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干净、鲜爽的贵州茶，是贵州以茶为媒赠给世界的诚意。
在贵州，茶叶是衡量生态与美景的尺度。山地公园省，生态好茶园。贵州缤纷多元的生态环境盛产多彩黔茶。山高水长，林中峡谷皆产好茶，一地一景一茶，地域对应着茶景，茶山更成为旅游的亮点，依托绿水青山，贵州茶渐成为自然风光。一片叶子能勾连起情怀引领我们探寻“诗与远方”。
在贵州，茶叶是衡量文化与经济的尺度。超过100万年的四球茶茶籽化石作为贵州茶叶史的一座界碑，让贵州茶的根有着源远流长的故事，历经风霜的古茶树见证着古黔先民的生活智慧和辛勤劳作。自晋朝起，对贵州茶的记载和美誉不断散落在史书长卷中，贵州各族人民保留了古老的茶饮习俗，它们是封存着岁月韵味的时间胶囊。
今日之贵州茶，饱饮山川日月，在历代耕耘中历久弥新。全省322.4万涉茶人共同守护着这杯干净茶，近5800家茶企扮演着从茶树到茶杯的搬运工，贵州人在占全省面积92.5%的山地与丘陵之间，耕耘出了今天700万亩生态茶园。去年，全省茶产业综合产值已达800亿元。
中国的西南地区是茶的故乡。漫长岁月里，苍莽丛林间野蛮生长的茶树与人相遇相伴，山地文明孕育了丰富的黔茶文化，在深厚的历史底蕴里厚积薄发，将山中之茶推出深山，走向世界。
一杯香茗，富含着贵州山水的气息，沁人心脾，地道春味，“净”在黔茶。
以茶为媒，我们拥抱世界；携手黔茶，奔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执笔/刘彦青）
当代视线·黔茶飘香【综述】
贵州就是一座大茶山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刘彦青张圣曜
提要：谁持彩练当空舞？贵州以茶为媒，串联起黔山秀水，让多彩的山河魅力尽显其中。
贵州，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山地公园省。这里是美食之都、避暑胜地，不仅有梵天净土、苗侗秘境，更有穿山越岭的超级工程。然而奇迹远不如此，贵州还与茶树起源息息相关。100多万年前的茶籽化石被发现于晴隆与普安两县交界。贵州人在占全省面积92.5%的山地与丘陵之间，耕耘出了如今的700万亩茶园，造就了名副其实的产茶大省。随着2.8万座桥梁架起山间坦途，贵州正实现从“千沟万壑”到“高速平原”的精彩转身，干净生态的贵州茶也走出深山，迈向国际舞台正当其时。
石阡茶园茶山风光（安成武摄）
一座“茶山”的全新机遇
以“干净黔茶·全球共享”为主题的第15届贵州茶产业博览会。通过10项主题活动，向全球爱茶人士分享贵州茶。在湄潭创建“全国新茶饮集聚区”发布论坛上，上海茶商倪俊告诉记者，贵州将成为他们公司采购奶茶拼配原料的重要地区，黔茶香高味浓的特质很适合做新式茶饮。在西江千户苗寨景区举办的贵州绿茶全民冲泡大赛上，来自南京从事芯片制造的王中说：“我平时爱喝碧螺春，现在喝都匀毛尖更多一点，感觉都匀毛尖的茶味更浓爽一些，这几年我每年都要买十多斤送给朋友。”
立足在中国绿茶产业的新金三角，贵州站在了新的起点。随着各方媒体把眼光投向贵州茶，海量茶文本和信息流逐步构建起贵州茶产业形象的新轮廓，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贵州的茶，早已不再囿于深山老林，而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精华。在国内唯一兼具低纬度、高海拔、寡日照前提下，优良的生态环境、合适的土壤、特殊的小气候环境都让贵州茶香飘四方。“茶树生长对环境要求很高，外省也有很多名茶好茶。但贵州全域立体生态环境更占优势，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能够大面积产高山好茶，拿一芽二、三叶来说，贵州茶持嫩性更好。”贵州省绿茶品牌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国家一级评茶员牟小玲说。
贵州，就是一座大茶山。茶的产地是茶味的重要维度，所谓品茶知味，也是品贵州山水间良好生态的独有韵味。福建引入“山场”“气韵”来体验岩茶，云南引入“山头”“寨子”“单株”来区分乔木茶的差异化口感，而黔茶在种植面积居于全国前列的优势下，覆盖的茶山更为广袤，正是天然去雕饰。
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都攻读茶相关专业的张明露，在开阳的楠木渡有一片试验田，在这片杜绝农药和化肥的茶山上，黔茶1号、中茶108、黄观音、乌牛早这些品种，已被她用不同的加工工艺都撸了一遍。“我常把自制的茶样寄给以前的老师和同学交流，中茶所的朋友来贵州时，也常会来我家这里看。朋友们经常说贵州茶的风味很好。”
近年来，贵州茶“朋友圈”持续扩大，对外交流不断增多，贵州正在从茶叶大省迈向茶叶强省的进程中一路高歌猛进。
好山好水出好茶（贵州图片库供图）
一片绿叶万千滋味
在红酒等饮料鉴定体系中，口感上强调“风土”，这是形容原料种植在地理位置、地形、土质、气候条件和微生物环境中的总和，每一座贵州茶山，因分别在多元的地理环境下造就而孕育着不一样的黔茶。
“我体会的茶香构成大致能用3个维度来区分，分别是品种香、地域香、工艺香，植物学上的基因形成了茶树本身的香型，不同的小气候环境造就了茶树生长过程中的香型，不同的加工工艺赋予了茶叶后天的香型。”贵州省绿茶品牌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李亚轶告诉记者。
贵州地处茶的起源地区云贵高原，晴隆县和普安县交界处更是发现了超过100万年的四球茶茶籽化石，是贵州先天适合产茶的根，林茶间种的贵州茶自有天然魅力，这里的茶也分外多元。“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万重山川不止分割出贵州山水的瑰奇、民族的多彩，更是因“十里不同天”的小气候，让每一杯茶“十里不同味”。广袤的贵州茶园面积给予了贵州茶树足够奢侈的成长和发挥空间，在贵州守护“干净黔茶”而喊出“宁要草，不要草甘膦”的生态底气下，在我们喝到的每一款贵州茶中，都蕴含了更为丰富的地理、生态特性和茶人们的劳动。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在贵州茶产业完成了“扩面”“增产”“安全”的积累后，我们更进一步思考，在茶的区域化特色和地缘性上，除讲面积、讲产量、讲标准外，“多彩”是打开解读黔茶魅力的另一种模式。
同样是都匀毛尖，同样像“鸡汤一样鲜”，螺丝壳高寨、团山、墨冲，几个茶山产地，各有不同的鲜爽：高寨水库的出产，芽更细嫩更鲜爽；墨冲和平浪茶，则顺滑、醇和，回味无穷。同样是古茶树，习水梳齿种的古茶树做出的红茶，蜜味鲜浓、花香高扬，而普安古茶树做的红茶有明显的焦糖香，鲜甜爽口……
茶的万千滋味，少不了辛勤的双手、地道的工艺与严苛的标准。
在遵义正安乐茗香茶山基地，罗明、罗萍两兄妹早在十多年前，就从福建、浙江、安徽、云南引种了40余个不同品种的茶树。如今已进入高产期的茶树，在贵州这片土地上，表现出和外省不同风格的独有香型，经过后期的工艺调试，加工出了自己独有的口感风格。
贵州处处有好茶味，都匀毛尖、绿宝石、湄潭翠芽、遵义红、普安红、凤冈锌硒茶、雷山银球茶……越来越多的名优茶进入茶客们的视野。人们对黔茶的认知，不再停留于早已面貌大变的茶马古道，不再仅知晓“贵州茶府县皆有”“黔省各属皆产茶”，不再局限于陆羽《茶经》中“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
多元缤纷的山水造就了多彩黔茶，它早已走出深山，借助如火如荼的超级基建，一步步迈向世界舞台。
好山好水出好茶（贵州图片库供图）
一个产业提质升级
贵州的茶区季节分明。在冬季走访都匀的茶山，螺丝壳地区那漫山遍野的白色，雪茫茫一片。当地茶农说，只要不是长时间低温凝冻，这种降雪，反而更有利于提升来年春茶的口感。在盛夏，直接采片茶叶放入口中，清爽凉意沁人心脾。在遵义凤冈仙人岭茶山，常年云雾环绕，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是利于产茶的好环境。“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贵州是“山地公园省”，黔茶也多出自好山好水之间。
古代山区曾经道途不畅，但也为贵州留存了珍贵的文化传承与生态环境，多个民族在此世代安居，为贵州留存了珍贵的文化传承与生态环境。有传说道，贵州梵净山麓的万米天然睡佛，便是贪享梵净山翠峰茶的清香，长睡不起。清池贡茶、朵贝古茶、坡柳嬢嬢茶……类似这样拟人化的传说故事，还有很多，也为贵州茶平添了几分人文味道，它们也往往伴随着少数民族世代生活的民风民俗。如今的贵州，打面茶、油茶的习俗同样在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里留存。
5年前，一批“白叶一号”“感恩茶”从浙江抵达贵州，在普安、沿河、雷山等地落地生根，金黄的叶子带富了一方百姓。贵州白茶基地逐步扩大，让长三角地区的茶商投来关注目光。在余庆松烟二龙茶山，厂长骆地刚告诉记者，这里种了很多品种的白茶，从白叶一号到黄金叶、黄金芽，加工出来后测了氨基酸含量，几乎都高于国家标准4至7个百分点，口感也显得鲜甜无比，一口下去，满满是春天的气息。“去年，松烟二龙被评为‘2022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茶业和旅游业关联带动，很多外省企业都来我们这里考察茶旅产业。”
铜仁梵净山东南麓江口县，在遮阳棚里，贵茶集团1万多亩的连片抹茶基地茶苗常绿。该集团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其产业布局涉及食品工业、烘焙、饮品、乳制品等，抹茶产品畅销国内并出口到34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铜仁市被授予“中国抹茶之都”“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铜仁抹茶文化研究中心”和“中国高品质抹茶基地”3块匾牌。2019年1月，《贵州抹茶》地方标准正式发布。春来千山抹茶绿，依托产业优势，铜仁抹茶文创产品强势出圈，当地把雪糕与梵净山景区以及特色产业相互融合，推出了梵净山抹茶雪糕。通过茶、水、旅3张牌，铜仁打开“两山”转换通道，为高颜值的山水资源赋予高价值。
贵州是全国首个在茶园中禁止使用水溶性农药和草甘膦的省份，茶园不得使用违禁农药和除草剂，不得使用塑料盆、塑料袋装载茶青，严格实行从茶园到茶杯全程不落地……2022年6月，全国首个茶产业环境保护法庭——湄潭县人民法院茶产业环境保护法庭揭牌，代表着贵州集中管辖保护茶产业生态环境由“格”入“网”，守护“干净黔茶”司法保护网基本成形。
贵州持续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下功夫，在“山地公园省”中孕育的茶是名副其实的干净茶、生态茶。贵州茶的味道，饱含着一年四季的安心。
好山好水出好茶（贵州图片库供图）
一个品牌风行天下
茶以山名，山以茶显。贵州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极适宜茶树生长，纵横在贵州的大娄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四大山脉蜿蜒起伏，分布于全省境内的梵净山、雷公山、斗篷山等各有千秋，在八大水系的润泽下，频出历史贡茶、中国名茶。山地文明孕育了丰富的黔茶文化，在深厚的历史底蕴里厚积薄发，将山中之茶推出深山，走向世界。
最近十余年来，贵州茶产业呈现出多种不同的打开方式。经过多年的积累，面积规模已达到全国前列；在源头加工上，“干净茶”理念深入人心；在产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的发展路径上，更多的茶园纳入“欧标茶”范畴，“双手采茶”成为贵州茶农的标配，“贵州冲泡”逐步在消费者中普及。贵州茶的标签，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2019年，古茶树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为贵州茶树起源和古茶树研究，立下了一块界碑。
2022年，全省茶叶产量达到45.4万吨、综合产值800亿元。湄潭县、凤冈县、都匀市、石阡县等10个县（市区）入选“全国茶业重点县域”。黔茶在逆势中破浪出海，山水多元，品种缤纷，今日贵州已拥有数十个注册了地理标志的区域茶品牌，更是有了“贵州绿茶”这个省级区域地理标志茶产品，“都匀毛尖茶制作技艺”入选世界级非遗。讲面积、讲产量、讲历史、讲工艺，从品种香、地域香到工艺香，从茶叶到茶树再到茶人，各个群体之间，在贵州这座大茶山里，交织着无限可能性。
国发〔2022〕2号文件赋予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的战略定位，时代赋予我们底气。谁持彩练当空舞？贵州以茶为媒，串联起黔山秀水，让多彩的山河魅力，尽显其中。
如今，贵州茶的前路，便如同一经释放，就气象万千的黔山秀水。百味贵州茶，是茶的本味，是茶文化的韵味，更是生活里的人间风味。
贵州茶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风采，在每个重要时间节点，都留下浓墨重彩。2022年，322.4万涉茶人共同坚守着干净茶，近5800家茶企扮演着从茶树到茶杯的搬运工，当以“黔茶出山·风行天下”为主题的产业推介会先后延伸至上海、南京、济南等地以及“三北”等地区，贵州茶的知晓率与美誉度也在迅速增加。中欧班列搭载着贵州茶农眼底的希望让黔茶飘香世界，当俄罗斯和摩洛哥的千家万户都开始品饮贵州茶，黔茶正在世界舞台上完成着华丽蝶变。
当代视线·黔茶飘香【案例】
茶之始
考古溯源：一颗茶籽化石奠定的茶界地位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曹雯实习生/明雪
青山叠翠，薄雾如纱。清早，晴隆县茶叶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田连启漫步于茶园中，刚刚收到统计数据，今年第一季度全县茶叶产量698吨，产值4.188亿元，已基本售罄。主要销往浙江、湖南、江苏、广东、山东、上海、四川、广西、安徽等地。
晴隆县喀斯特地貌占全县面积的53%，石漠化严重，发展茶产业是县委、县政府推动的富民之道。田连启介绍：“好的时候，一斤茶青能卖到120元至150元，亩产值上万元。”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县境内发现当时的世界唯一四球茶茶籽化石，使得晴隆县因“世界古茶籽化石之乡”而声名鹊起。
起因于1980年7月晴隆县高级农艺师卢其明在云头大山上的一次考察。20世纪40年代，民国中央实验茶场的专家在黔北务川的老鹰岩等地发现大量野生古茶树。而后，关于野生古茶树的资源调查就在贵州陆续展开。
1980年，贵州省茶研所在原贵州省农业厅“贵州野生茶树资源调查研究”课题支持下，着重对黔西南地区的茶树资源分布、现状和利用价值等进行调查研究。卢其明应邀参加课题组的师资培训，回来后马不停蹄地继续调查。
位于晴隆与普安两县交界处的云头大山，海拔1800多米，从北侧绵延而来，向西南方逶迤而去。这是卢其明第三次爬上云头大山，第一次在十多年前，上次是在一个多月前，他发现了后来被张宏达教授鉴定为红药红山茶的茶树新品种。
这一次寻茶之旅，一块大约四五平方米的滑坡体挡住了卢其明前行的道路，为了找到能落脚的地方继续前行，卢其明仔细打量着滑坡体，忽然在泥土与碎石之间看到了凝固着某种植物种子的石块。若干年后，他在《茶与生命同伴》一文里写道：“突然，一块巴掌大的石块展现在眼前，上嵌三枚与茶籽相似的物体。我当即捡起，惊喜万分。”
1980年7月发现于贵州省晴隆县的茶籽化石（资料图片）
这块巴掌大的石块就这样经卢其明的手送到了贵州省茶研所刘其志、林蒙嘉、王成仁等专家手里。通过对石块出土现场、野生古树茶生长气候、土壤等考察分析，刘其志等人初步鉴定为茶籽化石。后经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贵州省地质研究所及贵州省茶科所等多家权威机构的专家勘查鉴定，认定其为距今100多万年前的新生代第三纪四球茶茶籽化石。
对此，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专家郭双兴评价道：“世界上茶科化石甚为罕见，尤其是茶科种子化石更是难得。贵州发现的茶科种子化石，是非常珍贵的化石资料，它对研究我国的茶叶历史及茶科的发展演化，提供了宝贵的证据。”
事实上在1824年，英国少校勃鲁土在印度阿萨姆发现野生茶树后，国际学术界就展开了一场茶树原产地之争。晴隆县茶籽化石的出土，将这一争论彻底终结。因为早在百万年前，茶树已经在中国贵州黔西南这块土地上自由地生长了。
“世界之茶，源于中国，中国之茶，源于云贵。”2020年10月，“纪念茶籽化石发现40周年”学术研讨现场观摩会在晴隆县召开。来自省内外的80余名嘉宾纷纷认为，茶籽化石的发现充分印证了贵州是世界茶树原产地的核心地带之一，奠定了贵州茶在世界的地位，提升了贵州在茶产业领域的话语权。
因茶而兴的晴隆县，在加强茶园种植、管护的同时，也积极探寻茶旅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数据显示，2022年底，晴隆县茶园种植面积16.5万亩，投产茶园面积约10万亩，综合产值达到6.5亿元。
当代视线·黔茶飘香【案例】
茶之源
茗香寻踪：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刘彦青陈敏
云贵高原是茶树的发源地之一，1980年，晴隆县和普安县交界处出土的茶籽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等多家权威机构鉴定，确定为四球茶茶籽化石，距今已有100多万年。
贵州茶在古代文献中早有记录，古今中外研究茶史的学者常能搜寻到黔茶的身影。
晋朝傅巽在《七诲》中，记载了当时8种珍贵的特产“浦桃、宛柰、齐柿、燕栗、峘阳黄梨、巫山朱橘、南中荼（茶）子、西极石蜜”。其中“南中茶子”就是指今天黔滇一带所产之茶。
唐代陆羽《茶经》载：“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说明遵义、铜仁不仅产茶（也是现今贵州茶叶主产地），而且茶味很美。
北宋乐史编著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中有贵州茶成为贡茶的记录，且在桐梓、遵义等处设有茶马交易场，用贵州茶换取青海马。
唐代茶圣陆羽专著《茶经》（资料图片）
宋代写茶诗最多的文人之一黄庭坚多次提到贵州茶。他在《阮郎归》中记载黔中好茶：“黔中桃李可寻芳，摘茶人自忙。月团犀胯斗圆方，研膏入焙香。青箬裏，绛纱囊。品高闻外江。酒阑传碗舞红裳，都濡春味长。”且在其名篇《煎茶赋》中提到“涪翁曰：味江之罗山，严道之蒙顶，黔阳之都濡高株，泸州之纳溪梅岭……”这里面的“都濡高株”产地位于现在遵义市务川自治县都濡镇。
明朝《一统志》讲“贵州茶，府县皆有”。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有：“黎平产洞茶，叶大而味美。其它镇宁州、龙里卫、新添卫、平越卫、清平卫、永宁卫均产茶。”明朝洪武年间，贵州布政司作为能给朝廷上贡茶的5个布政司之一，每年上贡茶的数量名列全国第二。明朝《万历贵州通志》《万历黔记》记录：“水东等九长官司每三年一贡朝，觐马九匹，岁解本色茶一十一斤二两四钱二分五厘。”讲的是“开阳南贡茶”。
清代康熙《贵州通志》（1673年）载：“贵阳军民府，茶产龙里东苗坡……平远府茶产岩间，以法制之，味亦佳。”清乾隆《贵州通志》（1741年）载：“贵阳府茶产龙里东苗坡及贵定翁栗卫、五柯树、摆耳诸处；思南府出务川，名高树茶；蛮夷司鹦鹉溪出者，名晏茶，色味亦佳。”
遵义的湄潭、习水、赤水、绥阳、余庆、仁怀等地在清代都有相关产茶记载。《遵义府志》载：“小溪、二郎、土城、吼滩、赤水产茶树，高数寻，额征茶课。按五属惟仁怀产茶，清明后采叶压实为饼……多贩至四川各县，圃中间有种者，与湄潭茶同亦不能多也。又有老鹰茶、苦丁茶、女儿茶、甜茶皆生山谷。”其中二郎和土城均在习水县内。
近代《贵州通志》风土志载：“黔省各属皆产茶，贵定云雾山茶最有名。石阡茶，湄潭尖茶昔皆为贡品。”1914年《都匀县志稿》载：“茶，四乡多产之……彀雨前采者最佳，细者曰毛尖茶。”《湄潭茶产调查报告》（1940年-1942年）载：“绿茶：又分龙井、玉露、珍眉。红茶：先将生叶萎凋继续人揉捻，继续日光下发酵，至适当程度，放焙房内烘干，是为粗制。粗制品再加以分筛检择后，始成精制。”
1940年4月，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茶叶科研生产机构——民国中央实验茶场在贵州湄潭正式挂牌成立，对贵州茶叶在生产、科研、文化发展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为新中国成立后贵州茶产业奠定了历史、文化、技术及贸易的基础。
在唐代以前的古代汉语中，代表茶的汉字有荼、诧、槚、茗、荈、苦茶、皋芦等，多和贵州山地少数方言有一定关联，日本茶学专家松下智在《茶的起源研究》中记录“茶事的最早利用是中国的苗族”。贵州在茶叶的利用、加工、流通等方面是世界上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茶文化发展起始地之一。古黔先民，辛勤劳作，对我国的茶叶生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代视线·黔茶飘香【案例】
茶之品
品茶论道：一缕历久弥新的人文芬芳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刘彦青李悦
5月21日是国际茶日，茶的话题再一次受到关注。在茶叶传播的世界版图上，中国西南是最初始的原点，随着这种生命力极强的山茶科植物在不同的地域落地生根，也逐步在影响着各地的经济、习俗、饮食及文化，世界近30亿茶饮爱好者用不同的品饮方式诠释着茶叶之芳香。
茶是“生活之词根”，茶叶既有农产品属性，更有文化属性。茶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人们用好山好水好茶讲故事，火热一时的国产古装剧《梦华录》随处可见泡茶品茗的精致特写。在茶文化的众多要素里，有器物、风土、鉴味、环境，但最核心的是人，爱茶之人把茶引入精神世界，盛放寄托。茶成了引起人们产生共鸣的密钥，一盏茶能勾连起意识引领我们探寻“诗与远方”。
面对千年的风雅、千年的产业，中国的茶文化如浩瀚星海，一望无垠。
贵阳市花溪区九龙山茶园全景（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尚宇杰摄）
1000多年前，唐代陆羽亲赴各地考察茶区，集栽种、品泉、鉴味、制器、设境等论点而著《茶经》，是早期中国茶文化的轮廓。宋代蔡襄围绕“论茶”“论器”而著《茶录》，填充了茶道美学的框架。到了明清，更有《茶疏》《茶录》《续茶经》等风靡一时的著作不断夯实着传统茶文化的基石。茶文化有着极强的包容性和生命力，茶叶从中国进入日本，它在日本形成了茶道；到了欧洲，英国人为提升泡茶仪式感，发明了茶会服和骨瓷，形成英式下午茶文化，并随着海洋路线传播开来。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茶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近代，以吴觉农为代表的一代人提出茶业复兴，倡导机器制茶、把茶园规模化，组织人翻译外国研究茶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更有无数茶人前仆后继，在初心不忘中用各自的理解注释和丰富着茶文化。
中国茶文化在南腔北调中传唱着，融入五湖四海不同人群里的日常叙事中。
在贵州，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湄江河畔啜翠片，梵净山下品翠芽，云雾湖边饮“鸟王”，螺蛳壳峰尝毛尖，一地一景一茶，地域对应着记忆，茶俗也渗透进生活。茶文化来自于生活，过去谈茶文化，在清净和雅、茶和天下中曲高音清，现在谈茶文化更讲生活，有阳春白雪更有人间烟火。
地处中国西南腹地的贵州，这里曾是孕育茶树的天堂，目前“最古老茶籽化石”作为贵州茶史的一座界碑，让贵州茶的根有着源远流长的故事。
一缕历久弥新的芬芳（贵州图片库供图）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贵州茶源地的发现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让黔茶基因库有源可溯、有据可依，历经风霜的古茶树见证着古黔先民的生活智慧和辛勤劳作。贵州自晋朝就有产茶文字记载，之后1000多年里，在史书长卷中均能看到不同朝代对贵州茶的记载和美誉，更有黄庭坚、苏轼等文化名人对贵州茶赋诗作词。在遵义习水的连片古茶树群落，更是以“鰼茶乔木，鰼人不可毁之”考证了遵义种植茶树的历史维度。古茶树是大自然与古代先民的馈赠，普安古茶树群、贵安古茶树群、花溪久安古茶树群等逐步浮现出的历史证明，它们用传统工艺焙制后香气高扬，是封存着岁月韵味的时间胶囊。此外，贵州民族群众都保留了古老的茶饮习俗，证实了“茶药同源、茶食同源”的推断，乌撒烤茶、孃孃茶、擂面茶、煮油茶等贵州地方特色茶俗与民族风情代代相传。
1940年，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国家级茶叶科研生产机构——民国中央实验茶场在贵州湄潭成立。2017年，我国省级层面第一部关于古茶树保护的地方性法规——《贵州省古茶树保护条例》施行。2019年，中国古茶树群高峰论坛在贵阳举办，贵州以古茶树之陈，为开启茶文化研究阵地成果出新。近年来，贵州采取系列措施推广茶文化、发展茶产业，举办茶艺大赛、茶博会。茶人会、斗茶会等，全省陆续建成“贵州茶文化生态博物馆群”等系列平台，高校组建茶学院，涌现出一批茶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
一缕历久弥新的芬芳（贵州图片库供图）
今日贵州茶，饱饮山川日月，在历代耕耘中历久弥新。从茶树、茶园到茶山、茶人，不同视角让各个群体之间在贵州这座大茶山里，交织着无限可能，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感知着贵州茶的文化魅力，在黔地的山川流水之间寻茶。茶亦勾连起人与物，茶事在岁月里沉淀变成了文字间的芬芳，人们以茶为媒，在互相认同中携手寻找“诗与远方”。
当代视线·黔茶飘香【案例】
茶之人
清茶淡话：一方山水孕育的茶史名人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赵相康
春夏之交，雨生百谷。位于贵阳市花溪区铜仁路的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内飘出缕缕茶香，主攻历史文献研究的王力教授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找到一本《茶书》，揭开了一段喻政与茶的故事。
喻政何许人也？王力用8个字概括为“学霸清官、高寿茶人”。喻政生于铜仁，科举之路颇为顺利，在万历二十二年考取贵州乡试解元，成为全省第一名，又在次年的全国性科举考试中顺利考中进士，位列三甲第106名。这种连续考中举人和进士的情况被称为“乡会联捷”。明代贵州中解元而又联捷进士者仅喻政与萧重望二人，就连曾为皇帝讲过学的孙应鳌也在中解元后会试3次才考取进士，可见喻政的应试能力是“学霸”级的。
喻政与他人一起编撰的收录历代茶书的《茶书》
入仕后，喻政曾任南京兵部郎中，出知福州府，升巡道。一方茶乡，养育了一位极富乡情的文化名人。喻政好茶，朋友称其为嗜好。喻政则辩驳说自己饮茶是为了获取人生趣味，茶水穿肠，借以洗涤心灵，并不是为这一嗜好所奴役，付出辛劳只为口腹之欲。
嗜茶如命的喻政活到96岁，在王力看来，从现代医学及心理健康角度分析，如此长寿或许与饮茶习惯及良好心境有关。
自唐代陆羽撰写《茶经》以来，历代撰述茶书者接踵而至，成果斐然，但聚其精华汇为合集者，喻政《茶书》不仅是首创，而且也是集大成者。日本汉学家布目潮沨称其“集《茶经》以后茶书之大成”。20世纪著名茶史专家万国鼎曾精辟地指出其最大的历史功绩，是收录了几种其他书所未载的茶书，这些书“因而赖以流传至今”，若非如此，今人就将无缘见得这些茶史上的文化瑰宝。直到清末，也未有哪部茶书超越它。
王力爱茶，作为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秘书长，他希望从古籍中找出一些贵州古代茶人。直到前几年，他才下决心要系统阅读查阅文献，发现古代茶文献的提要里提到了喻政这个人。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王力教授与久安茶园古茶树“茶王”合影（贵州图片库供图）
彼时，王力正在做关于贵州科举制度的研究工作，对喻政也比较熟悉。文献中提到他是江西人，但经过一番考证，他确定这篇文献里提到的喻政就是贵州的喻政，是贵州历史上最有名，也是最有成就的一位茶人，他的影响不仅在贵州，在世界也有很广泛的影响。
《茶书》并非喻政撰写，而是他与他人一起编撰的收录历代茶书的书，共有两个版本，上起唐代，下至明中后期。其间有代表性的茶书几乎被网罗殆尽，包括陆羽《茶经》、张源《茶录》、朱子安《东溪试茶录》、蔡襄《茶录》、张又新《煎茶水记》、审安老人《茶具图赞》、陈继儒《茶话》、屠隆《茶说》等等，就是这样可贵的茶史文献，却为后人留下了两大遗憾。一是刊刻极少，除了喻政原刻本，后世无人翻刻，以至存世量稀。今人可知者主要有二处，一是日本的内阁文库，二是中国的南京图书馆，近几十年来关于此书的影响较大的介绍来自日本的汉学家布目潮沨，而他写作所据的正是内阁文库的本子。南京图书馆藏本近年来渐受文献学界瞩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纂《中华再造善本》时对其进行了再造，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茶书》也影印了此书，但在普通读者中尚少人知，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江口县坝盘镇挂扣村茶园春色美景（李鹤摄贵州图片库供图）
“《茶书》是至今没有充分被认识的一本茶史料，他在茶史上应该有崇高的地位。”王力认为，茶文化走向雅化，明代起到很大的作用。喻政的《茶书》把历代茶资料汇编到一起，到清朝为止，其数量是最多、最详细、最具有唯一性的。喻政的这本《茶书》，没有什么商业目的，就是为了保存史料，因此非常有学术性，而且是具有国际性的。虽然当时这本书只刻了一次，现存于南京，但日本翻刻过很多次。
王力表示，喻政本人的确生长于贵州，在黔读书，并在黔应试，万历《铜仁府志》明确指出其家在“铜仁府平头司”，他致仕后返回铜仁居住，并终老于此。由此来看，他就是一位地道的、本地山川滋养的贵州人，只是地方史志中关于他的记载太少，许多资料反而多见于他省。
作为文史工作者，王力想把关于贵州茶的文史资料找齐。虽然关于贵州茶的记载散落在各种资料中间，很零散，但他认为这个工作必须要做。贵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茶文化工作者、文史工作者，都应该努力，充分了解贵州茶。
当代视线·黔茶飘香【案例】
茶之业
茶树菇云：一片叶子“炒”醒春天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金忠秀
随着普安、水城等地早茶“炒”醒春天，湄潭、都匀等47个茶叶主产县抢节气、抢时令，把开春好茶送进市场。
每年，“茶未上市客先到”的景象都在贵州各大茶叶产区上演。贵州春茶产量、品质连年提升。今年茶叶市场需求旺盛，大批外地客商涌入贵州茶山抢收新茶。“今年我们普安接待的外商超过千人，茶青市场价上涨，给茶农带来了一笔不小的收入。”普安县茶叶协会会长、普安红集团（公司）董事长黄仕洪高兴地说。
茶山成为老百姓的金山银山，这是贵州茶叶乃至茶产业蝶变的生动注脚。700万亩茶园生机勃勃，5786家茶企（合作社）竞相而上，300万农民以茶为业。小小一片茶叶，见证了贵州由茶产业大省迈向强省的步伐。
遵义市湄潭县永兴镇万亩茶海（贵州图片库供图）
茶叶质量安全的“稳”与“进”
每年茶产业博览会期间，来自国内外的客商相聚贵州，抢夺黔茶商机。广东、山东、四川、广西的客商更是包高铁、飞机，组建车队前来赴会。
“走！去贵州喝干净茶。”绿色，让世界认识了贵州，更让世界记住了贵州干净茶。
来自广东的茶友刘江波感叹:“在参观贵州茶园的过程中看到各项科学、生态的管理模式，让我们茶销区的消费者真切感觉到这是一杯真正的放心茶。”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贵州把“干净黔茶·全球共享”的发展理念贯穿到新时代茶文化内涵中，让消费者喝上一杯干净茶、放心茶、安全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凸显了质量优势，积蓄了良好口碑。
贵州在全国率先禁用水溶性农药及草甘膦等化学除草剂，茶园管控坚持生态为根、农艺为本、生物防控为辅，从源头把控。同时，依托科技为产业赋能，不断夯实干净茶底蕴。贵州茶叶质量风险监测连续11年保持在100%。
在茶叶生产期间，贵州农业农村部门常态化开展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组织技术人员深入一线开展指导。“让我们的茶农用上放心种、放心药、放心肥，这是我们做干净茶的决心和信心。”省农业农村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处长蔡兴洪说。
“茶山管护好，茶树长得好，就可以用双手采茶。”省农业农村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省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副组长胡继承介绍。
与单手采茶相比，双手采茶效率可提高30%以上，茶农收入进一步提高。如今，越来越多茶农愿意采茶、学习采茶、热爱采茶，采茶收入成为他们的主要收入之一，茶产业发展的红利真正惠及茶农。
这也不断倒逼各地加强茶园肥培管理，提升茶园管护水平；增加采摘频数，以采代防，减少病虫害发生；提高茶树鲜叶下树率，提高茶叶产量；优化以一芽多叶为主的产品结构调整，促进产业链条转型升级。
产业链各环节的“破”与“立”
近日，贵州逅唐茶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拼配好的茶叶整齐堆放，即将发往线下门店。
“我们与国内外众多知名新式茶饮品牌公司建立了原材料供应合作关系。”公司总经理魏矗巍介绍，从卖茶叶原料到卖产品，公司围绕“茶+”，不断创新茶产业生产方式。
新茶饮赛道走向供应链时代，拥有700万亩茶园的贵州迎来机会，发展新茶饮的采购优势、效率优势、安全稳定优势凸显。4月15日，湄潭启动创建“全国新茶饮集聚区”，这是寻求产业升级新突破的一次实践。
贵州作为中国茶叶原料基地和加工中心初步形成。面对消费者对茶产品质量和迭代需求提高，贵州茶产业链的升级和转型迫在眉睫。北京华兴控股集团与安顺市经开区达成金尘茶深加工合作，开发原叶花果袋泡茶等产品；上海金格集团与普安县达成合作，建设集智能化生产车间与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现代化茶叶加工厂；首座“中国最美茶山”落地湄潭，茶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各茶企加强创新能力，在保证茶产品质量的前提下，走向更多元化、高附加值的发展方向。贵茶集团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其营销布局涉及食品工业、烘焙、饮品、冰品以及乳制品等渠道。目前，贵茶集团抹茶产品已经出口34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要把欧标抹茶全方位融入大众日常生活，继续以‘中国抹茶之都’铜仁为基地，以欧盟标准为基石，用新消费品思维，全力打造中国现象级抹茶品牌，探索更多抹茶潮流茶饮新方式。”贵茶集团董事长蒙祖德说。
近5年，贵州抹茶从无到有，产业规模不断扩张、龙头企业不断壮大、利益联结不断完善。全省抹茶产量占到全国抹茶总产量四分之一。贵茶集团辐射带动35家上游企业，近5万茶农增收。
贵州茶产业在开放合作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推动产业链基地生态化、加工标准化、企业集约化、市场品牌化发展，持续增强茶产业集群发展能力，加速“茶+”融合。
黔茶出山出海的“守”与“攻”
在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贵州茶企抱团参展。“恰逢春茶季节，来品茶的客商络绎不绝，我们已经收获了不少订单，还在与几家海南企业洽谈代理合作。”贵州贵天下茶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外贸销售员彭舟昀说。
贵州聚焦“贵州绿茶”“三绿一红”等重点品牌，以茶事活动为载体，线上线下全面宣传推介，赴省外召开贵州茶推介会、品鉴会、对接会，以“贵州冲泡”为抓手，展示贵州品质优良的茶产品、丰富多彩的茶文化。
贵州建立起“省内产地销售+省外经销商+电商+出口”的营销体系。新发展格局下，立足资源禀赋，在稳固拓展长三角、珠三角传统市场，深耕东北、西北、华北“三北”市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茶叶出口，对提升我省茶产业综合竞争力十分重要且紧迫。
贵州省湄潭县栗香茶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条龙生产线开足马力，加紧赶制出口茶，每天可加工茶鲜叶4万斤。去年1月，该公司全面开启茶叶出口国际贸易，全年完成出口额2842万美元。“今年，我们新引进了4条生产线，预计产能将提高40%，出口销售额将达到6000万美元。”公司创始人谭书德信心满满。
湄潭县拥有60万亩茶园，从2019年以来开始大力探索和发展茶叶出口。湄潭县茶叶出口额从2019年的459万美元提升到2022年的5689万美元，增速和规模位居全省第一。
“短短3年，湄潭通过发展外贸，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推动企业良性发展、大幅增加政府税收、提升茶农收益，为黔茶出海探出了一条有益路径。”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黄献喜说。
国发〔2022〕2号文件赋予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的战略定位。茶叶作为贵州第一大出口农产品，担当重要责任。目前，贵州已初步形成完整的茶叶出口产业链和供应链，正持续打造高质量黔茶出口基地，扩大茶叶出口规模，逐渐实现茶叶由借船出海向自主出口转变。
当代视线·黔茶飘香【案例】
茶之技
匠心独具：一揉一捻展现非遗传承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陈江南
在黔东南州雷山县，俯仰之间茶树环山，眼前皆是青山绿水，遥望茶山，星星点点散落在一行行茶树间的茶农们，头戴遮阳帽，腰挎竹篓，手指轻挑，一片片鲜嫩的芽尖收入篼中。
这些采摘好的新鲜茶叶被送到2023年“中国梦·劳动美”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黔东南州“雷公山·雷山银球茶杯”手工制茶技能大赛的现场。来自黔东南州各县的80余名制茶能手，将在手工扁形绿茶、手工卷曲形绿茶、手工红茶3项个人赛展开激烈角逐。
为期两天的比赛中，制茶能手们指尖不断在翻、抖、磨、压等各种手势中转换，当新鲜的茶叶经过揉捻、翻炒后，在火与人的共同淬炼下，茶香四溢。评委们将根据茶叶的形状、色泽、均匀度、净度、香气、滋味、汤色、叶底等方面来进行品鉴和评选，最终评选出一等奖4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11名、优秀奖15名。
“举办斗茶制茶大赛，是促进制茶技艺学习和茶叶品质提高的有效举措，既能提升茶叶消费，还能促进大家对茶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贵州省茶叶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贵州省茶叶学会秘书长、高级评茶师刘晓霞说。
炒茶师傅现场展示都匀毛尖茶制作技艺（贵州图片库供图）
对担任过多次制茶斗茶大赛评委的刘晓霞而言，一杯好茶的评判标准首先须具备优质的原料，要干净、安全、内含物质丰富；其次是在合适的加工技术下，拥有优良的外形内质。“制茶贵在精，贵在用心。一杯好茶的诞生，离不开精巧的制作手艺，每一道工序上出现的一点偏差和不同，茶叶都会诚实地展现出来。”
2022年11月29日，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上通过评审，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来自贵州的都匀毛尖茶制作技艺跻身其中，成为贵州省茶类唯一一个入选人类非遗的代表性项目。
事实上，早在2014年，“都匀毛尖茶作技艺”就曾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都匀毛尖茶独特的制作工艺，特殊的种茶环境，精湛的炒茶工艺，使它具有紧、细、卷带、银发、色泽翠绿的优美茶形，并保留了绵长嫩滑、香清鲜香、鲜爽的独特茶香。”中国制茶大师、都匀毛尖非遗传承人欧阳国祥说。
欧阳国祥介绍，作为贵州的名优绿茶，都匀毛尖以绿为主，其制作技艺分为五道工序：杀青、揉捻、做形、提毫、烘干，所有操作在锅里一气呵成。“外形紧细卷曲、毫毛均匀满布是毛尖最大的特点，在中国绿茶领域，贵州绿茶是上品，而在贵州绿茶中，都匀毛尖是极品，这是业内人士给都匀毛尖的定位和评价。”
讲求同一口锅，在“火中取宝、一气呵成”的毛尖制作技艺，整个加工过程中，抛炒、抖闷、抖揉、揉捻的方向、周数、次数及用力轻重等技巧都会随茶青的质量、湿度，以及加工的时间、程序、锅温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欧阳国祥看来，都匀毛尖的制作技艺是黔南各地少数民族群众的智慧结晶，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这次毛尖制作技艺能够入选人类非遗名录，极大唤起了茶人的文化自信，让我们通过技艺的不断弘扬，使得手里的茶叶更有价值。”茶出自然，技承匠心，春风吹拂在欧阳国祥的肩头，环视四周满眼茶树，一呼一吸之间，他又染得一身清新茶香，沁人心脾。
当代视线·黔茶飘香【案例】
茶之护
茶余饭后：一棵古茶树的勃勃生机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张云开
人间四月天，茶香最芳华。在阳光和雨露的呵护下，乌蒙大地更显秀美。在纳雍县水东镇姑箐村的野生古茶林，只见翠绿的嫩芽在茶树枝头悄然萌发，空气中弥漫着阵阵茶香，当地茶农正背着竹篓穿梭其间，宛若一幅清新自然的田园风景画。
姑箐茶出产于纳雍县城东水东镇姑箐社区，这里地势较高，海拔约1800米，茶区地形复杂，峰峦重叠，山谷幽深，沟壑纵横，是纳雍出名的“夹皮沟”。山坡上种有漆树、桦树、枫香等，植被很好。而半山、峡谷的沟旁及土坎上则是成片的姑箐茶园。
“平远府茶产岩间，以法制之，味亦佳。”这是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贵州通志》对毕节茶的描述。当时的纳雍县姑箐一带毗邻织金县，“平远府茶产岩间”中的“岩间”，指的就是现在的水东镇姑箐社区一带的岩石上。
纳雍县水东镇姑箐千年大茶树（潘中泽摄）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了这么实力深厚的历史传承，有了这么得天独厚的茶树资源，纳雍县因势利导做起了茶文章，让古茶树焕发出新的活力。
在姑箐村村民杨成付看来，古茶树能成为清代年间水西地区进奉朝廷的贡品，主要是优异品质。“以前我们眼中的‘粗枝大叶’，现在变成黄金叶。”
古树茶好，代代相传。姑箐群众不仅传承了护好古茶树、惠及千万家的理念，还传承了古树茶的手工制作技艺。
“想不到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古茶树这么值钱。”杨成付笑言。在古茶产业的带动下，产业发展促农民增收、农民发展促企业增效的双赢目标成为现实。
为有效保护和开发利用古茶树资源，纳雍县通过与中国林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合作，在古茶树植株复壮、扦插育苗、生长繁育、种植管护、采摘加工、种质资源保护等方面取得突破，培养出了一批茶叶种植加工专业人员，建起了种质资源圃和古茶树育苗基地，培育出古茶树苗50余万株，种植了110亩古茶树茶园，让千年古茶树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当地居民增收致富主要渠道之一。
保护开发古茶树，规模化发展茶产业，打造茶区域品牌，纳雍县再发力。姑箐茶从默默无闻成为致富法宝，当地村民尝到了甜头。
立足这一独特资源优势，当地在做好保护的同时，对古茶资源进行有效开发，一片片绿色的“黄金叶”为老百姓铺就可持续的增收致富之路。
“我们的古树茶具有滋味醇厚、色泽金黄，经久耐泡等特点，有着特殊的香气和口感，很受市场青睐和顾客好评。古茶树产业已成为我们村乡村振兴的重要绿色生态产业之一。”姑箐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小江说。
当代视线·黔茶飘香【案例】
茶之俗
三茶六礼：一杯茶泡出的万千生活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陆青剑
“好多来新州的人都说，他们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这样的喝茶习俗，茶叶还可以这样炒。以后想喝油茶汤，就到我们新州来。”正安县新州镇居民向孝群和镇上的人们一样，一直以来都有炒油茶、喝油茶汤的习惯。
新州镇比邻重庆，居民们喝油茶汤的习惯源于何时，已无从可考。据传这一习惯在清末民初开始形成，当时人们觉得仅仅解渴的茶水似乎少了什么东西，于是就在茶水里放进油盐，茶水便多了一分烟火味。后来人们发现在茶水里放油盐味道不纯正，于是有人采摘茶青回家后把茶青放在铁锅里，加入菜籽油炒制，茶青变黄时加入清水不停地搅动，直到茶青变成糊状了再把油茶舀起来，吃的时候可以佐以点心之类的食物。
新州人把炒茶叫作熬茶，熬好的油茶叫茶羹。茶羹可以天天做新鲜的，也可以每次熬的时候多做一点存放在冰箱里。熬好的油茶因为有油，放在器皿里一段时间不会变质。喝油茶汤的时候，将冰箱里的茶羹拿出来，根据食用的情况舀一点放在锅里加热放进清水，再加一点盐巴。“可以在油茶汤里加油渣、面条、米花、鸡蛋、花生米等，你想吃哪样就加哪样，还可以用油茶汤来泡饭吃。有客人来家里，我们就用这个油茶汤招待他们。”向孝群说，熬茶已成为日常生活的内容，孩子们都会做。新州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保留喝油茶汤的习惯。
侗族的油茶制作（龙吟摄）
除了新州，正安的杨兴、安场、碧丰、庙塘等一带，人们都有饭后或傍晚喝油茶汤的习惯，每天两三次，每次一大碗。尤其是在劳作大汗之后或疲乏困倦之时，喝上一碗会使人精神焕发，因此正安人也称油茶汤为“干劲汤”。在正安县城以及安场、新州、庙塘等集镇，当地群众、外地商客均可在小吃摊点品尝到正安油茶汤的独特风味。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千百年来各民族形成了各自的茶习俗，灿若繁星的茶诗、茶词、茶赋、茶歌、茶联、茶故事、茶谜语、茶谚语等民间文学作品，丰富了贵州的茶文化，单是饮茶、采茶、祭茶的习俗就让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与正安一山之隔的道真，仡佬族人在接待宾客、嫁娶、节日宴请、建房、寿庆等重要活动时，有“三幺台”的习惯。“幺台”是方言，是“结束”的意思。“三幺台”即一桌宴席要经茶席、酒席、饭席三道程序。而第一“幺台”，就是让每位客人很有仪式感地喝上一碗油茶汤，再辅以各种点心、零食。这道程序完成之后，撤去碗盘碟盏，留下筷子，等待进入“二幺台”。从古至今，这个习惯就一直这样保留下来，到今天成了一道爽口爽心的人文景观。
在黔东北的土家族寨子里，流传已久的茶美食——擂茶让人饮过之后记忆犹新。“擂茶”也叫作“三生汤”，是用茶青、生姜和生米混合研碎加水蒸煮而成的一种特色茶食。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的擂茶在原料的选配上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现在土家人制作擂茶除茶叶外，还配上炒熟的花生、芝麻、米花以及生姜、食盐、胡椒粉之类的调料。将这多种混合物一并放入擂钵里，然后用硬木棍使劲旋转，目的是让擂钵里的东西混为一体，之后取出舀入碗中用开水冲泡即成擂茶。有些地区为了省事，直接将各种材料放在碗中用开水冲泡即可食用。
山野茶趣（贵州图片库供图）
土家族人喝擂茶，一般在中午干活回家之后。土家人视喝擂茶为生活中必要内容，其重要性如同吃饭一样。如有亲朋好友来串门，那么在喝擂茶的时候还得配上几碟茶点。茶点以清淡、香脆食品为主，如花生、薯片、米花糖之类，一顿擂茶喝下来，食欲已足了八分。
黔东南油茶是侗族的一道美食，吃法多样。煮油茶的主要材料包括茶叶、米花、酥黄豆、炒花生、葱花、糯米饭等。制作时，先将晒干的糯米饭过油炸成米花，再将一把米放进锅里干炒，然后放入茶叶再炒一下，并加入适量的水，开锅后将茶叶滤出放好。喝油茶汤时，将准备好的米花、炒花生、猪肝、粉肠等放入碗中便可入口。
煮油茶既是茶饭也是汤菜，茶菜合一，算得上是一种主食。招待客人时，第二碗要在碗里加入切成小片的糍粑、熟红苕等食物，面上放米花、黄豆，泡入茶水后，依次递给客人。客人如果已经吃饭，会把碗筷递还给主人，或搁置在桌子上。煮油茶侗语叫“记协”，一般每天吃两次。第一次是清晨出工前，第二次是下午收工后，连同正餐共4顿。农忙时，家里负责饭食的人将油茶汤送到工地上。
布依族制作的茶叶中，有一种茶叶很有特色，相当名贵，别具一格，这就是“嬢嬢茶”。每年清明节前，未出嫁的布依族姑娘上茶山采摘茶树刚冒出来的嫩叶，回家后一番热炒，再把一片一片茶叶叠整成圆锥体，然后拿到院坝晒干，经过一定的技术处理后，就制成了一卷一卷的圆锥体，布依族称之为嬢嬢茶。
嬢嬢茶每卷重约一两到二两，形状整齐优美，是布依族地区茶叶中的精品。这种茶十分珍贵，平时不会随便拿去卖，只是作为礼品赠送给亲朋好友，或在谈恋爱或定亲时，由姑娘家作为信物赠送给定情人。
普安县的布依族有祭茶神的习俗，每年春茶开采茶叶，人们要选择吉日举行一个庄重的仪式。仪式之后，茶农们载歌载舞，弹起独具特色的小打音乐“斗弹达吟”，唱起清澈嘹亮的采茶山歌。
据说，这个习俗延续了数百年。因为对茶有特殊的感情，普安县的布依族一直供奉着茶神。这个茶神是他们心中的女性精神领袖“娅雅洛”（汉语意为“大福娘”）。
源于生活的传统民间戏曲艺术——石阡茶灯，以采茶、制茶为主题，其所衍生出来的仪式、工艺、表演、念诵、唱腔等行为方式，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在贵州民间绝无仅有。石阡茶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盛行于清乾隆年间，一般每年农历正月初八出灯，正月十五收灯。如果说种茶、制茶、饮茶是生活中的日常肌理，那么石阡茶灯已上升到精神层面，反映了石阡人民对茶的景仰和推崇。
当代视线·黔茶飘香【案例】
茶之传
闻香识人：一手掌握成就江湖地位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陆青剑
“都匀毛尖名声响，五湖四海有茶香。敬客一杯农家茶，幸福生活万年长……”喜欢唱山歌的张子全得知记者也是布依族时，情不自禁地唱起布依山歌，歌声在都匀螺蛳壳的茶园里响山应水，连绵不绝。张子全告诉记者，当年他的婚姻，就是山歌成全的，“两个爱唱歌的人在一起，不安逸都不行呢。”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和张子全对上眼的却是位苗族姑娘。张子全释疑：布依族寨子和苗族寨子挨得近，相互受影响是正常的事。他说，这叫作和谐相处，相敬如宾。
2022年11月，“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捆绑申报的中国15个省44个项目，其中就有贵州都匀毛尖茶制作技艺。对于国家级非遗——都匀毛尖茶制作技艺传承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让张子全更开心的了，他相信自此以后，毛尖茶的声名会更加响亮。“今后，我的山歌又多了这项内容。”张子全说。
茶青不断翻飞，制茶大师张子全喜笑颜开（司马星摄）
2023年都匀毛尖春茶开采节，张子全俨然成了明星人物，他一出现，就吸引了做直播的和参加活动的茶商以及好奇的人们，大家都想看看这位12岁就与茶叶结缘的非遗传承人的现场炒制风采。张子全的面前是一口用精雕木板架撑起来的大铁锅，气定神闲的他把炒制都匀毛尖茶的过程一一再现，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将这一过程传播出去，一时间引来数十万粉丝围观。“都匀毛尖茶制作技艺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对我们做贵州名优手工茶的最大肯定。”这个春天，张子全迎来了又一个高光时刻。
一生在茶香中浸泡的张子全，与茶相伴40余年，铁锅、土灶、柴火和他的那双手，成就了他的声名。春茶采摘时节，一垄一垄的茶树挤挤挨挨，集结采茶工在茶垄之间采摘茶青。傍晚时分，茶青汇聚到炒制车间，张子全和他聘请的炒茶师傅们的炒制工作便开始了。22口铁锅靠着墙根一字排开，茶青散发出来的热气充斥整个空间。墙的后面，是一个个灶膛，烧火师傅不断地往里添加杉树干枝。
“都匀毛尖茶的品质，取决于炒制时的温度控制，我的这双手，既是检查锅温的温度计，也是翻炒茶叶的锅铲，还是给茶叶做造型的工具。”张子全一边翻炒茶青一边举着手说，炒茶的第一步是杀青。6.6万个芽头才能得到1斤干茶，手工采茶芽头能确保匀整无破碎。去除茶叶中的青草味，此时锅温需达250到300摄氏度。这么高的温度，对他而言其实就是一种平常。
机制茶叶能够解决产量问题，但张子全始终对手工炒制情有独钟，这种执着，奠定了他在都匀毛尖茶生产领域的江湖地位。张子全的这种执念，还在于能为乡亲们解决就业问题，因为手工采茶、炒茶的每一个工序都需要人工，乡亲们参与进来，大家一起致富。张子全收徒从来都是公益，采茶季节，慕名而来的学生成群结队跑到螺蛳壳山上他的茶叶生产基地学习炒制茶叶。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掌握都匀毛尖茶炒制技艺。
一杯茶的清欢（贵州图片库供图）
张子全的祖辈有种茶的习惯，自留地埂栽种着野生茶树，那些茶树的茶叶，陪伴张家度过了若干辈。清明节前，老茶树发出绿油油的叶芽，老人把那些叶芽采摘回家，先晾上几个时辰，再把叶芽放在炭灰里翻滚几下后放进砂罐里，用柴火煮上半小时，屋子里顿时溢满了野生茶的浓香。出门干活时喝一碗，干活回家时干一碗，有客人来时敬一碗，喝大碗茶成了一种习惯。有时上坡干活，老人会拎着茶壶到山上，以备口渴之需。喉咙冒烟时一大碗茶汤灌下去，那种感觉太爽了。
老式的罐罐茶显然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手工炒制茶叶成为主流。在茶香四溢的氛围里，12岁的张子全学会了用柴火和铁锅土灶炒制茶叶。张子全说，用铁锅炒出来的茶叶有茶毛毛，卷曲的样子像鱼钩一样，比起罐制茶的品相好看多了，有的人家还拿着手工炒制的茶叶到场坝换钱贴补家用。从爷爷那一辈起，张家已熟练掌握手工炒制茶叶的方法，并且成为一门绝技传给张子全的父亲和张子全。一辈接着一辈，到了张子全这辈，就有了传承人这个说法。
为了将毛尖茶制作技艺这门手艺传承下去，张子全放弃外出务工挣钱的机会，在家里专门从事都匀毛尖茶的种植和加工。老辈人的经验加上自己的琢磨，张子全探索出高温杀青、低温揉捻、中温提毫的独特加工手法，加上祖传的杉树枝燃火炒茶，张子全炒制出来的茶叶，色泽翠绿，外形匀整，香气清嫩，回味甘甜。
在张子全的公司里，整整一面墙上的牌匾引人注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贵州民族制茶工艺大师、贵州省制茶能手、贵州省“优质文化推广工作者”、贵州省茶星大使、都匀毛尖十佳匠心茶人、黔南好花红文化人才等称号，诠释着这位朴实茶人的勤奋和执着。对于黔南州民族职业技术学院都匀毛尖手工制作技艺客座教授这个身份，张子全十分在意，他把课堂搬到茶山上，在茶园里现身说法，在炒制车间里亲手示范。“都匀毛尖茶炒制这个绝技不能因为固守而失传，应当让更多的人掌握这门绝技，这样都匀毛尖茶的名声才会更加响亮。”
2007年，张子全联合当地群众，成立了都匀市摆忙十里茶香茶业专业合作社，带领大家种茶、制茶，道路越走越宽。如今合作社拥有茶叶生产基地3000余亩，合作农户茶园1820亩，年生产茶叶约8万斤。“茶叶+旅游”的助力，让螺蛳壳景区一带的风景多了茶园的秀丽和清爽。张子全说，如今的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把都匀毛尖茶推到了更远的地方，一些青年茶农在都匀成立公司做起带货直播，通过网络，都匀毛尖茶的名声越来越大。
传承技艺，共享品牌，推动发展。张子全从最初的青涩种茶人到现在的制茶师，一路风尘见证了“贵茶”品牌的崛起和兴盛。“今天你看到满山满岭的茶园景象，其实就是我们布依人家的生活期待。”张子全指着远处被雨雾缠绕的茶山说，螺蛳壳景区的热闹离不开茶园的渲染，看好前景的村民们因此干得很展劲。
来源/2023年《当代贵州》第25期当代视线栏目，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南宋、元时期的中日茶文化交流
北京大学 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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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南宋、元时期的中日交流
北宋的亡国皇帝宋徽宗（1100-1126在位）曾多次主动与日本官方联系，催促建立国交。但均由于日本政府的不称臣政策而被搁置。致使北宋期间中日两国间的关系终未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北宋末期，日本政府对中国商船采取限额政策，致使许多中国商船避开官营港口，直接驶入由私家庄园管制的港口，直接与庄园领主进行私贸易。所以1116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商船在日本史料上几乎绝迹。而南宋初期，中国朝野不安，中国方面也没能继续进行与日本的外交活动。直至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南宋才与金达成和议，双方休战，南宋政权始得稍安。其后，南宋渐次展开与周围各国的交往。
其间，日本新兴的武士势力--平氏集团崛起于政坛。而平氏集团的起家与成功与日宋贸易有密切的关联。其代表人物平清盛（1118-1181）的父亲平忠盛（1069-1153）曾任现佐贺、冈山、兵库地区的知事，1129年和1135年又两次担任濑户及四国地区海域的清剿海盗的总指挥。所谓海盗是指有水军活动能力的沿海豪族。他们首先要劫持的就是从中国来的商船或唐物。身为清剿海盗总指明挥的平忠盛终于没能抵挡住唐物的诱惑，于1133年在他担任肥前国神崎庄园的总代管时染指了私贸易。肥前国即现在的佐贺县，神崎庄园位于临海，面对着宋船出没的对马海峡，是鸟羽上皇（1103-1156）的私有庄园。平忠盛与皇族关系甚密才获此要职。据记载，1133年平忠盛假传圣旨，将南宋商船的唐物攫为己有。平忠盛的儿子平清盛继承了父亲在西日本的种种要职，曾担任现熊本、广岛、兵库地区的知事，并在1156年的保元之战和1159年的平治之战中大胜源氏，赢得了皇族的信赖。1160年被破格提升为宰相助理，1167年又被任命为宰相，统揽了国政大权。
平氏一族早就尝到了进行日宋贸易的甜头，平清盛上任后便迫不急待地把私贸易变成了公贸易。在平清盛上任宰相的三年前，即1164年，恰巧南宋一方也与金议和，政局转入安稳期，正谋求与周边国的交往。于是一拍即和，一场规模浩大，以日本商船和日本僧侣大量来华为主要方式的中日交流高潮便拉开了序幕。
平清盛为了使宋商船停泊在离京都最近的海域，以减少唐物运输中的损耗，特地修建了大轮田泊港（即现在的神户港的前身）。为了疏通宋商船通过的濑户海道，平清盛还特别开凿整治了音户水道。平清盛在神户港附近修建了福原离宫，专门用于监理日宋贸易。1170年，在平清盛的安排下，后白河法皇（1127-1192）亲临福原离宫接见了南宋商人。平清盛以此大造舆论，扩大对宋贸易交往之声势。
1172年，南宋明州（现宁波）地方政府派人给日本政府送去牒状和礼品，牒文中有“赐日本国王” 提法。对此，日本朝野多有议论。有人提出应立即返却牒状，辞退礼品。而平清盛却出于扩大日宋贸易，以此来支撑虚空的国库的考虑。于1173年3月毅然给中方发了复牒，并以后白河法皇（注1）和他本人的名义分别还礼。其礼品有：砂金、剑、泥金工艺盒等。《宋史·日本传》中记载道：“乾道九年（1173）始附明州纲首，以方物入贡”。平清盛以屈尊的代价换取了日宋贸易的莫大利润。平清盛的嗣子平重盛（1138-1179）曾任四国地区的伊予国（现爱媛县）的知事及清剿海贼的军事指挥。子继父业，平重盛也是一位热衷于日宋贸易的武将。1177-1179年间，平重盛派部下妙典7次入宋进行贸易。所获利润不可计数。
就这样，新兴的武士集团--平氏通过日宋贸易稳定了国库的支出，攫取了积山的财富。《平家物语》在描写平氏家族的财产情况时说：“日本全土共有66国，而平氏一族就占了30多个，其外另有无数的田庄。他家里绮罗充室、花锦酒堂、轩骑群集，门前若市。家中有扬州之金、荆州之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七珍万宝无有缺漏。”其中所云扬州、荆州、吴郡、蜀江等地名无疑都指的是中国的一些地方，其金、珠、绫、锦等宝物也无疑是来自中国的物产。
平清盛不仅自己热衷于日宋贸易，还废除了二百年来的国人不许私自下海的政令，引得豪族、平民、僧侣们争先恐后地涌进南宋。一时间，入宋的日本船只“轴舻相衔”。这从南宋期间120人的来华日僧及南宋15人的东渡僧均是利用来往商船这一史实中可得知其频度。但其中有不少设备不佳的商船遇难海原，漂泊至中国东南沿海。《宋史·日本传》中就记载：“（淳熙）三年（1176），风泊日本船至明州，众皆不得食，行乞至临安府者复百余人。诏人日给钱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国舟至日遣归。”据《宋史》载，1183年、1193年、1200年、1202年均有类似事件发生。至1254年，日本政府畏惧西日本地方豪族的经济实力因日宋贸易而过度增强，便下令其后每年驶宋日船限为五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南宋末期日船来华的频度。
1271年元朝建都北京，版图空前。忽必烈在六次遣使通谕日本臣服而遭拒绝的情况之下，于1273年、1281年两次征伐日本。但由于蒙古族军人不习水战，雇佣来的南宋降兵和高丽降兵无心作战，及日本全国上下的奋起抵抗等原因，两次征伐均遭惨败。由此，整个元代期间中日两国政府间没有正式来往。但民间商船的往来却频繁异常。据统计：自1277年至1364年的87年中有42队日本商船入元进行贸易，元朝商船也有一队到达日本。几乎两年便有一队商船往来于中日之间。其中1279年入元的四艘日本商船上竟载有2000余日本人。来往的僧侣的人数也创下了中日交流史上最高记录，自1296年至1368年这70余年中，名留史册的入元僧就达220人，另有13位东渡的中国僧人在录。
虽说日本与元朝没能建立官方关系，但日本政府却以特殊的形式参与了日元贸易。除了借嫡系商人之名参与民间贸易之外，还设立了一种以筹集某项政府工程资金为名而派送的半官方性质的商贸船。1325年，日本政府为筹建整修建长寺的费用而派出了“建长寺船”、1332年以同样的名义派出了“住吉神社船”、1341年又派出出“天龙寺船”。自天龙寺船以后，这种半官方性质的贸易船被统称为天龙寺船而每年来往于中日之间，成为了日本国家财政的补充渠道。这种船出海时有禁卫军护航，装载优质的金砂、泥金漆器、刀剑等日本高档商品。自然，换回的唐物也是最上等的，可卖出高价的。这些贸易船名义上属于民间商人，回来后必须向日本政府缴纳3000-5000贯的铜钱及一定的财物。勿庸说，利润是极其丰厚的。
那么，为什么在我国南宋至元末的这一段时期里会形成如上所述的大量的日本商船和日本僧人涌入中国的历史现象呢？笔者认为：
其一，由于平清盛解除了海禁。在此之前，日本人前往中国之事全由日本政府包办，日本人对中国文化、文物的热望只能从某些人咀嚼过的东西中得到一点慰籍。这种望梅止渴的煎熬早以难以忍受。所以当平清盛允许私人渡海以后，大批日商、日僧便争先恐后地登陆中国。并且经一些亲眼领略过大陆风情的人的宣传，来华的日本人就更多了。这是元时期的平均年来华日本人的数量几乎是南宋时期的四倍的主要原因。
其二，由于中国禅学进入烂熟昌盛时期。禅学主张“不立文字、立即成佛”，重视坐禅、作务等实践性的修行，这对于有汉学障碍的日本人来说较易接受。又加之，这一时期包括了由新兴武士阶层--源氏家族掌权的镰仓时代（1185-1333）的整个时期。源氏政权为在文化上独树一帜，积极地引进中国禅学，其实力派首领北条时赖（1227-1263）、北条时宗（1251、1284）等都归依禅门，并把禅学做为武士阶层的思想支柱和必修课。这就引得日本各地禅寺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僧人们纷纷涌进中国禅寺。为求得中国制造的禅院用品（经书、香炉、木鱼、文房四宝等等）各路商船指向中国。
其三，由于武士阶层的兴起扩大了唐物的需求。在这个时期以前，日本的高层次文化只集中在皇宫及皇宫所在的京都，唐物的追慕及享用者是有限的。而这一时期，日本的国政中心在镰仓，许多没落贵族也从京都逃离，散在地方，又加之出身于农民的武士们的身份的提高，高层次文化的享用人群成倍增长，这就使中国的文化用品在日本一路畅销。一些日本人通过唐物认识了中国，又通过亲自去中国而更加喜爱唐物，就这样，在这一时期里，日本形成了一股持续了200多年的中国热，并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唐物市场。而中国的商人们坐在家里便可行商，不必漂洋过海，这就造成了这一时期中方的商船几乎没有东渡的史实。
由于大量的日本人能亲自来华，日常性、实践性极强的中国饮茶文化也得到了日本人的较深入的理解。许多来华日商、日僧从中国带回了茶具、茶、茶书，并积极传播饮茶方法和饮茶情趣，由此，这一时期，饮茶在日本获得了大范围的普及。
第二节：南宋·元时期的中国制茶及饮茶法
那么，日本人在中国接触到的是怎样一些茶？怎样一些饮茶法呢？为叙述方便，笔者必须再解释一下上一章已涉及到的北宋时期的两种固形茶：
（1）北宋时期的宫廷用精制龙凤团茶。它在制茶技术上虽处于尖端地位，但产量是极少的，它的饮用方法为捣碎、磨成粉、将少量茶粉放入茶碗、点入少量热水、用茶筅（竹制茶刷）搅拌出沫后品饮。
（2）北宋时期的民用粗制饼茶。它在制作技术上承袭唐代的做法，是主流产品。这类茶易于运输、保管，适于大众饮用。它的饮用方法为捣碎、磨成细颗粒状、投入煮沸的茶釜、煎煮出茶花后饮用。
把茶的鲜叶捣碎做成固体形状，本是因为茶最初被起用于药，并列入各类药饼所致。后又因运输（特别是由产茶的江南运至西藏、塞外）、保管之便，一直有固形茶的存在。但在茶的主要作用转向饮用并被大量栽培以后，特别是在自产自销的茶产地，固形茶的延续就显得没有必要了。
进入南宋以后，散茶的生产日渐繁盛，且极品叠出。其极品散茶的采摘、制造、收藏的方法是这样的：
（1）采来嫩叶。叶梦得《避暑录话》（1135）中谈到：“草茶极品，惟双井，顾渚，其精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谓之枪，稍敷而为叶者谓之旗，旗非所贵，不得已取一枪一旗犹可。过是则老矣，此所以难得也。”王观国《学林》（1142前后）中亦强调：“茶至于一寸长，则其芽蘖大矣，非佳品也。”
（2）蒸熟焙干。朱翌《猗觉寮杂记》（12世纪中期）中说：“得芽即蒸熟焙干。”即茶摘来之后，马上就上锅用热气杀死活性酵素，尔后焙干。
（3）装坛封藏。装茶时，先将一般茶叶装至坛的七、八分，然后将盛有极品茶叶的4个小袋子插到坛中，再用一般茶叶将坛填满，最后，用木盖塞紧，周口边贴上三层纸以防暑湿之气。陈鹄《耆旧续闻》（13世纪初）中说：“自景佑（1034--）以后，洪之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数十斤养之，用避暑湿之气。”（其中所言“囊红纱”的做法在日本茶道里尤存。）（图1、2）
图1 日本现今用茶坛
图2 茶坛中的特级茶
关于用红纱囊裹茶陆游也曾屡次提到。如在他的〈同何元立、蔡肩吾至东丁院汲泉煮茶二首〉中有：‘雪芽近于峨嵋得，不减红囊顾渚春’之句。意思是说，峨嵋雪芽茶非常好喝，比得上用红囊包装的顾渚春茶。
看来，只供民间饮用的散茶经过唐、北宋、南宋的提炼，质量提高了，档次也拉开了。那么，这种蒸青散茶的饮用法又是如何呢？概括起来为三种方法：
（1）点饮法。（用极品散茶）
（2）煎饮法。（用一般散茶）
（3）泡饮法。（用上等散茶）
关于‘点饮法’，即将极品散茶磨成茶粉，放入碗中，点入热水，用茶筅搅拌出沫，趁热饮之。王观国《学林》（1142前后）卷八《茶诗》中说：“茶之佳品，摘造在社前。……茶之极品，其色白。……茶之佳品，芽蘖微细，不可多得，……茶之佳品，皆点啜之。”这里清楚地叙述了南宋初年的极品散茶的利用情况。陆游（1125-1210）〈效蜀人煎茶戏作长句〉中也有“午枕初回梦蝶床，红丝小硙破旗枪”之句。其中的“小硙”指小石磨，“旗枪”便指茶芽。毫无疑问，陆游是在把茶芽直接磨成茶粉，以备点啜。
关于‘煎饮法’，即将一般级别的散茶直接放进开水里煎煮，趁热饮之。杨万里（1127-1206）是与陆游同时代的人。他在〈以六一泉煮双井茶〉一诗中就记述了煎饮散茶的情景。其中写到：“鹰爪新芽蟹眼汤，松风鸣雪兔毫霜。”即：嫩细的茶芽在茶釜中翻滚，茶釜发出松风般的鸣声，茶汤面上呈现雪一样的饽沫。在当时，人们根据茶的粗细程度，时而点、时而煎，有时还二者同时进行。（注2）但点茶的情况要多一些。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点茶比煎茶方便。《山家清供》（13世纪）就提出，“以汤点之损脾胃，煎服则去滞化食，有利健康。”的观点，但人们“多怠于煎服。”作者林洪只得叹息：“有害也。”（注3）但其实，无论是点饮还是煎饮，都是受到了传统饮茶法的束缚。在茶生产力大幅度提高，饮茶日常化的进程中，人们必然去寻找更简便的饮茶方法，于是，泡茶法就普及开了。
关于‘泡茶法’，即将上等的好茶放进茶瓯里，冲入热水，趁热饮之。罗大经《鹤林玉露》（13世纪）中写到：“然近世瀹茶（泡茶），鲜以鼎镬（锅釜），用瓶煮水。……陆氏之法以未就茶镬……今汤就茶瓯瀹之。……然瀹茶之法，汤欲嫩而不欲老，盖汤嫩则味甘，老则过苦矣。……惟瓶去火，稍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后汤适中而茶味甘。……因补以一诗云：松风桧雨到来初，急引铜瓶离竹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这里明确指出了陆羽古法煎茶是将茶末投入茶釜的沸水中，而罗大经所生活的13世纪的新法泡茶是将热水直接冲入装有散茶的茶瓯中。
以上，叙述了南宋，元时期散茶的生产及利用获得大大发展的情况。但是，由北宋延续下来的龙风团茶的生产也并没有停止。直至元末，龙风团茶一直在小规模地生产并在上层社会中流传着。人们每得龙团必赋诗称颂，因此，有关诗篇亦随手可拾。陆游有〈喜得建茶〉一诗，诗中曰：“玉食何由到草来，重奁初喜坼封开。”陆游又有〈饭罢碾茶戏书〉一诗，诗中曰：“小饼龙团供玉食，今年也到浣花村。”分别写出了他偶获龙团的喜悦。但从整体的情况来看，龙团已不象北宋时期那样受到人们的醉心的青睐，人们开始认识到散茶不仅节省人力，而且味道清香纯正。
南宋、元时期是中国茶生产的转折期。各种茶的产品形式都有表现，茶产品的多样化带来了饮茶法的多样化。元末的王祯在《农书》（1313年）〈茶〉中对其做了总结。其中曰：
茶之用有三。曰茗茶、曰末茶、曰蜡茶。
凡茗，煎者择嫩芽，洗以汤泡，去薰气，以汤煎饮之，今南方多效比。
然末子茶尤妙，先焙芽令燥，入磨细碾，以供点试，……南方虽产茶，而识此法者甚少。
蜡茶最贵，而制作亦不凡，择上等嫩芽，细碾入箩，杂脑子诸香膏油，调和如法，印作饼子制样，任巧候干，仍以香膏油饰之，其制有大小龙团，带胯之翼，此品惟充贡献，民间罕见之。……
夫茶灵草也，种之则利博，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缺，诚民生日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一助也。
王祯的这一段记述可归纳为：
（1）散茶：泡饮，煎饮，流行于南方。
（2）散茶：磨成粉，点饮，流传于北方。
（3）龙风团茶：磨成粉，点饮，惟充贡。
王祯告诉我们：茶叶的盛产地--两浙地区帅先放弃了复杂的点茶法，而采用了散茶的直接泡饮法、煎饮法。这需要有大量新鲜的散茶供给，以致使饮茶者不用为丢掉大量的茶渣而感到可惜。相反，处于政治中心的北方地区，因龙风团茶的保证供给和由远离产地所造成的昂贵的茶价，仍励行着末茶点饮法。，这从宣化元墓及赤峰元墓壁画中的点茶场景中可见史迹，（图4-3）而在元末时期的南方，已找不到点饮的史料。
第三节：荣西的《吃茶养生法》及对南宋新茶法的传播
在众多的南宋、元时期的日本来华僧中，最杰出的一位便是荣西。他将南宋的禅和南宋的茶传至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荣西生于1141年。他11岁出家，14岁到京都的比睿山登坛受戒、修持密教，后又到大山寺学习天台宗。1168年4月，荣西第一次来华，参拜了天台山和阿育王山，并在此地区活动了5个月之后，携带天台宗新章疏30部60多卷回国。本为求天台宗教义而来华的荣西，在逗留中国期间又接触到了南宋时期蓬勃兴盛的南禅宗。回日本后他仍潜心钻研禅宗的奥秘。为明察禅理，追本溯源，他决心第二次来华学习。1187年，46岁的荣西再次来到天台山，从师天台山万年寺临济宗黄龙派八世法孙虚庵怀敞，在万年寺修禅两年五个月。后又随虚庵怀敞到宁波天童寺服侍老师两年多，于1191年7月回国。
回国后的荣西成为了日本临济宗的创始人，日本的茶祖。
他著有《兴禅护国论》、《出家大纲》，他曾被宋孝宗封为“千光法师”，从黄龙慧南八世孙--虚庵怀敞处获得印可及法系嗣承权，被后鸟羽天皇赐与“叶上大师”号。他曾接受了源赖朝将军（1147-1149）的妻子--北条政子的归依。并受其施与，在幕府所在地—镰仓、朝廷所在地—京都各获一地，修建了寿福寺和建仁寺。他于1241年最终定稿著述《吃茶养生记》，成为了日本的茶祖。其《吃茶养生记》亦被称作“日本的《茶经》”。
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对茶的功效、南宋制茶法、饮茶法做了较详细的叙述。
《吃茶养生记》从五味养五脏，苦味养心脏的观点出发，导论出日本人‘恒生病、皮肉色恶’的原因是不喝茶的缘。，文中道：“但大国独吃茶，故心脏无病亦长命也，我国多有疲瘦人，是不吃茶之所致也。”文中还写到南宋人十分珍重茶：“贵重于茶如眼，（用于）赐忠臣，施高僧”。荣西还在文中批驳了当时的一些日本人对茶的认识不足，道：“抑我国人不知采茶法、故不用之，反讥之日：非药。是则不知茶德之所致也。”文中除了以上荣西阐明自己的观点的部分之外，荣西还从《太平御览》第867卷〈茗〉一项中援引了26条中国茶史资料，解释了茶的名称、外形、功效、采摘、制作。（注4）
《吃茶养生记》中有两处记述了南宋的制茶工序。一处是有关腊面茶的制法，其文如下：
天子上苑中有茶园，元三之间多集下人令入其中，言语高声徘徊往来，则次日茶芽萌一分二分，乃以银镊子采之，而后做蜡茶，一匙之值至千贯矣。
荣西所记述的是武夷山御茶园在每年惊蛰后一两日进山采茶时的一个仪典活动。这在南宋胡仔编纂的《苕溪渔隐丛话》中多有记载。为让茶芽早发，以便早制茶、早献天子，当地茶农往往在惊蛰时节的夜里举火把上茶山，口喊 ：“早发茶、茶早发！”之类的口号，一边喊还一边击鼓。从目前的科学视角来看，这样做恐怕有利于新发的茶芽免遭冷冻的危害。但在宋代，难以涉足武夷的两浙文人把这个茶俗当做奇闻传播，并赋予了诗的色彩。欧阳修（1007-1072）在〈尝茶诗〉中就诵道：“年穷腊尽春欲动，蛰雷未起驱龙蛇，夜闻击鼓满山谷，千人助叫声晗呀，万木寒凝睡不醒、惟有此树先萌芽。”如此采摘制做出来的茶价格昂贵（注5），荣西称“一匙之值至千贯”。但“千贯”之说只是一个概数，荣西并没有亲自到过武夷山的御茶园，（据目前的史料来看）也没有亲眼见到过腊面茶，所以，荣西对腊面茶的记述只不过是对道听途说的整理。然而，荣西对蒸青散茶的记述就不同了。其有关原文如下：
见宋朝焙茶样，朝采即蒸即焙，懈倦怠慢之者，不为事也，其调火也，焙棚敷纸，纸不焦样，工夫焙之，不缓不急，竟夜不眠，夜内焙毕，即盛好瓶，以竹叶坚封瓶口，不令风入内，则经年岁而不损矣。
从上文的“见”字中，可知是荣西在南宋亲眼所见之记述。其对制茶过程叙述详细的程度也非前者所能比拟的。其记录也佐证了我国南宋时期主要流行于江浙一带的蒸青散的制做过程。其后，经荣西鼓吹而重兴的日本制茶业，也均采用后者的方法。
《吃茶养生记》还介绍了南宋的吃茶法。文中曰：
方寸匙二三匙，多少随意，用极热汤服之，但汤少为好，其亦随意，殊以浓为美。
荣西所描述的吃茶法与我国南宋时期的一些茶史资料上的记载是完全相同的。是当时最时尚的饮茶法。总之，荣西通过《吃茶养生记》把南宋的最新制茶法和饮茶法传达给了日本人。
在荣西传播南宋新茶法以前，（从遣留下来的饮茶记录推测）日本的制茶法与饮茶法和唐陆羽时代的情况大体相同。即将茶青采来蒸熟、捣烂成饼、焙干收藏、费时费工。饮用时再烤软、碾碎、煎煮，味道苦涩。又加之茶树品种的老化和制做工艺的简陋，致使其饮茶活动难以普及。而荣西所传播的南宋新茶法讲究旋摘旋制、散叶保存，饮用时磨成粉、直接点饮。整个过程简便省时，相对保持了茶的鲜度，迎合了日本人偏爱生鲜食品的嗜好，又加之末茶点服，不留茶滓，可充分利用有限的茶青等，致使南宋新茶法一经荣西传播便受到了日本人民的普遍欢迎。
荣西作为一代宗教界领袖，在写下了不少禅释理论著作之余还能撰写出《吃茶养生记》一文是与他的恢宏睿智分不开的，但更得力于他在天台山万年寺所获得的宝贵的制茶、饮茶体验。虽然难免有冗长之嫌，但笔者还是想叙述一下哺育了《吃茶养生记》的天台山茶史并描述一下荣西在万年寺的生活景象。
天台山植茶的历史可追溯至东汉末年。著名炼丹家葛玄（164-244）入天台山修炼时，便在天台山主峰华顶开辟了“葛仙茶圃”，后又有智者佛师（538-597）在天台山创天台宗时，积极植茶，使得天台山茶园遍布四周，形成了华顶、万年、石梁三大产茶区。而荣西驻锡过的万年寺，就在万年茶区。
万年山离天台县25公里，由明月、婆罗、香炉、大舍、铜鱼、藏象、烟霞、应泽八峰组成。万年寺的地理位置为八峰回抱，双涧合流，寺前有一宽阔平坦之坪，称之平田，因而万年寺也称平田寺。寺的周围有小鳌坑、天灯盏、高墙头、大竹湖等历史名茶产地。南宋时期的万年茶区以开始生产蒸青散茶。茶的品质细腻，嫩绿清纯。有的被制成圆，称‘麦颗’，有的被制成细条型，称‘紧手’。荣西两次来华均挂锡在万年寺，他就是寓居在这样一个为绿色茶园环抱的山坪之中的。荣西在万年寺一边随虚庵怀敞禅师参禅习佛，一边在此处考察植茶，制茶技术，为撰写《吃茶养生记》奠定了基础。《吃茶养生记》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荣西从佛典和《太平御览》上抄录整理而成的，而唯独在谈到制茶法和饮茶法时露出了生动的笔致。《吃茶养生记》是荣西回国20年之后，也是在他临终前74岁那一年写成的。年越古稀的荣西仍可清晰地回忆起他在万年寺时参与采茶、制茶、饮茶的情景，这恐怕是由于万年寺的生活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其实，寓居万年寺时期的荣西已不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来华僧。尤其是他47岁再次来华时，他已写下了《出家大纲》等多部著作，到日本各地讲经，并创建了清和寺、誓愿寺，还受到后鸟羽天皇的重托，在神泉苑祈雨成功而获‘叶上大师’号，甚至得到了平清盛的异母弟平赖盛所赐的紫衣。对于这样一位资深的日本来华僧，南宋朝廷给与了特别的关照。
荣西所寓居的天台年万年寺兴于东晋，建于中唐，南宋时极盛。曾一度被列入五山十刹，成为饮誉海内外的禅宗道场。荣西挂锡万年寺时，正值万年寺的最盛期。其伽蓝规模宏伟、殿宇宏敞。寺院建筑面积达三万平方米，房舍数千间，其规模列天台山各大寺院之首。尤其是大雄宝殿内巨柱林立，需二人合抱。古人将‘万年柱’与‘国清松’、‘塔头风’、‘华顶雾’、‘高明钟’并列称之为天台五绝。
万年寺曾得到历代皇帝的丰厚赏赐，宋仁宗、宋真宗多次赏赐朱衣、宝盖、御袍以及各种珍玩。宋仁宗赐衣予寺僧时，上制有“如朕亲到”之语，寺内特建有“亲到堂”来供奉。据南宋叶绍翁《四朝见闻录》载，宋孝宗（1162-1189在位）曾问学士宋子瑞：“天下名刹何处最佳？宋子瑞答曰：“以万年国清”（即万年寺、国清寺为最）。晚于荣西72年来华的日僧彻通义介于1259年绘下了《天台山平田伽蓝配置图》（图3）》佐证了万年寺在南宋时的盛况。
图3 《天台山平田伽蓝配置图》
荣西能在万年寺挂锡修禅，是南宋朝廷对这位资深日僧的特别安排。据载，当地政府还特地请他祈雨，成功之后报请宋孝宗特赐‘千光佛师’称号。荣西也没有辜负周围人的重望，他在万年寺期间，出资修建了放生池，人们称之为‘荣西莲池’。他还出资为万年寺修建了山门的两庑。当他随虚庵怀敞禅师挂锡宁波天童寺时，为重修千佛阁与老师约定回国后即送优质木材与天童寺，果然，在荣西归国后的第二年，即1192年，荣西即将一批木材发运至宁波，这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荣西因撰写《吃茶养生记》而被推崇为日本茶祖，《吃茶养生记》被公认为日本的第一部茶书。荣西之举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社会效益，除以上所述理由之外，还因为《吃茶养生记》一诞生就受到了日本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注目。据《吾妻镜》记载：1214年2月4日，赖实朝将军因昨夜饮酒过量感到周身不适，众人奔走操劳但无济于事。这天，正值荣西和尚因做法事来到将军府，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从寿福寺取来茶，为将军点了一碗，将军服后感到酒意驱散、精神爽快。将军问荣西：此为何物，荣西便答曰：茶，还献上了刚定稿的《吃荣养生记》。就这样，经将军的推举，荣西在书中传播的南宋新茶法在日本迅速普及开来。
荣西不仅著有茶书，尽力传播南宋新茶法，而且还躬身实践，播种植茶。据记载：1911年，荣西乘船归抵日本九州西北部的平户港后，便将茶籽播种在了平户富春院（禅寺）的后山上，至今在那里仍留有一小块茶园，并立有写着〈荣西禅师遗迹之茶园〉的石碑。同年，荣西又在离平户不远的东背振山的灵仙寺播种植茶，至今在其废址旁仍留有茶园和写有〈日本最初之茶树栽培地〉的石碑（图4）。
图4荣西植茶遗迹
1195年，荣西在九州的博多（即现福冈）创建圣福寺并在寺院植茶，至今，寺内仍留有茶园。1199年荣西受镰仓幕府的邀请而转赴镰仓。在那里，荣西受到将军源赖家及其母北条政子的归依并受地在镰仓开创万寿禅寺。从此由荣西所承传的中国南禅宗成为新兴的日本武士阶级的精神支柱及日本中世文化的热源点。1204年，荣西被准在京都创立建仁寺，此后荣西便来往于镰仓与京都之间，其宗教活动受到了京都朝廷和镰仓幕府的双重认可，并向将军荐茶。又据传：在1207年前后，荣西在京都邂逅名僧明惠上人（1173-1232）。两位高僧相见恨晚，阔谈宗义。其间荣西向明惠推荐茶饮，明惠欣然接受并在其主持的京都母尾山的高山寺开辟茶园。就此《母尾明惠上人传》中有一段记载：(译文)
荣西劝明惠饮茶，明惠就此请教医师，医师云：茶叶可遣困、消食、健心。当时茶在日本尚不普及，明惠再三奔走才找来两三株茶树植下。饮后果然有驱困之验，于是明惠令众僧服茶并大量植茶。或有人曰：荣西自南宋携回茶籽并赠送给明惠，由明惠植在母尾山中。
于今，在京都母尾山高山寺旁确有一片茶园，（图5）其高山寺内还珍藏有一个黑釉小陶罐，传说为荣西送与明惠之物，当时罐中有五粒荣西从天台山带回的茶籽。（图6）当然，关于播种天台山茶籽之事有明显的传说成分。因为此时的荣西已从南宋回国近20年，茶籽的发育能力是不可能如此持久的。但若假设其茶籽是从以天台山茶籽为母的茶树上采集而来还是有可能的。总之，荣西向明惠荐茶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为明惠十分热衰于茶的推广并成为荣西之后的日本茶界的领导人。
图5日本‘本茶’产地母尾
图6装过天台山茶籽的黑釉小茶罐
母尾山上有一条植被茂密的山谷，山谷的底部流淌着涓涓山泉，山泉蒸腾而形成浓雾，滋养着山涧两侧的母尾茶园，形成了最合适优质茶生长的小气候。由此母尾山的茶很快就名扬天下，成为其后的日本斗茶活动中的‘本茶’，即标本茶，并被移植到日本的各地。1217年，明惠和尚就将母尾茶苗赠与位于京都东南部郊区的宇治地区的人们，使宇治成为茶的名产地。尔后，人们又从宇治索取茶苗而使茶在静冈等地急速地普及开来。
自荣西撰写《吃茶养生记》推广南宋新茶法，一度衰退了日本饮茶走上了复兴之路。
第四节：日本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及饮茶的普及
荣西之后，随着南宋新茶法在日本的上层社会中普及开来，日本茶叶的种植面积和种植规模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不能说，荣西之后日本所植茶树均为荣西从天台山所携回的茶籽繁衍而成。事实上，在荣西之前，日本已存在一定规模的茶叶种植，而荣西的功绩主要在于介绍推广了新的制茶法和新的饮茶法。当然，他从天台山携回的茶种很有可能是新的优良茶种。在这里，笔者认为很有必要综述一下荣西以前的日本植茶情况。
在8世纪中叶，日本奈良地区就存在有少量的茶叶种植。这可以从东大寺的造佛所、抄经司的日常费用支出记录上得到佐证。例如，抄经司曾于740年的8月11日购入七把‘荼’，支出五文钱，造佛所曾于734年购入3736束‘荼’，支出1贯1百12文钱，专门抄写《一切经》的抄经组也曾于771年的5月、9月、12月购入了‘荼’。虽然‘荼’字比‘茶’多一划，其量词又是‘束’、‘把’，但笔者赞同此处的‘荼’便是‘茶’的见解。因为日本茶均属人工栽培的小叶种，加之日本奈良地区雨量丰沛、阳光充足，茶芽生长快、茶枝较软。采茶时不须用指甲掐，而用镰刀割下20-50公分的茶枝一并加工便可。（这种制茶法在1844年大藏永常撰写的《广益国产考》中仍有记载（图7））。将茶用‘束’、‘把’来数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所以说，在当时的奈良地区已有了一定规模的茶园。
图7 日本制茶法
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逻辑上的混乱。即日本茶不是由中唐以后的谴唐僧空海、最澄携回茶籽所繁衍的吗？（如同本著第二章所述）我们必须注意：一个物种的传播需要许多的传播者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获得成功。在空海、最澄来华（804年）以前已有15批遣隋、遣唐使回到日本，加之朝鲜半岛与日本的交流，可以说，在空海与最澄之前，中国茶在日本的登陆是完全有可能的。只不过是，在陆羽撰写《茶经》（780年）之后回国的空海和最澄对中国饮茶之文化做了鼓吹并留下了传播饮茶文化之足迹罢了。
至9世纪以后，日本关西一带便有了茶园。据《日本后记》记载：嵯峨天皇于815年4月出游至梵释寺，留学唐朝32年刚刚回国的永忠和尚为之煎茶，嵯峨天皇大为感动。也许是从永忠处得知大唐有贡茶之事，嵯峨天皇于当年的6月下令在现在的京都、大阪、滋贺、兵库等地植茶，每年上贡之。可惜日本的皇权不及中国的强大，其命令没有完全奏效。但在皇宫的东北角却一直存在有一块茶园。（图4-9）这茶园属典药寮管辖，由造茶所具体负责采摘制做成茶饼，专贡国家的庆典仪式之用。那时，皇宫要在春秋两季各举办一次祈祷国泰民安的百僧诵经会。会后都要请百僧喝茶。除皇宫内的茶园之外，在关西还有一些地零散的私人或寺院属的茶园。比如在10世纪末的日本汉学家、诗人岛田忠臣（823-891）的诗文里就有“见我铫中失鱼眼，闻君园里成茗芽”之句此诗是写给一位叫滋十三的朋友，全诗的大意是求滋十三在其家的茶园里摘些茶送来，可见在当时的平安京（即现在的京都），一些爱好饮茶的贵族们在自家院子里植少量的茶以自给自足恐怕是一种时尚。又比如，在庆滋保胤（？--1002）的一篇游记〈药王寺访问记〉中记载道：
参河州碧海郡有一道场曰药王寺。为行基菩萨昔日建立之所。圣迹虽旧，风物惟新。前有碧琉璃之水，后有黄綊缬之林，有草堂、有茅屋、有藏经、有钟楼、有茶园、有药圃。
文中提到的行基（668-749）是一位热心于公众事业的僧人。他曾在各地建堂舍49处，并在其堂舍的周围植茶，只为挽救苦海里的众生。如果有关行基的记载没错的话，那么，当庆滋保胤造访药王寺时，其茶园已有250年左右的历史了。
到11世纪，日本的茶叶种植就扩大到了关西以外的地区。写于1069年至1074年之间的《总国风土记》中这样说：“后三条天皇（1068-1072在位）时，全国著名的茶产地有甲斐国（现山梨县）的八代郡、参河国（现爱知县）的八名郡、但马国（现兵库县）。”（注6）其中的山梨县和爱知县属日本的中部地区，说明日本的茶产地是以京都为中心逐渐向四周发展的。至于各地茶园的规模及其产量，由于史料的匮乏而无法整理。但在荣西以前在日本确实有一定范围、一定规模的茶叶栽培之事是毫无疑问的。
难怪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也说：“我朝日本昔嗜爱之，不可不摘。”这就说明现成的茶树是有的，只不过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荣西还说：“我国人不知采茶法，故不用之，反讥之日，非药。”这里所言的采茶法恐怕是荣西所提倡的蒸青散茶制法。另外，荣西将茶是作为养生之仙药来推广的，所以荣西对当时的日本医生不以茶为药的行为表示了愤怒。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荣西撰写《吃茶养生记》的地点是在镰仓，镰仓地处日本的关东地区，在荣西之前尚未发现有茶叶的栽培。加之《吃茶养生记》是为镰仓幕府的第三代将军源实朝而撰，（至少在形式上是献给实朝的）作为关东人的源实朝很有可能不知茶是怎么回事。所以《吃茶养生记》对茶的基础知识进行了介绍，这很容易给后人类带来误会。
当然，在荣西的《吃茶养生记》发表之后，关东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几乎就在那之后的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镰仓附近就有了许多茶园。并且，镰仓是继京都之后的又一个茶园集中地区，这一方面说明了日本的镰仓时代（1192-1333）之政治中心的转移，亦说明日本茶的消费层在古代只限于贵族及上级武士阶层的史实。
在谈及荣西之后的日本关东地区的茶叶生产情况时，有必要以一位人物为中心来整理有关的茶史资料，那就是金泽贞显（1278-1333）。金泽贞显的祖上是镰仓幕府的执权（摄政王），金泽贞显也曾任此职。金泽贞显的祖父北条实时（1224-1276）是个大学者，他爱好儒学，崇仰佛学并归依于日本当时的律宗名僧--睿尊。北条实时有一处庄园位于现横滨市金泽区，古亦称金泽，由此，其后代便改姓为金泽。北条实时在金泽庄园里修建了称名寺和金泽文库，其盛况至金泽贞显时达到顶点。金泽庄园仅离镰仓10公里左右，并且是镰仓的通海口。在金泽庄园内就控制着一个贸易港口--六浦津。如前所述，镰仓幕府从一开始就对日宋贸易持放任政策，双方贸易频繁，1230年幕府甚至下令，其后以上缴宋钱为各地庄园的纳贡形式。1254年，镰仓幕府担心西南地区的势力因日宋贸易而过度增长，决定每年驶宋日船为五艘。1264年竟命令大宰府（幕府设置在福冈的地方行政机关）停止派遣“御用贸易船。”在此形势下，作为金泽直系管理的六浦津进口了多少中国物品是可以想像的。金泽文库所收集到的大量的汉籍及中国文物无不与此有关。同时金泽庄园内的称名寺的茶园及爱茶至极的金泽贞显的出现亦绝非是偶然的。
在金泽文库所存的文献里有不少金泽贞显的书信，其中曾涉及到了饮茶及茶园之事。比如，在镰仓任职的金泽贞显写信给称名寺的住持剑阿。其中写道：（译文）“刑部人大近日要回京都，明日，我将举宴为之饯行，此刻，茶最为要事。但先日所送之茶早已用完。请将寺中最上等的茶速送一点来，明日恐怕有一些爱吃茶者到会，勿必千方百计。……我平日所用的京都产的茶全靠小儿显助（京都某寺院僧人）邮送，不巧显助近来回镰仓小住，因之，京都茶亦无法弄到。切求助于诸位，请多关照。”（注7）
通过这则史料，我们可以捕捉到以下信息：（1）称名寺里有茶园，其茶提供给庄园主--金泽贞显用。（2）在镰仓有一些爱吃茶的人。（3）在京都寺院修行的儿子常给金泽贞显捎茶来。（4）在一些较正规的宴会上必须备茶。
金泽贞显身为执权（摄政王）如此地珍爱饮茶，这对于当时的武士阶层肯定是有影响的。事实也正是如此。至镰仓末年，关东地区的茶园已遍布四处。到了采茶的季节，新茶呈现出频繁流动的场面。金泽贞显在给镰仓极乐寺僧人顺忍的信中说“收到了贵寺捎来的新茶。近日正值采茶季节，处处有新茶流动，但贵寺的茶味道极佳，勘称为最。”（注8）可见当时的日本茶叶生产的规模与分布有很大的发展。据孙容成的研究：至14世纪末，在日本的各地区有从文献上可查找的33处茶园。其中当然以京都最多，镰仓居其次。这些茶园早期时集中于寺院，但后来随着饮茶的普及，在贵族的庄园里亦开始出现。（注9）1262年，当奈良西大寺的睿尊和尚受到北条实时之邀去镰仓传法时，在共23天的旅途中曾有过7次的“贮茶”的记录。（注10））“贮茶”一词可理解为众人施茶，也可理解为个人饮茶，其所用之茶也可能是由当地提供的，也可能是睿尊自己携带的。但无论如何这说明了饮茶活动在日本的展开情况。更何况睿尊“贮茶”路过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后来的茶叶盛产地，可见睿尊贮茶之事与各地的产茶情况是有联系的。更有，在睿尊主持的奈良西大寺，自1239年起就于每年的春季举行大型茶会。大茶会上用的茶碗极大，（图8）口径约30公分。所点的末茶可供15人共饮。（此茶会延续至今）试想用这么大的茶碗来款待众僧、施主的话，没有足够的茶叶生产做后盾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西大寺就有茶园的。据《西大寺文书》所记，1317年西大寺的茶园遭到歹徒的抢劫，数百棵茶树被砍。可见西大寺的茶园是有一定规模的。
图8日本西大寺巨瓯点茶
据孙容成考证，至15世纪下半，即1467年以前，有史料可查的日本各地茶园已有61处。除京都、镰仓两个茶叶集中产区之外，静冈的茶园也上升至显著的地位。这与晚于荣西50年的来华日僧圣一国师（1202-1280）的贡献有关。圣一国师曾于1235-1241年参禅于径山寺无准师范手下，他回国后将携回的径山茶籽播种于家乡静冈县，致使静冈逐渐成为日本的名茶产地。南宋、元时期，有数百名日僧来华学习考察，象荣西、圣一国师这样携中国茶籽回国者恐怕为数不少。日本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是一个通过多种渠道，多方面交流、移植而形成的过程，这样说恐怕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谈及日本茶园的扩大问题之时，有一个不可避开的问题，即茶园面积和茶产量的问题。在这里，我仍然要引用孙容成的研究。据其考证：当时的茶园面积都是很小的。据《临川寺重书案文》的记载，1354年时的临川寺的茶园面积为“东西6丈、南北11丈”，此例还算是大的。许多茶园只有“丈许”，每年的产茶量在十斤左右。如《金泽文库古文书》之〈随自意抄〉的第七纸背上就记载着一例：“制春茶4斤，后又采制2斤，又采制1斤，另有茶末子1斤多。”总共还不足10斤。当然也有个别产茶多的记录，比如位于奈良地区的兴福寺的茶园于1254年产茶100。，但总的来说，当时日本茶的产量是极少的。饮茶者的范围也只限于僧侣、贵族。为说明这一点，可举出一则史料如下。
写于1279-1283年的佛教启蒙书《沙石集》里收集了这样一段关于饮茶的趣闻：一个人放牛的路过寺院，看到和尚们在喝看什么好喝的东西，便问：“你喝的是什么？”和尚得意地回答说：“是茶。茶有三个功德。一是喝了茶不发困。”放牛的说：“我白天干活累得要死，只有晚上睡觉是我的享受。睡不着觉的话太痛苦，我不喝茶。”和尚又说：“二是喝茶可以助消化。”放牛人说：“我每天能吃到的东西很少，再增进食欲的话怎么得了。”和尚又说：“第三个功德是令人远房事。”放牛人说：“娶媳妇是我美好的愿望，看来这茶是与我无缘了。”可见荣西之后的日本植茶、饮茶之事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其规模和范围还是相当有限的。
资料提供：杭州市余杭区茶文化研究会作者：北京大学 滕军 教授故宫博物院“茶·世界”大展于9月1日至11月31日对外展出。
本次访谈就故宫此次展览的策展预与目标、茶与茶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从中国走出去的茶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贡献与影响，乃至茶与当代世界和人民生活的关系等，与策展人王光尧进行了对话。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茶（一）展览主题张然思：这个展览是以“茶·世界”这样大的一个命题来命名，我从展览大纲注意到，展览以发现茶之“神农氏”为缘起，这是否表明您在本次展览中既想纵深探索茶在中国的历史，又想横向探索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呢？
王光尧：谈“茶”和办“茶”的展览，想的时候觉得容易，办的时候则很难。展览的名称、内容都特别难定。仅展览的名称，策展团队想了很多。办这个茶的展览不仅仅涉及茶叶，也不仅仅是喝茶的艺术和茶具，我们还想在物质文化史上探讨以茶为关注点的“文化现象”。茶在中国有几千年的饮用历程，并带动茶文化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重点并不是茶叶本身的变化。茶叶本身有变化没有？肯定有，不同时期制茶的方法不一样。制茶技术的改进，因制造方法导致茶叶形状、味道的变化，等等，这种茶叶本身的内容，只是我们关注的点之一。展览关注的茶文化包括更多：为什么要喝茶？喝茶对人有哪些好处？喝茶的习俗是怎么从原产地向其他地区传播的？各历史时期中国不同阶层的人怎么喝茶？茶器何如？以及茶对人民的生活习俗、政治经济乃至国家外交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这些是文化上的东西，就是我想的展览的内容。这也就决定了这个展览是既不同于办一个宋代徽宗皇帝、清代乾隆皇帝喝茶的“雅事”展览，也不同于讲述如何把茶从中国卖到外国去、茶叶从中国向海外影响的一个展览。更多的是关注刚才说这些内容。是要从宋代徽宗皇帝、清代乾隆皇帝等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喝茶行为本身找到文化的发展模式和变化的内容及原因。对于国内的关注点如此，对于海外茶文化的关注点也同样如此，所以展览关注点既有茶叶本身，又有茶器，还有喝茶人的习俗，以及茶在不同时代对人们意识形态的影响。至于这个展览用什么题目，既要包含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又要包含从茶叶原产地到中国各地，以及从中国到海外。这样一个宏观的历史，不仅仅是当下的，在古代也是如此，不同历史时期的断面上也具有传播和影响，传播的远近可能又不一样。
除了形而下的茶及相关的物外，还有与茶相关的形而上的内容，我们也想在展览中表现出来。基于此，最后用“茶·世界”作为展览的名称，是因为展览最关键的内容是茶，是人，是全世界内所有关乎茶的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交流，就是世界。通过茶反映这个世界，这里面既蕴含了茶本身构建的世界，也要通过茶来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等等，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命名。而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是学习很多年前的一部电影《未来水世界》，以水资源为一个关注点进入到叙事，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用茶叙事的想法，就把这个展览的名字定为“茶·世界”，也就是既关注茶文化本身发展历史，也关注它在不同断面上的普及程度、传播及文化影响等，并思考未来。
“茶出中国”板块展览现场张然思：所以说您对茶的定义是扩大至茶文化层面的，即透过展览讲述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如何看待茶，又将其认识推广至不同历史时期整个横向的世界，针对不同时间同一地区或者同一时间不同地区，探讨人们对于“茶文化”的定义和认识，是这样的吗？王光尧：是这个意思。就是茶表现的人文历史和世界的关系，这就是“茶·世界”的内容。不仅仅是怎么喝茶，“怎么喝茶”当然是关键的内容。怎么种茶，同一个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种茶的方法有没有变化？同一个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受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是否有种茶和不种茶的差别？种茶又有哪些变化？怎么把茶从小区域扩展到更大的区域去种植？这些变化都是我们关注的内容。
这仅仅是说“种”，还包括以此类推的喝茶、卖茶、讲茶，把茶和自己的思想、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放在一起，这才是我们要想展示的，意在通过展览讲透茶和世界的关系。展览是一个既有纵的线，即各种各样的纵叙述，又有横断面的表现，若以年为单位的话，千万年中的每一个年都会是一个断面。
张然思：那么，您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多条纵线和上百个横断面的主题，对于一个展览来说过于宏大了？
王光尧：所以呀，做这种大型的综合性的展览就比较难，看你怎么选择叙事的线条，一个展览可以是一个叙事主线，也可以是几个叙事主线，通过人为的物理空间的分割把它区分开来，可以在某一个空间讲历史，也可以在另外一个空间去讲别的一个内容。所以说，如果线条清晰、明白晓畅的话，不怕大，而且大的展览有大的叙事方法，有大的文化内涵，有大的好处！
张然思：您认为“不怕大”这样一种展览形式，或者说以不同空间和不同主题来进行分割叙事，是展览受众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形式吗？
王光尧：我想，在文化水平发展到较高程度的今天，社会和参观者都渴望有更大、更好和更美的展览呈现出来，以便于每一个观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同时，信息化也为参观展览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具有时代特性的便捷：通过现场的观看，加上经由网络提前获取、搜寻相关的知识，是很容易理解大型展览的。换句话说，时代需要宏大的展览，需要精深的展览。
张然思：那么就像您提及的，如果把茶放大到一个文化概念，您认为“茶文化”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王光尧：这个要先讲清什么是文化。经纬天地谓之文，使人（物）趋同谓之化。简单地说，就是在某一方面或综合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人群以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和知识影响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人群，在这种影响带动下使其提高到一个与自己（高者）相同的境界，即以自己的文（人为的规划程度）去化（提升）别人。具体到茶文化，指的是种茶、有茶、喝茶的人群用其所形成的文化行为去带动和影响其他人群。即以茶为观察点的饮的文化。
人们发现茶对人的好处以后，作为一种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成了古代中国人生活开门七件事之一。在这七件事中如果非要分个等级的话，柴和米是人们生存的根本，吃饱、吃熟的东西；油盐酱醋提高到吃香的层面。在吃饱、吃香之后，茶使生活进入了一个保养的阶段，即吃好。
关于茶对人体的好处，上古时期已为人们认识到。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古代文献说茶能止渴、消食，明目、益思，解牛羊毒，饮茶能达到涤烦、致和的效果，即我们现在说的对人有保健作用，而且这是经过现代科学证明的内容，茶叶含茶多酚等，对人体有好处。尽管古人没有能力去化验，但他们通过千百年的实践知道喝茶能解毒。于是人们在吃饱、吃香之后，又利用茶可以“解毒”的功能对生活加以改进，使之更好。
人们认识到茶的好处并不断总结，再制茶、喝茶乃至教人喝茶，把喝茶传播推广到更远的地方，让不同地区的人都能喝茶、了解茶，这也是喝茶的内容。此外，“茶文化”还包括与之相关的制茶、种茶的全套内容，以及喝茶的茶具和茶器的改进，对喝茶场景的关注。政府对茶业种植的态度，在茶叶品种开发中的作用，还有历史上中央王朝与地方政权进行的“茶马贸易”，这种制约性的交换又与国家宏观政治经济有关，同样也是“茶文化”要关注的内容。至于从唐代开始茶被运往世界各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茶马贸易的扩大化。
张然思：所以说您所指的“茶文化”，实际上包含了以茶为中心的各个层面的知识，不管是经济基础的还是上层建筑的，只要是与茶相关的生活生产活动，或者是文化活动，都在您所谓的“茶文化”里，对吗？
王光尧：对，茶文化包括所有古人和今人与茶相关的一切活动。
（二）展品陈列和展线设计
张然思：那我们回到展品和设计部分。我发现展览开头背板很有特色：展柜中呈现了茶株标本，而背板则是关于茶之“异名”的解释（如来自《茶经》《说文解字》的内容），同时叙述了我国历代茶政。策展团队这样的设计，是否有意将观众引入物质与文化，以引发观众思考茶叶背后的经济或政治因素呢？
茶叶遗存（左下）汉阳陵外藏坑K15出土陕西汉阳陵博物馆藏王光尧：是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展览是一种语言，通过“物”的表现辅助一些文字图片，让人看到策展人的思想。大家都知道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但茶是怎么和国家政治经济相关的，人们想的更多是种茶、卖茶和收税，很少会去想国家政治、外交、军事与茶的关系等，因为不是专门搞这个研究的。所以需要策展者去启发。张然思：展览中有很多纸质文物，包括茶书或者是有关茶的字画，这些展品需要中途休息，我发现您在策划中也准备了相应的替换品。请问您认为替换品能否给予观众同样的观展感受呢？
王光尧：这个问题特别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按《文物法》规定，宋元书法、绘画展期只能是一个月，不可能几个月一直展下去，文物保护是重中之重。如我们展出宋人录蔡襄的《茶录》，是研究宋代茶文化最重要的文物之一，作为代表宋代茶文化的标志性文物是不能不展出的，但受展览时间制约，又不可能展三个月。所以我们先展出《茶录》原件，而后替换成乾隆皇帝临的《茶录》。虽有真本与摹本的不同，但却从另一个方面让观众了解到真本的影响深远和文化的传承。说明茶无论在宋代还是在清代，都深深融入到中国人的文化血脉里了。
《宋人书蔡襄茶录》卷故宫博物院藏张然思：的确，您特别注意了替代品与首选文物的承接关系，是否可以说，通过替换品，我们同样可以知道一些深刻的、并未在展览中呈现的茶的知识呢？王光尧：像我们要把宋人《春宴图》撤下去时候，替换了故宫博物院藏明人临的《清明上河图》和今人摹《清明上河图》。为什么拿明朝人临的《清明上河图》与今人摹本对比？有一个茶饮方式对比的问题。在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并没有很多喝茶的内容，因为那个时候是点茶、斗茶的时代。明朝则进入泡茶的时代。把两个本子放在一起，早期是《春宴图》上宋人怎么喝酒、怎么喝茶，《清明上河图》中有很多喝酒的描绘。但替换展品之后，还是以宋为切入点，看看宋、明都市生活的对比。通过明人临本《清明上河图》，可以知道明人表现的喝茶，有饮茶风俗的变化，有器物的变化。所以换一个展品，并不是说随便拿一个同时期的文物或同性质的就行，而是有原因的。换下去哪个内容，替补出来哪一件文物，是有思考的。希望这里面传递的是一个对比性的、发展的、让人可以直接看到的变化的历史。
宋人《春宴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宋人《春宴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张然思：我注意到“茶人茶书”板块内容设计非常丰富，背板中既有产茶地区的文物图片，又有“黑石号”等打捞出水的与茶有关的文物。这样的呈现方式是否也暗含了您“茶·世界”的思考？告诉观众茶叶在当时的中国是“内成规模，外有出口”的？王光尧：展览本来就是想在不同层面说“茶的世界”和“世界的茶”。所以说在每一个板块，明线、暗线上都在做这样的内容。像我们知道长沙窑，是唐代外销瓷器的代表性窑场，长沙窑产品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大规模出口的瓷器，“黑石号”出水几万件长沙窑瓷器里面，有茶器，有酒器，有些瓶子直接上面写着“酒”，还有的瓷器上写着“荼盏子”等。黑石号沉船出水长沙窑瓷器的时代是9世纪初（或者是9世纪第一个25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不管是在社会上层还是在市井，在中国内地还是向外输出商品时，茶和酒都是非常普及的内容。产品表现出的各种茶酒器，也和敦煌文书中的《茶酒论》叙述的内容相符，是该时代茶文化普及的反映。
唐长沙窑“茶埦”铭文碗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黑石号沉船的瓷器是要卖出去的，别人买这些瓷器是干什么用呢？从中怎么传播茶文化，这个值得思考。唐人煎茶的时候，经过烤、碾成粉，过箩筛、育华等步聚，制成一碗茶。确切地说就是一碗茶末煮的稀粥，再加上姜、盐等。我们在印度喀拉拉邦、阿联酋拉斯海马地区考古时候发现：喀拉拉邦、拉斯海马两地人请我们喝茶，都说“chaaya”，发的还是茶（chá）的音，我在印度喝的茶，可以肯定是稀茶煮，里面也可能加入姜和香料；在阿联酋拉斯海马喝茶同样是稀茶粥，加有糖、可可粉（可能有？）和香料。而这样的茶粥，很难不让我们想到唐人喝的茶，如果把这条线连起来，会理解为什么在唐代有茶器出口。因为唐朝和阿拉伯世界的交往、甚至之前和波斯世界的交往，是很多的。这个时期，黑石号沉船出水瓷器中的茶器，是不是可以表明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南亚的斯里兰卡人、印度人等，在进口中国茶器的同时，也把这些茶器和茶同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学习并传播呢？被他们称为“chaaya”的稀茶粥是不是更多地保留了唐代茶的原貌和喝法？中国有句话“礼失而求诸野”，那么从南亚到西亚，印度、阿拉伯人喝的茶粥是不是属于此类呢？那里面应该是唐人的茶法。而日本的茶道中，基本是抹茶、点茶，那是宋人的茶法，同样可以说明传播。所以这就是刚才提到的，通过器物应该看到的是“茶文化”的一次世界性普及，是一个历史的断面。虽然我们对印度的茶、对西亚的茶还没有搞清楚，但它们一定有引入、发展的逻辑，这个值得深入研究。如果能把印度称为“chaaya”的这种茶和阿拉伯世界的茶搞清楚，弄明白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煮这种茶粥，是不是在唐代？如果能搞清这一点，我想就证明了展览中暗含的一个线条和一个断面。
“茶道尚和”单元说明张然思：第二板块的“茶道尚和”，主流展品既有器，也有表现喝茶方法的图画，这和第一单元的茶事有什么区别？您想如何从中表现茶道？王光尧：茶事讲的与喝茶相关的内容，形而下的更多。而茶道讲的理、法、真谛。展览中说的茶道，不同于日本的茶道，后者是从中国引进茶之后重于表现茶事规程的仪式之法。中国的茶道是一个文化的综合体，从认识茶开始，逐步让茶更多、更好、更便捷地服务于人，并追求茶与水、与器的协调，追求在生活必须之中茶事意境代表的天人合一、人文和自然的和合。这种和合既讲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群与人群的协调，也讲以茶饮文化为代表的文化趣同。
考古发现宣化辽代墓葬壁画显示的辽人在饮茶习俗中表现出的辽人茶事，既有承自唐人的文化因素，也有辽人与五代、宋不同时期的汉人交流互动中发展的内容，最后表现着辽人的茶事与宋代基本相同，这种茶文化的相同正说明以契丹人为主体的辽，和以汉人为主体的宋分别在继承唐和五代旧有文化、在相互学习过程中最终走向文化统一的过程，如此可以肯定无论是辽还是宋，都是传承中国文化的主体，二者并不能区分出法统与否，辽、宋是在自有法统和传承中又因共存和互动而实现文化的统一。关于这一点，正如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论及宣化辽墓壁画所见茶事图像的价值时所说：茶虽小事，但反映的是历史大端，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茶文化在各民族之间的普及、交流和发展，由此带动的融合是中国茶道的核心内容之一。还有我们的展品中有描绘乾隆皇帝喝茶的《是一是二图》，关于该图，以往研究者很多，研究的关注点也不同，当我们把它作为茶文化展的展品，即以茶、饮茶和饮茶环境为关注点思考，我们发现该画构图是学习宋人画法，乾隆皇帝汉装像，喝茶的杯子是宋代的定窑，装茶的壶是明代青花军持，周边陈设的器物从早到晚有新石器代的玉璧、商代的青铜觚、王莽的嘉量、宣德时期的青花梵文“大德吉祥场”出戟盖罐、受西洋家具影响的圆桌，等等。喝一杯茶，用宋明时代的名瓷可以理解，但其陈设全用历代礼祭器、佛教法物和从西洋来的文化内容，极有可能是要表现乾隆皇帝代表的清朝对中华文化的法统性继承、典守，代表清代中央对佛教的支持，对西洋文化的吸收与了解。如果我们再把乾隆编纂《四库全书》、西清诸鉴和收集典藏历代文物的文化活动统一思考，就会发现这是清代康雍乾三帝百年文化、政治建树的内容，是作为满族的乾隆皇帝实现了由满洲的汗到大清——中华皇帝转变的政治、文化追求和表现。
清人画《弘历是一是二图》像屏故宫博物院藏
清人画《弘历是一是二图》像屏展览现场至于茶事，则是通过各种形而下的内容表现。考古最新发现战国时期邾国墓地出土原始青瓷碗和茶叶，因为有原形的茶叶团在碗内，让我们知道战国时期饮茶可能是通过煮或泡来实现。至于这碗茶是药用还是食用？现在一概不知。但是可以确定喝茶的这个原始青瓷碗，是“天下第一茶盏”，最早的饮茶器。同时，在该单元重点推出的还有唐代的《托盏侍女图》，是新疆出土的，保存了1000多年了。这个画上有一个关于茶盏和盏托组合的细节——用托端着盏喝茶。为什么用盏托？因为盏太热，烫手。文献记载茶盏托是唐朝崔宁的闺女发明的。可是考古发现茶盏在南北朝时期都已经流行了，这个线条也就通了：战国时期就拿一个碗喝茶，没有托，不晚于南北朝有了茶盏、盏托的组合，到唐朝茶盏和盏托的组合已见于文献和图像，新疆出土这幅画说明当时在大唐疆域内茶文化的普及程度。
原始青瓷碗战国邾国墓地出土
唐《托盏侍女图》阿斯塔纳墓地187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张然思：展览第一板块和第二板块的文物各成线条，而展品的时代则有穿插或交错，比如先展示明清再展示宋，请问这样的设计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王光尧：这都是根据展场空间和展示内容设计，有时候是要选一个或几个点，让展览叙事有起伏感。像“茶道尚和”板块，从早期喝茶的方法，如战国时期怎么喝茶，汉代至六朝开始有记载，战国时期没记载，仅靠考古发现。到唐朝煎茶、宋代点茶，时代特点很明显，但是煎茶也往后传很远，点茶在前面也有，往后也传很远。现在日本人喝抹茶，也是传承了。至于元代喝茶，有煎有煮、有抹茶，还有一般泡茶法，很乱也很随意。随意与协调本身也是茶道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故宫院内办展览既受古建筑场地的制约，也受故宫建筑群大美的降维式压制。所以我们在思考时既要考虑到展览本身的内容，又要与故宫建筑和环境的协调，展览的实际需要因展场的条件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小的变化。这一次的我们设计的展线，进了第一展室看到茶、生产茶和喝茶，在第二单元讲2000多年间喝茶方法的时代性，以及对茶文化的发展，从中的感悟，和人们喝茶时的心灵追求，以及心灵追求在茶器、茶场景上的体现，喝茶之中传达的中华文明的内涵，等等。但这个时代性是没办法按时间线分期的，它是有交叉的。
张然思：所以说您想要展示的是某类茶饮（点茶或煮茶）的流动，比如说从宋朝传至明清，一直有一部分在保存和传承，您想以一个线条为主来展现一个完整的时期，然后再考虑整体的大时期，是这样的吗？
王光尧：是这个意思。在这个展览里面有两个线条：一个线条是历史逻辑；另一个线条是以备茶方法为根据——煎茶的时代、点茶的时代、煮茶的时代和泡茶的时代。再接着下面是因为喝茶带来了哪些不同。人们在早期喝茶时可能对意境没那么多追求，宋人开始把茶上升到生活美学层面；明代开始，人们一定要讲茶的空间，要么是融于自然，在山间林下，要么是在自己家里营造专门的饮茶空间。实现陆象山所说的“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所以展览设计中前面讲备茶方法，后面通过场景讲茶的意趣，讲喝茶时的心性，相对来说是讲人怎么融入茶，茶怎么引导人融入自然，茶怎么和不同群体的人共处在一个和谐的世界里。从中体悟茶道的精髓：和、统、同，思考从扫一屋直至扫天下、烹小鲜而悟治大国之道。在这方面茶与酒表现的“杯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又异曲同工。
张然思：在“茶道尚和”板块中，还呈现了藏于日本京都大德寺的南宋《五百罗汉图》之《备茶图》《吃茶图》，在此我还想岔出去提个问题，展览中并没有提到饮茶与佛家的关系，请问您在这方面有所考虑吗？或者有所研究吗？可否给我们深入讲讲饮茶与佛家的渊源？
王光尧：考虑肯定有。但我对佛教不仅说不上研究，而且是基本上一点也不了解。不过有一句话“茶禅一味”，以我的理解，没有佛教，也会有茶的发展。茶并没有因为佛教而决定它有无，反过来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把茶事和参禅结合在一起，是佛教引入了中国的茶。佛教徒的修行与中国士人追求的茶境、意趣结合，是佛教中国化的表现之一。我们讲佛教华化的时候，不仅仅要看到造像上从薄纱透体到褒衣博带的变化，更要看它的法器，看其经典的转变如何更加符合儒教和中国伦理，看它和我们生活习俗的结合。茶正是我们观察佛教中国化的切入点之一。当然，“天下名山僧占多”，茶大都产在南方山地，佛家弟子自然有得到茶的便利，传说最有名的大红袍茶和佛教徒有关。但我个人认为茶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佛家虽有贡献的，但并非居功至伟、不可替代。茶文化主要是中国文化固有的优秀内容之一，把茶引入佛教只是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
（三）展示与互动
张然思：所以说您是想通过陈列形式将观众带入到与茶相关的文化中来？
王光尧：就是这样。博物馆的展览应该是以可能的最大量的文物，通过不同的线条让观众从中理解、获取自己想获取的内容；而不是把一个美术的线条放在这里，突出展示某一个东西的美与历程。不需要过度强调要关注哪些东西，反而应该让观者顺着线条自己去观察文物，自己去发现历史，在历史中获取自己要获取的内容。
张然思：在“点茶成画”这个板块，通过背板和器物的组合呈现了宋代点茶艺术。对于想要更具体了解点茶的观众来说，策展团队是否考虑使用视频、三维成像或是装置的方式，使观众在展览空间获得沉浸式体验呢？
王光尧：对，我们努力办成一个沉浸式的展览，有制茶、喝茶的一些场景出现。我们拍摄了很多种视频，企图通过各种现代的影视和三维效果，让观众看到更多情形。
张然思：也就是说，本次展览充分考虑到了与观众的互动，那展览设置与观众互动的点是随机性的还是刻意的？或者观众可以因为一个偶然的思考，进入一种交互体验？
王光尧：我们这里面展示说到茶，有哪些点，例如什么时候开始种茶？考古发现最早的茶是什么？有没有传世的老茶？古人怎么喝茶？喝茶时用什么样的器物，有没有改进？喝茶时是否追求一种由场景表现的意境？是否追求一种形而上的感受？历史上最有名的茶人是谁？判断茶人的标准是什么？等等。但凡能发散想到的问题，我们尽可能通过实物和其他展览语言把它们拿来放在这。
张然思：就是说，您在替观众想到尽可能多的点去呈现，以展览语言或文物的呈现去为观众的思考，并且提前预想到观众可能会产生兴趣的点？
“点茶成画”板块说明王光尧：对，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想法肯定不是说能够包罗所有观众的所有问题，但我们尽可能地用现有的文物来更多地提出问题，这种问题又不是一问一答式的。而是把文物展示出来，让观众在不同的线条中看到答案，从而有一种在灯火阑珊处找到伊人的喜悦！观众来参观时候，一般都会预设几个问题或多个问题，会在展览中找到答案，或尽可能多地得到解答，但我想肯定不会是全部，我们没有能力通过展览解答参观者的所有问题，但我们会争取去做好展览。张然思：那么作为一个博物馆人，您认为一个不能找到全部答案，或者说不能让观众知道预期的所有答案的展览，是成功的吗？
王光尧：任何一个展览都有它成功的地方和闪光的亮点，但是所有的展览都不能让所有观众满意、让所有观众解决所有问题。所以说一个展览只要能做到线条明确、主题思想突出、能把想说的问题说明白了，同时在学术层面，展览内容在办展览的历史时期内，能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都算是成功的展览。
张然思：我发现展厅的多个部分都设置了方便观众自行学习的“二维码扫描区域”，您认为针对不同知识层面的观众，这些链接能够达到您所期望的关于茶文化的教育或传播吗？
王光尧：办展览本身就是基于教育或传播知识的目的，这一点是通过欣赏完成。按展览的逻辑来说，展览的语言就三个要素：第一是文物，第二是主题说明（包括单元说明和文物说明），第三则是辅助性的说明即展览中所用的背板。现在的辅助性说明，借助二维码可以在背板文字外多层次地实现，这些是过去技术手段所不能完成的。至于说能不能达到传播的目的，观众来看了，评价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就实现传播了。观众关注到这个展览，来或者不来，或者从网上查到这个展览，从中找自己关注的某一个点，也是达到传播的目的了。但不同人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关注的程度也不一样。
张然思：就是说策展人在设置这些二维码的时候，是尽可能多地把相关知识提供给观众，或者像您说的，尽可能提前想到观众感兴趣的点？
王光尧：是这样，二维码的设置是刚才我说的展览辅助性内容。所谓展览的语言就是文物、主题说明和辅助性说明，三者间是一个组合性说明关系。例如，文物本身的标签，出土墓葬的说明，相关背景知识，这在过去传统的展览中就够了。因为现在有信息化的二维码扫描，可以辅助更多的知识，注入更多的展览以外的链接点，包括展品上游和下游的关联、存在的历史背景等。所以我们是在尽可能把相关的知识点连接起来。
张然思：除了影视频的这种形式，还有可以让观众亲手操作的这样的设计场合吗？
王光尧：在展室内、外的互动的空间里面都有。
张然思：那么您可以具体谈谈给观众的互动空间是怎样设计的吗？
王光尧：互动空间我们初步设计在午门东雁翅楼展厅最南端即展览的第四板块，以及北边的东北崇楼，既可以在里面看到不同的茶和茶具，也能体验到坐着喝茶的方法，还能通过展示了解不同茶、不同的饮茶方法。我们的初衷是定期地讲不同的茶，不同备茶方法，茶的理论和今人研究茶的成果，对茶的发展等等。大家既有知识上的交流，也有备茶、制茶方法的互动。故宫博物院相关单位还准备开辟几个可以体验的茶空间，欢迎大家参与其中。
张然思：就是说一边喝茶一边来学习和体验这样的互动形式？
王光尧：对。因为喝茶的方法有很多，一个地方是讲不清的，所以就希望通过更多场所让观众了解这个展览、了解茶文化。单独开辟茶文化的互动空间是故宫博物院这次“茶·世界”展览实现展场外溢的一个实践，也可以说是一个亮点。
（四）关于展览其他的思考
张然思：在展览最后一个板块“茶香绵长”中，您特别提到了我们今天茶叶的饮用和生产，那么，您希望通过展览带给观众对于当代茶文化怎样的新的理解呢？
“茶韵绵长”单元说明王光尧：千百年的发展使喝茶越来越便利了：从煎茶、点茶、煮茶到泡茶、袋茶，发展茶文化的不仅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茶的种植面积更大，茶的品种更多。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很多地方种茶，南茶北移是科学技术支撑的结果，全世界种茶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希望科学技术的介入，让茶对人体的好处达到极致。通过世界范围内对茶的历史、茶的作用的研究，让茶更好地成为全世界广域文化的内容。我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茶会更多更好更便利于走进人们的生活，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张然思：我发现2023年与茶叶相关的展览比较多，前半年的就有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饮食文化展”中将茶作为传统饮食文化的一部分进行展出；还有国家典籍博物馆的“茶和天下典籍里的茶”，侧重于茶叶相关的著作。故宫博物院此次“茶·世界”展似乎是主题范围最大、囊括历史最长的一个展览，可以请您说说本次展览相较于上述展览不同的特点吗？
王光尧：茶，这么美好的东西，是大自然的赐与和中国古人智慧创造相结合的产物，可以作为中国优秀文化的一个代表，是世界的三大饮品之一。现在有一个契机，在2022年中国的制茶工艺被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习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茶场考察时指出要从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个方面讲好茶。这给我们研究古代文化一个很好的启示和指导：文化是讲传统，把中国古代优秀文化讲好，用现代科学技术让茶更多更好地服务于人民，让茶的产业更大。更大才能更好，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所以，更多人来办茶展览，宣传茶文化是应该的。
我们想办这个展览，屈指算来也有快10年了！到现在才能办成。能办成“茶·世界”展览这不仅得益于故宫博物院领导的支持，也得益于故宫博物院珍藏了大量和茶相关的文物，除器物外，还有大量的书画类的文物、图书和老茶叶，甚至有清代宫廷的茶室建筑，这是故宫博物院办展览时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是第一。第二是我们通过展览关注了茶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明代也好，清代也好，甚至更早的唐宋时期，中国人喝茶，再把茶卖出去。中国以茶影响他国文化的同时，跟茶相关的外来文物也开始进入到中国宫廷，如明末清初来自琉球王国的茶器。到清代，乾隆宫廷里有来自英国的茶器，也有来自俄罗斯宫廷的茶炊等，还有来自琉球王国和日本王国的器物。这些东西都反映着当年茶文化交流的盛况，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展览的亮点。要把一个文物的展览办出很多线条，首先是要有文物支撑，如果没文物全写成文字，那就是一本书，那就不是展览了。展览还是要有物的，和写书不同，让人能看到东西，可以更直观地来解读这些内容。
明唐寅《事茗图》卷展览现场
铜雕花卉纹茶和咖啡用器俄罗斯19世纪中期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张然思：茶与世界的关系的确是近年博物馆比较偏好的主题。比如2021年茶叶博物馆的《绿色黄金——17-19世纪中国和欧洲的海上茶叶贸易》展览，注重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交流；再早如2018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院的“芳名远播：亚洲茶文化”常设展，侧重的是亚洲范围的茶文化。这些展览都关注到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那么“茶·世界”展览对于展现茶叶在中西方交流与贸易上有什么特别之处？王光尧：这次展览第三单元就叫“茶路万里”，讲茶怎么让外国人喜欢上，讲历史上有哪些贸易路线输出茶叶，不同地区“茶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反过来说就是，历史上其他国家地区与中国的互动是什么？“丝绸之路”上的商品流动并不是谁家施舍给另外一家，文明互鉴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共同交流的结果，试图以自己有的东西去易换别人有的东西，以物易物获取能更加美化自己生活的内容，这是人与人交流的本质和原始目的。所以通过“丝绸之路”也好，“茶马古道”也好，不管你讲茶、讲茶马、讲丝绸，都是拿自己优秀于别人的东西出去换钱换物。像茶叶是天生具有这种特性的东西，所以别人就买，中国也不停地在买别人的东西，就是在以物易物的过程中让所有人的生活都更加美好。毫无疑问，茶和丝绸、瓷器一样，代表着当年中国人如何通过自己的智慧和辛劳把这种美推向世界，也有可能是我们主推，也有可能是别人来了买走的，这个无关紧要。美美与共，实现了以茶为美好的世界大同。
“茶路万里”单元说明
“茶路万里”板块展览现场张然思：好像您的意思是说茶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共赢的效果？王光尧：是这样的，所以说美美与共。我们在“茶路万里”里面既讲从原产地从内地往边陲地区走，就是水乳/茶乳交融。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的奶茶、酥油茶等，就是茶与乳交融。茶从中国走出去，在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到欧洲、美洲甚至非洲，他们怎么看待茶和我们怎么理解茶，是不一样的，但全世界关于茶的发音基本上就两种：一种是Tea，来自中国方言的闽南话，另一种是茶、chaaya，来自我们中国官话，都源自中国的茶。所以说历史上把这个东西拿出去，别人也接受了，就是因为茶对人的身体好。我们输出茶叶，然后买回别人家的玻璃器等商品，双方都是在得到美化我们自己生活的物品。
张然思：那么您在展览中是如何体现站在他国角度看待中国茶呢？
王光尧：在展览的“茶路万里”板块，关于俄罗斯人怎么喝茶，英国人怎么喝茶，并没有强调是我们怎么传给别人，而是把他们喝茶的风格放在这里。我们还在同一单元列出“宫廷洋茶风”展出了清朝皇帝使用的来自俄罗斯的器物、来自英国、来自日本、来自琉球等不同国家的茶器，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展示，展现的文化互动。
黑漆描金山水图海棠式盘日本故宫博物院藏
蓝釉描金寿字纹茶具法国故宫博物院藏张然思：所以说它是一种平等的展示和交流互惠，而不是一者强加给另一者，是一种茶传播史的客观呈现。张然思：茶的问题已经问了很多，那么策划定义如此广泛、规模如此宏大的展览，而且在我国最重要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展出，是出于怎样的特殊考虑呢？
王光尧：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展览呢？这也是我做展览多年慢慢思考、发展的一个过程。刚开始我们办一些小的瓷器展，后来因为在景德镇搞考古，发现景德镇御窑场出土的瓷器和故宫传世的瓷器有完全一样的，也有故宫有收藏而景德镇没发现的，还有故宫的藏品中没有而景德镇烧造却没烧好的实验性的产品??我想做一个对比展才好，于是在2002年就和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的江建新先生一起，策划了一个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明代御窑瓷器和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御窑瓷器的对比展。最初还想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拿来，并与南京功臣墓的东西放在一起，实现在明代语境中产、用和赏的多维合一，但有一些难度，最后只能做到把故宫和景德镇的东西放在一起对比了。有一个跳出物的思考，不满足于只展一个小点。同时，因为我们参加了“指南针”课题“中国古代制瓷技术的对外传播和影响”，要把课题成果转化成以龙泉窑青瓷为观察点筹办了“天下龙泉”展。为什么叫“天下龙泉”呢？以龙泉青瓷和全球化为关注点，不仅龙泉青瓷走出去了，而且以13到15世纪为观察点，还可以看到中国瓷器在世界各地影响的深度和远度。海外的消费者虽然买了龙泉瓷器，但他们对龙泉青瓷的认识和中国人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同时别人也在仿龙泉窑瓷器，不会烧瓷器的人用其他材质仿。而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现，我们的瓷器学习了别人的器物造型，也为了当地人的生活方便烧造了当地人专用的一些器物。像越南、泰国等国的窑工不仅仿烧了龙泉青瓷还把产品投向世界市场，这种交流是深远的，不仅仅是卖几个产品，而是包含了广泛的文化互通互鉴，龙泉瓷器只是透视“天下”一个观察点。
但不管怎么说，即便是“天下龙泉”展的观察还是聚焦在瓷器本身。然而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这个时候我就想找一个生活必不可少的点来观察，以它的流变作为主线，纵向观察其几千年的变化，和对生活美学的引领，横切面观察同一个时代世界人民的生活与我们的聚焦点表现出的不同。也就是观察一个点，看看历史上几千年的变化，同一个断面上不同区域有哪些差别，怎么去互相影响，怎么传播，怎么共同发展？最后就发现“茶”太切合这个点，能不能办一个茶的展览呢？茶又是我们常说的是生活的必需品，是世界性的饮料，现在世界上三大健康饮料之一。茶是中国人贡献给世界人民最好的内容之一，所以我们能不能把有关茶的物放在一起办这个展览，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关注的点。
作生活的必需品，不仅汉族饮茶，其他民族生活也离不开茶，要不是怎么会有“茶马贸易”和中央王朝的以茶治边呢。不光中国人喝茶，外国人也喝茶，人们太关注茶了，都需要茶，于是就想以茶为关注点，看至少6000年之内其在中国的一个变化情况：喝茶引起的哪些变化？影响了国家军事政治哪些内容？人民的生活和审美习俗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它在世界传播的一个情况，不同时期的传播的情况，对于世界产生了哪些深入的影响？现在能不能抛弃茶？以后又会如何发展？所以就想抓住“茶”。
张然思：不能抛弃茶，就是说茶很符合您刚才说的想要的一个点——一个日常生活的点，切入整个纵向的世界史，并产生一个丰满的横切面这样的条件？
王光尧：对，是这个意思。
张然思：那么进入到本次访谈的最后一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按理是属于第二部分的，但我还是想把它留在最后，请问本次展线设计的亮点是什么呢？
王光尧：展览团队在形式设计上尽了最大努力。如果我们在展室里面不能体现美的茶饮空间，是我们的失败。如果我们要办成一个一个小的茶饮空间，也是我们的失败，等于我们开了一大堆小茶馆。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展览通过形式设计，通过空间的分割，通过文物的摆放，让观众既能看到每一个空间的美，又能看到一个历史的贯穿和美的演变，一个美的、协和的、茶文化发展、传播历程。以茶为代表的，在展示空间突出美的发展与转变，这就是本次展线设计的一大亮点。
此外，我们希望通过展览，既让观众看到茶的历史，看到茶的形，也能闻到茶的味，甚至你可以去摸一摸茶叶，闻一闻它的香。具有真实性和体验感。文物展览向来都给人以冷冰冰的面孔，隔着玻璃，而我们这一次看文物，你去观察文物美的同时，还有现代茶叶让你去闻，感受不同茶叶的不同香味，你甚至可以在展室里面捏一点、嗅一下，没问题。在展室之外的互致动空间，还可以喝到茶，体验历史上不同的备茶方法，通过视频了解制茶的过程。
我们展览结语的最后三个字是“喫茶去”，是闽南方言，意思就是“吃茶去”！这一方面是想突出闽南方言的人群在茶文化走向世界过程中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想带动观者一起去喝茶、去亲自体验。扫一下这三个字旁边二维码，既可以到故宫博物院为配合这次展览开创的多个茶空间去互动，又可以真正地品味不同的茶，参与到体验茶文化和发展茶文化的行列之中。
最后，谢谢你的采访。
（本文作者单位：张然思，英国约克大学文学硕士；王光尧，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图片摄影：王琎；原标题为《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茶文化——“茶·世界”展览策展访谈》，全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9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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