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产什么茶带图片

汤仁良，1921年出生于浙江诸暨，1938年日军侵占杭州，为躲避战乱，母亲四处借了60元国币，汤仁良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中，逃难到恩施，在其表姐郑尉青的介绍下，进入中国茶叶公司恩施实验茶厂做实习生，师从范和钧，在此供职的有众多茶界名流：冯绍裘、戴啸洲、黄国光、李菊仪、袁炳才、周仕祥、王堃、王乃赓、尹苏民等，在茶叶界都是很有造诣的，这里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茶叶技术培训中心，集中了当时的优秀老师，涉及到茶叶栽培、茶叶加工、茶叶对外贸易等领域，被誉为中国茶叶的“黄埔军校”，汤仁良进厂后两个月就因好学被提拔为助理员，同时考入中国茶叶公司托办的茶叶技术培训中心，得以系统的学习茶叶方面的理论知识。

恩施实验茶厂是汤仁良事业的摇篮，是人生的第一个驿站。在那里为他一生所从事的茶叶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及初步的实验经验，1939年被安排到芭蕉分厂工作，分厂厂长是黄国光（解放后任中国茶叶公司副总经理），浙江杭州人，自然对聪明伶俐的小老乡关照有加，不仅在业务上细心指导，生活上也给予关照，让背井离乡的汤仁良得到温暖，在芭蕉分厂几个月的时间里，还到过朱砂溪分厂，厂长李菊仪也是浙江人，制作龙井技术高超，在此学习了龙井制作。随后被安排到宣恩庆阳坝分厂，这里厂长杨润之，对于年轻而又聪明好学的汤仁良，将自己所有技术传给他，在这里学会了恩施玉露制作。

当时庆阳坝茶场制作恩施玉露的条件极为简陋，没有一样机械，加工设备全部是当地能够找到的设备，杀青是在大锅中进行，一个50公分的竹制蒸笼，用两个直径45公分的竹筛循环使用，大锅盖是竹片编制成倒漏斗形，可防止冷凝水滴入茶胚，蒸好的茶叶倒在篾席用大篾扇使其快速冷却，并散发水分，篾席也就四床，茶叶的做形是在整形台上做的，当时也就两个整形台，整形台是砖砌成长框内中间设燃烧木炭的炉膛一个，在砖框上放置一个与其外径相符的木框，操作台上部用长、短铁条平放支撑操作台，操作台是一个长方形的木框，长190Cm，宽70Cm，高20Cm，用麻布紧堋在框底上，在麻布上裱上六层绵纸（用构皮树制的皮纸），操作时私人分列两边，每边两人左右并排进行，茶场每人发一条毛巾擦汗，装茶用木箱，筛、选、转、运用簸箕，庆阳坝分厂的条件虽然很差，汤仁良在这里学习的却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绝技，这项技艺对他后来的茶叶生涯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1940年，中国茶叶总公司经理换成李泰初，此人是孔祥熙的干连襟，仗势欺人，骄淫极奢，爱瞎指挥。恩施实验茶厂很快换成他所倚重的人。汤仁良只得另谋出路，刚好有个叫王乃祥的老乡在重庆云南茶叶公司四川分部(在重庆夫子池销云南茶叶)当经理，邀请他去任出纳，于是汤仁良被迫到重庆谋生。

蒙难在重庆

汤仁良到重庆后，先拜访了在重庆经商的叔公和堂哥，对他的到来，二人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叔公希望他在重庆经商，并承诺把自己名下的一个分店交汤仁良经营，汤仁良没答应，叔公又提出由他运作到中央大学读书，汤仁良也因为自尊心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堂哥建议到他的公司任职，汤仁良同样拒绝。按汤仁良自己的说法,他不愿意靠别人照顾过日子，心高气傲的汤仁良要靠自己的能力去求生。于是他去了云南茶叶公司四川分公司，成为该公司的在重庆的一个职员，也算是学有所用,凭本事吃饭。

战时的重庆抗战氛围很浓，无论国共两党或其它党派都要在陪都重庆表达自己的主张。《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抗日主张的舆论阵地，是进步人士非常喜爱的读物。汤仁良作为一个深受战乱之苦的热血青年，自然把这一刊物当作精神食粮，公司对面墙上贴着的《新华日报》，他是每日必看。这个时候，虽然是国共合作联合抗战，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活动在明的方面好像是允许的，《新华日报》也能与《中央日报》《大公报》《扫荡报》《扫荡报》等同时贴在墙上，让市民观看，但它的纸质很差，也没有人敢看(这是后来才知道的)。但暗中却不一样，他们对进步人士进行打压、限制，对拥护、靠近共产党的人士更是暗中采取措施，或关押，或暗杀，最大限度地进行扼杀。在这种大背景下，汤仁良不可避免的成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对象，1940年的夏天，国民党特务对汤仁良动手了，他们把他抓了起来并严刑逼供，年轻气盛的汤仁良对国民党特务的行为非常反感，审讯从一问一答变为一打一骂，汤仁良饱受皮肉之苦。特务们在审问不出结果后将其转到警备司令部。经过四十天左右的非人折磨后，因国民党特务找不到汤仁良与共产党有牵连的证据，被放了出来，释放时经一个狱警(浙江老乡)点破，汤仁良才知道自己是因为看《新华日报》惹火烧身，引出如此巨大的麻烦。

经历如此磨难的汤仁良，这时有些屈服于命运，从不迷信的他居然去测了字，他写的是一个“有”字，测字的先生给了他八个字：“大益东南,不利西北”。听了这八个字，他灵光一闪，恩施不就在重庆的东南吗？看来自己的命运还得再次与恩施联系到一起。于是他连夜向堂哥汤朝荣借了三十元钱，乘坐民生公司的小火轮到巴东，再乘木炭车又来到恩施。

再次到恩施

汤仁良回恩施后，经时任五峰县茶叶改良场场长的袁炳才介绍，认识了湖北省农业改进所所长戴松恩，戴松恩见汤仁良聪明伶俐，就安排他到畜牧组做助理学员。畜牧组主任王邦巩见汤仁良爱学习，是个可塑之材，就不安排他具体工作，让他自学文化知识并进行指导。

1940年，在王邦巩的关怀鼓励下，汤仁良考上了湖北省立农学院会计专修科，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湖北省立农学院是华中农业大学的前身，当时院址在恩施东郊的金子坝(陈诚官邸所在地)，它是湖北省主席陈诚仿照延安办学方针，学生读书免费，还供吃、供住、供夏衣冬服，但毕业后，要为政府服务两年才能自由找工作。1940年建立的湖北省立农学院，是在当时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直接倡导下，在极其困难的时期，为湖北培育建设人才开办的学校。为表达对这所学校的重视，陈诚亲任名誉院长，每到星期一，陈诚只要在恩施就会去农学院参加纪念孙中山“纪念周”，并与学员交流，学员不仅可与他直接对话，还可向他提出问题，调皮的学员甚至还与他开玩笑。虽然吃穿由政府供给，但汤仁良没有钱买鞋，就练高跷走路，汤仁良在冬天为避免脚受冻，曾经踩着高跷去食堂吃饭，

湖北省立农学院的师资力量是雄厚的，一些名校的名师因躲避战乱逃到恩施，在农学院执教。虽然条件艰苦，但在战火纷飞年代能够生活无忧，已是非常不易，所以师生们都很珍惜，学员学习也刻苦努力，老师也用心传授。那时教授和职工的工资是实物发放。生活仍然艰苦，其中有一位教生物统计学的李凤荪教授，挑粪水浇菜，不小心跌跤，因为舍不得肥料，在铲土时发现一个虫，经过培养送去伦敦世界昆虫学会鉴定。在全世界100多万昆虫中没有此虫，于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凤荪虫”。另一位教经济学的教授沙凤歧，思想很开放，他经陈诚同意，竟敢教学生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论】和计算公式S=(T/t)元。让学生们知道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手段。湖北省立农学院的学习并未如预期完成。

1942年春,因日寇的侵略更加疯狂，侵入五峰县，学院停课，学生只有提前毕业。汤仁良因所学专业是会计，被分配到宣恩中学任会计主任。这份工作应该是很不错的，但热爱茶叶的汤仁良却有些觉得不满意，竟违命不去宣恩，到了五峰茶叶改良场任技佐，月薪160元。

图片来源：《近代以来中国茶业研究及图鉴》

奔赴云南

汤仁良到五峰三个月，接到了表姐郑蔚青的来信，代表其父亲郑鹤春(云南茶叶贸易总公司经理)邀请他到云南茶叶贸易总公司工作。原来云南的茶叶技术人员十分缺乏，偏偏冯绍裘在1941年春去昆明中央机械厂定制四部克虏伯式双动揉捻机而不回的情况下，使红茶加工技人员更是难求。汤仁良1939年在恩施实验茶厂看了全国茶叶评审，当看到云南茶叶时，对其圆润饱满的芽叶产生了浓厚兴趣，并由此产生了云南情结。汤仁良看到信后立即决定去云南，并约上当时的五峰茶叶改良场场长袁炳才(又名袁鸣)夫妇和五峰农场场长熊径阳(是一个在深山炼提供铁材给贺龙被捕，因五峰老县长慈心，叫看守人员替他买烟时，暗示逃走的共产党员)，一同前往云南，开始了他的追梦之旅。一路颠簸，1942年6月一行辗转到达昆明，成为云南的一名茶人。这位21岁的小伙子怀着对茶叶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被一封信召唤到云南，却不知此去等待他的是一条多么曲折的人生道路。

汤仁良到云南省公司不久，就被公司派往顺宁。当时有一紧急情况，冯绍裘因故离开了顺宁茶厂，吴国英继任副厂长，为冯绍裘定制的大型克虏伯式双动揉捻机，员工不会使用，做出的红茶质量却出现问题，调往口岸的五百担红茶，因产品质量问题被海关全部退货。汤仁良到顺宁茶厂后，通过分析发现发生质量问题的关键是在揉捻时整体发酵过度。造成原因是揉捻机的容叶量高达200公斤左右，揉捻时间两小时左右，云南是大叶种茶，芽叶肥厚重实，在加压揉捻的过程中因加压造成温度升高，促使茶叶在揉捻机的桶内发酵若按正常工艺要求发酵，就成为带酸的褐茶了。为解决这一问题,汤仁良带领茶厂技术人员进行试验,针对发酵过度,先是在发酵工序缩短发酵时间，虽然发酵过度的问题解决了，但品质问题还是存在，因为两次发酵茶叶品质完全变异，根本不符合红茶质量标准。面对这样的结果，汤仁良只能另设它法了，要使红茶品质达到要求，只能从解决揉捻时发酵这一特殊现象入手，如果揉捻过程推迟或少发酵，问题就不存在了。汤仁良带领工人和技术人员在揉捻加压上进行试验，按茶叶加工的技术要求，揉捻加压按“轻——重——轻”的顺序进行，汤仁良认为大叶种的茶叶比重大，大型揉捻机投叶量大，桶深，自身压力就大，而揉捻时加压就压力更大，茶叶细胞破碎快，促进了在揉捻时先、后不一致时的茶叶内部的物质转化。试验目标确定为减压运行，最后的结果是不加压，连桶盖也不盖，利用茶叶自身重量形成的压力，使萎凋叶揉捻成条，而茶叶因无外在压力作用，通透性好，在揉捻过程中减少发酵现象，成品质量比较符合标准，达到外销要求。

汤仁良到达顺宁茶厂不满五个月解决了难题，因业务能力太强，被副厂长所不容，采取不发工资，理由是汤仁良的工资太高，群众不服。汤仁良负气回到昆明公司，总经理郑鹤春说事情已经知道，命汤仁良仍回顺宁。汤仁良以好马不吃回头草，坚决拒绝，郑经理又要汤仁良与业务主任王乃赓同样100元的月工资在公司工作，汤仁良说:我是你们请来的，凭什么要减少60元？既然公司无法安排，只好在公司吃住，另找工作。

年余后，直到1944年春，墨江茶叶公司经理禹恩燮，委托该公司昆明营业部经理兼墨江茶场李子忠场长，邀请汤仁良去墨江工作，担任墨江茶场技术主任。墨江茶场有500余亩茶树畸形生长的茶地。当年汤仁良除开始修建食宿厂房、试制“恩施玉露”器具外，在秋末将茶树全面进行整型修剪。过年时，李子忠从昆明回来，看到遍山是枯枝落叶，他心痛地责问汤仁良：你怎么能这样搞？汤仁良将取消顶端优势促发侧芽的道理说明。汤仁良在墨江茶场十分关注茶叶加工，把浙江师傅熬夜制茶改变到白天炒制龙井，将鲜叶储藏过夜，起到轻微萎凋作用增加香气。改变原来一次炒干为分段即初炒、复炒；将茶胚成型后(含水量在30%左右时起锅)平直摊放在簸箕里，待全部鲜叶做完后进行复炒，既省工、省燃料，又减少苦涩味。受到原来看不起汤仁良的一位浙江龙井老师傅孙德明的尊重。到1945年,茶园增产20%，而汤仁良指导生产工艺的“玉露”茶一炮打响，产品供不应求，墨江茶场又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李子忠高兴之余，花了150个银元，给汤仁良买了一套毕几毛呢西装，作为奖励。

淡泊名利，一心为茶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汤仁良毅然参加“云南人民倒蒋自卫军二纵队”（滇黔桂边纵九支队前身），并担任墨江军政委员会宣传部长，1950年云南和平解放后，一心投入茶叶事业的汤仁良，申请辞去部长职务，经边防副司令员余为民同意转业，并嘱咐去西双版纳建设小上海，团长刘杰生转业时任思普恳殖场场长，任命汤仁良为茶叶股长，历时一年许，在接收三厂一场的同时，汤仁良利用国民党军破坏不了的工具，在勐海南糯山茶厂生产了2.5吨红茶。1952年送样品经上海商品检验局鉴定，品质超过高档祁门红茶。汤仁良将报告单送给时任云南省农业厅厅长张天放，他非常高兴地说：云南有这么好的宝贝。立即将报告单送省经济委员会当场决定拨款十万人民币，并令汤仁良在昆明购买化验仪器，等待从上海调拨的显微镜。为1952年8月建立云南茶叶科学研究所做好准备，汤仁良因此调去思茅行政干校学习，1953年2月被农业厅从干校调到凤庆任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当时党政领导都很重视茶业，县长兼任红茶推广大队长。省农业厅又要求农业推广站以茶叶技术为主，在这样的良好环境下，汤仁良能力得以发挥，通过培训农民技术员，土制三角水平尺,不到两年，将全县3900多亩荒芜、上下直裁的茶垦复改成水平横行。在加工技术上，汤仁良选定离单位约三公里的象唐初制所，蹲点农民自办的茶厂。实践中发现揉捻机的缺点在于揉盘上棱条不合理，揉桶运转，使茶体离心外跑，每次揉捻要一人将外跑的茶扫进揉桶。运转时，桶边与直型棱条形成剪切，茶条被断碎，而且团结力很小,揉好一机茶需要两小时以上，成茶品质较低。汤仁良在新婚的日子里，夜以继日的刻苦研究，不知其数的刻制不同型的棱条，最后成功的是不同曲律的曲棱。使茶胚起到向心力作用，茶胚不外跑，形成茶胚自身团扭，减少断碎，揉捻时不要专人管理，成茶紧结圆润，提高精制率10%左右。但被解放前的顺宁茶厂副厂长、留任为凤庆茶厂的厂长否认。几经周折后经中国茶叶总公司技鉴胡浩川同志亲临凤庆鉴定说：适合外销。并授意省农业厅将此揉捻机推广全国，省经济作物处处长贡惠英同志亲到凤庆，与县长解德宽商得同意，命汤仁良制30部模型，当时凤庆只有大刀木匠，城内只有一个被劳改释放的反动军官懂得数学的木匠，汤仁良请示县长同意，叫他到农技站制30部模型交省农业厅，共花了业务费2000元人民币。造成后来反右批判的证据，说汤仁良走白专道路，一鸣惊人，请反动军官到单位工作，浪费国家资金。并于1958年被划为右派，县委书记为了报私仇，不许汤仁良搞茶，到农村蹲点，指导粮作技术，近20年，汤仁良所蹲过的七个生产队都空前丰收，得到农友们的喜爱，无数次暗中给少量鲜叶，汤仁良得以探试“云南蒸酶绿茶”的工艺，认识了云南大叶种要制出好的绿茶，必须改变绿茶不能发酵的常规。

1976年落实政策改错后，继续投身茶叶事业，做出巨大成就，蒸酶茶制作也于1981年得出了成果，准备推广，却受到人为干扰,推广计划流产，于是愤而办理了离休手续，并发誓“再也不沾茶”。1985年临沧地区成立了“茶叶技术标准委员会”，经凤庆县县长毕文玉推荐，地区计量局毕加吝局长邀请，汤仁良因热恋云南大叶种制绿茶之心不死，放弃了赌气之话“再也不沾茶”的誓言，又成为该委员会的特邀委员兼顾问，再次开启了他的茶叶科研课题。

身在云南,不忘“玉露”

特别希望把自己在恩施学到的茶叶加工技术用于生产中。“玉露”茶是汤仁良在恩施学到的最精湛制作技艺，到了云南自然要展示出来，于是他采用大叶茶鲜叶制作玉露茶。由于大叶种芽大毫多，做出的“玉露”茶与恩施玉露相比在“细”和“光亮”上有所欠缺，但因紧圆亳多，又不能盗名“玉露”，就以“银针”为名。上市后受到消费者追捧，产品供不应求，制作玉露茶的关键是蒸青和整形、上光，形成玉露特殊的外在感观品质，虽然汤仁良对工人手把手地教，但理条、上光的工序仍须汤仁良参与完成。蒸青则是形成玉露内在品质的关键，为保证质量又提高产量，汤仁良于1946年在云南墨江茶厂进行研究改进，用一口大铁锅盖上中间钻有直径2.5厘米圆孔的板盖，盖上安装35Cm高、100Cm长、30Cm宽的木框。长方型的木框内装一个漏形的匀汽箱，箱口钻有许多小孔的铁皮，起到分匀蒸汽的作用，在上面安装手摇轮回竹条编制的蒸青帘，帘部除茶叶进、出口外,都用木板围封。每小时可蒸鲜叶40公斤，比庆阳坝时的蒸青设备不仅提高了产量，降低了劳动强度，而且保证了杀青质量，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墨江没有棉纸，就用厚约1.5公分用铁条为筋的薄层纸筋石灰板作作台的底板，可以长期固定使用，总体上减少了制茶成本。后来因工作变动，汤仁良先后在凤庆、临沧、耿马传授玉露茶制作技术，使恩施玉露制作技艺在云南得到传播。在临沧永泉茶厂制的“云针”获全省绿茶第一名，在凤庆茶厂制的“太华茶”得到外贸部总顾问黄国光的表扬，并获得金牌称号,每公斤600元，供不应求。汤仁良在云南虽然花了很大的精力推广玉露茶制作技术，产品也受到消费者的高度认可，临沧地委在凤庆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说：从来没有喝到过这样好的茶。但恩施玉露制作技艺是很难掌握的，云南的大叶种茶内含多酚类蛋白酶高，而且非常活跃，还有茶多酚中的复杂儿茶素含量既高又苦涩，用一般杀青工具做不到的，要用恩施玉露蒸汽杀青，才能在温度不低于45℃，操作达三小时半的时间里完成不是氧化作用的“发酵”，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苦涩味。成为口感润厚、外形美观的高档绿茶。虽然很多人喜欢“玉露”茶,但因为人工操作,劳动程度强，缺乏事业心强,能吃苦耐劳的人才,因而汤仁良在云南传播玉露制作技艺也是面临困境,，玉露茶并未如他所愿大范围推开，就连自己的大儿了虽然他用尽心血去教也没有完全学会。

反右成为牺牲品,饱受磨难搞科研

1958年,反右扩大化,对县委主要领提了几点意见，即被划成右派，停职降薪，不准搞茶，到农村蹲点，20多年间，连续蹲点七个生产队。每到一地他都刻苦钻研，不怕苦不怕累，潜心农业科技研究，为所在社队实施特殊增产增收措施出谋划策。凡他蹲点的生产队良食都空前增产，乡亲们把他当作财神—样敬重。并暗暗的给他一些鲜叶，试验后得到了决定性的认知是最高兴的事。1971年夏，县委领导人将他的公职无理由的免去，并强令下放到边远穷困的营盘公社务农。他苦苦申诉，无济于事，只有申请返回浙江老家，幸得时任军管会政工组长刘振基同志的帮忙，汤仁良以自愿申请退职为由，并发给全家四人回浙江的差旅费800元，成为浙江诸暨小山村的一介农夫。汤仁良所在的公社党委书记和生产大队支书了解到他是搞农业的，就委派他为公社植保委员大队植保组長，五年时间里，给所在生产队改进了农业技术，大幅增产增收。工分值每10分达到1.80元，而其他生产队只有0.30元左右。

1976年云开雾散重见天日。汤仁良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工作，回风庆农科所开始新的农作物杂交试验。1980年冬天，他被调往临沧外贸局新成立的茶科所任制茶组组长。汤仁良在人生最美好的季节耗去了20年光阴，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损失，也是茶叶界的损失。

借助“玉露”谱新篇,改进工艺创“蒸酶”

云南历史上就是产黑茶“普洱茶”的地方，汤仁良工作的凤庆县，1939年前只生产晒青，冯绍裘创制“滇红”后才有红茶。从恩施走向云南的汤仁良最先接触的是绿茶，培训时学习了红茶和绿茶加工，但在实习时得杨润之“玉露”制作技艺真传，因而对“玉露”自然有不可割舍的情感，对蒸青工艺具有独到的理解，对绿茶自然也有一份爱恋的情怀。我到云南他家中拜访时，他喝的是绿茶，而且他告诉我，他平时喜欢喝的就是绿茶。云南大叶种的普通鲜叶苦涩味重，是难制成好绿茶的，汤仁良为云南大叶种茶生产绿茶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实验，也使用蒸汽杀青技术,在初烘后加入“发酵”工艺，最后取得成功，研制出云南特有的“蒸酶茶”。探索做试验早在1942-1948年间汤仁良在顺宁(今凤庆)实验茶厂、墨江茶场试制玉露、毛峰、龙井等绿茶，终因制出的产品苦涩味较重而失败，唯玉露因原料幼嫩和独特的品质特征得到认可。解放后，内地茶叶院校毕业生分配到云南工作，他们也以小叶种绿茶工艺制成大叶种原料的绿茶，产品送母校老师鉴评，导致中国陈椽、王泽农、阮宇诚等茶界专家、学者在论著中断言：云南大叶种只能制高档红茶，不宜制绿茶。这个结论给云南绿茶判了死刑。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红茶市场不景气，有人说:不能吊死在红茶上了。汤仁良也从多年制茶的经验中悟到不同工艺可以改变云南大叶种的“脾性”。从那时起，在农村蹲点时，得到农友资助少量鲜叶，用开水壶蒸汽制蒸青茶实验。在无数次的失败后，摸索到需要“发酵”，才能减少苦涩味的初始方法,，成功投产。

1976年秋恢复公职后，汤仁良举家迁回凤庆。他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公开搞起了蒸青茶研究。到汤仁良平反后被借调凤庆茶厂茶科所指导生产“恩施玉露”茶时，得以利用该所蒸汽炉将二三级鲜叶制成“珍眉”（即蒸酶茶）。试验得到系统进行各项技术指标被确认，试验宣告成功。1980年，汤仁良调到临沧地区外贸局任初建茶科所制茶组长，在此期间到临沧县博尚镇永泉茶叶初制所蹲点，在提高红茶品质的同时自购工具制竹木手摇蒸青机，继续蒸酶茶的研制，试制产品得到地县各级领导和专家的肯定。临沧地区茶科所计划于1982年正式生产，不久，计划被莫名其妙的推翻，汤仁良愤而提出离休申请，致使蒸酶茶的研制工作中断。1985年初，曾喝过蒸酶茶时任临沧地区计量局局长毕加吝和凤庆县的毕文玉县长以“为人民服务”为由，说服汤仁良重启蒸酶茶的研究，并在地区科委主任李根福等人的陪同下到临沧各县进行系统的调查，最后决定在临沧县博尚镇建立永泉茶厂。经过反复改进、研制机具和完善制作工艺，于1988年试制成功并投产，产品送省参加全省茶叶鉴评，惊动全省茶界，其中参照玉露工艺制作的“玉针”（因银毫白如针而命名）获100分满分，冠全省参评产品之最；“珍眉”得94分名列第二。又报送国家商业部杭州茶叶加工研究所，经高级工程师王善庭、钟罗化验，因品质出乎意料，在写评语前，由该所出资，花了3000人民币邀请沪浙茶叶专家会评，共同的评语是：品质较佳，超过浙皖高档炒青绿茶，可与中小叶名特茶相美。云南省科委及有关部门领导、《云南日报》记者纷纷前来视察、采访，一时之间，赞誉之词不绝于耳，产品供不应求。当年时任地委副书记的艾群在凤庆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说：这么好的茶，我从来没有喝过，希望各县都搞起来。会议一结束，耿马县委书记杨学亮即到永泉茶厂邀汤仁良和华加吝去耿马。（当时汤仁良因已经答应杭州茶叶试验场场长给栋房子，报销去云南来回差旅费和每月补贴400元的条件，准备去该场工作，没有立刻答应，经毕加吝说云南落后于浙江，应该在云南）次日，随杨书记去了耿马。在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的会议上决定以乡镇企业名义，在勐撒建厂，可谓雷厉风行。八月投产当年茯利两万多元。此后该厂生产的“回味牌”蒸酶茶系列先后分别获得展销、博览会五个金奖、一个银奖，其工艺申请获得国家专利。

1994年由临沧地区茶叶科学研究所报请云南省科委批准，下达课题“蒸绿茶机械化生产线研究”，随批文补贴人民币17万元，经过三年六个月研制，于1997年8月成功鉴定，共耗资23.2万元，全生产线共22台套机器组成，全年可生产合格干茶100吨，并试生产了175公斤中档蒸青绿茶，鉴定后，全部生产线由地区外贸局接管（后来被不懂茶叶机械的厂长破坏了）。1995年，陈椽教授的学生，时任云南省农业厅经济作物处长的贡惠英同志写信给他说汤仁良经过发酵制成的绿茶很受消费者欢迎。他在回信中说，汤老老了，忘记绿茶是不能发酵的，并要点茶样看看。当时，汤仁良正在帮耿马县供销社在勐撒建立三南茶厂，将该厂的商品“露珠”“滴翠”“蒸酶”寄去各200。他正在开汤时，恰逢国家经贸委主任姚依林造访，就把三包剩余的叶茶“借花献佛”，又写信给汤仁良说：盼再各寄十几克。第二次同样寄去三包商品茶共600。这次他邀请安徽商检局、茶叶公司、茶学会、农学院四位高工专家会评，评审结束，欣然题词:“原璧归华、更新换代、形质并茂、还我国饮”。并用快函祝贺，同时建议在昆明召开记者招待会（因无经费没召开）。陈椽乃是我国茶界先辈，居然能自我否定以前论断，足见汤仁良利用蒸青发酵工艺制作的绿茶的品质之优。蒸酶茶是在传统制绿茶工艺上增加了发酵和高温蒸汽快速杀青，这是两个互为因果的改革。因此，彻底钝化了茶多酚蛋白酶的基础上，进行长时间的闷、抖式的发酵，又能减少破坏有益物质如维生素c、叶绿素，并可部分将咖啡因、蛋白质分解为氨基酸，把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简称e-gcg的苦涩味减少，将其大多有益成份保存下来。蒸酶茶工艺存在的缺点：一是两个新增工序的操作，特别是发酵要求严格；二是初制成本高于传统绿茶10%左右。但它具有养生、保健功能，实现了对云南大叶种茶资源的保护和科学的开发利用，并且对今后新产品的开发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当时日本的茶叶专家渡边依作在临沧市访问凤庆茶厂时问汤仁良：你是怎样解决云南大叶种制绿茶消除苦涩味的？汤仁良因为地委书记段经堂要求保密，只好婉言答复：日本是小叶种茶，这项技术用不着。但作为国内企业应该有针对性地应用这项技术，大叶种地区用于绿茶制作，中小叶种地区在夏秋茶的加工上也可能借鉴这项技术的相关指标,做出品质更好的茶叶产品。认准蒸青好工艺,研制设备做好茶。

汤仁良在恩施学玉露茶制作时对蒸青这一杀青工艺有了很深的了解,他认为炒青会因为受热不均匀而影响产品质量,蒸汽杀青则没有这一问题,只要杀青设备密闭性好,杀青效果非常好。到云南后,他在绿茶制作的探索中始终把蒸汽杀青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1946年,汤仁良在云南墨江茶厂改进的匀汽箱与摇轮回蒸青帘蒸青设备能达到每小时可蒸鲜叶40公斤速度,这在当时来说效率是很高的,但需要操作人员技术熟练,要靠嗅觉掌握摇动的快慢,才不致失误。1981年在临沧县博尚镇永泉茶叶初制用汽油筒代替铁锅，在墙外用钢管将气体导入如上述蒸青箱内的手摇蒸青，每小时可以杀青75公斤，缺点是摇机人仍然要靠嗅觉掌握摇动快慢。1986年，汤仁良设计制造出电动网带轮回式蒸青机，只要调整好撒茶厚度与轮转速度,台时产量达到300-400公斤。但有三个缺点没法解决：一是增加茶胚水分115%不仅增加失水燃料，而且影响品质；二是盖板架和筛网(铁质)上的冷凝水里的铁离子污染茶叶，影响色香味和人的健康；三是筛网是匀速轮转,蒸好的茶叶很柔次，粘附在筛网上，二次重蒸，混入在制茶里，影响成品观感明显。(使用此机，须专人清除被粘茶叶)到了90年代初，汤仁良在有关部门和相关人员的协助下，制成了“快速振匀蒸青机”76型，台时产量可达600公斤(鲜叶)，直接操作只需搬茶、撒茶两个人。蒸好的茶胚不仅不附冷凝水，还能蒸发茶叶体内自由水0.5%左右。也没有铁离子的污染。(因为汽室除喷汽口是铜网外其他都是绒、棉织品)，在6秒钟内达到彻底钝化多酚酶的作用。

汤仁良为了减轻制茶成本，设计了压力不超过0.1Mpa的蒸汽发生器(直立锅炉形式自动加水,可以不断使用)，售价只要7000元，装上0.1Mpa的压力表会自动放汽使用蒸汽只有0.06-008Mpa的压力，很受厂家欢迎。汤仁良因为长期坚持试验，勇于探索，在茶叶界成绩斐然，得到国家和茶叶界的高度认可，1992年10月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1997年4月被授予吴觉农勋章。这是对他一生为茶的最高奖励，作为一个茶人，得此两项殊荣夫复何求。

2019年，汤老去世，享年98岁。

来源：云南省茶业协会 苏学章 ，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深山野茶香

海南珍贵的野生大叶种茶树，与海南文化羁绊千年之久。从《海南岛志》中记载的“五指山水满峒”茶，到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高峰老村最近发现的3000余株古茶树，野生海南大叶种茶树为海南茶文化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人们不禁好奇：海南最古老的茶树，隐匿于热带雨林之中的某处，悠然生存了多少个甲子？

▲生长着大量海南大叶种古茶树的鹦哥岭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岭片区海拔约700米的环带，处于典型的热带气候和温凉湿润带之间，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晨昏云雾缭绕，正午阳光热烈，雨水丰沛。抱团扎根的巨叶植物，匍匐蔓延的翠绿色爬藤，从石缝中迸发而出的狭叶草本，生命的赞歌在山间无声吟唱。

▲鹦哥岭上的海南大叶种古茶树

岩层透出的灰色或黄色，是“靠山吃山”的颜色——大量木质藤本落叶加速养分循环，能量在土壤和生物间活跃地转化，强烈的生物富集凝聚了土壤中的养分，长在这里的植株有机质格外丰富。“这片林子里藏着不少野生古茶树。”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鹦哥岭分局高峰护林站站长符诚勇一边指着海拔700米左右的高峰岭山坡，一边介绍古茶树情况。

就在高峰护林站附近，分布着数量可观的海南本土野生乔木型大叶种茶树，其间不乏高7米至10米、胸径在40厘米以上的古茶树。根据7月下旬前来调研的农科院、中茶所等团队初步估计，这样的茶树树龄大概有200年。

茶树在森林里极易辨认，它的树干颜色较其他树木更青更翠，附有独特的白色菌斑；岁月赋予它们密实的质地，粗粝的树皮有种沉甸甸的触感。热带雨林中的茶树，有的七八株围成一簇生长，大部分情况下，两株茶树的间距不超过10米。据鹦哥岭分局初步统计，高峰护林站周围一带至少有3000株野生古茶树。

不同的树龄、不同的树枝，长出的叶片之间略有差异。老叶的长度一般在15厘米以上，叶宽约5厘米，叶片整体沿主脉向中间微微折叠，叶缘呈不规则的锯齿状，叶尖长而锐。

白沙黎族自治县橡胶中心主任邢福顺近年持续参与这些野生茶树的调研考察工作，他介绍称，当地黎族村民有制作、饮用凉茶的传统，其原料正是这种茶叶。经过晾晒和存放的茶叶，回味甘甜，饮之消暑生津，提神解乏。

▲科研人员在调查海南古茶树资源

如此看来，久居热带雨林的先民早已不约而同地找到了这笔宝藏。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吊罗山、霸王岭等片区的村落，曾有饮用野生茶的风俗，全靠几户农家粗放化地采制野生茶。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吊罗山乡村民王明的记忆中，以前每年都能喝上几壶吊罗山野生茶。“同乡村民从不透露茶树的具体位置，他们从祖辈继承这份采茶、制茶、卖茶的经验。”王明说。

历史最悠久、风味最独特的，莫过于五指山野生茶。海南中部热带雨林中，五指山海拔最高，终年云雾缭绕，昼夜温差大，造就五指山茶氨基酸含量丰富，制成红茶能冲泡十道以上。

记载海南岛登岛战役的著作《海南之战》中提到，1949年隆冬，冯白驹一行在五指山中心根据地分析局势。彼时，琼崖纵队与对岸十五兵团取得直接联系，结束了单兵作战的局面。得知喜讯当天，大家喝的正是五指山野生茶叶炒制而成的茶饮。根据记载，五指山茶“初喝下去，清香中微带一丝儿苦味，过后则满口甘爽，余味不尽。”冯白驹饮罢开口道，“先苦后甜，我们现在即将迎来这先苦后甜的时刻了。”五指山茶之味，与极不平凡的历史相呼应。

最初，五指山水满乡等地只产野生茶，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五指山茶农尝试采集野生茶籽，或直接剪下野生茶树的枝条扦插，随后经人工栽种的海南大叶种茶树大量出现，目前，人工驯化的海南大叶种茶树遍及通什、南圣、毛阳、畅好等4个乡镇。

同样是20世纪50年代，五指山茶厂在五指山山脉之下、通什市（今五指山市）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交界处成立。近年，茶厂转型为景区，60多株野生茶树摇身变成最靓丽的风景线，其中还有一株千年古茶树屹立不倒，受到游客青睐。

山间公路蜿蜒，沿途茶香弥漫。即将立秋，山间古茶树结了满树硕果，千年古茶香，将随着种子的传播，溢出雨林，飘向远方。

▲海南大叶种古茶树的果实

然而，海南热带雨林森林公园的各处深山里，分布着多少野生古茶树？它们的生境和现状如何？还有待有关部门和科研机构进行全面的调查，为将来保护与利用并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文献中的海南岛古茶树

卷帙藏茶影

你可能无法想象，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五指山、鹦哥岭、黎母山、尖峰岭、霸王岭、吊罗山等林区深处，分布着许多野生古茶树，由于迄今未有过对此类自然资源的地毯式全面调查，我们无法知晓它们的具体分布区域和确切数量。

自古以来，海南岛的先民尤其是黎族百姓，一直在利用身边的古茶树资源。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海南的古茶树资源却像藏在深闺的处子，尽管历史上小有名气，在当下却鲜为人知，利用程度也较低。而放眼国内福建、云南、浙江等地，古茶树的保护、利用以及给当地带来的可观经济效益，或可为海南提供他山之石的借鉴。

“本岛向无人工种茶，一般所饮之茶多仰给于外。本岛所产茶叶，皆采自野生茶树，而制法粗恶，色味不佳。其中最有名之茶，为五指山水满峒所产，树大盈抱，所制茶叶气味尚清。”从1930年成书，1933年在上海印行的《海南岛志》，不但可以略知90年前海南岛上的野生古茶树概貌，也能够大致了解当年海南所制茶叶的品质和外销的情况，“每年由陵（水）、万（宁）、定（安）三属出口，产额约值六七千元。”

茶树生长缓慢，长到碗口粗最快也要100年，“树大盈抱”，也就是一个成年人环抱满怀的茶树，其年月之久长可想而知。

▲五指山脚下的海南大叶种古茶园。陈德新摄于2019年

采茶

海南岛的先民是如何找到古茶树和采摘茶青的？清末宣统《定安县志》对此有一番较为具体的描述——

每年清明节前后十天，采茶人会成群结队，甚至组成百余人的队伍进山找茶，白天采茶，晚上就睡在山里。他们以茶叶散发出来的清香之气，来判断它们的老嫩程度，继而决定是否前往采摘：如果是早间闻到香气，茶叶一般比较鲜嫩；午间闻香，茶叶则不老不嫩；申时（下午三点到五点）才闻到香气，那么茶叶已经偏老。

《定安县志》还介绍了当年该县四座分布野生古茶树的山头及所制茶叶的特点。

南闾岭（今屯昌南部的南吕岭），茶叶滋味清香甘甜，因此被称为“甜茶”，可与武夷山茶媲美，还能辟除瘴疠。

思河岭（今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白马岭），茶叶滋味比南闾岭的还要甜。

水满峒（今五指山市五指山南麓水满乡），茶叶“气味香美，冠诸黎山，久已有名……今不能多得矣”。

▲五指山热带雨林深处一株“树大盈抱”的野生古茶树。清风摄

淳朴的水满黎家还给1816年上任的定安知县周祚熙送过水满茶。但到清末，水满茶已不能多得。可以想见，百年之间，五指山的野生古茶树资源呈锐减之势，原因不明。话说那位县令周祚熙，是个口碑不好的地方官，在任6年，巧立各种名目，强力催收租税，大修城堞楼阁，导致财政亏空，后来被调往广东顺德，死于任上。

定安产茶的第四座山头是龟岭（今定安县南部母瑞山一带），茶林在岭口的香林寺。但对龟岭之茶的品质和特点，没有任何文字记录，估计滋味一般。

在地图上标识出这四个点，不难发现，从母瑞山到南吕岭，再到白马岭和五指山，它们是连成一片的，且海拔高度逐渐上升，海拔越高者，茶叶的滋味越好。

土贡

将时光回放到明代，今天的人们借由各种府志、州志、县志，依稀可以看出野生古茶树在海南岛分布的情况。

按正德《琼台志》的记载，当时的琼山（今海口）、澄迈、临高、定安、文昌、会同和乐会（今琼海）、儋州（含今昌江的部分地区）、万州（今万宁、陵水）、崖州（今三亚、乐东）等10个州县，均有天然的野生茶树分布，其中出自“琼山、文昌者佳”，乡下老妇往往将茶叶与茱萸、芎、八角、茉莉花一起煮水，盛在钵中，晚上一边吹末，一边慢饮。其时，临高举人王佐有“藤钵晚茶吹榝末”的诗句描写了这一民俗场景。

海南岛的茶叶还是被送往明朝廷的“土贡”，此前和此后都不曾和不再。所谓“土贡”，是指地方进贡朝廷的土特产，不同于沉香、黄金这类高端贡品。

明初，海南10个产茶的州县，进贡的芽茶（也写作牙茶，即茶叶的芽心）为三百四十九斤八两、叶茶（一般为芽心以下的两叶）一百四十三斤八两；正德年间（1506年至1521年），芽茶增加一百四十三斤八两。这两个数字持续到万历年间（1573年至1620年），差不多是一百年不变，即芽茶四百九十三斤、叶茶一百四十三斤八两。茶价为每斤（十六两）白银二钱，几乎是三百年不变。

制茶

“当地野生的茶树混杂在其他灌木丛中，被灌木白色的花儿覆盖着，但还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种茶树出现在野生丛林中，足以说明它是本地原生的（indigenous）。当地人将其叶子采摘后晒干，带到集市出售，数量并不多，他们叫它‘黎茶’（Letea）。”（香便文《海南纪行》，辛世彪译注，漓江出版社，2012年）1882年，美国传教士香便文深入海南岛考察，在今白沙黎族自治县细水乡福门村一带，看到野生的茶树，并粗略了解了黎族人对它们的简单利用——晒成干叶，煮水饮用，或拿到墟市出售。

也就是说，140年前，海南岛上，至少是黎族地区还没有制茶工艺传入，那么，明代的那些“土贡”茶青是在哪里加工，制成可以冲泡的茶叶？则成了一个待解之谜。

那么，黎族地区什么时候才开始制茶？1928年，海南岛警备司令兼琼崖实业专员黄强（1887—1974）陪同法国传教士萨维纳进入黎族地区调查后，也撰就长文《五指山问黎记》，写到了他认识的一位茶商李树英：“李君为茶商，父在冯子材军中，得梅县幕客授以制茶方法，谓五指山多野茶，制出可获厚利，由是遂世其业，往来山中者有年。”

冯子材是在黄强出生那一年，即光绪十三年（1887年）奉命入琼平息匪患的，幕僚中有懂得制茶的梅州人，教会了李树英父亲制茶之法，此后李家以此为业，出入于五指山盛产野茶的地区，包括但不限于水满峒。

如果李树英所言不假、黄强所记无误，那么，五指山水满峒的黎族同胞掌握制茶工艺，最早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借鉴国内成功案例

唤醒海南古茶树

茶界老饕客往往愿意为古树茶买单，品鉴茶源地理背后的本味，形成对原产地茶叶的味觉记忆。能支撑他们对茶叶本味执着追求的，乃是茶树品类背后的“古茶树”资源。

▲2001年出版的《中华茶叶五千年》中收录的海南大叶种古茶树图片。陈德新翻拍

古茶树基因

决定产品图景

近年来，人们对古茶树的消费热情高涨，对于精致消费者，普洱只喝冰岛老寨头春单株古树茶，专业的消费者则涌向古老的茶山，寻觅古茶树，参观古茶园，购买古树茶。福建省武夷山九龙窠悬崖峭壁上，生长着六株树龄已接近四百年的“大红袍”母树，是武夷山最负盛名的稀世珍宝，终年被岩顶罅隙滴落的甘泉润泽，生长茂盛，产量却极少，自元代以来便成为皇室贡品，到清代已名满天下。

相传在明朝洪武年间，有一位叫丁显的秀才上京赶考，途经武夷山时因腹痛难忍倒在路旁，幸得天心永乐禅寺方丈发现将其救回寺中，用九龙窠采下的茶树叶泡了一碗茶给他喝下。丁显喝后痛病全消，随即赴京参加科考，高中状元。丁显不忘方丈恩情，回去报答方丈相救之恩后，带了茶叶进京欲献皇上。恰遇皇后得病，百医无措，丁显便取出那罐茶叶献上，皇后饮后身体渐渐康复，皇上龙颜大悦，赞许丁显知恩图报的品德，赐红袍一件，命状元亲自前往九龙窠披在茶树上以示龙恩，同时派人看管，采制茶叶专供皇家。从此，九龙窠这几株古茶树就有了“大红袍”的称号，所产的茶叶也被称为“大红袍”。

抛开“大红袍”的传说，耐人寻味的是它的味道。

20世纪60年代，福建省茶研所技术人员将九龙窠母树大红袍剪了几支引种在福安县的品种园，剪回来的大红袍长势不错，但茶研所一直没有开展深入研究。直到1983年11月，长期从事武夷岩茶名枞品种研究、被誉为武夷岩茶“大红袍之父”的陈德华将5株大红袍幼苗带回武夷山茶科所的御茶园中栽种，精心培育，开始对大红袍进行无性繁殖研究，并获得成功。1984年，经专家审评，认为陈德华团队无性繁殖的“大红袍”和九龙窠“大红袍”母本的品质不相上下，于是正式宣布大红袍培育成功，并在当年《福建日报》、中国新闻社、《文汇报》等媒体报道。后经过20年的种植推广，武夷山已有4万多亩“大红袍”茶园，年产量超过2000吨，让普罗大众也能喝到“大红袍”的真味。

经现代茶叶化学分析，通过无性繁殖的“大红袍”，氨基酸含量偏高，而老树（母树）则糖分含量高，越喝越甜。

至此，六株母树用自然赋予的生命，开枝散叶，成就了这一茶类的传奇，也让茶叶研发者看到古茶树的独特自然魅力和培育过后巨大的市场前景。

水满野生茶

海南古树茶的重要代表

古茶树包括野生型茶树、过渡型（半野生型）茶树和树龄在一百年以上的栽培型茶树。

好茶源于自然基因。回溯茶史，我国很多传统名茶都与野生茶树密不可分，如碧螺春、庐山云雾、六安瓜片、太平猴魁、武夷岩茶、峨眉茶、余姚仙茗、莫干黄芽等茗茶最初均有野茶采制。大多数传统名茶先是由古代贡茶开始扬名，而贡茶又多采自野生茶。

明代海南也有贡茶历史，对此正德《琼台志》和万历《琼州府志》均有记载。

五指山雨林深处的海南大叶种野生茶树嫩叶，尤其适宜制作红茶。1980年代初，国内的茶界泰斗曾对五指山南麓所产的水满红茶做过很高的评价。

1984年11月在厦门召开的全国茶树良种审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海南大叶种被认定为国家品种，编号为“华茶16号（GSCT16）”。

挖掘古茶树资源

重塑海南茶形象

反思海南茶产业，我们未能很好地利用海南大叶种古茶树这一自然禀赋，实在是一大遗憾。

众所周知，海南茶产业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多半引种云南、福建、湖南、浙江、安徽等地茶树种，本土野生古茶树海南大叶种未能得到充分的开发，造成五指山红茶、白沙绿茶两大海南茶公共品牌，市场定位模糊、品牌规模有限、竞争力不强、知名度不高等劣势，使得海南茶呈现产品同质化现象，行业处于相对无序竞争的状态。要跳出这一怪圈，必须挖掘、保护和研究海南本土古茶树资源，带动海南茶产业提质增效，让市场和消费者重新认识海南茶。

就目前国内古树茶市场来看，云南“雨林古茶坊”这一品牌呈现一枝独秀，占去了云南普洱茶产区市场的“半壁江山”，每个古树茶产品一上市都会引起市场震动，其在前端古树茶原料保障、品牌文化、产品包装、产品传播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因此，对于现阶段海南茶业的复兴，需要找到海南茶的自然基因密码，即保护与开发并重，寻找、发掘海南大叶种古树茶的市场价值，在茶青采摘、制作工艺、产品包装和市场推广上，可借鉴云南“雨林古茶坊”的经验，大力培育能研发海南大叶种古树茶产品的龙头企业，深入挖掘海南自然、人文、民族元素，如苏东坡、海瑞、黎苗文化、海南热带动植物等，穿越时空，去除茶产品同质化劣势，重塑海南茶形象，借助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东风，积极稳妥地开发海南大叶种古树茶，溢出更多市场价值，重振海南茶业。

重拾一杯茶

鹦哥岭有7个站点，护林员每周要在山上住三天两晚，之后每天结伴巡山。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高峰村护林站站长符诚勇几乎认得这片林区的每一条路，路上有哪些树，树下有哪些草，树上有哪些鸟。这是他们巡山的任务之一——记录行进路线，以及路上遇到的各类动植物。最近，他们又多了一项任务，就是记录林子里的古茶树。

在符诚勇的记忆中，他们这一代人没有上山采茶叶、制茶饮的习俗。刚进入护林站工作时，最难的就是阻止盗砍盗伐，林中有些木质藤本可做南药或制成手工艺品，曾是盗伐的主要目标之一。为此他们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去说服那些揣着砍刀的村民。如今，来了好几批专家、学者团队研究古茶树，古茶树的价值日益彰显。符诚勇认为，越是好东西，越要还给森林，不能让古茶树被无情挥斩。

古茶树究竟意味着什么？答案隐约萦绕在护林员符进忠心头，但他说不出。

老一辈村民曾上山采这些树叶，在阳光下晾晒后，在家堆放大约一个月，再用开水来冲泡。得到的茶饮久泡不涩，回味甘醇。这种手法有些接近如今制作白茶的工艺，当地人称之为凉茶。也有人将茶叶与其他叶子同煮，滤出琥珀色的茶水。不知因何缘故，无论哪种饮法都没有继承下来。

十几年前进山当护林员时，符进忠在林子里穿来绕去，茶树始终没有引起他的特别关注。茶叶好喝吗？他偷偷咬了一口将落的枯叶，好苦。

大约四五年前，陆陆续续来了一些团队。有人拉住符进忠，问他有没有见过古茶树。

“树干颜色很浅，上面长青苔和菌斑的那种，叶子大概有半个手掌那么大，不长大板根。”一通描述下来，符进忠恍然大悟：“这片林子里都是。”对方听到他的回答，嘴角咧得高高的。

这些古茶树的发现，能进一步丰富我国的野生茶树种群和分布情况；能在热带雨林连片生长的古茶树，更有在当地展开规模化培育的先天优势……符进忠才明白那漫山的古茶树有这么多好处。

父母的那杯茶，是不是很快就能延续下来了？翻过一大片橡胶林，看到山那头的古茶树，符进忠不禁想到这个问题。

如今，有关古茶树的研究还在不断推进，周围的村庄已经摩拳擦掌，如何抓住古茶树带来的经济效益，让乡亲们的钱袋子再鼓一些。

高峰护林站的护林员们默默听着来看茶树的人们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古茶树要怎么种，怎么发展，默默加快了进山找茶树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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