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上午，《茶叶战争》出版十周年座谈会在昆明洲际酒店举行。专家学者、茶行业从业者围绕《茶叶战争》进行了精彩发言，严谨思辨的态度，犀利独到的观点，令与会嘉宾感叹受益匪浅。
本次座谈会由昆明文艺评论家协会、昆明网络文学协会主办，福海茶厂承办，蒲睿文化协办。座谈会获得了西南林业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湖北大学万里茶道研究院、四川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文化学院等多家机构的学术支持。座谈会的主题是“茶文化的创作与传播”，《茶叶战争》出版十年，热销40万册，是茶界的长销书，也是畅销书。此次座谈会的召开，是为了以茶读史，从一片茶叶中审视晚清的衰亡之路，解读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心理，探索全球茶叶贸易百年风云。
一段关于《茶叶战争》的宣传视频拉开了座谈会帷幕。《茶叶战争》作者周重林开场致辞，他说：“这本书的生命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写这本书最初的动因，是以茶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历史。近200年以来，中国、英国、美国与印度四个大国，其国运都与茶有着密切的关系。茶叶改变了世界格局，茶运与国运密切相连。我个人的命运也因为这本《茶叶战争》而发生变化。10年前，因为要宣传《茶叶战争》，便随手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接着开了一个书店，现在这个名叫“茶业复兴”的公众号已经成长为茶行业的头部自媒体，而专卖茶书的猫猫书店，已然变成了茶人的精神粮仓。”
此外，周重林还谈到他的另一个身份：昆明城市IP网络推荐官。他说：“今年四月被昆明市委网信办聘任为昆明城市IP网络推荐官，作为推荐官，身上自然多了一份使命，如何更好的推荐茶文化、地方文化成为目前正在思考的问题。”
座谈会由昆明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云南开明文学院副院长兼秘书长温星主持，温星表示：“此次座谈会不仅是云南茶文化的文化盛宴，更是一场中国当代茶文化的盛宴。周重林是当代青年茶学者的标杆人物，是当代青年茶人的领袖。福海茶厂作为茶企典范，他们的文化担当和历史担当值得我们学习。”作为主持人，温星认真介绍每一位专家学者、茶行业从业者，同时，围绕大家对《茶叶战争》一书或毫无保留的赞美，或尖锐深刻的讨论，均给予客观全面的总结与回应，反映了他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随机应变的主持能力，使得现场氛围活泼、热烈。
座谈会上，中国诗歌学会名誉会长、云南省作协原主席、云南省文史馆馆员晓雪首先发表观点，他说：“《茶叶战争》这本书提出了很多全新的观点，作者的论证有理有据，我读了感觉很震撼。云南是世界茶叶的原产地，这本书对云南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加强对茶叶发展的历史性的认识，对茶文化发展的认识，增强历史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
云南省社科联原主席、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范建华认为：“《茶叶战争》不仅仅是一本茶文化科普书，更是观察社会、观察历史的新的综合体书籍。周重林是一位青年学者，他通过研究，总结出茶叶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东西。这是一本学术著作，作者文笔很好，很值得一读。但我认为，一些涉及重大历史的观点可以更严谨些，比如英美因输入茶叶而兴盛、中国因输出茶叶而衰落的结论，我认为欠妥。工业文明的发展绝不是喝茶喝出来的，原因很复杂，建议大家去读一读张宏杰的《盛世的饥饿》。当然，《茶叶战争》的作者也没有错，它不是历史书，一家之言是可以的。”
西南林业大学原党委书记、西南林业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昌山给予《茶叶战争》高度的评价，他说：“一本书能够成为畅销书、名著，在我看来至少有三个好：写得好、做得好、卖得好。这本书有40万的销量，说明有着庞大的读者群，这也鼓励着众多写书的人，只要书好，就不缺读者。关于书中的观点，最大的启示是从一片叶子切入来看历史，走入重大的历史节点，解释重大的历史时间。这本书既然是学术著作，那么书中提出的观点就是可供继续探讨的。云南有很多研究茶、写茶的学者，我认为产生了云南的茶文化现象，正是因为有周重林这样一群学者。我对云南的茶产业、茶文化、茶科技充满了信心，也期待这本书的发行能早日突破100万册。”
云南省农业厅原厅长、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客座教授王敏正称：“我是《茶叶战争》最早的读者，我手中的版本是2012年的，我数了一下，重林写的茶书我读过了8本，远超我读其他写茶的作者的书。《茶叶战争》的视角很好，茶界、文化界、历史界和经济界都会感兴趣。在云南，普洱茶的普及是远远不够的，很多年轻人没有接触过茶，很多人有喝茶的习惯，但其实不了解茶文化，因此，我们宣传茶文化的任务很艰巨。在普洱茶的当代复兴过程中，文化要起到先导作用。据我了解，去年云南省卖出去的货，其中9000多万件是茶叶，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云南的茶资源十分丰富，茶将是云南未来的重要产业，茶文化、茶叶科技推动经济发展，茶产业前景辉煌。”
原《光明日报》云南记者站站长，高级记者任维东认为：“周重林先生能写出这样一部好书，因为他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人，颇有几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品格。要读懂《茶叶战争》，需要紧密结合当今时代背景来观察对比，才能很好地领会本书的教益。虽然云南茶文化研究蔚然成风，但十分缺乏像《茶叶战争》这样针对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从茶叶贸易纷争的剖面来深入分析、解读历史及国际文化冲突的力作。因此，该书出版后，获得过‘年度图书’、‘十大好书’、‘风云图书’、‘东亚版权创意图书’等荣誉，重印多次，有了英文版与繁体字版等。《茶叶战争》的学术价值，我认为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上有创新，观点上颇有新意，叙述方式上摒弃了论文式的老套表达，而采用了国际上流行的讲故事和散文化的叙事，使本书通俗易懂、好读、好看。《茶叶战争》既是一本通俗历史读物，也是一部颇具学术性的茶文化专著。要写出《茶叶战争》这样一部力作，那是需要相当的才气与勇气的，刚好周重林具备了这‘两气’。”
昆明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冉隆中表示：“这本书确实让我打开了眼界，书里用大量文献和历史事实，试图证明一个重要观点：鸦片战争本质上其实是茶叶战争。周重林认为，两者都是因为茶叶——即贸易逆差引发鸦片补偿及其战争。这个论断极其重要，当然也需要更多论著的应和与补充。而且，不仅应该引起学界关注，更应该引起相应政府部门的重视，因为它的意义已经超出茶文化研究范畴本身。据我所知，周重林以茶为研究写作的对象，深耕细作已达二十余年，前后出版各类茶书二十多种。他的一些茶书影响很大，发行很广，读者甚众，其中有普通读者、业内专家。一些作品，达到现象级的高度，这其中就有《茶叶战争》，这本书为什么能够畅销而且长销？值得我们思考。”
昆明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云南省文史馆馆员蔡毅回复了冉隆中先生提出这本书为什么会畅销的问题，他说：“我认为是书名好、观点新、材料可靠。这三点作者都做到了，超越前人。把茶叶和战争联系在一起几乎是前所未见的，而且书中的观点和书名一致，极为难得。关于茶叶的书汗牛充栋，但大多是老生常谈，没有新意。而“茶叶战争”这四个字会让你眼睛一亮、头脑发热，是惊世骇俗、独一无二的，是原创的思维。作者查阅了大量的书籍，从其中精挑细选了可供自己使用的内容，观点和思想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是这本书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周重林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研究和国运、历史、民族复兴联系在一块，这是做学问的人应该努力的方向、学习的榜样。中国和英国、美国的关系，以及茶运和国运的问题太大了，茶叶是重要角色，但不是主要原因，晚清中国为什么衰落，背后的原因很复杂。当时中国人的眼界和知识都是狭隘的，茶叶是诱因，如果没有茶叶，我想也会有其他因素。一本书能引发我们对国运，对历史深深的思考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云南中华文明研究会会长、云南省文史馆馆员黄懿陆表示：“这是中国学术界、茶叶界应该高兴、铭记的一天。我深有体会，做学问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情，很高兴有这样一群人在坚持弘扬、发展中国茶文化。这本书有三高：高年代、高价值、高立意。学术著作要卖40万册是很难的，虽然难，但学术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云南农业大学教授吕才有首先提出疑问：我们如何认识茶书？之后他解答到：“人们习惯性从自然科学角度理解茶书，这本书名为《茶叶战争》，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出与自然科学无关。我们一直讲茶叶是“和平的饮料”，通常从“和”认识茶，从未想过一片小的茶叶可以引发战争。这本书把我们对鸦片战争、近代史的认识浓缩到一片茶叶，小茶叶引发大战争、引发大思考。其次，对于云南茶的发展，我们肩负着使命与担当。现在是喝茶的时代，喝茶喝的是健康，小叶子是大产业，小叶子是大事业，小学科是大舞台，小茶杯也是大健康。这片叶子承载着文明的传播，一片叶子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让我们大家为美好生活，为享有这片叶子共同努力。”
西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杨海潮表示：“《茶叶战争》这本书具有一些全球史的意识，对一些历史趋势的把握有着独到的见解，例如分析明代的俺答汗为什么软硬兼施，要和明朝做生意、要买明朝的茶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仿效以喝茶为象征的汉族的精致生活、文明生活。我们将其与茶叶进入欧洲的早期历史作个比较，背后的道理是一样的。读史可以明智，从茶的角度来说，当代中国学者暗中模仿日本茶道，很多做中国茶道的人其实不愿意或读不懂中国古代茶书，这些都是要认真反省的地方。周重林当年为了写《茶叶战争》这本书，花了很多时间去读清代的外交史料、海关报告等文献，很值得我们学习。”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覃延佳认为：“在长时段的历史观照下，茶曾经是沟通华夏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的桥梁，见证了中国陷入被动挨打的悲惨历史，而今又成为与世界各国交往、交流的重要媒介。由此观之，《茶叶战争》所揭示的宏大历史画卷，在当代的全球茶产业体系与茶文化传播中，又有了另外一番图景。这种串联国家、文明与他者的物质与文化力量，将构成新的文明互动编码，为人类在未来的互相认识与交往中提供新的路径。故此，我认为只有在全球化的综合情境中引入跨文化交流的自觉，才能促使基于不同社会而产生的文化秩序在未来世界中形成新的“并接结构”，为人类构筑新的文明共同体提供路径。”
福海茶厂营销副总经理方树宏是一位从事茶行业营销12年的营销人，他站在营销角度对《茶叶战争》展开解读，他说：“《茶叶战争》解决了从事茶行业的方向认知问题。这本书从大历史观角度关于茶运与国运的论述，让我们深层次的理解了‘盛世兴茶’的缘由，当下中国走向全面复兴，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茶叶无疑是一个值得投身其中的朝阳行业。《茶叶战争》从历史文化角度，对茶叶贸易的梳理，对中国茶发展的思考，提供了综合素养养成的土壤，让茶者品饮一杯茶时，更喝懂了其中历史、文化，传递正确的价值观，特别是普洱茶。《茶叶战争》出版的10年，正是中国茶高速发展的10年，有了文化层面的高位引领，特别是源自云南，茶叶源头本土作家的潜心研究，更加弥足珍贵。希望有更多像周老师一样致力于茶行业的作家，写更多茶文化著作，为我们从事的茶行业积蓄深厚的文化土壤。”
此外，方树宏还分享了茶企品牌热衷于茶文化传播的原因，他说：“对我们国家而言，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中国人发现并享用已4700多年历史，茶是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人民生活需要，促进三产融合、助力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茶，是传承，是财富，也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鉴于茶的多重属性，我们在品牌运营时，与消费者沟通时，提供优质产品是基本面，讲好茶文化，传递更多文化层面的服务，才能建立品牌的完整度和美誉度”。
专家学者和茶行业从业者的精彩发言结束，福海茶厂×《茶叶战争》创意联名班章有机茶&铂金限量款礼盒发布。联名产品发布仪式由云南文史馆馆员晓雪、昆明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冉隆中、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范建华、西南林业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昌山、高级记者任维东、《茶叶战争》作者周重林先生、福海茶厂董事长杨新源先生共同发布。此次联名礼盒的发布，不仅为了完成茶与书的相遇，更是要让更多人通过喝茶、通过阅读，真正领略中国茶的魅力。
《茶叶战争》简介：
《茶叶战争》是一本以茶叶为主线的书，17—19世纪，茶与中国、英国、美国、印度四个大国的命运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茶而引发的战争，包括中英鸦片战争、第一次英国侵藏战争、美国独立战争在内，改变了世界历史，也影响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塑造。“为何英国、美国以茶而富强，而晚清却因茶走向衰亡？作者从这一问题出发，梳理参考上百种文献资料，以翔实的史料、客观的记录、通俗的文笔，还原真实历史，层层揭示其背后的深刻原因。不仅聚焦中英贸易战、中美关系、茶叶话语权、茶文化边疆等议题，同时全景展现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将茶叶置于宏观的历史语境中，解读晚清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深入洞察茶运与国运的纠葛。透过一杯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衰败的王朝，收获的也不只是那些廉价的屈辱，而是日常生活中的那杯茶，是怎样到了手中，又是怎么丢失的。所谓的全球化，在那个时间里，又是怎样展开的。（记者 姚云霞 以上图片来自福海茶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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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在昆明雄达茶城，一个名为“看见茶文化”的茶书展正式与中外茶友见面。这个国内外众多书展中独具“茶”色的展览，带着属于云南自己的独特印记。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叶已深深融入中国人生活，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今年5月21日是联合国确定的首个“国际茶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并指出，作为茶叶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全球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深化茶文化交融互鉴，让更多的人知茶、爱茶，共品茶香茶韵，共享美好生活。
让更多人知茶、爱茶，离不开茶文化的普及。
1社会大众欢迎并需要茶文化
“这个展柜里的中外古茶书，是我从英国、法国、日本和德国等地，花了不少钱淘来的，比如这部日本大典禅师的《茶经详说》……”
8月10日下午，来自北京、南京、重庆的十多位茶友，慕名观看了这个茶书展。主要策展人、茶文化专家周重林向他们介绍。前来参观的各界人士为其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古今中外茶书所吸引、所触动。
一个关于茶书的展览为何能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作为世界三大饮品之一的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目前，全球产茶国和地区多达60多个，饮茶人口超过20亿。而中国是世界公认的茶叶和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我们的先辈在古代就为后世留下众多的茶学典籍，其中内容最全面的是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它对茶的起源、品种、分布、制作、冲泡用水、器皿等均有论述，对我国及世界茶业及茶文化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有漫长的饮茶史，也创造了灿烂的茶文化。不要说普通人，即便是研究茶文化几十年的专家，也没有一次性见过数量如此众多的茶书。举办这样的茶书展，就是要让人们看见茶文化的样子，让大家知茶爱茶。”周重林说。
在书展上，被中外茶人奉为圭臬的陆羽《茶经》，主办方收藏了世界各地出版的《茶经》近60个版本，这次茶书展展出了4个不同时期的版本。看了这个线下书展，一本本真实的原装茶书出版物，令不少观众纷纷感叹中国茶文化的古老及其早已产生的世界性影响。
目前，茶文化距大众仍有距离，不少年轻人因为缺乏引导，对中国古老的茶文化既不了解，也缺乏认同。正因如此，“看见茶文化”书展才有了不一样的意义。走进猫猫茶书馆观展，可以看到它分设有“世界三大茶书”“茶与世界”“古茶树与古树茶”“茶马古道与普洱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云南的复兴”四大专题。
书展主办方、云南茶文化研究与传播机构“茶业复兴”，目前收藏了5000余册世界各地不同年代出版的茶书，其中有300余本是珍稀古籍，包括了英国、法国、日本、德国等国家从十八世纪以来出版的原版茶书。
为了更好地宣传中国茶文化，“看见茶文化”茶书展为常设展，免费向大众开放，展期两年，此次茶书展也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茶书专题展。
2茶产业做大做强离不开文化的支撑
“看见茶文化”书展的举办在让各界叫好的同时，也引发了大家对茶产业的进一步思考。
“图书可以体现茶叶的文化价值，宣传茶叶的文化价值，赞美茶叶的文化价值，这三个价值的实现就是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云南省原副省长、省政协原副主席陈勋儒说。
云南是世界公认的茶树发源地，全省多地至今还保存着树龄上千年的古茶树。记者曾经造访过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景迈山万亩古茶园，那里有全世界迄今发现种植年代最久远、连片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林。2012年9月，景迈山古茶林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为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保护试点，世界范围内只有4个茶园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现在它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各地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证明：一个产业要做大做强，最终取得成功，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对茶产业而言，也是一样，有道是茶叶有价文化无价。
近年来，云南茶产业之所以得到较快发展与同时倡导弘扬茶文化有很大关系。
1987年，由云南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木霁弘和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的徐涌涛、李林组成的一支青年考察队，在金沙江畔、滇川藏结合部做民族语言文化调查时，发现了一条古代流传下来马帮运输通道——茶马古道，这条古道纵横交错，从云南省内的西双版纳、临沧、普洱、大理、保山等地通往四川、西藏乃至缅甸、印度、尼泊尔等地，运输的商贸物资中就有大宗的云南茶叶。2013年3月5日，这些茶马古道遗迹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茶马古道经过的地方，不少是以布朗族、拉祜族、基诺族、傣族、佤族、哈尼族等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的产茶区，从古至今，因茶叶的栽培、利用而诞生了各具特色的民族茶文化，这些茶文化又确保了茶在云南的延续与发展。
正是认识到了文化的力量，2017年11月出台的《云南省茶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加强对云茶文化的挖掘、研究和推广，大力推进茶文化和茶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为茶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提升产业竞争软实力。”
从普洱茶研讨会到普洱茶博览会，从一篇篇茶学文章到一本本茶文化专著，从过去简单的买卖茶叶到今天日渐兴起探究茶与云南社会、民族、经济的历史与发展关系，在云南，茶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如今已蔚然成风。
目前，云南省茶叶种植面积已达630多万亩，全省茶产业综合产值接近千亿元，茶产业涉及茶农600多万人，涉茶人口已达1000多万，为云南各族群众的增收致富、脱贫攻坚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些原来只知道种茶制茶、买卖茶的茶农、茶商从自身的经历遭遇中逐渐认识到了读茶书、涵养自己茶文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做茶经营的意义所在。
余世刚是普洱茶经营后起之秀的临沧“古树人家”总经理，他说：“普洱茶产业要发展，最重要的是茶文化的挖掘与传承，文化才是茶的灵魂，特别是普洱茶，独有的地域特色文化才是其最大的竞争优势。”前两年，他在肯尼亚、南非以及中东的阿联酋、伊朗做云茶推荐交流时，每当讲到云南茶马古道、茶山的风土人情、名山名茶及云南生态环境时，就特别吸引他们。“这才是我们的最大卖点和优势。我们做普洱茶经营的，在茶山建设、工艺传承、茶品包装方面都应该把普洱茶文化植入进去，有文化的茶才有灵魂。”
3回归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爱茶懂茶
虽然我国是茶叶生产大国，但毋庸讳言，在世界人均茶叶年消费量方面，中国远低于土耳其、爱尔兰、英国、摩洛哥、日本等。我们的茶叶品牌虽然众多，但还没有称雄世界的茶叶品牌。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这与在社会大众中茶文化推广不够、品牌建设不力有很大关系。
“在日常生活中，茶文化经常会遭到无知者的责难与攻击，比如他们会说，茶有什么文化啊，不就是解渴的饮料罢了。”周重林表示。
虽然近些年来，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学者在从事茶文化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不容忽视的是，不少人尤其是以“90后”“00后”等为代表的青年人被以“可口可乐”等为代表的“快餐文化”所吸引，而对中华博大精深的茶文化知之甚少。部分学者的专著与文章把茶文化搞成了仅为极少数人把玩的“文化”，束之高阁，搞得玄而又玄、莫测高深，令普通人对茶文化望而生畏。
为了让茶文化走出茶界、走出书斋，被更多的人“看见”，一些富有远见的企业、学人等都在做着自己的努力。
在“看见茶文化”书展中有一本《中国普洱茶古六大茶山》，初版是2006年3月，近年来一直在国内茶界畅销、再版过多次。作为云南普洱茶文化经典读本之一，它为普洱茶在全国走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作者詹英佩从2000年起，先后十多次深入西双版纳的古六大茶山，走访了每座古茶山和茶山所在的多个少数民族村寨。回忆那段不平凡的茶山田野考察经历，她心情激动。“古茶园、古茶庄、古碑、古庙、大匾，还有马帮、牛帮的故事，这一切都与普洱茶有关，普洱茶最为辉煌的历史竟藏在这大山深处，这是一个云南人不该忘记的地方。”她深感自己有责任把这些收集整理出来并展示于世，“山外的人对古六大茶山的历史却知道得很少。那些记载普洱茶辉煌历史的文物古迹、古茶园正在受到自然的、人为的破坏;那些当年赶着马帮、牛帮去国外卖茶的马锅头健在的屈指可数，且都已年过耄耋，古六大茶山珍贵的文化遗产亟待整理、抢救。”
被茶界视为云南普洱茶“龙头”的云南大益茶叶集团公司，于2010年5月在昆明正式成立了大益茶道院，倡导“惜茶爱人”。成立多年来，大益茶道院持续开展职业茶道教育，出版茶文化专著，已在全国多个城市开办职业茶道研修班和相关培训班，并走进高校，已培训学员上万人，还把茶道培训班办到了韩国、马来西亚。
茶界内外很多人兴奋地注意到，中国茶产业与茶文化发展迎来了最好的历史机遇。普及茶文化，推动茶产业乘势发展，成为众多茶文化专家的共同心愿。
通过普及茶文化促进健康消费、理性消费、时尚消费。陈勋儒说：“文化是一种力量，茶文化应该为茶产业的发展，对人类生态环境的改善，对人类的健康，为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通过强调仪式感来普及茶文化。云南省社科联原主席、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范建华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仪式感就是茶文化，有了这种仪式感你就触摸到了茶的灵魂，没有这种仪式感，那它就只是饮料。”
通过普及茶文化展现中华文化魅力。周重林说：“茶文化最初在汉语中成型，在日语中得到发展，后随着英语遍布全球，带来其在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等多语种中的繁荣，是华夏文化对外输出中，非常罕见与难得的全区域、全民族都覆盖的例子。”
一直提倡人文茶道理念的作家王迎新近年来考虑的是云南茶人如何传承茶文化。她说：“茶不仅仅属于云南，也属于中国和世界。如果没有用文字和文化来诠释对茶的理解，会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所以从书里看到世界茶树原产地中心云南对茶文化的记录，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健康喝茶，为了经济兴茶，为了文化懂茶。
(责编：木胜玉、朱红霞)
原标题：一个茶书展为何能引起广泛关注
来源：光明日报
本文节选自「云南古茶树发展史」第二部分，主要从植物分类层面梳理普洱茶与茶的观念。
云南境内不断发现的大茶树，引来了植物学家的关注。1981年，中山大学教授张宏达率先完善了山茶属分类。在张宏达之前，植物学家对茶所知甚少，学名也是极其混乱不堪。
瑞典植物学分类大神林奈（Carl von Linne）在 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最先完成茶树的分类，学名为Theasinensis.L，其后林奈修订为Thea bohea与Theaviridis,意为红茶种与绿茶种，前者有六个花瓣，后者有九个花瓣。sinensis是拉丁文中国的意思，中国有名的网站新浪，用的sina就出自这里，而L.就是林奈名字的缩写。西方人一直以为红茶是一种，绿茶是一种，直到罗伯特·福琼从中国产茶一线发回报道，他们才明白红茶、绿茶不过是工艺不同导致。
Camellia最初是用来指在日本发现的红山茶，名字来自德国传教士Georg Joseph Kamel，林奈纪念他从远东带回300多种植物标本。植物学之后有了茶属（Thea）与山茶属（Camellia）两个“属”。
之后植物学家吵来吵去，我们直接切入到与茶相关的部分。1844年，Masters将布鲁斯兄弟1823年以来在阿萨姆发现的大茶树命名为Thea Assamica Masters，意为阿萨姆茶树。拉丁文学名是终生的，尽管后来闵天禄多次强调Assamica 并不意味着原产地，只是发现地，但植物学外的许多人还是不知就里。
1881年，O.孔茨（O.Kuntze）主张合并茶属与山茶属，于是他把茶命名为：Camelliasinensis(L．)O.Kuntze。1950年，日本人北村四郎（Kitamura）经过研究后发现，阿萨姆茶树其实是中国茶树的变种，随即将阿萨姆茶树命名为CamelliaSinensis Var Assamica（Masters）Kitamura”即“中国变种阿萨姆茶树”。
植物学家改来改去，把自己的名字不断加进去，导致学名越来越长，Camellia只能简写成“C.”。
茶（C.sinensis(L.)O.Kuntze）
我们简要了解下植物学的分类知识，这是一门完全西式的学科。在植物分类系统中，茶树属被子植物门（Angiospermae），被子植物是植物演化的最高级形态。被子植物下分双子叶植物纲（Dicotyledoneae），这是说开花植物的；传统上，开花植物被分成两个类别，一般称之为“双子叶植物”和“单子叶植物”，这些名称主要是来自观察双子叶植物大多有两个子叶，而单子叶植物大多只有一个而来。门后有纲，纲后有亚纲，有目，有科，有属，有种。既然是人为的分类，自然借鉴了人类社会学形态的一些法则，茶分类由大到小，之后有山茶目Theales，山茶科Theaceae，山茶属Camellia，山茶种Camellia sinensis(L．)O.Kuntze。
1958年，英国皇家植物园Robert J.Sealy教授出版了《山茶属植物修订》一书，把山茶属植物分成12个组，共82个原种。其中茶组分为茶C. sinensis (L.) O. Kuntze （包括C. sinensis var. sinensis、阿萨姆茶C. sinensisvar. assamica (Masters) Kitamura 2个变种），滇缅茶C.irrawadiensis Barua，大理茶C. taliensis (W. W. Smith)Melchior，细柄茶C. gracilipes Merrill ex Sealy 和毛肋茶C. pubicosta Merrill 5种2变种。
Sealy之后，山茶属的分类完全由中国人完成，最著名的两位是张宏达与闵天禄。
1981年，张宏达（1914—2016年）在其所著的《山茶属植物的系统研究》一书中，把山茶属分为4个亚属，19个组，198个原种。此后他又在1982年再次增加了一个种。1984年张宏达的分类英文版由美国Timber Press出版。随着中国许多原生山茶原种的发现，1996年张宏达再次调整了山茶亚属。1998年《中国植物志》第49卷第三分册出版，张宏达又一次修订了山茶属，列出4个亚属，18个组，238个原种。昆明植物研究所闵天禄研究员在1992年至1999年数次修订山茶属的基础上，2000年出版了《世界山茶属的研究》，他把山茶属订正为2个亚属，14个组，119个原种。
本文仅在C.sinensis O.ktze 模式下进行山茶属进行讨论。茶组定义的原种是，花多为白色，腋生，花柄长而粗壮，叶片可制茶叶。张宏达分类系统中本茶组共有32个原种，其中30个分布中国。闵天禄对这组改动非常大，只保留了12个原种。张宏达将普洱茶与茶视为两个并列的种，而闵天禄则认为茶种有四个变种，普洱茶、茶、德宏茶与白毛茶。在处理“大理茶”时，早在1992年闵天禄便把张宏达1981分类的五柱茶、五苞茶、昌宁茶以及滇缅茶都统归入大理茶，1998年张宏达强调说，本原种茶含有咖啡因，而滇缅茶不含咖啡因，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其他组的不同意见，闵天禄与张宏达从1992年开始还有数次交锋，战场分别是《云南植物研究》和《中山大学学报》，有兴趣的可以自行查阅。
山茶属有着极大的经济价值，而茶又是世界著名饮料，值得争一争。
随后大家发现，张宏达把中国变种阿萨姆茶CamelliaSinensis Var Assamica（Masters）Kitamura（1950）已经改名为Camellia Assamica（Mast）Chang，即我们现在通常说的“普洱茶树”，这个chang 就是张宏达本人。至此，大众能喝到的茶就被植物学家分为两种：CamelliaSinensis（L.）O.KTZE和Camellia Assamica（Mast）Chang。
杨建坤绘制
普洱茶大热的时候，许多人把张宏达此举当做爱国主义表现，普洱茶主要的消费地广州大报《广州日报》亲切地把张宏达称为“普洱茶之父”，张宏达的传记作者也认同此点。张宏达因为《山茶属植物的系统研究》获得国家科委科学进步奖二等奖。而张宏达参编的《中国植物志》，则获得了中国国家最高荣誉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里面有一卷专门讲山茶属。
据张宏达的弟子叶创兴统计，在分类领域，张宏达对17个科进行过研究，但投入精力最多、研究最精到，产生最多成果的，还是山茶科。在这个科中，他建立了3个新属，命名了217个新种[1]。
张宏达
现在的英汉辞典里，Assamica对应就是普洱茶。
张宏达说的普洱茶是什么？
大乔木，高达16米，胸径90厘米，嫩枝有微毛，顶芽有白柔毛。叶薄革质，椭区形，长8—14厘米，宽3.5—7.5厘米，先端锐尖，基部楔形，上面干后褐绿色，略有光泽，下面浅绿色，中肋上有柔毛，其余被短柔毛，老叶变秃；侧脉8—9对，在上面明显在下面突起，网脉在上下两面均能见，边缘有细锯齿，叶柄5—7毫米，被柔毛。花腋生直径2.5—3厘米，花柄长6—8毫米，被柔毛。苞片2，早落。萼片5，近圆形，长3—4毫米，外面无毛。花瓣6—7片，倒卵形，长1—1.8厘米，无毛。雄蕊长8—10毫米离生，无毛。子房3室，被茸毛；花柱长8毫米，先端3裂。蒴果扁三角球形，直径约2厘米，3爿开，果爿厚1—1.5毫米。种子每室1个，近圆形，直径1厘米。
那么，张宏达是否就是第一个把Assamica命名成普洱茶的人呢？并非如此。
据刘宏飞考证，植物学家陈嵘（1888—1971年）在其1937年出版的《中国树木分类学》一书的山茶属一章中就已经很明确的把阿萨姆茶（Var. assamica ）撰名为 “普洱茶”：普洱茶（植物学名词审查本）T.sinensis,var.assamica,Pierre.(T.assamca,Mast.)叶长椭圆状披针形，先端涧尖。花一至四朵；萼片内部平滑无毛；花瓣七至九片；花柱仅顶端分离。张天福（1910—2017年）也在1945年编著的《茶作学·上册》（油印本）中，亦有所记载。[2]
中国植物学的奠基人胡先骕（1894—1968年）在《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里，同样把assamica称为普洱茶，所以这可以说是植物学家的共识了。
我们可以把张宏达、闵天禄等学者的努力看作是进军世界学术话语权的一种努力，今天看来他们已经大获全胜。还有其他语种的人对山茶属提出过异议吗？没有！在茶领域就更是如此。张宏达教授发现的可可茶，已经被开发运用。
2018年、2019年这两年间我们数次去拜访闵天禄先生，本意是去寻找“古茶树”的观念史，可是他听我们说了古茶树与古树茶的现状后，也是大大地吃惊，我们的“古”也太新了些。太近了反而看不清，事实也是如此，我们经历了普洱茶的高歌猛进，可谁有能说自己了解一切是如何发生又如何覆灭与再生？
我在这里梳理茶的观念史，无非就是想从智者那里寻找到陆羽所说的那种“有助神思”的东西。
张宏达书里接受了闵天禄的一些批评，而闵天禄也是非常赞同张宏达许多观点。把assamica 命名成普洱茶这事，闵天禄也是赞同的。主要是理由是，他遍访英国各大标本馆的标本记录，并没有找到印度阿萨姆有发现野生普洱茶的记录，现在反而是云南大量发现野生茶。但闵天禄还是不赞同普洱茶独立成一个茶种，从大量的标本研究中，其营养体及花和果的特征与原变种相似，他还是主张普洱茶是茶的变种。
植物学家之间各有分类的标准与原则，尽管后来也有许多人也加入到这场植物学上分类运动，但创建体系何等难？大部分人不过是贡献了某些说法而已。就目前来说，完成体系构建并获得广为传播的，只有张宏达与闵天禄的两大系统。
1994年，湖南农业大学陈兴琰（1911—2001年）教授主编出版了《茶树原产地：云南》，除了对张宏达与闵天禄的山茶属分类做了较为详细的评述外，还对茶树起源提出了很大胆的猜想。核心还是回到云南茶树种质资源研究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里还专门开辟了章节来介绍云南特有的茶俗，从茶树到茶俗，是茶文化的重要飞跃。引述传统史料来讲茶，是一大传统。但大规模引入茶俗，还是第一次，这也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云南讲茶的传统。
后来，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陈亮（1967—）等从茶树种间形态（主要是花器官）上的差异，又兼顾分类学和生物学种的特点，将茶组植物分为大厂茶C. tachangensis F.C. Zhang、厚轴茶C.crassicolumna Chang、大理茶C. taliensis (W. W. Smith)Melchior、秃房茶C. gymnogyna Chang 和茶C. sinensis (L.) O. Kuntze 5个种，其中茶又包含阿萨姆茶C.sinensis var. assamica (Masters)Kitamura和白毛茶C. sinensisvar. pubilimba Chang 2个变种。
野生大茶树主要属于大厂茶、厚轴茶、大理茶和秃房茶；栽培型茶树主要属于茶、阿萨姆茶、白毛茶等。
植物学家之间的战争，从来都没有停歇过，比的还是谁的话语权大。在新物种越来越少发现的前提下，植物分类学已然式微。当我们说普洱茶种的时候，大部分就是说生产层面上的品种（Variety），而不是C.sinensis O.ktze模式下的茶种。也许决定未来的，还是那些养在茶树圃的茶种。现在在云南获得广泛种植的云抗10号，就是其历经风寒的考验。
1981—1984年，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在云南省61个县市考察收集410份各类资源。1990年，在浙江和云南分别建立了“国家种质杭州茶树圃”和“国家种质勐海茶树分圃”，用于保存中小叶茶和大叶茶资源，是世界上保存茶树资源类型最多、遗传多样性水平最丰富的茶树种质资源平台。杭州茶树圃累计保存茶树种质资源2296份，包括山茶科山茶属茶组植物的5个种（厚轴茶、大厂茶、大理茶、秃房茶、茶）和2个变种（白毛茶、阿萨姆茶），此外还保存了24份山茶属近缘植物。勐海茶树分圃累计保存了1199份茶树资源，包括野生资源244份，栽培资源953份，过渡型资源2 份，此外还保存了27份山茶属近缘植物和4份远缘植物[3]。
这些年出版的一些茶书，对茶树的命名已经泛滥到毫无节制的地步。
大体来说，植物人只注重茶树形态上的区分，这些年分类也引入了遗传学的一些知识。但总体来说不太讲口感，比如说到巴达大茶树，植物人会说到花果叶，但茶人必然会讲到口感如何。
在很长时间里，对茶树有研究兴趣的机构，也不外乎像中山大学这样有植物学或茶学背景的大学、利益密切的茶叶进出口公司、农科院旗下的茶叶研究所以及科学院旗下的植物研究所。
对茶的追寻，有些是学者的个人兴趣，有些出于教学任务，有些是承担寻找优质种质资源。然而有些人，是使命，他们终其一生都在追寻着茶的祖国。比如，吴觉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