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太平时代(公元805年——824年)，遣唐使中的日本高僧最澄和尚，将中国的茶树带回日本，镰仓时代(公元1211年——1332年)禅僧荣西在中国学到了茶的加工方法，还将优质的茶树带回日本传播，他于公元1211年写成了日本第一部饮茶专著《吃茶养生记》。
并认为饮茶可以清心、静心、脱俗、明心、明目、长寿、快乐、使人品行雅致高尚。书中称茶为“上天之恩赐、养生至仙药、延年之妙药”。在日本禅僧荣西被称为“茶祖”，而他也明确的指出：茶是由中国引进并延续下来的。
1、专家们发现在日本的一次性原始森林中没有野生茶的存在，野生茶大都生长在已经垦荒过的二次性原始林，也没有喝茶的习惯。自从奈良时代的遣唐使们把茶叶带回日本之后，茶这种饮料就在日本生根发芽了。
2、日本尚存的特殊饮茶方式与倭寇活动有关。如饮用紧压茶的只有紧靠中国的九州沿海之地香川县的琴平村等分散村落的人，无倭寇出没的地方一般无饮茶习惯。
3、日本野生茶与日本栽培茶在茶性上的一致说明日本野生茶源自中国。据日本著名植物学家桥本实先生的实地调查以及对日本茶树的形、叶、花、果实、遗传基因的科学分析，日本的野生茶及栽培茶均须上溯至中国的皋芦种。这一科学的鉴定成为否定日本“茶自生”这一说法的最重要的依据。中国是日本茶和日本茶道的故乡。
日本乡村的某些生活习性，农业用具和摆设都很有中国云南的风味，曾有人说日本的原住民是来自云南。最近日本科学家发现，日本原本没有水稻，原稻种也来自于云南，这些情况已被科学界证实。
公元806年相应制茶工具及茶叶的蒸、捣、烘、焙的技术也相继传入。在当时的日本饮茶被视为一种时尚，上至朝野、下至平民，都将饮茶看成是很美好的享受。后来茶道的兴起，以致成为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茶文化来自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习俗，而日本则恰恰相反。饮茶文化是自上而下，逐步在平民大众中普及的。茶道被当作一种高雅的先进文化而局限在皇室贵族内，内容与形式都极力模仿中国大唐时期。自镰仓时代开始，在思想上受到《吃茶养生记》的影响，将茶尊奉为灵丹妙药，精神上的快乐之源。使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茶叶种植高速发展为茶走入平民创造有利条件，饮茶活动以寺院为中心开始逐渐散射到民间。
日本茶道也是来源于中国，室町时代(公元1446年——1471年)，畿内的茶农为了对茶叶进行评级举行品茶会，并将原中国引进的茶道，礼仪进一步发展。斗茶是他们所崇拜的大国——中国所曾流行的游戏，当时中国对他们来说也是个谜，充满着神奇的色彩和魅力。“斗茶”成为茶文化的主流，形成了各式各样的茶室，给茶道的形成创造了稳定的室内空间。这种房间称为书院式建筑，茶会就称为“书院茶”。书院茶完成了将外来的大唐文化与日本文化相结合的任务，并且基本确立了现代日本茶道的斗茶程序。斗茶用的茶碗起源地是中国的邯郸市彭城磁州窑。有些茶具也源于中国功夫茶具。用水讲究“活火熟烫”。日本茶道礼节规制严谨、细腻至极、但缺乏一种宽容的态度，气势上少了一点大度。
茶在传入日本的时候，是作为一种文化，一种艺术。品茶在日本人的脑海中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导致了日本茶道艺术的产生。
来源：普洱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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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流传广泛的圆悟手书“茶禅一味”之说是查无实据的臆测，被日本奉为国宝的圆悟印可状和一休授予珠光的圆悟法语两幅墨迹往往被人混为一谈，“茶禅一味”在日本确立后先后两次传入中国，现在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概念，但纠正茶文化领域的错误认识也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茶禅一味 圆悟克勤 墨迹 一休宗纯 村田珠
一、圆悟手书“茶禅一味”之说查无实据
我国茶文化研究者中有人认为“茶禅一味”最早的资料是宋代禅门巨匠圆悟克勤的手书真迹。如丁文在其论文《论“茶禅一味”》中说：“‘茶禅一味’，其说源于宋代，系禅僧圆悟克勤手书赠送参学的日本弟子的四字真诀。(1)”再如江静、吴玲编著的《茶道》也说：“‘茶禅一味’的说法最早是由我国宋代著名禅师圆悟克勤(1063-1135)提出的。据说，克勤曾手书‘茶禅一味’四字真诀，赠予高徒虎丘绍隆。(2)”杭州作家王旭峰也说：“宋代有个叫圆悟克勤的禅师，手写‘茶禅一味’于日本弟子，回国时翻船，装在竹筒中的字幅儿辗转到了一休大师手中，据说一休以此得道。这四个字便成了镇寺之宝，至今仍收藏在日本京都大德寺里。(3)”三者都断定圆悟克勤曾手书“茶禅一味”四字真诀，不同的是有的说这四字真诀是赠给日本弟子的，有的说是赠与中国弟子虎丘绍隆(1077-1136)的。
显然，赠送给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圆悟克勤究竟是否手书过“茶禅一味”的四字真诀?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人们至今未能出示圆悟克勤手书过这四字真诀的史料证据。不仅如此，我们在圆悟克勤的《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以及圆悟弟子虎丘紹隆编录的《圆悟佛果禅师语录》、《佛果克勤禅师心要》等史料中也没有发现圆悟克勤的有关茶禅关系的言辞。圆悟克勤禅师是中国禅林的一代宗师(图1)，著有“宗门第一书”《碧岩录》，在佛教界有着崇高的地位，但要断定“茶禅一味”出自圆悟之手，是必须具备可靠的相关史料的，不能仅仅凭他的禅学建树和地方饮茶习惯进行主观臆测。
其实，在汉语里，“茶禅”或“禅茶”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才被作为一个固定词语而广泛使用。据学者研究，我国古代将“茶”和“禅”二字组合起来，构成“茶禅”或“禅茶”一词的文献资料，最早出现于清代。有人通过《四库全书》和佛教典籍的电子检索，发现中国古代并不存在“茶禅”或“禅茶”这样的概念，至少不是一个重要概念(4)。
不仅是古代，即使在1990年代之前，“茶禅”或“禅茶”也是几乎无人使用的词语。1990年，葛兆光在《读书》杂志发表《茶禅闲话》一文时说：“古人以禅意入诗入画，尝有‘禅诗’、‘禅画’之称，似无‘茶禅’之名，”于是便自己杜撰了“茶禅”一词用于文章的题目(5)。翌年，葛先生又在《读书》发表《茶禅续语》，说“自家不识金镶玉，大言不惭以为‘茶禅’是可以抢个专利证的杜撰，谁料无意中读一书，云克勤禅师赠日本僧珠光语中便有‘茶禅一味’，今尚藏于日本奈良寺中，不觉脸皮无光，只得连叫‘苦也苦也’。(6)”葛先生给自己的文章起了个名叫《茶禅闲话》，以为自己杜撰“茶禅”一词，有首创之功，可以拿个“专利”，没想到某书写着“茶禅一味”语出圆悟克勤之事，顿觉脸上无光，叫苦不迭。
我们无意考究葛先生是从哪本书上得知“茶禅一味”语出圆悟克勤的，我们想说的是，博识如葛公尚且不知有“茶禅”一词，可见至迟到1900年代初，该词在现代汉语中尚未成为一个习用的词语，更不用说“茶禅一味”了。大概由于这样的原因，1992年5月上海文化出版社的陈宗懋主编的茶文化词典《中国茶经》中没有“茶禅”、“禅茶”和“茶禅一味”之类的词条。不仅如此，2002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朱世英等主编《中国茶文化大辞典》也没有“茶禅一味”的词条。
国内学者早已有人对圆悟手书“茶禅一味”的说法提出过质疑。例如，在2007年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茶事通义》中，陈香白指出：“笔者查阅了《大藏经》等相关资料，尤其是《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并翻遍《中日高僧书法集》(江苏美术出版社1990年7月版)均找不到‘茶禅一味’出自圆悟克勤之证据。(7)”可惜的是，这样学术态度严谨的质疑没有被很多人接受，认为“茶禅一味”出自圆悟克勤之手的臆说至今依然在我国茶文化领域十分流行。
二、海上漂流的圆悟印可状
江静、吴玲的《茶道》还说：“这四字真迹后来被来华的日本僧人携带回国，临抵海岸之际，风急浪高，船体粉碎，所幸四字真迹已经漆制装裱，未被海浪吞没，漂至岸边，为人拾起，最终辗转传至一休宗纯手中，成为日本代代相传的国宝。(8)”靳飞《茶禅一味——日本的茶道文化》一书也说：一休“他能把自己老师华叟宗昙的印可状烧掉，但却精心保存着圆悟的一幅墨迹，可见其对圆悟的尊敬。后来一休把这幅墨迹传给茶道开山祖村田珠光。由珠光下传，此墨迹遂成茶道重宝。可惜的是，在流传中有半幅被人截走后神秘失踪了，余下的半幅今藏于东京的国立博物馆，更被列作国宝。(9)”这不符合事实。
遭遇风浪漂流海中的圆悟墨迹，既不是“茶禅一味”的四字真诀，也和一休宗纯没有任何关系。根据相关资料我们知道，经历过海上漂流最后被定为国宝的圆悟墨迹是宋宣和六年(1124)十二月圆悟写给其弟子虎丘紹隆的印可状，日本茶道界称之为“流れ圜悟”，意思是“经过漂流的圆悟墨迹”。因为是圆悟给紹隆的印可状，我们不妨称之为“圆悟印可状”。据传，一名叫尧甫的僧人在萨摩(现鹿儿岛县)的坊之津海边捡到了装在桐木筒里的这幅印可状，后献给大德寺大仙院的古岳宗亘(1465-1548)，成为大仙院的“什物”。所谓“什物”，是指“个人不能随意处理的寺院所有之物”，也就是说这“流れ圜悟”成了大仙院的庙产，物权不归私人所有。后来，大概由于享德2年(1543)的火灾和应仁之乱(1467-1477)给大德寺造成了巨大损失，需要复兴的资金，天正8年(1580)前后，大仙院将其卖给了堺市富商·茶人谷宗临(1532-1601)。宗临的儿子宗卓又把这印可状裁剪为两半，把后半幅卖给了仙台藩主伊达政宗(1567-1636)。剩下的前半幅后归祥云寺所有。位于堺市的祥云寺是谷氏家族的“菩提寺”，即供奉谷氏族祖先的寺院，应该说是檀越对祖庙的捐赠吧。文化元年(1804)，这半幅墨迹又转而为大名茶人松平不昧(1751-1818)收藏，成为松平家祖传的宝物。1938年，松平家族将其捐赠给帝室博物馆，而原先卖给伊达政宗的后半幅至今下落不明。
帝室博物馆即现在的东京国立博物馆，因此，现存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圆悟克勤墨迹，即“流れ圜悟”，只有前半幅19行字。纸本墨书，尺寸为43.9×51.4厘米，因为是现存最古的圆悟克勤墨迹，昭和26年(1951)被定为国宝(图2)。虽然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人对这半幅“流れ圜悟”的真伪提出过质疑(10)，但至今依然没有动摇其“国宝”的地位(11)。
(图注：圆悟印可状(选自京都国立博物馆《日本人和茶》)
圆悟克勤的这幅印可状，原文见于《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四和《佛果克勤禅师心要》卷上，全文约900字，只有“赵州吃茶去”一句中有个“茶”字，此外没有一个“禅”字，更不用说“茶禅一味”了。可见，所谓“茶禅一味”四字真诀经海上漂流或被裁剪为两半最后被定为国宝的说法，不能不说是某些人根据一鳞半爪的信息而主观杜撰的动人故事。
三、一休授予珠光的圆悟法语
再说一休宗纯授予村田珠光的圆悟墨迹。在日本茶道界，通常把一休授予珠光的圆悟墨迹特称为“圜悟の墨跡”，以区别于上文所述之“流れ圜悟”。“圜悟の墨跡”是宋建炎二年(1128)二月，圆悟克勤写给虎丘绍隆的法语，为行文方便，我们暂且把称作“圆悟法语”。
现存的“圆悟法语”，纸本墨书，长61.2厘米，宽29.7厘米。现藏畠山纪念馆，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图3)。原文收录于《佛果克勤禅师心要》卷上《示开圣隆长老》，全文347字，内容是回忆师徒之谊，赞赏紹隆才干，勉励禅途精进之类，与禅茶无涉。
(图注：圆悟法语(选自京都国立博物馆《日本人和茶》)
关于这幅“圆悟法语”，千利休的弟子山上宗二《山上宗二记》有所记载，文中说：“又有用禅宗之墨迹于茶汤者，是珠光得圆悟之墨迹于(一)休和尚，以是为一种(饰物)而乐。(12)”又云“圆悟墨迹一幅，……是昔珠光得赐于一休和尚之墨迹也。(13)”另《宗湛日记》也说：“所谓圆悟墨迹，乃珠光得之于一休而装裱者也。(14)”据此，日本茶道史家一般都认为，村田珠光曾从一休宗纯获得过圆悟克勤的墨迹这一历史事实是基本可信的。
被称为日本茶道开祖的村田珠光(1422-1503)11岁出家入奈良称名寺为僧，因怠慢寺役而被逐出寺院，过着四处流浪的生活。19岁时进入位于现京都府田边市酬恩庵成为一休宗纯的弟子。酬恩庵即现在的一休庵，是大德寺的“末寺”，属临济宗。珠光师从一休修禅，悟出“佛法就在茶汤里”的真谛，一休以圆悟墨迹作为印可状授予村田珠光。珠光将其挂在茶室。《山上宗二记·墨迹》认为此举为“挂墨迹之初也。”，说明开茶室挂禅僧墨迹之先河者为村田珠光。之后，随着日本茶人和禅宗寺院关系的日益密切，茶式挂禅僧墨迹的做法逐渐成为惯例，成为茶会的点睛之物。
挂于壁龛的字画在日本被称为“挂物”，而把茶室里挂的字画特称为“茶挂”。茶室里挂字画，并非单纯为了装饰点缀，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些字画表现茶会主题，统合主客心境，被视为“一座建立”、“一期一会”的“本尊”，是茶会最要紧的物件。日本茶道圣典《南坊录》云：“无若挂物之第一道具者，乃客、亭主共茶汤三昧，一心得道之物也，以墨迹为第一。敬其文句之心，赏玩笔者之道人、祖师之德也。(15)”说明茶会以“挂物”为第一，“挂物”以“墨迹”为第一。而日本茶道界所称的“墨迹”，主要是指禅僧，尤其是临济宗禅僧的墨宝。从这个意义上说，圆悟墨迹在日本茶道史上是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的。
堀江知彦《茶挂之书》提出了作为“茶挂”的四个条件：一、能表现“侘び”“寂び”境界;二、能让人明显地感觉到季节感;三、具有禅意;四、传承路径明确(16)。从传承途径来说，这幅圆悟墨迹也是传承有序，曾辗转于名流大亨之间。珠光去世之后，珠光的养子村田宗珠继承了这幅墨迹，后经武野绍鸥、千利休、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之手，无一不是声名显赫之人，因此，这幅圆悟墨迹自古以来被视为日本茶道的顶级“茶挂”。
四、“茶禅一味”在日本的确立
我们有必要简述一下“茶禅一味”在日本的确立过程。日本在早在16世纪就有反映茶禅一味思想的资料，但“茶禅一味”作为一个语词的确立却是上个世纪的事。
临济宗禅僧大休宗休(1468-1549)语录《见桃录》引松源和尚诗句“茶兼禅味可”(17)，被认为是“茶禅一味”的萌芽。堺市南宗寺开山大林宗套(1480-1568)在武野绍鸥的肖像上所题诗中亦有“料知茶味同禅味”的句子，表达了茶禅同味的认识。记录千利休孙子千宗旦(1578-1658)茶语的《禅茶录》曾被改为《宗旦遗书茶禅同一味》、《茶禅同一味》等书名流布坊间，茶禅一味的概念进一步明确。1905年，大日本茶道学会创始人田中仙樵出版了《茶禅一味》一书，被认为是“茶禅一味”始见于文字的首例，标志着“茶禅一味”概念的确立。
但是，“茶禅一味”并没有很快成为一个社会习用词语(日语称为“熟語”)，笔者查阅手头的辞典发现，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在日本出版的相当于我国的《辞海》规模的大型国语辞典，例如小学馆的《新版·言林》(1963年)、岩波书店的《广辞苑》第二版补定版(1975年)、小学馆的《国语大词典》(1981年)中均未出现“茶禅一味”，而只有“茶禅一致”一词。说明那个时代在日本社会习用的是“茶禅一致”，而非“茶禅一味”。
1988年三省堂出版了松村明编《大辞林》，其中的词条仍为“茶禅一致”，但在词义解释之后列出了同义语“茶禅一味”。三省堂的《辞林21》(1993年)也是如此。可见，大约在1980年代中后期，“茶禅一味”一词才开始成为日本社会习用的四字格习语(日语称为“四字熟语”)。在此之前，也许主要在茶界或禅界使用。例如， 1956年日本出版的桑田忠亲编《茶道辞典》(东京堂出版)、1975年出版的井口海仙等主编的彩色版《原色茶道大辞典》(淡交社)，均有“茶禅一味”词条，而没有“茶禅一致”。后来，作为茶界和禅界用语的“茶禅一味”，随着日本经济增长，习茶修禅人口不断增加而逐渐渗透到社会民众之间，最后定格成为一般民众熟知的四字格习语。
五、“茶禅一味”传入中国
“茶禅一味”作为四字格习语传入中国应该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1937年，日本大东出版社出版了医学博士诸冈存的《茶とその文化》一书，书中有一节专门讨论了茶和佛教，尤其是和禅宗的关系，并用“茶禅一味”和“茶佛一味”来说明茶和禅宗以及佛教的密切关系。1939年12月，诸冈存的《茶とその文化》的中文编译本由浙江省油茶棉丝管理处茶叶出版部作为《茶叶丛刊第一种》出版发行，题为《茶与文化》，编译者吕叔达。原书共有两处“茶禅一味”，中文编译版删除了一处。但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知道的最早出现“茶禅一味”的中文资料吧。
大概是由于吕叔达编译的《茶与文化》是浙江省茶叶行业的出版物的缘故吧，该书并未在社会上产生多大的影响。“茶禅一味”第二次传入中国便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的事了。
众所周知，我国的茶文化热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百废俱兴，经济热独占鳌头，文化热不甘落后，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了当时文化发展的抓手，时代潮流滚滚，泥沙俱下在所难免。就茶文化角度而言，1977年，台湾民俗学会理事长娄子匡等人提倡弘扬茶文化，在“茶道”和“茶艺”的用语选择上引起了争论。为了避免和日本茶道的混淆，人们选择了“茶艺”作为代表中国茶文化的概念，形成了中国茶艺、韩国茶礼和日本茶道等反映东亚三国不同茶文化特质的三个概念，为大陆的茶文化热增添了助力。与此同时，我国茶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对邻国日本、韩国的茶文化的关注也与日俱增，各种译介邻国茶文化的专著和文章不断问世，“茶禅一味”亦随之见诸各种书刊，成为人们谈茶说禅时津津乐道的一个概念。
但浮躁的时代难免因浮躁而产生的各种问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当时我国茶文化研究者对日本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因此，在1980年代，有人会把“南浦绍明”当作南浦和绍明，认为是两个人;也有人把“堺”翻译成“边境”，不知道“堺”是日本的一个地名。关于中日茶文化交流历史的知识，当时也大多是通过日文资料获得的，但由于资料欠缺、读解能力、治学态度等诸多原因，造成了这样那样的知识性错误。圆悟克勤手书“茶禅一味”的臆说，以及混淆“圆悟印可状”和“圆悟法语”的错误应该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正如我国经济经过迅猛发展其以后，现在已经步入了稳步发展的新常态那样，我国的茶文化研究也应该由快速发展而转为扎实、严谨的阶段，逐渐纠正茶文化领域的一些广为流传、以讹传讹的错误观念和错误知识，已是茶文化研究者的当务之急。愿和全国茶文化研究者共同努力。
【摘自2017年《吃茶去》杂志(总第67期);作者：曹建南(上海)，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专家)】
参考资料
(1)郭天成主编《上海国际茶文化节论文选集(1994-1997)》，上海国际茶文化节组织委员会，1984年，第78页。
(2)江静、吴玲编著《茶道》(《日本文化丛书》第一辑)，杭州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3)王旭峰《爱茶者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4)宣方《茶禅一味：传说、历史与现实》，沈立江主编《盛世兴茶——第十三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精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5)陈平原、凌云岚编《茶人茶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65页。
(6)同注(5)，第72页。
(7)陈香白《茶禅一味》，竺济发编《茶禅东传宁波缘——第五届世界禅茶交流大会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第18页。
(8)同注(2)
(9)靳飞《茶禅一味——日本的茶道文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91页。
(10)千宗左等监修《新修茶道全集》卷二《器物篇上》，春秋社，昭和30年，第43页。
(11)《千利休ー‘侘び’の創造者》(別冊太陽ー日本のこころ155)，平凡社，2008年，第47页。
(12)林屋辰三郎等编注《日本的茶书(1)》(东洋文库201)，平凡社，昭和46年，第141页。
(13)同注(12)，第189页。
(14)熊仓功夫《茶の湯歴史ー千利休まで》(朝日选书404)，朝日新闻社，1990年，第106页。
(15)中村直胜《茶道圣典·南坊录》，浪速社，昭和43年，第115页。
(16)堀江知彦《茶掛けの書》(东方选书13)，东京书籍株式会社，昭和52年，第9页。
(17)松源和尚，有人认为是宋代禅僧松源崇岳(1132-1202)，但查《松源崇岳禅师语录》无此句，待考。
到日本旧庄园吃茶去
——记大阪府吹田市三个旧庄园的茶文化活动
“庄屋”是日本江户时代农村的末端 行政长官，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村官;而统管若干个村落的地区长官则曰“大庄屋”。日本各地有许多由江户时代的“庄屋”和“大庄屋”们所营造的豪宅大院，现在被作为传承历史文化的旧庄园向市民开放，让人们在领略传统园林建筑的营造技术的同时，也体会古代庄园主们的生活情趣。这些旧庄园大多建有专用茶室，经常举行面向广大市民的茶会等各种文化活动，成为市民亲近传统文化，提高知识修养的一个重要平台。本文拟介绍大阪府吹田市的三个旧庄园的茶文化活动，以期为我国振兴茶文化运动提供参考。
一、中西大庄园的饮茶情趣
位于吹田市岸边4丁目的中西家大庄园初建于1826年。当时的大学者、汉诗人广赖旭庄曾赞叹说：“其宅华丽，殆类侯居。”意谓庄园之豪华，堪与诸侯的豪宅媲美。中西家历代在江户时代担任本地的“庄屋” 和“大庄屋”， 历代主人都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而且喜欢结交文人墨客，因此，中西大庄园又有“文人墨客迎宾馆”之雅称。 宅院为日本园林式建筑，院内花木错落有致，四季常青，季季开花。曲径蜿蜒，移步换景，再加上枯山水、石灯笼，和木结构的传统日本民居相映成趣，宅院的布局就颇有些禅意。中西家大庄园中有7栋建筑被登录为国家级“登录有形文化财”， 2007年，中西家族把整个庄园约3300多平方米，包括家具、字画、陶瓷，以及文书资料等全部捐赠给吹田市，现由吹田市博物馆管理运营，向市民开放。
(图注：中西大庄园的茶室“喜雨斋”)
喜欢结交文人墨客的中西大庄园的历代主人有爱好“煎茶”的饮茶情趣。所谓“煎茶”，就是我们说的散茶瀹饮法，是区别于“抹茶”的一个概念。据说，隐元禅师把“煎茶”传入日本后，很快就在日本文人墨客中间传播开来，并形成了日本的煎茶道。中西大庄园主屋起居间门楣上挂着由日本煎茶道中兴之主高游外(1675-1763)题词的匾额，主屋内的小茶室的拱形门上方是赵州法语“吃茶去”三字，不难想象旧时文人墨客在此煎茶清谈的雅兴。
2012年春，吹田市博物馆举行的中西大庄园书画陶瓷名品展中成套的煎茶道具，更突出地反映了庄园主人的饮茶情趣和对中国文化的憧憬。青花的凉炉上画着中国的婴戏图，中国的白泥汤罐、中国的白瓷茶盅、景德镇的双菱形青花山水图茶巾盒。还有一个宜兴紫砂壶，朱泥提梁，壶身彩绘梅花，壶肩镌白字：“水流花自放”，落款为“孟臣”。 日本煎茶道就是在崇尚中国文化的文人墨客的追捧下，在庄园里发展起来的，中西大庄园只是其中的一例而已。
当然，庄园内还有名为 “喜雨庵”的草庵茶室，展品中也有“乐茶碗”、“高丽茶碗”等抹茶道具，说明庄园主也有抹茶的爱好。
二、西尾庄园的秋季大茶会
西尾庄园是武家庄园，日式园林建筑和中西大庄园大同小异，但饮茶情趣似乎有很大的区别。日本的抹茶道是在武家之间流行起来的，因此，作为武家庄园的西尾庄园表现出较浓厚的武家茶道的气息。 “积翠庵”是模仿京都薮内流的茶室“燕庵”和“云脚”而建造的。因为薮内流的武家风格和点茶礼法的男性阳刚特点，符合武家出身的西尾庄园主的性格。另外，主屋部还有一个名为“味味庵”的茶室和一个“二叠台目”的小茶室。均设有地炉，充分体现了庄园主人爱好抹茶的倾向。
(图注：西尾庄园的秋季茶会)
西尾庄园于2009年被认定为国家级“重要文化财”，捐赠给吹田市后，被称为“吹田文化创造交流馆”，每年举行美术、音乐、茶道等各种文化活动。单就茶道而言，一年有4次在“味味庵”举行的定期茶会，分别由薮内流、里千家流、表千家流执掌点茶礼法。春秋两季还各有一次大茶会。除此之外，平时还开办茶道教室，为市民学习茶道提供方便。
前不久在西尾庄园举行了2012年的秋季大茶会。秋季大茶会面向广大市民，参加的人数较多，因此，茶会没有在“积翠庵”、“味味庵”这样的虽然正规但空间狭小的茶室举行，而是利用了被称为“贵人厅”的大房间。榻榻米的和式房间给人素净雅洁的直感，壁龛中的挂轴上写着“清秋竹露深”，壁龛前的绛红色竹编插花器的花草透着深秋的气息，风炉上的茶釜里腾着热气。
一群身穿和服的女子依次就坐后，称为“御手前”的点茶师开始点茶。点茶师身后的“席主”，即本次茶席的主人向来客介绍挂轴上汉文辞句的意思、插花的种类及其含义。点茶师全神贯注，专心点茶，一招一式，一丝不苟;席主轻声慢语，认真讲解，逐字逐句，浅显易懂。原来这些身穿和服的年轻女性也都是茶道中的“菜鸟”。每人一个甜点、每人一碗抹茶，都必须在向左右邻座鞠躬致意后才能享用。一次茶会不知道要鞠多少次躬。市民茶会也是年轻人训练礼仪规范的“道场”。
三、滨屋敷的烛光茶会
“滨屋敷”是江户时代吹田村“庄屋”的豪宅，“滨”是地名，“屋敷”即“宅院”的意思。“滨屋敷”是市民对这座旧庄园的爱称。捐赠给吹田市后，2003年6月起被改造为吹田历史文化创意中心，成为市民文化活动的一个场所。
虽然是传统的庄园建筑，但吹田市在利用旧庄园为现代文化艺术服务的创意还是挺值得赞赏的。庄园里原有的三个仓库，一个被作为多目的活动室使用，市民可以在这里举行文化讲演会、公司研修会、员工亲睦会等各种活动;一个被改造为画廊兼音乐室，配备必要的灯光和音响设备，让音乐、美术的艺术家们可以在这里施展自己的才华。还有一个仓库成了吹田发展史资料陈列室，让人们回顾吹田作为船运和陆路交通要道曾经辉煌的历史。滨屋敷没有专用的茶室，每年举行的茶会次数不多，但主管人员设法利用该庄园的结构特点开展各种形式的茶文化活动。重阳节的烛光茶会就是其中较有特色的茶事活动之一。
10月23日，作为欢度重阳的一项文化活动，滨屋敷举行了雅乐演奏会和烛光茶会。雅乐演奏从下午3点半开始。阴霾蔽日的庭院中，回荡着呜呜然丝竹之音，如泣如诉，把人带进了一种莫可名状的幽玄境地。据介绍，演奏的曲目之一《越天乐》，原是汉文帝作曲，传入日本后经过改编，现在主要在结婚等传统仪式上演奏。担任演奏的旭都雅乐会是由爱好雅乐的市民组织起来的志愿者团体，配合社区或企业的文化活动巡回演出，让古老的宫廷音乐为现代市民的文化休闲提供服务。
(图注：滨屋敷的烛光茶会)
傍晚5点，点起了篝火和蜡烛，活动转入重阳赏月茶会。可能有人会对“重阳赏月”感到奇怪，但日本人自古就有9月13日赏月的习俗，9月9日在日本原本是“秋祭之日”，全国各地有举行秋报祭祀仪式的风俗。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城市居民往往把两者合并在一起举行活动，滨屋敷的 重阳赏月茶会就是结合了传统的重阳和赏月习俗的一次茶事活动。
茶会有煎茶和抹茶两个项目。先在庭院里举行煎茶“野点”。所谓 “野点”，就是在屋外的草坪上举行的茶会活动。铺着红毡的点茶台上摆着青花茶具，茶道师有条不紊地摆弄着各种茶具。台下摆着柿子、栗子等，竹篮里的南瓜、丝瓜探出半个“脑袋”，和左侧的大盆杭白菊一起显示着晚秋的气息，也隐约地透露着茶会所蕴含的古老的秋报习俗的信息。
转眼间已是暮色苍茫。燃烧着的松明不时发出噼啪噼啪的爆裂声，点茶台上的红蜡烛在微风中摇曳，烛光茶会渐入佳境。由煎茶道方圆流的茶师沏的玉露茶被送到客席，客人们端起小茶盅徐徐品饮，啧啧称赞。煎茶道的席间氛围和抹茶道有所不同，比较轻松随和，不那么一本正经。市民茶会尤其如此。煎茶“野点”结束后继续在主屋的和式房间举行抹茶会。茶会过程，略如前述，恕不重复。
利用旧庄园开展茶文化活动，不仅为广大市民提供了文化休闲的平台，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茶文化活动，市民们还能训练礼仪规范，增长书画、陶瓷、民俗、历史、文学以及其他和茶文化相关的各种知识，陶冶性情，提高素质，促进社会和谐。这是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摘自2013年第1期《吃茶去》杂志;作者：曹建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