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皇帝弘历，在位当政六十年，终年八十八岁，这一寿龄即使在现在也是高寿的了，而在中国古代的帝王中更是名列第一的。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乾隆与茶的故事，涉及到种茶、饮茶、取水、茶名、茶诗等等与茶相关的方方面面。
相传，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到杭州，曾四度到过西湖茶区。他在龙井狮子峰胡公庙前饮龙井茶时，赞赏茶叶香清味醇，遂封庙前十八棵茶树为“御茶”，并派专人看管，年年岁岁采制进贡到宫中，当然茶客就是他本人，“御茶”至今遗址尚存。
乾隆十六年，即１７５２年，他第一次南巡到杭州，在天竺观看了茶叶采制的过程，颇有感受，写了《观采茶作歌》，其中有“地炉微火徐徐添，乾釜柔风旋旋炒。慢炒细焙有次第，辛苦功夫殊不少”的诗句。皇帝能够在观察中体知茶农的辛苦与制茶的不易，也算是难能可贵。
乾隆皇帝不是死在任上的，而是“知老让位”的。传说在他决定让出皇位给十五子时（即后来的道光皇帝），一位老臣不无惋惜地劝谏道：“国不可一日无君！”一生好品茶的乾隆帝却端起御案上的一杯茶，说：“君不可一日无茶。”这也许是幽默玩笑之语，也许是“我应该退休闲饮”之意，或者是兼而有之。
乾隆在茶事中，以帝王之尊，穷奢极欲，倍求精工，什么排场都可以做得到。他首倡在重华宫举行的茶宴，豪华隆重，极为讲究。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乾隆中，元旦后三日，钦点王公大臣之能诗者，宴会于重华宫，演剧赐茶，命仿柏梁体联句，以记其盛，复当席御诗二章，命诸臣和之，岁以为常。”他还规定，凡举行宴会，必须茶在酒前，这对于极为重视先后顺序的国人来说其意义是很大的。
品茶鉴水，乾隆独有所好。他品尝洞庭中产的“君山银针”后赞誉不绝，令当地每年进贡十八斤。他还赐名福建安溪为“铁观音”，从此安溪茶声名大振，至今不衰。 乾隆晚年退位后仍嗜茶如命，在北海镜清斋内专设“焙茶坞”，悠闲品尝。
古时候，中国的文人们都喜欢将自己心中的不忿或是现实的生活写入诗歌之中，因此中国的诗歌丰富多彩，既能抒发情感，又能表现现实。
而茶诗也是在这样的文化之中应运而生。茶诗大多由文人雅士在品茶之中创作而出，或写出茶之滋味、或写出饮茶情绪等等。
今天我们就从历史上的那些著名茶诗，来寻找一下关于贡茶的历史吧。
⻄晋左思的《娇⼥》诗也许是中国最早的茶诗了“⼼为茶荈剧。吹嘘对鼎”。
写的左思的两位娇⼥，因急着要品⾹茗，就⽤嘴对着烧⽔的“鼎”吹⽓。与左思此诗差不多年代的还有两⾸咏茶诗：⼀⾸是张载的《登成都楼》，⽤“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的诗句，赞成都的茶；
⼀⾸是孙楚的《孙楚歌》，⽤“姜、桂、茶出巴蜀，椒、橘、⽊兰出⾼⼭”的诗句，点明了茶的产地。到唐宋以后，茶的诗词骤然增多，这些茶诗茶词既反映了诗⼈们对茶的宝爱，也反映出茶叶在⼈们⽂化⽣活中的地位。
自唐以后，历代的名茶绝大部分被列为贡品，每年最早采制的新茶首先派专人送入皇宫，供皇帝享用，往往是为了表示特別的恩宠，皇帝才舍得用茶赏赐亲信的大臣。
唐代柳宗元在《为武中丞谢赐新茶表》一文中写出了得到皇帝赐予的一斤新茶后的诚惶诚恐、欣喜无限的心情：
“臣某言，中使窦某至，奉宣旨赐臣新茶一斤者，天睠忽临，时珍俯及，捧载惊忭，以喜以惶。……衔恩敢同以尝酒，涤虑方切于饮水，抚事循涯，陨越无地，臣不任感戴欣忭之至。”
纵观古今诗词，它们都有一大共性，那便是社会职能。透过诗词，我们不仅能够体会到作者的情绪表达，思想内涵，更能从中观察出当时的社会民情，风气习俗等。
宋代茶饮风俗形式，在其历史时间与空间具有时代的特征、社会的特色。在宋代，全国范围内出产茶叶200多个品种。其中，皇家的贡茶最具有代表性。
北宋王朝初立，宋帝设立茶局，派重臣督造皇家御茶，他们最终选定福建建州凤凰山北苑贡茶为皇家御茶，旷世奇茗也由此诞生，掀开了中国茶叶史上新的篇章。据记载，皇家贡茶“龙团凤饼”为宋真宗时期宰相丁谓所创，小“龙团凤饼”是宋四大书法家、福建转运史蔡襄所造。
宋徽宗年间，郑可简改制的“龙团胜雪”成为中国制茶史上的一个神话，至今无法超越。
宋代贡茶之美、茶叶之精，使得大量文人墨客为之倾倒。饮茶不仅成了人们物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进入上层社会的精神生活，成为文学艺术的主题之一。
在“两宋”时期，先后有180多位诗人、词人用文章赞颂宋代贡茶，诗词达400篇。宋代的贡茶记录着宋代人深耕茶史的足迹，记录着宋茶创造茶史的辉煌。建茶入诗，比比皆是。
北宋文学家苏轼把佳茗和佳人联系在一起，写出了“从来佳茗似佳人”的佳句，为人们所传诵。
陆游写了300多首茶诗，成为历代诗人中写茶最多的一位。陆游对建茶更是情有独钟，他入闽做茶官，就生活在建茶之地建州。“建溪官茶天下绝” 的名句，出自于他的《建安雪》。
欧阳修在病中喜得建茶，品尝之余，遂作《和梅公仪尝建茶》。“莫夸李白仙人掌，且作卢仝走笔章”，这是梅尧臣的诗句，是说北苑“龙凤团茶”可以比得上“仙人掌茶”，也可与“阳羡紫笋茶” 媲美。
宋人欧阳修《龙茶录后序》中说，“茶为物之至精，而小团又其精者”，当小龙团被列为贡品以后，更是难以得到。当时的皇帝宋仁宗也非常珍惜，就是辅佐他左右的大臣也不易得到赏赐。
只有在“南郊大礼，致斋之夕”四位高级臣僚才共同分得一饼，分割成四份各自带回家中宝藏，仅是在贵客到来时，才拿出来传观展玩。
珍贵如此，无以复加。宋代文人王禹偁在《恩赐龙凤茶》一诗中说：“样标龙凤号题新，赐得还因作近臣。”“爱惜不尝惟恐尽，除将供养白头亲。”
此外，黄庭坚的《谢送碾赐壑源拣芽》，杨万里的《谢木媪之舍人分送讲筵赐茶》诗中都专门吟咏了赐茶之事，这些可以说是最上层的赠茶习俗。
到了元代，贡茶一直是传统的团饼茶，也还在沿用宋代的龙团茶制法，龙凤团、密云龙的名称仍在。元代皇帝也经常赐给大臣贡茶，“讲筵分赐密云龙”。
龙团茶仍要经过碾末，然后烹点。大臣虞集写过这样的诗句：“摩挲旧赐碾龙团，紫磨无声玉井寒。”宰相耶律楚材写道：“黄金小碾飞琼屑，碧玉深瓯点雪芽。”品饮贡茶的这种情趣与宋代别无二致。
但是在民间及士大夫私下的品茶生活上，元代渐渐发生着转变。元代诗人汪炎昶在《咀丛间新茶二绝》中，写他摘取新茶直接咀嚼，感觉极有韵味，不经过复杂的制作，尝到了茶叶的本真滋味，诗中写道：
非常有意思的是，为皇宫修贡的武夷地区，也在大量生产散茶，而且散茶居于主流。元诗人蔡廷秀在《茶灶石》诗中写道：“仙人应爱武夷茶，旋汲新泉煮嫩芽。”
这个茶灶石，就是南宋儒学大师朱熹在武夷讲学时经常品茶的地方。朱熹当年所饮之茶，应是散茶无疑。当时朱熹带领学生亲自种茶采茶，品饮的就是制作简单而不失真味的芽叶散茶。
这滞后于茶事发展的状况，是一种恪守陈规的作法，从概念上人们仍以加工繁琐的龙团为精品。
但洪武二十四年九月(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发了一道诏令：“岁贡上供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茶以进。”正式宣布皇室不再需要团饼茶了，这道诏令成了炒青散茶取代蒸青团茶的转折点。
明太祖的这一诏令，的确起到了分水岭的作用，从此，散茶成为绝对主流，由此炒青也成为主流制茶方法而延续至今。明太祖朱元璋为什么特意下发这么一道诏令？
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中说：“国初四方贡茶，以建宁、阳羡茶品为上。时犹仍宋制，所进者俱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
诗人张岱曾在诗文《曲中妓王月生》中写道：“白瓯沸雪发兰香，色若梨花透窗纸。”从这句诗中可以看出诗人对于茶叶的香气以及颜色作出自己的评价，并且描绘出了茶水清澈透亮的感觉。
这证明明朝的诗人更加赞赏茶香清幽似兰，茶色清淡透亮的茶品，不再只关注于口感，更加注重茶的品质。
清代茶诗数量庞大，也有许多著名诗篇。如高鹗的《茶》诗："瓦铫煮春雪，淡香生古瓷。晴窗分乳后，寒夜客来时。漱齿浓消酒，浇胸清入诗。樵青与孤鹤，风味尔偏宜。"
边寿民的《好事近·茶壶茶瓶》词："石鼎煮名泉，一缕回廊烟细。绝爱漱香轻碧，是头纲风味。素瓷浅蓝紫泥壶，亦复当人意，聊淬辩锋词锷，濯诗魂书气。"两首诗词都在淡雅之中，透出无限韵味。
当然，我们不得不说的是，清代最善写茶诗的可能还是乾隆皇帝。茶在这位"康乾盛世"主宰者之一的生活中，是具有重要地位的。
相传，当他85岁要退位时，一位大臣谄媚地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啊。"乾隆皇帝则回答说："君不可一日无茶啊。"就是这位皇帝，撰写过几百首茶诗。其中有一首专门写普洱茶的：
这是一首乾隆皇帝赞美普洱茶的茶诗妙句，乾隆尤爱普洱，曾作御制诗赞普洱多首，诗中多为极尽赞颂之语，写出了诗人饮罢普洱之后的愉快心情及对普洱的喜爱之情。
纵观我国的茶文化，以茶作诗为载体起起伏伏发展。尽管茶文化有过落寞的时候，但茶诗却依然在诗歌发展之中占有一席之地。
(《吃茶去》杂志)“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这是茶文化界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出自成书于汉代、甚至战国的《神农本草经》，但未见出处，多是人云亦云。最近笔者对此作了研究，查到了最早引录该语的，是清代的著名类书——校刊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文渊阁影印本《钦定四库全书·格致镜原》，引文来源可能是宋、元、明时代的笔记类稀缺版本，与流行的“神农得茶解毒”引语有所差别：
《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
笔者结合相关文献，考述如下。
学术不能“莫须有”
将此说归为战国、汉代《神农本草经》的代表性著作有：
安徽农业大学教授陈椽编著的《茶业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84年初版、2008年再版)第一章《茶的起源》：“我国战国时代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就把口传的茶的起源记载下来。原文是这样说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虽然该书配有三幅《神农本草经三卷》古本书影，但看不出有该语的出处。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蔡镇楚等3人编著的《茶祖神农》，该书2007年由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被誉为“中国第一部以茶祖神农氏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被作为《神农本草经》引语，与《茶经》引语“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并列，醒目地印在该书封面上。但这本近25万字的专著，并未说明该语的出处。笔者曾致电请教蔡镇楚教授，含糊地回答说《四库全书》上可能有类似记载，但说不出是何种古籍。
中国茶叶博物馆编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的《话说中国茶文化》，在插图《神农本草》古本书影的同时，也引用了该语：“据考证，距今五千年前，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的记述，是茶叶作为药用的最早记载。但由于《神农本草经》中的许多内容是后人根据传说的补记，其可靠性值得商榷。”虽然说可能是后人根据传说补记的，值得商榷，但前提还是《神农本草经》有此记载。
今年4月，笔者主编《科学饮茶益身心——2011`中国宁波 ‘茶与健康’研讨会》文集时，40篇来稿中，粗读就有7位专家、学者引用此说，可见影响之大。
其实，此说在任何版本的《神农本草经》，都是找不到出处的，因为该书根本就没有记载。笔者查阅哈尔滨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清代顾观光等著的《神农本草经》，该书被认为是现存较早的《神农本草经》版本，在该书记载的365种中草药中，不仅没有“神农得茶解毒”之语，连“茶”的词条都没有。很多茶文化书籍则将《茶经》引录的唐《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引语“苦荼，一名荼，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作为《神农本草经》引语。
如此看来，引用该语的专家、学者多是认为，此说在古本《神农本草经》上应该有的，可能有的，只是现在没发现，也许散佚了。众所周知，言之有据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点，学术不能搞“莫须有”。
清代陈元龙《格致镜原》有引录
最近，笔者在宁波图书馆分别查到了两种清代陈元龙编撰的著名类书《格致镜原》，分别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校刊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三月的文渊阁影印本《钦定四库全书·格致镜原》，和光绪十四年(1888年)印刷的单行本《格致镜原》，两书《饮食类·茶》均有如下引录：
《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
陈元龙(1652—1736)，浙江海宁人。字广陵，号乾斋。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累擢广西巡抚，在桂七年，吏畏民怀。所建陡河石堤及三十六陡门，尽复汉马援、唐李渤故迹。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卒谥文简。工诗，有《爱日堂》诗二十七卷，又辑有类书《格致镜原》，《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历十年而成的《格致镜原》，被誉为清代中国传统博物学官方类书的代表，最早校刊于雍正十三年(1735)，即作者逝世前一年。该书广记一般博物之属，分一百卷三十大类，子目多至一千七百余条。内容涉天文、地理、身体、冠服、宫室、饮食、布帛、欣赏器物等，几乎无不具备。所谓博物之学，故名“格致”。又“格致”寓致知，即研究事物之意;“镜原”为探求本原，犹事物纪原之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其“采撷极博，而编次且有条理……体例秩然，首尾贯串，无诸家丛冗猥杂之病，亦庶几乎可称精核矣”，是研究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史的重要参考书。
《格致镜原·饮食类·茶》引录了大量茶事文献，此前，茶文化界未曾关注，除“神农得茶解毒”以外，可能还有其它独家引录的内容，有待详细研究。
两点细微差别，引于何种《本草》有待考证
仔细阅读《格致镜原》“神农得茶解毒”引文，可以发现与常见的《神农本草经》引文，除了结尾多了“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以外，另有两点细微差别：
一是“七十毒”非“七十二毒”。
“一日而遇七十毒”之说《淮南子·修务训》有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 《格致镜原》引文原文作者是否由此而来，有待考证。
二是“茶”字非“荼”字。上述两种版本均为“茶”字，而非“荼”字。
虽然仅是一字之差，但其中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一般说来，隋代之前多为“荼”字;隋、唐时代“荼”、“茶”并用，如成书于隋末的著名类书虞世南《北堂书钞》，已经列出“茶篇”;宋代以后则多用“茶”字。
《格致镜原》引录该语时，只注明是《本草》，未说明年代与作者，由于目前尚未发现其它文献引录该语，给后世留下了疑问。
中国历代《本草》类著作繁多，据北京大学博士、茶文化专家滕军女士转引日本冈西为人《本草概说》统计，中国隋代之前，已有《本草》类著作百种左右，唐代以后更多。
虽然《格致镜原》引文出于什么年代仍需考证，但笔者以为有两点可以确定：
一是此引文肯定出自《本草》原著，因为身为高官的陈元龙是一位饱读诗书的、严谨的学者，从他凡事究其原委的治学态度来看，他是看到该《本草》原著的。
二是可以排除引文出自《神农本草经》。除了最早的茶事文献《北堂书钞》、《茶经》未见《神农本草经》引文，今存《神农本草经》没有“茶”之词条外，从《格致镜原》引文使用“茶”字的信息，又附有“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句，说明该《本草》不会是唐以前的版本，而是宋、元、明时代刊印的笔记类稀缺版本，很可能是明代版本，因印刷甚少而散佚了，或尚有存世而未被发现，如清代稍晚于陈元龙的陆廷灿的著名茶书《续茶经》，也未见引录。
《新义录》记载可能源于《格致镜原》
关于“神农得茶解毒”的话题，《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早在1991、1994年就作过探讨，分别发表过周树斌《“神农得茶解毒”考评》、陈椽《〈“神农得茶解毒”考评〉读后反思》、赵天相《“神农得茶解毒”补考》三篇文章，可惜都没有说清楚，三文都把《格致镜原》书名错为“《格致镜源》”，把另一种记载“神农得茶解毒”的清代文献《新义录》作者孙璧文错为孙壁文，周树斌还颠倒了陈元龙与孙璧文的前后年代，说明他们均未查阅原著。陈椽所持观点也是“莫须有”的。
孙璧文在《新义录》中记载：
《本草》则曰：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
孙璧文(?—1880),字玉塘, 安徽太平仙源(今黄山市黄山区，原治所为仙源)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一生淡荣利，爱读书，尤善经史，博闻强记，善鉴别，重考证，对人文地理，校勘目录，素有专长，尤对萧统《文选》颇有研究。光绪元年(1875)，太平知县邹仲俊、教谕马鹿初，提倡文化，重振仙源书院，璧文募集资金，四出搜集图书，主要从江、浙、沪、湘、鄂、赣、闽、粤等江南诸省市及日本等地购书2150种，计2.74万卷，藏于仙源书院，连同先期邑人捐书，藏书达3.3万余卷。除《新义录》外，另有《仙源书院》续编四卷等。
孙璧文晚陈元龙100多年，一个是清末举人爱书者，一个是清初高官、大学者，《新义录》引文与《格致镜原》完全一样，亦未记载详细出处，笔者以为《新义录》引文可能源于《格致镜原》。
排除《神农本草经》之说并不影响神农的茶祖地位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笔者以为，确立神农氏茶祖地位的，是国人世世代代的传说，尤其是茶圣陆羽在《茶经》中的点睛之笔，“神农得茶解毒”之说是否出于《神农本草经》并不重要，排除该书“神农得茶解毒”之说，丝毫不影响神农的茶祖地位，而将找不到出处的说法，硬是“莫须有”地加于其上，无异于“皇帝的新装”。
附带一笔，因为《神农本草经》“神农得茶解毒”之说查无出处，有心人不妨反证一下，此说究竟源于何时何处，这对当前茶文化界不重文史考证，人云亦云的现状，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本文摘自2013年第1期《吃茶去》杂志;作者：竺济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