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
普洱市深挖文化内涵
积淀文化财富
大力弘扬普洱茶文化
用心讲好普洱茶故事
打造文化平台
报刊联合发力，打造优质平台。《普洱》杂志自2006年创刊以来，致力于服务普洱茶产业发展，成了沟通普洱茶科学、文化、产业与消费市场之间的桥梁。在办刊过程中，《普洱》杂志不断创新思维，推动杂志向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在传播普洱茶文化的同时，也带动了普洱茶产业多元协同并进。2010年开始，创造性地推出了每年一次的“全国读者俱乐部茶山行”活动。2016年，与加拿大《茶之旅》杂志合作，使普洱茶文化通过《茶之旅》杂志传播到国外30多个国家。截至2021年11月，《普洱》杂志共计出版156期，累计出版发行近420多万册，累计读者群达6000多万人次，发行覆盖中国的34个省会城市、直辖市以及行政区，是目前中国发行量最大的茶专业杂志，被业界誉为“中国茶文化第一品牌、云南的文化名片”。2021年8月16日，《普洱》杂志普洱茶文化拉萨传播中心在西藏自治区揭牌成立，此次与拉萨市净云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普洱茶文化拉萨传播中心，秉承“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民族发展、文化传承、健康共享”的宗旨，着力打造成西藏各民族群众了解普洱茶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窗口以及普洱茶文化的重要IP，为茶产业提供精神支柱和文化滋养，促进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2022年1月，普洱日报《普洱·茶视界》栏目创刊，设立“茶事新知”“茶道新生”“茶味新鉴”三个子栏目，传播普洱茶的新认知、新行动以及普洱茶界新鲜事，展现新茶马古道的新发展、新变化，引导消费者树立健康有机的消费观念，喝出健康、喝出时尚、喝出“新”味道，取得了良好传播效果，赢得了业界和读者的广泛赞誉。
编撰文化作品
普洱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聚焦普洱市最具历史意义、长远意义和较大文化价值的重要内容，以“古茶、古府、古道”为主题，成功策划出版普洱茶文化系列书籍，即普洱茶文化三部曲：《普洱古树茶》（第一部）、《普洱府史料》（第二部）、《普洱茶马古道》（第三部）。《普洱古树茶》（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普洱古树茶资源的概念、分布、特点等内容，为进一步挖掘、保护和利用好古茶树资源，擦亮普洱茶“金字招牌”，依托古茶树资源发展壮大普洱茶产业提供了重要文献资料。《普洱府史料》（第二部）深度挖掘普洱府时期的第一手史料，极大地丰富了云南古代和近代史的内容，彰显了普洱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为进一步展示普洱深厚文化底蕴和构筑坚定文化自信的普洱力量提供了重要文献资料。《普洱茶马古道》（第三部）用历史与现实赓续存在的事实，再次确认了茶马古道的源头在普洱，证实了从普洱起源向国内外辐射的5条茶马古道与著名的“丝绸之路”一样声名远扬的论断，为进一步丰富和推动茶马古道文化研究，传承茶马古道精神和申报茶马古道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文献资料。“普洱茶文化三部曲”的成功编撰，是近年来普洱文史资料编撰的一个重大突破，为进一步弘扬普洱优秀历史文化、普洱茶文化、普洱茶马古道文化，抢占普洱茶文化、普洱茶马古道文化的制高点，掌握普洱茶文化、普洱茶马古道文化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普洱作为普洱茶文化之源和普洱茶马古道之源的影响力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
重视文化人才
为茶文化传播者发挥好自身优势和作用提供了广阔平台。肖时英被业内称为“云南无性系茶树良种之父”，荣获“云南省第二批云岭工匠”等称号，多次获得“云南省政府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黄桂枢编著出版了《中国普洱茶文化研究》《普洱茶文化大观》等著作。杜春峄是澜沧古茶创始人、澜沧古茶有限公司董事长，荣获“普洱茶传承工艺大师”“云南省优秀民营企业家”等称号。他们长期致力于普洱茶良种繁育、加工工艺提升和普洱茶文化研究、传播，为弘扬普洱茶文化、发展普洱茶产业、打响普洱茶品牌做出了积极贡献。普洱市普洱茶研究学者杨中跃和普洱市职业教育中心国家一级茶艺技师张义贤曾受邀访问韩国世翰大学孔子学院，参加该学院举办的“首届韩·中茶文化讲座及品茶会”。杨中跃作了普洱茶文化知识专题讲座，张义贤作了主题为“茶香，归处”的茶艺表演，与韩国的普洱茶爱好者进行了深入交流。普洱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创办了“小小茶艺师”培训班，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抓手，结合普洱茶产业发展，依托独特资源，培养本土人才。活动自2007年创办以来共培训了3200多名“小小茶艺师”，在推进茶艺培训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相融合，以及弘扬普洱茶文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者|张国营 卢磊/文 刘绍容 普洱杂志/图
来源：普洱发布，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普洱府史料》一书近日已经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为做好新书发行的宣传工作，助推“书香政协”读书活动开展。2021年4月14日，由普洱市政协主办的《普洱府史料》出版座谈会在普洱顺利举行。
本次座谈会由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师跃同志主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魏艺红同志;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王国斌同志;以及市政协各委室主任，思茅区、宁洱县政协领导，文化文史委负责人，《普洱府史料》编辑委员会部分成员，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市级人民团体、驻普单位、企业负责人以及部分作者和新闻媒体记者共同参与了此次座谈会。
普洱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主任张国华同志介绍了《普洱府史料》编辑出版情况。张国华同志在介绍中说：“普洱市政协高度重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工作，近年来征集出版了大量的普洱地方文史资料，在全社会引起了良好的反响。为深入挖掘普洱史料资源，进一步弘扬普洱优秀历史文化和普洱茶文化，2019年以来，市政协策划推出了普洱茶文化系列，即“普洱茶文化三部曲”，这“三部曲”实际上暗合了世界茶源“三位一体”的立体结构。系列之第一的《普洱古树茶》一书已经于2019年12月正式出版发行。《普洱府史料》是普洱茶文化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三部是《普洱茶马古道》，目前正在紧张编审之中，将于今年底出版。挖掘普洱史料资源，弘扬普洱优秀历史文化和普洱茶文化，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普洱府史料》的初衷。”
在座谈会中，部分读者、作者、编者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感受。他们从读者、作者、编者的不同角度，结合自己从事的工作对《普洱府史料》一书的出版给予了肯定，一致认为《普洱府史料》出版丰富了普洱地方文献资料，《普洱府史料》一书的内容丰富，史料珍贵，版式精美，值得阅读、研究和收藏;
在座谈会中，市政协向市委党史研究室、普洱学院图书馆、市档案馆、市新华书店、市图书馆、市博物馆等单位赠送了书籍。希望把《普洱府史料》一书作为学习普洱地方史的重要读本，成为全市各类读书活动的必读书目，成为全市各级图书馆、各类图书室的必备藏书。通过宣传推介，要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此书、阅读此书;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魏艺红同志亲自到会指导，并作了重要讲话。她充分肯定了《普洱府史料》编撰出版工作，认为这是普洱文化领域的一件盛事和喜事，是普洱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同时，她还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做好《普洱府史料》一书的宣传和推介工作，拓宽发行渠道，加大新闻媒体宣传力度，要让其成为展现普洱历史文化的一张靓丽名片。二是要充分发挥政协平台，凝聚共识，笔耕不辍，编撰出版更高质量的普洱文史资料。三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要与学习党史教育活动结合起来，借助教育活动平台，融入普洱地方历史文化知识的宣传和教育。
我们相信随着《普洱府史料》一书的发行，会让更多的人认识普洱历史，了解普洱文化，激发起广大读者热爱国家、热爱家乡的家国情怀，激励更多的人为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普洱贡献力量。
来源： 普洱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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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清代的国家礼品：普洱府贡茶——普洱府贡茶源由考（下）
清乾隆皇帝诗文集《乐善堂全集定本》吟咏普洱茶的《烹雪》 黄桂枢 提供
北京八大处公园展现2005年举行“马帮茶道·瑞贡京城”活动，再现云南马帮运送贡茶历史的雕塑 耿嘉 摄
瑞贡天朝匾 黄桂枢 提供
普洱贡茶定银 黄桂枢 提供
贡茶的采办
云南普洱府贡茶的历史，据有关史料考证，至迟在清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时期应已岁贡。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三月的官方文告《禁压买官茶告谕》中，有“每年应办贡茶，系动公件银两，发交思茅通判承领办送”等语，可知那时已每年进贡普洱茶，且是在思茅采办。
贡茶的采办是非常认真的，清代皇家饮用的贡茶沿用明制。清康熙二十九（1690年）《清会典》中规定“岁进茶芽。顺治初，系户部执掌，七年改属礼部”，“顺治七年（1650年），礼部照会产茶各省市政司，每年谷雨后十日起解，定限日期到部，延缓者参处”。
现存的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思茅官府向倚邦茶山催交贡茶的文书“札”中写道：“奉思茅府谢札开除原文有案外封宾采办，先尽贡典，生熟蕊芽办有成数，方准客茶下山，历办在案。兹当春茶萌发之际，亟应乘时采办，切勿迟延……为此仰本山头目及管茶人等遵照，谕到即行饬令茶民，乘时采摘贡品芽茶及头水细嫩官茶，速急收就运倚（邦）交仓，以凭转解思（茅）辕（官署）。事关贡典，责任非轻，该（土）目等务须认真札催申解，勿得延埃远误摘采，即期不缴，定即严提，比追不贷。”此札说明当时思茅官府对采办贡茶抓得很紧。
在完成贡茶采办后，才可以进行商业采摘和销售。清代《普洱茶记》载：“二月采毛尖，以作上贡，贡后方能出售。”
关于普洱贡茶的采制时节和制茶名称，据清代阮福《普洱茶记》记载：“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备办贡茶极为讲究：第一是要好茶，“毛尖，以作贡”；第二是要讲究花色、要八色贡茶；第三是规定有一定贡茶数目；第四是指定由思茅厅长官领银承办。每年向清宫进贡普洱茶的定例，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前后历时近两百年。
云南用于贡茶的经费，由省级财政支付。制作贡茶，成本极高，三四斤鲜叶才能制成一斤贡茶，加之包装、运输的费用，耗资不菲。清《普洱府志》载：“每年进贡之茶，例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并置办茶锡瓶、锻匣、木箱、茶费，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鲜茶时，须以三四斤鲜茶方能折成一斤干茶。每斤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
当时的普洱贡茶分团茶、芽茶和茶膏等8个衣色，由思茅当地官员（同知）备办“贡茶”呈送清宫。采制贡茶讲究“五选八弃”，即选日子、选时辰、选茶山、选茶丛、选茶枝；弃无芽、弃叶大、弃叶小、弃芽瘦、弃芽曲、弃色淡、弃食虫、弃色紫。贡茶厂制作前先要祭茶祖诸葛亮，掌锅揉茶师傅沐浴斋戒后，才可以“请锅”。揉茶师边用两手在热锅内提、翻、抖，边轻揉、轻拌、轻按、轻转、轻搓，旁边有人为他擦汗，御用贡茶是不许滴半点汗进去的。清代普洱儒生许廷勋在《普茶吟》诗中有吟：“满园茶树积年功，只与豪强作生活。山中焙就来市中，人肩浃汗牛蹄蹶。万片扬箕分精粗，千指搜剔穷毫末。丁妃壬女共熏蒸，笋叶藤丝重检括。好随筐篚贡官家，直上梯航到宫阙。区区茗饮何足奇，费尽人工非仓卒。”诗中写出了入市卖茶的情景和精选贡茶的情形。
怎样送呈贡茶呢？据载，普洱有一位清末送贡茶的“夫头”，他讲给后辈听，后辈又告知普洱老人朱俊先生：贡茶制成后，县、府、道的官员们要会同“恭选”，把选上的团茶、饼茶（女儿茶）之类，用黄包袱包好；芽茶和蕊茶是散茶，盛入精制的锡瓶，也用黄包袱包好、缝上，女儿茶膏则盛入锦缎木盒，用黄包袱包好。然后，由“恭送”的官员、千总、把总带领兵丁，把贡茶顶在头上，到县衙门，跪在大堂上。县官叩迎贡茶之后，请出大印，在那些包着贡茶的黄包袱上盖章，这叫“用印”。之后再到府台、道台衙门用印。道台衙门发给由兵部制造的“火牌”一杖，凭这“火牌”可以“过州吃州，过县吃县”。领了火牌，便将贡茶装入木箱，捆在驮架上，抬驮子上路。送贡茶的马帮浩浩荡荡，从普洱府（今宁洱县城）出发，第一天到磨黑，第二天到上把边，而后到通关哨、布固江、黄草坝、他郎厅（墨江）、大歇厂、莫浪，元江州……总共经过17个“栈口”，到达昆明后，去巡抚衙门销差验交，再由督抚大吏派员恭送贡茶进京。
运到北京的贡茶储存在清宫内的“茶库”里，此“茶库”据王郁风先生考察，在今故宫永和宫东面。1937年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载：“茶库，设员外郎二员，六品司库二员，无品级司库二员，库使十五名”，专司收存管理各地贡茶，可见清皇室对贡茶管理的重视程度。
普洱贡茶是清代国礼
清代时赠送外国的国礼，除珍宝、玉器、瓷器、漆器、绸缎等，还有普洱茶。清廷每年收纳的普洱贡茶，除了供清宫皇家饮用或分赠皇亲国戚外，也选作赠送外国使节的礼品茶，视为代表中国的高级土特产礼品。史籍记载，在乾隆年间，清廷与英国交涉贸易问题时回赠的礼品中就有普洱茶。茶叶专家王郁风先生据故宫博物院1990年编清朝档案材料《掌故丛编》考证得知，英国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派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的觐见团一行95人，以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为名来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九月十四日，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接见和宴请英使团，并回赠了贵重礼物，其中就有普洱茶、女儿茶和普洱茶膏。
王郁风先生从清朝档案材料《掌故丛编》中摘录的3次回赠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礼物有：第一次，赏英吉利国王物件，计有珐琅、珍宝、玉器、漆器、瓷器、花缎、画册、鼻烟壶及土产食品计92项（对、套）479件（个），其中包括普洱茶8团、茶膏4匣、六安茶8瓶、武夷茶4瓶。第二次，又加赏英吉利国王物件，绫罗丝缎、漆器、扇、笺、食品等，计40项455件，其中包括普洱茶40团、茶膏5匣、武夷茶10瓶、六安茶10瓶。第三次，赏给英吉利国王物件计41项，1016件，其中包括普洱茶40团、茶膏5匣、武夷茶10瓶、六安茶10瓶。
清廷每次赠送国礼，例由军机处逐人逐项开列详细清单，呈送皇帝阅批后才照单执行。这批清廷礼品茶的计数单位，普洱茶称“团”，女儿茶称“个”，茶膏称“匣”，这与清代思茅厅采办的普洱贡茶单位称谓及《普洱府志》所载的计数称谓是相符合的。可见，至迟在清代中期，普洱贡茶作为皇宫饮品和国礼，声誉已远播海内外。
（文/黄桂枢，作者单位：普洱市文物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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