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府的“血泪史”

昆仑说茶

       在现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县城城南,一个仿明清风格的普洱古镇已展示在世人面前,集中重现了当年普洱府厚重的历史与文化,辉映出普洱府昔日商道的振兴与繁荣,彰显了普洱茶文化的成就与辉煌。


        就此,昆仑说茶和查阅资料等,进行了一些整理和研究,现予记录。

  普洱茶起源于古普洱地先民汉代的种茶制茶,兴盛于唐宋明清,并成为了朝中贡品。唐宋时期“茶马互市”已形成,以古普洱府(今宁洱)为中心、向国内外辐射的以贩运普洱茶为主的民间商贸通道已基本成型。

明洪武十六年(1383)定名为“普耳”,万历年间改称“普洱”。清朝初年,吴三桂腹背受敌、移兵云南。为管理好这块进可攻、退可守的西南边陲要塞,吴三桂对行政区划管理进行了调整,将今普洱、临沧及西双版纳一带编归元江府管理。

  借助马帮运输要道的独特优势,普洱逐渐地成为了普洱连接中原和南亚、东南亚各国的枢纽,普洱茶马古道中心和商品贸易中心开始形成。

藏族马帮经大理、景东、镇沅、景谷深入普洱坝子,沿途出售藏马、毛皮、藏药,同时收购茶叶,逐步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贸易通道。从中原经昆明到元江进入普洱的官商道,在传播中原文化的同时也进行货物交易。

在内地瓷器、丝绸等名贵商品流入普洱的同时,产自当地的普洱贡茶也走向了京城,声名远播。从普洱到江城再到越南江莱的商道,加速了普洱与沿海地区的连接。

经思茅到勐海至缅甸景栋出泰国的马帮路,运来了东南亚的玉石、象牙、草果、洋锭等商品。

随着文化的传播和贸易的繁荣,大胆的商人们在普洱周围开起了银厂、铜矿,就连时任云南总督的贝诺和也在距普洱城西北10余里的白龙场开设了铜矿。

  清雍正初年,满族镶蓝旗人鄂尔泰任云贵广西总督,为普洱府设置写下了开元一页。那时,迤南一带各少数民族杂居,大部分处于原始的部落时代。他们各占一地,互不隶属,有的依靠明朝廷封给的世袭,吃力地维护着不断被外来文化冲击的统治,使迤南这一带清廷行政管理陷入困难的境地。

要稳定管理好大清南疆之地,必然要寻求一种新的能有效约束边地各少数民族部落的政治体系,故对边地实行了“改土归流”。

  当时,这种制度正在试行。鄂尔泰担任云贵广西总督后,通过不断观察、摸索和试用,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管理模式,并上奏朝廷加快推行,迅速把流官往前移,以便清政府中央更好地对边疆地域实施管理。

而此时,迤南的普洱已经在13版纳区域形成了经济、文化中心,人流、物流、文化流使各民族接受了外来的新文化,全面推行流官管理的时机已经成熟。清雍正初年,鄂尔泰启奏大清朝廷,请求在云南省元江府所辖之地普洱增设普洱府。清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正式在普洱设府。从此,“改土归流”结束,雍正及鄂尔泰将茶盐贸易牢牢掌握在手中。

  鄂尔泰在思茅设立了茶叶总店,茶业收售均归官府管辖,拢尽其利;攸乐设立同知,加强了对“六大茶山”的管理,征收茶叶营运税捐;同时以制止“夷民滋事”为名,大量向各大茶山及商贸要道派驻军队,严厉打击当地土司、兵役贩卖私茶。

随着茶山的开发、茶业的兴旺,四川、江西、湖南等省及石屏、楚雄等地的大批汉人陆续迁入,“六大茶山”随之得以迅速发展。普洱府城也因此成为了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于一体的管理中心和滇南重镇,马帮、商客交集,欧洲传教士、探险家进入,在交易、传教、探险的同时带来了各种文化,贸易兴盛,甚是繁荣。

  普洱设府后,即着手修建城墙,保证府城的安全,同时建设府衙,以保证行政事务的处理。

  普洱城墙,在唐代被称为“水湾寨”时就已开始修建,当时采用竹木将寨子围起来,以避免野兽侵袭。至大理国时,普洱行政区划更名“步日睑”,已将水湾寨建成简单的土城(即奉逸城)。

由于明末清初战乱多发,元江府调兵驻防普洱时通过加高、加宽、加固等手段改进城墙,使之具备了完善的防御功能,但主体结构一直都是土墙。设置普洱府后,云南巡抚张允随为安全防务、加强普洱府城防,行文请示清庭全面整修普洱府城墙,并改为砖墙结构,但清廷仅复准土墙外墙改为砖墙,未准改变内部土墙结构。

  普洱府首任知府佟世荫收到清政府同意改造城墙的批示后,邀请江西人李莫夺主持城墙和城门的修建。在李莫夺的主持下,普洱府城从规划到施工、从坚持规范到质量,都按照要求全面、系统的进行,使普洱府城城池建造了贯彻了全新的理念。

  与古时城池的修建原则无异,普洱府城也依照当地风水做法选建。据史书中记载,建成的普洱府城,周长三里九分三厘(1081.55米),中间厚7.32尺(2.44米),其中,城墙底宽3.5米,顶宽2米,齿状城垛(古称雉堞)高二丈二尺(高7.33米),拦马墙高三尺(1米)。

有4个城门楼,弧形门道深度为一丈九尺八寸(6米余),门上有阳雕魏碑体门名,门洞上建造城楼,城楼为砖木结构二层,三间转屋,镂花门窗,雕梁画栋,每楼(城墙以上)高三丈余(10.17米),加城墙部分高17.5米。城门楼上有葫芦和禽兽等陶制涂釉饰物,檐下悬挂风铃(古称檐马)。

清朝乃至民国时期,城门有兵两边把守。普洱府城没有护城河,城门不与地面平行,高于地面修有台阶。

  按道家学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出可见世间万物,入可纳四方财宝,因而每个城门的台阶都是按“出三进四”修建,即走出城门台阶是三步,进入城里台阶是四步。城门宽一丈余(3.3米),每座城楼都有镇门的泥塑神像,进出城人可登楼焚香敬拜。高达15米多的三楼设有官兵的瞭望哨所,在楼上可鸟瞰城楼四野。城门在每天晚7点放定根炮关东、西、北三门,晚9时关南门。4座城门当时为普洱府城最高、最雄伟的建筑。

  普洱府设立后,城内车水马龙,各地商客南来北往,有南亚各国商人,甚至还有欧洲传教士等通过贸易传播文化,给普洱府带来了繁荣。产自普洱府域的茶称之为普洱茶,随着普洱府的设立和贸易的发展,以其优良的品质迅速扩大影响,誉满京城。据《普洱府志》记载,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普洱府刚刚成立6年,普洱府城内会馆达到50余家、茶店铺60余家,包括当时的两广、两湖、福州、江西等会馆和云南建水、石屏、临安等会馆。当时,为加强对越来越繁荣茶叶经销的管理,普洱府设立了茶叶局,专门代表普洱府衙发放印花和管理府城内各会馆,又由各会馆与各地采购茶叶客商和茶山的衔接,推动茶叶贸易。

文化上,各种文化交融,儒家黉学馆、佛教的中原大乘佛教和东南亚的南传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齐汇,使普洱府成为融开放、繁荣、发展的府城,成为云南与大理、蒙自、昆明齐名的云南四大名府之一。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廷在普洱府添设迤南道,道府同城。迤南道为兵备道,加兵备衔,稽查弹压与边防事宜,领普洱府、镇沅府、元江府、临安府。

  清廷选择宁洱作为普洱府治所在地,最主要原因其实是茶叶资源。史上有名的千家寨、帮崴、景迈、板山、无量山、佛殿山、营盘山、牛洛河八大茶区就分布在普洱府周边。

据《茶王赋》记载,贡茶首推西门山茶,西门山亦称普洱山、天壁山,位居第二的是板山茶。这两座茶山均在普洱府治所在地不远。建府之初,云贵总督鄂尔泰即在普洱府宁洱县建有贡茶厂,普洱茶由此大量涌入京城,并成为清朝宫廷争相效仿的时尚饮品。

  清雍正十年(1732年),茶农们终于不堪官府压榨,纷纷揭竿反抗。同年秋天,清军血洗板山,板山茶农被迫纷纷逃离家园,带着他们世代赖以生存的茶树种子和幼苗南迁西双版纳,并和石屏茶商通力合作。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开辟了6大茶山,致使普洱府作为普洱茶生产中心的地位逐渐动摇。

  清咸丰六年(1856年),哈尼族领袖田以政率众反清,尚留在板山的茶农纷纷响应,随众反清。清军大兵压境,对板山进行了长达16年的围剿,板山茶农全部被杀,茶树也被全部砍光。

  经历两次战乱后,普洱府作为茶叶原料来源地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便以茶叶加工和集散为主,普洱茶的原料生产则向周围其他地方转移。

然而,就在板山茶农不堪压迫、纷纷反清的同时,攸乐同知的设立也受到了傣族上层人士的抵制和反抗,攸乐山一带连年发生起义,加之瘴疠流行,官兵、大员们无法驻扎下去。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政府不得不将攸乐同知移至思茅,为普洱府的衰落埋下了祸根。

  民国初年,国民政府实行裁府留道。普洱府裁撤后,厅、州一律改为县,迤南道改称滇南道,设观察使。

次年,滇南道改称普洱道,观察使改称道尹,并将道尹公署移驻思茅。民国15年(1926年),因思茅恶性疟疾流行,道尹公署移回普洱。但随后民国18年(1929年),国民政府通令废道,实行省、县两级制。鉴于云南省西南边境地区各县界连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涉外事务繁多,废道后,云南省特在腾冲设云南省第一殖边督办公署,在普洱设云南省第二殖边督办公署,处理涉外事务,同时兼办行政要务。

思茅设海关后,陆路口岸区位优势增加,对外交往及商业贸易兴盛,有“金腾冲、银思茅”之说。抗日战争爆发后,6大茶山茶业衰退,普洱茶生产及交易纷纷下滑,而苛捐杂税及兵役却让以茶为生的茶山民众不堪压迫,纷纷揭竿而起。1941年12月,攸乐山茶农联络瑶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举行抗暴起义,战事一直打到小黑江对面的曼林、牛滚塘、秧林、江西湾、倚邦等地。普洱府茶叶生产加工交易由此受到严重影响,会馆纷纷倒闭,马店及茶店纷纷关门,普洱府一片破败,失去辉煌。

  1949年8月1日,思普区临时人民行政委员会在普洱(今宁洱)成立。1952年1月1日,思普区临时人民行政委员会改为云南省人民政府普洱区专员公署。1955年5月,专员公署由普洱迁址思茅,使思茅逐步成为了专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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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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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巍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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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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