的质朴、内敛与温和，生动地诠释出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高尚精神和处世哲理，对各国之间建立和衷共济、共建共赢的合作关系、以互利共赢取代零和博弈、以交流互鉴消弭文明冲突，形成各国人民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远的历史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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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益智库 范建华、邓子璇 ，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作者简介

肖坤冰，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厦门大学博士，上海纽约大学环球亚洲中心-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联合博士后（2017-2018），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与博物馆民族志学院访问学者（2014-2015）、法国波尔多蒙田大学现当代世界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22-2023）。研究领域为历史人类学、饮食人类学、文化遗产研究等。已出版专著三部，在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民族研究》《民俗研究》等中外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并为三联生活周刊、澎湃新闻、Asia Global Online、Sixth Tone等媒体撰稿人。

大卫·帕金(David Parkin)，牛津大学人类学与博物馆民族志学院教授，牛津大学万灵学院荣誉教授，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英国学术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主要学术贡献在于非洲人类学研究、政治文化、跨文化语义学及土著哲学等方面。

引言

“味觉”在多大程度上能与其他感官分离进行讨论？大卫·豪斯（David Howes）指出，亚里士多德认为味觉是五种感官之一，但却把它描述为“触觉的一种形式”，因此缺乏自主性。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随着人们对感官等级观念的阐释，味觉与“身体的”触觉和嗅觉一起被归属于“低级的”感官，与之相对的是“高级的”“智力的”视觉和听觉。在我国，传统的茶感官审评标准被称为“五项因子评茶法”，即对茶叶的外形，冲泡出的汤色、香气、滋味和（泡过以后的）叶底，经干、湿评审后得出结论。五项因子评茶法要求审评人员视觉、嗅觉、味觉，甚至是触觉并用，外形与内质审评兼重。但在进行茶叶专业审评时，嗅觉和味觉的评分比重比其他的触觉和视觉要大很多，而听觉则是“缺场”的。

当人们谈论茶的滋味的时候，实际上指涉的是一种整体的身体感官体验，而不仅仅是味觉的体验。这一套“体感”包括水的温度，茶汤的外观、滋味，甚至是假定的茶的某些保健功效等。同时，品茶的环境（嘈杂或安静）、社会语境所形成的一套茶叶消费话语也会为人们如何理解茶带来争论和讨论。尽管人们对“品味”这种高度个人化的判断难以达成共识，但人们还是尽力使自己的体验尽可能地可表达和交流。茶、人之间的交流不仅通过直接的语言表达，而且还通过触摸、声音／沉默、视觉、嗅味和姿态展演来体现，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人们运用多重感官对茶的全面理解。

本文从感官符号学（sensori-semiotical）的角度，将当代中国的茶事活动分为三类：第一，对声音／音乐的抑制和对视觉的渲染的美学鉴赏（茶会）；第二，通过语言和身体姿态的规范性指导（茶艺课程）来开展；第三，通过语言交流和鼓励创造性词汇表达进行的竞赛性品评（斗茶赛）。这三种类型的茶事活动从对听觉的压抑，到声音的参与程度加强，茶会与斗茶赛成为对立的两个极端，分别代表着“无声”和“有声”。而第二类指导性的课程，则在从第一到第三种类型的转化中成为一种“过渡仪式”。

这三种茶事活动之间类型互补，但并不存在非常明显的界限。这样的划分只是源于本文作者之一肖坤冰的参与式田野观察，以及为了分析和行文的需要。本文的田野资料来自本文作者之一肖坤冰于2018至2020年在上海、成都、昆明、武夷山、潮州等地的多点田野调查。同时，肖坤冰曾分别在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2015）、上海纽约大学（NYU  Shanghai）（2017）和爱沙尼亚塔林大学（Tallinn University）（2018）主持过茶会，也通过这种方式，以观察者和践行者的双重身份与中外茶艺爱好者互动和交流。虽然听觉在茶事活动中经常被忽略，并被认为是五官中几乎与味觉感知无关的感观，但是本文将通过案例材料证明，在各类茶事活动中声音的“在场”或“缺场”、音量的强与弱与人们对茶味的感知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

一、从工夫茶到当代茶艺：中国茶道的演化过程

中国人对喝茶的精致化追求可追溯到唐代陆羽，陆羽在《茶经》中详细列出了茶具、煮茶之水对茶汤品质的影响，介绍了煮茶方法和饮茶方式，被后人视为中国传统茶道的起源。本文主要以中国当代茶艺为陈述对象。“道”和“艺”在汉语中意义所指不同。“茶道”被解释为“烹茶、饮茶的程式和技艺”，在英文中或可对应tea ceremony，有仪式、礼节、礼仪之意；茶艺则指的是“有关烹茶、饮茶及以茶款待客人的技艺”，或可对应英文中的teaart，但更多的是强调视觉上的美感。而今天盛行于中国各大城市的茶会、雅集或可视作茶道与茶艺的综合性呈现。

在对中国当代茶消费文化的研究中，张乐翔（Lawrence Zhang）重新审视了现在广泛流行于各地茶馆中的所谓传统“茶道”的起源问题。他认为，在最近30年，中国的茶道践行者越来越重视将工夫茶作为一种具有国族象征性的“茶道”来进行展演。但他指出，这种所谓“传统茶道”的冲泡法实际上迟至18世纪才出现在美食家袁枚的《随园食单》中。袁枚在参观福建武夷山时描述了这种“小杯”“小壶”“先嗅其香后试其味”的品饮方法。尽管袁枚并没有直接用“工夫茶”这个名称，但却是关于这种品饮实践的最早记载。可见，这种传统茶道的雏形出现是非常晚近的事。但一些茶文化专家认为工夫茶是“传统的”和古老的，并与日本煎茶道（Chanoyu）和抹茶道（Matcha）相互影响，尤其跟煎茶道有直接关联。张静红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认为中国茶道的形成不仅是中日两国茶文化和仪式之间的互动结果，尤其不能忽略的是中国台湾的品茶文化对中国茶艺的影响，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当代茶艺的形成。尤其是中国台湾人对普洱茶“陈韵”的追求所带来的闽台工夫茶品饮方法促使中国大陆饮茶走向了精致化的实践。简而言之，学者们普遍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日本茶道和传统工夫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精致化的优雅饮茶方式流行于中国台湾，后来被吸收成中国大陆新兴的茶艺运动的一部分。在全球化语境以及各国争相输出国家文化遗产符号的背景下，所谓的中国传统茶道，在政府、专家和消费者的同谋下，以一种“传统的发明”的姿态在全国各地的旅游点、茶馆和会所中应时代呼声而生。例如，陈志明（Chee-BengTan）的研究表明，福建泉州当今的饮茶实践其实是一种“传统的发明”，它是改革开放后，当地政府、茶农、茶商对当地茶业进行一系列改革和“促销”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在新的消费文化中复兴或重建饮茶传统的事实。

总而言之，当今风行于全国的工夫茶艺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古老。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工夫茶艺开始在中国各地的茶馆（茶艺馆）逐渐流行，并在当代的“茶空间”中持续泛滥。同时，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通过国家认可的专业性茶艺师职业资格认证培训，为这种标准化的中华茶艺在国内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虽然一些学者认为工夫茶更多的是“展演”传统仪式，但另一些“内行”则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方法，自有其功能性：很小的杯子有助于敛香，用小容量的茶壶多次冲泡茶叶，且茶水分离可以确保茶的最佳口感。因此工夫茶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a means to an end，not an end in itself），似乎也说不上是什么仪式（ceremony）。在工夫茶的发源地，Peterd’ Abbs（彼得·艾珀斯）基于田野考察将目前潮汕地区的工夫茶的形式分为三种，即工夫茶作为一种日常实践（everyday practice）、一种精致化的习俗（refined practice）以及茶馆的商业化休闲（commercialised leisure in tea-houses）。与日常实践中的工夫茶相比，工夫茶的文化展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尽管在英文中更多地使用“茶道”（tea ceremony），但在当代中国，人们更多使用“茶艺”（chayi）一词，包括从日本茶道传统中的美学和哲学借鉴，以及本身源于唐代的中国茶道。中国的当代茶艺也经常作为一种国家的传统文化向（外国）游客展示，它使得过去和现在的文化要素和美学元素复杂地融合在一起。在过去二三十年间，以“工夫茶”为基础的茶艺课在全国的大规模推广，以及茶楼中的常规化、程式化的操作，使得工夫茶茶艺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流行，其他地区性的茶俗与之相比黯然失色。于是，在黏合了原本分散的各种传统“要素”的基础上，以及对高品质的茶叶和口感的不断追求的商业刺激下，所谓的中国茶艺应时代要求而生。这些在茶艺中不断发展的语言、身体动作、衣着、特定物体的摆设、特定空间设计和声音的使用等在产业链中，特别是在某些要求打坐冥想的“禅茶”实践活动中是相对独立的一个美学部分。意大利学者韦尔切洛尼（Vercelloni）描述了欧洲历史上对“好品味”的判断是如何扩展到包括“对传统的饮食风味、行为和语言的掌握；服从于最初是为认可和赞美某一特定社会领域而建立的仪式”。由此可见，对品味的判断有时可能会偏离预期的模式，但根据布尔迪厄（Bourdieu）的理论，这些“区隔”（distinction）最终将反映和再现社会等级制度。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和巩固，以及可明显察觉到被精心提炼过的茶艺的出现，人们对茶叶品质的鉴赏力和对高档茶产品的购买能力将更微妙地反映出消费者的社会地位。

作者在潮州千庭茶舍进行田野调查，2019年11月，李经来拍摄

二、以视觉美感为主导的茶会

作者在上海纽约大学主持的一次茶会（茶艺展示），2017年12月，陈逸韵拍摄

一场严格禁止声音与语言交流的“止语茶会”，图片来自网络

总体而言，仪式性的茶会更多的体现出视觉上的美感，包括传统服饰之美、优雅的肢体仪态、精美的茶器与茶席设计的结合，伴以若有似无的音量极低的背景音乐——通常是古琴，或者完全没有音乐。在这种茶艺展演中，声音和听觉是被抑制的，茶艺师与参与者之间几乎没有言语上的交流。

约在2016年，中国大陆的饮茶圈中兴起的“止语茶会”是对声音抑制达到极端的案例。组织者旨在通过对听觉的控制从而使注意力更专注在嗅觉和味觉上。“止语茶会”强调了中国茶文化中“禅茶一味”的联系，组织者称：“‘止语’本来就是佛教修行的一种方式。停止谈论，想象我们在一个私人化的空间中，与自己的内心交流，于一杯茶中感悟内心的宁静”，“品茶倒是次要的，重要是以茶调养身心”。笔者认识的一位茶艺师于2017年2月至2018年4月先后在成都组织了14场“百花止语茶会”。由于交谈在茶事活动中被严格禁止，为了确保茶事在无声的情况下也能有序地进行，因此每场仅设8个席位。茶艺师解释道：“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如说得太多，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导致我们实际上不能专注于茶本身的味道。因此，我决定组织一系列的‘止语茶会’。目的是鼓励参与者更多地关注茶汤本身。在这种比较有仪式感的品茶过程中，您会产生一种对茶的敬畏之情。实践也证明，与普通的茶会相比，‘止语茶会’的参与者对茶的感受更深。”

在“止语茶会”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多重感官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品茶本就是以嗅觉和味觉为主导的对“香气”和“滋味”的判断，听觉通常作为一种辅助，或通过古琴营造一种古典的气氛。但在“止语茶会”中，参与者通过对听觉感官的闭合从而使整个身体官能更好地服务于嗅觉和味觉，达到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在“品茶”活动对多重感官符号的操纵中，无声的参与者与专注于备茶的茶艺师在言语上的“沉默”是一致的。在听觉感官闭合以后，参考者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视觉上，因此对茶艺师的服饰、肢体语言（手上的动作）的关注力实际上都相应加强了。因此，听觉的“退场”凸显了视觉的“在场”。水烧开的“咕噜咕噜”声、很低的注水声、茶具偶尔碰撞发出的响声、窗外风吹树叶沙沙声更反衬出了一种“蝉噪林愈静”的哲学悖论。同时，这些声音与“茶之味”一样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茶艺师认为，将自己全身心地放入这种自然之中，而不以人声去干扰和打破这种宁静，能更有利于参考者“沉浸”于茶道本身。因此，“止语茶会”虽然抑制了在场的人与人之间的口头交流，但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无声”建立起人们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加强了人对茶本身的感官认知。

此外，为了进一步突出茶会传递的“传统”的视觉效果，近年来随着茶文化在中国的复兴，市面上出现了专门为茶人设计的服装——“茶人服”，或称“茶服”。这些茶服大多采用棉、麻或丝绸等天然面料，极少使用化纤面料，在设计上体现了传统风格与现代剪裁的结合，既能在茶道表演中作为专门的服饰，又可作平时着装。但这一着装也是“茶人”群体区别于其他人群的一种符号标记。同时，茶艺师大多还会佩戴各种手串、念珠等。一些正式的茶会邀请会明确规定着装要求，甚至会聘请专业的摄影师拍摄记录茶会。而对一些女性茶艺爱好者，穿着茶服拍摄出极具视觉美感的照片也成为参加茶会的驱动力之一。诸如此类的茶会，或可称为“雅集”的场所，有时会以中国传统乐器古琴、洞箫、琵琶等名曲作为背景音乐。但这些音乐的声音都非常轻柔，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服务于“茶”这一主角，共同营造出一种高雅宁静的氛围。而人声的交流通常是禁止的。比如，虽然“嘬茶”是行家品茶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小技巧（下文将具体分析），但卷起舌头发出的嘬吸之声却无疑会破坏茶会的优雅感，因此在凸显视觉美感的茶会中绝不会有人“嘬茶”。总而言之，“沉默”是这种仪式性茶会中的一大特色。语言交流和声响的缺席、主客之间的距离感和备茶过程的仪式化，使“饮茶”显得神秘化而非大众化、透明化。

售卖茶服的店。茶服可以提升茶会的视觉效果。图片来自网络

对声音及其产生的语言交流的排斥，不仅使茶艺本身显得神秘化，主持者（茶艺师）与参与者（茶艺爱好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这种神秘化茶艺的一部分。尤其是在面对一些国外观众的茶艺展演时，茶艺师通常会穿上传统的中国服饰，通过优美的身体动作和着装而不是语言交流来吸引听众，传达出一种强烈的“东方主义”式审美。在这样的情形下，茶艺师即使不会外语也并不影响观者的审美。甚至还因为不会外语而使得这种“中华茶艺”更具正宗性。这种形式的感觉符号（sensory semiosis）有一些实验性的东西。它事先经过精心设计与安排，目的是在构成整体茶艺呈现的各种行动和事件中，在商业吸引力与美学之间达到一种平衡。

在这类茶会中，主持人与参与者的地位并不平衡，主持人已然是茶艺界的专家，而参与者很多只是茶艺爱好者，也有可能是茶艺培训班的潜在“学员”。如果一个人希望从一个纯粹的茶会“看客”转变成为一名真正懂得泡茶、品茶的行家，通常会选择参加茶艺培训，系统地学习如何使用专门的器具泡茶和品茶。

三、言语指导性和动作示范性的茶艺培训

作者在爱沙尼亚塔林大学的一次茶艺示范课上指导“学生”的茶艺，2018年9月

兼具动作示范性和言语指导性的茶艺培训课程，作者在成都参与的一次茶艺培训课，2017年8月

我们可以把仪式化茶会的参与者假设为对茶艺感兴趣的“生手”，在斗茶赛中各抒己见的“评委”假定为一群已经掌握了专门知识的“行家”，那么，如何从“生手”过渡为“行家”则通常需要经过跟从专门的导师进行学习——这类培训课程类似一种从“生手”到“行家”的通过仪式。在传统社会中，由师父带徒弟的“拜师学艺”的形式仍然普遍存在于各行业中。在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茶艺培训机构提供此类专门培训，传统社会的师徒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仍存在于这样的培训中。导师和学员在课堂上的交流表现为口头指导交流和动作示范等。

以云南昆明的一所知名茶艺培训机构HY大学堂所开设的培训课程为例，其教学内容以茶艺为主但不局限于茶艺，还包括香道、花道和评茶等与茶艺密切相关的课程。对于学员而言，这是一个系统性的知识积累，是从“生手”迈向“行家”的过渡仪式。茶艺课程共包括初级（6天课程）、中级（5天课程+1天示范演讲）和高级（5天课程+1天示范演讲）三个阶段，一共134个课时。学员们必须按照从初级到高级的顺序循序渐进，而不允许越级报名学习。

“品茶”——就纯粹文化上的意义而言，是一种完全个性化和实时性的行为。人们对茶的感知（perception）存在于身体器官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中，不仅不同的主体对同一款茶会有不同的感受（sensation），即使同一主体在具体情景下对某一款茶的感官经验也是不可复制的。然而，当茶叶同时也是一种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时，泡茶的方式、质量评定必然要求规范化和标准化，而茶艺培训消除了地方性的各种泡茶方式的差异性，以所谓的感官审评训练消减个体对茶的理解，更建立起个体对这种茶类所谓“正确的”“规范的”认知体系。

中国各地的泡茶工具和泡茶方式都各不相同，各具地方特色。潮汕地区以紫砂壶、朱泥手拉壶或盖瓯为主；四川、贵州等绿茶产区以简单的玻璃杯直接投茶冲泡；云南和贵州很多地方流行以土陶罐煮“罐罐茶”；即使同样是盖碗，四川人对“盖碗”的使用方法在工夫茶艺中也大不相同——四川人既用盖碗泡茶，也直接从盖碗里喝茶······凡此种种，表明在中国其实并没有一套标准的“中华茶艺”，而是各地就地取材，形成了各种地方性茶俗。然而，目前遍布于各大城市的茶艺培训机构开设的课程内容却基本相同，都是按照“工夫茶艺”的一套流程培训。比如以盖碗、公道杯、品茗杯、“建水”等器具组成的一套标准茶具，讲师都是按照教材的内容进行公式化的讲解，包括最主要的实操部分，教的手法、动作都相当一致。作为刚入门的“新手”，学员们需要学习和掌握的是一些专业的“术语”。这些“术语”来自教材、国家颁发的茶叶感官审评标准和课堂教学。实际上，这一培训过程在于去除个体化、地方化的语言表达，使来自不同地方和背景的学员在经过培训后可以掌握运用基本的术语去描述茶的香气、滋味和外观等。在茶艺培训机构学习和培训实际上类似一种“通过仪式”，在这之前，学员基本属于“茶圈”的局外人，然后通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培训（类似于阈限期）后，新手最终通过一场茶艺展演作为培训结束的“答卷”，并从一名“圈外人”转变成为“圈内人”。

“嘬茶”——即茶水入口后，先不咽下去，让茶水包裹住舌头，随之吸入适量空气，让茶水在舌面和两侧翻滚流动，充分接触味蕾，以便更好地感受茶汤的滋味。在此过程中，伴随有较大的声音。在本文作者肖坤冰参与过的茶会中，有几次印象深刻的体验。2018年6月，在武夷山某一高端茶企为接待内部VIP客户组织的小型茶会中，该茶企的董事长亲自为这一群高端客人示范了品茶的技巧。他特别解释了“嘬茶”在品茶中的必要性：“首先，我们闻它的香味；其次，我们观察茶汤的颜色；第三，我们品茶的滋味。第三步至关重要，这需要一定的技巧。”他向这些VIP客人展示了如何大声地嘬茶，于是参与者也学着嘬出声音。2020年，当肖坤冰在潮州的田野调查中向潮州工夫茶艺的国家级传承人请教品茶时是否需要嘬茶时，对方很明确地回答“绝对不能嘬茶”，他认为在品茶时大声嘬饮是一种很不雅的行为，同时谈到了自己出访多国的经历，他认为尤其在外国人面前“嘬”出声音会显得非常粗鲁。但当另一位省级潮州工夫茶艺传承人被问及同一问题时，他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回答。这位省级潮州工夫茶艺传承人认为工夫茶一定要“嘬”，否则完全不能领略到其中的乐趣和充分感受茶汤。这两位报道人都是潮州工夫茶的代表性传承人，在茶圈都具有很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对同一问题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可见，在品茶过程中是否要“嘬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境”和个人经历，而并没有固定的程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当代茶圈中，其实有一种“不言而喻的”（tacit）性别差异，虽然它在所有的官方文本（茶艺宣传手册、培训教材）中都不会被提及。贝斯安·托马斯（BethanThomas）通过在成都的田野调查，发现了茶艺馆中明显的社会性别差异：男性经理“隐身”于后台进行指挥从事管理工作，而年轻优雅的女性则穿着旗袍和茶服在前台为顾客提供服务。在茶行业，男性通常是一些制茶大师和很懂品茶的行家，而女性与生俱来的“优雅”“温柔”等特征则被认为更适合教授茶道／茶艺。尽管（男性）大师会强调嘬茶的重要性，但在公共场合，女性一般不会嘬茶。在潮汕地区，男性嘬茶是非常普遍的行为，而女性可能会在家庭环境中嘬茶。因此，社会对女性的安静、温柔、优雅的期待与男性的喧闹和男性气概在嘬茶行为的对立上表现明显。

在茶艺培训中，学生也有可能学习到品茶中的民间礼节，比如在福建、广东地区，人们通常通过用食指和中指轻叩桌面，表达对主人斟茶的感谢。这种地方性的礼节通常不会在培训教材中提及，但当学员们更多地参与茶事活动时，将会发现这种肢体语言流行在茶圈中。此类肢体语言可以解释为真实且经验丰富的茶艺培训师或学员们的非语言符号（non-verbal signs）。通过学习一些标准的“专业”语言词汇，以及潜移默化地实践一些肢体语言，学员们会逐渐地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评茶词汇。也只有在充分掌握和运用标准化术语的基础上，这些鉴赏语言才会被茶圈内的“专家”充分认可。通过茶艺培训，学员们逐渐开始介入一些茶事活动，有机会向茶专家（通常是培训导师）请教，以及进一步接受一些更私人化的非正式指导。少数的茶类培训课程会颁发资格证书，但很多培训机构并不具备颁发相应证书的资质，因为取得这些证书需要通过国家层面的考试。然而，在田野访谈中，许多学员表示并不关心能否获得证书，他们更希望的是积累技能，以便以后自己可以独自主持茶艺活动。

四、斗茶赛：声音的在场与创造性的语言表达

武夷山天心岩茶村的斗茶赛，2019年11月，肖坤冰拍摄

武夷山天心岩茶村的斗茶赛，百家茶席展区，2019年11月

武夷山某茶叶公司组织的“盲品”活动，2020年11月，肖坤冰拍摄

斗茶赛与新兴的工夫茶茶艺之间有比较明显的区分。斗茶赛通常有两种：一是在行业协会组织的评选茶叶等级的竞赛中，参赛的茶叶公司都希望通过获奖而提高品牌的知名度；二是在非正式的聚会中，茶人们通常会自带茶叶一起“斗茶”、评茶。这样的场合往往热闹非凡，争论激烈，人们会运用丰富的词语和比喻进行表达。在本文作者肖坤冰参与的几次公开的茶叶评比赛中，围观者——包括游客、外国人，以及不在茶圈里的中国人等，也被鼓励参与品茶和评茶。虽然这些外行人并不具备专业的品评技能，但他们的参与有助于传播该地区的茶文化。

在著名茶产区福建省武夷山，自2001年起，每年进入11月以后，当地各级行政机构和行业协会都会组织规模不同的斗茶赛。从影响力来看，最重要的当属“海峡两岸民间斗茶赛”（以下简称“市赛”）与“天心村斗茶赛”（以下简称“村赛”）：前者覆盖面广，且具有行业组织上的权威性；后者则具有正岩产区的优势和极高的市场认同度。斗茶赛采取编号盲评的形式，遵循中国茶叶感官审评中广泛应用的五项因子评茶法。以本文作者肖坤冰2019、2020年参加的武夷山天心岩茶村斗茶赛为例，五项因子在评比中所占的百分比如表1所示：

武夷山的斗茶赛一般分为初赛和复赛、大众评委席和专家评审组。最终的结果依据大众评委评分的20%，专家评分的80%进行综合折算。专家评审室不对外开放，因为专家们必须集中精力，在两天半时间内审评多达几百个茶样；而大众评审区则设在景区入口处的露天场地，且鼓励围观者的参与。每年斗茶赛的帷幕拉开，就有不少茶商和岩茶爱好者专门从外地赶来，参加这一年一度的岩茶狂欢节。在露天场地，会摆出数10张长桌作为泡台。每一张桌子上，都有10个茶样编码装在相同的斗茶赛专用泡袋中。每一桌都有一人专门负责泡茶，确保所有茶样同时冲泡并同时出汤。每张长桌都被人群围得密不透风，人们手里都拿着自己的品茗杯。每个茶样面前对应的评审杯里都有一个白瓷汤匙，大家可以将汤匙举起来闻汤匙背上的香气，也可以用汤匙将茶汤舀到自己杯里品饮。在这样的场合下，大众评审区无比嘈杂，人们嘬茶的声音、将茶汤快速吸进去又吐出来的声音、茶具和汤匙碰撞的声音、各种招呼和询问的声音，等等，充斥在一个有限的空间，让人难以专心去体味一杯茶汤。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兴奋地交流着，争论主要体现在占评分比重最高的香气和滋味方面，而对外形、叶底和汤色的评论较少。

在最新颁布的茶叶感官审评术语的国家标准中一共列出了近2000个中英文对照的词语，从不同的感官途径描述了茶的滋味、气味、颜色、触觉和外观等。就乌龙茶而言，形容茶叶外形的术语有蜻蜓头、壮直、细结、尖梭等；形容汤色的有蜜绿、蜜黄、茶油色、青浊等；形容香气的有栗香、奶香、酵香、硬火、热火等；形容滋味的有岩韵、酵味、粗浓等；形容叶底的有绸缎面、滑面、糟红等。这些国家颁发的茶叶审评标准术语通常成为人们表达自己感受的基础，人们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因此，在私人聚会的斗茶场合，人们的词语表达实际上跳出了这些国家标准的限制。几乎所有的茶商都声称，国家标准仅供参考，只适用于一些专家给出的书面审评意见。在非正式的茶事活动中，行家们会使用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词语来描述他们感受到的具体的、多重的感官体验。尤其岩茶是一种典型的地域特色产品，它的品质与周围环境——当地人称之为“山场”密切相关。正如葡萄酒的品评中对“风土”（terroir）的强调一样，“山场”与“岩韵”既是决定岩茶品质的核心概念，同时也是一种难以标准化的地方性知识。例如，当地人会用“豆浆”“牛奶”“泥土”“苔味”“骨感”等词来形容岩韵。在私人聚会时的斗茶中，跨感官的隐喻和语言的使用非常普遍。例如，茶人经常会用描述视觉的“厚”或“薄”，或者描述触觉的“顺滑”来形容对茶汤的味觉感受——这是一种明显的交感（inter-sensoriality）。

斗茶赛与茶会相比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是主客之间、专家和新手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被邀请去喝茶的客人通常会带几泡自己的茶叶。通常情况下，主客双方都会冲泡自己的茶叶，从而成为一段短暂时光的临时主人。在这种情况下，竞赛被交流品评所掩盖。主客之间的谈话通常围绕着茶的来历、自己对茶的感受和几泡茶之间的比较而展开。不管是主人还是客人都很在乎在品茶这一过程中与他人的聊天与交流。与正式茶会相比，这类品评活动通常不会播放背景音乐。人们的着装随意，也不会有人在意泡茶时的姿势是否优美。参与者基本都会嘬茶——“会嘬茶”几乎是一种圈内人的“默会规则”。大声地嘬茶一方面表现了自己“懂”专业技巧，另一方面也是通过一种非语言符号的声音在场向主人表达自己对茶汤的认真和谢意。

结语

一些人类学家，如大卫·豪斯（David Howes，2006）、杰克·古迪（Jack Goody，2002）、莎拉·平克（Sarah Pink，2010）都注意到了感官之间并非存在明显界限，跨感官的相互交叉影响是感官世界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在中国的品茶过程中，对一种感官的过分关注可能会导致忽略其他感官。比如张静红（Jinghong Zhang）指出，在一次朋友邀请她喝茶时，由于她一边在拍摄泡茶（视觉），一边聆听一个中国台湾茶人关于一个“寻茶”的故事（听觉），从而导致她完全失去了对茶味的感知（味觉）。在本文呈现的三种茶事活动中，从相对沉默到开放谈话交流，声音和语言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各种品茶情景之中。听觉虽然是作为茶叶感官体验中的配角，但却并非不重要。在第一类茶事中，听觉的缺场会有助于强化参与者对滋味的身体感知（bodily perception），而在最后一类斗茶赛中，声音的加入和辩论会帮助人们更好地去理解（mak esense of）滋味。通过多感官之间的交感（inter-sensoriality）与通感（synaesthesia），以及跨感官的体验与表达，人们不仅可以感受通过鼻、口、舌感受到“香”和“味”，也可以通过耳朵“听见”滋味。品茶过程从而也成为一种综合性的对滋味的感知（sense of taste）。通过对三类茶事活动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交流是如何通过感官多模态（sensory multimodality）构成了具有无限创造性的元语言（meta-language），这些词语几乎具有无限延展性而缺乏稳定的参照对象。正如张静红（Jinghong Zhang）指出的，自古以来，中国人用于表达茶滋味的词语就具有深奥和晦涩（abstruseness and obscurity）的特点，并且这种抽象晦涩和难以理解的语言仍然继续存在于当代中国的茶事活动中。因此，当我们在谈论茶的感官体验时，有时很难就一个公认的“滋味”达成共识，但却几乎可以讨论任何东西。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22年第1期，请以纸质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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