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源于数千年前的中国
而如今，茶的足迹已遍布世界各个角落
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风土人情
不同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茶文化
那么，现在世界各国都有着怎样的茶俗呢？
今天正好是5?21世界茶日
一球君就带大家环游世界去看看吧~
茶道源于中国。南宋时期，日本僧人荣西将茶种从中国带回日本，从此日本开始遍种茶叶。明末清初，茶道宗师千利休借鉴中国唐宋遗风，汲取历代茶道精神，创立了以“和、敬、清、寂”为基本精神的日本茶道。
日本茶道，是需要遵照规则来进行的喝茶活动，神圣而庄严。日本抹茶的冲泡方法，便是来源于我国宋朝时期的点茶。不仅茶叶要碾得精细，茶具要擦得干净，主人的礼节要到位，客人的动作也要规范，每一个细节都不可疏忽。
每当举行茶会时，主人会在茶室门外跪迎宾客，第一位进入到茶室的，必是最为重要的首席宾客。正如桑田中亲所说：茶道已从单纯的趣味、娱乐，前进成为表现日本人日常生活文化的规范和理想。
韩国与中国一样，也有“礼仪之邦”的称号。韩国茶礼讲究以礼相待、以诚待人，成人茶礼、高丽五行茶礼，便是韩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活动之一。
五行茶礼，是韩国最高级别的进茶仪式，即献茶、进茶、饮茶、品茶、饮福，意在祭奠韩国崇敬的中国炎帝神农氏。虽是种茶小国，但在弘扬茶文化这件事上，却不遗余力，倡导全民饮茶以提升国民素质。
相比日本茶道给人的清寂感觉，韩国茶礼更侧重亲和、礼敬的悠闲感。茶席间的坐姿、烹茶的手势、言谈交流中的语调、穿梭茶席间的步态等举止细节，皆体现出谦和恭敬的茶礼印象，以及内外兼修的人格魅力。
在英国人眼中，可能没有比下午茶更重要的事了！正如那句家喻户晓的谚语：钟敲四下，一切都为下午茶停下。
下午茶，是标志的英伦生活方式和招待友人的社交茶会，起初流行于上流社会，而后逐渐蔓延到全国。因为早餐吃得很丰盛，午餐相对简便，正式晚餐又要等到8点才开始，下午茶，正好缓解了午餐到晚餐之间的饥饿。
英国人的下午茶喜欢饮用混合而成的红茶和奶茶，正宗的下午茶有三大特色：幽雅舒适的环境、丰盛的茶点心和高档的茶具、茶品。
美国不产茶叶，美国人喝的茶全靠进口。“速度”、“效率”是美国的文化基因，茶文化亦是如此的风格。
他们不愿为冲泡茶叶、倾倒茶渣、清洗茶具而浪费时间，亦不太重视茶叶的外形品质，往往都是喝袋泡茶、速溶茶、混合冰茶粉等，或者就是罐装、瓶装的茶水。许多美国人甚至连茶叶的外形长什么样子，都不大清楚。
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的两大产茶国，曾几何时，印度还与中国争夺世界“最大茶叶生产国”的称号，事实上，除了阿萨姆茶之外，所有的印度茶种都是从中国移植过去的。
印度的特色茶饮是拉茶，即在英式奶茶（红茶+奶+糖）里加进当地的调料，然后用开水冲泡，并来回地倒来倒去，在空中拉出了一条弧线，以便于奶香和茶香完全释放出来。
并且，印度人吃饭时没有喝汤的习惯，但在饭后必须要喝一杯香浓的奶茶，把茶倒在盘子里，直接用舌头舔饮。并且，绝不用左手递送茶具，因为，左手是用来洗澡和解手的。
在文化上，俄罗斯有着明显的欧洲特色，但在茶俗上，却是中西合璧。俄罗斯拥有世界最北的茶园，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它比欧洲其他国家更早接触到中国茶，并融合加入了自己的特点。
俄罗斯上层社会饮茶十分考究，茶具、茶碟等相当精致，俄罗斯人习惯将茶倒入茶碟再放到嘴边。有些人家喜欢中国的陶瓷茶具，式样花色多为中国风人物或花草鱼虫，但壶身又带有欧洲特色，碰撞融合了中西文化。
俄罗斯人对红茶的喜好，胜过咖啡。近些年来，在俄罗斯还出现了中国式茶馆，莫斯科等城市也开始流行“工夫茶”。
土耳其咖啡闻名于世，其喝茶之风，也非常盛行。据统计，全世界茶叶人均消费第一的国家，竟然不是中国，而是土耳其！他们人均每年茶叶消费量高达6斤多，是茶界中大名鼎鼎的“扛把子”。
所以，如果说中国人是品茶，那土耳其人则是嗜茶。无论何时何地，土耳其人手中总拿着一杯茶，他们好客热情，请客喝茶更是一种传统习俗。
土耳其人喜欢喝红茶，甚至早晨起床还未刷牙用餐时，也要先喝杯红茶暖暖身。他们喜欢在红茶中添加砂糖，搅拌后饮用。这种现调红茶，非常考究泡茶人的调制功夫，认为只有色泽红艳明亮、香浓味醇的茶，才恰到好处。
斯里兰卡，国土面积较小，却是世界四大红茶种植国之一。斯里兰卡人热爱喝红茶，而与中国红茶最大的区别是，斯里兰卡的红茶是将各地不同的原料，拼配组合成不同口感的锡兰红茶。
一杯锡兰红茶，即代表着斯里兰卡人的热情。他们并不讲究茶道，而是把茶当成一种生活习惯，在当地随处可见卖茶水的小茶站，客人进店后，买一杯茶水就像买一瓶可乐一样简单快捷。
锡兰红茶，在通过英国传入香港之后，还作为原料茶底，发展为别具特色的丝袜奶茶和鸳鸯红茶。
当茶叶传遍世界各国之后
逐渐演变成当地的特色茶俗
这正体现了茶文化的极强的包容性
茶虽源于中国，但属于世界
茶为国饮，静心广怀以礼敬天下
兼容并包，全民饮茶健康谋发展
贵州在茶叶的利用、生产加工、商品流通等方面都是世界上最早的茶区之一。古黔先民通过辛勤劳作，特有的民族风情相传，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铸就出丰富多样、具有地方民族风格的贵州茶文化。
石阡茶园 苏康 摄
历史走廊中的黔茶足迹
贵州是个多民族的山地内陆省份，贵州历史上的“贡茶”及地方名茶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至今各民族仍保留着较为原始的制茶工艺和饮茶习俗。
1980年，贵州省茶叶科研人员在晴隆县和普安县交界处发现了一枚茶籽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地化所和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鉴定，确认为四球茶籽化石，距今至少已有100万年，这显示了贵州作为茶树发源地的古老历史。
从物质流通角度来看，贵阳市花溪区久安乡至今尚留存着古驿道，久安曾经是上云南下四川的交通要道之一。在黔中很多地方，至今还保留着很多古道，而世人大多知道“茶马古道”“蜀道”“丝绸之路”等概念，对于贵州境内的这些古驿道却鲜有人知。近日也有专家提出了“古苗疆走廊”的概念。
从地域空间上看，“古苗疆走廊”指的是明代以后正式开辟的古驿道。驿道全长2600里，贵州境内约1180里，是元明到晚清时期数百年来维系西南与中原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大动脉。其沿线及周边地域的各民族互动频繁，留下了厚重而多样的历史文化积淀。
雷山采茶女 吴长春 摄
另一方面，在《贵州古代史》一书中，多处记载了濮苗民族将烹煮技术运用于茶叶加工之中，不仅如此，他们还逐渐形成了“以茶代酒”的习俗，使饮茶成为了古黔人民普遍的待客之道。《贵州古代史》中有这样一段概述：“在夜郎市场上，除了僰僮、笮马、髦牛之外，还有构酱、荼、蜜、雌黄、丹砂等商品，商业较发达，市场是相当繁荣的。”当地人自擂茶、油茶的制作中，将饮茶与吃茶结合起来，变饮茶为喝油茶、吃擂茶，既养生又治病，很快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风尚。《华阳国志 南中志》云：“平夷县，郡治，有跷津、安乐水。山出茶、蜜。”唐蒙在经过夜郎去南越的路上，曾看到路途有构酱和荼蜜作为农副产品在市场上出售。可见此时的古黔濮苗民族，已经把蒸煮枝术运用到了茶叶加工上。
汉代，贵州绿茶已经成为有名的土特产品，并出现了茶树种植园的记载。晋朝傅撰在《七诲》中，记载了当时八种珍贵的特产，“浦桃、宛柰、齐柿、燕栗、峘阳黄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极石蜜”。其中的“南中茶子”就是指今天黔滇一带所产之茶。作为古代地理名词，南中相当于现在的四川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三省。三国以蜀汉为根据地，故指巴蜀以南之地为南中。这一句说南中产茶子，自然也就产茶。据庄晚芳的解释：“当时种茶树，要到南中去选取茶子，这是可信的。当时茶树种植未广，而南中这一广大地区是茶树起源地，茶品好。”这说明，当时贵州的濮人制作的茶，已成为有名的土特产品。
语言典籍中的黔茶流变
贵州茶的优异品质，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被茶圣陆羽所发现，陆羽在《茶经》中记述：茶在“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早期反映贵州民族地区茶文化的，就有宋代著名文人黄庭坚在贵州游玩品饮名茶都濡月兔后，曾作茶词：
阮郎归茶词
黔中桃李可寻芳。摘茶人自忙。月团犀腌斗圆方。研膏入焙香。
青箬裹，绛纱囊。品高闻外江。酒阑传碗舞红裳。都濡春味长。
黄庭坚这阙词是赞美贵州当时的名茶都濡月兔。都濡是唐代贵州境内的一个县名，在今天务川县内。务川境内的苗族和仡佬族长期炒制、饮用着这种茶，黄庭坚赞美都濡茶“品高”“春味长”和“焙香”，可以说很好地概括了都濡茶的特点。
贵州特有的地理山川、人文气候的变迁，长期形成的山乡异俗，显示出地域文化的鲜明特征。民族文化绚丽多彩，美不胜收，其中民族茶文化，是贵州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内涵。在唐代以前的古代汉语中，代表茶的汉字有茶、诧、茗、苦茶、皋芦等等，均与贵州山地少数民族的方言一定关联。贵州地区少数民族，是世界上较早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的祖先，对我国的茶叶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民族语言文字的角度考察贵州部分世居少数民族“茶”的称呼，是研究黔茶少数民族茶文化的重要方式。“茶”的名称有一个逐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在古代汉语中表明茶字含义的多个汉字，与贵州山地今少数民族方言有关联。荼、苦荼、檟、蔎、荈、诧、茗、皋芦、锅芦等古代代表茶的汉字，中外学者认为与贵州山地少数民族的方言有关。
石阡茶灯 黄芳华 摄
贵州苗族的茶字方言有几种发音：西部高寒山区织金平桥苗族称茶为“阿沱”；黔西南州贞丰县坡柳苗族称茶为“将”；安顺苗族称茶为“及”；黔南贵定、龙里、惠水三县交界处苗岭主峰云雾山地哈爬苗称茶为“几”；遵义地区湄潭矛坪山地部分苗族称茶为“刷”。其他民族如黔南布依族叫茶为“荈”“改”之音；黔西南州贞丰布依族称茶为“杀”。黔东南州黎平侗族称茶为“谢”，安顺仲家称茶为“者”。盘县老厂彝家称茶为“爬拖”。
日本著名茶学专家桥本实在近著《茶树的起源》中写道：“居住在湖南、贵州山地的少数民族土家族，其发音为‘tujia’，与中国茶的古字‘荼’‘檟’的发音相近，似可以认为中国茶的发源地在这一带。”可见，贵州少数民族，当时的濮苗民族，是最先利用茶的先民，他们曾经为中国和世界茶叶的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多民族孕育的黔茶习俗
贵州在茶叶的利用、生产加工、商品流通等方面都是世界上最早的茶区之一。古黔先民通过辛勤劳作，特有的民族风情相传，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铸就出丰富多样、具有地方民族风格的贵州茶文化，其内涵极其厚重。贵州山地少数民族至今仍沿袭古老的制茶工艺和饮茶习俗，拥有许多具有鲜明贵州多民族的独特的茶事茶艺、茶史茶法、茶文学、茶风俗等，如黔北仡佬族的“干劲汤”、苗族的“擂面茶”、侗族的“打油茶”、彝族“罐罐茶”以及坡柳“孃孃茶”等。贞丰坡柳苗族和布依茶农，将茶树嫩梢采回，经炒揉再理直，用棕榈叶将茶捆扎成火炬状的小捆，然后让其晒干或挂于灶台上干燥，最后用红绒线扎成别致的“娘娘茶”“把把茶”，因茶叶形如毛笔头、故又称“状元笔茶”。
山间小路 吴长春 摄
又如盘县彝族茶农，将茶炒揉后捏成团饼状，用棕片包好挂在灶上火炕上炕干，这种茶古时叫“苦荼”，团饼茶盛产于唐代。距今已是千年了，贵州西北高寒地区的威宁、毕节、赫章、纳雍、大方等彝族同胞，自古至今沿袭吃“罐罐茶”习惯，黔东南州侗族的“煮油茶”更是闻名遐迩。
基于贵州茶悠久的种植历史和文化发展，古代贵州地区诞生了不少“贡茶”，如宋代贡品“黔州都濡月兔两饼”，明清贡品“贵定云雾茶”，历史上享有盛名的“镇远天印茶”，解放初期享受盛名的“都匀毛尖”和“独山毛尖”，清代贡品“施秉毛尖细茶”，这些贡品名茶都是贵州产茶历史的见证，与当地的民族茶俗一脉相承，流长久远。
“三回九转”就是旧时贵州大部分地区“以茶为聘”的婚俗礼仪和“茶定终身”的婚俗规制。“三回”即：放信茶，亦称头书；二道茶，亦称允书；三道茶，亦称庚书。“九转”即在“三茶”基础上完成“纳彩、问名、纳喜、纳征、请期、亲迎”六个礼仪程序。“三茶”加上“六礼”即为“九转”。虽然今天此茶俗已经消失，但仍然在学术界和旅游景区被人们关注。
羊多 茶香 景美 舒文钧 摄
黔西南自治州晴隆、普安一带的苗族，在元宵、端午等节日，家家户户均不可少擂茶，再放些糯米丸子，煮熟后一并食用，尤以晴隆县碧痕山区、普安县地瓜区，青山区的山寨最盛，当地俗称“擂茶面”。就在晴、普地区发现有大片乔木和半乔木野生大茶树，并发现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茶籽化石，可以说，贵州苗族古老饮茶习俗和野生大茶树及拟茶籽化石三者，再加上当地民族的茶方言，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科学的必然，也就是贵州民族茶文化最具特色的代表之一。
贵州茶有着悠久的历史，经过茶马古道和盐茶古道，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与民族文化的融合；通过“史迪威公路”与“驼峰航线”，为争取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做出了非常特殊的历史贡献；更是通过广州、上海、汉口口岸，曾经为年轻的共和国换回了大量亟需的外汇……不仅如此，世代居住在贵州的少数民族，更是将茶的饮用文化演绎到了极致。贵州许多不为外人知道的民族民间茶文化，堪称茶文化的活化石。可以说，贵州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正待发掘的茶文化宝库。如今的贵州茶，不仅是经济民生，关乎着数百万茶农与茶商的生计，也是文化民生，仍将继续推动着文化的发展。
文 | 刘彦青 肖坤冰
编辑 | 周芸吉
(《吃茶去》杂志)中国民间有句俗话，叫“浅茶满酒”，主人待客时茶要浅倒、酒要满杯，客人饮茶要细品慢咽。这样的平常生活场景中就包含了中国茶道的一个基本精神取向：在闲中返隐并取乐。中国古代文化是在本土自生式缓慢生长出来的，茶文化更是在从容、闲散的生活处境中孕育出来的，所以，中国茶道在品茗论茶时延长了个人独处或者与友人相处的时间，同时也放大了狭小场所(茶室)的空间意义，强调细细品味杯中茶汤，同时把玩手中器皿、与周遭环境共处同安，在场者的内心交流无需言语，仅仅因为共处一室、共饮一壶茶而得以完成。传统中国茶道提出的四境说对此有较好的揭示，本文将进一步对此作出现代诠释。
一、 中国文化传统孕育下的中国茶道
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容及其特征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观点，这样的讨论还将继续下去，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是流动的、生生不息的，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就不会停止。本文的重点不是阐述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或者其中各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于概要说明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结构。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结构是“一体两用”，即以儒释道一体为骨架，中医和茶道构成其两翼，这两翼是儒释道之体的巧妙运用和成功渗透。对传统中国人来说，中医医身、茶道修心，身心和合及其价值追求都体现在儒释道一体的学统上。早在魏晋之时三教合流的倾向就已经出现，隋唐产生了众多三教合流的文化成果，如建筑风格、学术教义、生活样式等，中国茶道就是代表性的重要产物。
饮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中国何时出现的呢?郝懿行在《证俗文》中提到，“考茗饮之法始于汉末，而已萌芽于前汉，然其饮法未闻，或曰为饼咀食之，逮东汉末蜀吴之人始造茗饮。”这是有关中国人将“茶事”作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的较早记载。此时，茶事已经脱离初期的药用、食用阶段，进入到饮用的阶段。即便进入到饮用阶段，饮用方式也在不断变化，隋唐时的煎茶(煮茶时要添加一些佐料，如盐、香料等)到宋代的点茶(茶要烘烤并碾成粉末，倒入热汤时还要不断击搅)，明代时放弃饼茶、团茶改用散茶，出现了泡茶这样的饮法，这种饮用方式能够完好地再现茶的本味、茶汤的本色，大为流行并一直沿用至今。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如云南、四川、贵州、湖南等地还留有食用式饮茶法，宋代的抹茶和点茶法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成为了他们的代表性文化传统，在中国大陆则因泡茶法的一统天下而被遗忘。
“茶”原本有多个同义字，包括荼、槚、蔎、茗、荈等，最后统一定为“茶”字，根本原因是“茶”的字形最接近中国文化传统所设定的天地人关系的构想。“茶”，“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陆羽《茶经》)其义为“人在草木间”。苍天之下，人为万物之灵长，敬天尽地利以利人。茶本为自然界一介植物，被人发现、采用、加工，茶从万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人的宠爱;同时，人因茶而获益、满足，茶所集纳的日月精华、水汽凝结和山岳含育均被人做出了极大开发，人成为茶的受益者。
应当承认，至今仍然有学者明确反对“中国茶道”的提法，认为中国只有茶文化(包括茶俗、茶礼、茶艺等事业)、茶产业(包括茶叶生产、制作、贸易等活动)，但始终没有发展出系统、严谨的“茶道”。不可否认，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完整的茶道理论，也无明确的茶道流派传承，但这只能说明中国茶道有其特殊性。决定是否有茶道的关键是有无对茶事活动所内含的精神性价值(与人相关)和思想性价值(与知识相关)做出有意识的总结或概括。有无总结是一回事，总结的深浅、广窄是另一回事。通过饮茶获得身心安宁、精神愉悦并对此做出思想升华，这显然不再是生理活动，它已经进入到自我实现的境地，肯定这一内容就可以视为茶道，关于这方面认识的总结就是茶道研究。将茶的生命比拟人生，将饮茶体悟引向对自然万象、宇宙世代的洞察，并将之理解为天道、真理的具体化，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对茶的总体性把握。许多文人、僧人、思想家对此都留下了富有启迪的独特见解、深刻体悟，如陆羽、苏轼、朱熹、周作人、林语堂等。茶道广泛存在于文学作品、画作之中，并对中国陶瓷工艺、美学设计等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笔者之所以主张中国茶道真正形成于宋代而非唐代其原因就在于唐代的饮茶活动还有着浓厚的、与物的深切关联，这直接干扰并降低了有关茶的超越性思考。宋代就所有不同，闲适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格物致知理论的兴起，为茶道的提出分别提供了现实的和思想的双重铺垫。
从字义上说，茶道意指基于茶自身的性质而淬炼出的精神世界。茶自身的性质首先是它的自然属性和对人身心的益处，在此之上关于茶所展开的情感投射和意识升华才进入到人所创造出的精神世界。人类文明构建了诸多包含信仰、文学、哲学、艺术之内的精神世界，中国文化传统所推崇的精神世界主要体现在乐生、天命、义理等重要命题上，茶道正是以茶为载体在品茗中以茶说事、以茶喻理、以茶论道。从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联角度上看，中国茶道的具体内容可以表达为如下三个方面，即闲、隐、乐。三者统一到人，媒介是茶。“闲”是中国茶道的心理基础，“隐”是中国茶道的社会主张，“乐”是中国茶道的价值追求，就三者的内在关系来讲，“闲”是前提条件，“隐”和“乐”是刻意营造或试图表达的精神状态。
“闲”在中国文化中有多重含义，负面的是指不事稼穑、游手好闲、吃闲饭;正面的是指从容、优裕、散淡、豁达，正面的含义中既包括品质方面，也包括生活方式。与茶道关联的“闲”显然是指后者。“闲”就是有工夫，并且肯在茶上下工夫，茶因闲得以成就，闲因茶得以充实。时间上的闲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心理上、精神上的闲，要点在于一种生活态度，即从容应对，等闲看过苦难沧桑、视荣辱或声誉为身外物，置之度外，心中只有茶，将我融于茶，将茶化作我。这样的“闲”正是精神成长、自我发掘和自由意志伸张所必备的思想品质，得闲之真谛的人才会在意向内观照，求取独立的个体我。
从价值论上说，“隐”的消极含义是保全其身，明哲保身;“隐”的积极含义则是脱俗、淡泊、精俭、洁身自好，这不是被动的退让、逃避，而是在知其不可为或者无力改换他人/社会时、仍然顽强保留自身的处世原则、固守内心的道德律，这是以一己之力抗争凡俗世界、庸常大众的随波逐流，不做犬儒，放弃世常的名利而求取个人的精神圆满。如范仲淹所言，“居庙堂之上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身”。因此，茶道中的“隐”揭示的是茶人饮者在生活、社会中如何立身的大问题，隐后返本，身处闹市求心安，身处高位知进退，隐与显是一对相互依托的对立统一，隐后再显的是本真的我，不忘初心，为人处世不忘己身。“隐”要有强大的内心支持才可持久，避喧嚣而处落寞，离繁华而安清贫，这非一般人可为。陆羽在《茶经》里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他不是说喝茶后，人就自动获得了“精行俭德”，相反，那些本就“精行俭德之人”是最宜饮茶的，陆羽的意思十分明了，那就是人选择了茶，茶的德行是人的德性之外显，饮者之品性投射到茶这一实物上。禅茶一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立言的，佛家弟子之所以选择茶来解经悟道其缘由也基于此。
“乐”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主张，甚至也可以说是它的一大特点。孔子曾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提出“与民同乐”，《太平经》云：“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西方哲人提出了德福一致，中国文化传统更加倾心于“德乐合一”，如助人为乐、乐于助人、乐善好施，都是将行善、助人与快乐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快乐是一种因所认同的价值得到实现而产生的内心愉悦，是一种精神快乐，体现了“众乐乐”般的精神快感。“乐”使中国茶道明显有别于日本茶道。日本茶道生发于佛教寺院，最初由出家人阐发和传承，以后形成的茶道流派“三千家”，也严格维护了师徒授受关系，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因此属于小众文化或雅文化，在其精神内涵上突出的是施茶、吃茶过程中的寂、静、敬的成分，走向了纯粹形式化的理念体悟。中国茶道之乐重申了对此世的投入和对人身处其中境遇的关切，因此，中国茶道具有更加平实的表现形式和更加生活化的现实关怀。无数的历史事件表明，无论身处何种情境下，多数中国人都易于快速接受现状，这与中国茶道乃至中国文化中的乐观主义是分不开的。
二、 茶道四境说的提出
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是人生哲学，中国哲学精神也脱离不开对人/人事/人情的考量。他还根据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立场概括出四种人生境界，分别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前两种境界都是非哲学的，只有后两种境界与哲学有关，并且是哲学关注的对象，冯先生还指出，只有借助哲学的反思省察，人生才能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冯友兰先生所概括的境界说看似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归结，其实是接受了西学影响、采纳西方哲学的范畴体系的尝试，例如，冯先生所讲的“自然”就不是儒家的原初含义，同样，他明确地划分出可以成为哲学对象和不可以成为哲学对象两种不同的层次，这也是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世间道”的做法。中国茶道无法划入冯先生的哲学对象之中，因为它不是形而上学的观念构建，没有正面回答知识论问题，它只与日用生活相关，只在民间风俗和日用生活中寻找意义，却力图将日常事件变为情趣、乐事，从而获得恒久性。
然而，传统中国茶道也讲境界，很早就提出了四境说，分别是：物境、艺境、人境、心境，并认为四境俱美才是至上状态。明代的书画家徐渭(1521—1593)被世人称为“茶痴”，他最明确提出了宜茶境界说，认为物境、艺境、人境、心境俱美者乃宜茶最高境界。物境指饮茶的环境，主要指不是人为建造的居室、楼宇，而是自然天成、幽静清雅的场所，如竹海、梅林、泉边、湖畔等;艺境指使用器具的造型、冲泡或饮用之法的得体、抚琴弄箫的声乐等共同构成的雅致脱俗的氛围;人境则指嘉宾来客与主人的融洽关系，专心于饮茶，彼此声气相投、趣味相和;心境指在饮茶中忘却世间万象，人与茶、茶与人合二为一，一心悟道，由此求得心胸的物我两忘、豁然开朗。
茶道四境之间并非简单的高低替代关系，相反，四境是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的连带关系。物境和艺境提供了实体性基础，人境提供了人际交往沟通的条件，心境则受到前三者的引导，反过来又纯化、提升前三者的存在方式。宋人提出的饮茶“三点”——饮茶环境、水质和茶具、品饮者的修养三个方面，讲的是同一个道理，也可用看做是茶道四境说的前身。
茶道四境界不是人生境界，也非道德境界，它只是对生活情趣的关注，在匆忙、庸常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情投意合的同道，在刻意营造出的人为环境中折射当事人的思绪和体悟，这就是生活的闲、人生的隐和现世的乐。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1597—1679)有句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茶道四境在匮乏经济时代显得有些铺张或矫情，对俗世凡众来说它显得过于高格调和雅致，通常会被不谙茶道的人视为“茶疵”、“饮癖”，然而，恰恰是这些对茶情有独钟、不改初衷的人成就了茶道，使茶事成为风雅，使茶人有了品味。
中国传统茶道的四境说所讲的茶道不是在用时间来衡量，相反，只在乎空间，中国人喝茶可以从早到晚，时间似乎停滞了，时间的意义消逝了，重要的是喝的什么茶、用的什么茶具、所处怎样的环境和心境，这些都是空间要素。中国茶道弱化了时间维度，突出了空间维度，饮者或主宾饮者们共处的空间性存在的属性得到充分阐发。中国茶分产地、产区;但各地的饮茶方式也有地区差别，茶室、茶馆的陈设在理念上大多刻意滤去了时间的向量。据说真正谙茶者在头三杯不事任何言语，静静品茶，全身心关乎茶主泡茶的一举一动，用心体会茶汤之味、茶器之美、茶艺之精、茶席之雅，等等。品茶过程中茶者(包括茶人、茶客、茶主)的思想沟通不是靠语言传递，而是靠共感，情感共鸣，这样的情感分享与特定的场景及其要素相匹配，它是以彼此共在、身心在场为其表现形式的。西方人则非常不同，他们用时间来度量茶，喝的是晨茶、上午茶、下午茶、晚茶，茶就像钟表一样提示人正处于作业或行为的某个阶段，所凸显的是茶外之人的所作所为。茶只是工具性存在，茶为人所用，仅此而已。
令人遗憾的是，茶道四境虽然关涉空间，但只是十分狭小的范围，往往只是设茶席、茶会的那块空间，或者仅仅关联案桌、茶几的空间。饮茶者之外，即便在同一室内(如茶室、茶馆)仍然可能垃圾遍地。中国茶道只提供了十分有限的悟道体验，却没有成功扩展、延伸开来，成为“新民”乃至“新生活”的源头动力。蔡元培在写于1916年的《华工学校讲义》中说道：“华人素以不洁闻于世界：体不常浴，衣不时浣，咯痰于地，拭涕于袖，道路不加洒扫，厕所任其熏蒸，饮用之水，不加渗漉，传染之病，不知隔离。小之损一身之康强，大之酿一方之疫疠。”推己及人、由此及彼这些中国文化传统倡导的“类推”在茶道中未被生根、发扬。中国茶道创造的洁净世界只局限于当事人的精神领域，却可能无涉于周遭环境，更未激发出行动的意志。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坐而论道”、缺乏行动力的劣根性也大抵与此相关。
中国茶道具体内容——闲隐乐——正是通过“四境”得到充分体现的。茶道的物境在于野趣、雅致，在世间却又脱俗清新，这就是闲和隐;茶道的艺境强调合于时令，契合仪规，烘托出寂静、清和的空间，这就是闲和乐;茶道的人境突出的是同坐茶席中人一期一会，以情相交，以茶传情，这就是得一知己而足矣的至乐;茶道的心境关注当事人反躬自省，向内心观照，以茶喻人生、事业，涤除内心的不满、怨恨，成就自性的伸张，这就是“大隐隐于市”的真谛。可以说，茶道四境说从不同角度全面解读、深化了中国茶道。
换句话说，中国茶道虽然也强调由茶及道、茶中见道，但并不追求道外世界。一句话，中国茶道的本质是道茶一体。日本茶道援佛入道，突出了“孤”、“寂”、“清”的品味;中国茶道引儒入道，强调的是“闲”、“隐”、“乐”。中国茶文化在唐代兴起时就是雅俗共赏，宋代出现茶道时，也是同时存在士大夫、寺院、宫廷、世家、平民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佛门、道观、儒家的祠堂、学堂、孔庙等都依据各自有关天、人、物的理念预设而发展出了不同的茶礼、茶艺乃至各自有别的茶道。茶文化流布广泛，是因为吃茶人都接受了其中的乐趣。周作人曾在《喝茶》一文中有极好的概括，“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中国茶道具有深切的现实关怀，本着及物、依人、乐生的原则将茶道落脚在生活情趣上。
三、 茶道四境说的现代诠释
新中国建立后，全面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传播了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同时对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化的诸多具体形式都做出了彻底否定，既根除了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也对民众一般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冲击，其间茶道研究、茶文化样式几乎停滞，仅仅保留了单纯物质性内容的茶叶种植、加工、买卖，因为茶叶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出口创汇产品。然而，饮茶、品茶的过程而产生的悠闲生活方式，散淡人生态度和追求精致、雅致、品味生活的志趣都被无情扫除，茶文化不再传承，茶道研究被迫中止。
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也给中国茶文化复兴创造了条件。许多地方政府大力发展茶叶贸易，鼓励围绕茶叶而进行的各类文化事业，各地纷纷成立了茶协会，茶馆也雨后春笋般繁荣起来，茶事活动频繁，并且参考和吸收台湾经验，开发出各种茶艺表演，茶事相关的茶产业，如茶服、茶器、茶具、香、古乐器、国画等都得到了蓬勃发展。最重要的是，人们对茶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赋予茶各种积极、正面的价值。饮茶者(无论是在自家独斟自饮还是与人同泡茶馆)都不再被视为游手好闲的人，相反，经常被看做是有品位的风雅之士。
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例如奢靡之风盛行，茶的包装过于精美，造成大量垃圾，增加了环境负担;茶具和茶器过于昂贵，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远;茶艺表演出现了许多不雅或庸俗内容，冲淡了饮茶本身的乐趣。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茶生产商、经销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使用过多的化肥和杀虫剂，加工过程中添加了过多干扰茶性的有害物质，这些行为导致许多种类茶叶品质的退化，这种杀鸡取卵、急功近利的行为完全违背了传统茶人应有的职业操守，也与茶道追求格格不入。
当代中国茶道所处的时代场景已经大大不同于古代。在匮乏经济时代，茶仍是稀缺品，好茶或上等茶更是珍稀品，只有殷实之家方可享受，一般平民百姓买茶只是备着待客之用，平时是消受不起的。而殷实之家大多受过良好教育，识书达理，品茶论道、鉴茶赋诗等都只是士大夫、文人之间雅致生活的追求。虽然只有占总人口极少数的人饮茶，但他们大多是知识的拥有者和思想的创造者，他们不仅维持了茶文化，也推动了茶道的传承和深化。然而，今日的中国人大多可以消费得起茶叶，茶叶的供应源源不断，茶叶的种类层出不穷，饮茶的方式不断翻新，茶真正成为粗茶淡饭般日常和廉价，饮茶者可能是每个人，即任何一个“涂之人”，此时，茶道何存?跨越全部阶层、通用于所有人群的茶道是否还有存在的可能?
饮茶成本的降低和饮茶程序的简化，茶日益向民间普及，中国传统的文人茶文化逐渐被平民茶文化取代，平民茶文化是否可以延续传统中国茶道呢?笔者认为，中国茶道所主张的闲隐乐三种精神不仅仍然具有意义，而且在今日获得实现变得更加可能，主要得益于物质手段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闲暇时间增加，可支配的财富也极大增加，度闲和求乐变得唾手可得。然而，发达的物质生活和快餐化消费也使时间碎片化，精致生活追求变得局促和难觅，普遍的烦闷和躁动紧压了人的精神生长的空间，在丰裕时代如何安顿心灵、为我们的精神向往提供场所?这是今日茶人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这就必须强化茶道中的四境功夫。返归自然，按物之本性行事，顺物理尽物力。茶本是自然一物，饮茶之益来自于茶性的最佳发挥，茶道的初心就是保持对茶性的尊重。茶道四境必须依此茶性自然主义原则加以展开。艺境虽是人所造环境，也应以模仿自然、接近自然为原则，将艺境融于物境之中，饮茶者无论身处何处其心境和人境都应返璞归真。质言之，虽然心境重在个人独处的内心观照，人境强调以敬待人求得声气相投，但人境的出发点是心境，有独立人格和自处自律的人才会与人平和相处，茶道四境其实就可以化约为二境：物境和心境。茶人的举手投足是自身心境的外化，所使用的器具、营造的环境皆由心性外发，洞察物之本性以尽物力，对茶事中的一切皆抱持恭敬、谦和的态度。二境皆出于一心：这就是奉茶之心，易言之，敬茶之心。
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是主张在俗世生活中返本归真，在庸常世界中寻找优雅品位。在此，重要的不是茶、茶具或茶室，而是茶人，或者说是饮者在品茗中全身心投入所获得的自悟自省。道在茶中，悟道就在品茗的过程中。物镜、艺境、人境都不需刻意选择，随遇而安，因为象由心生，心境才是根本。在当代，拜市场经济和技术革新之所赐，茶相关的器具极大丰富、陈设越加奢华，茶室随处可见，茶叶唾手可得，然而，这些都是可有可无的，外壳，真正有意义的是饮茶者求放心，将心安置于事关大问题的事物上，用宏大叙事去除生活中的繁杂，用普遍价值提升人生的关切，饮茶让人安静下来，生起敬意，卸去多余的欲望和无谓的冲动，一句话，品茶就是赴一场心灵之约，从这个角度上看，茶道四境可以成为今天中国人的信仰依托。
【摘自2016年第3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董鹏(陕西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