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二
近日读《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一书，发现：
市场恒变，人性不变……
一百多年前，英国人为了更低的价格更好的品质最新鲜的茶叶，跑到原产地的腹地——汉口收茶。结果被中国茶商忽悠了，花了更高的价格获得更次的品质……这跟省外经销商、茶友亲自上山收古树茶一样。
盲目追新，跟现在普洱茶追新也一样，老外买打高火的红茶，在中国购买时香，几个月后拉到英国香气就跑了，滋味偏苦。
于是英国人跟中国茶商开始了博弈……
三
博奕不可能只有一轮。
在卖方市场上，第一轮是抢市场红利、粗制滥造的中国茶商胜。
第二轮是，英国人用消费市场的话语权来反击。这跟目前消费市场倒逼厂商升级一样。但茶主产中国，英国人还是要买中国茶。中国茶在此阶段，虽然价格下降，市场难做，但还是有一定的市场机会。
这跟目前的普洱茶市场一样，虽然市场难做，但买普洱茶只能来云南。国标规定普洱茶仅是“云南普洱茶”。
第三轮博弈，是异地低价品质替代。英人扶持印度、斯里兰卡种茶，中国茶被新兴种植国替代。于是中国茶产业在19世纪80年代没落……
把历史作当代史读，很精彩。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
四
为什么滇红打造品牌难?
因为低价替代魔咒——凤庆滇红面临思茅红茶、广西红茶恶性竞争。
这牵扯到最核心最关键的品牌定价权问题：
在市场火热期，茶企卖资源型产品也能赚大钱。这就造成茶界的奇葩现象——原产地原料决定产品定价。而到了市场萧条期，资源红利风光不再，茶企最需要做的创新，是从原料定价转向品牌定价。
前两天，在昆明康乐茶城，一位滇红原产地凤庆上来的朋友说，凤庆滇红的价格，除了中国红与野生红，价格都已透明。商家都算得出产品成本，这让做市场的凤庆滇红品牌茶企很苦逼，价格高了没人要。价格低了，也没人要。因为凤庆滇红在省外市场深受思茅滇红冲击。生产成本极低的思茅滇红，用来冒充凤庆滇红，非常受市场欢迎。凤庆红茶的生产成本摆在那里，不可能亏本与思茅红茶竞争。
为什么凤庆的红茶品牌难做?是因为丧失了品牌定价权，换多牛的营销高手，如果不能破定价权的局，也很难解决问题。
为什么普洱茶比滇红好做，因为其只要不玩纯料，以拼配的生茶与熟茶为主，是很容易掌握品牌定价权。谁能知道拼配普洱茶的生产成本?只有厂家自己!今年主做拼配茶、年份茶的茶企越来越多，他们说，做拼配茶、年份醇化茶，才是做自己的产品……
五
为什么普洱茶打造品牌易——高原阳光无法复制，云南最适合做阳刚的晒青茶。其他产区做的晒青太阴柔，阳光不给力。国标保护云南，做独家生意，普洱茶仅能是云南普洱茶。
除了阳光给力、国标保护之外，普洱茶还有生态与时间两大红利。
云南是生态高地，普洱茶是生态高地的明珠。高上加高，通过生态文明的代表作物——古树茶与自然农法，普洱茶很容易站在中国茶的生态制高点。
高端价值将利润空间撑起来，消费分层定价开发才得以实现。而且最大的妙处在于，由于生态高端价值的存在，普洱茶在消费升级的巨大红利下，产业升级很容易完成。
而且开拓生态的增量市场有利可图。
古树茶是存量市场。小树茶、台地茶的生态化改造，就是增量市场。如果没有古树茶将价值与价格拉升，重金投入小树与台地的生态改造，甚至是模仿古茶园的改造，肯定是投入大，市场未必认可。有了古树茶的溢出效应与辐射作用，茶园改造与升级才是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
只要小树与台地茶园改造能赚钱，未来云南优质原料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六
贵州吹茶园有多好。但放眼都是密植茶园。这些茶园缺乏高端价值拉动。大规模改造提升，受制于成本增加，卖不起价，改造动力严重不足。不知道，贵州大规模提升密植茶园生态价值的核心驱动力在哪?
目前，贵州茶产业发展还处于低价替代阶段，以量取胜。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适合贵州走的还是密植茶园的无公害化、有机化。像云南大规模搞稀疏种植留养之仿古茶园，贵州还暂时做不了。
七
接下来谈下时间红利。
普洱的时间红利，一方面是投资的红利。
我们知道，投资是种时间的回报。普洱茶的越陈越香特性，让其成为投资未来的标的物，可收获穿越经济周期的复利。
另一方面是微生物产业的红利。
普洱茶陈化生香的秘密在于微生物。普洱茶其实是玩生态、阳光与微生物的中国“特种茶”。有了微生物的加入，传统普洱也可以发展科技普洱分支。玩微生物，其实是玩科学与技术。
这样一来，普洱茶成为传统茶类中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的茶类，跟其他茶可以不在一个赛道上。我们说，传统茶很难营建技术壁垒，但引入微生物，普洱茶可以建立技术高门槛。有了微生物，普洱茶的边界由传统饮品，扩大到大健康产业——食品、保健品与药品。
八
中国茶叶经济比较优势的确立：云南山头靠拉升价值扬名立万，贵州茶园走全国名茶低价替代之路。
贵州人真会玩，宣传“从云南山头到贵州茶园”。
其实，云南山头主义兴起之前，玩的是现代丰产茶园。
86年起到90年代初，云南利用世行货款，发展了近百万亩现代茶园，从而奠定了云南现代茶园的基础。90年代，是云南绿茶的黄金十年，是跟现代茶园基地的纷纷建立分不开的。
那个年代的云南茶叶，是低价屠夫。贵州现在的玩的，云南早玩过了……
山头主义的兴起，使云南茶叶告别了低价替代之路，走向自主创新的神茶时代。
不过尴尬的是，自我封神久了，就很难走下神坛，与民同乐。
所以，在新时期，云南要利用品牌红利解决普洱茶的大众化问题!
文/白马非马 请上帝喝茶工作室出品
2013年起，中国8省联合拟将中俄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万里茶道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实际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一中俄传统茶叶运输路线发生了重大历史变迁，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之津梁，武夷和恰克图的地位下降，水路和陆路的联运、汉口经内河沿海运输至海参崴，以及从汉口直接运往欧俄黑海港口敖德萨的贸易路线被开辟，这些新兴茶叶贸易路线的开辟带动了输俄茶叶的数量和货值迅速增加。但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为俄商所掌控，华商的传统商业地位损失殆尽，这是汉口外贸茶市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万里茶道路线图
中国历史上对外出口商品有很强的易代性，从18世纪初叶开始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1］（P133-143）。此时，进口中国茶叶的国家主要有英国和俄国，英国以广州为中心进行茶叶贸易，俄国则以恰克图为贸易据点，从中国茶叶生产地到中外贸易地的国内运输部分则由华商掌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作为华中茶叶的聚散地为英俄商人所重，他们来到汉口开拓茶叶外贸市场。运输之短板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俄商积极开拓新的茶叶贸易路线，这导致中俄传统万里茶道的历史变迁，也对华商造成严重冲击。
从16世纪起，俄罗斯一直在试图向东扩展统辖空间，到17世纪初已经来到蒙古地区。明清两朝在山西北部开辟了与蒙古贸易的茶马互市，在中国皇帝赠赐和边境贸易的过程中，俄国人逐步养成了饮茶的风习，17世纪后期俄国托波尔斯克、 莫斯科等市场上已经有茶在售卖①。1699年，沙俄国家商队首次到达北京，以后隔三年定期到中国贩运金银、丝绸、瓷器、棉布等物品，直到1716年来华商队才正式采购茶叶。该时期茶叶经历了从礼品到商品的转变，中俄贸易以北京为中心，多为皮布往来贸易，茶叶贸易居于次要地位，贸易量并不大，且俄国国家商队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1727年,清俄双方签订了《恰克图条约》，确立自额尔古纳河以西的边界,还规定除已有的尼布楚贸易集市，还将俄国边界之恰克图开设为中俄贸易之地点②。 此条约使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发生两大转折：一是贸易地理中心从北京转移至恰克图，二是茶叶贸易从国家商队转变为以地域为特征、取得贸易特许经营权的商帮，中国主要为西帮茶商（晋商），俄国主要为莫斯科帮、土拉帮、阿尔扎马斯克和伏洛格达帮、托波尔斯克帮、伊尔库茨克帮、喀山帮等六大商帮［2］。其时，闽茶在英国市场上享有盛誉，俄人对闽茶也情有独钟，故西帮茶商深入武夷山区从事茶叶收购，利用牛、马等牲畜驮运，将闽茶经陆路转水路经汉口溯长江而上至樊城（今湖北襄阳市），继续北上入河南唐河、赊旗（今河南社旗县），再入山西潞安府（今山西长治一带）、沁州和太原府等，至河北张家口，用驼队将茶叶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运至恰克图后交予俄商，俄商再将茶叶贩运至俄罗斯各地③。其中，从张家口到恰克图有东、中西三条商路，中路为路程最短、货物流通量最大，但运输条件极为艰苦④。该贸易路线是中俄茶叶贸易的重要路线，前后持续时间将近200年，直到19世纪60年代汉口、天津等港口开埠才发生新的变化。 从武夷茶区到张家口行程有5000余里，从张家口到恰克图行程超过4300里，茶叶从中国运输至边境口岸历时近半年，正是这一贸易路线被学者称为“万里茶道”，2014年各方已启动将其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的规划［3］。这一由晋商开辟的新兴茶叶贸易路线，改变了中国境内以北京为中心的贸易时期的经鄱阳湖、顺长江入大运河至北京的传统南北茶叶商路和贡道［4］（P119-126）。
恰克图城貌（恰克图是俄罗斯边境城市，19世纪中叶之前大量茶叶经此流往俄罗斯内地市场。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最初，中俄贸易路线上运输出口的产品以中国的棉布和丝绸为大宗， 茶叶出口数量较少，如1750年仅有7000普特砖茶、6000普特白毫茶⑤。18世纪后半叶，俄国棉纺织业有了长足进步，饮茶风习也在俄国广为普及，因此中国棉布和丝绸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 茶叶的输出迅速增长。18世纪60年代初开始达到3万普特左右, 约占中国对俄出口商品总值的15%；1792年， 茶叶输俄货值达54万卢布，首次超过棉花货值，占当年中国输俄总货值的22%；1802年茶叶输俄货值达187万 卢 布， 占 输 俄 总 货 值 的40%［5］（P358-359）。1839～1845年， 茶叶贸易已占恰克图全部出口贸易的91%⑥。1857年，马克思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100万箱， 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万箱， 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6］（P164）
中俄两国时局的变化会对这条路途漫长传统茶叶贸易商路造成深刻冲击。 在两个半世纪的贸易中，恰克图市场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走私的盛行以及俄国商人从中作梗， 乾隆帝曾对沙俄两次违约给予关市制裁， 恰克图在1758年、1765年、1777年、1785年共经历过4次闭市的波折 ［7］（P270-297）。1812年的拿破仑战争导致俄罗斯社会动荡，给中俄茶叶贸易造成冲击，1811年经恰克图运俄的白毫茶为46405普特，1812年便骤降为24729普特［8］（P32-34）。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对这一茶叶贸易路线的影响最为深刻。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及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闽茶向俄国运输的茶叶路。同年，俄罗斯馆驻北京第十三班达喇嘛巴拉第 （Archimandrite Palladius）所提供的秘密情报，详述了动乱对闽茶销俄的负面影响：“由于中国南方动荡不安， 本年到福建定购茶叶的商人将会寥寥无几。因此，明年未必会有新茶运到。 叛乱者在整个长江下游造成的恐怖，使取道樊城的交通已经中断。”⑦中国内地时局之动荡对中俄茶路的影响也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他在1857年发表的《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中说：“1853年，由于中国内部不安定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领， 起义者抢劫敌人的商队， 所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就减少到五万箱， 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六百万美元左右。”［6］(P164)中俄茶路这条经济动脉的受阻，激怒了俄国政客，他们派遣公使普提雅廷致理藩院咨文：“因贵国内乱， 以致我恰克图买卖连年壅滞。敝国欲迅速代平叛乱，贵国韬钤以及文学，可期至善。”［9］（第三编，P347）实际上，动乱对闽茶运输路线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1857年巴拉第再次向俄国政府报告起义军占领了邻接武夷茶区的崇安县城， 切断了武夷山与福州府之间的水路交通。 茶路受阻的直接结果便是茶价的飙升，据报告，闽茶茶价上涨50%以上。部分商人于是将较为便宜的两湖茶掺入闽茶之中，贩运至恰克图。
蒙古草原上的运茶驼队（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两湖茶的茶源地主要是湖南安化和临湘的聂家市，以及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和咸宁等地。太平天国起义平息之后，两湖茶仍旧以福建茶的名义卖给俄国。出乎意料的是，两湖茶非常适合俄国人的口味，故有远见的一些中国茶商，开始公开输入两湖茶，而输入福建茶之商人，则损失惨重，故福建茶之市场渐为两湖茶所夺［10］（P91）。加之， 武夷山区茶叶外销开辟了经福州出口的路线，通过海路对英美等国输出日增，经由陆路对俄输出比重呈下降趋势。闽茶向俄输出的阻隔和两湖茶之登场，为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之中枢提供了历史契机。
19世纪初， 俄商对两湖茶已经有初步了解，太平天国战事对中俄传统茶路的堵塞为中部茶叶向俄输出提供了机遇。 中部茶叶主要以湖南、湖北、安徽南部和江西北部为主要来源地，这些地区从唐宋时期便已是中国的重要产茶区。中国茶叶自鸦片战争起大规模进入世界市场后，宁州红茶、祁门红茶、湖南红茶和宜昌红茶等为英国等国家所知。汉口位于华中产茶区的核心位置和黄金水道之上，与这些产茶区水系相通、陆地相连，自然而然成为茶叶发卖和输出之门户。由于清王朝一向禁止俄商深入中国内地采买，中俄传统茶路自内地至恰克图部分贸易一向为晋商所垄断。但俄罗斯一直觊觎中国内地的茶叶生产基地，1851年与清王朝签订《伊利塔巴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打开了中国西北边疆的贸易门户，新疆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新通道。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 将中俄通商从西北边疆拓展到七口通商，并提出中方取消对陆路通商的条件约束，不加限制。特别是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更具标志性意义， 该章程打破了边境贸易的地域限制，俄商取得了在中国内地直接从事茶叶采购、 加工、贩运的权利，以及与天津通商的关税优惠。但从汉口运往天津的茶叶除在汉口缴纳2.5两/担的出口关税， 在天津还要交1.25两/担的子口税。1866年，在俄国政府的强迫之下，清王朝同意免除俄方天津子口税，进一步降低了俄商的陆运费用， 但从汉口运至天津的茶叶不允许在周边销售，必须全部转运至恰克图到俄罗斯销售。
这些条约和章程给俄商深入汉口内地收购茶叶以及茶叶的外运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们一方面深入汉口及其附近茶区积极从事茶叶收购、开设砖茶工厂， 改进砖茶压制方法。1863年顺丰洋行（S.W.Litvinoff & Co.）、1866年新泰洋行（Tokmakoff, Molotkoff, & Co.）、1873 年 阜 昌 洋 行（Molchanoff, Pechatnoff, & Co.）等俄商在汉口及周边的羊楼洞等地设厂制茶， 较中国茶商所生产，成本要低、品质更优，故获利颇丰。到1895年， 在汉口从事砖茶制造和贸易经营的有新泰、百昌、源泰、阜昌、顺丰等多家俄商，其中以新泰洋行最为繁盛。与此同时，英商也积极在汉口从事茶叶贸易开拓，英俄双方在汉口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竞购［11］(P55-59)。另一方面，为进一步降低运输费用，俄商还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开始水陆联运。其方法和路线为，以汉口经营的重心和根据地，将附近茶区收购的茶叶和制造之砖茶集中在汉口装船，运至上海，经中国沿海海路运至天津，再通过陆路运输至恰克图。这致使天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额迅速增加，1865年为1647888磅，1866年为2399291磅，1876年增至8675907磅，增长5倍多［12］（P117）。
位于汉口的砖茶厂（现在湖北省的武汉市。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深入汉口并积极开拓茶叶路线，意味着俄罗斯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努力摆脱晋商为中俄茶叶采买之代理的境地。在中俄传统的茶叶贸易路线，晋商曾赚得巨大利润，俄罗斯一直在试图掌握茶叶贸易的整个路线。1867年恭亲王等奏复山西商人的陈请中称：“从前恰克图贸易之盛，由于俄国人不能自入内地贩运，自陆路通商以后，俄人自行买茶，不必与华商在口外互换， 因之利为所夺。”［13］（P5600-5601）1868年的领事商务报告称：“运往恰克图的茶叶，大都不是在买卖城收购，而是在湖北收购，所以自然就要用那些经由最便宜的航道运到湖北省的大港口——汉口——的俄国制成品来还清一部份茶款。”［14］(第二册，P1306)随着汉口茶叶贸易对俄输出的地位日益提升， 恰克图茶叶贸易中心的地位开始褪色，逐渐从属于汉口的茶叶贸易，1866年在陆路总输入砖茶104804普特中，恰克图贸易的占43773普特，而俄队商直接自汉口输入54117普特， 到1868年时，陆路输入砖茶185985普特，俄队商自汉口输入130537普特，恰克图转运的有12641普特［10］。俄商掌握茶叶贸易路线，对长期经营该路线的晋商影响颇大，1880年10月祭酒王先谦奏折中曾提到：“从前张家口有西帮茶商百余家，与俄商在恰克图易货，及俄商自运后，华商歇业，仅存20余家。”［15］（卷24，P14）1900年，趁八国联军之乱，俄罗斯对华商加重税收：“红茶以分合税一分，重华秤十一两二钱，每分收俄洋六十二分半。计茶一箱，原本不过四十二三两，税银约需四十五两……砖茶并按每分六文一厘半征税，合计所收数目均过于原本，以致赴俄华商半多亏歇，而库伦至张家口一带商务亦因之窒碍。”［16］（P206）俄商的争夺和俄国的重税，挤压了晋商生存空间，这也成为传统晋商衰落原因之一。
与中国交界的恰克图商城，整个院子都堆满了装茶叶的箱子。（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还以汉口为中心，向九江、福建等地拓展茶叶收购和生产之基地。清末，九江也是全国重要的茶市，该商埠连接着赣西北、赣东北、吉安府，以及安徽徽州府、福建崇安等重要产茶区，俄商对此亦有所觊觎。1870年， 汉口俄国茶商派员到九江采购白毫茶和砖茶，发现该地茶叶质优价廉。于是，原本在汉口从事砖茶加工的俄商阜昌、新泰、 顺丰等分别于1870年、1875年和1882年在九江开设砖茶分厂。1891年俄国人开始在九江生产方茶，一直持续到1895年，九江茶市走向衰退之后，俄商又将市场退缩至汉口［17］（P168）。与此同时， 俄商也积极从汉口向福州拓展砖茶生产基地。1872年俄商伊万诺夫派波雅特科夫了解福州茶市行情，波雅特科夫在福州收购茶末开始生产砖茶。1875年， 他与汉口俄国茶商莫尔恰诺夫合伙开设了茶叶商行。汉口的巴纳玛洛夫、托克玛科夫—舍维列夫等商行也选择在福州开业，当年底，“福州及福建内地俄商已设立了5、6个厂，1876年发展到9个厂之多”［18］（P78）。总体而言，俄商在福州经营并不成功， 最终同样选择退回汉口。在此情形之下， 汉口对俄国茶叶输出至为重要，到1894年汉口直接装运出口的茶叶为14.7万担，其中俄商占输出总数的85%，汉口外贸市场为俄罗斯所独占。
俄罗斯原本是发源于内陆的国家，一直试图发展海洋实力，相继打通了通往波罗的海、黑海和太平洋的出海口。尽管如此，俄罗斯与英国、荷兰等国以及后起的美国相比，航海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因此，俄罗斯长期重视陆路通商贸易路线的开拓，通过不平等条约摄取陆路通商的税收优惠， 而远洋海上通商贸易路线一直没有得到发展。海路运输茶叶在成本、人力投入、运输时间节省等方面都极具优势，这是俄国茶叶运输采取妥协措施、逐渐走向海陆联运的重要原因。但是海陆联运所经过之海陆实际上是在中国内河、沿海路线上运行，而远洋运输仍旧是俄罗斯茶叶贸易之短板。
汉口码头
俄罗斯远东陆地有太平洋海岸， 故尝试将海运路线继续拓展至东北亚。1867年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之前， 俄罗斯的俄美公司已经开始着手开辟远东与中国沿海的贸易路线， 从19世纪50年代起每年平均从海路运进茶叶约8000普特， 约占俄国进口中国茶叶重量的3%⑧。1870年俄罗斯轮船贸易公司的船只完成了远东的航行， 很快又停止了航运。1873年俄国在远东地区成立航运公司，公司两艘海轮抵达汉口参与海路茶叶运输， 经上海出海口后， 通过太平洋上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口岸进入黑龙江水路，水程约6000里。由黑龙江西上， 继续借助俄罗斯国内的内河轮船又行约五六千里，然后登岸，更以车马船只，水陆分运至各省镇乡［16］（P206）。尽管有专业人士指出这一航线每年只同行6个月， 航运公司仍旧看好这个航线，因为“如果使用轮船，即可以缩减为70天；而且除了节省驼商队贸易的全部投资的利息以外， 轮船运输实际上可使每1箱茶叶省去6个卢布(3两或18先令)的运费”⑨。经这条路线运输的茶叶数量并不稳定，1871年为647担，1872年为1813担，1875年为6053担，1877年降为4385担［10］（P147）。
1881年中俄《改定陆路通商章程》大幅酌减了各等级茶叶的税率， 特别是海路运输的税收，海路和陆路运费间的差额从每俄磅38戈比缩减为14.5戈比。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俄罗斯加大对远东航线的开拓，从汉口转上海后直接运往海参崴，如俄国“义勇舰队”开辟了从汉口至海参崴的定期航线。但总体言之，俄国茶叶贸易一直受制于海运不发达之掣肘，1898年英国女历险家伊莎贝拉·伯德记载， 进入汉口港船吨位英国为550000吨，其他国家仅有60624吨，其中中国和日本在这吨位中占据32099吨［19］（P65）。汉口茶市对俄有重要地位，但从记载看，俄罗斯在汉口的轮船吨位极少，其航运能力十分有限。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导致张家口等地商人受到威胁、天津港被迫关闭，这对汉口茶叶运输路线从恰克图向海参崴转变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20］（P195-218）。随着1903年中东铁路和1904年西伯利亚铁路的建成，俄商从汉口等口岸用船将茶叶运海参崴、尼古拉耶夫斯克，特别是日清战争后开辟了汉口经上海到大连的路线，然后经铁路运输到欧俄的路线日益重要。在俄国方面，以往从恰克图到莫斯科需要16个月运输，凭借铁路则压缩至7周，每磅茶叶运费降至9美分；在中国方面，从天津运输至恰克图需要49～90天，故该陆路运输则迅速被铁路运输所取代。俄商借助于贸易特权及交通路线之便利，不仅将茶叶运输至本国消费，还向新疆、蒙古等地再出口，形成“俄茶倒灌”的景观，这对以晋商为主体的传统商人又是一个打击。对此，在理藩院1911年的奏折中有所体现：“蒙古商务，向以茶为大宗，理藩部例有请茶票规，为大宗入款。近来销数顿减，不及旧额十之三四，实因西伯利亚铁路交通便利，俄茶倒灌，华茶质低费重，难与竞争。”［21］（P961）海路联运另一优势在于，英国茶商在同俄商竞争中丧失价格优势，进入19世纪90年代晚期俄商开始独占汉口茶叶外贸市场。
表1 晚清汉口茶叶经亚洲海陆运往俄罗斯的数量⑩
中国茶叶经由陆路被大量贩运至俄国，但俄国茶叶真正消费中心位于欧洲部分，陆路运输成本较海运要高，运输时间较为漫长，且渐被少数大俄商所把控，所以该路线茶叶运输路线并不能有效满足俄国消费者迅速增长的需求。18世纪晚期起，世界茶叶贸易的主导地位从荷兰转移至英国， 英国商人除供应英伦三岛本土消费所需外，还在不断满足荷兰、俄罗斯和德国北部的部分地区急剧扩张的茶叶消费。 从交通运输条件看，欧俄同英国之海上商路远比中国到俄罗斯的陆地商路更加便利，成本也更低，因此俄国每年从英国大量走私茶叶。但19世纪50年代以前，俄国规定中俄之间的茶叶和皮货贸易只能通过恰克图进行，严格禁止俄国商人从中国经由海路输入茶叶或者从英国进口茶叶，这是因为茶叶是陆路俄国商帮所从事的最重要的垄断商品，国家从中取得高额的税收收入：“在这些年里茶叶走私非常猖獗， 这种走私一部份是由于高额的关税造成的，一部份是由于恰克图垄断商对俄国消费者勒索过高的茶价造成的。”⑪以19世纪50年代为例，俄罗斯从国外年平均输入茶359900普特，从英国运至或走私至俄国的茶约每年有162500普特，约占全年茶叶进口额的45%。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马克思看到了垄断贸易对俄罗斯不利的一面，在1857年对俄国的贸易策略做出预判，“可以看出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陆路贸易”，“它无疑地会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来设法参加同中国的海上贸易”［6］(P164)。
马克思的预判旋即得到应验。1861年， 俄罗斯取消了陆路贸易垄断权。1862年4月，为了阻止从英国等地进入欧俄猖獗的茶叶走私贸易所带来的税收损失，规定从海路把茶叶运进俄国的欧洲部分是合法的。经由海路将茶叶运入欧俄合法性的获得， 势必会对恰克图的贸易产生冲击。1867年，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秘书朗雷（T. S.Lumley） 向本国上下两院呈交一份分析报告，用客观详实的分析证明同等质量的茶叶， 从伦敦、哥尼斯堡或汉堡运抵莫斯科的费用，要比从恰克图运抵莫斯科的费用低廉得多，为此他预言从中国到欧洲的茶叶贸易将会成为恰克图贸易的有力竞争者，“虽然恰克图贸易仍旧可以供应西伯利亚和俄国最边远的北方各省所需的茶叶，并从中取得利润，但恰克图贸易却不能和那个现在把茶叶供应给俄国南部和西部各省的欧洲贸易竞争”［14］（P1304）。 尽管各方都已看到欧俄与中国贸易的前景，但俄国一直被海运能力所困扰：186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整个商品流转额的23.9%，而俄国只占3.6%［22］（上册，P95）。直到1870年，俄国在世界商业航船和商业汽船总吨位中所占比例仍旧微乎其微。
中国式帆船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是人类海运史上一件大事， 欧洲商船不必再绕经非洲南端好望角，可以直接经苏伊士运河运达欧洲。航线缩短的直接结果是将中国茶叶运往欧洲的海运时间大大缩短，从原来三四个月减少为45～58天左右,从汉口到英国甚至可以压缩到31.5天［23］（P44-55）。俄商运茶船只在通过苏伊士运河可直接运抵黑海的敖德萨或者巴统， 不必如以前经过英国转口。另外海运运输量大，运费在各种交通路线中最为低廉。19世纪40年代，苏伊士运河没开通前，茶叶从广州到伦敦的运费为30～40银戈比/普特，19世纪70、80年代该路线茶叶运费跌落至3～4英镑/吨， 而从恰克图到莫斯科则要6银卢布/普特。经由海路运输茶叶的运费是陆路运费的1/7至1/8，那些经海路转运欧俄的茶叶，销售价格要比经西伯利亚运来的便宜很多。空前利润空间调动了俄商从事欧俄贸易的积极性：1870年初， 托克马科夫和谢维廖夫贸易所从汉口运茶到伦敦；1871年2月，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商船“乞哈切耶夫号”从敖德萨前往中国，5月从经吴淞口直抵汉口，满载俄商由汉口采购的茶叶返回敖德萨，开辟了汉口欧俄的直接海路运输路线 ［24］（P131）；1872年，“乞哈切耶夫号”和“俄罗斯号”来到汉口运茶至敖德萨。1873年，“俄罗斯号”装茶2012757磅，同样开往黑海之阿得洒（即敖德萨）口岸［25］(P7-8)。自此，凡供销俄国欧境的茶叶，基本都由汉口装船经地中海运抵俄国黑海之敖德萨。 在19世纪70年代，此茶叶运输路线受到俄国和土耳其紧张局势特别是1877年俄土战争的影响，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对华茶叶贸易经营十分不稳定。
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国打通了经由黑海通往地中海的通路，汉口与黑海敖德萨等地贸易得以恢复。俄国的“义勇舰队”（Russian Volunteer Fleet）代替了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船只，设立汉口——敖德萨之定期航线，掌握了汉口茶叶向欧俄运输的控制权，俄国阜昌洋行是其贸易总经纪人。1881年12月31日， 俄罗斯海军舰队的文件中谈到了从汉口运送茶叶到敖德萨的方法。义勇舰队成为新的海上运输力量后，茶叶的运输费用有所降低，俄罗斯的很多公司在敖德萨设立办事 处，从事与汉口的茶叶贸易 ［26］（P529）。1885～1893年，经敖德萨海路进口的汉口茶叶增长了两倍多［27］（P291）。1884～1890年，俄罗斯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输了7600多万镑茶叶，在19世纪80年代末运输量达到了2000万镑左右 ［26］（P534）。1898年一位女探险家不无感慨地写道：“俄国商人目前已经将茶叶贸易掌控在手中，他们在汉口和九江拥有生产砖茶的工厂，1898年俄国义勇舰队有五艘蒸汽船装载了茶叶驶往敖德萨，一艘驶往圣彼得堡。”［19］（P65）到1893年时，通过亚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975.5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606.8万卢布， 通过欧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343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325.8万卢布，两者之间相差已经无几。
由于俄国商人直接并且积极地从事汉口茶贸易，经由敖德萨的海路贸易和经由天津的陆路贸易逐渐增加，每年经伦敦再输出到俄国的茶叶逐渐减少，尤其是从汉口到敖德萨的茶叶贸易路线降低了俄国进口茶叶成本， 有利于本国消费者，却威胁到英国再输出茶叶贸易的利益。例如，1894年，俄国有7艘船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茶26300吨，还租借了1艘英国商船运茶［28］（P110），1896年情况同样如此， 仅有1艘英国船从汉口向伦敦输出茶叶。总体言之，俄国通过海路将茶叶运往欧俄的茶路，受制于航运发展滞后的制约，还经常租借英国、德国船只支援运输。尽管如此，汉口茶叶经由海路的茶路源源不断地运往欧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俄海上运输受到阻隔，俄商转而从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进口茶叶，市场的转移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造成汉口对欧俄出口茶叶量的断崖式下滑直至最终中断。
表2 1880～1893年汉口至敖德萨贸易路线茶叶输出量⑫
在中国饮茶风习传入俄罗斯后，俄国内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由于自身不出产茶叶，俄罗斯倚重通过与中国贸易取得足够国内消费的茶叶，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形成了以福建武夷山为起点到恰克图的著名万里茶道。这一茶叶贸易路线中国部分主要由晋商主导，俄国部分主要有六大商帮主导， 都带有一定的贸易特权和垄断优势。在此期间， 中俄茶叶贸易尽管受中国和俄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影响，但得到较好延续，迅速扩大了贸易规模，形成了与英国海路茶截然不同的陆路茶。 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致使闽茶外运困难，这给以汉口为中心的两湖茶担纲中俄茶叶贸易主角提供契机。汉口茶市凭借独特的水陆交通优势、 毗邻茶叶主产区的地理优势，成为英俄茶商竞相争夺的对象。面对英商的竞购和竞运， 俄商一方面深入产茶区积极收购、修建工厂改进砖茶生产方法提升品质，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自身运输能力的短板，通过与清王朝签订不平等协议取得陆路通商特权和海关税收优惠政策，开始积极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将汉口茶叶利用长江内河、中国东部沿海运输至天津再陆路运至恰克图，或者运往俄国东部港口海参崴再使用铁路运输至欧俄。
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俄商与英商开展正面运输竞争，从汉口直接运输茶叶至欧俄黑海口岸敖德萨。尽管受海洋运输能力限制，但为了缩短运输路线、减少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避免运输对茶质之损伤，俄商还是积极利用水路调整茶叶运输路线。晚清中俄茶叶贸易的四条路线，都是以汉口为起点，汉口成为俄罗斯茶叶的重要来源地［20］（P195-218）。19世纪80年代英商迅速退出中国市场后，广州、福州等茶叶贸易港受到冲击， 俄商的需求延缓了汉口茶市的衰落。19世纪末期， 中国茶叶将近一半出口至俄罗斯，1906～1916年超过60%的茶叶出口至俄罗斯。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口茶叶对俄出口达到顶峰。但汉口茶叶输出路线的开辟以及主导权由俄商所掌握，出口茶叶的质量控制也没有实现内在化⑬。十月革命导致俄国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布尔什维克政府对茶叶贸易进行管制，以汉口为中心的对俄茶叶贸易走向衰退，晚清中国茶叶走向全球化的进程归于失败。
注释：
①茶马互市肇始于唐代、兴起于宋代、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 是以茶马交换贸易为核心同西北少数民族交往的形式， 清代中叶以后逐渐拓展到与俄罗斯的贸易往来，详见刘礼堂、宋时磊《唐代茶叶及茶文化域外传播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3期；魏孔明《西北民族贸易述论——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2001年第4期。 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可参见苏全有《论清代中俄茶叶贸易》，《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②1728年俄罗斯开始对恰克图市场进行规划设计，并派军队于当年建成贸易市场， 中国商人则集资建立贸易城，这个贸易城被中国称为买卖城。恰克图位于现在俄蒙边界界河的北岸， 买卖城则是现在蒙古国阿勒坦布拉格。
③这种茶叶由汉水运至距汉口350英里的一个大市镇樊城（老河口镇），在樊城起岸后，用骡子拖拉大车运往山西省靠长城口外一个重要城市归化厅， 然后由归化厅分销于蒙古全境。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1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第11页。
④这三条道商路分别是： 东路自乌兰坝入察哈尔正蓝旗界，经内札萨克西林郭勒盟之阿巴噶王、阿巴哈那尔贝子等旗游牧，入外萨克车臣汗部落之阿海公旗游牧，经达里冈爱东界， 入车臣汗部落之贝勒等旗游牧， 达于库伦，由库伦方达恰克图，此东一路也；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棍坝、河洛坝，经四子部落沙拉木楞、图什业图汗旗，至三音诺彦旗，分为两路，其一西达里雅素台科布多，其一东达库伦，由库伦达恰克图，此西一路也；中路自大境门外西沟之僧济图坝， 经大红沟、 黑白城子镶黄旗牛群大马群、镶黄旗羊群各游牧，入右翼苏尼特王旗，经图什业图汗旗车臣汗部落之贝勒、阿海公等旗游牧，渡克鲁伦河达库伦，方达恰克图。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6，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年，第8页。
⑤白毫茶是指用带有细白毫毛的嫩叶加工而成的非常高级的红茶。见（英）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53页。
⑥霍赫洛夫 《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第93页。转引自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8页。
⑦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北京布道团与俄中贸易》,《红档》1932年第3期，第154页。转引自蔡鸿生《“商队茶”考释》，《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⑧俄美公司对茶叶贸易的经营，可参见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6页。
⑨《北华捷报》，1873年8月16日，第133页。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85～1286页。
⑩资料来源：1874～1880年间经俄属远东地区输往俄国的汉口茶叶统计，孟宪章《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1896～1903年汉口输往俄属太平洋口岸茶叶数量统计，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第193页。
⑪Trade Reports,1866年，天津。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299页。
⑫资料来源：1880～1884年原始数据来自I.U.P., B.P.P., China, Vol.15, pp.121,1884, Hankow,引自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1885～1893年数据来自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 《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前者原始数据单位为英镑，后者数据单位为千普特，现统一折算为千克。两者数据出入较大， 因前者来自英国领事报告记录从汉口直接输出的茶叶， 后者可能包括从汉口转运至上海复出口的茶叶。
⑬张之洞曾试图突破俄商对贸易路线的掌控， 见李灵玢 《论张之洞与汉口茶贸》，《江汉论坛》2012年第9期，日本突破西方贸易主导的质量控制的路径可参见（日）中林真幸《日本近代缫丝业的质量控制与组织变迁》，《宏观质量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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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hange of Tea Trade Rout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Late Qing Dynasty: Taking Hankou as the Trade Center
茶叶，起源于中国，也是中国近代最重要、最大宗的出口商品。然而，中国近代茶业的发展却十分艰难，外有西方列强经济文化的冲击，印度、日本、锡兰(今为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竞争对手的出现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则战争频繁，茶叶生产技术落后，内忧外患之下的中国茶业生产贸易逐渐走向衰落。寻求中国茶业复兴与发展之路成为当时国人的迫切愿望。著名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现代茶业的奠基人吴觉农先生便是先驱者之一，他将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近现代茶叶事业。
年少求学为“觉农”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五山一水四分田”的绍兴市丰惠镇是浙江省著名的茶叶产区之一。早在汉代，其境内便有称为“大茗”的野生茶树闻名于世。1897年春，吴觉农出生在这个江南小镇。他是家中幼子，随母姓吴，名荣堂。年少时，受孙中山“三民主义”影响的吴荣堂便开始关注民生问题。17 岁时，他选择了浙江省甲种农业专科学校学习农业专业知识。青年吴荣堂在了解了中国农业现状、体会到农民疾苦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觉农”，以此来表达他振兴中国农业、唤起农民起来革命以改善生活的决心。
1919年，吴觉农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为日本“庚款留学生”，选送到日本农林水产省静冈县“牧之原”国立茶叶试验场专习茶叶科目，从此便与茶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日本求学期间，他在学习之余收集各国关于茶叶生产、制造、贸易方面的资料，撰写了大量文章，并在各大报刊上发表，逐渐在世界茶业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他撰写的《茶树原产地考》一文，就用铁证驳斥了某些国外学者否认中国是茶树原产地的历史事实，掷地有声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是茶的故乡！
实践改革求“复兴”
留学回国后，吴觉农在国民政府实业部担任职务，他开始将自己振兴农业、复兴茶业的理想付诸实践。他不断思考着当时中国农业存在的问题，并写成《中国的农民问题》一文，后来毛泽东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还将其选用为参考教材。1929年，吴觉农被任命为浙江省建设厅合作事业管理室主任，从事农业改良工作。1931年，应蔡元培的邀请，吴觉农来到上海从事“中央研究院”社会组的工作，期间，时任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的邹秉文因器重吴觉农的才华，邀请他筹办茶叶出口检验事宜，并委任他为上海商品检验局茶叶监理处处长。在商检局的7年时间里，吴觉农编制了中国第一部出口茶检验标准，首创了我国茶叶出口口岸和产地检验制度。这一举措维护了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增强了市场竞争力，为我国茶叶出口贸易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1933年，吴觉农加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任副理事长。吴觉农担任的诸多职务使他在茶业领域小有声誉，在一定程度上为他施展才华、实现理想提供了便利。
吴觉农在上海商品检验局担任技正时的实业部委派其视察训令
1918—1933年是华茶对外贸易处于低谷期，特别是红茶的输出数额直线下降， 呈现出空前的惨淡景象，由每年20多万担锐减至10万多担，价格也降低很多。这其中就包括产自安徽、曾在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被誉为世界三大高香茶之一的祁门红茶。
1932年，安徽省建设厅向吴觉农发出邀请，拟请他出任设在祁门的中国第一家茶叶科研机构——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的场长。为了振兴华茶，支持红茶的发展， 吴觉农毅然接受邀请，从上海的十里洋场、金粉之地来到皖南贫穷落后、缺米少盐的山野农乡，开始脚踏实地地实施他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经过一系列详细的科研调查，吴觉农运用现代化管理手段对老茶园进行了系统管理，并开辟新式茶园，对茶园里“七长八短，参差悬殊”的茶树进行剪枝实验。他从国外购进制茶机械，尝试将沿袭百年的传统手工制茶改为机械制茶，并在茶业改良场内成立了茶叶运销合作社。采取“自有生产、自行制造、自为运销的方式， 使茶之企业，成为有系统的经营。这样可以避免种种中介商人的从事剥削，又能集中力量，改善植制”，“渐以达到茶户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之向上”。从种植技术到生产管控，从产地产区到销售流通，经过吴觉农大刀阔斧的改革，两年后，茶业运销合作社获得很大的收益，吸引了大批茶农加入合作社。这种新型茶业运销模式也被作为成功的典范逐渐推广到全国。除了安徽，他还在浙江、江西、湖南等产茶大省，针对各省茶叶特性设立茶叶试验场和茶叶改良场，并先后赴印度、锡兰考察。通过一系列的实践研究，吴觉农分别与范和钧、胡浩川合著了在茶业领域极具代表性的两部著作《中国茶业问题》《中国茶业复兴计划》，分析了中国茶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特点和现状，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技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为当时在困境中艰难发展的中国茶业指出了一条复兴道路。直到今天，这两部著作对中国茶业的发展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和研究价值。
吴觉农在祁门改革红茶技术后，与胡浩川联合发表的《祁红茶业复兴计划》
抗日战争时期，凡有志之士都投身到抗日救国中。吴觉农也在自己的领域为抗击日寇侵略、支援中国经济做着努力。抗击日寇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持，茶叶的贸易收入便是抗战军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吴觉农在这期间从事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的茶叶产销工作。在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市场上海沦陷后，他努力开拓茶叶对外贸易。1938 年，吴觉农受贸易委员会委员邹秉文电邀，率领一批茶人去武汉着手筹备对苏贸易，以茶叶同苏联换取抗战急需的装备武器。同年，吴觉农提出并由国民政府颁布实施了《管理全国出口茶叶办法大纲》，实行全国茶叶的统一购买、统一销售。他先后赴各产茶大省，联系成立各省茶叶管理处(局），系统地组织茶叶的整个生产流程，把分散在各省茶山茶园成千上万担零星茶叶，加工为成品箱茶，集中出口销售，大大提高了对苏易货和海外销售的效益。通过他的不断努力，1939年，华茶外销跃居当时出口商品第一位，不仅超额履行了对苏易货合约，还向西方国家换回一定数额的外汇，为支援抗日做出很大贡献。
培养人才育“火种”
吴觉农不仅重视茶的种植销售，对发掘和培养茶业后继人才也十分看重。早在他留学日本时就提出：“中国茶业失败最大的原因，在无茶业的人才！无论为商、为工、为农，都是靠着数千年来相沿的一点经验，那么改革发展，当然绝望。所以目下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茶业人才的养成。” 他认为茶业人才的培养应从贸易人才和技术人才两方面着手。贸易人才的训练要遵循“实”的标准，除了理论上的学习之外，更应注重实践能力上真才实学的培养。技术人才的训练则应符合“专”的要求，“希望养成专才，而不希望‘无所不专’之人才出现，因致力于一种研究之专才，必较致力数种研究之人才，成就为多，欲求效力增加，实有采用分工合作之必要”。在实践中，吴觉农贯彻他的人才教育理论，举办各种茶业人才训练班、讲习所。1939 年，吴觉农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处长兼中国茶叶公司协理和总技师。鉴于当时中国急缺茶叶学术人才，在吴觉农的建议下，复旦大学创立了茶叶专业（当时呈报为茶业系，经教育部批准，改称“农学系茶叶组”），内含四年制大学本科、二年制茶业专修科及茶叶研究室。吴觉农任系主任和教授。这是中国培养高级茶叶科技人才的第一个茶叶系和茶叶专修科，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茶叶技术骨干，也为后来我国建设茶学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在吴觉农的大力倡导下，安徽、浙江、福建、湖南、四川、云南、广西等高等农业院校也相继开设茶叶专业。
吴觉农关于茶业人才的书函
为进一步培养更专业的科研技术人才，建立专业的茶叶研究机构势在必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国对外贸易口岸全部被日寇侵占，茶叶出口停顿，茶叶生产一落千丈。在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的委派下，吴觉农临危受命，带领蒋芸生、叶元鼎、王泽农等一批志同道合的中青年茶人，来到浙江衢州万川，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茶叶研究所——武夷山茶科所，并由吴觉农任主编，出版了《茶叶研究》《武夷通讯》等优秀的茶叶学术期刊，不仅为我国茶业复兴培养了一批拥有较高水平的茶叶专业技术人才，也为战火中处于奄奄一息的中国茶业保存了希望的火种。
1949年，鉴于在农业方面，尤其是在茶业上的巨大贡献和拥有的宝贵经验，吴觉农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新中国农业部副部长，负责组建了新中国第一家国营专业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茶叶生产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扩大茶叶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1984年，已是耄耋之年的吴觉农主编出版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作《茶经述评》。该书对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唐代陆羽的《茶经》作了详细的译注和全面、科学的评述，饱含吴觉农深厚的茶叶实践经验和理论沉淀，是纵观中国茶文化史背景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被誉为20世纪的新茶经。吴觉农为中国近现代茶业复兴发展而努力奉献的一生让人敬佩，时任中国政协副主席陆定一同志盛赞他为“当代茶圣”。
文章转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