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时期，在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主要角色的中英茶叶贸易中，有着悠久历史且品质优良的徽州茶，不仅积极参与了国际市场的竞争，而且以较高的价格赢得了市场并占有了相当的出口外销份额，以致徽州茶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大舞台的同时，也进入了一个空前兴盛以及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
一、英国公司采购徽州茶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第一次从厦门采购茶叶，这也可以视作是英国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的开始。到了18世纪早期，当中英茶叶贸易趋于正常时，徽州“Singlo”(松萝)与“Imperial”(大珠茶)以及福建“Bohea”(武夷)成为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采购进口的三大茶类。
徽州松萝茶出现在英国人的采购货单上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据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当时，来广州采购茶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麦氏里菲尔德”(Macclesfield)号商船，准备以每担25两的价格，预购160担最优等的松萝茶。据资料显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广州的皇商”章节里，记录有英国东印度公司“肯特”(Kent)号商船的投资命令，文件中提到了“松萝茶，大珠茶，武夷茶”等等。当时，“肯特”(Kent)号商船先是以每担23两白银预购松萝茶，实际是成交是购买了470担茶叶，价值14000两白银。但是，“肯特”(Kent)号商船所采购的茶叶只占其船货价值的11%，而所采购的丝绸价值则是达到了80000两白银。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英国商船“达特莫斯”(Dartmonth)号也来到了广州，英国商人携带了52069镑资本。但是，也仅有5000镑用于了茶叶投资。此后，英国东印度公司采购茶叶的清单上频频出现了徽州熙春茶、雨前茶以及屯溪皮茶等等。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茶叶开始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与此同时，东印公司的两艘商船从广州携回3000担茶叶，价值达到35085镑，占运输总货值的80%。康熙六十年(1721年)，随着英国以及欧洲各国对于茶叶消费需求的持续增加，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茶叶的采购量首次突破了百万英磅。到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整个英国的茶叶销售金额是125万英镑，每磅茶叶的价格从2先令6便士到20先令之间，茶叶的平均售价约5先令。当时，输往英国的茶叶售价几乎是每个英国人都能够负担或者承受的，所以，英国史学家哈蒙德(Hammond)认为，茶叶至18世纪中叶已成为英国大众的饮料。在中英茶叶贸易的开始阶段，从广州运往英国的茶叶主要是福建武夷茶、工夫、小种茶以及徽州松萝茶、屯绿茶以及熙春等等。乾隆五年(1740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账目中，进口的徽州茶叶有松萝、屯绿以及熙春和贡熙等花色品种。
乾隆二十六(176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格里芬”(Griffing)号商船从广州载货出发返回英国，行至菲律宾南部海域时不幸触礁并沉没海中。根据“格里芬”(Griffing)号商船的装货记录显示：当时船上一共装载了六至七种茶叶，这些茶叶分别是100箱的武夷茶，40箱小种茶和74箱工夫，还有510箱的屯绿茶，1621箱的松萝茶，405箱的熙春皮茶以及270箱熙春茶。
此后，通过广州出口英国的10多种茶叶品种，不仅有广东、福建的茶叶，更多的绿茶是徽州的松萝茶、屯溪绿茶以及珠兰、雨前、珠茶、熙春以及皮茶等等。在英国伦敦茶叶经纪人协会印发的报告中，有一种表格叫“伦敦茶叶进口、存货及提货之非正式估计中所用之平均重量”，就是对各种茶叶进行非正式估计时，作为每箱平均重量的参考。如贡熙半箱，每件58磅，(盒)每件17磅;副熙半箱，每件65磅，(盒)每件25磅;珠茶半箱，每件60磅，(盒)每件34磅;麻珠半箱，每件66磅，(盒)每件37磅。根据东印度公司的收购订单中关于茶叶的分类统计，在1741年至1750年间，徽州眉茶进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进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绿茶的进口量分别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过这个分类进口统计，可以了解徽州绿茶中的屯绿茶、熙春茶以及珠茶等在清代中英茶叶贸易中的大致情况。
二、徽州茶外销途径
清时，朝庭对茶叶贸易的路线也有着明确的规定：“闽、皖商人贩运武夷、松萝，赴粤省销售，向由内河行走。”但是，从嘉庆元年(1796年)开始，商人“因洋面平靖，希图迅速，渐改海运”。清政府对茶叶贸易的路线实行管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征收关税。二是清政府“恐洋面辽阔，漫无稽查”，以致同外商“私行售卖”。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开关并制定了“十三行”的职责：“凡外洋夷船到粤海关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至外洋夷船出日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可以说，“十三行”的行商凭借封建政府给予的特权，基本垄断了广州的对外贸易。也就是说，世界各国商人来广州采购中国茶叶业务，均要通过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才可以完成交易。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开始实施只准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因此，海关需要监督并禁止全部低级商人或者不是公行的商人与外人来往或贸易。同时，还强制茶叶贸易的中间商必须缴付40%的税。这样，茶商只能将茶叶运到广州交由“十三行”来进行交易。尽管许多都是不合理的规定或要求，但是，无可奈何的英国商人也只得同“十三行”签订合约，然后再根据合约来进行茶叶交易，一般是在上一年的年底，东印度公司采购茶叶的所有商船离开以后，“十三行”就同留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的大班，签订下一年关于茶叶的数量、等级、价格等交易内容的合约。英国商人同意签订合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的中国商人认为，即使没有英国人也会有欧洲其他国家的船只来购买茶叶，因此他们不担心自己的茶叶销售不出去。所以，他们经常囤积大量的茶叶，等到有自己满意的价格和条件再出售，从而使茶叶价格逐步上升。来自欧洲的第一艘船和最后一只船所购的茶叶之间的差价经常超过50%，通过同中国商人签订合约一般价格都是偏低的。二是随着茶叶在英国的流行，茶叶已经被视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所以，英国“国会的法令要限定(东印度)公司必须经常保持一年供应量的存货”。
在这种大量需求的前提下，要想使茶叶数量和价格保持稳定就必须同中国商人签订关于下一年茶叶贸易的合约。尽管这种合约必须缴付一定的预付款，尤其是在英国商人每年进口的茶叶量大约为1500-20000担的时候，是在船到后签订合约，3个月后交货，必须要按合约价格付款50%-80%。
例如，英国商人在1779年就预付行商潘启官60155两白银，到后来投资茶叶量达到157000担的时候，是在3月间签订11月至次年1月间交货的合约。因此，为了争夺茶叶的货源，行商往往会将这些预付款的大部分预付给茶商，让他们到安徽和福建产茶区定购茶叶，在春节前后向茶农贷款，等到新茶上市的清明前后就前去收茶，这样就可以及时地得到好茶。另外，还需要一笔款项使小茶商能够以现金缴付他们的税捐。
三、徽州茶出口数额
18世纪后期，在中英茶叶贸易总量中，输往英国的徽州绿茶数量较多，因此，占出口茶叶贸易总额的比重也高。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茶叶共1768900磅，其中采购徽州松萝茶、屯溪茶571900磅，占东印公司采购总额的32%。乾隆三十年(176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收购茶叶9518544磅，其中有1664495磅松萝茶和屯溪茶，占收购茶叶总额的17%。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东印度公司从广州采购茶叶1439459磅，其中采购了徽州松萝茶、屯溪茶共计5829656磅，占东印公司购买茶叶总额的25%。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英国东印公司从广州采购茶叶2632469磅，其中购买了9037350磅松萝茶和屯溪茶，占采购茶叶总额的29%。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东印公司从广州收购了1367240磅茶叶，其中采购了松萝茶、屯溪茶共计4793320磅，占采购茶叶总额的29%。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东印公司从广州收购了1832740磅茶叶，其中购买了3678115磅松萝茶、和屯溪茶，占出口茶叶总额的50%。在这一段时间里，英国东印度公司采购的中国茶叶中，徽州绿茶占有相当的额度，而这些徽州绿茶大部分是松萝茶，小部分是屯溪茶。
嘉庆十六年(181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进口茶叶2904000磅，其中徽州松萝茶、屯溪茶共计15339000磅，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9%。嘉庆十八年(1813年)，英国东印公司从广州采购了2880000磅茶叶，其中有12130000磅是屯溪绿茶和贡熙茶，占进口茶叶总额的24%。嘉庆十九年(1814年)，英国东印公司从广州进口了3760000磅茶叶，其中屯溪绿茶和贡熙茶共计27074500磅，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4%。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英国东印公司从中国进口了36800002磅茶叶，其中采购了4742000磅屯溪绿茶和贡熙茶，占进口茶叶总额的15%。道光二年(1822年)，东印公司从广州进口了4000000磅茶叶，其中有屯溪绿茶、贡熙茶共计23601600磅，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7%。道光三年(1823年)，东印公司进口茶叶4000000磅，其中有屯溪绿茶、贡熙茶27558400磅，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5%。道光七年(1827年)，东印度公司从广州采购了4800000磅茶叶，其中采购了28355039磅屯溪绿茶和贡熙茶，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7%。道光十三年(1833年)，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进口了4960000磅茶叶，其中有45624000磅屯溪绿茶、贡熙茶，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1%。以上是道光十四年(1834年)以前，徽州绿茶在中英茶叶贸易中的出口外销的数额。在1778年以前主要是松萝茶，少量是屯溪茶，在此之后一直到1809年这段时间中，是既有松萝茶又有屯溪茶。到了嘉庆十四年(1809年)以后，出口英国的茶叶，大部分都是屯溪茶了。但是，依然有少量的松萝茶外销茶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和地区。
因此可以说，徽州绿茶在中英茶叶贸易中既占有相当多的份额，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徽州茶外销价格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麦士里菲尔德”号来到广州，准备以每担25两白银预购松萝茶。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英国“肯特”号以每担23两白银预购了松萝茶。但是，在雍正七年(1729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松萝茶的价格出现了下跌，一般是降至每担19两白银，有时低至每担16两白银。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英国对茶叶征收重税所致。当时，英国茶叶入口税每磅征收5先令，而在当时对从中国进出的茶叶每磅只需要缴纳16便士。因此，欧洲其他国家纷纷将从中国购回的茶叶，大部分都走私到了英国销售。这样，不仅使英国东印度公司所购的茶叶很难销售出去，同时也导致了英国进口的松萝茶价格下跌。在雍正八年(1730年)前，松萝茶的价格只能维持在每担售价15-16两白银左右。所以英国人一方面要坚决地打击这种茶叶的走私，另一方面还想继续“垄断在广州市场上出售的松萝茶”，以谋取更多的利益。因此，大量的松萝茶又被英国东印度公司购进。这样，市场上的松萝茶价格由于受到英国商人的人为干扰，因此就出现了松萝茶价格忽高忽低的现象。但是，英国的走私茶并没有消失，相反却是愈发嚣张。即使是到了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英国国内市场上走私茶与合法茶叶的价格依然是相差很大，如合法的进口普通绿茶或松萝茶，每磅价格为72-144便士，而走私茶价格是每磅42-46便士，如合法的进口熙春(屯绿茶)，每磅价格为126-240便士，然走私茶价格也只有每磅66-108便士。但是，从整个市场的总体销售情况来看，松萝茶的价格还是处于每担23-25两白银的较高价位。
雍正八年(1730年)在当年的中英茶叶交易中，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签订的合约显示，松萝茶的销售价格仍然是达到了每担24两白银。雍正九年(1731年)，松萝茶的价格又跌至每担15-16两白银。乾隆元年(1736年)，英国“诺曼顿”(Normanton)号商在回程投资茶叶账目中，清晰地记载了从中国采购的茶叶以及其价格。贡熙茶390担，总价19163两;贡熙细茶24担，总价1317两;贡熙(二级)393担，总价10193两;松萝茶482担，总价10646两。根据这个记录，可以知道乾隆元年(1736年)徽州松萝、贡熙等徽州绿茶的出口外销价格为贡熙茶每担(约)49.14两，贡熙细茶每担(约)54.86两，贡熙(二级)每担(约)25.94两，松萝茶每担(约)22.09两白银。由此可知，出口外销的松萝、屯绿以及贡熙等徽州绿茶在当时的价格以及价值。但是，雍正十年(17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十三行”行商康官、秀官那里收购的二级松萝茶，其价格又升为每担22两白银。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东印度公司所签订的各船舱购货的一份合约中，记录了在“十三行”行商那里购茶的情形，从行商潘启官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行商瑛秀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行商浩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从行商石琼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另外，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有一组关于当时采购茶叶的价格表，这份资料显示，屯溪茶价格从每担24两白银到每担40两白银不等，其中以价格在每担25-28两白银的茶叶销售量最大。
后记：19世纪70年代，国际茶业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印度、锡兰和日本等国的茶叶出口日益增加，中国茶叶的垄断地位开始受到挑战。据《中国茶叶外销史》载：“1890年后，受英国宣传作用，美国人口密集的区域，对绿茶的嗜好，为红茶所替代，茶叶贸易遂大变动，随后输入英国殖民地出产的红茶，更助于宣传广告和游行运动，使中国绿茶销路大受打击，这种新茶(指印度红茶)渐次普及”。另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资料显示：1836-1837年，输往英国的屯溪熙春茶有2631600磅;然在1837-1838年，输往英国的熙春茶下降至1464267磅，而在1838-1839年，熙春茶又下降至1309600磅，到了1839-1840年，出口英国的熙春茶也只有1537487磅。与此同时，屯溪皮茶输往英国的情形也同样是不容乐观，1836年，输往英国的屯溪皮茶有359733磅，然1837-1838年，却突然下降至238933磅。到1838-1839年间，输往英国的屯溪皮茶只有519066磅，而在1839-1840年，只输出了116969磅。由此可见，在中国茶叶衰败的大背景下，徽州绿茶的出口外销亦是难逃衰落乃至失败的命运!
事实上，中国的茶叶外销出口在1886年达到历史最高峰后便急遽下滑，而由盛转衰的危险处境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暴露无遗了——由英国人从中国移植到印度的茶叶打破了中国人对国际茶叶市场上的垄断。所以，尽管晚清时期出口茶叶输出总量仍在增长，但华茶的危机却是在继续发酵并不断扩大。当然，徽州茶的衰败也是在所难免，因为茶叶种植技术的落后、茶叶产品的劣质、以及毫无章法的管理模式是19世纪70年代以前，徽茶乃至华茶所存在的三大根本问题。
总之，清代时期，中英茶叶贸易中徽州茶出口外销的努力和业绩，不仅值得探究和研究，也值得借鉴和思考!
【注释及参考文献】
[1](美)马士(Morse,H.B)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东印度公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一、二卷[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89.135.254.
[2]萧一山.清代通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
[3]庄国土.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03.
[4]刘章才.十八世纪中英茶叶贸易及其对英国社会的影响[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11.8.
[5]汤后彘.清前期中英之间的绿茶贸易[J].贵州文史丛刊，2005.03.
[6]李竹雨.外销茶-“小种”浅析[J].茶叶，2018，44(4).
[7]戴鞍钢等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131.
[8]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三)[M].北京：中华书局，1962.1475.
[9]柴彬.英国近代走私贸易问题刍论[J].历史教学高校版，2013.3.
[10]艾瑞丝•麦克法兰，艾伦•麦克法兰.绿色黄金[M].杨淑玲，沈桂凤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11]杨仁飞.前期广州的中英茶叶贸易[J].学术研究，1997.5.
[12]张燕清.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中心从厦门转向广州的原因[J].学术研究，1998.5.
[13]许地山.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14]The Management of Monopoly，转引自吴建维.清前期中西茶叶贸易[J].清史研究，1998.3(19).
[15]王红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现代商贸工业，2018.10.
文/郑 毅
(来源/《徽茶》2021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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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茶树栽培史。
从唐朝开始，中国茶叶就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商品，所到之处，已经形成了不同的饮茶习俗和茶文化形态。
18世纪以后，中国茶树在印度、斯里兰卡等地种植成功，迄今为止，全世界种茶国家已达60多个，170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亿人，钟情于饮茶。
中国茶叶生产规模，全世界首屈一指。占世界茶园面积和总产量的半壁江山。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茶叶消费国。长江流域的优质绿茶，东南沿海的青茶，西南地区的普洱茶和红茶，各有其醇厚芬芳，各有其审美气韵。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具备六大类茶生产加工技术的国家，历经千年积淀，始终引领世界潮流。
——《中国茶·世界香》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树起源于中国。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栽培、利用茶叶的国家。现在茶已经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扎根，茶叶已经成为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之下，茶业界正在实现产业升级，再度复兴中国茶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丝绸之路，是丝路也是茶路，要了解中国茶走向世界的历史，不得不从丝绸之路说起……
目录海上盛景：从一艘木船说起出走：再说一条路武夷之巅：一个偶然的机会彼岸的茶：一则广告海上盛景：从一艘木船说起
全名“东印度人——哥德堡号”，船长82米，排水量约833吨，船上配备30门大炮，为瑞典东印度公司第二大船只。
1984年，瑞典潜水员发现了沉睡在海底200多年的这艘木船。
1745年9月12日返航即将靠岸之际，它竟然满载财富触礁沉船。据说，它三次从哥德堡起航到广州，每次约700多吨货物，大约茶叶就有370吨，其中大部分是武夷茶，而这次打捞起来的乾隆时期的茶叶，还可以冲泡品评。
这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场不幸。虽然那时海上的盛景不再，但，后人享受到的茶福却以另一种形式存在。
1602年，荷兰商船首次到中国。
1610年前后，茶叶由荷兰商船首次从爪哇运回欧洲，那就是武夷红茶。
1650年以前，欧洲的茶叶贸易可以说完全被荷兰人所垄断。
164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贸易办事处，开始与荷兰人在茶叶贸易上发生磨擦，经过两次英荷战争，英国获胜，便开始摆脱荷兰，渐渐垄断茶叶贸易。
1669年英国政府规定茶叶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专营。
1684年清政府解除海禁。
1689年英国商船首次靠泊厦门港，同时，在厦门设置基地，直接大量收购武夷红茶。
17世纪初到18世纪90年代，荷兰人通过印尼巴达维亚城市转口，向欧洲贩运茶叶不下数十万担。
1757年，清政府实行第二次海禁，闽海关关闭，只开广州一个口岸。广州十三行经营茶叶贸易。
据有关资料记载，1664-1684这20年间，英国进口红茶共5697磅，平均每年进口271磅。到17世纪的最后5年，平均年进口11428.2磅；推算17世纪，荷英两国进口武夷红茶的数量为3万磅（合225担）。18世纪前50年，英国平均年进口红茶873973.31磅(6556担），一下子数量飙升到前一世纪最后5年年平均的76倍。1792年，英国进口红茶156000担，而从中国出口角度讲，当年出口量为18.35万担，英国占当年出口量的85%。1886年，红茶出口达165万担，这是中国红茶出口最高的年份。
18世纪，中国尚未有福建以外省份生产红茶，武夷红茶（BOHEATEA） 成了中国红茶的总称。国内关于红茶最早的记载，当属萧一山的《清代通史》：
明末崇祯13年红茶（有工夫茶、武夷茶、小种茶、白毫等）始由荷兰转至英伦。康熙45年（1706年）绿茶（有大珠茶、小珠茶、熙春茶、雨前茶属之，婺源茶、屯溪茶、楝培茶、松萝茶、包种茶、押冬茶等）始传入英国。
出走：再说一条路
武夷山，春天开始了，这里美丽而忙碌的季节。蒙蒙的清晨，绿绿的茶芽，发酵好的小种茶，以及装运妥当的马帮……
每年此时，就有人们开始了这样的行程。从福建崇安启程，越武夷山入江西铅山，过河口，沿信江下鄱阳湖，再过九江入长江而上，至武昌，转汉水至樊城（今襄阳）起岸，再越秦岭至降州（今晋城），经潞安（长治），平遥、祁县、太谷、忻县、大同，天镇至张家口，至归化（今呼和浩特），再经戈壁沙漠到库伦（今乌兰巴托），最后到达恰克图。
这是中俄运茶路线，晋帮是主力。
马帮、驼帮等组成的运茶驼队，穿山越岭，风餐露宿，南方雾障山隘，北方大漠戈壁，漫漫长路，阵阵驼铃，想想都壮观！
汉代，中国茶叶就流传到日本福冈了。
据汉史记载，公元前86年至前74年，日本分立百余小国，通过当时的东浪郡，与中国接触，茶叶便随着中国文化输入日本。隋文帝时期（大约公元597年），中国文化和佛教相继传入日本后，常有航船载运少量茶叶到日本。
据说，印度人从1780年就引入了中国茶籽；1834年前后开始试种；1839年印度红茶在伦敦上市，但当时，印度人并不清楚茶叶发酵技术。
英国东印度公司曾指派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Rorbert Fortune），于1848年第二次到武夷山，他偷学了红茶的制作技术，并带着茶苗、茶种及8名制茶工人到了印度。仅60年时间，到了1900年，印度红茶就取代了中国红茶的垄断地位，成为世界最大的茶叶出口国。
1684年，印度尼西亚，这个横跨亚洲、大洋洲的群岛国家，有说那里就有人开始种茶了。
1690年，还是荷兰人统治，被称为荷属东印度群岛，也是荷属东印度公司从中国、日本向荷兰运输茶叶的中转站。
1825年前后，荷兰人从日本进口茶籽。
1827年，试验后，开始了有规模地种植。
1829年第一批红茶售卖。就红茶而论，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第一个在中国以外的红茶生产基地。
1842年，英国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把正山小种的茶树种带到斯里兰卡。
1867年，一个叫James Taylor的英国人，在康提地区建立了斯里兰卡第一个种植园，锡兰红茶从那时候开始，一步步茁壮，成为今天世界四大红茶之一。
1888年，跨亚欧两洲、于地中海和黑海之间的土耳其，有东西桥梁之称、也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终点，开始了茶叶种植，土耳其人把茶叫作Cay（Cai），很像中国茶的发音。
1903年，英国人凯纳将茶树种引进到肯尼亚的Limuru地区，1920年英国殖民肯尼亚后，大约1924年左右开始大规模种植茶叶。
美国波士顿商人托马士·汉考克（Thomas Hancock）挺慷慨，1770年左右，他为自己店里的武夷红茶打广告，大意是：“如果武夷茶不合女士们的口味，她们可以退货，并退回她们的钞票。”1784年2月，美国第一艘“中国皇后号”快船，从纽约开航，经大西洋、印度洋到广州，直接运回茶叶。
莫斯科沙皇使者1638年带回了200包茶叶，这是中国茶叶首次亮相俄罗斯。1679年，中俄签订了固定供应茶叶的协议，定期向俄罗斯供应茶叶。到了1839年，俄国继英国之后成为最大的茶叶输入国——进口茶叶超过2724.3吨。
1833年中国茶苗输入克里米亚。
1848年再移植于高加索地区。
1888年，茶商波波夫聘请了中国茶师刘俊周和10名茶工去格鲁吉亚，指导茶叶生产。
1893年11月他们抵达高加索，并在随后的3年里，种植了茶树，建立了小型茶厂。
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有超过40处关于喝茶的描述。茶，不仅在俄罗斯深入人心，更在世界范围内风靡。
武夷之巅：一个偶然的机会
崇安县（现武夷山市）星村镇桐木村东北五公里外，江墩、庙湾二村，明末某个采茶时节，遭遇了一次军队的驻扎，茶厂里的茶青成了队伍的床铺。军人们走后，村民们傻了眼，发红的茶青可咋整？
情急之下，有人想出了点子，用当地盛产的马尾松柴烘干，试试？
不想茶叶乌黑油润，带着松香，自成一番风味。
然而，村民们还是担心，这样的茶谁要？
特意担到庙湾45公里外的星村茶市贱卖，因为当时人们习惯喝绿茶。又一个没想到的是，有人竟然高价预订第二年的茶。
就这么，催生了迥异于传统绿茶的小种红茶。江墩、庙湾就是正山小种的原产地。
闽南籍武夷僧人释超全(名阮旻锡，同安人），曾写下著名《武夷茶歌》，1706年，又写了《安溪茶歌》，歌中有：“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漳人制，由漳泉人仿制的武夷茶。
自从厦门港开始频见这些高鼻子深眼窝的洋人之后，茶叶，特别是色黑汤红的武夷茶（英国人称为Black tea），就成了香饽饽。
一下子扩大的市场需求，让仿制茶也沾了光。于是，出现了正山与外山的区别。
所谓正山，真正高山地区所产，涵盖的范围：以庙湾、江墩为中心，北到江西铅山石陇，南到武夷山曹墩百叶坪，东到武夷山大安村，西到光泽司前、干坑，西南到邵武观音坑，方圆六百平方公里。这一区域，也是今天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外形乌黑油润、汤色红艳明亮的小种红茶，由于茶味浓郁、独特，备受洋人青睐。
生逢其时。
吴觉农先生著《茶经述评》，曾查阅全国2000多州县志中有关茶叶的记载，提到湖南《巴陵县志》（清同治11年）载：“道光23年（1843年）与外洋通商后，广人每挟重金来制红茶，土人颇享其利，日晒者色微红，故名红茶。”
清代丁绍仪所著《东瀛识略》载：“茶固闽产，然祗建阳崇安数邑，自咸丰（1851-1861）初，请由闽茶出运，茶利益溥，福、延、建、邵诸郡种植殆遍。”
19世纪初叶以前，国外没有红茶生产，中国是红茶的唯一产地。
葡萄牙人、荷兰人先后到达远东、东西方海上贸易兴起，仅仅福建一省所产已远远不能满足海外所需，19世纪初的清道光年间，其他省产红茶相继出现：安徽的祁红，云南的滇红，福建的闽红，湖北的宣红，江西的宁红，湖南的湖红，广东的英红，浙江的越红，江苏的苏红。
日后，这份红茶list更加壮大到全世界：印度大吉岭红、斯里兰卡的锡兰红、肯尼亚红等等……
彼岸的茶：一则广告
1658年9月23日，伦敦《政治公报》周刊（《Marcurinspoliticus》）登载了一则广告：“中国的茶，是一切医士们推崇赞赏的优良饮料，在伦敦皇家交易所附近的斯威汀兰茨街‘苏丹王妃’咖啡店内有货出售。”
那个时候，还没有茶馆；很明显，茶是新生事物，所以聪明的广告商要医士们出面，推荐喝茶的好处。
16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晋献给凯瑟琳皇后2磅红茶，才2磅啊，足见其稀有。
有人分析为什么茶叶会先在英国风靡，因为英国的水是软水，适合于做饮料用，而用欧洲大陆的水沏茶，缺少茶味和茶香，小小茶叶，轻而易举地博得了英国人的喜爱，腐国人民以绅士淑女风范的礼仪，严谨且隆重地对待着下午茶。
也是因为茶的稀少，那时候，茶叶存放在上了锁的茶柜里，下午茶时间一到，女仆会取钥匙开茶柜。也有细心人指出，那时候女主人腰间会挂着钥匙，像装饰一样，实际上是为防茶叶被盗的茶柜之钥。
美国威廉·乌克斯1935年编著出版了《茶叶全书》，记载了其中一幕：“当时开张营业之一幕，遣一年青侍役高呼：‘新鲜咖啡，先生！新鲜武夷茶，先生！’”乌克斯还在这部全书里的“茶叶年表”中记述，1705年，爱丁堡人也曾刊登卖茶广告：绿茶每磅16先令，红茶每磅30先令。
这和英传记作家玛丽返蓝尼夫人记载当时茶价差不多，她提到：武夷红茶（BOHEA）20至30先令，中国福建省武夷山所产的茶，通常用于最好的中国红茶（China Black Tea）。
饮茶的好处渐被人们接受。就跟今天朋友圈里人们分析“为什么喝茶的圈子比喝酒的圈子富裕”一样，当时人们也是拿喝茶与饮酒作比较。
茶的心灵鸡汤作用，也被那个年代的文学家们发现。
英国作家奥维格顿（Joha Ovington）在1699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饮茶具有神奇的疗效，欧洲人习惯了饮酒，但这能损害人的健康；相反，饮茶却能使人头脑清醒，使酒鬼恢复理智。”
19世纪初英国著名诗人拜伦在其《唐璜》诗中：“我觉得我的心儿变得那么富于同情，我一定要去求助于武夷的红茶；真可惜，酒却是那么的有害，因为茶和咖啡使我们更为严肃。”
英国的一位老茶师，诺顿，也说：“喝这种茶胜过饮人参汤。”
18世纪著名的文学家约翰逊博士写道：“以茶来盼望着傍晚的到来，以茶来安慰深夜，以茶来迎接早晨。”
直到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爱茶之人仍然享用着这种茶带来的美妙。感谢那条路，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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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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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茶叶大国，却不是茶叶强国！2019年，中国年产茶叶279.34万吨，全球第一。其中，红茶产量30.72万吨，内销22.6万吨，出口3.52万吨。然而，不为人知的是，我国进口红茶3.64万吨。
没错，红茶进口量比出口量还多？难道是国内红茶不够喝，需要从国外进口？其实不然，我国红茶2018年库存3.92万吨，2019年红茶的库存更多，达4.6万吨。一边是国内库存红茶喝不完，一边是要从国外进口红茶，中国红茶，到底输在哪里？
-01-中国红茶之痛
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数据，2019年，我国红茶产量30.72万吨（同比增长4.53万吨），内销22.6万吨，出口3.52万吨。也就是说，去年的红茶，还有4.6万吨堆在仓库，没有卖出去。然而，同期，中国进口的红茶3.64万吨，进口额1.26亿美金。这些茶叶，主要来自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等传统红茶大国。
然而，这些进口红茶的始祖，其实是福建的正山小种。清朝中晚期，国家羸弱，当时，世界霸主英国对中国茶叶的痴狂，远超今天中国女人对奢侈品包包的狂热。当时混得不怎么样的大清，想让世界霸主掏钱买茶，一分也嫌贵！英国索性派出皇家园艺协会的罗伯特福琼，于1843-1851年到武夷山偷走2万颗中国茶籽和茶苗，并带走一个成熟的8人组制茶团队。
这批人，辗转香港，最后到英国殖民地印度，传授红茶种植技能，20年后，印度成功出现了大吉岭红茶，并一步推广到英国殖民地。从此，中国失去茶叶垄断权，加上工艺固步自封，出口量暴跌，茶叶收入锐减。而当时的印度茶叶，为了满足英国的需求，在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强撑下，大力推广机械化制茶。
在19世纪90年代末，印度茶叶就已经出现千人大厂，并有地方茶叶局作监管，茶叶产出来之后，英国低价收购，给两块面包，做一个买的样子，其实就是明抢，不然怎么叫殖民地。印度红茶，就在英国的扶持下，一路走到了世界第一，尤其20世纪上半叶，印度茶叶因为产量和机械化，是世界第一茶叶强国。相反，没有资金与工业化加持的中国茶叶，继续在家庭手工作坊中艰难前行，这一纯手工操作的制茶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如今，百余年的差距，中国茶叶一直在追赶，直到2005年，中国茶叶以93万吨的产量，重新夺回世界第一。此时，距离罗伯特福琼偷出正山小种，已经154年了。今天，我们仓库里的红茶还没有喝完，每年又要花1.26亿美元，大约8.2亿元人民币进口红茶。某种程度上，是在弥补169年来，中国茶叶止步不前，国外红茶几番改革的差距。
红茶作为中国进口量最多的茶叶，主要有两类：
首先是高端红茶，主要来自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大吉岭、锡兰等知名大品牌红茶，这类茶以罐装、礼盒装为主，主要供追求精致生活的中产阶级消费。当然，这类茶也是最多最贵的（相比国内茶叶却很便宜），2019年，红茶进口量名列冠亚的国家是印度和斯里兰卡，从印度进口1.34万吨，3124.5万美元，大约2亿人民币；从斯里兰卡进口红茶1.28万吨，6323.8万美元。
其次是大宗红茶，这类茶主要来自肯尼亚等非洲国家，包装简单，大麻袋装着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哪怕加上海运的运费，还是很便宜。最后，大宗红茶以茶调饮和袋泡茶的形式，流行于年轻消费者之间。
-02-中国红茶输在哪里
中国仓库里的红茶没有喝完，却要花很多钱进口。中国茶叶，到底输在哪里？
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数据，2019年，国内红茶内销平均单价为178.98元/公斤。同年，红茶进口额1.26亿美元，进口量3.64万吨，进口红茶均价为3.46美元/公斤，大约22.6元/公斤。国内红茶均价是进口红茶均价的7.9倍！
为什么要花1.26亿美元进口3.64万吨红茶，是因为国内红茶太贵了。新式茶饮、袋泡茶等企业，面对更便宜的进口红茶的时候，自然选择了进口茶。这才出现了一边是2019年4.6万吨红茶躺在仓库，另一边要花大价钱进口红茶的尴尬局面。
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茶叶炒作，导致茶价虚高。茶圈风水轮流转，被资本宠幸过的茶叶，何止一二种，2005年，红茶中的金骏眉横空出世，一度创下十几万元一公斤的记录，一环带一环，把国内红茶价格整体拉高。
最后，哪怕国内大宗茶的价格，也比国际市场高很多，2019年，我国出口类大宗红茶均价为9.91美元/公斤，是进口红茶的2.9倍。国内茶叶价格普遍偏高，这一点，喝茶的人只需自己品味。
除了炒作让茶叶价格偏高，没有茶叶大品牌也是重要因素。虽然中国消费的是茶文化，但是，消费主体，城市中产阶级更青睐立顿、大吉岭、锡兰等品牌茶，虽然懂茶的人对此不屑一顾，但这类茶却是中产阶级的最爱。
茶叶品牌，又是中国茶叶的硬伤。
中国茶叶，有品类没有品牌，知道滇红、祁红好，却不知道哪个品牌靠谱。市场上，茶叶价格也沦为玄学。一款茶叶没有固定的价格，不同的人买不同的价，很多人怕被宰，买茶的时候，选择了国外的品牌茶，或者明码标价的小罐茶。
前不久，中茶和澜沧古茶上市，圈内沸沸扬扬，如今，也没多少声音了。茶叶大品牌，未来一段时间，很难出现。所以，红茶大量进口，还是要继续的！缺少监管的茶市，炒作也会继续的！茶叶市场，一切照旧！
来源于：吉盛祥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