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自掘坟墓:掺假作伪

2018年10月30日 00:11

文汇学人发布的一篇文章：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自掘坟墓:掺假作伪

对外贸易是中国与世界的交接点，首当其冲地受到英美法等国对食品质量安全越来越严格的监管压力，于是率先与世界接轨，开始实施出口商品检验，探索建立相关监管制度。相比之下，中国国内市场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要迟很多。

另一值得深思的问题：直到今天，中国仍到处充斥着掺假行为，不单是茶叶，还有直接跟生死有关的疫苗、药品……这个国家怎么了？柏杨笔下”丑陋的中国人“就没有改头换面的那一天吗？

近代上海开埠之后，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座江南小城很快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一国之外贸不仅是货物商贾往来，背后还有科技、制度、管理等综合实力的支撑，还有人民生命健康和国家安全的考量。回顾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历史，须放在当时世界整体发展格局中和对中国长远影响中去思考。

茶叶检验制度与机构的设立

茶叶是中国近代对外出口的重要商品。茶叶外贸受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掺假作伪。

茶为国饮，历史悠久。17世纪，随着饮茶风俗在欧洲普及，中国茶叶大量出口，至19世纪初，中国独霸世界茶叶市场达200年之久。1830—1833年，华茶输出价值占中国出口货物总值93.9%，其中1832年，中国出口茶叶达400320担。

中国对英国贸易每年顺差二、三百万两以上，为弥补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曾试图向中国销售多种商品，但大多滞销，收效甚微。之后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致使中国白银大量流出，1830—1839年每年平均流出约五六百万两，由此诱发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仅没有改变中国对英国贸易顺差的格局，而且华茶出口增长更加迅猛，《民国建阳县志》载：“清季自五口通商，民竞业茶。”

在外贸需求刺激下，茶叶出口量扶摇直上，从1846年的46746千磅递增到1856年的63278千磅，中国茶业迎来了历史上的繁盛时期。

而这个期间，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90%以上是棉织品和毛织品，棉纱由1845年的260万磅上升到1855年的290万磅，增加不过10%；棉布由310万匹下降到200万匹，减少30%以上。上海进口货值不升反降，1854年尚低于1845年。即使依靠鸦片盈利，也不足以弥补英国对华贸易逆差。

可以说，英国赢得了战争，输掉了贸易。

中国当时第二大贸易国美国情况与英国相似，对华贸易保持较大逆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华茶输出数量继续增长，1870年为138万担，1880年增加到210万担，1886年更达222万担，创下近代茶叶出口数量的最高纪录。

然而1886年以后，华茶因严重的质量问题出口急转直下，到1900年，华茶出口占国际茶叶出口量的30%，位列印度之后。

一方面，长久以来中国茶业以小农经营模式为主，“皆零星散处，此处一二珠茶树，彼处三两株茶树”现象比比皆是，质量全凭茶农控制；

另一方面，茶叶掺假作伪现象越来越严重。尽管生丝也存在作伪现象，1873年5月《申报》报道，“牌不对货，货不对价”，短斤少两，暗中加水增重，且丝货多不匀净，粗细交杂，但相比较而言，茶叶掺假作伪更为严重、更为普遍。

1847年，英国就发现进口的“谎言茶”达10万磅。英国下议院特别委员会一份报告指出，自从1856年以来，一些劣质茶叶从中国进口。

张之洞为此斥之：“侥幸蒙混，制造粗率，烟熏水湿，气味不佳，兼以劣茶搀杂。”英国反掺假运动的领袖人物阿瑟·哈塞尔医生经过检测发现，在英国市场上至少有12种不同类型的“谎言茶”。掺假作伪形成了一套“技术”，主要有增重、染色、添味和以旧充新等方式，甚至参杂了带有毒性的黑刺李叶子。

“若造加色茶与发行茶，其造法不同。所采之叶多，则晒于禾场，随晒随用，以足蹂之。晒至干处，后发之茶行，茶司加以药料颜色，造作各种色茶。若造红茶，则渗入紫粉少许。”

可见，中国茶叶当年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和掺假现象，而且尖锐复杂，不能以西方对华茶压榨一言蔽之。

正是在这个时期，欧洲对食品掺假作伪已经高度重视，现代食品立法和监管体系正从萌芽向成熟快速发展。

1860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温和的《地方政府打击食品和饮料掺假议会法》，这是近代以来英国“第一部试图管理所有食品的单一立法”。

1872年，英国通过《禁止食品、饮料与药品掺假法》。

次年，英国海关在进口华茶中查获1000万磅伪茶，此事经过商部大臣查实后，“立即奏明英国皇家出谕，严行禁止，先将此等伪茶全行烧毁，然后派员密查英京及英属各口岸，凡有商人办到中国茶叶至口，必定逐细查明。如有伪茶搀杂其中者，不准起岸。”

随后苏格兰地方政府事务委员会经过调查做出一份报告，认为茶叶掺假作伪主要在中国完成，建议“为了更好地检测茶叶中的掺假物，茶叶的检查与检验应该由登陆港口处的海关进行，所有被发现掺假作伪的茶叶禁止进入国内市场”。这个建议最终被1875年英国议会颁布的《食品与药品法》所采纳。

《食品与药品法》被认为是当时英国及其他国家中最好的一部食品法，是现代英国食品安全立法的先驱，是现代食品立法的基础。

该法令第30条对进口茶叶检验和茶叶货物处理做出规定：“所有进口的茶叶，在抵达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港口后，要接受由海关专员任命的检查员的检验，并要得到财政部的批准，当检查员认为必要时，可以将茶叶样品以适宜的速度提交给公共分析师进行分析。”即，英国进口茶叶在口岸和市场接收双重检验，即使伪茶千方百计逃过英国海关署的检查，在国内一样会受到稽查和检验。为此，1875年《食品与销售法》实施之后，英国国内市场上茶叶质量明显改善，掺假作伪现象基本消失。

美国对食品掺假问题也越来越重视，1897年通过《茶叶进口法》，要求海关检查所有进口茶叶。1915年，民国农商部在赴美考察报告中写到：美国不准着色茶进口，各海关处均备有验色器具，一经验出，均在禁止之列。

而印度不断从中国引进茶种，学习中国茶叶种植和加工技术。英国专门派植物学家罗伯特·福钧潜入中国收集茶子、调查种茶方法，加紧在印度植茶。

1874年以前，印度茶叶输英平均每年仅为100到200万磅，但是1875年后以每年300～400万磅的速度增长。在中英茶叶贸易量下降的同时，印度输往英国的茶叶快速增长。

1856年起，日本茶开始少量输入美国，因无杂物而品质纯洁，大为购者所欢迎，输出量不断增长。

1889年，在英国市场上，印度茶叶首次超过华茶，中国失去主要丝茶输出国的地位；在美国绿茶市场，华茶则受到日本茶排挤。时人指出：“今则红茶植于印度，而中国红茶之利半为所夺矣。绿茶植于日本，而中国绿茶之利又半为所夺矣。”

华茶质量衰退直接导致当时中国出口锐减，1895年中国进出口总值达3.1亿余海关两（1海关两合1.558银元），而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外贸逆差国，逆差达2840万海关两。1900年，印度茶叶在英国市场占有率为50%，锡兰茶占36%，中国茶叶只占10%。

为了挽救华茶，采取改良叶种植、引进机器加工、设立公司、加大宣传、减轻税负等方法，“集新法之长，补旧法之短”。而其中最直接防止茶叶掺假作伪的方法就是实施茶叶出口质量检验。

上海口岸开埠之后，洋行逐渐兴起，1859年达62家，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航运、保险、金融等业务，偶尔兼营出口商品检验，当然这些都属于商业行为，而非政府监管。

1914年中国近代实业家、农商部长张謇提出： “在汉口、上海、福州等销茶地点，设立茶叶检查所，遴派富于茶叶学术经验之员，督同中西技师，前往办理。凡出口茶之色泽、形状、香气、质味，均须由检查所查验。其纯净者，分别等级，盖用合格印证；其有前项伪情弊者，盖用不合格印证，禁止其买卖。”次年设立永嘉茶叶检验处，查温州茶叶、禁假茶出口。

1928年民国《工商行政纲要》提出： “于全国重要通商口岸设立商品检验局，举各种重要商品加以检验，一方面限制窳劣商品不得输出，使我国商人于世界增进其贡献；一方证明我国输出商品其优良已合于文明各国需要，而不得再事藉口禁止输入。”

次年3月上海商品检验局成立，对棉花、生丝、豆类、桐油、牲畜正副产品等中国重要输出商品实施检验，颇具效果，中国植物病理学教育先驱邹秉文任局长，1932年蔡元培三子、畜牧兽医学家蔡无忌接任局长。

1930年中国著名农学家、被誉为 “当代茶圣”的吴觉农任职上海商品检验局，制定一整套出口茶叶检验标准、细则与实施办法，首创茶叶出口口岸和产地检验制度。茶叶检验制度的建立和机构设立对出口华茶质量起到明显的监督作用，有效地防范了茶叶掺假作伪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