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云南茶文化的中心

大理,云南茶文化的重地。这里曾经是南方丝绸之路与滇藏茶马古道的十字路口,不仅是茶的集散地,更是茶文化交流碰撞之地。

1902年,下关沱茶在此诞生,120年来,它丰富着普洱茶的滋味和意蕴,成为云南普洱茶重要的品类之一,它的生命沿着漫长的道路向前延伸,生机勃勃,让无数人爱不释手,成为茶席上离不开的陪伴。

这周,让我们顺着时光的线索,读一读下关沱茶的前世今生,感受它120年积累的神奇力量。

那天端坐在苍山半山腰,俯视苍洱山水间秀美而富饶的大理坝子时,思绪如腾云翻滚。遥想当年南诏大理国的文治武功,风花雪月间妙香佛国的渺渺梵音,浩荡大马帮的来来往往……视线一时飘忽起来。当隐约间南方丝绸之路与滇藏茶马古道在洱海的上空呈十字交叉时,“古时的大理是云南的茶文化中心”的想法呼啸而出。

南诏大理国的政治经济基础

说云南茶文化或者普洱茶文化,许多人往往会忽视大理。至多,也就是梳理一下感通茶、下关沱茶、白族三道茶等在云南茶文化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将大理当作古时云南茶文化的中心来看。原因似乎很简单,大理地处云南茶主产区的边缘,也早已不是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云南茶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就会发现正是在大理,云南古代茶文化完成了第一次整合,初步形成了现如今独具特色的云南茶文化之雏形。因为大理,是最早具备形成云南茶文化初步整合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的地方。

大理下关摄于约1920年(杨士斌收藏)

关于云南茶的最早记载,出自樊绰于唐咸通三年(862年)撰写的《蛮书》卷七:“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条被引用得有些泛滥的史料,所包含的信息量其实是十分丰富的,但许多人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产茶上,却往往忽略了其政治背景和饮茶习俗。

在南诏开疆拓土建立南诏国之前,云南的许多地方基本处于部落时代。各部落间,特别是如今普洱茶主产区的滇南各部落,虽然已存在不同形态的饮茶习俗,但各部落之间互不统属,争斗频繁,所以茶的种植和饮茶习俗的推广都存在非常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面,一直到南诏国建立后才得到极大改善,“茶出银生城界诸山”就是明证。

按樊绰对银生城地理位置的描述,可以推断“银生城界诸山”,也即南诏国统辖下的“银生节度”大致范围是今普洱、西双版纳一带,这些地区离南诏国都所在的大理有不小的距离。在当时的通达条件下,要将茶叶成规模地运到大理一带,没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政权进行管理和协调是难以想象的。

南诏国的建立,则为云南茶文化初步整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参照史料可以发现,南诏时期至少在洱海周边,已形成普遍的饮茶习俗。《蛮书》成书时,由蒙舍诏(南诏)统一洱海周边其他五诏后建立起来的南诏国,其疆域远超今天的云南省境。其政权的主体,尤其是贵族上层,也早已经从南诏的发祥地巍山搬到大理坝子。因此,樊绰所谓的“蒙舍蛮”饮茶法,至少已经是大理坝子及其周边地区较为普遍的饮茶法。

当时的洱海周边地区,是唐南诏国和宋大理国的都城所在地,自然是云南的政治、经济中心,这里流行的风尚必然会对整个云南的生活习俗产生巨大影响。故而可以推断,随着南诏的强盛,在滇池地区筑拓东城(古昆明城)后,所谓“蒙舍蛮”的饮茶习俗,自然也会传播到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中地区,并进一步向周边辐射开去。

亚洲文化交融的十字路口

当然,云南古代茶文化在大理的初步整合与形成,除了南诏大理国时期政权稳定、经济繁荣外,还与大理所处的特殊自然地理位置,以及这种地理位置带来的文化交融有着紧密关系。

如果我们对照历史脉络和地图就会发现,无论是南方丝绸之路还是滇藏茶马古道,有一个重要的节点是无法避开的,这就是大理。如此特殊的地理节点,让大理早在唐宋年间甚至更为久远的年代,就成为商旅、马帮南来北往的重要物资集散地,更是一个来自各个地方的颇具差异性的多元文化汇聚地。当两条古道在大理相遇,呈十字型交错后,各种文化在大理交汇融合,碰撞并迸发出别样火花,因此大理也有“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之称。

南方丝绸之路是比丝绸之路更早出现的陆上大通道,一头串联起四川乃至更为广阔的中原大地,一头串联起印度以至范围更为宽广的南亚、西亚一带。华夏文明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通过大理,在这条细细的纽带上双向传播,现今我们在大理的许多地方,都可以找到这种这些文明在南方丝绸之路上传播,以至落地生根,与当地文化交汇融合留下的烙印。

至迟出现在唐初的滇藏茶马古道,从出现之日起就是连接起滇南边地与藏区的大通道。当产于“银生城界诸山”的茶叶被运到大理后,商队马帮经丽江、中甸、阿墩子(德钦)可抵达西藏,又带着西藏的马匹、土特产品、药材等回到大理。因此,滇藏茶马古道自古以来,就是连接起云南边地与藏区的大通道。

在这种区位优势下,发端于四川的中国古代茶文化,可以通过起点为成都的南方丝绸之路传到大理;产于“银生城”广大地域的茶,可以通过滇藏茶马古道经景东、巍山运到大理;两条古道沿线各民族的饮茶习俗,自然而然地也可以传到大理。特别是连贯产区与销区的滇藏茶马古道,连接起了包括布朗族、拉祜族、彝族、白族、回族、藏族、汉族等众多少数民族,沿线可以看到迄今还存在于生活中的布朗族酸茶、彝族烤茶、白族三道茶、纳西族盐巴茶和“龙虎斗”、藏族酥油茶等各种原始而丰富的饮茶习俗,所以这不仅是一条茶叶运输的大通道,还是原生态茶文化展示的大走廊,既有内地影响又有独特民族地域特色的多元饮茶习俗。

所以,当南诏国政权建立起来后,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以及地理位置上的特殊优势,云南古代茶文化在大理首次得到了整合与萌发。

沱茶重塑大理的茶文化地位

大理国灭亡后,从元朝开始,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开始向昆明转移,但正是由于南方丝绸之路和滇藏茶马古道的存在,再加上大理扼守滇西、滇西北的特殊地理位置,大理依旧是云南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在整个云南,能被称为“文献名邦”的地方只有两个,一个是建水,另一个就是大理。也因此,大理对云南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一直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尽管大理不是云南茶的主产区,但并不意味着大理不产茶,而且种茶的历史并不短。早在南诏大理国时期,也就是1000多年前,感通寺周围就已经开始种茶,感通茶后来还成为了云南的历史名茶之一。而被更多人忽略的,是大理茶。

这里说的大理茶,是一个与大叶茶等同的茶种,1925年由英国梅尔基奥尔根据采自苍山的野生茶树标本定名。大理茶(Camellia taliensis)属山茶属茶组,主要分布在云南西部、南部及缅甸北部地区,在大理、漾濞、昌宁、瑞丽、凤庆、景东等县市具有广泛种植,叶片可用来制作普洱茶及红茶。事实上,大理茶在云南有着悠久的利用和栽培历史,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唐代的文字记载。在滇西和滇南茶区,历史上也曾有过大面积的大理茶园。但近一两百年来,大理茶逐渐被大叶茶替代。

这些都从很大程度上说明,历史上的大理不仅是云南的茶文化中心,还是茶种的起源地之一,也是云南较早栽培和利用茶叶的地方。清代中后期至民国年间,大理下关更是一跃成为西南最大的茶叶交易集散地,以及茶叶的生产加工地。从云南茶叶主产区普洱、西双版纳、临沧、保山等地的茶叶,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下关进行加工,然后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被运往川渝一带,或者是通过滇藏茶马古道被运往藏区。

雍正到道光年间(1723~1850年),随着滇川、滇藏贸易加强,下关陆续开设多家堆店(早期的物流公司)和商号。光绪元年(1875年)喜洲的“永兴祥”创建,到1902经增资扩股后改名为“永昌祥”,总号迁至下关并创制沱茶,下关沱茶由此诞生,最终形成了如今普洱茶在形态上砖、饼、沱三足鼎立的态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永昌祥商号在下关开设了第一家以茶叶精制加工为主的茶叶精制厂。下关沱茶的创制,不仅进一步奠定了大理成为重要茶叶集散地的地位,而且也重塑了大理在云南茶文化中所占的地位。一时间在下关这块狭窄的地方,涌现出来诸如永昌祥、洪兴祥、复义和等数十家商号和茶叶精制厂。1941年3月,下关茶厂的前身康藏茶厂正式在下关成立……

从中可以看出,无可替代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大理自唐宋以来一直是整合云南茶文化的重要基地。云南普洱茶文化的最初形成与后来的整合发展,无论在器物形态上还是在精神文化形态上,大理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因此,大理在云南茶文化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本文节选自《大理,云南茶文化的中心》

作者丨段兆顺

原文刊载《普洱》杂志2018年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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