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茶事

如果要对杭州茶园的害虫危害性进行排名，茶尺蠖绝对稳占前三！

摘要：流传广泛的圆悟手书“茶禅一味”之说是查无实据的臆测，被日本奉为国宝的圆悟印可状和一休授予珠光的圆悟法语两幅墨迹往往被人混为一谈，“茶禅一味”在日本确立后先后两次传入中国，现在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概念，但纠正茶文化领域的错误认识也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茶禅一味 圆悟克勤 墨迹 一休宗纯 村田珠

一、圆悟手书“茶禅一味”之说查无实据

我国茶文化研究者中有人认为“茶禅一味”最早的资料是宋代禅门巨匠圆悟克勤的手书真迹。如丁文在其论文《论“茶禅一味”》中说：“‘茶禅一味’，其说源于宋代，系禅僧圆悟克勤手书赠送参学的日本弟子的四字真诀。(1)”再如江静、吴玲编著的《茶道》也说：“‘茶禅一味’的说法最早是由我国宋代著名禅师圆悟克勤(1063-1135)提出的。据说，克勤曾手书‘茶禅一味’四字真诀，赠予高徒虎丘绍隆。(2)”杭州作家王旭峰也说：“宋代有个叫圆悟克勤的禅师，手写‘茶禅一味’于日本弟子，回国时翻船，装在竹筒中的字幅儿辗转到了一休大师手中，据说一休以此得道。这四个字便成了镇寺之宝，至今仍收藏在日本京都大德寺里。(3)”三者都断定圆悟克勤曾手书“茶禅一味”四字真诀，不同的是有的说这四字真诀是赠给日本弟子的，有的说是赠与中国弟子虎丘绍隆(1077-1136)的。

显然，赠送给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圆悟克勤究竟是否手书过“茶禅一味”的四字真诀?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人们至今未能出示圆悟克勤手书过这四字真诀的史料证据。不仅如此，我们在圆悟克勤的《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以及圆悟弟子虎丘紹隆编录的《圆悟佛果禅师语录》、《佛果克勤禅师心要》等史料中也没有发现圆悟克勤的有关茶禅关系的言辞。圆悟克勤禅师是中国禅林的一代宗师(图1)，著有“宗门第一书”《碧岩录》，在佛教界有着崇高的地位，但要断定“茶禅一味”出自圆悟之手，是必须具备可靠的相关史料的，不能仅仅凭他的禅学建树和地方饮茶习惯进行主观臆测。

其实，在汉语里，“茶禅”或“禅茶”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才被作为一个固定词语而广泛使用。据学者研究，我国古代将“茶”和“禅”二字组合起来，构成“茶禅”或“禅茶”一词的文献资料，最早出现于清代。有人通过《四库全书》和佛教典籍的电子检索，发现中国古代并不存在“茶禅”或“禅茶”这样的概念，至少不是一个重要概念(4)。

不仅是古代，即使在1990年代之前，“茶禅”或“禅茶”也是几乎无人使用的词语。1990年，葛兆光在《读书》杂志发表《茶禅闲话》一文时说：“古人以禅意入诗入画，尝有‘禅诗’、‘禅画’之称，似无‘茶禅’之名，”于是便自己杜撰了“茶禅”一词用于文章的题目(5)。翌年，葛先生又在《读书》发表《茶禅续语》，说“自家不识金镶玉，大言不惭以为‘茶禅’是可以抢个专利证的杜撰，谁料无意中读一书，云克勤禅师赠日本僧珠光语中便有‘茶禅一味’，今尚藏于日本奈良寺中，不觉脸皮无光，只得连叫‘苦也苦也’。(6)”葛先生给自己的文章起了个名叫《茶禅闲话》，以为自己杜撰“茶禅”一词，有首创之功，可以拿个“专利”，没想到某书写着“茶禅一味”语出圆悟克勤之事，顿觉脸上无光，叫苦不迭。

我们无意考究葛先生是从哪本书上得知“茶禅一味”语出圆悟克勤的，我们想说的是，博识如葛公尚且不知有“茶禅”一词，可见至迟到1900年代初，该词在现代汉语中尚未成为一个习用的词语，更不用说“茶禅一味”了。大概由于这样的原因，1992年5月上海文化出版社的陈宗懋主编的茶文化词典《中国茶经》中没有“茶禅”、“禅茶”和“茶禅一味”之类的词条。不仅如此，2002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朱世英等主编《中国茶文化大辞典》也没有“茶禅一味”的词条。

国内学者早已有人对圆悟手书“茶禅一味”的说法提出过质疑。例如，在2007年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茶事通义》中，陈香白指出：“笔者查阅了《大藏经》等相关资料，尤其是《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并翻遍《中日高僧书法集》(江苏美术出版社1990年7月版)均找不到‘茶禅一味’出自圆悟克勤之证据。(7)”可惜的是，这样学术态度严谨的质疑没有被很多人接受，认为“茶禅一味”出自圆悟克勤之手的臆说至今依然在我国茶文化领域十分流行。

二、海上漂流的圆悟印可状

江静、吴玲的《茶道》还说：“这四字真迹后来被来华的日本僧人携带回国，临抵海岸之际，风急浪高，船体粉碎，所幸四字真迹已经漆制装裱，未被海浪吞没，漂至岸边，为人拾起，最终辗转传至一休宗纯手中，成为日本代代相传的国宝。(8)”靳飞《茶禅一味——日本的茶道文化》一书也说：一休“他能把自己老师华叟宗昙的印可状烧掉，但却精心保存着圆悟的一幅墨迹，可见其对圆悟的尊敬。后来一休把这幅墨迹传给茶道开山祖村田珠光。由珠光下传，此墨迹遂成茶道重宝。可惜的是，在流传中有半幅被人截走后神秘失踪了，余下的半幅今藏于东京的国立博物馆，更被列作国宝。(9)”这不符合事实。

遭遇风浪漂流海中的圆悟墨迹，既不是“茶禅一味”的四字真诀，也和一休宗纯没有任何关系。根据相关资料我们知道，经历过海上漂流最后被定为国宝的圆悟墨迹是宋宣和六年(1124)十二月圆悟写给其弟子虎丘紹隆的印可状，日本茶道界称之为“流れ圜悟”，意思是“经过漂流的圆悟墨迹”。因为是圆悟给紹隆的印可状，我们不妨称之为“圆悟印可状”。据传，一名叫尧甫的僧人在萨摩(现鹿儿岛县)的坊之津海边捡到了装在桐木筒里的这幅印可状，后献给大德寺大仙院的古岳宗亘(1465-1548)，成为大仙院的“什物”。所谓“什物”，是指“个人不能随意处理的寺院所有之物”，也就是说这“流れ圜悟”成了大仙院的庙产，物权不归私人所有。后来，大概由于享德2年(1543)的火灾和应仁之乱(1467-1477)给大德寺造成了巨大损失，需要复兴的资金，天正8年(1580)前后，大仙院将其卖给了堺市富商·茶人谷宗临(1532-1601)。宗临的儿子宗卓又把这印可状裁剪为两半，把后半幅卖给了仙台藩主伊达政宗(1567-1636)。剩下的前半幅后归祥云寺所有。位于堺市的祥云寺是谷氏家族的“菩提寺”，即供奉谷氏族祖先的寺院，应该说是檀越对祖庙的捐赠吧。文化元年(1804)，这半幅墨迹又转而为大名茶人松平不昧(1751-1818)收藏，成为松平家祖传的宝物。1938年，松平家族将其捐赠给帝室博物馆，而原先卖给伊达政宗的后半幅至今下落不明。

帝室博物馆即现在的东京国立博物馆，因此，现存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圆悟克勤墨迹，即“流れ圜悟”，只有前半幅19行字。纸本墨书，尺寸为43.9×51.4厘米，因为是现存最古的圆悟克勤墨迹，昭和26年(1951)被定为国宝(图2)。虽然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人对这半幅“流れ圜悟”的真伪提出过质疑(10)，但至今依然没有动摇其“国宝”的地位(11)。

(图注：圆悟印可状(选自京都国立博物馆《日本人和茶》)

圆悟克勤的这幅印可状，原文见于《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四和《佛果克勤禅师心要》卷上，全文约900字，只有“赵州吃茶去”一句中有个“茶”字，此外没有一个“禅”字，更不用说“茶禅一味”了。可见，所谓“茶禅一味”四字真诀经海上漂流或被裁剪为两半最后被定为国宝的说法，不能不说是某些人根据一鳞半爪的信息而主观杜撰的动人故事。

三、一休授予珠光的圆悟法语

再说一休宗纯授予村田珠光的圆悟墨迹。在日本茶道界，通常把一休授予珠光的圆悟墨迹特称为“圜悟の墨跡”，以区别于上文所述之“流れ圜悟”。“圜悟の墨跡”是宋建炎二年(1128)二月，圆悟克勤写给虎丘绍隆的法语，为行文方便，我们暂且把称作“圆悟法语”。

现存的“圆悟法语”，纸本墨书，长61.2厘米，宽29.7厘米。现藏畠山纪念馆，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图3)。原文收录于《佛果克勤禅师心要》卷上《示开圣隆长老》，全文347字，内容是回忆师徒之谊，赞赏紹隆才干，勉励禅途精进之类，与禅茶无涉。

(图注：圆悟法语(选自京都国立博物馆《日本人和茶》)

关于这幅“圆悟法语”，千利休的弟子山上宗二《山上宗二记》有所记载，文中说：“又有用禅宗之墨迹于茶汤者，是珠光得圆悟之墨迹于(一)休和尚，以是为一种(饰物)而乐。(12)”又云“圆悟墨迹一幅，……是昔珠光得赐于一休和尚之墨迹也。(13)”另《宗湛日记》也说：“所谓圆悟墨迹，乃珠光得之于一休而装裱者也。(14)”据此，日本茶道史家一般都认为，村田珠光曾从一休宗纯获得过圆悟克勤的墨迹这一历史事实是基本可信的。

被称为日本茶道开祖的村田珠光(1422-1503)11岁出家入奈良称名寺为僧，因怠慢寺役而被逐出寺院，过着四处流浪的生活。19岁时进入位于现京都府田边市酬恩庵成为一休宗纯的弟子。酬恩庵即现在的一休庵，是大德寺的“末寺”，属临济宗。珠光师从一休修禅，悟出“佛法就在茶汤里”的真谛，一休以圆悟墨迹作为印可状授予村田珠光。珠光将其挂在茶室。《山上宗二记·墨迹》认为此举为“挂墨迹之初也。”，说明开茶室挂禅僧墨迹之先河者为村田珠光。之后，随着日本茶人和禅宗寺院关系的日益密切，茶式挂禅僧墨迹的做法逐渐成为惯例，成为茶会的点睛之物。

挂于壁龛的字画在日本被称为“挂物”，而把茶室里挂的字画特称为“茶挂”。茶室里挂字画，并非单纯为了装饰点缀，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些字画表现茶会主题，统合主客心境，被视为“一座建立”、“一期一会”的“本尊”，是茶会最要紧的物件。日本茶道圣典《南坊录》云：“无若挂物之第一道具者，乃客、亭主共茶汤三昧，一心得道之物也，以墨迹为第一。敬其文句之心，赏玩笔者之道人、祖师之德也。(15)”说明茶会以“挂物”为第一，“挂物”以“墨迹”为第一。而日本茶道界所称的“墨迹”，主要是指禅僧，尤其是临济宗禅僧的墨宝。从这个意义上说，圆悟墨迹在日本茶道史上是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的。

堀江知彦《茶挂之书》提出了作为“茶挂”的四个条件：一、能表现“侘び”“寂び”境界;二、能让人明显地感觉到季节感;三、具有禅意;四、传承路径明确(16)。从传承途径来说，这幅圆悟墨迹也是传承有序，曾辗转于名流大亨之间。珠光去世之后，珠光的养子村田宗珠继承了这幅墨迹，后经武野绍鸥、千利休、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之手，无一不是声名显赫之人，因此，这幅圆悟墨迹自古以来被视为日本茶道的顶级“茶挂”。

四、“茶禅一味”在日本的确立

我们有必要简述一下“茶禅一味”在日本的确立过程。日本在早在16世纪就有反映茶禅一味思想的资料，但“茶禅一味”作为一个语词的确立却是上个世纪的事。

临济宗禅僧大休宗休(1468-1549)语录《见桃录》引松源和尚诗句“茶兼禅味可”(17)，被认为是“茶禅一味”的萌芽。堺市南宗寺开山大林宗套(1480-1568)在武野绍鸥的肖像上所题诗中亦有“料知茶味同禅味”的句子，表达了茶禅同味的认识。记录千利休孙子千宗旦(1578-1658)茶语的《禅茶录》曾被改为《宗旦遗书茶禅同一味》、《茶禅同一味》等书名流布坊间，茶禅一味的概念进一步明确。1905年，大日本茶道学会创始人田中仙樵出版了《茶禅一味》一书，被认为是“茶禅一味”始见于文字的首例，标志着“茶禅一味”概念的确立。

但是，“茶禅一味”并没有很快成为一个社会习用词语(日语称为“熟語”)，笔者查阅手头的辞典发现，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在日本出版的相当于我国的《辞海》规模的大型国语辞典，例如小学馆的《新版·言林》(1963年)、岩波书店的《广辞苑》第二版补定版(1975年)、小学馆的《国语大词典》(1981年)中均未出现“茶禅一味”，而只有“茶禅一致”一词。说明那个时代在日本社会习用的是“茶禅一致”，而非“茶禅一味”。

1988年三省堂出版了松村明编《大辞林》，其中的词条仍为“茶禅一致”，但在词义解释之后列出了同义语“茶禅一味”。三省堂的《辞林21》(1993年)也是如此。可见，大约在1980年代中后期，“茶禅一味”一词才开始成为日本社会习用的四字格习语(日语称为“四字熟语”)。在此之前，也许主要在茶界或禅界使用。例如， 1956年日本出版的桑田忠亲编《茶道辞典》(东京堂出版)、1975年出版的井口海仙等主编的彩色版《原色茶道大辞典》(淡交社)，均有“茶禅一味”词条，而没有“茶禅一致”。后来，作为茶界和禅界用语的“茶禅一味”，随着日本经济增长，习茶修禅人口不断增加而逐渐渗透到社会民众之间，最后定格成为一般民众熟知的四字格习语。

五、“茶禅一味”传入中国

“茶禅一味”作为四字格习语传入中国应该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1937年，日本大东出版社出版了医学博士诸冈存的《茶とその文化》一书，书中有一节专门讨论了茶和佛教，尤其是和禅宗的关系，并用“茶禅一味”和“茶佛一味”来说明茶和禅宗以及佛教的密切关系。1939年12月，诸冈存的《茶とその文化》的中文编译本由浙江省油茶棉丝管理处茶叶出版部作为《茶叶丛刊第一种》出版发行，题为《茶与文化》，编译者吕叔达。原书共有两处“茶禅一味”，中文编译版删除了一处。但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知道的最早出现“茶禅一味”的中文资料吧。

大概是由于吕叔达编译的《茶与文化》是浙江省茶叶行业的出版物的缘故吧，该书并未在社会上产生多大的影响。“茶禅一味”第二次传入中国便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的事了。

众所周知，我国的茶文化热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百废俱兴，经济热独占鳌头，文化热不甘落后，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了当时文化发展的抓手，时代潮流滚滚，泥沙俱下在所难免。就茶文化角度而言，1977年，台湾民俗学会理事长娄子匡等人提倡弘扬茶文化，在“茶道”和“茶艺”的用语选择上引起了争论。为了避免和日本茶道的混淆，人们选择了“茶艺”作为代表中国茶文化的概念，形成了中国茶艺、韩国茶礼和日本茶道等反映东亚三国不同茶文化特质的三个概念，为大陆的茶文化热增添了助力。与此同时，我国茶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对邻国日本、韩国的茶文化的关注也与日俱增，各种译介邻国茶文化的专著和文章不断问世，“茶禅一味”亦随之见诸各种书刊，成为人们谈茶说禅时津津乐道的一个概念。

但浮躁的时代难免因浮躁而产生的各种问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当时我国茶文化研究者对日本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因此，在1980年代，有人会把“南浦绍明”当作南浦和绍明，认为是两个人;也有人把“堺”翻译成“边境”，不知道“堺”是日本的一个地名。关于中日茶文化交流历史的知识，当时也大多是通过日文资料获得的，但由于资料欠缺、读解能力、治学态度等诸多原因，造成了这样那样的知识性错误。圆悟克勤手书“茶禅一味”的臆说，以及混淆“圆悟印可状”和“圆悟法语”的错误应该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正如我国经济经过迅猛发展其以后，现在已经步入了稳步发展的新常态那样，我国的茶文化研究也应该由快速发展而转为扎实、严谨的阶段，逐渐纠正茶文化领域的一些广为流传、以讹传讹的错误观念和错误知识，已是茶文化研究者的当务之急。愿和全国茶文化研究者共同努力。

【摘自2017年《吃茶去》杂志(总第67期);作者：曹建南(上海)，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专家)】

参考资料

(1)郭天成主编《上海国际茶文化节论文选集(1994-1997)》，上海国际茶文化节组织委员会，1984年，第78页。

(2)江静、吴玲编著《茶道》(《日本文化丛书》第一辑)，杭州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3)王旭峰《爱茶者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4)宣方《茶禅一味：传说、历史与现实》，沈立江主编《盛世兴茶——第十三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精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5)陈平原、凌云岚编《茶人茶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65页。

(6)同注(5)，第72页。

(7)陈香白《茶禅一味》，竺济发编《茶禅东传宁波缘——第五届世界禅茶交流大会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第18页。

(8)同注(2)

(9)靳飞《茶禅一味——日本的茶道文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91页。

(10)千宗左等监修《新修茶道全集》卷二《器物篇上》，春秋社，昭和30年，第43页。

(11)《千利休ー‘侘び’の創造者》(別冊太陽ー日本のこころ155)，平凡社，2008年，第47页。

(12)林屋辰三郎等编注《日本的茶书(1)》(东洋文库201)，平凡社，昭和46年，第141页。

(13)同注(12)，第189页。

(14)熊仓功夫《茶の湯歴史ー千利休まで》(朝日选书404)，朝日新闻社，1990年，第106页。

(15)中村直胜《茶道圣典·南坊录》，浪速社，昭和43年，第115页。

(16)堀江知彦《茶掛けの書》(东方选书13)，东京书籍株式会社，昭和52年，第9页。

(17)松源和尚，有人认为是宋代禅僧松源崇岳(1132-1202)，但查《松源崇岳禅师语录》无此句，待考。

撰文 | 魏水华

头图 | 谁最中国

公元十六世纪末的某个春天，广西布政使许应元的公子、杭州富二代圈子里著名的文艺人许次纾，在他的新书《茶疏》里，对绿茶采茶时节写下了这样的描述：“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

这种节令选择，与今天老茶客们所青睐的好茶一模一样：明前味道太淡，谷雨前后，才是绿茶最好的采摘时节。

若干年后，许公子因为这本《茶疏》名声大噪，成为继茶圣陆羽之后，最受人们尊重的茶学理论大师之一。

但奇怪的是，他提出的“清明太早”，却被后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最晚从十八世纪起，茶必明前、越早越贵的风气弥漫在这个国家。淡薄无味的明前茶成了送礼佳品，而爱茶人自己喝的却是谷雨茶。

究竟是谁，把明前茶捧上了德不配位的神坛。

No.1 壹

在烟、酒、茶、咖啡四大嗜好品中，茶的滋味，是相对单纯的。

解构茶叶的滋味，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植物氨基酸带来鲜味、多酚类物质带来苦涩味、咖啡因和茶碱带来“上头”的兴奋和愉悦感。

其中，咖啡因和茶碱含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茶叶发酵度的深浅，以及茶水萃取方式，与节令相关度不大。真正与季节高度相关的是茶多酚和氨基酸。

氨基酸主要来源于茶叶在越冬过程中的营养物质积累。植物的生长主要包括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两部分，营养生长在前，是植物从空气、土壤、水中汲取各类养分，并将之变成自身可利用的蛋白质、氨基酸等物质;而生殖生长在后，在适宜的环境下，植物利用将营养生长的物质，完成发芽、成长、繁殖等植物生命的一系列变化。

一般说来，茶树会在环境温度较低的冬季，优先完成营养生长过程，大量氨基酸被积累在叶片中;而到了天气暖和之后，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会齐头并进，叶片生长速度快，纤维多叶片薄，养分积淀不足，此外还有一部分营养被花果吸收，氨基酸含量当然不如开春时丰富。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与生长周期长，籽粒在冬天充分灌浆的冬小麦，一定比生长快速的春小麦好吃，是一样的道理。

而多酚类物质恰恰相反，是茶树生殖生长的副产品。人们常说没有杀青的茶“有青草味”，这种青草味，正是茶多酚带来的。而绿茶的清新香味，乌龙茶、红茶等发酵茶里馥郁的香味，都来自于多酚类物质的氧化、分解和挥发。

所以，茶叶滋味的高低好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茶氨酸和茶多酚的平衡——前者提供鲜甜的滋味，后者提供一部分的苦涩味和独特的香味。

但一个悖论是，氨基酸丰富的茶，是越冬之后越早越好;而多酚类物质的多寡，则取决于开春之时茶树的生长状况，是随时间增多的风味物质。

茶叶采摘的季节时机，实质上是茶氨酸和茶多酚此消彼长之间的，一种独特的妥协，它隐喻了中国士大夫尊崇的中庸之道。

这是中国成为茶叶诞生和流行地的关键性逻辑自洽。

图源 | @谁最中国

No.2 贰

事实上，历代的中国茶客，一直在这种妥协里寻觅最佳的滋味。

陆羽在《茶经》里说：“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换算成阳历，大约3-5月之间，都是值得采茶的季节。

从四川蒙顶、到浙江紫笋、再到江苏阳羡，不同海拔的茶区、不同的茶叶品种，有着不同的生长周期。陆羽提出的三个月理论，事实上是给各地茶叶出芽和熟成程度不同，留出了充足的时间余地。

到了明朝，许次纾所说的“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事实上是站在江浙产茶区的角度，对《茶经》采摘时间的进一步精进和细化。这与明代茶叶的种植和育种水平进一步提高有关，也与炒青绿茶技术的成熟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宋以前有一种比明前茶更早的“社前茶”，社指春社日，是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人们会在当天祭祀土地爷。顾名思义，这种社前茶不是用来喝的，而是用于祭祀的。

唐朝李郢的《茶山贡焙歌》中“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极清明宴”说的就是祭祀用的茶，要赶在清明节前送到京城;欧阳修的茶诗里多次描述茶农“喊山”求早茶;《宋史》里则记载了宋徽宗要求各地进贡社前茶的轶事。实质上，这是身为农耕政权掌舵者的皇权和士大夫，为一年农事讨个彩头、求个吉利，祈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茶事为农事之肇始，农事为国事之根本。

自从淮南丐类朱重八登基，诏罢形式大于内容的龙团凤饼之后，以茶祭祀的习俗也渐渐消失。它与今天的明前茶，没有任何联系。

如果按照正常的历史走向，中国绿茶的采摘时间，将会越来越因地制宜、因种制宜，形成类似于中国各类酒饮酿制的细分。但1644年，多重巧合之下的山海关一役，打断了文明的进程，也改变了从此之后中国绿茶的命运。

No.3 叁

1751年农历2月，乾隆帝来到杭州，在看到乡民采茶后，写下了一首打油诗《观采茶作歌》：“火前嫩，火后老，惟有骑火品最好。西湖龙井旧擅名，适来一试观其道。”

作为中国历史上个人修养最高的帝王之一，乾隆帝精通汉、满、蒙、藏、维五种不同语系的语言。这首打油诗，他援引了白居易《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里的句子“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火前”，指的就是禁火的清明寒食节令之前。

虽然乾隆熟读唐诗，但汉语本不是他的母语。他对白居易原诗的理解，出了两个差错：诗人写的是四川茶，而不是江浙茶，两地的海拔气候和茶种都有区别;诗人感谢的是朋友千里寄鹅毛之意，而不是咏赞明前茶多么好喝。

对于习惯喝茶加奶的满人贵族来说，汉文化清饮茶叶背后的玄机，确实没有那么容易洞察。

图源 | @谁最中国

最讽刺的是，在乾隆年间内务府造办处的进贡档案里，龙井茶的进贡时间其实都不在清明早春，而是农历6月-8月左右，经过较晚采收和灰缸储存熟成的茶叶。

尔后，皇帝本人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他第二、第三次南巡中，分别写了两首采茶诗：“雨前价贵雨后贱” “寸芽出自烂石上，时节焙成谷雨前”。这等于弥补修正他之前对杭州龙井茶不熟悉的错误，但“惟有骑火品最好”的句子，已经在这十几年里广泛传播并保留下来。因为明前茶本身产量不高，奇货可居，有了皇帝金口玉言的认可，无数茶商将错就错，跟进炒作。

于是，茶市里弥漫着对“茶贵春早”的攀比和焦虑，在后来的两百多年里，价格越来越离谱。

一个颇具对照价值的细节是，在乾隆同时代的日本，一本名为《茶经详说》的风物志里记载了江户时代日本人对绿茶种植的改良：每年3月茶树开始萌芽后，为了控制茶芽生长的速度，茶农开始用稻草或者寒冷纱覆盖住茶树，让其生长速度缓慢一些，更多地吸收营养增加茶里的滋味浓度。

图源 | @谁最中国

这种被称为“覆阴法”种植出来的茶叶，最迟要到每年5月中旬才能完成。还要放在避光、避湿的库房中一个月以上，让茶叶褪去火气才能出售。

虽然承袭唐代蒸青茶之后的数百年里，日本制茶工艺没有发生任何大的改良改进，没有如中国一样出现烘青、晒青、炒青的技术迭代。但对小小一片树叶发自滋味本源的精益求精，也许已经暗喻了后来甲午之胜的结局。

见微知著。

图源 | @张有钢

No.4 肆

清中后叶，一项改变茶叶育种技术开始大规模普及：扦插。

在此之前，所有的茶树繁育都要依靠异株授粉。打个比方，因为父母亲的基因匹配是不稳定的，所以授粉得到的下一代茶树就会发生不可控的变化。

但扦插完全不同，这实质上是同性生殖，某种程度上等于动物的克隆。通过扦插，能把茶树的某些个体特性稳定地继承下来。

这本是一种培育技术的突破，能够保存更好的茶叶基因。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明前茶昂贵的价格，促使茶农、茶商借助扦插技术，反复筛选品种，把茶叶的采摘时间进一步提前。

一个典型的，被技术和经济异化了滋味的案例。

1965年，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借助扦插技术，培养出了一种产茶量比普通茶树高30%，出芽采收时间比普通茶树提前10天以上的龙井茶。因为是60年代培育出的第43代龙井，命名为6043。七十年代后，被简称为龙井43号。

1972年起，全浙江范围内的龙井产区开始全面推广龙井43号的种植。根据杭州市西湖街道龙井村的档案，龙井43号投产后，综合提早上市和产量增加两大利好，茶农每年的收益可以提高10倍。对农户来说，巨大的利益让他们纷纷拔掉了种植几十上百年的老茶树，改种龙井43号。

更可怕的是，仅仅几年后，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绿茶区全面跟进种植龙井43号。绿茶的种群多样性遭受有史以来最大的浩劫。到今天，不管商标打着西湖龙井、恩施玉露、黄山毛峰或者安吉白茶的绿茶，但凡能在早春第一批上市的，本质上都是载种于各地的龙井43号。

其实，明前茶的功能定位也决定了，很少有人会追求一杯茶中细腻内敛的美好滋味，而是送礼时的面子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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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西湖杨公堤畔的西湖国宾馆里，有一小片茶园，茶园门口竖着一块牌子“主席采茶处”。

这是1963年4月28日，毛主席下榻时，亲手采过茶的地方。当时接待过主席的杨忠芳回忆，主席曾对国宾馆茶园的管理员说：“现在的龙井茶是最好的，你们要管好，不要让它荒掉”。

可惜的是，如今似乎已经没人能记起主席采茶的日子;相反，一个异族封建帝王，因为文化差异产生的疏漏，却至今主导着这个国家茶产业的风潮。

这是一面折射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镜子，也是一幅讽喻滑稽世态的风俗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