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洱茶的发展史上，甚至是在茶叶的发展史上，如果我们追本溯源的话，我们就会抵达一个叫永德的地方。
据历史学研究确认，永德是中国西南最古老的郡县之一，秦汉时属哀牢国地，名石赕，东汉永平十二年，内附中原王朝，隶属永昌郡。在公元2006年以前，尽管永德一直是云南的产茶大县，但它在茶界的地位，似乎并不像它的县名那样，有着长久而广泛的影响。
永德是临沧市下辖的一个农业县，给人留下更深印象的是它的芒果和荔枝。作为中国著名的芒果之乡，永德每一年都在向人们提供着最为优质的芒果品种，显然，在普洱茶热起来之前，芒果的光芒覆盖了茶叶的清香。当然，在普洱茶界，连临沧市都还默默无闻，何况市下面偏居一隅的永德。然而2006年的4月21日，新华社发布的一则消息，让永德这个地处滇西横断山系的偏远小县，成为了世界茶叶史在21世纪的最大发现。
那则消息是：云南永德县发现茶树始祖中华木兰。
此后，在《云南日报》转发的这则消息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文字：
距今约两三千万年历史的茶树始祖——中华木兰日前在云南永德县被发现。
中华木兰是在第三纪木兰植物群地理分布区系特定的气候条件下，由宽叶木兰演化而来，距今已有约两三千万年时间。茶树又是由宽叶木兰经中华木兰演化而来，是雌雄同株异花授粉的被子植物，起源于中生代末期的白垩纪，主要生长在温暖、潮湿和酸性土壤的南亚热带地区。
1978年，以宽叶木兰（新种）为主体的云南景谷植物群化石被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和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发现，并公布木兰是被子植物的原始代表，古木兰是被子植物之源和山茶目、山茶科、茶属及茶种的始祖。
为此，专家提出，滇西南发现的第三纪景谷宽叶木兰（新种）、中华木兰化石、世界上发现的最古老野生茶树和最大规模的原生野茶自然群落是茶树始祖化石，滇西南是唯一具备茶树原产地要有茶树的原始型生理特征、有古木兰和茶树的垂直演化系统、为第三纪木兰植物群地理分布区系的“三要素”地区。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发现，永德县位于临沧市西北部，介于东经99°05′—99°51′，北纬23°45′—24°27′之间。县境东北与云县、凤庆及保山市的昌宁县毗邻，东南与耿马县隔河相望，西同镇康县山水相依，西北与保山市的施甸、龙陵两县隔江相望。
历史上，与永德相邻的县也都是茶叶的重要生长地。据有关专家测定，永德县大都分处于海拔800－2100米的山区和半山区，土壤PH值5.5左右，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3.8－6.5%，日照时间长，湿度大，生态条件优越，是集中成片发展茶叶极为适宜的土地资源。在今天永德320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能够找到茶叶的始祖中华木兰，尽管只是有限的三株，但也足以说明永德是一个最适宜茶叶生长的地方。
事实上早在1960年，永德作为茶叶重要原生地的线索就已经被发现。那一年，永德开始收购一种被当地人称为“大树茶”的茶叶，与其它茶混合，经发酵加工成紧压茶作边销，分成甲、乙、丙、级外四个等级。这也是永德县生产普洱茶的最早的文字记录。
显然，永德的“大树茶”所压制的普洱紧茶味道不错，1962年，下关茶厂指定要大树茶为原料，省茶叶公司于是派人到永德县的勐板、明朗、后山等地考察，发现了大量的野生茶树。但是这一信息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在被称为绿色植物王国的云南，发现几处野生茶林，实在是太平常不过的事情。永德的野生茶林就这样被尘封了起来，直到20年后的1982年，永德县那些寂寞生长的野生茶林又才被人想起。
那个时候，整个国家正从阵痛中走出来，百废待兴，许多工作都开始走上正轨。于是省里又组织考察组到了永德县的勐板、明朗等地作了考察，主要是对永德县的茶树品种作了解，这一次考察让专家组成员大吃一惊，大家发现，永德县的野生茶资源实在太丰富了，11个乡镇都有野生茶树生长，尤其是明朗、勐板、乌木龙、亚练、大雪山等地，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野生茶部落，值得一提的是永德大雪山自然保护区。
这个保护区地处横断山脉怒山山系南延部分，是澜沧江、怒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海拔1900米至2600米之间，总面积17541公顷。保护区内原始野生茶树树干基围在40厘米以上的茶树多达30—45万株，80至200厘米以上的有近10万株。
而在永德县另一片被称为堂梨山的原始森林里，人们发现了大约1.5万亩的原始野生型古茶树，而且茶树树干基围在40厘米以上的有5000多株。据不完全统计，永德野生茶林总面积达到了11万多亩，为全省各县之首。
作为与这些野生茶林相伴而居的当地居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与茶叶的活化石毗邻而居，他们将那些野生的茶树称之为大茶树。
的确，经过千百年的生长，这些茶林已经显得茂密而高大，它们无言地生长，历经岁月的洗礼而顽强生存下来，以自身的存在揭示着远古茶叶生长的秘密。
后来，生长在永德县境内的这些大茶树，经中国茶叶研究所和省茶科所鉴定，并按中山大学教授张宏达茶树分类法，属茶系的大理茶种（野生型），从外表上看有两种类型，当地群众称之为红芽茶和白芽茶。
与我省的其它产茶区一样，永德既是茶叶重要的原生地，同时也是茶叶规模化种植较早的地区。
据史料记载，永德茶树集中栽培始于1910年（即宣统二年），当时病入膏肓的清王朝已是四面楚歌，地处西南边地的永德，却在永康州牧，也就是永德县的县令覃善祥的倡议下，开始广种茶树。茶种是从名气和影响都远大于永德的普洱引进的，覃善祥将那些茶种分发给永德的小勐统大凹寨、勐板箐子大平掌、德党岩岸山、鸣凤山、大出水等地的农户，每户20棵，现在当年种下的茶树都已生长百年。
根据史料中的线索以及现在还保存的栽培型茶林，永德少量分散种茶的历史至少已经有500年。当然，真正大面积种植茶叶是1915年至1920年，这是永德茶树引种的一个高峰期，尤其是1920年，永康地方官绅段崇岚再次提倡种茶，他积极引进茶种并从栽培技术上对茶农进行指导，使得永德的人工茶园迅速扩大。
1925年至1935年间，前人的努力为永德迎来了一个茶产业发展的鼎盛时期。据1935年临沧市税收资料统计，全区茶叶5.5万担，永德0.45万担，占9.2%，位居全区第三。
而1982年至1985年省茶树资源考察组到永德考察，鉴定永德有三个国家级和省级优良品种，分别是勐库大叶茶种、勐板忙肺大叶群体种和鸣凤山大叶群体种，其品质位居云南大叶茶之首。
目前，永德县已被列为全省八大茶叶发展基地县，由于永德属于边疆民族贫困山区，这里的茶园绝大多数是野生茶园和栽培型古茶园，县内无工业污染，历史上又没有施用农药和化肥的习惯，因此永德的茶叶成为了生产天然的、原生态的、无污染普洱茶最理想的原料。
作为云南省野生茶林面积最广的县，永德县理应引起普洱茶界的重视和尊重。尤其是其境内那些数以万计的上千年树龄的大茶树，它们不仅是云南作为茶树原产地、茶树驯化和规模化种植发祥地的“历史见证”和“活化石”，而且丰富了云南野生茶叶的基因库。
因此，面对这样一片浩如烟海的野生茶园，我们有理由将永德，这个保存着中华木兰的地方，称之为“万茶归宗”的地方。
为什么要谈人类走出非洲，经过西亚、南亚，再从东南亚进入东亚?因为这样可以搞清楚云南古代的四大族群——百越、百濮、氐羌、三苗是怎么回事。正是这四大族群，加上汉人，在云南数千年的迁徙融合，不但利用驯化茶树，还不断提升茶叶的种植、加工水平，并从事茶叶的运输与贸易，发展茶文化，从而构成了云南三千年茶史。
从大历史角度解读云南茶史
本文尝试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将云南置身于中华、印度、东南亚三大文明版块交汇之地，用大历史的方法，来梳理云南茶叶发展的深层次逻辑。也就是云南茶叶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三大文明版块交融影响之结果，是民族迁徙与融合的产物，是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军事等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其深刻地打上了不同时代的烙印。
也就是我们谈论云南茶事，不能脱离时代发展背景，要跳出专业主义的桎梏，将云南茶叶放在一个更恢宏的时空里加以审视与考量，不但要抚摸其关键性的细节，也要从整体上把握其全貌，不但要做静态分析，更要在历史长河中做动态分析，推演其是如何产生，如何发展，如何壮大。
它的前因要从“人类走出非洲”说起，而它的兴起很可能受到巴蜀先进农耕文化的加持，即从简单利用与驯化野生茶树之原始农业走出，进入了“濮人种茶”之全新境界，发出了云南茶叶文明的第一缕光。濮越人从靠近巴蜀大地的金沙江流域，南迁到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建立了古哀牢国。到了东汉，哀牢归汉，成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永昌郡。濮人种茶，横跨了金沙江故土、哀牢国、永昌郡三个时期。到了唐宋之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茶由濮人种茶时代，进入了银生茶时代，种茶的主体民族，由濮人，变成了濮人跟乌蛮两个民族为主。再就是明代兴起的普茶，标志着云南茶进入了普洱茶时代。
在濮人种茶、银生茶时代，云南茶叶深受巴蜀茶文化影响，濮人与乌蛮系民族是茶叶种植的主体。而到了普洱茶时代，云南茶叶深受江南茶文化的影响。元朝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民族越过澜沧江、哀牢山、元江一线，也即进入了云南茶叶的主产区，这些南下民族或多或少都跟茶叶有关，继濮人、乌蛮种茶后，汉人、三苗系、百越系等许多民族也种茶，从而将云南茶产业推向全新的高度。
文章还指出，明代中前期，滇西茶区要比滇西南茶区发达。明代后期滇西南茶区开始爆发，以“普茶”之名义登上历史舞台，但只是一种知名度高的“土茶”。普洱茶由“土茶”到“名茶”的关键一跃，是由清顺治到雍正年间完成的，其中吴三桂与鄂尔泰居功至伟!
濮越人南迁与“濮人种茶”的兴起
如果坚持人类走出非洲之观点，那么东亚的现代人就是外来的。东亚现代人来源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是北来说，二是南来说，三是西来说。近年的基因研究，以为南来说更靠谱，也就是从东南亚北上云南、四川，抵达黄河流域，或者从云南、越南东进珠江、长江流域。东南亚早期人类迁居东亚，有两个入口处，一是云南，二是云南东南部、越南、两广。从前一个入口处北上的东南亚人，到了金沙江流域，分两支，一支北上抵达黄河流域，成为汉藏语系诸族，另一支沿金沙江、长江东进，到了长江中游、汉水一带成为荆蛮，也就是百濮族群与三苗集团。三苗族群，很可能是从百濮族群中分化出来的。从后一个入口处东进的，占据了中国南方，成为百越族群。
中国文明之摇篮，其实是三个中心，除长江、黄河流域的古文明之外，还要加上巴蜀文明这个源头。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之所以灿烂，在于其是上古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印度文化西来、东南亚文化北上、南方的越人文化西进传播到金沙江流域、黄河流域文化南下，与古蜀原生文化相融合，从而诞生了高度发达的古蜀文明。根据中国史书记载，黄帝、大禹与古蜀国、古巴国渊源颇深，由此可见，上古时期中原与巴蜀大地的交流就非常深入。
云南在四千年前以百濮为主，两三千年前，古越人从两广迁居金沙江流域，与当地的土著民族濮人混生共长，成为濮越人。同时他们深厚巴蜀文化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中国北方建立了强大的商王朝、周王朝，形成了强大的压力集团，给中国西南地区带来强大的向心力与压力。其压力表现在，一方面商周，乃至其继承者秦汉，要向西南扩张。另一方面，西北的氐羌在华夏——汉人的打击下，纷纷沿横断山脉间，由北到南的河谷地带不断南迁，由青海、甘肃、陕西进入四川、西藏，再进入云南，直至缅甸、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在中原势力不断南下，氐羌一波接一波地南迁，原本居住在金沙江流域，洱海、滇池一带的濮越人，被迫放弃故土，迁居大理南部、保山、德宏、临沧、普洱、版纳，建立哀牢国。拥有较先进农耕文化的濮越人，来到遍布野生茶树的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他们发挥技术优势，利用与驯化野生茶树，从而让云南茶史由蒙昧进入了濮人种茶时期。
金沙江流域为古巴蜀文明的南部边地，而巴蜀大地是人类茶树种植文明的起源中心。很有可能，作为深受巴蜀文化影响的濮越人，其在离开金沙江流域故土之前，就掌握了较为先进的茶树驯化技术，并培育出较先进的茶树品种。
在濮越人南下之前，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的原住民是濮人的亲戚——吉蔑人(孟高棉族群)。吉蔑人也利用驯化野生茶树，只是水平很低，属于原始农业，野生茶驯化的重大突破是由后来南迁过来的客族——濮越人完成的。其带着先进的茶种与驯化技术南下，大幅度改良与提升了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的茶叶驯化栽培水平。
傣族主力南征，版纳成为茶叶重要产区
虽然濮越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建立了哀牢国，后改为永昌郡。但是直到公元7世纪之前，濮越是个尴尬的存在，北有中原王朝的压迫，南有强大的吉蔑人，濮越人主要称雄于永昌郡中部，北部是氐羌与汉人说了算，南部吉蔑人说了算。虽然有不少濮越人迁居永昌郡南部——临沧中南部、普洱中南部、西双版纳等地，但他们要依附当地强大的吉蔑人来生存。
公元七世纪起，濮越人中的傣族开始崛起，连带跟随其千年之久的小弟——布朗、佤、德昂之先民也受益。濮越人主力从永昌郡中部南下，征服永昌郡南部的吉蔑人。吉蔑人这个本地人(本人)要不战败南逃，要不融入濮越群体，这样一来濮越人真正成为了版纳、临沧、普洱的主人。
因此，七世纪是濮人种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之前是澜沧江中游为濮人种茶的核心区。之后茶叶种植文明随傣族主力南征而扩张到澜沧江下游，也就是版纳一带。
这样一来，唐代的《蛮书》所说的，“茶出银生城界诸山”就好解释了。为什么不是西双版纳，而是景东及其周边产银生茶?因为在唐代，云南茶叶种植的核心地带在澜沧江中游，并开始向下游转移。其南下步伐，跟傣族征服吉蔑人的节奏一致。从转移，到形成主产区，需要时间，唐代可能是版纳茶的酝酿时期，到了宋元才真正成为主产区之一。唐人樊绰写《蛮书》的时候，银生茶的核心产区还在澜沧江中游的景东一带，版纳茶处于发展的初期，不够有名。
七世纪起，傣族从澜沧江中游南下，征服了强大的吉蔑人，通过两三百年的扩张，到了南诏灭亡，大理国兴起的公元十世纪，傣族控制了保山、景东以下，乃至泰国北部、缅甸北部、老挝中北部、越南西北部之广大地区，形成了以德宏、缅甸掸邦高原为中心的西部，以泰国清莱、清迈为核心的南部，两大傣泰老掸民族集团。版纳、普洱南部属于南部傣族集团(大集团)，临沧、德宏、保山属于西部傣族集团(大集团)，普洱北部、元江，属于靠内地的景东傣族集团(小集团)。由傣族统治的重心可以看到，已经西移、南移。西移催生了强大的麓川王国(统治中心在德宏瑞丽)，南移诞生素可泰王国(泰国中部)、景迈王国(即八百媳妇国，泰北、缅甸景栋)、勐泐王国(西双版纳)、勐老王国(老挝)。
随着勐泐傣族王国的建立，澜沧江下游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其也将正在由澜沧江中游向下游转移的濮人种茶事业，推向了新高度。通过宋元的酝酿，到了明代，云南茶产业由唐宋的银生茶时间，终于进入了明清的普洱茶时间，澜沧江下游也于明代取代了澜沧江中游，成为云南茶的核心产区。
云南三大茶区及种茶民族来历
在谈及普洱茶崛起之前，我要说一下云南茶叶三大主产区——滇西南茶区、滇西茶区、滇南茶区。
滇西南茶区以澜沧江中下游为主，主产区为版纳、普洱、临沧东部、大理南涧，滇西茶区以怒江中游为主，包括保山、德宏、临沧西部、大理云龙等地，滇南茶区为元江中下游，包括红河、文山、玉溪的新平与元江。滇西、滇西南茶区的主要范围在阑沧江哀牢山以南，滇南茶区在元江以南。
在唐代以前，澜沧江、哀牢山与元江是云南两大族群——氐羌与濮越的分界线，北边是氐羌人为主，并与汉人结盟的天下，南边是以濮越人为主，并不断南征吉蔑人的世界。唐代起，氐羌血统浓厚的乌蛮系民族，开始大量越过澜沧江、哀牢山、元江南迁。
越过红河的乌蛮，以哈尼族、彝族为主，故滇南茶区的种茶人以哈尼族、彝族、壮族、傣族为主。明代起三苗集团由贵州迁入滇南、滇西南，故滇南、滇西南茶区有不少苗族、瑶族种茶。此外还有拉祐族的支系——苦聪人，迁到滇南茶区的新平、金平、绿春一带，也会种一些茶。
越过哀牢山、澜沧江进入滇西南茶区的乌蛮，以哈尼族、彝族、拉祜族为主，跟古哀牢国遗民——布朗族、佤族、傣族一起种茶。
拉祜族是宋元开始从洱海地区迁居滇西南、滇南。拉祜族可谓最后南迁的氐羌系民族之一。其来得最晚，好地方都被先来的傣族、布朗族、彝族、哈尼族占了，拉祜族只好住在山高、贫瘠、偏远的地方，而且还要接受先来的傣族土司统治。住坝区的傣族，将山地民族分三六九等，在山区最先来的傣族小弟——布朗族是老大，然后是后来的彝族、哈尼族，最后是迟到的南迁民族——拉祜族。由于处于被压迫的最底层，清代以来，拉祜族族的反抗也是最剧烈的，为追求生存权，其一次次在滇西南茶区起义。在双江、景谷、镇沅、墨江等地，拉祜人起义被残酷镇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被赶出了双江、景谷与镇沅，最终在孟连宣抚司的地盘做大，生生在孟连傣族的统治范围内，割下最大一块，作为拉祜族的核心统治区——倮黑大山。这就是如今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越过澜沧江进入滇西茶区的，以彝族、景颇族为主，其跟当地原住民德昂族、佤族、布朗族一起种茶。同为氐羌系的景颇族、傈僳族则早在汉晋南北朝就渡过澜沧江南迁腾冲到密支那一带的中缅边境，到了明代以后景颇人南下德宏，与傣族一起成为德宏的两大主要少数民族。景颇族及其小弟傈僳人也种茶。彝族在滇西的历史要更复杂一些。早在汉代前后，就有一些氐羌人渡过澜沧江，迁居滇西，他们构成永昌郡的乌蛮。南诏国蒙氏就是永昌乌蛮这一支别种，由永昌迁到巍山，建立南诏小国，再挥师北上灭了其他五诏，建立强大的南诏王国。因此，唐之前，滇西有一些彝族先民，但不多。彝族大量迁居滇西是元代以后的事。
明代“三宣六慰”与滇西茶区之兴衰
将三大茶区及种茶民族的来历介绍清楚了，就将进入本节的主题，即在明代中前期滇西茶区的份量，重于滇西南茶区，明代后期版纳的古六山茶区异军突起，普茶变成云南人的“士庶所用”，这标志着滇西南茶区开始超越滇西茶区。而滇南茶区一直是打酱油的，不过比起非主产区的滇中、滇东北茶区还是要强得多。
为什么滇西茶区在明代中叶以前要比滇西南繁荣?这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造成的，几千年来，滇西一直比滇西南发达，因为滇西是先进的印度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结合部，早在两千多年前，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将两大文化连接在一起，其连结的枢纽之地就是保山、腾冲、密支那一带，构成哀牢、永昌文化的核心地带。南诏国经略滇西、缅北，被称为“西开寻传”，建立了丽水(金生)节度、永昌节度，进一步提升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南诏文化与南印度巴利语文化的滋养下，随着南诏的衰落，缅人与傣族，相继在缅甸中部、北部、滇西崛起，汉藏语系的缅人建立了强大的蒲甘王朝。在元朝的打击下，蒲甘王国没落，德宏、缅甸掸邦高原的西部傣族势力崛起，在元朝后期、明朝初期，建立了强大的麓川王国。明朝通过三佂麓川，肢解了麓川王国，将滇西、滇西南、缅中、缅北、泰北、老挝中北部纳入中国统治范围，在边疆地区设立“三宣六慰”。明代对滇西、缅北的经营，要远大于对西双版纳等滇西南地区的经营。在明代的强力统治与大力经营下，滇西与缅北，甚至缅中连成一片，出现了永昌、腾冲、江头城、八莫等繁华的商贸中心，云南人、广东人纷纷跑到缅甸做生意。这其中就包括茶叶贸易。繁荣的边地贸易，必然带动滇西茶区的兴起。
滇西茶区的衰落，跟缅甸东吁王朝在16世纪中叶的崛起有关。东吁王朝是16世纪到17世纪的东南亚霸主，灭国无数。在东吁王朝的攻击下，中国在中缅边疆苦心营造的土司体系——三宣六慰体系崩溃，木邦、孟养不再属于中国，甚至有段时间西双版纳、孟连、德宏的一些地方都被缅甸占据。虽然后来，西双版纳与孟连回归中国，但还要对缅甸上贡——“花马礼”。也就是车里与孟连实际上由中国控制，但名义上两国共管。
明人朱孟震在《西南夷风土记》中说，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顷岁闻天兵(指明朝军队)将南伐，恐其人为内应，举囚于江边，纵火焚死，弃尸蔽野塞江。”
这段记载反映的是，中国人在缅甸江头城做生意的有几万人之多，东吁王朝与明朝打仗，给旅居缅甸的华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东吁王国的崛起，滇西缅北繁荣的中缅贸易不再，滇西也由沟通的枢纽之地，变成保守、封闭、落后的边地。滇西茶产业发展也因此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时代将接力棒交给了滇西南茶区——明代后期，普茶成为一种比较有名的地方特产。
普洱茶由“土茶”到“名茶”的关键一跃
明代的版纳茶虽然是云南之大宗——士庶所用皆普茶，但中原主流文化认为其太土，上不了台面。
明万历年间谢肇淛的《滇略》中说：“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
明代李元阳在《大理府志》载：“感通寺在点苍山圣应峰麓，有三十六院，皆产茶树，高一丈，性味不减阳羡，名曰感通茶。”
明代云南全省的茶叶种植加工总体落后，茶叶主产区滇西南，有普茶而无名茶。而非茶叶主产区的昆明、大理一带相反还出名茶。大理感通茶、昆明太华茶，都是没多少产量的寺院茶。也许僧侣种茶、制茶、饮茶文化，更容易与中原士大夫精神相通，于是被内地士子记下来了，当成云南名茶——“性味不减阳羡”。而普茶也被他们记下来了，说是大众不入流的茶，饮之，勉强比直接喝水强。整个明代，云南靠内地，文化相对发达的保山、大理、昆明、楚雄，乃至昭通、曲靖，产茶不多，但有名茶，多以寺庙茶闻名。滇西南产茶多，其中古六山的普茶名气最大，但不是名茶，而是土茶。
普洱茶由土茶变成名茶，是由清顺治到雍正年间完成的。
明朝后期到清朝，滇西南成为江西人后裔——石屏人西进南下的主要地区。为什么石屏人注重滇西南的拓殖，因为普洱、车里有盐矿与茶叶，孟连宣抚司及缅甸木邦有大银矿，都是利润丰厚的产业，从而掀起来了江西人、石屏人、湖南人、四川人到滇西南淘金的热潮。即所谓“穷走夷方急走厂”。
16世纪以来，滇西南茶区的强势崛起，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外来人口纷纷涌入，带来的淘金热，走的是以矿(盐、银)养茶之路数。二是国家的大力扶持。前文说过，中缅边境来自缅甸的压力太大，明代的东吁王朝，清代的木梳王朝，与明朝、清朝都发生大规模的惨烈战争，迫使中央帝国在中缅边境退守忍让，以和为主，保持现状。在滇西方面，来自缅甸的压力太大，故清代为稳固边疆计，要大力开发以前统治薄弱的滇西南。还有南明的残余势力在中缅边境一带活跃，甚至以开发银矿为名义，纠集了数万名矿工，跟木邦土司打联手，形成了势力强大的明朝遗民集团。这就是清政府经略滇西南的时代背景。
推动普洱茶由土茶变成名茶，有两件事起了关键作用。第一件是，经吴三桂争取，普洱茶纳入在云南永胜开展的与藏区的茶马贸易，这是普洱茶大规模进藏的开始。二是鄂尔泰在古六大茶山推行改土归流，并颁布茶法与贡茶制度。这加速了古六山的汉化进程，并将普洱茶带入了贡茶时代，从而“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杜文秀起义、中缅棉花贸易与普洱茶产销地区的扩大
最后谈一下，杜文秀起义、中缅棉花贸易与澜沧江中游茶区的崛起及销区的扩大。
杜文秀起义，应该是云南多民族集体起义，回族以杜文秀为首，彝族以李文学为首，哈尼族以田政为首。杜文秀起义对滇西、滇西南茶区的主要影响有三：
一是起义冲击了汉族、傣族两个统治民族，造成澜沧江、哀牢山以南的傣族土司纷纷南逃，而逃避战乱南下的汉人，以及以政府军面目出现的汉族官员与军队，深入夷方，取代傣族，成为滇西南、滇南的统治民族。也就是说，滇西、滇西南的土司地迅速汉化，新来的汉人将当地已经存在的，小规模的茶产业做大做强，这就是清朝同治年间以后，除古六山之后，云南越来越多的地方产普洱茶的原因。普洱茶种植由澜沧江下游向中游扩张，由滇西南茶区向滇西、滇南茶区扩张。
二是南洋商道的开辟。杜文秀起义，造成古六山北上贸易通道受阻。因祸得福，普洱茶的南洋市场开发出来了。
三是回族茶商的崛起。回族善经商。杜文秀是回民，手下许多回民参加起义军，深入滇西、滇西南茶区，其中一些人搞懂了普洱茶之后，肯定要做茶叶加工、运输与贸易。杜文秀起义被镇压后，一些回民部下逃到缅甸、泰国、老挝，许多就做滇缅、滇泰贸易，这样回族就构建了一张国际贸易网，也将茶叶带到四方。
云南回民，跟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也就是西北的回民渊源颇深。云南回民做茶叶生意，除了开拓南洋、西南三省，对西北市场的开拓有何贡献，尚待研究。以如今的甘肃回族茶商，把持云南绿茶的西北市场来看，回族控制滇茶的西北通道，可能跟清末、民国陕甘与云南回族商人的互动有关。这些甘肃现代回族茶商，其先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做滇青为主，90年代转向滇绿为主。其在滇西南、滇西收购绿茶，在楚雄禄丰广通茶叶批发市场集中交易，然后上火车运到兰州，再分销到西北诸省。由现在推及晚清，滇茶西北市场的打开，回族是否立一大功?
滇西南第一次淘金热，是盐银，带动了澜沧江下游古六山的兴起。这是石屏帮的贡献。第二次是中缅棉花贸易的淘金热，云南的腾越帮、鹤庆帮、喜州帮、玉溪通海帮，乃至四川商帮参与，以棉花纺织业构建了西南三省之商业贸易版图。
缅甸盛产棉花，而中国西南地区缺棉。四川盛产丝绸，云南产茶叶。这样一来，缅甸与西南几个省份围绕棉花、丝绸、茶叶，以及其他的特产，就构建了一张庞大的商贸网。
这些商帮除了经营棉花、棉布、丝绸之外，也做茶叶、玉石、毛皮、大烟、日用品、土特产、五金生产生活工具等赚钱生意。为什么西南三省喝不发酵的沱茶、方砖、散茶，就是这些商帮的功劳。从缅甸进口棉花，川销滇茶，缅销川丝，是当时一些大商帮的经营重点。
下关沱茶的创始人为大理喜洲“四大商帮”之首的严子珍(镇圭)，他于1902年与江西商人彭永昌、北城商人杨鸿春合资创立了“永昌祥”商号。在国内主要做滇藏、滇川贸易，在国外主要做滇缅、滇印贸易。其经营方针是：滇茶销川藏、川丝销缅、缅棉销滇、滇藏药销川。主要靠长途贩运，调剂余缺获利。
最后总结一下，清代以来普洱茶几大市场的开拓及种植区域的扩张：
吴三桂：让普洱茶大规模进藏。
鄂尔泰：普洱茶瑞贡京城。
杜文秀起义：南洋商道的开辟，普洱茶种植由澜沧江下游向中游扩张，由滇西南茶区向滇西、滇南茶区扩张。
棉花国际贸易：让沱茶走向繁荣，普洱茶开辟四川、重庆、贵州北部新市场。
回族商人介入茶叶：跟滇茶西北市场的打开有何关系，尚待考证。西北市场，是建国后普洱茶边销的主要市场，相反销往西藏的不多。计划经济年代，云南的滇青主销西北;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西北人喜欢喝云南的烘青绿茶，成为滇绿的三大核心市场之一。另两大为云南的本土市场、北方市场。北方人喝的花茶，其百分之六十的原料来自云南的烘青茶。
文/白马非马
请上帝喝茶工作室出品
讲人：陈保亚演讲地点：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演讲时间：二一八年十一月
陈保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精品课理论语言学主持人，国家重大课题首席专家。主要研究领域有理论语言学、历史语言学、语言哲学、语言文化学、语言地理学。主要著作有《茶马古道研究》（合著）《语言文化论》《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当代语言学》《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研究》。
中国的丝绸、陶瓷和茶叶，深刻影响了欧亚大陆上的文明传播路径。根据我们目前的研究，茶叶在这方面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从历史上看，吐蕃、回鹘等民族侍茶行为的兴起和扩散，产茶区和耗茶区远距离的分离，导致了茶马古道在唐代的兴起。茶马古道彻底结束了欧亚连接地带经常受阻的状态，以喜马拉雅山为代表的“世界高地”被征服。茶马古道既是生存的古道，又是远征的古道。茶马古道最终能够覆盖并连接古老的盐运古道、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等各种类型的古道，成为欧亚大陆文化传播的命脉。
茶的汉语读音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丝绸、盐和陶瓷等物品的汉语读音。这是茶马古道在欧亚大陆上延伸深度和广度的一个重要例证。
茶马古道的行走，发现与命名
1990年，我们第一次徒步考察茶马古道。我们一行6人从当时云南中甸（现在叫作香格里拉）出发，徒步踏上征途。我们6个人每人备一匹马（主要是用来驮载物资），队伍里年纪最大的不到40岁，最小的不过二十几岁。我们还请了一位马帮师傅，就这样开始一路徒步调查，前后历时3个月，从云南中甸到西藏昌都再到四川康定，最后回到中甸，一路在横断山高山峡谷中跋涉，考察了古道的核心地带。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这一带还有不少马帮活动，如今这类活动已经比较少了。考察很艰苦，也多次面临死亡的危险。回到中甸后我们坐在火塘边烤土豆的时候，当地人还问我们：“你们6个人竟然一个都没有死掉。”现在看起来，当初可以说我们6个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亡命徒”。
四川省茂县境内的川藏茶马古道。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回来以后，我们分析了沿途考察到的这条道路的性质，古道上主要是驮茶的马帮在活动，兼运各种商品，所以我们就把古道命名为“茶马古道”。我们当时主要是从学术的角度包括地理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茶马古道”这个概念。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概念后来在商业上有那么重要的意义，也没想到这条茶马古道实际的延伸要比我们当初徒步行走的距离远得多。我这里只是简要把茶马古道的命名和行走过程，跟大家分享。
茶马古道的性质与历史背景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茶马古道的性质。一开始我们说它是一种远征的命脉，后来我们通过后续考察发现，茶马古道实际是一个重要的网络，沟通欧亚大陆的网络。茶马古道之上，马帮通常用马驮货物，除了卖货还能卖马，后面我们会讲到茶马互市，也有用牛驮的，还包括骆驼、驴等。此外还有羊帮，也就是用羊驮运货物过去，货物卖掉之后就把羊卖掉。
2017年河北博物院的“茶马古道——八省区文物联展”上，观众在观看“鎏金铜骑士俑”。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茶马古道核心地带以云南、四川为起点，向青藏高原延伸。另外茶马古道向北可以继续延伸到陕西、甘肃、宁夏等地，与丝绸之路连接。同时因为马帮经商需要获取更多的茶叶，所以他们向东的路线可以一直延伸到今天的广西、贵州、湖北、湖南等地，尤其是宋代以来，西藏等高寒地区的居民需要大量的茶，仅靠川茶的产量就不够了，因此茶马古道就向东延伸，这样就能调更多的茶过去。茶马古道向西经过青藏高原可以去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中亚、西亚、欧洲等地。云南还有路线不是去西边而是直接往南，因为商人们要南下去西双版纳获取普洱的茶叶、红河谷地的茶叶，也把这些地方产的茶叶直接输入到了东南亚。当时的东南亚，实际上好些地方是有古茶树的，但是没有做茶的技术，所以当地的茶文化还是从汉语区传过去的，他们用来指茶的词语，现在大多是源自汉语的“茶”。
我们如果要弄清茶马古道的性质，可能也需要分析一下我们喝茶的几种不同习惯。我们一般的人主要是饮茶，在王公贵族阶层和一些比较高雅的场合，还有一个层次叫作品茶。有些人特别喜欢喝茶，但是这种喜欢喝还是属于爱好，如果说没有茶了，他不喝也是可以的。
不过还有些民族有一种对茶的高度依赖状态，可以把它叫作“嗜茶”或“侍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茶，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生活下去。“侍茶”是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刚才提到的饮茶行为的出现，在我国历史上的西汉时期就已经有了，我想在座各位也比较清楚。到了唐代，出现了一本很经典的书叫《茶经》，它的记录显示当时中国的茶叶已经分布得非常广，其中四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云南由于当时是南诏统治，中原王朝对云南这方面的记录很少，但是今天的我们通过其他证据，仍然可以知道，当时云南的茶文化也非常发达。唐代以后，不仅茶的分布非常广，而且当时在茶马古道周围生活的民族已经开始有了侍茶的行为。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时吐蕃饮茶行为的兴起和变化。关于吐蕃的茶叶流行，现在一般认为是唐朝文成公主出嫁时带过去的，不过目前还只能说是一个传说，我们还暂时拿不到比较确实的证据。
不过唐代的《唐国史补》记载，当时唐使鲁公到了吐蕃，准备帐中烹茶，吐蕃人说他们也有。双方一交流，唐使就发现，吐蕃方面拿出来的茶产自汉族不同的地区。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不同地方出产的茶进入了吐蕃地区。
我们之前说，在唐代《茶经》已经记录了当时中国内地很多地方已经有茶，不过因为云南处于南诏统治之下，所以没有被记入文献，但是当时去云南的一些唐朝官员也是做过关于茶的零星记录的。比如唐代成书的《云南志》，其中就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银生城也就是如今的云南景东一带，这也正处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大概念的普洱茶范围之内。《云南志》也提到，当时南诏的一些部落开始饮茶。他们饮茶的方式还是要煮的，跟当时唐朝人的饮茶方式有相似的地方，也跟吐蕃、蒙古以及西域一些民族的饮茶习俗相似。在唐代，还有一个活动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叫作回鹘，唐代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记载，回鹘入朝会带大批名马来售卖，返回时则会携带大量中原的茶叶。可见当时的茶叶已经传播到了北方草原地区。后来回鹘的活动区域向西域移动，他们也会把饮茶习俗一并带过去。
我们所说的高原上的人们的“侍茶”行为，是在什么时代开始出现的呢？目前我们已经发现至少从宋代开始，这方面的记录越来越多。比如宋人罗愿《新安志》的“蕃部日饮酥酪，恃茶为命”。可以说，从宋代开始，高原上生活的人群侍茶行为已经形成。这种侍茶，不是喜不喜欢吃的问题，而是当时的吐蕃等生活在高原上的民族，他们如果不喝茶，身体可能就很难适应当地的生活环境。现在一些专家估计，这种侍茶可能跟维生素的摄取有一些关系，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我们在高原上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宗教寺院是一个重要的消耗茶叶的地方，僧侣们需要用茶叶来保持念经打坐时的清醒。
综上所述，历史上的西藏、蒙古、西域等地区的民族对茶叶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些地方都是不产茶的。根据目前专家们的研究和我们的调查，产茶区对高度、纬度和湿度是有一定的要求的，而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以及西域的沙漠地带都不太能够满足这些要求。在西藏也只有很少的地方能够出产茶。茶产地离青藏高原最近的，就是云南和四川，另外就是中国东南部的产茶区。这就形成了耗茶区与产茶区的分离，对大量茶叶的需求，必然就会促成远征古道出现，人们通过这样的古道去获取茶。
这是茶马古道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条件。茶马古道的兴起和存在，两个必要条件，一个就是侍茶性，另一个就是远征性。正是侍茶行为与产茶区在地理上的脱节，带来了茶马古道的兴起。
历史上的茶马互市
历史上的中原封建王朝，发现活动在青藏高原和西域地区的一些民族出现了侍茶的行为，并觉得这一点可以充分利用。于是就在茶马古道上的关口控制茶叶的输送，运输茶叶的商队必须要得到一定的批准，比如说要获取官府的票证，限制茶叶的输送总量，这个叫作榷茶。
榷茶也是中原王朝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因为从宋代开始，中原王朝仍然不断地跟北方游牧民族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包括了北宋与辽金的冲突，以及后来明朝和北方蒙古族、女真族等冲突。这个时候的中原王朝不像汉代唐代那样疆域辽阔、其统治疆域内本身就有很多可以用来养战马的广大牧场。到了宋朝和宋朝以后，由于统治区域的缩小，以往的那些可供养战马的大牧场失去了，而这时候中原王朝还要跟北方游牧民族作战，就需要通过其他渠道获得大量的战马。
而这时，青藏高原和西域地区的很多民族需要茶，于是中原王朝就开始榷茶，所以从宋代到明代，就开始大量实施榷茶的措施，控制茶叶的外流数量。你输入给我多少马匹，我才给你一定数量的茶。也禁止老百姓走私茶叶。明太祖朱元璋有一个女婿叫欧阳伦，就因为贩私茶被下令杀掉了。由于榷茶换来了马，所以就形成了历史上的“茶马互市”。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说历史上有了茶马互市，才有了茶马古道，其实在茶马互市出现以前，茶马古道早已存在了，中原封建王朝正是看到了这个茶马互市有利可图，所以历史上才会兴起榷茶这个现象。
当茶马没有互市的时候，茶马古道仍在运行。比如元代，由于它的统治区域内有充足的马场，它就没有茶叶换马的需求，但是茶仍旧在茶马古道上流通。
榷茶本身的存在也能够证明当时那些需要茶叶的民族存在侍茶行为。与之类似的，中国古代还有榷盐，同样是控制盐的贩卖，其根据就是盐是人体的必需品。而茶也因为是必需品，所以才有榷茶。
宋代有很多茶马互市的记录。当时西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互市区，因为翻越横断山脉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当时大规模的运茶线路往往是先到西北，然后从青海方向进藏或去西域，这样走相对容易。由于横断山深处有侍茶民族，所以茶马古道最终要翻越横断山，形成川藏线和滇藏线，这是人类古道的奇迹。
在这里我想再补充一点，这就是形成侍茶行为的原因。这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初步的调查是这样的：我们当初与马帮一起去徒步考察茶马古道的时候，我们队伍里有藏族同胞，这一路上他们都在打酥油茶来请大家一起喝，到了高原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喝酥油茶就会感觉身体很难受，可能它里面除了维生素之外，还包含着某种在高原低氧情况下帮助人体适应高原活动的东西。我们也正在和医学界的工作者们联合来做这方面的调查研究。
茶马古道的转型
下面我要讲一下茶马古道大转型的问题。其实不仅是青藏高原上有茶马古道，后来我们发现，历史上大量的茶的运输，也会走其他线路，包括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等。
我们先解释一下历史上人类古道的重要性。
大家都知道人类是侍盐的，这是人类长期进化形成的需求。人类最早的古道就是盐道。因此古代文献很早就记录了这样一些道路，早期聚落为什么能发展起来，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接近盐源或有路通向盐源。人类要生存下去，要么住在距离盐源很近的地方，要么有一条通道能够获得盐。这就是古盐道在目前引起学界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说，春秋时期晋国一带比较发达，现在很多人认为其原因之一就是那个地方有古盐池，也就是山西南部的解池。周围中原地区的人都可以到那里去取盐。古代的盐有两个作用，除了满足人类的身体需要之外，还有就是因为当时也没有冰箱，古人要腌制食物来保存狩猎捕鱼等活动所收获的成果，这些食物保存都需要盐。这两条需求，是盐运古道形成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盐道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是贵州。贵州这个地方是不产盐的，而毗邻它的四川，则有自贡等产盐量非常高的地区。现代考古已经证明，贵州很早就有人类居住了，那么他们生活所需的盐，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就判定，当时一定就有盐运古道在那里存在了。通过学者们的研究和后来我们的一些调查，我们可以看到有几条盐运路线进入贵州，包括来自湖南、广西、云南等地的盐，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川盐进入贵州形成的川黔古盐道。一般的古盐道实际上距离并不是很远。比如说四川多产盐，四川内部的盐道就自成格局，形成短距离的盐道。贵州因为本地不产盐，所以那里形成的盐道是长距离的盐道。青藏高原在早期也有比较发达的古道，也是盐道，因为青藏高原有自己的盐产地。《隋书》记载，青藏高原上的女国有很多盐，一直向天竺等国贩运获利。我们通过考察，发现青藏高原上的盐源是非常丰富的，古盐道也是比较发达的。
盐道可以说是人类古道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大的转折。但是盐道有个特点，它本身是有区域性的，比如青藏高原是一个圈子，四川这边也是一个圈子，一般不会有人把四川的盐运去青藏高原，也不会有人把四川的盐运到西域去。更不用说，有人会把盐运到欧洲美洲去，因为欧洲美洲当地也是有盐的，所以古代盐道是人类最重要的古道，但是它是有区域限制的，是局域性的古道，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连接交通。
人类古道的第二个大的转折，就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我们中国很早就开始生产丝绸，这是有很多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佐证的，西汉张骞提到的西域道，实际上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而且，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有好几条。那个时候的丝绸之路，是一个远征古道，因为当时只有中国产丝绸，其他的地区诸如中亚、欧洲罗马等地还不会生产丝绸。而且丝绸主要提供给贵族穿戴，贩运丝绸有利可图，所以就形成了远征古道，它跟古代盐道不一样，盐道是局域性的。所以我们说，丝绸之路代表了人类古道的第二次大转折，就是因为它连通了欧亚大陆。这个时候的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在一个局域范围内，它甚至是跨几大洲的，能把丝绸输送到很远的地方。
所以历史上丝绸之路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出现让人类的古道变成了远征古道，这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而且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远征古道。丝绸之路的格局是非常广的，甚至还有沿着西伯利亚出去的一条古道，实际也是丝绸之路，此外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也就是天山北路、塔里木北路和塔里木南路。还有一条南方丝绸之路。考古资料显示，丝绸之路这种大的格局，在比较早的年代就已经形成了。
但是，古代的丝绸之路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它沿途有那些高达上千米的峡谷垭口，翻越难度很大。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天山山脉以及阿尔泰山等，构成了欧亚中部的高海拔地带，这些地方气候寒冷，路况复杂，翻越的商队还会有高原反应，然后还有气温的急剧变化。我们在考察茶马古道的时候，早上在河谷里面走的时候还热得不得了，中午要翻越高山的时候气温又低得不得了，还要面临高原反应。这一系列的困难对古道上的商队来说极具挑战性。如果商队没有特别大的利益回报，丝绸贸易就会遇到一些阻碍。另外，古代丝绸之路也容易受到沿途战争、瘟疫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丝绸之路尽管开始时间非常早，而且也是远征古道，但是由于丝绸本身不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所以欧亚大陆上的古代丝绸之路会中断。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冲击，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商品的多元化。随着丝绸技术的传播，中国以外的许多地方开始自己生产丝绸了，包括印度、日本、朝鲜半岛、中亚和西亚等地，来自中国的丝绸就不再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唯一产品了，这也在历史上对丝绸之路产生了影响。
相比之下，茶马古道就有它独特的必要性和远征性。其实在古代，对古道有影响的重要商品有很多，其中有代表性的诸如丝绸、玉石、陶瓷、漆器、药材、香料等等。我认为，这些东西其实都不能算是必需品，这些商品的属性也影响了远征古道的持续性。在古代，盐是必需品，但是它的来源不是单一的，世界各地有很多产盐地，诸如海边的海盐、内地的井盐等等。其实酒也算是古代的一种必需品，但是它可以就地生产，谁家都可以做。茶是必需品，产出地和耗茶地远距离分离，运输不能中断。所以我们说，茶马古道继盐运古道、丝绸之路之后的第三次大转折。它彻底改变了欧亚连接的性质：最初的盐运古道是生存古道，但是由于它是局域的，所以盐运古道并没有把欧亚大陆连接起来；丝绸之路是远征古道，但是由于它不是必需品，所以经常中断。古代茶的运输则性质不一样，一旦茶马古道上的民族形成了侍茶习惯，是不能中断的，每年到了高原地带解冻以后，运茶的马帮就开始行动了。古代茶无法多年保存，运输量也有限，所以每年都要运送茶叶。因此，茶自然就成了古道的必需品，是维持古道存在的最重要的商品。当然从商业回报率来看，古代的茶叶贸易不是最赚钱的，最赚钱的可能还是丝绸陶瓷这些贵重商品，但是茶的最大功用是能够保持住古道的存活，古道能够存活，后续的赚钱贸易才有可能。
所以我认为，茶马古道称得上是人类古道的第三次大转折。由于茶马古道的兴起，它周边的一些盐运古道也开始运茶，因为这些盐运古道的沿途设施已经很成熟了，所以这些盐运古道向茶马古道的转型也成功了。我们在贵州考察古道的时候发现，由于茶马古道的连通，贵州和四川的盐运古道也连接起来了，结果形成了连接贵州、四川、西藏乃至境外中亚的远征古道，所以茶马古道还有连接和激活这些局域古道的作用。丝绸之路也有类似被激活的情况出现，由于历史上茶马古道的兴起，所以一部分丝绸之路也开始转型为茶马古道。实际上自宋代以后，丝绸之路上的商品，最大宗的已经不是丝绸而是茶了。同时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说，正是因为盐运古道和丝绸之路在比较早的历史年代首先兴起，所以这些古道对后来茶马古道的兴起也发挥了建构作用，这是相互促进的。
《光明日报》（2019年02月23日10版）
来源:光明网 《光明日报》 北京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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