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野生大茶树

真相到底如何？今天这篇文章，陆离就再来和茶友们聊聊，那些最容易被误解的古树茶基础概念。

古茶树的那些“曾用名”

从一开始的老树、“野生茶”；到乔木大树，千年古树；再到如今的高杆，茶王树...从普洱茶内地复兴时起，乔木大叶种茶树在商业上的概念就在不断细分。

其实，这些都是不同时代背景下，行业内对树龄较长的乔木大古树茶的一种称呼，换句话说，这种分类与植物学定义无关，只是业内的一种商品概念。

古树茶的这些曾用名中，也有一些需要纠正的地方，比如古树茶、乔木大树，茶和台地茶，其实都是以乔木大叶种茶树的鲜叶制作出的茶叶。

再比如06年以前流行的“野生茶”概念，如今却很少听说，这是为了避免概念混淆，植物学中还有一个名字很像野生茶，但却无法食用的树种——野生茶树。

野生茶树的树龄普遍较大，哀牢山干家寨的野生古茶园内，就有两株2500年树龄以上的野生古茶树，但这些茶树无法食用，和我们熟知的古树茶是两个概念。

这是因为野生大茶树的叶片和茶果都是野生的，在内含物质与外观形态上，与可饮用茶叶都大相径庭，而且大多具有毒性，误食后会导致诸多不适。

这些无法食用的野生大茶树，需要先演化成“过渡型茶树”，再经过漫长的驯化，才能演化成人工栽培型茶树，这才是我们最熟悉的“古树茶”来源。

布朗族，哈尼族等民族也世代传承着“将野茶驯化成家茶”的秘方，相传这种方法是茶祖“帕哎冷”在“芒景汪弄翁发”（释义为大布朗中心）时发明的。

具体方法也很简单，将野生茶的枝干全部砍断，之后一直火焚三年，并将烧尽后的草木灰制成灰肥，施在茶树的根部，等到这棵茶树发芽后就完成初步驯化了。

依靠着这种朴素的办法，勤劳的茶山先民们驯化了数以万计的野生茶树，这才有了各座茶山上的万亩古茶园，才有了如今茶农们赖以为生的茶树资源。

百年树龄以上的矮乔木

古茶树的一个本质特征是乔木，定义为由根部发生独立的主干，树干和树冠有明显区分，树高6米至数十米的木本植物，这是现代植物学所规定的属性。

而乔木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四个等级，即树高6~10米的小乔，树高11~20米的中乔，树高21~30米的大乔，以及树高31米以上的伟乔。

要注意的是，大叶种茶树生长缓慢，密度较大，因此在高度上远不如同年份的普通乔木，多为小乔，景迈山甚至还有很多6米以下的百年古茶树，可称为亚乔。

这些古树茶虽然个头不高，但活力惊人，往往能自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链，不需要施肥打药，也无惧病虫害，最让人赞叹的，是它们动辄上百年的漫长树龄。

关于古树茶的树龄界定，有说100年，有说50年，还有观点认为100年到300年的茶只能算“大树”；而只有三百年以上的大茶树，才有资格称为“古树”。

其实在云南茶树栽种史上，除了茶山先民连续种植数千年的古茶园外，现存的大多数古树茶种植史，还要追溯到明清两代的移民政策。

明初洪武年间，明朝大将蓝玉、傅友德和沐英等人率大军平定云南后，大力推行移民政策，由此，数以万计的汉人带着种茶制茶的技术进入云南的各大茶山。

清朝乾隆年间，清政府继续推进移民，云南茶区陆续兴旺，诞生了古六大茶山，清朝贡茶，茶马古道等辉煌茶历史，茶树种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后来，内忧外患的清政府国力衰微，无暇顾及边境，云南茶区战乱频繁，民不聊生，长达两个世纪的贡茶史都被迫终止，茶树的种植栽培也陷入停顿。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茶树种植才逐步恢复，因此两次大规模种植茶树存在着近百年的间隔，以百年为基准进行认定，是最符合当年真实历史的。

在陆离看来，百年为基也暗合国人的长寿定义，百年为一个纪年，大多数动植物的一生也不过百年，因此对于百年以上的长生物种，人们是存在崇拜心理的。

与其他树种的对比也是如此，大多数中小叶种茶树栽种5年后就能采摘，20年后即是丰产期，80年后则进入衰老期，寿命都在百年以内。

而云南大叶种乔木的树龄则可轻松达到上百年，数千年的也不算罕见，在众多山茶种品系（CamelliaAssamica），也是独一无二的“长生种”。

2011年，西双版纳州颁布《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古茶树保护条例实施办法》中，正式把古树茶的树龄认定划为一百年，百年古树成为了业界的主流看法。

绿色宇宙中的散落星辰

茶友们有可能见过这样的古茶树图片：一株大茶树孤零零地矗立在田野上；或是在一片茂密生长的热带森林里，到处都是叫不上名的，长着苔藓的高大乔木。

其实当你真正走进古茶园时，才会发现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在一望无际的绿色宇宙中，古茶树如星辰般点缀其中，分布的十分零散。

套用形容我国少数民族同胞的那句名言，我们便得到了古茶树的第三个本质特征：茶园大聚居，分布小散居，树种上交错杂居。

古茶园中的茶树分布，绝不像台地茶园那般整齐美观，而是带有一种自由生长的狂野美，每棵树之间的间距都很大，还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式的分散生长。

而且，这里也不止有古茶树，各种珍稀鸟类和小动物都生于其间，香樟、水冬瓜、多依树等林木丛生，这些“杂树”和茶树的整体数量几乎是持平的。

陆离犹记得当年茶山行，有位陪同的领导看到这生机勃勃的景色时，无不动容地说，自己总算体会到了古树茶的采摘难度，与当年改种台地茶时的部分原因了。

一方面，古茶树的散落分布确实为采摘带来了不便，过去也不乏茶农爬高采茶不慎摔伤的事情，近些年更是要在茶树周围打上手脚架，以方便采摘，不伤树干。

但另一方面，这种间距很大的散落分布，为茶树树冠的横向生长与异花授粉都带来了莫大的好处，每颗茶树所占有的面积更大，也利于养分积累，品质提升。

影响更深远的，是古茶树周围那些看似无用的乔木植物，却极大地提升了这里的生物多样性，与这些邻居的交错杂居，形成了古树茶特有的生态力量。

这样一座具备植物多样化的自然秘境，符合如今农业界大力倡导的“自然农法”，也正是世界上最符合自然生态发展理念的茶园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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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根本没见过茶树的英国人拜尔登（S.Baidond），以博鲁士的见闻为根据，发表《阿萨姆之茶叶》，并在后来获得一众西方茶树学者的认可。

这就是此前在国际茶学界盛行已久的“印度茶源说”，其不但扭曲了事实，更认为中国现存的小叶种与中叶种茶树，都是由印度种驯化而来的。

证据链上的关键茶树

值得深思的是，在这场长达近一个世纪的闹剧中，中国作为最应该反击这一说法的主角，却在屈辱的近代史中沉沦，这种现象还同时发生在古建筑，古代史等多个领域。

事情在建国后才迎来了转机，我国茶学者先后在南糯发现栽培型古茶树，在巴达发现野生型古茶树，这都有力论证了中国云南的茶树原产地事实。

但当中国人将这一事实传到国际茶学界时，西方学者很快扭转了口径，将“印度茶源论”换成了“中印二源论”，认为中国云南和印度阿萨姆都是茶树原产地。

而要推翻这一结论，中国茶学界还缺乏一个关键的物证——过渡型古树。原来，茶树都是先从野生型演化成过渡型，再发展成人工栽培型的。

野生大茶树的叶片和茶果都是野生的，在内含物质与外观形态上，与可饮用茶叶都大相径庭，而且大多具有毒性，误食后会导致诸多不适。

驯化后的茶树，云南茶山上到处都是，未经驯化的野生大茶树，在哀牢山干家寨和临沧大雪山等地也有大量分布，但这株关键的过渡型古树茶，到底藏身何处？

中国的茶学者们开始漫长地寻找。

第一棵过渡型古茶树

1991年，思茅市邦崴村的村民魏壮和从田里直起腰，坐在田埂上短暂歇息，他的目光自然地投向了田中心那棵根壮叶茂的大茶树。

都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这株自魏壮和记事起就长在这的茶树，遮蔽了田里作物的阳光，摘来的茶叶也卖不了几个钱，不如砍掉把木头卖了，再把地整好种上粮食。

3月，茶叶学家何仕华日常外出考察，偶然发现了这株大茶树，当他仔细观察，并初步测量树径、树幅、花、果、壳等数据后，他猛然意识到这棵古茶树或许就是学界苦苦搜寻的证据！

就在这时，何仕华正好撞见了下田干农活的魏壮和，在得知他想砍掉这株树时，何仕华急忙制止，在保证过会为他向国家申请专项补贴后，连夜赶回昆明通知同事。

1991年秋，第一波专家团抵达邦崴村，对这颗古树进行测量勘探，初步数据显示其可能是从未发现的新物种，由于科研价值巨大，云南向全国茶学者发出考察请求。

国务院学委会的刘祖生来了，茶研所所长王海思来了，大大小小的科研者，研究员，茶行业领导更是不计其数，为了这株茶树，全国茶学界的半壁江山几乎都来了。

1992年10月12日，“澜沧邦崴大茶树考察论证会”正式召开，中国茶叶界和植物学界的专家学者齐聚小小的澜沧县城，对过渡型古茶树的价值展开深度探讨。

通过实地考察，精准测量、取样观察，茶样品鉴等深入研究，专家组汇总意见，得出《澜沧邦崴大茶树考证意见》，揭开了这株大茶树的庐山真面目。

这份意见证明，邦崴大茶树不但有野生大茶树的花果形态特征，而且分布特点和栽培型的茶树芽枝相似，是世界上发现的第一棵过渡型古茶树。

研究一经发表，中国茶源论终于成为了铁一般的事实，这场长达两个世纪的争辩，以中国茶学界的大获全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随着各大媒体对此事的争相报导，这件事的影响力还在进一步发酵，云南政府也希望借助此事“广宴宾朋”，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与发展水平。

于是在半年之后，一场史无前例的超规格专家大会盛大展开，并对普洱茶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影响。

首届普洱茶节

会议应该开，但怎么开，选在哪里开，云南方有些拿不准意见，要知道当时这是90年代初期，经济落后，科研不强的云南，从未召开过这么大的盛会。

这时，云南思茅地委书记李师程站了出来，作为从云大物理系毕业的高材生，他深知邦崴大茶树的巨大影响力，和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决心办好这次盛会。

有勐海的领导对会议选在思茅不满意，李师程就直接奔赴昆明，想办法说服当时的云南省委书记，默许在思茅召开这次盛会。

邀请国外专家需要层层请示，那就冒着政治风险，采用专家邀请制，即专家请专家的方式邀请来宾，就这样，在李师程的统筹下，这场大会以最短时间完成了准备工作。

1993年4月4日至11日，“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顺利召开，“两会”的主轴，居然是首届中国普洱茶叶节。

耐人寻味的是，当时参会的一众嘉宾和专家，都不知普洱茶为何物，甚至连这次会议的官方用茶，绿茶的占比也比普洱茶要多得多。

原来，当年普洱茶的影响力远不及现在，除了远在沿海的港台和东南亚地区有品饮普洱茶的习惯外，绝大多数云南人也都不知道什么是普洱茶。

而吸引一众来宾参会的动力，自然也不是普洱茶，而是“世界茶树原产地在中国”，香港《文汇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各大媒体对此事的报道中，也为提及普洱茶。

但陆离认为，这场大会对普洱茶的宣传作用，依然是史无前例的。

通过夹在两会之中的普洱茶节，大众关注的焦点，从“茶树的原产地在中国”，转移到云南大量有待保护的古茶树与古茶山上，再转移到此前曾以这些生态茶树为原料制作的普洱茶上，完成了一场巧妙的注意力转移。

首届普洱茶节也是一场国际盛会，来自中国、美国、英国、东南亚等地区的近200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友好交流，并提交了多达50份专业论文。

与此同时，普洱茶热已经深入台湾省，台湾茶人们从号级茶内飞上的“易武贡茶”，了解到了云南的茶山，并通过这次盛会，组团来到云南，并准备在会后前往易武朝圣。

其中，还有一位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的教授，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非茶学专业背景的文章，在当时茶学界的影响平平，却成为了近代普洱茶复兴的第一声号角。

这位茶人叫邓时海，他的文章叫《越陈越香——普洱茶高品味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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