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与521都是“我爱你”
5月20日，是我们对爱的深情告白
5月21日，是世界对“茶”的深情告白
中国茶被世界誉为“东方神秘树叶”。在中国茶文化兴起后，茶叶作为大宗商品来到丝绸之路上，传入西亚乃至欧洲地区。
日本的茶道，韩国的茶礼，英国的下午茶，还有还有印度、斯里兰卡、马拉维、肯尼亚、印尼等国家的红茶……从北纬49°到南纬33°，全球有60多个国家与地区产茶。而且，作为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全球有160多国、近30亿人饮茶。
当今世界的饮茶风俗，都因地域民情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各有所异，然而茶以平等包容的秉性被尊为“和平之饮”，“客来敬茶”成为了古今中外的共同礼俗。
中国人爱喝茶，就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只要有一只茶壶，中国人到哪都是快乐的。”
饮茶带来的快乐，早已传播到世界各地。隋唐以来的古代中国，不少高僧大德、旅行家、使者、航海家、富商大贾、文人雅士旅居中国，得到博大精深中华茶文化的滋养，感受中国茶的香韵与魅力。
他们积极地传播中华茶文化，引进中国茶叶的产制技术，开展国际间的茶叶商贸活动。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古代，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担当起传播中华茶文化使者的角色。
并且，为了播撒茶香，他们一个比一个拼，有的甚至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 值此第三个国际茶日来临之际，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史上那些为茶痴狂的“歪果仁”，看看他们有多拼，有多内卷!
日 本
永忠
约是公元777年，日本高僧永忠来华，20年后与空海、最澄同年归国。约30年的留学生活，使永忠成为日本国第一茶僧。他归国后掌管崇福寺和梵释寺，率先引进中国的寺院茶礼。
嵯峨天皇于两个月后(815年6月)，命令京畿内地区及近江、播磨等国种植茶叶，以备每年进贡用。这就是日本的“御茶园”。
空海(774—835)
空海在日本时已以学识广博、戒行卓绝闻名。
空海和尚(图为福州开元寺空海和尚雕塑)
空海为解决习读《大日经》等密教经典的疑难问题，于日本延历二十三年(804)，随日本第17次遣唐使渡海西来，翌年于青龙寺东塔院拜惠果为师。
京都文化界茶人常在青龙寺品茗，青龙寺茶风鼎盛。他们到来的时节，正值中唐，此时陆羽《茶经》风靡全国，饮茶已成比屋之饮。
这些僧人入乡随俗，耳濡目染，亦成茶僧。空海应召去宫廷讲法，皇上以茶招待并赐茶以示奖掖。
荣西
日僧荣西，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和淳熙十四年(1187)两次入宋，参学于天台、庐山、育王、天童诸山。
荣西在华时期，正值南宋经济以杭州为中心向南发展的小康时期，江南茶风尤盛。
荣西礼佛之余便是学习种茶、制茶和饮茶的技术。他学佛的天台山万年寺是著名佛茶天台云雾茶产地，寺僧很善于培育和制作名茶;另一处挂锡之地径山寺以“径山茶宴”闻名遐迩。
荣西禅师
南宋是中国禅宗和中国茶道的成熟时期，荣西带回日本的是具有“禅味”的茶道。他将茶籽带回国广泛种植，见于记载的有高春院、背振山、圣福寺、高山寺等，出现了一批“日本最古的茶园”，培植了至今仍被称为第一名茶的宇治茶，而且还输入宋代的末茶法、寺院茶礼和中国茶具。
径山茶宴图(杭州“茶人之家”迎客轩)
南浦昭明(1235—1308)
日本茶道源自径山茶宴。径山开山之祖为唐禅僧道钦，传牛头一宗。
开庆元年(1259)，日僧南浦昭明来径山求法，前后五年学成回国，将径山寺茶宴仪式传到日本，奉径山为茶道之祖。
现代日本茶道所信奉的和、清、静、寂四规，就来源于其中。
日本《类聚名物考》对此有明确记载：茶道之起，在正元(年号。—编者注)中筑前(日本古代的令制国之一。—编者注)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日本《本朝高僧传》也有：南浦昭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寺的记述。
朝鲜半岛
金大廉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百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唐代文宗太和二年即朝历德兴三年(828)，朝鲜使者金大廉从中国引进茶籽，在朝鲜智异山下华岩寺周围种植成功。
韩国饮茶始兴于9世纪初的兴德王时期，并且开始种茶，这时的饮茶风气主要在上层社会和僧侣及文士之间传播，民间也开始流行。
崔致远
曾在大唐为官的新罗学者崔致远，有书函称其携中国茶及中药回归故里，每获新茶必为文，言其喜悦之情。以茶供禅客或遗羽客，或自饮以止渴，或以之忘忧。
新罗当时的饮茶方法，是采用唐代流行的饼茶煎饮法，茶经碾、罗成末，在茶釜中煎煮，用勺盛到茶碗中饮用。
崔致远在唐时，曾作《谢新茶状》(见《全唐文》)其中有：“所宜烹绿乳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瓯”，描写的便是煎茶法。
崔致远画像
崔致远为创建双溪寺的新罗国真鉴国师撰写的碑文中记：“复以汉茗为供，以薪爨(cuàn)石釜，为屑煮之，曰：‘吾未识是味如何?惟濡腹尔!’守真忤俗，皆此之类也。”
真鉴国师曾于公元804—830年在唐留学。“为屑煮之”乃将茶碾罗成末煎之，且用石釜煎茶。
崔致远于唐僖宗时在唐，正是唐代煎茶法盛行之时，故回国后带回大唐的煎茶法。
郑梦周(1337—1392)
朝鲜高丽末期学者、诗人。1360年登第，曾任门下侍中，出使过中国。
他热爱中国茶文化，嗜好饮茶，其《石鼎煎茶》诗云：“报国无效老书生，吃茶成癖无世情;幽斋独卧风雪夜，爱听石鼎松风声。”
他不仅是重要的外交官，还是在朝鲜传播中华茶文化的使者。由于他和赵浚、李崇仁等人的不懈努力，将中国朱文公家礼注入朝鲜茶文化，在男子冠礼、男女婚礼、丧葬礼、祭祀礼中，均行茶礼。
流传至今的高丽五行献茶礼，核心是祭祀“茶圣炎帝神农氏”，规模宏大，参与人数众多，内涵丰富，是韩国茶礼的主要代表。
丁若镛(1762—1836)
号茶山，著名学者。
丁若镛
丁若镛亲得清朝考证学泰斗——翁方纲、阮元的指导，在与中国人的接触中学习饮茶文化，对茶推崇备至，著有《东茶记》，乃韩国第一部茶书。有咏茶诗多篇传世，如《留草衣禅师》诗：“眼前白吃赵州茶，手里牢拈焚志华。喝后耳门软个渐，春风何处不山家。”
草衣禅师曾在丁若镛门下学习，通过40年的茶生活，领悟了禅的玄妙和茶道的精神，著有《东茶颂》和《茶神传》，成为朝鲜茶道精神伟大的总结者，被尊为茶圣。
韩国茶礼
葡萄牙
凯瑟琳公主
茶最早并不是传到英国的，而是葡萄牙与荷兰，虽然当时英国人也饮茶，但后来的风靡还应该归功于1661年嫁给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的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布拉甘萨。
这位英国国王的妻子、葡萄牙公主凯瑟琳王后把她高贵的喝茶习惯带入英国的宫廷生活，使家庭茶会成为了王公贵族阶层最时髦的社交礼仪。
英国皇室饮茶之风的启蒙者凯瑟琳·布拉甘扎
上行则下效，榜样的力量无穷。到十八世纪以后，喝茶已经从英国上流社会一种时髦的奢侈，慢慢的进入到了大多数英国人的日常家庭生活。
也是因为凯瑟琳公主这位“时髦饮茶IP”的大V影响力，成就了今天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喝下午茶的风俗。
英国贵妇正享受下午茶的柔软时光
印 尼
杰哥逊
1827年由爪哇华侨第一试制样茶成功，遂派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茶师杰哥逊来我国学习制茶技术。
1829年杰哥逊第二次来我国，曾制成绿茶、小种红茶和白毫的样品。1832年杰哥逊第五次来我国，从广州带回制茶工人12名，并各种制茶器具，传授制茶技术，至1833年爪哇茶才第一次在市场出现。
茶师杰哥逊在1828年至1833年，受荷属东印度公司派前后6次来中国学习，并且每次均带回茶种、制茶技术工人及器具，终于使中国的茶叶种植和制作技术传入印尼。
有着“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将大量茶运往欧洲各地(图为荷兰商船)
英 国
哥登
1834年印度成立植茶研究发展委员会，即派秘书哥登来我国学习茶叶生产和制作技术，购买茶籽及茶苗，并寻找、招收四川省雅州及福建省武夷等地茶师及工人，到大吉岭等地发展茶业。
哥登
1836年，哥登氏带回我国茶工，在阿萨姆勃鲁茶厂中，按照我国红茶制法，试制成功，日后发展成今天的阿萨姆红茶。
19世纪末大吉岭茶叶生产景象
罗伯特·福琼
英国植物学家。1842至1845年间，曾作为伦敦园艺会领导人旅居中国。
1848年9月，福琼受东印度公司的派遣抵达上海。他打扮成乡下的农民，潜入向以盛产绿茶闻名的黄山，弄到了大量茶种和茶树苗，不久就分3只船装运发往加尔各答。
1849年初，福琼到著名的红茶产区武夷山去考察。他住宿寺庙，从和尚那里打听到了一些饮茶用水的诀窍，以及红茶的制作工艺。福琼回印度前，招聘了8名中国工人。
罗伯特·福琼和家人
1851年3月16日，福琼和他招聘的工人们乘坐一只装载茶种和茶树苗的船只，抵达加尔各答。仅此举，就将使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支脉的山坡上，增加两万多株茶树。
3年后，福琼终于完全掌握了种茶和制茶的知识和技术，为印度的茶叶种植立下开创之功。中国茶叶工人的传授也大大促进了印度茶叶种植业的发展。
罗伯特的著作《在茶叶的故乡——中国的旅游》
1853—1856年，福琼又到中国待了3年，目的是进一步了解花茶的制作技术，招聘更多的中国茶叶工人到印度，去帮助东印度公司扩大其茶叶种植规模。
福琼是有据可考的世界茶史上的第一个经济间谍。
俄 国
瓦西里·斯塔尔科夫
1638年，俄国大臣瓦西里·斯塔尔科夫给蒙古汗进贡，后者也回赠给沙皇各种礼品，其中有几包所谓最珍贵的礼物不知何名的草。据传，沙皇并不喜欢这种绿草泡出的水。
后来，沙皇使节从中国带回另一种茶，俄国人才喜欢上这种异国的饮品。
1679年，俄国与中国签订了第一笔购茶合同。瓦西里·斯塔尔科夫是开创中俄茶叶贸易的关键人物。
李凡洛夫(亦译作“李特维诺夫” )
1861年，李凡洛夫来到汉口，经营由湖北销往俄国的茶叶制品。
1863年，李凡洛夫在崇阳建立顺丰砖茶厂，后迁汉口英租界下首的江滩边(今黎黄陂路口)。在围成方阵形的几栋两层楼房中，安装着当时最新式的蒸汽机、锅炉和各种制茶设备，七八百工人在这里日夜不停的工作。
顺丰茶砖厂
俄商介入茶叶贸易之后，在羊楼洞高价收购茶叶，并用先进的制茶设备和技术，很快取得了经营上的优势，基本垄断了茶叶的外销市场。
随着市场声誉和需求的不断提升，俄商看中了汉口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良的市场潜质，利用汉口这个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茶叶的集散地，纷纷到此建厂。
赤壁羊楼洞为被称为"世界茶业第一古镇"
除顺丰砖茶厂外，1866年，托克马可夫和莫洛托可夫，在顺丰砖茶厂的上首(今兰陵路口)开设了新太砖茶厂;1874年，莫尔恰诺夫与佩恰特诺夫，在英租界内开设了阜昌砖茶厂。
1871年，顺丰砖茶厂在汉口长江边上，建起了第一个工厂专用码头—“顺丰茶栈码头”，开启了汉口近代工业在外贸水运上的先河。
据资料记载，19世纪70年代，汉口已有4家俄商砖茶厂，每年由汉口输出的砖茶约占全国砖茶输出量的60%。90年代至20世纪初的20年中，每年由汉口出口的茶叶在40万担左右，成为当时茶叶贸易最繁盛地区。
各个时期的羊楼洞砖茶
1916年，顺丰、阜昌茶砖厂倒闭。1919年，李凡洛夫一家离汉赴美，留下了这座见证汉口近代贸易史的西式建筑——李凡洛夫公馆。
1993年7月28日，李凡洛夫公馆被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优秀历史建筑”。
汉口李凡洛夫公馆
索洛夫左夫、吉霍米罗夫、波波夫
这三人熟悉中国的茶产业，并成为了19世纪后半叶中俄茶叶贸易和技术交流的关键人物。
1884年，索洛夫左夫从汉口运去12000株茶苗和成箱茶籽，在查克瓦—巴统附近，开辟了一个小茶园，从事茶树栽培。所制出的茶叶品质良好。
1889年，吉霍米罗夫为首的考查团，到中国和其他国家去研究茶叶的产制。回去后，就在巴统附近的查克瓦、沙里巴乌尔、凯普烈素等地方开辟茶园15公顷，后来扩充到80公顷，在沙里巴乌尔设立一所小型茶厂。
1893年，波波夫到我国访问了宁波一个茶厂。回去时，买了几百普特(每普特是16.38kg)茶种和几万株茶苗，并聘去了以刘峻周为首的茶叶技工10名。刘峻周等在高加索、巴统开始工作，历经了3年时间，种植了80公顷茶树，并建立了一座小型茶厂。
刘峻周
1896年，刘峻周等人合同期满，回国前，波波夫要托刘峻周再招聘技工，产菜购茶苗茶籽。1897年，刘峻周又带领12名技工携带家眷往俄国，1900年在阿札里亚种植茶树150公顷，并建立了茶叶加工厂。
刘峻周于1893年应聘赴俄，到1924年返回家乡，30年时间，对苏俄茶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前苏联历史学家们曾为此撰专文以示纪念。
反映列宁会见刘峻周的油画《双师会》
除了刘峻周，教授级高级农艺师、闽籍茶叶专家林桂镗(1925-1996)也值得被世人铭记。
上世纪60年代，他先后赴马里、阿富汗，在当地试种成功茶树，为当地百姓造福，成为连接中马、中阿的“友谊茶使”。
茶牵中西，茶连世界，一杯清茶喜相逢。
2019年12月，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5月21日确定为“国际茶日”，以赞美茶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促进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茶的故乡——中国，茶不仅是中国人传承数千年的国饮，亦是中国文化的符号。
2019年由福建省农业农村厅、福建日报社共同主办，《茶道》杂志社策划承办的“闽茶海丝行”匈牙利站，匈牙利共和国首任总统絮勒什·马加什认真倾听福建茶企代表的讲解
“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
国有界，茶无界。茶行世界，茶和天下。从东方到西方，从中国到世界，在茶的馥郁芬芳与隽永滋味里，依然蕴藏着茶树最原始的文化基因。
来源：北京茶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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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热议话题。今年，包括广东潮州工夫茶艺在内的15个省(区、市)的44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抱团”申报，不同地区的传统制茶技艺与习俗项目“串珠成链”，让世界再次看到中国茶的广博精深。
向世界讲述中国茶的故事，离不开一代代茶人的努力与推动，曾凭借“茶人三部曲”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文化学者王旭烽便是其中之一。得知中国茶艺再获殊荣的王旭烽在社交媒体上激动表示：“漫卷捷报喜欲狂!将世界铺成一张无边的茶席，让全人类在此聚集共饮!”
以书写茶人故事为毕生使命的王旭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笔耕不辍，《望江南》，补齐“茶人三部曲”所缺的上世纪40到60年代的故事，再次将读者带入风云激荡的壮阔时代、缱绻典雅的江南茶界烟云之中。
本期内容来自《南方日报》“大家访谈”，由记者黄楚旋采写，感谢授权。我们将跟着她的报道带领读者感受其独特的“茶人世界”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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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潜26年补齐“茶人故事”
今年新出版的《望江南》，在王旭烽心中已酝酿了26年。
1990年至1999年底，她用十年时间完成《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筑草为城》，小说以杭州忘忧茶庄主人杭九斋家族四代人起伏跌宕的命运变化为主线，塑造了杭天醉、杭嘉和、赵寄客、沈绿爱等各具不同社会意义和艺术个性的人物形象，成为中国第一部反映茶文化并夺得茅奖的系列长篇小说，至今仍是不少读者了解中国当代茶文化的必读作品之一。
读罢“茶人三部曲”，许多读者也纷纷提出疑问，在《不夜之侯》与《筑草为城》之间，书中未曾详述的上世纪40至60年代期间，杭州茶人会上演怎样惊心动魄、悲欢离合的故事?
这段空白，一直到2013年王旭烽提笔写作《望江南》时，才开始描摹其模样。她直言，书写这一时期和题材并非易事，20年前的自己尚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一素材。而在此之后，在浙江农林大学任职16年间的茶学教学经历，让她更深入地感受到茶人的“精行俭德”，进而成为创作小说的坚实精神基础。她对南方日报记者表示：“如此一来，《望江南》经过反复修改、重写，才终于完成，正是‘且将新火试新茶’。”
翻开《望江南》一书，借助文字的指引仿如走进了当时巨变里的中国、变迁中的江南。杭氏家族第三代茶人杭嘉和挑起传承茶叶和守护家人的责任，在他的经营和改革下，杭茶不仅实现了机械制茶，还走向世界、蜚声海外;与此同时，革命者杭嘉平则在风雷岁月之中，为信仰一往无前、九死一生……
“在新中国的建设和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是中国茶人克服种种艰难困苦，一步一个脚印地重新建设茶事，他们用‘茶’贡献了自己的努力。”在王旭烽看来，茶既是往昔年代中国商人换取外汇、助力国家崛起的重要物资，在某种程度上还能代表中国人温文尔雅的品格。自此，“茶人”系列得以完整呈现，勾画出近代、现代和当代史上中国茶人的命运长卷。
“《望江南》不仅是王旭烽续写‘茶人’之书，又是她写巨变中恒常的中国精神之书。”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评价，《望江南》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客观面貌，更在书写历史变化的同时，力图寻找和确认那些恒常的东西、那些依然在变化中延续并支持着人们的东西，比如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
阅览全书，读者可领略到西湖、狮峰山、九溪十八涧的风土人情，也能品味茶泡饭、腊八粥、西湖醋鱼的色香味，还能掌握社前茶、明前茶、雨前茶等相关知识要点，乃至吉州窑的木叶盏以及茶与禅的关系、六大茶类的不同制法等等，详细专业的知识叙述不仅能让读者进一步了解制茶工艺、茶叶品种分类、茶具等茶文化细节，更赋予全书一股端庄雅正之文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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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创新尝试弘扬中国茶道精神
也许从来没有一名作家，能像王旭烽这样与茶“难舍难分”。从中国茶叶博物馆、浙江省作协到浙江农林大学茶文化学院，她不曾间断过关于茶的写作，也从未停止对茶文化的研究和推广。
王旭烽的半生茶缘，源于1989年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中国茶叶博物馆(下称“茶博”)的招聘信息。她回忆道，当时对茶文化不是特别了解，但凭借着历史系毕业的学术功底，她一头扎在馆内的资料室里，结合对茶界专家的采访，“知行合一”地迅速入行，为博物馆撰写解说词、培训讲解员，参与了整个茶博的筹建工作，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当初，“茶人三部曲”的第一、第二部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时，王旭烽一度被认为是一匹文坛“黑马”，但她觉得，自己只是已经写了20年、发表了三百万字作品的“一头一直耕田的牛”。
“什么样的生活向我走来，我就向什么样的生活迎面走去。”是王旭烽创作时秉持的格言。她认为，陆羽的“精行俭德”概念，就是中国茶道精神。这一点体现在创作上，则如品饮一杯茶，能品出它的内敛、平和、精细、微苦等种种滋味。在茶博采访、搜集资料的过程中，许多动人的茶人茶事“扑面而来”，作为一名作家，职责就是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当历史的绣球向我抛来时，我要责无旁贷地接住。”
在王旭烽年轻时，她曾有过一个宏愿：要写下一个“纸上的杭州”。她认为，杭州的迷人与深邃、悲怆与喜悦，远远尚有着显现、深挖、诠释和提升的空间，“杭州是写不尽的，我要终身写她。”她说。
除了写作茶人故事，今年已年逾六旬的王旭烽，坚持奔跑在中国茶的推广发展之路上。举办茶艺技能大赛、茶诗评选、赴微茶庄园考察……如今，她作为浙江农林大学茶学与茶文化学院学科带头人，依然孜孜不倦地参与着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化普及推广工作。
话剧、纪录片、舞台艺术、茶艺培训等方式，都成为王旭烽“泡好这杯中国茶”的创新尝试，“没有呈现就没有文化，思想需要著书立说才得以传播，艺术需要展示才能够耳濡目染，茶需要表达在社会各个领域和生活的种种细节里，才能够被人全面体验与认识。”她说。
来源：茶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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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爱喝茶举世闻名。据说此风源于17世纪下半叶，来自于葡萄牙的英国王后布拉干扎的嫁妆里有一箱中国红茶，这种不同寻常的饮品迅速风靡了宫廷贵族，被赞誉为“最美妙的仙草”。茶叶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可是后来，英国人发现因为太爱喝茶，口袋里的钱都流去了中国。这不行，还是我们自己种茶树吧。英国的水土种不了，那就在印度。印度土生茶树不好，那就从中国运茶树吧。这活儿交给了有名的植物猎人——罗伯特·福钧。
美国作家萨拉·罗斯的作品《茶叶大盗》讲述罗伯特·福钧的中国经历。体裁上属于个人传记，写法上运用了小说笔法，作者的主观倾向明显，有意识地把罗伯特·福钧刻画成了冒险英雄。1839年~1860年，罗伯特·福钧曾4次来华。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战乱、海盗、疾病、陌生的环境、恶劣的气候……福钧的旅程注定不可能平坦。他雇佣中国人为向导，并将自己的头发剃掉，化装成中国人深入到杭州、安徽、福建等多个产茶区，运用各种手段获取茶树种子和栽培技术，然后将茶苗和茶种经上海转运印度，同时还招聘中国茶业工人前往印度直接从事相关工作，他的一系列行为直接催生了印度及斯里兰卡地区茶业的兴起，进而替代中国茶成为英国乃至世界茶饮的首选。
罗伯特·福钧实质上是一个盗取商业机密的间谍，彼之成功是我之疼痛，中国茶业地位的迅速衰落，正是发端于树种的流失与种植技术的外传。我们现在说商业机密当然已经晚了，当时的中国普通百姓也不可能有这个意识，但中国人为了蝇头小利一路给福钧保驾护航，为其大开了方便之门，种种描述令人痛齿羞耻。笔者并非提倡保守心态，而是感慨于国人对民族文化遗产价值的忽视，当以此为鉴。客观上，该书提供了一个切口，通过对罗伯特·福钧个人经历的观察，了解近代英国如何借助自由贸易建立世界霸主的地位，同时明白中国为什么丢失了世界茶业的王冠，进而从一“叶”管窥近代中国沦落的原因。
植物贸易是大英帝国(包括旧殖民地在内)一项重要的财富来源。像罗伯特·福钧这样的人，还有书中提到的约瑟·班克斯，包括我们熟知的库克船长、“进化论之父”达尔文等，这些“植物猎人”是帝国海外扩张的先驱和探索者，他们致力于研究如何利用在外国领土上发现的植物来开拓世界性的经济作物贸易。福钧在偷盗制茶技术的过程中，进行了认真的植物学研究，并发明和完善了长途运输植物的技术。他写了四本书：《漫游华北三年》《在茶叶的故乡——中国的旅游》《居住在中国人之间》《益都和北京》，这些书是有价值的生物学观察手记，给他带来了良好的声望。福钧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正是一批又一批的植物猎人缔造了大英帝国的繁荣，而中国的广大民众此时却沉浸于鸦片的幻梦里。
福钧的个人行为背后还有东印度公司以及英国政府的强大支持。这是英国相当重视的一项贸易政策，很多植物学家参与了前期的可行性研究，经过各方激辩和深谋远虑的探讨，然后设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政府拨款专项基金。当罗伯特·福钧揣着东印度公司给的充足资金、四处行走于中国的茶园时，喜马拉雅山的茶叶基地已经准备好中国茶树的到来。这是一场英国与中国的贸易交锋，可惜对手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中国方面甚至毫无觉察。中国政府的失职和如此弱势的保护，注定了中国种茶技术的流失，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罗伯特·福钧的确是一个“大盗”，但我们无法批驳他的行为，站在他的角度，那是他对自己祖国的贡献;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植物猎人推动了生物科技的发展和世界贸易的流动。我们也不能把中国茶业的衰落单纯地归因于个人，印度茶业在19世纪实现了机械化大生产，而同时期的中国仍固守停滞落后的小工坊模式，毫不在意技术的更新。书中有一处细节，福钧惊讶地发现，中国人在炒茶过程中利用染色剂给茶叶上色。相比于品质杰出的印度茶，如此做法的中国茶叶有何竞争力可言?时至今日，中国茶业要想雄起仍需要做到很多，《茶叶大盗》是一堂历史课。
【摘自2016年第1期《吃茶去》杂志;原标题：中国为何丢失茶业王冠?作者：赵青新(浙江温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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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大盗》作者： [美] 萨拉·罗斯，副标题：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原作名： For All the Tea in China: 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译者：孟驰;出版年：2015-10-1，页数： 332，定价：52，装帧：精装，丛书：甲骨文丛书;ISBN：97875097791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