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茶歌

同学们，上午好。我是助教粒粒。

现在是元旦假期，先祝大家节日快乐!

虽然正在放假中，但多杰老师仍在坚持写作。

于是这个周一，【多读茶诗】来和大家见面了。

这是2018年最后一期专栏。

这首茶诗，竟然有336个字。

篇幅量非常大，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毕竟聊武夷茶，离不开茶诗。

会聊些什么?一起来看看咯!

原文

《武夷茶歌》

清.释超全

建州团茶始丁谓，贡小龙团君谟制。

元丰敕献密云龙，品比小团更为贵。

元人特设御茶园，山民终岁修贡事。

明兴茶贡永革除，玉食岂为遐方累。

相传老人初献茶，死为山神享庙祀。

景泰年间茶久荒，喊山岁犹供祭费。

输官茶购自他山，郭公青螺除其弊。

嗣后岩茶亦渐生，山中借此少为利。

往年荐新苦黄冠，遍采春芽三日内。

搜尺深山栗粒空，官令禁绝民蒙惠。

种茶辛苦甚种田，耘锄采摘与烘焙。

谷雨届期处处忙，两旬昼夜眠餐废。

道人山客资为粮，春作秋成如望岁。

凡茶之产准地利，溪北地厚溪南次。

平洲浅渚土膏轻，幽谷高崖烟雨腻。

凡茶之候视天时，最喜天晴北风吹。

苦遭阴雨风南来，色香顿减淡无味。

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

如梅斯馥兰斯馨，大抵焙时候香气。

鼎中笼上炉火温，心闲手敏工夫细。

岩阿宋树无多丛，雀舌吐红霜叶醉。

终朝采采不盈掬，漳人好事自珍秘。

积雨山楼苦昼间，一宵茶话留千载。

重烹山茗沃枯肠，雨声杂沓松涛沸。

正文

武夷茶区的研究，离不开茶诗。

最早记载武夷产茶的文献，便是唐代徐夤的《尚书惠蜡面茶》。

只是在唐代，武夷山产的还是绿茶。

但现如今的武夷山，却是以岩茶闻名天下。

那还要读茶诗吗?

当然要读。

最早记载“岩茶”的文献，便是清代释超全的茶诗《武夷茶歌》。

题目不必赘言，咱们便从作者讲起。

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

超全，是一位僧人的法名。

可他的故事，却要从未出家时讲起。

超全和尚俗家姓阮，名旻锡，字畴生，号梦庵，福建同安人。

其父阮伯宗，字一峰，世袭明朝千户之职。

阮旻锡早年丧父，也没体会到官二代的特权。

日子清苦，母子二人相依为命。

老母亲去世时，阮旻锡身背大石，修盖墓葬。最终将父母双亲，合葬于厦门。

不光是孝子，阮旻锡也是忠臣。

甲申之变，明清易鼎，改朝换代。

阮旻锡正值弱冠之年。从当时的名士曾樱，传习理学，患难与共。

这位曾樱，是当时南明隆武政权的文渊阁大学士。

说起隆武政权，大家可能有点陌生。

赫赫威名的爱国名将郑成功，就隶属于这个政权。

阮旻锡后来身投在郑氏储贤馆内，共赴抗清事业。

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郑氏的海军被清军及荷兰船队夹击，弃金门厦门而走。

经此一败，阮旻锡也开始了亡命天涯的日子。

先开始南下北上，四处逃命，最后曾滞留北京前后达二十年之久。

大约是在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之后，阮旻锡又潜回到福建，入武夷山中为僧，法号便是超全。

阮旻锡为何选择武夷山?

有偶然，也有必然。

所谓偶然，便带有主观性。

可能是阮旻锡偶到武夷山，被这里的风景深深吸引。

虽是假设，但也是人之常情。

凡是到过武夷的人，又有谁不是流连忘返呢?

所谓必然，是带有客观性。

据《崇安新志》记载：

“武夷山向为羽流栖息之所，清初闽南释徒多入山修持，嗣而天心、慧苑、玉华、清源、碧石相继以兴。

天心禅寺有释徒百余人，可谓盛矣。”

由此可见，自清初以来，武夷山内佛教氛围浓厚。

这种氛围，三百余年，至今仍存。

天心永乐禅寺，闻名遐迩，自不用提。

其实在如今岩茶的重要产区慧苑坑内，也还有一座慧苑古刹，颇为值得一去。

有一次我冒雨入慧苑坑访茶，行至半路途中，便在寺中避雨。

庙宇不大，古朴殊胜。

多杰老师在慧苑禅寺

佛像壁画，倒是印象不深了。

还记得在正殿廊下，看见一副对联：

客来莫嫌茶当酒，

山居偏与竹为邻。

此句绝妙。相比之下，宋代杜耒的“寒夜客来茶当酒”可都显得有点矫情了。

阮旻锡是儒生出身，天险奇秀、文化荟萃的武夷山，自然符合其志趣。

不光如此，前来修行的僧人，还多是籍贯闽南。

东躲西藏的阮旻锡，在熟人的介绍下入武夷山为僧。

既可清修，又避尘烦，一举两得，顺理成章。

请注意，阮旻锡入武夷山的时间大致为清代康熙中期。

此时的武夷岩茶，方兴未艾。

这首释超全《武夷茶歌》，便显得格外珍贵。

他为后世留下了关于武夷岩茶最早的一段全面记录。

与其说，这是具有文献意义的诗歌。

如不说，这是最具诗意的茶学著述。

茶诗的意义，便在于此。

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

讲完了作者离奇的人生，我们回过头来看正文。

一二两句，讲的是茶史。

假定，唐代的武夷茶算是晨曦微露。

那么，宋代的武夷茶便是朝霞初绽。

今天的武夷山市，旧时称为崇安县。

崇安，唐代隶属于建州，宋代隶属于建宁府。

诗中提到的建茶，便指的是建州属地、建溪两岸所产之茶。

虽然不能说建茶就是武夷茶，但仍可以说武夷山一直处于宋代的核心产茶区当中。

至于“丁谓”、“君谟”，指的则是茶史上重要的两个人物。

北宋咸平年间(公元十世纪末)，丁谓任福建漕，监造贡茶，进献了

龙凤团。

北宋庆历年间(公元十一世纪中叶)，蔡君谟任福建漕，又造出了更为珍贵的小龙团。

蔡君谟画像

由于龙团凤饼闻名后世，这两位也便写入茶史，并称为“前丁后蔡”。

后来到了北宋元丰年间(公元十一世纪末)，贡茶又有了新花样，做出了比小龙团更为珍贵的密云龙。

建州贡茶，一路精进，直到北宋灭亡。

三四两句，讲的还是历史。

到了元代，武夷茶不但增加了贡额，而且设立了御茶园。

元代皇家的御茶园，位于四曲的溪南。

根据记载来看，民国年间的人过去寻幽探古，见到的就已经是荒草淹没的废墟了。

四曲、五曲、六曲附近，是从前茶园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茶叶品质最好的地方。

接笋峰下的茶洞，就是因“产茶甲于天下”而得名。

现而今，产茶核心已从九曲转移到了三坑两涧。

站在元代御茶园旧址之上，颇有些斗转星移物是人非的感慨。

明代虽然废团改散，但其实贡茶的负担一点没有减少。

只不过，是茶叶的形态变化了而已。

根据《武夷山志》记载，从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直到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的二百七十余年间。

武夷山的茶贡额度一年一年的递增，直到山人无法负担。

五六七八四句，讲的是转机。

故老相传，建州一位老人最早献出山茶，这才有后来建茶入贡之事。

老人死后，当地百姓就把他供奉为山神。

后来每年贡茶之初，便要先由官府祭奠老人，然后才可以开山采茶。

明代景泰年间以后，此山不再产茶，但是对于这位老人的祭祀仍在。

单单祭祀也就罢了，山中竟仍有百余家茶户有贡茶的责任。

自己家不出产，但官府还要求进贡。

诗中的“输官”，可译为“向官府缴纳”的意思。

万般无奈，“输官茶”只能是“购自他山”。

这时候出了一位关键人物，便是诗中提到的“郭公青螺”。

郭子章，字相奎，号青螺，明隆庆五年进士，曾任建宁府推官。

据明代郭孔延《资德大夫兵部尚书郭公青螺年谱》记载：

“至此时，茶户只剩二十余家，岁出易茶之金却如故。

郭公悯之，故而以之闻于两院，民茶税运使张存义得以罢免，而易茶之百金亦分派建安一县。

茶户陈钜等感其恩德，于是竖碑纪公德政。”

当时武夷山中的茶户，哪里有什么话语权?

幸亏郭子章仗义执言，这才得以解脱贡茶之苦。

摆脱了贡茶的骚扰，武夷山中的气氛缓和了很多。

这时的岩茶，便要登场了。

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

请注意，“嗣后岩茶亦渐生”一句，是武夷岩茶最早的确切记载。

后面四句，讲的是辛苦。

黄冠，是道士的别称，这里其实泛指出家人。

由于武夷山许多茶园都归庵观寺院所有，所以僧人道士便也成了制茶的主力军。

制茶的辛苦，首先便是采摘。

农谚讲：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这是田事的道理，放在茶事上仍然适用。

与许多茶区不同，武夷山至今秉承着一年一采的习惯。

福鼎白茶比较方便，先采的可做银针，后来采的再做白牡丹，最后春尾再采，便做些寿眉。

这样“一春多采”的方式，较少受天气的影响。

即使赶上天公不作美，但也总有雨后天晴之时。

武夷岩茶不同，一年就采一次。

时间紧，任务重，这便有了“遍采春芽三日内”的忙碌。

如今武夷山，景区面积大致72平方公里。

就以这个数字来计算，想在短时间内做到“搜尽深山粟粒空”也是极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总向武夷山的茶界朋友建议，除去斗茶大赛，不如再搞个采茶大赛。

保质保量、多快好省的采下茶青，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只是如今我们尊重泡茶人，推崇制茶人，就是没人理会采茶人，这仍是一种缺失。

采下的鲜叶，还要赶紧制作。从萎凋到做青，从杀青到揉捻，最后还要干燥焙火。

一宿忙下来，已经是天光大亮。

稍微休息一两个钟头，便又要开始忙着采下一批鲜叶了。

一个作茶季下来，制茶师傅暴瘦二十斤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一句“两旬昼夜眠餐废”，道尽了制茶人的辛苦。

同样是武夷茶事的珍贵文献，比起清代王复礼《茶说》及王梓《茶说》这两部书。

超全的《武夷茶歌》写的更为鲜活动情。

超全和尚身在武夷多年，耳濡目染茶事繁忙。

个中甘苦，自然参悟透彻。

后面的内容，开始讨论影响武夷岩茶风味的要素。

先说的是地利。

在超全和尚诗中，岩茶产区分为两个：平洲与幽谷。

论质量，平洲茶次，幽谷茶上。

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王梓《茶说》中将“平洲”与“幽谷”的说法进一步规范，确定为“洲茶”与“岩茶”。

这种划分的合理性，如今也被科学所证实。

再往后，岩茶，还又分出了正岩和半岩。

正岩，又要分为三坑两涧。

三坑两涧，再要排出一个高低上下。

可不同坑涧之间土壤的差别，微乎其微。

这样微小的差别再反映到茶汤中，真的能让人品尝出来吗?

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

相比起来，清人的观点符合科学，今人的观点却趋近于迷信了。

这难道不值得今天的茶界反思吗?

地利之后，再讨论天时对于茶汤风味的影响。

超全和尚，不愧是武夷山中的僧人。

对于做茶时的风向，都掌握的十分到位。

北风之中，带来了干燥的空气。

不管是采茶还是制茶，都以北风天最为理想。

若是“阴雨风南来”，那纵容是大罗金仙，做出的茶来也难免“色香顿减淡无味”。

天时、地利都讲完了，就要讲讲人和了。

茶事当中的人和，就是指工艺。

“清漳”，是漳州的别称。

当时武夷山流行的制茶之法，正是传自闽南一带。

比起绿茶，乌龙茶在香气上更为迷人。

而乌龙茶香气的形成，一部分来自于做青，一部分来自于焙火。

若是想获得“如梅斯馥兰斯馨”的香气，自然要“心闲手敏工夫细”。

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

做茶的师傅，一般文化程度略低，常自嘲为“粗人”。

可据我这些年接触下来，事实绝非如此。

但凡能做出一份好茶的师傅，无一例外都是粗中有细。

马大哈，可不适合从事制茶工作。

最后四句诗，写的是珍贵。

岩阿，指的是山中曲折之处。

东安王粲《七哀诗》中，便有“山岗有馀映，岩阿赠重阴”的诗句。

宋树，指的是武夷名丛。

郭柏苍《闽茶录异》中记载：

“为铁罗汉、坠柳条、皆宋树，又仅止一株，年产少许。”

是不是真的为宋代栽植的古树?这我不敢说。

但“宋树”理解为质优年久的老树，却是不过分的。

茶树“无多丛”，产能自然不高。

天心永乐禅寺

旧时的武夷山，大量是菜茶，少量是水仙，名丛则极为罕见。

《武夷山的茶与风光》一书，出版于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其中记载名丛产量时写道：

“除了水仙产量较多外，其余各品种的数量，总计不过占全山百分之二、三。

而梅占、雪梨、黄龙三者产量尤为稀少，近年不过年产一、二斤而已。”

诗中“不盈掬”一词，是不够一捧的意思。

这自然是夸张，但也非毫无依据。

大力发展武夷名丛，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了。

超全和尚的时代，名丛极为少见。

整首茶诗，便似是一部武夷茶事纪录片。

从历史重现，到今日风采。再从采茶场面，到制茶工序。

终了，镜头转回了茶事。

听了这么多，看了这么多，“重烹山茗”自然又别有一番滋味了。

饮茶，总不只是味觉的享受。

饮茶，更兼顾着文化的浸润。

行文至此，我也要去喝一杯茶了。

编辑：粒粒

校对：齐航

设计：静平

杨多杰，“多聊茶”创始人，历史文献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代茶学文献及茶文化教学。“中华茶人联谊会”特约茶文化讲师，多家电视及广播节目撰稿人、顾问及常驻嘉宾

出版作品：《北京秘境》、《北京秘境2》、《北京深处-地铁沿线的75个尘封秘境》、《茶经新解》

曾在《世界博览》、《时尚旅游》、《精品购物指南》、《中国国家旅游》、《中华遗产》、《旅行家》、《社区》、《Timeout》等杂志撰写历史文化类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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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泰顺东溪乡

杭州历史学会的丁云川先生是声望颇著的文史工作者，经他发现并得以保存和保护的杭州地方各类文物不计其数。他的一次很偶然的问茶龙井，竟让这里湮没已久的几方古碑得以重见天日。

那是在2004年的早春二月，西湖群山初萌春意，开始传来春游的人声。老丁的夫人是茶乡梅家坞人，这天，他和夫人商量好一起去“龙井问茶”，然后翻越狮峰、郎当岭，赶到梅家坞会亲友。

王个簃书“新西湖十景”之一“龙井问茶”

早上七点多，夫妻俩来到今天“茶乡之旅”的首站龙井茶室。三杯清茶后，老丁发现，因为时间尚早，茶室内外全无往日茶客满座时的那种热闹，茶香萦绕和鸟雀啁啾之间，颇多幽雅意趣。老丁站起身细细打量这屋前屋后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意间，他看到东边露天空地一隅，堆放着几块形状不一的石板。上去一看，苍苔斑驳的石板上多有刻字，当是碑石无疑！

老丁来了兴致，蹲下身摩挲碑石，细细辨识起来。最先入眼的那块碑石已经残损，缺了上面一大部分，所以也无法确认其碑名，但拂去碑石左边尘土，“云间董其昌”一行字赫然在目！老丁大喜！他知道董其昌是明朝著名的大书法家，这块碑很有可能是明代古碑。另一块碑石保存完整，但碑面已经风化，字迹较为模糊，老丁细辨再三，发现碑石开头有“龙井茶歌”四个字，末尾则有“历甲午年”和题作“赤水洞天居士”的落款——这块碑显而易见可以确认就是一方明代古碑。老丁立即把这一发现告诉文保部门，并要求就地保护这些古碑。

这天回到家，老丁不顾翻山越岭的劳累，马上根据现场记录的部分碑文，开始进一步考证。他从清雍正《西湖志》中找到了与那块残碑相关的故事：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中秋后一日，北宋词人秦观自吴兴到会稽探亲，路过杭州时，特意到龙井寿圣寺拜谒辨才法师，事后写下了《龙井记》。后来，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读到这篇散文，觉得非常精美，就挥笔书写，刻成碑石立于龙井。由于米芾的书法很受人们喜爱，前来拓碑者极多，寒来暑往，五百年后此碑文字残破不堪，以致碑石不存。到了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大书法家董其昌游览龙井，觉得龙井至美，独缺秦观文、米芾书之碑，于是在是年正月三十深夜重书了秦观《龙井记》，还特意写上了“余仿米法以补之”，后由钱塘人金嘉会摹勒上石，立于龙井。

老丁发现的这块残碑正是当年董其昌书写的那块碑。

董其昌像

秦观写过不少有关龙井的作品，尤以《龙井记》及《龙井题名记》两篇为最。他在《龙井记》中说：“龙井旧名龙泓，距钱塘十里……其地当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风篁岭之上，实深山乱石之中泉也……惟此地蟠幽而踞阻，内无靡曼之诱以散越其精，外无豪捍之胁以亏疏其气。故岭之左右大率多泉，龙井其尤者也。”从他的文中可以看出，龙井旧名龙泓，北宋时之所以名扬天下，是因为此地深藏山中，较少受到外界的各种影响。只可惜这块古碑已经残缺，按照《龙井记》原文长短，石碑通高可能达240厘米，非常壮观，而现存古碑只有三分之二左右，另一半是否还存在于世？

董其昌书《龙井记》

碑石上部分断裂痕迹清晰可辨

另一块碑的“历甲午年”应是“万历甲午年”，公元1594年，比董其昌的碑早了近30年。“赤水洞天居士”一名经老丁一番好找，终于查到这是明代戏曲家、文学家屠隆的别号，而碑文就是屠隆著名的 《龙井茶歌，与李念江开府公同游作》，全文如下：

山通海眼蟠龙脉，神物蜿蜒此真宅。

飞泉歕沫走白虹，万古灵源长不息。

琮琤时谐琴筑声，澄泓冷浸玻璃色。

令人对此清心魂，一漱如饮甘露液。

吾闻龙女渗灵山，岂是如来八功德。

此山秀结复产茶，谷雨霡霂抽仙芽。

香胜旃檀华严界，味同沆瀣上清家。

雀舌龙团亦浪说，顾渚阳羡讵须夸。

摘来片片通灵窍，啜处泠泠馨齿牙。

玉川何妨尽七盌，赵州借此演三车。

采取龙井茶，还念龙井水。

文武每将火候传，调停暗合金丹理。

茶经水品两足佳，可惜陆羽未知此。

山人酒后酣氋氃，陶然万事归虚空。

一杯入口宿酲解，耳畔飒飒来松风。

即此便是清凉国，谁同饮者陇西公。

屠隆像

在众多明人的龙井茶诗中，最长而著名的当推屠隆这首《龙井茶歌》。作者从纪游龙井入笔，把龙井山寺林泉之致先描画出来，这龙井泉水长年流不息，是因为龙井山脉暗通于海，汩汩泉水是从龙脉里流淌出来的。再道出喝了这龙井泉和龙井茶，让人灵魂为之清新，极言其名贵和茶艺韵事。全诗通篇描述龙井一带山色、泉水、美茶以及来此品茶的赏心乐事，认为唐宋时期顾渚、阳羡的紫笋雀舌，御贡建茶龙团凤饼，都比不上龙井仙茶，其香其色堪比释家檀香味道，一直飘到天界。诗中说“采取龙井茶，还念龙井水。文武每将火候传，调停暗合金丹理。茶经水品两足佳，可惜陆羽未知此”。可见，在明代用来冲泡龙井茶的不是虎跑水，而是龙井的泉水。

屠隆《龙井茶歌碑》  屠隆《龙井茶歌碑》局部

老丁发现的这两块碑记录了龙井及龙井茶在宋代和明代的历史，为龙井增添了一处人文景观，尤其是《龙井茶歌》开拓了龙井茶的文化意蕴和至美境界，增强了休闲游玩的情趣格调，也延续了龙井的历史文脉。而董其昌的行楷真迹，自然秀雅，非常飘逸，又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所以，文物部门马上把两块古碑移到室内，在龙井景区原地保护起来。

故事还没有结束。一年以后，杭州实施了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在实施龙井景区整治工程的过程中，那些或湮没或散落或闲置在各处的古代碑石被相继挖掘和发现，出土了与《龙井茶歌》相关的残碑。经核对，正是老丁发现的残碑的上面部分，两部分相合后通高191厘米，宽 89厘米，碑文18行，每行多为40字，行书。尽管两碑相合处尚有字迹残损，但终算是“破镜重圆”了。 

据文物部门统计，这次龙井景区整治工程共发现碑文12石，均有较高的茶文化历史和茶文物价值。比如，2005年7月9日出土于龙井“秀翠堂”茶室后面基建工地的《乾隆御题诗刻》，碑高43厘米，宽32厘米，厚15厘米，碑石完整，字迹清晰，碑刻七言古诗一首，书体为行书，内容是：“风篁岭上龙泓涧，喷沫成池贮碧流。飞作瀑泉灵作雨，攻祈那待法师投。”落款“壬午暮春御题”，并盖有“乾隆宸翰”印一方。壬午年即乾隆二十一年（1762），是乾隆皇帝第三次出巡江南之年。龙泓涧即龙井。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四次到龙井，先后四次御题《龙井八咏》，一景一咏，计32首诗。然而所有这些诗篇仅沉睡在地方志及记录有关乾隆南巡的官方典籍中，寻常书中不易一见。今根据新发现碑石的形制推测，当有内容不同、尺寸相同的另外多块御碑，然迄今发现的《龙井八咏》仅此一石，且此碑是杭州碑林数十年来发现的最完整的一块乾隆御碑，尤显珍贵。可以这样说：除去龙井茶叶本身品质优 异外，帝王对龙井的题诗赞誉，为龙井品牌创造了难以估量的无形价值。

“龙井问茶”景区后来专门辟出龙井茶史迹陈列厅“风篁余韵”，展出了近年来陆续发现的这些文物。您现在如果有兴趣去“龙井问茶”，就可以看到其中陈列的当年老丁发现的《龙井记》和《龙井茶歌》这两块古碑。

（来源:杭州文史；文章原名《忽然发现“屠隆”“董其昌” —— 一次偶然“问茶”使两块龙井古碑重见天日》，内容稍有删减；作者系杭州文史研究会理事、杭州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