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府的“血泪史”

        就此，昆仑说茶和查阅资料等，进行了一些整理和研究，现予记录。

　　普洱茶起源于古普洱地先民汉代的种茶制茶，兴盛于唐宋明清，并成为了朝中贡品。唐宋时期“茶马互市”已形成，以古普洱府（今宁洱）为中心、向国内外辐射的以贩运普洱茶为主的民间商贸通道已基本成型。

明洪武十六年（1383）定名为“普耳”，万历年间改称“普洱”。清朝初年，吴三桂腹背受敌、移兵云南。为管理好这块进可攻、退可守的西南边陲要塞，吴三桂对行政区划管理进行了调整，将今普洱、临沧及西双版纳一带编归元江府管理。

　　借助马帮运输要道的独特优势，普洱逐渐地成为了普洱连接中原和南亚、东南亚各国的枢纽，普洱茶马古道中心和商品贸易中心开始形成。

藏族马帮经大理、景东、镇沅、景谷深入普洱坝子，沿途出售藏马、毛皮、藏药，同时收购茶叶，逐步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贸易通道。从中原经昆明到元江进入普洱的官商道，在传播中原文化的同时也进行货物交易。

在内地瓷器、丝绸等名贵商品流入普洱的同时，产自当地的普洱贡茶也走向了京城，声名远播。从普洱到江城再到越南江莱的商道，加速了普洱与沿海地区的连接。

经思茅到勐海至缅甸景栋出泰国的马帮路，运来了东南亚的玉石、象牙、草果、洋锭等商品。

随着文化的传播和贸易的繁荣，大胆的商人们在普洱周围开起了银厂、铜矿，就连时任云南总督的贝诺和也在距普洱城西北10余里的白龙场开设了铜矿。

　　清雍正初年，满族镶蓝旗人鄂尔泰任云贵广西总督，为普洱府设置写下了开元一页。那时，迤南一带各少数民族杂居，大部分处于原始的部落时代。他们各占一地，互不隶属，有的依靠明朝廷封给的世袭，吃力地维护着不断被外来文化冲击的统治，使迤南这一带清廷行政管理陷入困难的境地。

要稳定管理好大清南疆之地，必然要寻求一种新的能有效约束边地各少数民族部落的政治体系，故对边地实行了“改土归流”。

　　当时，这种制度正在试行。鄂尔泰担任云贵广西总督后，通过不断观察、摸索和试用，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管理模式，并上奏朝廷加快推行，迅速把流官往前移，以便清政府中央更好地对边疆地域实施管理。

而此时，迤南的普洱已经在13版纳区域形成了经济、文化中心，人流、物流、文化流使各民族接受了外来的新文化，全面推行流官管理的时机已经成熟。清雍正初年，鄂尔泰启奏大清朝廷，请求在云南省元江府所辖之地普洱增设普洱府。清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正式在普洱设府。从此，“改土归流”结束，雍正及鄂尔泰将茶盐贸易牢牢掌握在手中。

　　鄂尔泰在思茅设立了茶叶总店，茶业收售均归官府管辖，拢尽其利；攸乐设立同知，加强了对“六大茶山”的管理，征收茶叶营运税捐；同时以制止“夷民滋事”为名，大量向各大茶山及商贸要道派驻军队，严厉打击当地土司、兵役贩卖私茶。

随着茶山的开发、茶业的兴旺，四川、江西、湖南等省及石屏、楚雄等地的大批汉人陆续迁入，“六大茶山”随之得以迅速发展。普洱府城也因此成为了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于一体的管理中心和滇南重镇，马帮、商客交集，欧洲传教士、探险家进入，在交易、传教、探险的同时带来了各种文化，贸易兴盛，甚是繁荣。

　　普洱设府后，即着手修建城墙，保证府城的安全，同时建设府衙，以保证行政事务的处理。

　　普洱城墙，在唐代被称为“水湾寨”时就已开始修建，当时采用竹木将寨子围起来，以避免野兽侵袭。至大理国时，普洱行政区划更名“步日睑”，已将水湾寨建成简单的土城（即奉逸城）。

由于明末清初战乱多发，元江府调兵驻防普洱时通过加高、加宽、加固等手段改进城墙，使之具备了完善的防御功能，但主体结构一直都是土墙。设置普洱府后，云南巡抚张允随为安全防务、加强普洱府城防，行文请示清庭全面整修普洱府城墙，并改为砖墙结构，但清廷仅复准土墙外墙改为砖墙，未准改变内部土墙结构。

　　普洱府首任知府佟世荫收到清政府同意改造城墙的批示后，邀请江西人李莫夺主持城墙和城门的修建。在李莫夺的主持下，普洱府城从规划到施工、从坚持规范到质量，都按照要求全面、系统的进行，使普洱府城城池建造了贯彻了全新的理念。

　　与古时城池的修建原则无异，普洱府城也依照当地风水做法选建。据史书中记载，建成的普洱府城，周长三里九分三厘（1081.55米），中间厚7.32尺（2.44米），其中，城墙底宽3.5米，顶宽2米，齿状城垛（古称雉堞）高二丈二尺（高7.33米），拦马墙高三尺（1米）。

有4个城门楼，弧形门道深度为一丈九尺八寸（6米余），门上有阳雕魏碑体门名，门洞上建造城楼，城楼为砖木结构二层，三间转屋，镂花门窗，雕梁画栋，每楼（城墙以上）高三丈余（10.17米），加城墙部分高17.5米。城门楼上有葫芦和禽兽等陶制涂釉饰物，檐下悬挂风铃（古称檐马）。

清朝乃至民国时期，城门有兵两边把守。普洱府城没有护城河，城门不与地面平行，高于地面修有台阶。

　　按道家学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出可见世间万物，入可纳四方财宝，因而每个城门的台阶都是按“出三进四”修建，即走出城门台阶是三步，进入城里台阶是四步。城门宽一丈余（3.3米），每座城楼都有镇门的泥塑神像，进出城人可登楼焚香敬拜。高达15米多的三楼设有官兵的瞭望哨所，在楼上可鸟瞰城楼四野。城门在每天晚7点放定根炮关东、西、北三门，晚9时关南门。4座城门当时为普洱府城最高、最雄伟的建筑。

　　普洱府设立后，城内车水马龙，各地商客南来北往，有南亚各国商人，甚至还有欧洲传教士等通过贸易传播文化，给普洱府带来了繁荣。产自普洱府域的茶称之为普洱茶，随着普洱府的设立和贸易的发展，以其优良的品质迅速扩大影响，誉满京城。据《普洱府志》记载，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普洱府刚刚成立6年，普洱府城内会馆达到50余家、茶店铺60余家，包括当时的两广、两湖、福州、江西等会馆和云南建水、石屏、临安等会馆。当时，为加强对越来越繁荣茶叶经销的管理，普洱府设立了茶叶局，专门代表普洱府衙发放印花和管理府城内各会馆，又由各会馆与各地采购茶叶客商和茶山的衔接，推动茶叶贸易。

文化上，各种文化交融，儒家黉学馆、佛教的中原大乘佛教和东南亚的南传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齐汇，使普洱府成为融开放、繁荣、发展的府城，成为云南与大理、蒙自、昆明齐名的云南四大名府之一。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廷在普洱府添设迤南道，道府同城。迤南道为兵备道，加兵备衔，稽查弹压与边防事宜，领普洱府、镇沅府、元江府、临安府。

　　清廷选择宁洱作为普洱府治所在地，最主要原因其实是茶叶资源。史上有名的千家寨、帮崴、景迈、板山、无量山、佛殿山、营盘山、牛洛河八大茶区就分布在普洱府周边。

据《茶王赋》记载，贡茶首推西门山茶，西门山亦称普洱山、天壁山，位居第二的是板山茶。这两座茶山均在普洱府治所在地不远。建府之初，云贵总督鄂尔泰即在普洱府宁洱县建有贡茶厂，普洱茶由此大量涌入京城，并成为清朝宫廷争相效仿的时尚饮品。

　　清雍正十年（1732年），茶农们终于不堪官府压榨，纷纷揭竿反抗。同年秋天，清军血洗板山，板山茶农被迫纷纷逃离家园，带着他们世代赖以生存的茶树种子和幼苗南迁西双版纳，并和石屏茶商通力合作。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开辟了6大茶山，致使普洱府作为普洱茶生产中心的地位逐渐动摇。

　　清咸丰六年（1856年），哈尼族领袖田以政率众反清，尚留在板山的茶农纷纷响应，随众反清。清军大兵压境，对板山进行了长达16年的围剿，板山茶农全部被杀，茶树也被全部砍光。

　　经历两次战乱后，普洱府作为茶叶原料来源地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便以茶叶加工和集散为主，普洱茶的原料生产则向周围其他地方转移。

然而，就在板山茶农不堪压迫、纷纷反清的同时，攸乐同知的设立也受到了傣族上层人士的抵制和反抗，攸乐山一带连年发生起义，加之瘴疠流行，官兵、大员们无法驻扎下去。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政府不得不将攸乐同知移至思茅，为普洱府的衰落埋下了祸根。

　　民国初年，国民政府实行裁府留道。普洱府裁撤后，厅、州一律改为县，迤南道改称滇南道，设观察使。

次年，滇南道改称普洱道，观察使改称道尹，并将道尹公署移驻思茅。民国15年（1926年），因思茅恶性疟疾流行，道尹公署移回普洱。但随后民国18年（1929年），国民政府通令废道，实行省、县两级制。鉴于云南省西南边境地区各县界连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涉外事务繁多，废道后，云南省特在腾冲设云南省第一殖边督办公署，在普洱设云南省第二殖边督办公署，处理涉外事务，同时兼办行政要务。

思茅设海关后，陆路口岸区位优势增加，对外交往及商业贸易兴盛，有“金腾冲、银思茅”之说。抗日战争爆发后，6大茶山茶业衰退，普洱茶生产及交易纷纷下滑，而苛捐杂税及兵役却让以茶为生的茶山民众不堪压迫，纷纷揭竿而起。1941年12月，攸乐山茶农联络瑶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举行抗暴起义，战事一直打到小黑江对面的曼林、牛滚塘、秧林、江西湾、倚邦等地。普洱府茶叶生产加工交易由此受到严重影响，会馆纷纷倒闭，马店及茶店纷纷关门，普洱府一片破败，失去辉煌。

　　1949年8月1日，思普区临时人民行政委员会在普洱（今宁洱）成立。1952年1月1日，思普区临时人民行政委员会改为云南省人民政府普洱区专员公署。1955年5月，专员公署由普洱迁址思茅，使思茅逐步成为了专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