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吴羚靖 | 18-19世纪英国移种中国茶与发展印度茶之问题探析
来源：世界历史放映室
摘要：18—19世纪间，英国突破生态限制，利用帝国政治、科学知识和自然生态，主导了中国茶的空间转移与印度茶的兴起。这项与茶相关的帝国实践，既是英帝国政治、经济强势地位的表现，更是殖民时代英帝国生态控制、科学应用及知识权威的集中体现，它展示了自然之物如何在英帝国海外扩张中被逐渐融入社会建构、帝国生态的进程，也体现了人类的历史活动如何受自然影响与限制的情形。
关键词：中国茶；印度茶；英帝国；帝国生态；科学知识；环境史
作者：吴羚靖，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本文载《学术研究》2017年第12期。系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环境史及其史学的创新研究”（16ZDA122）的阶段性成果，项目首席专家为清华大学梅雪芹教授；同时受清华大学辅导员海外研修计划支持（Tsing hua Fudaoyuan Research Fund）。
为方便阅读，本文注释省略，需要请参考原文。
将茶树从中国移植到欧洲殖民地上，大都由个人的努力而促成。只有在英属印度情况稍有不同，它是由于一个国家的迫切需要而造成的结果。
——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
茶起源于中国，其历史源远流长，后来随着地区间贸易联系的加强，茶成为连接中国内部各地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联系的重要纽带，在政治、国际贸易、观念、日常饮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长久以来，中国垄断着茶的种植与贸易，但自18世纪下半叶起，西方开始探寻移种中国茶的可能性。凭借帝国的扩张力和自由贸易的趋势，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英国各界纷纷派出“植物猎人”，详细考察中国茶的种植环境和制作方法，并尝试将中国茶苗采集后移种到距离中国最近的印度殖民地茶园。不过，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中国茶在印度出产不稳定。与此同时，英国也在印度加紧步伐寻找当地野生茶。1823年，印度阿萨姆野生茶被发现，1834年阿萨姆野生茶被正式确定，但当时英国的科学家、印度植茶者依旧认为中国茶种品质优于阿萨姆野生茶，于是他们一边继续向印度引进中国茶苗，聘用中国茶工来优化印度茶的品种和种植方式，一边也在印度大力垦荒、发展种植园。20世纪初，迅猛发展的印度茶取代了中国茶，成为英国茶叶消费市场的主要供应者，茶也成为塑造英国国家认同的重要载体。
学界的已有研究为本文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出于各自研究视角和问题解释取向的不同，这些研究对英国在整个中国茶移种和印度茶兴起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帝国茶叶种植的生态后果、自然本身如何影响了这一历史进程等问题论述不够。因此，本文尝试从英帝国环境史的视角出发，将18—19世纪英国移种中国茶、发展印度茶的实践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既关注帝国范畴内不同群体与不同自然空间的相遇，也关注自然在此中发挥的作用，以探讨英帝国如何超越原本生态边界的限制，主导中国茶的空间转移以及后来如何利用帝国的知识与权力来推动印度茶的兴起。
一、平移自然：英国移种中国茶的多次实践
中国茶叶从17世纪起进入英国人的视野，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中国风”（Chinoiserie）风靡欧洲的背景下逐渐流行开来。当时，英国社会各界对了解茶叶的渴望实际上是社会知识与文化想象的混合物。除了社会大众对茶叶饮品的追捧，英国知识界也致力于探讨中国茶的自然性质、功用价值。博物学家想要将这种异域植物纳入西方启蒙分类体系；园艺爱好者希望了解茶树生长的秘密，有机会购买来装点自家花园；医生们想要测试茶叶是否是治病万灵药；政客以及哲人们则着重讨论茶叶所蕴含的道德伦理与文化内涵；商人们渴望考察中国人的种茶方法和制茶工艺，以便日后引导其种植、生产，摆脱中国对茶叶市场的控制。此外，到18世纪下半叶，中、英之间茶一银贸易的日益紧密愈发刺激了这种渴望，英国政府想要改善农业而提出“种绿省银”（Growing Green,Saving Silver）发展经济。于是，移种中国茶成为一项事关英国民生、帝国扩张、社会文化以及中英关系的事业。
（一）班克斯时代的尝试。其实，最先提出要移种中国茶的并非英国人，瑞典的博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从1750年开始就已尝试将中国茶移种回本国，但因为茶苗无法承受长时间的海上运输和植物对气候环境的不适应而作罢。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占领和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经验则使英国拥有瑞典所不具备的条件。1757年印度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其海外非正式代理东印度公司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也已熟稔中国和印度的贸易规则；英国国内此时也正倡导改善农业来提高社会整体水平；博物学考察风尚正兴，尤其是在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1743—1820年）的主导下，皇家学会、皇家植物园丘园（Kew garden）与东印度公司有着紧密的合作。
约瑟夫·班克斯
1780年代前后，英国人开始将移种中国茶的想法付诸实践。1788年，时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和丘园实际管理者的班克斯，分别与英国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主席霍克斯伯里（Lord Hawkesbury）和当时东印度公司主席威廉·德威尼斯（William Devaynes）讨论中国茶移种印度的事宜。他们认为，如果有相应的资金支持和理论支撑，英国可能在其东印度或西印度殖民地种植茶树，以供应英国的茶叶消费，而不再完全依靠从中国进口。班克斯认为移种中国茶“任务的成败不仅影响东印度公司，而且关乎整个国家”。随后，班克斯通过自身与东印度公司的联络以及私人关系，多次派植物学家从中国获取茶种与茶苗后在英国植物园和印度殖民地不断进行移种实验。1789年，卡明船长从中国运茶树2722株，但到达印度加尔各答植物园时仅272株存活，其余死于途中。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到中国考察，使团中的斯丹东（George Lenoard Staunton）对植物学造诣颇深，另有斯约纳克（David Stronach）和霍克斯顿（Haxton）两位致力于植物采集工作的园丁。该使团受班克斯所托，要采集中国茶，并留心记录中国茶的制作过程。1816年阿美士德访华团虽然也在中国收集了一些茶苗与茶籽，但他们所乘坐的轮船后来触礁，茶籽茶树全部丢失。几次努力的失败使得英国暂时搁置了茶树移种的计划，因此直至1820年班克斯去世，他也没有实现在英国殖民地种植中国茶的计划。
（二）印度茶叶委员会和福钧的调查。英国在尝试将中国茶移种至印度次大陆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寻找印度野生茶树的努力。19世纪伊始，英国社会便不断流传印度发现野生茶树的消息。与此同时，在英帝国自由贸易日渐高涨的背景下，1813年英国议会宣布废除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权利，其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于1833年正式停止。东印度公司茶叶贸易特权的丧失使英国各界纷纷骚动，他们想要在新时代东方茶叶贸易中分一杯羹。为满足英国植茶者开辟印度茶园的迫切需求，时任印度总督班庭克（William Bentinck）于1834年选派13名英国人及印度人成立新的印度茶叶委员会（India Tea Committee），其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国茶能否成功移植印度，这一任务既要考察中国茶的种植环境和制茶方法，也要寻找印度境内最适合移种中国茶的地域。
为了获得中国茶苗和茶籽，1834年6月印度茶叶委员会派秘书戈登（George James Gordon）到中国，考察茶树栽培与茶叶制作工艺、购买茶苗茶种以及雇佣中国茶叶工人等事宜。由于此时英国并未打开中国的大门，清廷禁止外国人进入茶区及私运茶籽出口，因此戈登的此次调查只是间接地购得大批武夷茶籽，于1835年将它们分三批顺利运往印度加尔各答，并在广州招募到愿意前往印度传授制茶技术的中国茶工。戈登运回的茶籽种于加尔各答，培育的幼苗在随后两年间被送到印度不同地区栽培和观察，其中2万株栽于阿萨姆省，2万株则栽于喜马拉雅山西北部的古门和台拉屯，2000株栽于印度南部的尼尔吉利山，剩下的9000余株被分配给多位私人种茶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后，栽种于尼尔吉利山的树苗难以成活，种在阿萨姆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区的树苗虽有枯死，但也有几个茶园的茶苗存活数量可观，以至于有植物学家推测如果这些茶树生长顺利，再过数年印度茶园无须购买中国茶种。
如前文所述，此时的东印度公司已不再垄断中国茶叶的销售，需要和其他商人竞争，因此该公司的商人也加大力度探寻移种中国茶的办法。然而，当时中国严厉限制茶种外流，禁止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茶叶考察，英国人的茶叶移种计划被搁置。直到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为通商口岸，这为英国移种中国茶提供了契机。1843—1855年间，苏格兰博物学家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1812—1880年）受皇家园艺学会和东印度公司委托先后三次来访中国，通过乔装打扮成中国人的样子、与中国当地民众合作等方式，系统地考察江浙地区和徽州的绿茶、福建红茶和广东花茶的制作工艺。1843年，福钧第一次到达中国，他先后参观了宁波周边绿茶产区和福建红茶种植园，其考察后的记录向西方世界清晰地呈现了中国茶品种、种植以及制茶方法。得益于第一次考察的成功，东印度公司在1848年和1853年先后两次委托福钧到中国考察。福钧第二次考察的重点在于为东印度公司收集品质上乘的茶树茶种，聘请经验丰富的中国种茶、制茶工人传授茶叶栽培加工方式。三年后，福钧带着8名中国茶工和数万茶树苗及茶树种子到达印度加尔各答植物园。1853年，东印度公司再次派福钧到中国搜集茶苗茶种、招募更多的茶工，还让其考察中国花茶的制作工艺。两年后，福钧将其收集的大量优质茶苗和制茶设备以及所招聘的17名茶工一并送至印度的加尔各答。福钧的考察活动使英国移种中国茶的企图有了很大的突破。他亲自冒险进入中国的一些重要茶区，与当地茶农打交道，考察种茶、制茶等工艺，获得一手的考察记录，也解释了很多原来被误解的问题。
罗伯特·福钧
（三）平移自然与模拟生境。从18世纪的班克斯到19世纪的福钧，帝国扩张与全球贸易驱动着英国人尝试移种中国茶。此中每一次对中国茶乡的探访和考察、每一位“植物猎人”对茶生长环境、植物栽培以及制茶工艺的考察，都是英国构建自然帝国的重要部分，因为它展现了英帝国尝试克服“有形帝国”内生态资源的限制，通过平移自然、模拟自然生境来实现帝国的政治、经济目标。
数次茶叶调查和移种实践无疑存在着共性。植物猎人需要深入地了解中国茶的生长环境，按照当时西方博物学的原则将东方异域自然生态指标化，分析当地的气候、地形、土壤等自然条件；与此同时，他们还需要比照着中国茶乡的生态环境，在印度范围内寻找最接近中国南方茶区的地方。当班克斯向德威尼斯表示印度的哈尔、库棋比哈尔、兰普尔三个地区是最适合种茶的区域时，他就是基于孟加拉到喜马拉雅山之间的地区气候环境与中国茶园非常相似而提出的。福钧第二次到中国时，考察了徽州松萝山（今安徽省休宁县）的自然条件，他以英格兰的自然作为参照系来描述当地生态，发现当地岩石与英格兰类似，红色的钙质砂石和欧洲相似，植被也具备英格兰或印度北部地区常见植物的特质。当他完成在中国的考察来到东印度公司在喜马拉雅山附近的茶园参观时，又将喜马拉雅的自然与中国对比：“喜马拉雅山上的植物群与同一纬度中高山植被类似。在喜马拉雅山上发现的物种也能在中国的武夷、浙江、江西等地的山脉上见到。当这些植物猎人考察中国茶树的自然生长条件和印度发展茶园的可能性之时，他们实际是在对生态的认知中完成一个平移自然的过程，他们将当地自然条件一个个从其原来的生态整体中剥离出来，将它们重新编织进以帝国为基础的全球统一的自然秩序和归类模式中。在这一系统中，自然变成统一的语言，只要是系统里气候、土壤等条件类似，即可实现茶种的平移和栽植。
此外，除了比照茶叶生长环境外，成功移种中国茶还离不开运输过程中对茶苗、茶籽生长环境的维护。就先前的大多数移种实践来看，当时从中国到印度的海上航行需要耗费至少一个月，在长途中照顾活种茶苗是一项难度极高的工作，大部分茶苗在运输中枯萎，茶籽也因颠簸难以发芽成长。直到1830年代“沃德箱”的出现，使帝国的植物猎人们看到了提高移种存活率的希望。沃德箱是一种密闭的保护植物生长的玻璃容器，能够保护种在箱子里的植物在长途运输中免受海浪海风的侵蚀，最早应用于英国移植南非、澳大利亚的活体标本。后来，具有丰富园艺经验的福钧尝试对其进行改造，他根据中国、印度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尝试在沃德箱里放置浅层湿润土壤，将茶籽播种至土中，上层还种着一些桑树苗，然后封闭箱子。实际上，改良后的沃德箱是在封闭空间内模拟出中国东部茶乡和喜马拉雅地区的自然条件，桑树苗的蒸腾可以为茶籽发芽提供合适的水分、稳定箱子内的气温，营造出适合植物生长的小气候（micro-climates），使得经过长途旅行后到达加尔各答的中国茶籽还能正常生长。这是英帝国将殖民扩张过程中积累的博物学经验应用到移种中国茶的实践中的表现。
因此，英国若干次考察中国茶树生长环境和寻找印度适合种茶之地，既可以被视为帝国殖民扩张的政治、经济努力，也可以被视为帝国博物学家认知、改造异域自然的实践。它表明了英帝国试图打破国家地理阻隔，探索平行生态系统（parallele cosystem）存在的可能，而在移种过程中帝国模拟自然、将异域景观用统一的自然话语表达出来，彰显了帝国对于自然生态的控制能力，这是一种受益于又服务于帝国经济与国家权力的无形能力。
二、自然工厂：印度茶业的发展与问题
英国移种中国茶和发展印度茶“像同时运转的平行世界”，一边移种中国茶到印度，另一边也不断考察印度野生茶的存在。当时的英国人对印度茶品质和出产量信心不足，于是继续引种中国茶与其混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经很难辨别茶园里的印度野生茶和中国茶。英国对印度殖民地的政治控制和印度茶园日趋稳定的产茶量使帝国的植茶者将工作重心从移种中国茶转向大规模开垦印度茶园。
（一）初期茶园试验与波折。英国寻找印度野生茶起始于考察印度的自然条件是否能够种植中国茶，却在1823年偶然间发现印度东北部阿萨姆的野生茶。1834年5月，阿萨姆邦代理人向印度茶叶委员会汇报在皮珊的新福区有野生的土生茶树，并且指出阿萨姆是适合栽培茶树的地区，其标本得到加尔各答植物园的正式鉴定。1835年印度茶叶委员会成立了科学调查团，与1834年的任务重点不同，此次调查的重点是研究阿萨姆野生茶推广种植的可能性，勘察茶树试验园最合适的位置。
阿萨姆茶叶率先成为印度茶的代表。1839年1月第一批阿萨姆茶在伦敦拍卖行瞬间被抢空，这鼓舞了英国人的信心，他们坚信随着栽培与制作方面经验的增加与改进，印度野生茶会促进英帝国的发展，阿萨姆茶必然会有与中国茶并驾齐驱的一天。1840年，阿萨姆公司得到东印度公司特许成立，获得阿萨姆地区2/3的试验茶园以及最初10年免费经营的资格。同时，从加尔各答植物园运来的中国茶树及阿萨姆茶种开始共同在印度的吉大港、古门、台拉屯等茶园生长。为了提高野生茶的品质，英国植茶者不断尝试改良印度野生茶，用中国茶混合种植。除了改良茶种外，植茶者们更是热衷开垦新土地发展茶园。从1850年代起，英国殖民政府有意扶植印度的茶业栽培，颁布《阿萨姆条例》（Assam Rules）规定土地可以出租，帝国植茶者们的投资兴趣被激发起来。
然而，令英国人始料未及的是，这项富有生机的帝国事业在不久后开始转入黑暗的阴影之中，众人沉沦于投机的植茶狂流。一些投机者狡猾地将成绩较好的新茶园作为宣传对象，大肆鼓吹快速发财之道，新、旧茶园在狂流之中盲目扩张。除了阿萨姆，大吉岭、卡察、雪儿赫脱、古门及哈萨利巴等地都是投资者的偏爱之地。1861年，殖民政府在原先《阿萨姆条例》基础上增补的《坎宁法规》（Lord Canning Rules）使茶园经济泡沫进一步加剧。按照该法规，殖民政府将土地统一定价卖给个人，即便是丛林中未经开垦的荒地，每英亩也必须以10卢比或以上的价格销售。这项举措虽然使茶园售价提高，但植茶者们对开垦茶园的需求不减，于是阿萨姆、卡察、大吉岭以及吉大港等地投机者肆意开垦荒地、倒卖土地，甚至有些不能种茶的贫瘠土地也被高价销售或一地多次销售。到1865年前后，茶叶泡沫破灭，原本价值10万卢比的茶园一夜之间只卖到数百卢比，有的每英亩甚至不值1先令。直到1870年代，印度的茶业才逐渐从危机中重生，恢复信用和稳定的生产。
（二）茶园困境与土壤问题。迅猛发展的印度茶在19世纪中叶呈现的是一幅繁盛的假象，其背后隐藏着当地景观的改变以及后续土壤、病虫害等问题。茶园热潮迅速改变了当地景观。当时的植茶者认为茶树苗的生长需要光照，周边高大的树木会阻挡茶苗吸收阳光，因此茶园周边的树林也随之被清理。一位19世纪下半叶在阿萨姆的英国植茶者回忆道：“粗狂美丽的密集丛林里交织着树木、蕨类、爬行物以及灌木丛，各片叶子颜色、大小、形状各异，使得那些自然爱好者惊叹不已。”可见，当时阿萨姆本是丛林覆盖，此中生物丰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小生境”。然而新茶园数量增加、茶垄日趋密集，破坏了原本的土地景观和自然生境。久而久之，茶园原先的地表被剥落，取而代之的是密集的茶垄，周边的自然森林系统被人为消解，森林覆盖面积急速减少。到了1901年，茶园主们控制了印度阿萨姆地区164个茶园，占地244653亩，而同时水稻和其他农作物的占地面积也不过357135亩。阿萨姆大部分的自然景观、生态环境已经和殖民前极为不同，加剧了印度沦为“一片开裂的土地”的处境。
虽然植茶者能短时间内从日渐增长的产茶量中获益，但是几十年后他们都不得不面对茶园发展的最大问题：土壤肥力下降。从19世纪末在印英国植茶者和科学家的记录资料来看，土壤退化主要是两个原因：不了解所选茶园地周边的自然环境和茶园快速扩张所带来的巨大生态压力。如前文提及，很多茶园主完全没有种茶经验，他们往往没有经过详细考察就任意选址种茶。当时就有人提出阿萨姆察查地区茶园土壤退化的原因是错误的选址，因为大部分察查茶园实际上“土壤没有附着力，在热带雨林气候下种茶会使土壤力容易被冲刷走，随着土壤流失，植物也就难以生长”。而且，茶园在开垦中取代了当地原有的自然生境，原先小生境里给土壤提供养料的树叶等生物消失，“茶树叶子也被剥落，使得没有叶子能够返回到土壤，造成了土壤肥力逐渐下降”。土壤肥力的下降还影响着一个小生境内诸多自然之物的生长状态，因此当其退化时诸多生态问题便接踵而来。以阿萨姆茶园为例，该地茶园的种植扩张降低了土壤的蓄水能力，从而扰乱自然排水系统，最终导致当地无规律的洪灾。
另外，土壤的退化也使茶树无法获得正常生长所需的养料，茶树容易枯萎或遭受病虫害的袭击，病虫害发病率升高。植茶者从19世纪下半叶就开始意识到病虫害问题，但他们认为病虫害问题并非自古就存在，而是一种新出现的现象。1873年，上阿萨姆锡布萨格尔地区的植茶者萨缪尔·皮尔（Samuel E.Peal）第一次正式提出阿萨姆茶园的病虫害问题，他认为茶蝽将成为未来植茶者最大的敌人，会使每亩茶产量下降。至于病虫害产生的原因，皮尔将之归咎于茶园本身的快速发展，他认为茶园集中收集灌木、只重视新叶发展等为病虫害提供了最合适的生长条件。除了茶蝽外，当时阿萨姆茶园常见病虫害还有红蜘蛛、疱状疫病、蚊枯病、茶蚜、橙色甲虫、毛虫、蟋蟀、镑虫、白蚁等，其中有部分是印度特有的。这使得我们有理由怀疑病虫害是英国殖民印度后高度开垦茶园后所带来的问题。
（三）流水作业与自然工厂。为了在茶叶市场上与中国茶竞争，印度茶园必须保持比中国茶更低廉的价格，故茶园主除了努力改善土壤肥力、保持更稳定的茶叶产量之外，还将英国工业机械化生产技术挪移到印度茶园，用流水作业来压低劳动力成本。印度茶园一开始采用中国茶工带来的制茶方法，将绿色茶叶加工为干燥的箱装红茶，即手工揉捻，在炭火上烘干，装箱时工人用脚踏紧。这种方法耗费劳动力，而且一些茶园主认为“不文明、不卫生”，于是他们引进新的机械。1872年，英国科学家威廉·杰克森（William Jackson）发明了第一台揉捻机。后来，其发明的其他类型的机器在制茶过程中也都有应用。
英国人利用机器代替人工制茶，建立起自己的茶叶生产系统，即将切割（Cut）、撕碎（Tear）和揉捏（Curl）融为一体的“CTC方法”。与传统的中国制茶法不同，用这种方法制茶，不必将新鲜的茶叶放置阳光下或炭炉内萎凋若干小时，只需要将茶叶放进旋风机和干燥机，在五分钟内就能完成茶叶的萎凋步骤。随后，切割机取代了原先的人力，将茶叶切成特定的方块，再由连杆滚动机来实现原来人力压制的步骤。接着，再将茶叶翻入干燥机借助炭热快速加温发酵。最后，通过特制的捡茶机按尺寸大小对茶叶分类。采用这种方法，整个加工过程几乎不需要任何人工干涉，便可以提高制茶效率，保证茶叶生产的低成本。1872年印度制茶成本是每磅11便士，而1913年采用新式制茶法后使成本减到每磅只需2.5便士至3便士，8000台揉捻机可以代替过去的150万名劳工用手工制茶。
然而，流水生产使茶叶变成一种工业产品，摈弃了茶叶原有的自然性质及其对自然条件的依赖，被附加上工业属性，而每一个茶园实际也成了“绿色天地里的大工厂”。当时也有人抱怨机械化茶叶生产改变了茶的风味。尽管如此，印度茶还是凭借其低价优势在20世纪初取代了中国茶，逐渐垄断了日后英国茶叶市场。据统计，19世纪后期，印度茶在英国市场占领的份额从1866年的4%上升到1903年的60%,相反，中国茶则从96%下降到10%。
可见，19世纪印度茶的兴起和发展过程对于英国来说，无疑是决定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事件。英国在运营这项帝国事业时，将印度的自然和人作为一个可控制的区域，其控制力既体现在政治、领土的占领方面，也体现在对该地的生态环境和自然知识的利用方面。当然，英帝国运转其“自然工厂”时，也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无论是移种来的中国茶表现出的环境不适应性，还是后期茶园扩展所引发的一系列土壤、病虫害问题，都是被统治的自然作用于人类活动的反映。
三、被统治的自然：帝国事业与生态
从经济和政治角度看，英国社会的茶叶需求推动了英国商业的迅速增长，也增强了英国在亚洲的贸易网络，推动了英帝国向其他种植茶叶的地方的扩张。因此，19世纪英国在其帝国范围实现茶叶种植及其茶叶贸易的独立，是改变全球格局的重大节点；随着印度茶业的稳定发展，印度茶被不断进行文明建构，成为展现维多利亚时代国家认同的象征物。
在这一重要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仅有政治家和资本公司的作用，还有帝国的植茶者、植物猎人、科学家、种植园工人以及不同空间的自然生态的共同作用。从18世纪起，英国博物学发展与英国农业改良浪潮结合在一起，这也奠定了塑造英帝国的基础。博物学家们以丘园和皇家学会为依托建立起庞大的海外网络，纷纷投身到考察海外殖民、利用殖民地经济作物的行动之中；早期英国移种中国茶和考察印度自然环境付出的诸多努力，使得帝国扩张与博物学考察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些帝国博物学家的实践也显示了东西方自然认识传统、科学知识与地方经验间的相遇过程。在中国的书写传统里，分析自然环境风景应从一个整体的视角，将自然当作由山、水、人、物相互交织、联结的有机体，但帝国博物学家在考察时围绕着茶树种植的目的，将自然解构成特定的因素，按照帝国经济需要，将当地的植物划定为有用的、无用的，这些工作通过考察报告、游记等方式被记录下来，帮助帝国建立科学知识权威，用科学代码为帝国的读者制造英国之外的世界，赋予帝国的经济扩张以合理性。这是一场在自然生态认知领域内的“全球性世俗化工作”。当然，这一过程也包含着地方经验的反作用和科学知识对地方经验的吸收。那些被派到中国考察、采集茶种的植物猎人记录下中国的种茶方法，吸收了茶区的地方知识。被雇佣去印度茶园教授植茶之术的中国茶工也带去了历史悠久且成熟的植茶经验，形成关于该地区土壤性质和移植栽种的知识。另外，当英国植茶者的印度茶园遭受病虫害侵扰时，他们也会参考印度当地人应对病虫害问题的地方知识，譬如曾试图借鉴印度当地的土办法，用能散发浓郁气味的土生植物（titapani）、粪便、骨灰粉来解决茶叶病虫害问题。这反映了那些远离帝国中心、在殖民地活动的群体是如何将当地百姓及其地方性经验纳入更为广阔的帝国知识网络之中的。
英帝国探求利用经济作物，挪移不同地区的有价值的自然之物以服务于帝国的事业，表明了时人所持有的利用自然的观念。而在分析帝国的权力、知识与生态控制时，作为共同参与者的“非人类”因素也应被纳入分析的框架，因为它们展现了自然的力量和历史的不确定性。如前文所述，移种到印度的中国茶苗并非如预期那样快速适应新的生长环境，印度茶业也因为过度开垦而遭遇危机，该危机本质上反映了人类活动受自然之力的限制，过度开垦茶园导致的土壤退化和病虫害的爆发都是这种限制的表现。
总而言之，作为象征全球贸易交流和自然相遇的典例，英国移种中国茶并主导印度茶兴起的过程，实际上被赋予了自然、文化、社会以及英帝国的属性。从某种意义来说，正是英帝国利用日益增长的权力为帝国的生态控制和商业资本获取创造了条件，反过来，英帝国也正是在殖民地的实践中树立了对自然知识的权威解释，改造了当地生态环境，才得以进一步维持其影响力和统治力。这样，与茶相关的帝国实践，既是英帝国政治、经济强势地位的表现，更是殖民时代英帝国生态控制、科学应用及知识权威的集中体现；它展示了自然之物如何在英帝国海外扩张中被逐渐融入社会建构、帝国生态的进程，也体现了人类的历史活动如何受自然影响与限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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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时期，在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主要角色的中英茶叶贸易中，有着悠久历史且品质优良的徽州茶，不仅积极参与了国际市场的竞争，而且以较高的价格赢得了市场并占有了相当的出口外销份额，以致徽州茶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大舞台的同时，也进入了一个空前兴盛以及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
一、英国公司采购徽州茶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第一次从厦门采购茶叶，这也可以视作是英国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的开始。到了18世纪早期，当中英茶叶贸易趋于正常时，徽州“Singlo”(松萝)与“Imperial”(大珠茶)以及福建“Bohea”(武夷)成为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采购进口的三大茶类。
徽州松萝茶出现在英国人的采购货单上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据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当时，来广州采购茶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麦氏里菲尔德”(Macclesfield)号商船，准备以每担25两的价格，预购160担最优等的松萝茶。据资料显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广州的皇商”章节里，记录有英国东印度公司“肯特”(Kent)号商船的投资命令，文件中提到了“松萝茶，大珠茶，武夷茶”等等。当时，“肯特”(Kent)号商船先是以每担23两白银预购松萝茶，实际是成交是购买了470担茶叶，价值14000两白银。但是，“肯特”(Kent)号商船所采购的茶叶只占其船货价值的11%，而所采购的丝绸价值则是达到了80000两白银。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英国商船“达特莫斯”(Dartmonth)号也来到了广州，英国商人携带了52069镑资本。但是，也仅有5000镑用于了茶叶投资。此后，英国东印度公司采购茶叶的清单上频频出现了徽州熙春茶、雨前茶以及屯溪皮茶等等。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茶叶开始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与此同时，东印公司的两艘商船从广州携回3000担茶叶，价值达到35085镑，占运输总货值的80%。康熙六十年(1721年)，随着英国以及欧洲各国对于茶叶消费需求的持续增加，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茶叶的采购量首次突破了百万英磅。到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整个英国的茶叶销售金额是125万英镑，每磅茶叶的价格从2先令6便士到20先令之间，茶叶的平均售价约5先令。当时，输往英国的茶叶售价几乎是每个英国人都能够负担或者承受的，所以，英国史学家哈蒙德(Hammond)认为，茶叶至18世纪中叶已成为英国大众的饮料。在中英茶叶贸易的开始阶段，从广州运往英国的茶叶主要是福建武夷茶、工夫、小种茶以及徽州松萝茶、屯绿茶以及熙春等等。乾隆五年(1740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账目中，进口的徽州茶叶有松萝、屯绿以及熙春和贡熙等花色品种。
乾隆二十六(176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格里芬”(Griffing)号商船从广州载货出发返回英国，行至菲律宾南部海域时不幸触礁并沉没海中。根据“格里芬”(Griffing)号商船的装货记录显示：当时船上一共装载了六至七种茶叶，这些茶叶分别是100箱的武夷茶，40箱小种茶和74箱工夫，还有510箱的屯绿茶，1621箱的松萝茶，405箱的熙春皮茶以及270箱熙春茶。
此后，通过广州出口英国的10多种茶叶品种，不仅有广东、福建的茶叶，更多的绿茶是徽州的松萝茶、屯溪绿茶以及珠兰、雨前、珠茶、熙春以及皮茶等等。在英国伦敦茶叶经纪人协会印发的报告中，有一种表格叫“伦敦茶叶进口、存货及提货之非正式估计中所用之平均重量”，就是对各种茶叶进行非正式估计时，作为每箱平均重量的参考。如贡熙半箱，每件58磅，(盒)每件17磅;副熙半箱，每件65磅，(盒)每件25磅;珠茶半箱，每件60磅，(盒)每件34磅;麻珠半箱，每件66磅，(盒)每件37磅。根据东印度公司的收购订单中关于茶叶的分类统计，在1741年至1750年间，徽州眉茶进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进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绿茶的进口量分别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过这个分类进口统计，可以了解徽州绿茶中的屯绿茶、熙春茶以及珠茶等在清代中英茶叶贸易中的大致情况。
二、徽州茶外销途径
清时，朝庭对茶叶贸易的路线也有着明确的规定：“闽、皖商人贩运武夷、松萝，赴粤省销售，向由内河行走。”但是，从嘉庆元年(1796年)开始，商人“因洋面平靖，希图迅速，渐改海运”。清政府对茶叶贸易的路线实行管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征收关税。二是清政府“恐洋面辽阔，漫无稽查”，以致同外商“私行售卖”。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开关并制定了“十三行”的职责：“凡外洋夷船到粤海关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至外洋夷船出日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可以说，“十三行”的行商凭借封建政府给予的特权，基本垄断了广州的对外贸易。也就是说，世界各国商人来广州采购中国茶叶业务，均要通过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才可以完成交易。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开始实施只准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因此，海关需要监督并禁止全部低级商人或者不是公行的商人与外人来往或贸易。同时，还强制茶叶贸易的中间商必须缴付40%的税。这样，茶商只能将茶叶运到广州交由“十三行”来进行交易。尽管许多都是不合理的规定或要求，但是，无可奈何的英国商人也只得同“十三行”签订合约，然后再根据合约来进行茶叶交易，一般是在上一年的年底，东印度公司采购茶叶的所有商船离开以后，“十三行”就同留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的大班，签订下一年关于茶叶的数量、等级、价格等交易内容的合约。英国商人同意签订合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的中国商人认为，即使没有英国人也会有欧洲其他国家的船只来购买茶叶，因此他们不担心自己的茶叶销售不出去。所以，他们经常囤积大量的茶叶，等到有自己满意的价格和条件再出售，从而使茶叶价格逐步上升。来自欧洲的第一艘船和最后一只船所购的茶叶之间的差价经常超过50%，通过同中国商人签订合约一般价格都是偏低的。二是随着茶叶在英国的流行，茶叶已经被视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所以，英国“国会的法令要限定(东印度)公司必须经常保持一年供应量的存货”。
在这种大量需求的前提下，要想使茶叶数量和价格保持稳定就必须同中国商人签订关于下一年茶叶贸易的合约。尽管这种合约必须缴付一定的预付款，尤其是在英国商人每年进口的茶叶量大约为1500-20000担的时候，是在船到后签订合约，3个月后交货，必须要按合约价格付款50%-80%。
例如，英国商人在1779年就预付行商潘启官60155两白银，到后来投资茶叶量达到157000担的时候，是在3月间签订11月至次年1月间交货的合约。因此，为了争夺茶叶的货源，行商往往会将这些预付款的大部分预付给茶商，让他们到安徽和福建产茶区定购茶叶，在春节前后向茶农贷款，等到新茶上市的清明前后就前去收茶，这样就可以及时地得到好茶。另外，还需要一笔款项使小茶商能够以现金缴付他们的税捐。
三、徽州茶出口数额
18世纪后期，在中英茶叶贸易总量中，输往英国的徽州绿茶数量较多，因此，占出口茶叶贸易总额的比重也高。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茶叶共1768900磅，其中采购徽州松萝茶、屯溪茶571900磅，占东印公司采购总额的32%。乾隆三十年(176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收购茶叶9518544磅，其中有1664495磅松萝茶和屯溪茶，占收购茶叶总额的17%。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东印度公司从广州采购茶叶1439459磅，其中采购了徽州松萝茶、屯溪茶共计5829656磅，占东印公司购买茶叶总额的25%。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英国东印公司从广州采购茶叶2632469磅，其中购买了9037350磅松萝茶和屯溪茶，占采购茶叶总额的29%。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东印公司从广州收购了1367240磅茶叶，其中采购了松萝茶、屯溪茶共计4793320磅，占采购茶叶总额的29%。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东印公司从广州收购了1832740磅茶叶，其中购买了3678115磅松萝茶、和屯溪茶，占出口茶叶总额的50%。在这一段时间里，英国东印度公司采购的中国茶叶中，徽州绿茶占有相当的额度，而这些徽州绿茶大部分是松萝茶，小部分是屯溪茶。
嘉庆十六年(181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进口茶叶2904000磅，其中徽州松萝茶、屯溪茶共计15339000磅，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9%。嘉庆十八年(1813年)，英国东印公司从广州采购了2880000磅茶叶，其中有12130000磅是屯溪绿茶和贡熙茶，占进口茶叶总额的24%。嘉庆十九年(1814年)，英国东印公司从广州进口了3760000磅茶叶，其中屯溪绿茶和贡熙茶共计27074500磅，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4%。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英国东印公司从中国进口了36800002磅茶叶，其中采购了4742000磅屯溪绿茶和贡熙茶，占进口茶叶总额的15%。道光二年(1822年)，东印公司从广州进口了4000000磅茶叶，其中有屯溪绿茶、贡熙茶共计23601600磅，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7%。道光三年(1823年)，东印公司进口茶叶4000000磅，其中有屯溪绿茶、贡熙茶27558400磅，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5%。道光七年(1827年)，东印度公司从广州采购了4800000磅茶叶，其中采购了28355039磅屯溪绿茶和贡熙茶，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7%。道光十三年(1833年)，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进口了4960000磅茶叶，其中有45624000磅屯溪绿茶、贡熙茶，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1%。以上是道光十四年(1834年)以前，徽州绿茶在中英茶叶贸易中的出口外销的数额。在1778年以前主要是松萝茶，少量是屯溪茶，在此之后一直到1809年这段时间中，是既有松萝茶又有屯溪茶。到了嘉庆十四年(1809年)以后，出口英国的茶叶，大部分都是屯溪茶了。但是，依然有少量的松萝茶外销茶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和地区。
因此可以说，徽州绿茶在中英茶叶贸易中既占有相当多的份额，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徽州茶外销价格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麦士里菲尔德”号来到广州，准备以每担25两白银预购松萝茶。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英国“肯特”号以每担23两白银预购了松萝茶。但是，在雍正七年(1729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松萝茶的价格出现了下跌，一般是降至每担19两白银，有时低至每担16两白银。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英国对茶叶征收重税所致。当时，英国茶叶入口税每磅征收5先令，而在当时对从中国进出的茶叶每磅只需要缴纳16便士。因此，欧洲其他国家纷纷将从中国购回的茶叶，大部分都走私到了英国销售。这样，不仅使英国东印度公司所购的茶叶很难销售出去，同时也导致了英国进口的松萝茶价格下跌。在雍正八年(1730年)前，松萝茶的价格只能维持在每担售价15-16两白银左右。所以英国人一方面要坚决地打击这种茶叶的走私，另一方面还想继续“垄断在广州市场上出售的松萝茶”，以谋取更多的利益。因此，大量的松萝茶又被英国东印度公司购进。这样，市场上的松萝茶价格由于受到英国商人的人为干扰，因此就出现了松萝茶价格忽高忽低的现象。但是，英国的走私茶并没有消失，相反却是愈发嚣张。即使是到了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英国国内市场上走私茶与合法茶叶的价格依然是相差很大，如合法的进口普通绿茶或松萝茶，每磅价格为72-144便士，而走私茶价格是每磅42-46便士，如合法的进口熙春(屯绿茶)，每磅价格为126-240便士，然走私茶价格也只有每磅66-108便士。但是，从整个市场的总体销售情况来看，松萝茶的价格还是处于每担23-25两白银的较高价位。
雍正八年(1730年)在当年的中英茶叶交易中，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签订的合约显示，松萝茶的销售价格仍然是达到了每担24两白银。雍正九年(1731年)，松萝茶的价格又跌至每担15-16两白银。乾隆元年(1736年)，英国“诺曼顿”(Normanton)号商在回程投资茶叶账目中，清晰地记载了从中国采购的茶叶以及其价格。贡熙茶390担，总价19163两;贡熙细茶24担，总价1317两;贡熙(二级)393担，总价10193两;松萝茶482担，总价10646两。根据这个记录，可以知道乾隆元年(1736年)徽州松萝、贡熙等徽州绿茶的出口外销价格为贡熙茶每担(约)49.14两，贡熙细茶每担(约)54.86两，贡熙(二级)每担(约)25.94两，松萝茶每担(约)22.09两白银。由此可知，出口外销的松萝、屯绿以及贡熙等徽州绿茶在当时的价格以及价值。但是，雍正十年(17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十三行”行商康官、秀官那里收购的二级松萝茶，其价格又升为每担22两白银。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东印度公司所签订的各船舱购货的一份合约中，记录了在“十三行”行商那里购茶的情形，从行商潘启官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行商瑛秀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行商浩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从行商石琼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另外，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有一组关于当时采购茶叶的价格表，这份资料显示，屯溪茶价格从每担24两白银到每担40两白银不等，其中以价格在每担25-28两白银的茶叶销售量最大。
后记：19世纪70年代，国际茶业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印度、锡兰和日本等国的茶叶出口日益增加，中国茶叶的垄断地位开始受到挑战。据《中国茶叶外销史》载：“1890年后，受英国宣传作用，美国人口密集的区域，对绿茶的嗜好，为红茶所替代，茶叶贸易遂大变动，随后输入英国殖民地出产的红茶，更助于宣传广告和游行运动，使中国绿茶销路大受打击，这种新茶(指印度红茶)渐次普及”。另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资料显示：1836-1837年，输往英国的屯溪熙春茶有2631600磅;然在1837-1838年，输往英国的熙春茶下降至1464267磅，而在1838-1839年，熙春茶又下降至1309600磅，到了1839-1840年，出口英国的熙春茶也只有1537487磅。与此同时，屯溪皮茶输往英国的情形也同样是不容乐观，1836年，输往英国的屯溪皮茶有359733磅，然1837-1838年，却突然下降至238933磅。到1838-1839年间，输往英国的屯溪皮茶只有519066磅，而在1839-1840年，只输出了116969磅。由此可见，在中国茶叶衰败的大背景下，徽州绿茶的出口外销亦是难逃衰落乃至失败的命运!
事实上，中国的茶叶外销出口在1886年达到历史最高峰后便急遽下滑，而由盛转衰的危险处境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暴露无遗了——由英国人从中国移植到印度的茶叶打破了中国人对国际茶叶市场上的垄断。所以，尽管晚清时期出口茶叶输出总量仍在增长，但华茶的危机却是在继续发酵并不断扩大。当然，徽州茶的衰败也是在所难免，因为茶叶种植技术的落后、茶叶产品的劣质、以及毫无章法的管理模式是19世纪70年代以前，徽茶乃至华茶所存在的三大根本问题。
总之，清代时期，中英茶叶贸易中徽州茶出口外销的努力和业绩，不仅值得探究和研究，也值得借鉴和思考!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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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郑 毅
(来源/《徽茶》2021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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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茶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内涵。在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茶文化，其中英国茶文化以其独特的特点和影响力而闻名于世。英国茶文化不仅仅是对茶叶的热爱和品鉴，更是一种饮食习惯、社交礼仪和生活方式的体现。
本文旨在探讨英国茶文化的形成与演变。茶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的饮食习惯和社会礼仪，还体现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对自然的敬畏。英国茶文化的形成与演变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包括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英国与茶的初次接触
英国与茶的初次接触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其东方贸易中与中国建立了联系，茶叶作为其中的重要商品开始引起英国人的兴趣。首批茶叶进口于1662年，这标志着英国茶文化的起源。
在初次接触阶段，茶叶在英国被视为一种奢侈品，只有富人阶层和贵族才能品尝到。这主要是因为茶叶的价格较高，加之其稀缺性，使其成为了社会地位的象征和一种奢华享受。富人们会举办茶会，以展示他们的财富和社交地位。茶会成为了一种社交活动，人们通过参加茶会来交流信息、结识朋友，并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
茶叶的初次引进也引起了一定的争议。有些人对茶叶持怀疑态度，认为它是一种药物或魔法草药，可能对人体产生负面影响。人们逐渐认识到茶叶的美味和健康益处，茶饮开始逐渐普及。
茶叶的引入也带来了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英国东印度公司成为了茶叶的主要进口商，他们通过与中国的贸易得到了大量的茶叶供应。茶叶的贸易不仅推动了英国的经济发展，也加强了英中两国之间的联系。
英国与茶的初次接触标志着英国茶文化的起源。茶叶的引入不仅带来了新的饮食文化，也促进了英国与中国的贸易交流。茶叶作为一种奢侈品开始受到富人阶层的喜爱，茶会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社交活动。茶叶逐渐普及，成为了英国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茶与社会变革
茶的普及促进了社交和沟通的发展。茶会成为了英国社交生活中的重要活动，人们通过参加茶会来建立社交关系、进行商务洽谈和交流思想。茶会不仅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促进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交往，打破了原本封建等级制度的壁垒。茶文化为社会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和平等的平台，促进了社会的融合和变革。
茶文化对英国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随着茶叶的普及，茶叶的需求量大幅增加，茶叶贸易成为了英国的重要经济支柱。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茶叶贸易获得了巨额利润，茶叶贸易促进了英国的工商业发展，并为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茶叶贸易也推动了英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加强了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和交流。
茶文化也对英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茶饮的普及改变了英国人的饮食结构，人们开始喝茶作为日常饮品，茶的饮用成为了英国人的习惯。茶的消费也带动了茶具的发展和使用，茶壶、茶杯等茶具成为了家庭中不可或缺的物品。
茶的文化价值和品质追求也影响了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开始重视茶的品质和制作过程，注重茶叶的选购和烹饪技巧。
茶文化在英国社会中引起了社交、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茶的普及促进了社交和沟通的发展，茶叶贸易推动了英国的经济繁荣，茶的饮用习惯和文化价值改变了英国人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茶文化与社会变革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英国茶文化丰富多样的面貌。
英国茶文化的形成
茶与英国社交礼仪
茶在英国的普及和茶会的兴起对英国社交礼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茶会成为了上层社会展示自己社交地位和品味的重要场合。在茶会上，举办者会精心准备茶具和优质的茶叶，茶会的举办地点通常是豪华的住宅或社交俱乐部。
参加茶会的人们会穿着优雅，遵循一定的社交礼仪。他们会喝茶时举起小指，用优雅的动作搅拌茶汤，同时进行有趣的对话和文化交流。茶会成为了展示社会地位、交际能力和绅士风度的重要场合。
茶在英国社交礼仪中的重要性也体现在下午茶的传统上。下午茶是一种在下午时分享用茶和小点心的习俗。这一传统起源于19世纪，最初是由贵妇人们为了消除午后疲劳而发起的。
下午茶逐渐成为了一种流行的社交活动，无论是在上层社会还是在普通家庭中都广泛流行。下午茶不仅是品味美食和饮茶的机会，也是家人、朋友和同事之间交流的场合。它成为了英国社交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茶与英国上层社会
英国上层社会对茶的热爱和追求在茶文化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茶叶的稀缺性和价格较高使其成为了富人阶层的特殊享受。富人们在自己的豪宅中建立了茶室，装饰精美的茶具和优质的茶叶成为了他们炫耀财富和品味的象征。茶会成为了上层社会展示自己社交地位和优雅品味的重要场合。
上层社会也对茶叶的质量和产地有着较高的要求。他们追求茶叶的新鲜度、口感和香气，尤其是中国产的名优茶受到追捧。茶叶的品质成为了上层社会人士之间炫耀和交流的话题，茶的品鉴和评价成为了一门重要的技能。
3.茶与英国工人阶级
茶文化不仅在上层社会中兴盛，也逐渐渗透到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中。随着茶叶的普及和价格的逐渐降低，工人阶级也开始享受到茶的乐趣。茶在工人阶级家庭中成为了一种日常饮品，为他们提供了精神和身体上的放松。
茶的普及也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环境产生了一定影响。工人们在工作间隙或下班后会喝茶来放松身心，茶也成为了工人阶级社交的一种方式。一些工厂和企业也为工人们提供了茶水供应，以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和士气。茶在工人阶级中逐渐融入日常生活，成为了他们社交、工作和休闲的一部分。
工业革命对茶文化的影响
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环境，从而对茶的消费习惯产生了影响。工业革命带来了机械化生产和工厂制造的发展，大量工人离开了农村，涌入城市从事工业劳动。在这一时期，工人们面临着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条件。
茶成为了工人们放松和恢复精力的重要方式，他们在工作间隙或下班后会喝茶来缓解疲劳。茶在工人阶级中的普及度进一步增加，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工业革命对茶叶的生产、贸易和消费产生了重大影响。工业革命带来了农业和工业的技术进步，茶叶的种植和加工得到了改善和提高。茶叶的生产规模扩大，茶园的数量增加，茶叶的质量和产量得到了提升。
茶叶的贸易也因为交通和运输的改善而得到促进，茶叶的进口和出口量大幅增加。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也带动了茶叶的包装和销售方式的改变，茶叶开始以标准化的包装形式进入市场，方便了消费者的购买和使用。
工业革命对茶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茶的社会地位和消费方式的变化上。工业革命使得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兴的中产阶级崛起，他们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和社交方式。
茶成为了中产阶级的日常饮品，他们注重茶叶的品质和制作过程，并通过饮茶展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品味。茶会在中产阶级社交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成为了他们交流思想、建立社交关系的重要场合。
工业革命还带来了新的茶饮方式和茶文化的变革。工业革命期间，茶的饮用方式从传统的煮茶方式逐渐转变为使用茶壶和茶杯来冲泡和享用茶。
这种方式更加方便和快捷，也符合了工业时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茶叶的消费也逐渐与工业化的快餐文化结合，例如快速冲泡茶袋或茶包成为了一种便捷的选择。
工业革命对英国茶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环境，促进了茶在工人阶级中的普及。工业革命也推动了茶叶生产、贸易和消费方式的变革，茶叶的规模和质量得到了提升。
茶的社会地位和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茶会成为了中产阶级社交的重要场合。工业革命还带来了新的茶饮方式和茶文化的变革，茶叶的消费与工业化的快餐文化相结合。工业革命时期的变革和发展为英国茶文化奠定了现代化的基础。
全球化对茶文化的影响
全球化对茶产业的发展和茶叶贸易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全球茶产地的扩大和茶叶贸易的增加，英国作为茶叶的消费国之一，受益于茶叶供应的多样性和品质的提升。茶叶的全球供应链也更加紧密和高效，茶叶的运输和贸易更加便捷，使得英国人能够更方便地品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茶叶。
全球化也加速了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人们更加关注茶叶的产地环境和农业可持续性，对有机茶叶和公平贸易茶叶的需求增加。英国茶消费者越来越重视茶叶的质量和可持续性，茶企业也更加注重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
全球化对英国茶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茶文化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多元化，茶的种类和消费方式丰富多样。茶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融促进了茶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茶文化也成为了英国社会中共享的一部分，茶的消费不再局限于特定阶层和场合。全球茶产业的发展也为英国人提供了更多选择和更好品质的茶叶。全球化也推动了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茶文化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融入了更广阔的舞台，为人们带来了更多茶的美好
笔者观点
英国茶文化的形成与嬗变是一个丰富多元的过程。从初次接触茶叶到茶会的兴起，再到工业革命和全球化时代的影响，茶文化在英国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茶不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社交礼仪、生活方式和文化的体现。了解英国茶文化的形成与演变，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英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时也为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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