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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与普洱茶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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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扬:边茶贸易与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刘志扬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

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一种消费品像茶叶这样影响中国边疆历史。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边茶贸易作为中原王朝用汉地茶叶换取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马匹或其他商品的一种商业活动,贯穿了宋以来中国历史的每个阶段。在延续千年的边茶贸易过程里,围绕边茶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各民族自觉或被动地参与其中,在各个链条和环节上分工合作、利益共享,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商贸活动。可以说,边茶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各民族经济和文化交往、交流的历史,也是一部政治上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

关键词

边茶 中华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

正文

边茶,顾名思义,即为专门销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其原料、制作工艺、包装和运输方式等有别于销往内地的腹茶。边茶为黑茶类,中国的黑茶主要是老叶茶,一般为一叶三芽到五芽,并掺杂茶树梗,经过特殊加工过程(如渥堆工艺等),专门供应北方、西北及青藏高原各民族。黑茶产地主要有四川(南路边茶、西路边茶)、湖南(安化黑茶)、湖北(老青茶)、云南(紧茶)、广西(六堡茶)、陕西(茯茶)等。其中四川雅安、天全、名山、荥经和灌县、什邡、崇庆、平武等地生产的边茶,以及云南佛海等地生产的紧茶主要供应西藏和四川甘孜阿坝、青海、甘南等涉藏地区,用以制作藏族人民喜爱的酥油茶;湖南安化等地的黑茶主要供应新疆和蒙古草原,湖北赵李桥的青砖主要销往内外蒙古和俄罗斯等地。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限制,茶叶并不产于秦岭淮河以北的非酸性土壤地区,因此边疆各民族对茶叶的获得必须依赖于与内地产茶区的交易。所以,边茶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各民族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交流史,也是一部政治上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

纵观中国历史,从来没有一种消费品像茶叶这样,在维系中央政权与周边民族关系方面起着如此重要和持久的作用。经济上,茶叶在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经济互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治上,它是历代中央王朝控制和稳定边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文化上,茶叶对边疆民族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边疆民族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使之成为自己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茶叶由内地向北方草原地区和青藏高原的传播

中国人的饮茶习惯始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陕西咸阳原东端的西汉景帝阳陵外藏坑K15中出土的腐朽碳化的粮食遗迹中,发现有茶叶残留物,此为截至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茶叶实物。考古工作者推测这是皇帝的茶,但具体怎么饮用,是食物还是药物,茶叶来自何处等重要信息却无从得知。可以肯定的是,喝茶习俗在汉代尚未普及。南北朝时期,蜀地等南方地区的汉人已经普遍饮茶,均为粗放式的煎饮,将茶与米粥、橘皮、姜等混在一起煮沸后饮用,饮茶被称为“茗饮”。至于采摘下来的茶树叶片是否经过炒制等工序的加工,文献无明确说明。现有的考古材料也没有茶叶加工的确凿证据。有关唐以前人们的饮茶,由于史料不足,或传世资料可疑之处颇多,所以茶学界的争议较多。可以确定的是,到了唐代,饮茶已经发展为一门艺术,茶叶的加工、制作技术开始精细化,唐代茶圣陆羽所著《茶经》即为明证。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我们可以知道,茶叶在唐代已经开始规模化生产并成为了商品,也就是说茶叶在唐代已经开始普及,有了一定规模的消费群体。自细煎慢啜式的品茶出现后,茶叶的形制逐渐从大叶、片、饼团过渡到宋代的抹茶和散条形茶。到了宋代,中国南北的汉人社会中饮茶之风炽盛,从社会上层到普通百姓都将饮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王安石在《议茶法》中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

北方游牧民族饮茶的历史较晚,南北朝时期,饮,仍以加工过的奶制品——酪浆为主。根据成书于北魏的《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喜欢“茗饮”的主要是南朝汉人,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非汉民族和受少数民族生活习俗影响的汉人,日常饮用的大多是酪浆。南朝齐官吏王肃因政治斗争失败投奔北魏后,为了迎合鲜卑贵族,饮食习惯从“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到逐渐适应北方游牧民族的羊肉、酪浆。有一次在宴会中,他为了讨好北魏高祖拓跋宏,说茗饮只配做酪浆的奴仆。给事中刘镐对王肃十分仰慕,以至于每天都要喝茶。魏高祖之弟彭城王元勰对此十分不屑,讥讽他“好苍头水厄”,意思是喜欢平民百姓下贱之物。后来北魏人就将茶水贬称为“酪奴”“水厄”,以至在北朝的宫廷和贵族宴会中,官员以“茗饮”为耻。不过这也说明,当时的北朝,饮茶和饮酪浆的两种习惯同时存在。在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下,尽管汉人和鲜卑人存在差异,但也相互学习和适应不同的文化和习俗,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成为时代的趋势和特征,不断加入北魏的南朝人无疑会对统治民族鲜卑产生文化和风俗习惯上的影响。

唐代,开始有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进行茶叶贸易的记载。8世纪中叶崛起于额尔浑河并称雄于蒙古草原的回纥汗国与唐朝和平相处,并两次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回纥与唐之间的贸易十分频繁,主要为以马匹换丝绢。其间也会以马易茶,如《新唐书·陆羽传》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然而,回纥易茶的用途是什么?是用来转手与其他民族贸易?还是自己饮用?史书并无相关说明。因此唐德宗时御史中丞封演撰《封氏闻见记》中说,“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可见唐时北方民族饮茶并不常见,以致官至御史中丞的封演也对回纥来唐易茶感到奇怪。

至宋代,北方民族才开始普遍饮茶,茶马贸易成为当时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进行物资交换的重要形式。除了我们熟知的宋与西北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外,北方的辽、金等也与宋在互市中交换茶叶。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澶渊之盟前,宋辽之间沿边地区便有数个用于互市的榷场,其中包括茶叶贸易:

契丹在太祖时,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后有范阳之师,罢不与通。雍熙三年,禁河北商民与之贸易。

也就是说,宋辽之间在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时期,并没有政府设置的正式交易场所,也没有贸易管理机构,这一时期的贸易应该主要为民间贸易。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才正式在宋与辽实际占领的燕云地区设立了雄州等5个榷场。不过直到澶渊之盟前,因为“累年兴师”,宋辽之间的战争与冲突不断,这些榷场都不固定,时设时罢。澶渊之盟订约的景德二年(1005),北宋在雄州、霸州和安肃军三处设立固定的榷场,后来又增设广信军。“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

考古材料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据,呈现了当时辽、金、西夏的饮茶情况。河北省宣化下八里村的辽代张世卿家族墓中有大量反映当时饮茶内容的壁画,壁画中烹茶人既有汉人装束者,亦有契丹人装束者,画中茶炉、茶壶、茶杯、茶碾等茶具和烹茶用具,以及烹茶过程,说明当时辽朝南面官所辖燕云十六州饮茶之风的盛行。此与宋人苗绥所说“燕人衣服饮食以中国为法” 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辽代壁画所见烹茶的方式均为与宋相同的点茶法,而不是在茶水中勾兑鲜奶。烹茶者多为着汉装者,茶具也多来自北宋的官窑,这可能是当时辽国辖境内的汉人多饮茶,而辽朝契丹皇室和贵族也模仿宋人的饮茶方式。辽朝的契丹人饮茶仅限于士大夫阶层,一般百姓可能较少饮用。宋真宗景德二年订立的“澶渊之盟”是当时宋辽之间的一项重要盟约,其中规定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这其中物品并没有包括茶叶,说明茶叶对于辽国并不重要。宋仁宗时期,宋与西夏开战,党项羌的西夏因为经济消耗不堪重负,故而接受宋每年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两万斤的岁赐。这其中茶被作为岁赐之物值得关注,证明茶已经在西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生活物品。由于西夏占领着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长城南部沿线地区,与吐蕃相邻,因此茶叶到底是西夏自己消费,还是转卖给吐蕃部落,尚不得而知。

金朝饮茶之风亦盛,主要流行于金国辖境的汉人之中。泰和六年(1206)尚书省上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 “比岁上下竞啜”表明饮茶习俗已经开始在金国各阶层普及了,不过应该主要在从事农耕的汉人之中流行。作为金国统治者的女真官员认为,“茶本出于宋地,非饮食之急”,可见当时的女真人并没有将茶作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为“非必用之物”,属于奢侈品。而且为了节省国库开支,避免“费国用而资敌”,金朝曾数次禁止与宋的茶叶贸易,如《金史·章宗本纪》载:“(泰和六年十一月)初定茶禁。”甚至规定只有七品以上的官员才有饮茶的资格,而且严禁买卖和作为馈赠之物。“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财弥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平民阶层的女真人没有普遍饮茶的习俗,而且可能因为茶禁等原因导致茶价高企,因此只有在一些重要的节庆和婚嫁等场合才会饮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南宋礼部尚书洪皓出使金国,被扣押在金国腹地冷山十数年,熟知女真习俗,归国后所撰《松漠纪闻》中记有女真人婚宴中饮茶场景,“宴罢,富者溣建茗, 建茗即产于福建建宁(今福建建瓯)的茶叶,为朝廷的贡品茶,时人称之为“御茶”。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酪”。其中的“粗者煎乳酪”便是用粗茶与鲜奶或酥油熬煮在一起,这可能是汉文文献中最早关于奶茶或酥油茶的记载。

元代,入主中原的蒙古人与汉人杂处,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有了相互融合的趋势,蒙古人将茶与奶制品结合在一起创制出适合自己口味的饮品。元人有多种煎茶和饮茶的方式,如枸杞茶、玉磨茶、金字茶、清茶、炒茶、兰膏茶、川茶、西番茶、藤茶、孩儿茶、酥签等,其中的西番茶、兰膏茶、炒茶、酥签为茶中加酥油搅拌或炒制而成,明显为北方民族的饮茶方式。这些饮茶方式不仅流行于蒙古人中,也为当时的汉人所接受,并在元曲中有所反映。李寿卿《月明和尚度柳翠》中第二折:“茶博士,造个酥签来。” 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二折:“(郭云)师父要吃个甚茶?(正末云)我吃个酥签。” 可见,酥油茶是元代茶饮的重要类型。元代汉人为什么接受了酥油茶,最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元代汉人为了迎合蒙古统治者而采取的做法,不过这也间接促进了蒙汉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到了明代,长城以南的汉人中便不再有喝酥油茶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元代以后茶叶便开始在蒙古等游牧民族中普及和流行。

茶叶何时进入西藏?以及茶叶何时在西藏普及而成为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学术界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吐蕃时期吐蕃人的饮食以青稞炒面(糌粑)和酪浆为主,未见有关吐蕃饮茶方面的史料, 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捻麦为碗,实以羮酪,并而食之。”也不见唐蕃之间茶马互市。宋代,由于北宋王朝与北方的辽、金、西夏长期处于战争对峙状态,因此需要大量的用作军事用途的马匹。于是便开始了与较少发生战争冲突,生活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吐蕃进行茶马贸易。这一时期的茶马贸易主要地点是宋朝与吐蕃相邻的西北地区的秦凤路、熙河路, 据《宋会要》记载,“(熙宁)十月十四日,太子中舍、三司干当公事、经画成都府利州路茶货李杞等奏,与成都府路转运司同共相度到于雅州名山县、蜀州永康县、邛州在城等处置场买茶,般往秦凤路、熙河路出卖博马。”而不在茶叶产地四川雅州。而且输入吐蕃的茶叶为生长期较长的“老茶”,而非汉人喝的“嫩茶”。北宋黄庭坚《山谷别集》卷八《叔父给事行状》记有:“产茶之地尽在川路,卖茶之地全占陕西”,“(川茶)茶色不等,盖汉茶食嫩,番茶食老”等语。可以确定的是,此时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吐蕃人已经开始普遍饮用茶叶,至于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在宋元时期是否开始普遍接受茶叶,藏汉文献阙如。元代,开始有了“西番茶”和“西番大叶茶”的叫法。元朝中期蒙古医学家忽思慧著《饮膳正要》卷第二《诸般汤煎》详细记录了西番茶的产地和煮法:“出本土,味苦涩,煎用酥油。” 元代的西番为宣政院管辖的与陕西行省、四川行省、甘肃行省、云南行省相邻的藏族聚居地区,西番茶的产地雅州元代亦属宣政院辖地,元政府在此设有西番茶提举司, 至大四年九月,“罢西番茶提举司”。因此《饮膳正要》说西番茶“出本土”不无道理。茶与酥油混煮,这已是酥油茶的做法。明初,大臣解缙对西番人煮茶的方法描述得更为详细:“盖夷人肥膻潼,则群聚穹庐中,置釜煮茶茗,调以潼酪,而济其肉食,其俗非一日矣。” 将煮沸的茶水与酥油搅拌,已与现在酥油茶的制作方法并无二致,而且至明初以前这种酥油茶的制法已延续了很长时间,说明元代酥油茶在西番人中十分普及。明朝嘉靖年间,边茶已经加工成了砖形,“私贩茶户每采新茶,屣成方块,潜入番族贸易”。砖茶既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茶叶的容积,也便于长途运输和保存。到了清朝前期,文献已经明确记载饮茶习俗已在卫藏地区普及。乾隆时期的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多喀尔·策仁旺杰在其自传《噶伦传》中至少6处提及在拉萨和日喀则向寺院僧人布施茶叶的情况。

外国学者大多认为茶叶传入西藏的时间在公元10世纪以后。葡萄牙耶稣会士安东尼奥·德·安德拉德(Antonio de Andrade)和曼努埃尔·马库斯(Manuel Marques)是最早进入西藏的西方人。1623年,他们到达西藏西部古格王国的首府查帕朗(Tsaparang)。安德拉德在他1624年的报告中提到从中国进口的粗丝绸和瓷器、茶经由卫藏到达古格。第一个提到砖茶的西方人是威廉·穆尔科夫特(William Moorcoft),他详细描述了1819年在拉达克的列城见到的被压紧成方形的茶包:“这些茶包来自拉萨和叶尔羌,用牛皮包裹,上面覆有带着汉字的黄纸。” 总之,宋元至明清以来,随着饮茶习俗在青藏高原的传播和普及,茶叶逐渐成为藏族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茶叶从内地,从汉地向北方、西南民族地区传播的过程,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传播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北方、西南民族在这个过程中对茶叶并不是简单地被动接受,而是根据各自民族特点,结合自己的饮食文化习惯,把茶与奶制品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发展出具有自身民族特点的饮茶方式和习俗。

二、茶之于藏民族的重要性

对于北方和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来说,食肉和饮用兑有奶制品的茶是获取身体营养成分的必要途径。自古以来,牛、羊便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家畜,青藏高原分布着面积广阔的牧场,相当多的人口从事畜牧业。农区主要分布在河谷地带,受到灌溉条件和日照时间的制约,粮食产量很低,单靠耕作所获无法维持基本的生存,于是村庄周围不适宜耕种的空地常常被用来放牧牛羊,这里没有如中原地区那样的纯农业区,农区也呈现出半农半牧的特征。因此,奶制品是青藏高原最易获取的食物。牛奶是一种高热量的饮品,并富含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和膳食钙。虽然人们从深绿色的蔬菜也能获得膳食钙,不过需要食用大量的蔬菜才能满足人体的需要。由于青藏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和高海拔,能够栽培的农作物尤其是蔬菜并不多。传统上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日常食用的蔬菜主要是圆根、豌豆等,缺少深绿色的蔬菜。摄取牛奶中的膳食钙便成为最便利的营养补充。另外,作为高热量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奶制品能有效地帮助生活在高原的人们抵御寒冷的天气。对一些人来说,由于体内缺乏分解牛奶中乳糖的乳糖酶,直接饮用鲜奶会造成腹痛和腹泻。医学研究表明,人类从婴儿时期断奶后,身体中分解人和牛、羊等动物奶的乳糖酶便会消失,从而出现乳糖不耐症,由于乳糖不能直接被人体所吸收,饮用动物奶后便产生相应的排斥,引起腹痛和腹泻。这一点在亚洲世界更加普遍,亚洲人100%都有不同程度的乳糖消化不良(LM)症状,对牛奶具有排斥性。根据笔者掌握的文献,未见民主改革前藏族直接饮用鲜奶的记载。20世纪40年代,俞湘文在对西北地区甘青川康四省涉藏地区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牧民)从不吃白开水或纯牛奶,必须喝茶或奶茶”。鲜奶或奶制品酥油与茶叶的结合能为身体所接受,巧妙地克服了亚洲人乳糖不耐症的问题,形成了藏族独特的饮茶方式。清人记载酥油茶的制作方法为,“以茶入锅,煮数十沸,去渣,入乳酥合盐各少许,盛以木桶,群取以食”。即将茶叶煮沸后加入盐,再倒入木制的酥油桶中用木棍进行充分的捣拌,使茶和酥油融为一体,成乳状即可饮用。这种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沿袭至今。

茶含有咖啡因,为轻微的成瘾品,但对人体没有危害。饮茶较之饮白水是一种享受,易于入口,茶叶可将寡淡无味的白水变为具有吸引力的饮品,还有降脂、解腻、提神的功效。茶叶含有人体所需的维生素、镁、钾等成分,这些成分能够补充绿色蔬菜摄取的不足。

此外,我们知道,人畜粪便等有害物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对水源的污染,人类在饮用受污染的水后,水中的病菌进入身体,会导致疾病的产生和传播。茶叶则要用沸水熬制后方能饮用,烧开的茶水可以做到相对无菌,因此饮茶习俗在藏地的普及,减少了当地人生病的概率和疾病的传播,使得寿命大大延长。目前虽然缺少这方面的史料加以确认,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茶在青藏高原普及后,其在藏族人民的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由于藏族特殊的饮食习惯,即“饮食多糌粑、牛肉、羊肉、奶子、奶渣、酥油等物,其性燥烈,而茶为急需,故贵贱皆以茶为命”。另外,边茶适合熬制,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独特的饮食和烹饪方式十分契合。受制于高原的气候和环境,除了夏季和有日照的时间外,大多比较干燥寒冷,为了抵御寒冷,人们喜爱热食热茶。藏族最为喜爱的酥油茶用茶和酥油打制而成,酥油受凉便会凝结,需要趁热喝下。糌粑是藏民族最为日常的食物,用热茶或酥油茶挼糌粑最为理想。另外,藏地缺少木材和煤炭,随处可见的牛粪成为藏地最常用的燃料。牛粪燃烧的火力较弱,适合炖煮食物和熬茶。用慢火熬制不仅能充分激发出黑茶的香气,使茶水更加浓郁,其过程对喝茶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即便在野外,觅一避风之处,用三块石头支起简单的炉灶,将放入茶叶的陶壶或铜、铁壶放置其上,点燃牛粪慢慢熬煮,再用煮沸的茶水揉制糌粑,既能驱寒消解疲劳,也能饱腹。这也是茶为藏民族所喜爱并能在青藏高原迅速普及的重要原因。

三、边茶贸易的政治、经济作用和意义

中国历朝都清楚地认识到茶叶对藏人的重要性,北宋程之邵曾对宋徽宗说:“戎俗食肉、饮酪,故贵茶而病于难得。” 《明史·食货志》亦云:“番人嗜茶,不得茶则困以病。”正是因为茶在蒙藏等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因此茶叶被历朝中央政府视为“驭番”的工具,“视番情之向背,分别通禁”, 即通过调节茶叶的数量多寡来控制“不可一日无茶”的边疆民族,认为茶叶对制西番控北狄的作用胜过“数万甲兵”。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表达过茶叶对维系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关系重要性的看法:“朕岂为(茶)利哉!制驭夷狄不得不然也。” 这就使得茶叶不仅仅具有经济上的商品属性,还被赋予了重要的政治意义。对历代中央政府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边茶的政治属性远大于商品属性,对维系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之间的联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出于“以茶驭番”和获取高额利润的需要,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茶马贸易实行专卖制度,制定了相应的律法和条规,并逐渐加以完善,这便是茶马法或榷茶制度。茶马法肇始于宋,终结于清,对维系中央政府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以前,由于北方游牧民族无饮茶习俗,因此对茶叶输出并无限制。唐代,尽管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但文献中鲜有关于以茶易马的记载,仅有回纥两次买茶的记录。唐与北方突厥、回纥等民族的互市贸易主要还是用金帛换取战马。如《新唐书·兵志》,“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旧唐书》亦云,“自乾元之后,(回纥)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另外,史籍中也不见唐与青藏高原的吐蕃和蒙古草原游牧民族以茶易马的明确记载。

从宋神宗开始便对茶马法加以系统管理,茶马贸易全为官营,由政府设立的茶马司管理和执行。但随着茶马交易数量的增大,政府无力掌控茶马交易的所有环节,于是便颁发茶引,茶商到官府领取茶引并运茶到茶马司,然后再由茶马司收购,茶马司用以以茶易马,由此开始了边茶贸易的官商合办。后来官颁茶引远远不能满足边疆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走私茶叶盛行,宋元两朝关于严禁私茶的规定层出不穷。由于宋与北方的辽金及西夏长期处于对峙状态,因此战争所需战马大都来自西北的吐蕃。宋朝设秦州、熙州为茶马互市之所,用来自四川的茶叶交换吐蕃的战马。

元代,长城内外均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统治范围,作为马背民族的蒙古族统治者并不缺马,因此茶马贸易在元朝近百年的统治期间不再继续,由茶商按引纳税后将边茶自由销往边疆各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蒙古族普遍接受了茶叶,并将其与游牧民族喜爱的奶制品结合起来,创制出称为“兰膏”“酥签”等的酥油茶和奶茶,发展了独具特色的饮茶文化,并延续至今。元朝覆灭后,蒙古统治集团退回到长城以北的蒙古草原,但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对明王朝形成威胁。为了防止蒙古与西番诸部结盟共同对付明朝,明朝政府采取了用茶叶进行分化控制的办法,同时为了取得所需的战马,建立了最为完备的茶马交易体系。明朝政府还扩大了官商合办的范围,准许茶商以部分茶叶易番货。

清初,由于战事频繁,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八旗官兵每人配备3匹战马),仍然维持明代的茶马贸易。其后,随着清廷对全国的统一,特别是将蒙古各部纳入直接管辖后,战马不再短缺,更加适宜征战的蒙古马成为清朝军队的首选,“西马(西番的马匹)既不见重于时,从前以茶易马之制遂废”。另外,蒙古作为清王朝重要的支撑力量在统一全国和维护政权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笼络北方的蒙古,清王朝对其茶叶输入数量不再加以限制,任其交易。但是对于管理和控制相对松弛的西藏却仍然实行严格的茶引制度,控制茶叶的销藏数量,“其目的有二,即以存羁縻节制之意” 和“佐军储之急”。茶马贸易废止后,麝香、羊毛、皮革、沙金、硼砂、药材等土特产品取代了马匹的地位,成为藏地交换内地茶叶、布匹、丝绸、金属用品、杂货等的重要物品。

清代也曾通过对销藏茶叶的控制,对不臣服于中央政府的部分涉藏地区进行控制。康熙末年蒙古准噶尔部占领西藏,康藏一些土司和寺院归顺准噶尔,康熙五十八年(1719)议政大臣等议覆云:“至打箭炉外,最近者为理塘,遣官招抚,令营官造其所管番寨户口清册,配量定数,许其买运。巴塘以外,亦照此例。其打箭炉一路,当视番情之向背,分别通禁。” 清政府的禁茶之举引起这些涉藏地区的恐慌,于是相继归附。奥地利外交官罗斯通(Arthur von Rosthorn),在其19世纪末出版的著作中也特别指出茶叶贸易作为清政府对西藏控制手段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清政府垄断了茶叶之后,便将开茶市与藏民贸易当做一种特许,这种特许曾因藏民不服从而停止过一两次。清政府将茶叶输藏的数量维持在求大于供的状态,以维护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权威和影响。

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在控制茶叶的同时,也采取了怀柔的手段。如明朝政府在严禁茶叶走私的同时,对前来朝贡的藏边僧侣、商队等夹带私茶出关采取宽容的态度。其次,借由开办茶市,分利给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寺院,达到笼络的作用。清前期,自雍正三年(1725)起,清世宗下谕,禁止达赖喇嘛再向康区茶商征税,免除达赖商队的税收。清廷还每年从打箭炉所收茶税中,赏给达赖喇嘛茶叶2500千克、班禅额尔德尼茶叶1250千克,并运茶脚费银10千克。此项措施既达到消减达赖影响力,由中央政府实施直接管理康区的目的,又起到了对达赖、班禅等西藏上层进行笼络和安抚的作用。乾隆年间,清政府又在打箭炉茶税中赏给达赖喇嘛每年白银250千克,由西藏商队在打箭炉取茶时一并带回。西藏大小寺院上千座,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寺院多参与到茶叶贸易中。由于藏地很多地方没有集市,寺院便成为茶叶的批发和售卖点,百姓和零售商贩不得不受制于僧侣,喇嘛便通过这种经济优势,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力。买卖茶叶是寺院的一项重要收入,也由此形成了寺院对清廷的依赖。

四、中华各民族共同参与和发展了边茶贸易

(一)边茶在农牧交换和互补中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共同开发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自古以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发展出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长城以南的农耕区和长城以北的游牧区,这两种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的经济文化类型,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内在的经济和文化的根源。历史上,游牧和农耕两种经济相互依赖、互为补充,但游牧经济具有更大的单一性和脆弱性,因此游牧区对农耕区的依赖程度更大,这也决定了游牧区必然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

在农牧互补的交换活动中,茶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宋元以来,北方游牧民族有了嗜茶之好,并在民间普及后,茶叶便成为刚性需求。茶叶从内地向北往西流动的同时,来自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的马匹、羊毛、皮革、药材、麝香、砂金等土特产也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了内地,这种农区和牧区经济上的交往和联系,影响到各族人民生活、生产的各个部分,使得中国疆域内的农区和牧区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和补充的自然经济区域,这一自然经济区域的形成,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客观条件。

(二)边茶贸易链条中各民族的分工与合作

边茶贸易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参与和创造的。从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到消费的各个环节上,我们都能看到各民族有序的分工与合作。边茶的生产和流通不但提供了大量的岗位,数十万人的家庭与此相连,许多与之有关的机构和家庭赖此为生,如茶农、茶商、茶庄、锅庄、背夫、骡马出租者,茶叶制造工人、包装工人,等等。他们有的将其作为职业,有的在农闲时节通过从事相关工作补贴家用。

边茶贸易所编制的庞大的贸易网络,将边疆与祖国内地,以及中国与俄罗斯、南亚国家等广阔的世界连接在一起。这一网络有相对独立的管理体系和交通网线,穿梭于其中的茶叶代理人和中间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西藏和涉藏地区经商的汉族、回族、撒拉族等,出于商业竞争和互助的要求,他们普遍以茶庄或茶号的形式构成了自己的贸易网络,并按照同乡关系结成了陕帮、川帮、滇帮等团体。从事茶叶贸易的康藏茶商,按照地域区分,有“康巴娃”与“藏巴娃”;以从事商业活动和资金来源而论,一般有寺庙、土司、平民三种经商者。藏商从批发到零售,也形成了庞大的经销茶叶的贸易网络。

(三)各民族共同筑就茶叶之路

边茶运输是一项长途贸易,从产茶地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雅安、云南的滇西、湖南益阳和湖北赵李桥,到茶叶的目的地西藏和蒙古草原。其间道路崎岖坎坷,要跨过无数的激流险滩,翻越雪山草甸,历经雨雪风霜,路途中随时可能遭遇盗匪。茶商们利用人背马驮的方式,络绎不绝地一站一站将茶叶运往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

以藏茶贸易为例,清末民国时期,雅安地区供应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的边茶引额多为每年11万担,需要背夫约10万人次,他们常年周而复始地往返于雅安到康定的崎岖山路之中。茶叶由雅安等地运至康定后,便转卖到往来于康藏之间的以藏商为主的商人手中。这些即将运往西藏的茶叶,还要经过第二次包装,也就是将竹篾从茶条上拆除,重新包裹上牛皮,以适合高原牦牛、骡子驮运,这些缝皮的工作通常都由藏族的“甲作娃”来操作。向关外运送茶叶的均为藏族牧民,他们被称为“驮脚娃”。从康定到拉萨往返一次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

从藏茶产地,即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雅安,以及云南滇西向西藏运输茶叶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如今大多数人所熟知乃至缅怀的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线路全长3000多公里;另一条线路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邦达、察隅或洛隆、工布江达、拉萨,线路全长3800多公里。

在这两条主线的沿途,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如从雅安到松潘、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邓柯(今四川德格)通往青海玉树、西宁、洮州(今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这些四通八达的茶叶贸易网络把川、滇、藏地区紧密连结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地势最高、山路最险、距离最遥远的茶马古道。此外,还有一条从云南绕道东南亚、南亚入藏的滇茶之路,就是从茶叶产地西双版纳等地经缅甸,再用海船运至印度加尔各答,从加尔各答转火车到大吉岭或噶伦堡,最后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进入西藏,这条茶道曾经是清代至民国时期“滇茶销藏”的主要通道之一。

(四) 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一个中华文化共享

历史记忆的形成与意义千余年的边茶贸易积淀了丰厚的由传说和故事缀成的历史记忆,形成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在民间,汉藏两个民族都将藏族饮茶的历史追溯到文成公主入藏,并对此深信不疑,赋予种种美好的传说,成就了汉藏民族友谊的一段佳话。

其实,根据文献记载,文成公主进入吐蕃时,所带物品中并没有茶叶。也就是说,史实与民间“常识”之间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的形成及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才是我们在本节所要探寻的关键所在。

我们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证,从学术的角度分析茶叶是否由文成公主最早带入吐蕃。唐代,内地茶叶的种植和生产与以前的朝代相比,有了较大的发展。茶叶产区也不局限于最初的江淮和巴蜀地区,扩大到了西北及西南其他地区。茶圣陆羽的《茶经》记载当时的主要产茶地区共有42州,即西北到陕西省境内的安康,北到淮河南岸的光山,西南到云贵的西双版纳和遵义,东南到福建的建瓯、闽溪,南到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其中与吐蕃相邻的川陕一带产茶的地区包括:峡州夷陵郡、归州巴东郡、夔州云安郡、雅州卢山郡及金州汉阴郡、兴元府汉中郡。在这种条件下, 茶叶流通流入到与之相邻的吐蕃地区并非没有可能,但当时茶叶在吐蕃并没有普及,如果有,也仅限于唐蕃交界地区或吐蕃的上层阶级和僧侣阶层的极少部分。目前诸多论著中所提及的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之事,引文出处均注明来自明代成书的《西藏政教史鉴》 此书为刘立千翻译。1940—1943年任乃强在《康导月刊》连载该书校注,书名为《西藏政教史鉴》。后刘立千将书名更改为《西藏王统记》,1985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可以明确的是,汉文史料并无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记载。如《旧唐书》和《新唐书》“吐蕃传”中关于文成公主的史料很少,未见关于茶叶入藏的史料。另外,依据明代藏文史籍《西藏王统记》的记载,唐太宗赐给文成公主带入藏地的嫁妆有如来像、金玉制告身文书、经史典籍、玉片鞍翼黄金鞍、鸟织锦垫、工巧技艺制造术、四医方药、服饰和琵琶乐器等,但其中不见有关于茶叶的记载。目前能见到唐代茶叶入藏的史料,是任乃强先生在《文成公主下嫁考》一文中曾引用的德格版《汉藏文书》的相关记载:“松赞干布之孙,始自中原输入茶叶”。但是任乃强先生并未提供关于《汉藏文书》的版本详情。不过此《汉藏文书》有可能是《汉藏史集》的另一种译名。明代藏文史籍《汉藏史集》已由陈庆英先生翻译出版。全书共有三处提及茶叶:一是“上篇”中“吐蕃之王统”中讲到藏文创始人吞米·桑布扎梦到文殊菩萨化身的老太婆,他们之间的谈话提到茶叶;第二处是“上篇”中“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讲述了吐蕃赞普都松莽支布(679—704)因喝了小鸟口中衔来的茶叶而治愈重病的故事;第三处是“茶叶种类”一章中对汉地茶叶种类的描述。但是这三处讲的都是各种茶的药用价值,茶对身体的治疗作用。《汉藏史集》成书于明朝宣德年间,其时关于藏地饮茶习俗已经有了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此书讲述的公元7世纪吐蕃时期关于茶叶的故事是否真实,因所能资籍之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甚少,尚存疑。即使按照《汉藏史集》的记载,唐代时期吐蕃已有茶叶,但应该也并不流行,只是作为治病的良药,并没有作为饮品流行。

不论茶叶入藏源于何种说法,茶叶输入藏地并形成一定规模应该不是在唐代。到了宋代,汉藏茶马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原地区茶叶产量也大幅提高,宋代茶叶产量比唐代增长了二三倍,从而保障了吐蕃茶叶的供给,但是藏人饮茶还仅限于青藏高原边缘地区今四川、甘肃等处涉藏地区。藏汉文献中尚无关于卫藏地区藏族饮茶的记载。不过,明清以后有明确的文献记载表明,茶叶已经成为整个青藏高原藏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从上述史实来看,茶叶并非是由文成公主带入吐蕃的,唐代的吐蕃也没有形成普遍的饮茶习俗。但是,我们想说明的是,茶叶入藏始于文成公主的说法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传说建构的动机是什么?其背后所反映了怎样的观念、思想和情感的深层意义?文成公主是汉藏群众最为熟悉的历史人物,青藏高原各地都流传着她的传说,她远嫁吐蕃的故事成为汉藏民族友谊的佳话,她把内地的书籍、农作物、技术和工艺带到了青藏高原,丰富了高原人民的文化和生活,在增进两个民族的交流与了解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藏族人民把各种美好的事物都赋予在她身上便显得顺理成章,她汇聚藏族人民所能想象到的种种优良品行。基于此,人们更愿意相信是她把藏族人民每日不可或缺的茶叶带进了雪域高原。关于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传说不止于藏族,在藏茶的产地雅安的汉族中也同样流传着她与茶叶的故事。2019年笔者在雅安的藏茶厂和茶园调查时,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茶工们每逢对我说起他们知识体系中的藏茶起源,无不以文成公主为开端。当然,这其中不乏虚构的成分,但是他们对这些虚构的故事深信不疑,乐于传播,并将其当做历史事实,不断强化记忆和丰富故事内容,这同样反映出雅安的汉族群众对藏茶所传递的汉藏友谊的敬仰之情。

这个出自民间,广泛流传于汉藏民族之中的文成公主与茶叶的传说,无疑具有其存在的深厚历史基础和社会基础。它寄托了汉藏人民对民族友谊的理解和期盼,折射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体现了汉藏两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并演变为汉藏群众情感互通的集体记忆和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因而我们应该把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传说和由此而衍生的一套话语体系,放置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历史框架中去理解和加以诠释,如果这样来看,这种民间观念的表达又何尝不是一种真实的历史事实呢!

五、小结

唐宋以来,边茶贸易是连接和维系中原王朝与北方和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要方式和纽带,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明太祖朱元璋对边茶的作用有过精辟的评价:“夫物有至薄而用之至厚者,茶是也。” 也就是说,茶叶这种产量高、易于生长、价值不高的“山林草木之叶”,却在加强与边疆民族的关系中发挥了最大的功效。边茶之于历代中央王朝都有着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经济方面,边茶起到了农牧互补的作用,用以交换内地缺乏的马匹、药材、羊毛、皮革、硼砂等物;与此同时,茶税也成为国家财政和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政治上,边茶有着“以茶驭番”的功能,历朝中央政府通过调节茶叶输出的数量对边疆民族进行政治上的控制,加强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的联系。同时,边茶还间接地充当了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交流的中介和纽带。以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为例,他们饮食生活中有四个主要的食品,分别是糌粑、肉、茶叶和酥油,在这四项中,唯有茶叶需要从内地输入,其种植、加工完全由千里之外的内地控制。因此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对茶叶垄断,从数量的调控实现对青藏高原的控制。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那种物品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边茶贸易作为中原王朝用汉地茶叶换取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马匹或其他物品的一种商业活动,贯穿了宋以来中国历史的每个阶段。在延续千年的边茶贸易过程中,围绕边茶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各民族自觉或被动地参与其中,在各个链条和环节上分工合作、利益共享,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商贸活动。

维系一个共同体的基础,就是由共同的记忆、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故事所构成的为全体成员共享的符号、信仰与价值观,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承、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整合机制。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理解这个过程,就不能简单地只靠文献记载的“历史事实”,还要从具体的民间日常生活中去寻找答案。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关系,除了文字记载的“大事”外,更多地体现在如小小的茶叶这样不起眼,但又无处不在的,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具体的物资交流之中。千百年来,朝代更替与世事变幻不断,但边茶贸易却从未中断。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前现代社会,物资交流的意义十分重要,即使一个人从来没有离开家乡,没有机会见到自己民族以外的人,但是来自外部世界的物品却传达了关于另外一个世界清晰的信息,通过茶叶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具体环节与体验,产地与消费地之间不同文化、不同区域和不同生活方式人们被联系在了一起。这些素未谋面,一生中可能也不会相见的人们,被纳入茶叶构成的贸易体系,结成了一个利益相关的有机体。与历史上民族之间、政权之间的对立、冲突相比,茶叶带给人们的是和谐、和平和友谊的美好记忆,是彼此间互助互惠、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具体呈现,是各民族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的结果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而也是最有意义的记忆载体和共享符号。

以茶叶为纽带,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信赖、守望相助,结成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可以说,边茶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各民族交往交融的历史,它的产生和发展,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论述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


来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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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谈他们喝到的老茶(下)

喝到百年老普洱茶的经历固然值得书写记录,留待后人羡慕不已,而更为深入的了解和对照则可以帮助我们还原关于历史上普洱茶的更多细节,能够透过这些文字,也因此能够“看见”宫廷普洱茶的遗影。

今天,让往事继续,虽然我们接触到故宫旧藏的机会几乎没有了,但是还可以让我们读出一些趣味、唏嘘和回味吧。

唐鲁孙的文章登出不久,在1974年,台湾《联合报》副刊发表了一个老兵叫王壮为的写的文章《喝古怪茶》。文中说:“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数年前即已届龄退休的庄尚严先生,字慕陵,熟人都称他庄慕老,是一位好事好古的先生。他家‘洞天山堂’藏有或者是世界上最古的茶——普洱茶膏,其来历够得上‘不凡’二字。原来庄慕老早年自北大毕业以后便入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故宫博物院服务。博物院成立之初,并不稳定,因为当时的政局也是动荡不定的。有时候政府财政拮据,欠公务员的薪水若干月,故宫博物院也常常闹经费困难,所以曾有出售清宫仓库旧存无关艺术古物物品之举。据庄慕老说,当时出售的东西有皮货、绸缎、药材、茶、酒等。前三种他没大兴趣,后两种对之很有兴趣,据说不止中国酒,还有许多外国酒。这些酒实在很诱惑人,不过很可惜没有听到进一步的详细叙述。

关于茶大部份是普洱茶。普洱茶都是做成一大团而中间凹下,有如一个扁的石臼,(宋时所谓团者是也)大致五斤一个还有更重的。唐先生所说大藏书家傅沅叔所饮用的核桃似的一块,便是从大团撬剩下的一部份。唐先生又说傅藏之普洱。‘原先有海碗大小’,也正是五斤左右的样子。庄慕老当时买了一盒茶膏,其后南北播迁,入黔入川,渡海来台,都随身携带,并不时遇到有痰气的人(这里的痰气指的是有特殊的癖好)拿出一块煮来大家欣赏。但到现在,完整的只存有一饼,成为‘洞天山堂’的一宝,并在黄锦盒内题字说收藏此物已经五六十年了。因为这种古茶最晚也是乾隆时代的东西,距今少也有两百年,应当算是一种古物标本,故有详述的必要。锦盒附有木板刻印的黄绫仿单(也就是说明书),内容说:‘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腹涨受寒,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搽研敷之即愈’。照他说的是内服、口含、外敷皆可,真是全能。

茶膏本身作委角(委角是明清家具中常用的一种小斜边角)方形饼状,大不过寸许,厚不及二分。面上花纹,中间寿字,四蝠绕之,色黝黑。如果不说明,虽然是博物专家,敢说绝对叫不出它的名字来。

我第一次喝这茶的地方也很有意思。是在江兆申兄(现任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处长)家里。他住在外双溪故宫宿舍最后一排靠山脚处,出后门便须登山,他的厨房两面是石壁,也可以说把山岩置之厨内,真妙得很,我便是在这种环境里喝这种古茶的。

普洱茶本来要缓火煮,这种茶膏似乎用开水冲便可以,但慕老还是用一陶铫在炭火上煮了几滚。斟入杯中,色如血魄(琥珀之色更深者),味道和一般几十年的普洱相近,而更加醇远。捧着茶瓯啜这种茶可以产生一种将人带到古远的境界,这是喝别种茶所没有的。普洱本是属于浓酽的一种,而这种茶望之浓重而意味澹永。我记得司空图诗品中有两句话:‘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最适合于形容这种茶品了。”

这位作者王壮为是一个远征军的老兵,去过缅甸,喝过克钦人制作的竹筒茶,喝过海南岛的苦丁茶煮棋楠,也喝过其他一些奇奇怪怪的茶。从他与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书画处长关系的描写看,他应该也是很有地位,见多识广的吧。根据王壮为的文章,唐鲁孙喝的那个茶焦,应该是清代的5斤重团茶,也就是进贡故宫的普洱茶大茶,或者叫金瓜贡茶。

用现代的公斤换算,刚做好时,这个茶应该重3公斤。当时,每年进贡给皇帝的普洱茶约六七百旧斤,也就是相当于四百公斤左右;同时,每年进贡时云南方面还搭车给清廷六部和其他满汉官员带去比贡茶大约多一倍的茶,用来疏通关系。这些茶和皇帝赏赐给官员的茶就流传在高官、文人士大夫中间了。

茶膏的拥有者庄先生很诚实地在茶盒上写,这个茶膏在他手上已经有五六十年了,但他把这个茶膏写成乾隆朝的,应该用的是虚拟语气,也就是说,可能是乾隆朝的,大约有两百年吧。因为早期的云南贡单上,似乎并没有茶膏,到底是哪年的茶膏还是需要考证的吧。

从这两篇文章中我们发现,喝老普洱,尤其是与宫廷有关的老普洱,一直是清代达官贵人、文人玩家的一种极致追求,持续时间已经很长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鲁迅的儿子手里会保有一盒故宫茶膏,并且鲁迅会把它当传家宝一样传给他的缘由吧。毕竟,那是鲁迅当年在故宫整理档案时的一点意外的收获吧。

时间荏苒,今天我们去香港,我们会在早茶、私人茶会中喝到各种老茶和类似老茶的茶品,时间对普洱茶的雕塑和改造,被他们普及到了大众生活之中,而这种嗜好也悄悄传入内地,成了部分社会成功人士的日常饮品。

本文节选自

40多年前,台湾作家谈他们喝到的老茶

作者丨杨凯

原文刊载《普洱》杂志2019年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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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六大茶山的秘密


精读笔记第六期

《中国普洱茶古六大茶山》





书名:

中国普洱茶古六大茶山

主编:

詹英佩

出版日期:

2006年3月





内容梗概

        作者从清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对西双版纳进行改土归流,设立普洱府的原因说起,还原历史,追述了从明代以来六百多年间古六大茶山兴衰起落的历史原因,社会背景,民族分合的状况,对普洱茶安民固边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主题作了深度揭示。



内容亮点

改土归流对六大茶山的影响


古六大茶山的历史渊源


老茶号(1900-1937年



精读笔记



 

对普洱茶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清代是普洱茶走向鼎盛达到“名重天下”的时期。翻阅清代历史资料,不难发现关于普洱茶的记载几乎都是普洱茶产自六大茶山,六大古山即今西双版纳澜沧江东岸的勐腊县以及景洪市境内的倚邦、易武、莽枝、革登、攸乐。为什么清代的史书总是是说普洱茶产自六大茶山呢?普洱茶和六大茶山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要想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就要追溯到明清时期的西双版纳即车里宣慰司以及清雍正年间那场震撼南疆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运动——改土归流。

 

车里宣慰司

车里宣慰司是一百多年前西双版纳的称呼,包括今西双版纳全境加上普洱市的思茅、六顺、整董以及老挝的勐乌、乌德等地1729年以前都属于车里宣慰司的管辖范围。车里宣慰司的前身为车里路军民总管府,是元朝中央朝廷与1293年在云南南部边疆设立的一个土官自治地方政权。无论是元代的的车里路军民总管府还是明代的车里宣慰司其管辖范围都要远大于今西双版纳。



1729年之前车里宣慰司有十二个版纳,包括澜沧江东岸的六个版纳,澜沧江西岸的六个版纳。而澜沧江西岸的六个版纳从明洪武十七年至1950年止一直称为车里宣慰司。到了1729年改土归流之后将车里宣慰司辖区内澜沧江东岸的六个版纳划归为普洱府。所以车里宣慰司和普洱府有承接、并存的历史渊源,车里宣慰司和普洱府都与普洱茶有割不断的关系。

研究、考证普洱茶历史车里宣慰司和普洱府都要关注,改土归流是这两个政权发生改变、出现承接并存的起因和缘由,而六大古山之所以被史籍反复记载与改土归流有很大关系。

 

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清代中央朝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一场最大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行动,长达数十年。简单的说,改土归流就是封建中央要剥削少数民族首领,土司,士官们的各种权利,派中央朝廷委任的各位流官(主要是满人、汉人、蒙古人)来管理各位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与内地相同的政权体制,改各地的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为府、州、县、厅。而改土归流的提出者实施者是鄂尔泰。

鄂尔敏上任云贵总督时,由于贵州苗族和云南乌蒙,东川等地的少数民族抗清活动频繁,变向雍正皇帝提议改土归流,并得到雍正皇帝的大力支持,在他上任的两年内便将贵州苗族地区及云、贵、川交界地区的苗、彝等少数民族地区全部改流。再想扩大改土归流的范围时,反抗的少数民族在起义失败后退到了车里宣慰司管辖的六大茶山藏了起来。起初由于车里宣慰民族团结且一直处于归依顺服的态度,鄂尔敏正想着以何种理由对车里宣慰司进行改土归流时,住在莽枝山的麻布朋因气愤妻子与汉商通奸便将其杀害,此事本属于合法事件,却被汉商反咬,诬告麻布朋杀人。鄂尔敏听到消息后立即下令清军进山抓捕麻布朋。至此清政府对车里宣慰司进行改土归流的大幕正式拉开。


(普洱府)


因麻布朋引起的六大茶山战争结束后,鄂尔敏成立了普洱府将原来归属于车里宣慰司管辖的澜沧江以东的普腾、勐腊、思茅、勐捧、勐乌、整董六个版纳规划为普洱府直管,并在攸乐设立同知,建攸乐城。但是由于其管理方式出现问题,致使六大茶山战事不断,直到1735年,滇南少数民族的起义完全平息,同年云南茶法正式颁布,普洱府的政权组织形式也做了调整,即:三庭一县一厅(思茅厅(包括六大茶山)、威远厅、他朗厅、宁洱县、车里宣慰司)。



虽说改土归流具有很强的阶级局限性和大民族主义的指导思想,使的少数民族的生活更加穷苦不堪,但是它成立了普洱府,是普洱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普洱茶从由车里宣慰司到普洱府的转变,让茶叶买卖由土司垄断茶商放贷转为持“茶引”购茶,进贡茶则由既贡缅甸王又贡天朝皇帝转化为只贡天朝皇帝,普洱茶的制作技术,加工方法也有了很大的改进。而茶法的颁布也保证了普洱茶的规范管理、计量统一、纳税准确、运销通畅。简单的说普洱府改变了普洱茶、提升了普洱茶。

在鄂尔泰进行改土归流时,虽说车里宣慰司管辖范围内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反抗和起义,但是并不能否认车里宣慰司的首领们在关系到国家统一、民族安危时牺牲地区利益,维护国家统一的行为。


古六大茶山


倚邦茶山



从明隆庆四年至光绪末年,倚邦一直是六大茶山的政治中心和行政主管地。清雍正七年,清政府对西双版纳进行了改土归流,置建了普洱府,六大茶山从车里宣慰司的辖地中划出,归入普洱茶府。从史料分析,贡茶的茶箐在六大茶山采购,而贡茶的深加工或成型包装则在普洱府。贡茶分为八个规格,五斤、三斤、一斤、四两、一两五钱重的团茶、还有瓶装的芽茶、蕊茶,匣装的茶膏。其中四两重的为女儿茶(原料全由茶山未婚少女采摘)其中倚邦的曼松茶是特级贡茶,汤色清亮、苦涩味淡、清香回甜是六大茶山所有茶中最耐看、最上口的茶。曼松贡茶是皇帝的专用茶。



曹当斋是清政府任命的第一位贡茶采办官,是六大茶山的最高长官,为普洱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曹当斋生在茶山,长在茶山,了解茶山的社会状况,同时他也清楚茶山夷民对改土归流的不理解和抵触,于是他开始挺行一系列适合茶山实情的政策。严格执行云南茶法和茶山管理条令,维护茶农利益,引导夷民学习汉人技术和文化,以他卓越的管理才能和施政能力为改土归流、普洱府成立后六大茶山茶叶的发展创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到乾隆中期倚邦茶山的茶园至少已达2万亩以上。曹当斋管理六大茶山三十八年,这三十八年是六大茶山从封闭落后、矛盾交织走向民族团结,和谐兴盛的三十八年。在曹当斋去世之后其子曹秀秉承父业,是普洱茶持续兴盛。在中国茶叶发展史上,曹当斋和曹秀推动了普洱茶的兴盛和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普洱茶的兴盛与清王朝的兴盛同步,世袭管贡茶的曹氏家族其兴衰和清王朝的兴衰也是同步的。随着清王朝的没落,外国的入侵、抗日战争等一系列原因,倚邦元气散尽,无法再振,至今倚邦仅有30多户人家守护着祖宗的家园不愿离去。

 


攸乐茶山


攸乐茶山位于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基诺乡境内,据零星的史料记载和古茶园古茶树留存的分布情况推断,攸乐茶山明朝中期至少已有茶园四千亩以上。雍正七年普洱府成立时,清政府在茨通(老土司)筑起了攸乐城,并设同知一员,但是由于流官政权攸乐同知的设立遭到傣族上层人士和攸乐人的反对和抵抗,使攸乐山一带连年发生战争,加上瘴疠流行,官兵无法驻扎下去。直到雍正十三年清政府不得不将攸乐同知移至思茅,称思茅同知,随后又改为思茅厅。

据《普洱府志》记载:乾隆十三年,清廷议准云南茶引三千(贩茶许可证)颁发到省,转发丽江府,由改府按月给商府赴普洱府贩茶运往鹤庆州之中甸。此条令的下发说明清政府不在设机构垄断经营茶叶,茶商只要领到“茶引”便可到普洱府卖茶,这就使得茶商进入攸乐山贩茶更为方便,攸乐人主要是用茶叶换粮食、盐巴、布匹等日常所需之物。到了光绪年间攸乐山的茶就已销到印度和欧洲了。

因抗日战争爆发,六大茶山茶叶衰退,以茶为主要经济收入的攸乐人生活更加贫困。致使1941年兵役和和苛税,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因杨安元(民国时期,攸乐茶山的垄断者)倚仗权势,无理取闹,导致1941年攸乐人起义的导火线。两年战乱,使攸乐山的经济、文化受到严重损害,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基诺人开始重振茶叶,如今悠乐茶园面积已位居六大茶山之首。

 


莽枝茶山



说普洱茶就得说普洱茶府,说普洱茶府就得从改土归流和莽枝山说起。

在普洱府成立之前,就已有汉商进到莽枝茶山卖茶,雍正六年,一伙江西茶商到莽枝山贩茶,住在莽枝山麻布朋家中,却有人行为不检点与麻布朋的妻子通奸,事情败露后,麻布朋一气之下杀死了妻子和那位商人。却遭到汉商们联名上书诬告麻布朋“劫商害民”。当时莽枝茶山是车里橄榄坝大土司刀正彦的领地,刀正彦并不理会鄂尔泰,没有处置麻布朋。正好给鄂尔泰一个对车里宣慰司改土归流的借口,鄂尔泰立即下令清军进入茶山“平乱”,经过一年的烽火狼烟,以“刀正彦、麻布朋”被斩结束。



(牛滚塘)


雍正七年鄂尔泰宣布成立普洱府,但是由于普洱府的流官门倚仗权势,克扣茶民,引起茶农激愤,雍正十年茶山士千户刀兴国又率众起义,莽枝山再起战火。直到倚邦的曹当斋上任后,茶山才恢复平静。乾隆初年,云南实施“茶引”制之后,大量的汉人、回民涌进莽枝茶山,修正老茶园、开辟新茶园。(牛滚塘本是一块足球场大的坪地,坪地中间有个圆形的大水塘,一年四季不干,附近村寨的牛都爱在塘里打滚洗澡,牛滚塘因此得名)

乾隆至咸丰年间是莽枝茶山最兴盛的时期,但是在清咸丰末年,居住在牛滚塘的回族和汉人之间发生矛盾,争斗双方损伤惨重。这场战事使莽枝茶山茶叶收到重挫,茶农避乱,村寨迁空,商旅畏途,曾经人喧马嘶的牛滚塘节到清末年已无人居住。


 

革登茶山



虽说革登茶山在六大茶山中面积最小,但是因离孔明山最近,并且有一颗特大的茶王树(唯一被纳入史册的茶王树)因而革登茶山在六大茶山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傲人的名气。六大茶山的少数民族历来推崇孔明,认为是孔明教他们种的茶树,把孔明山看做是孔明的化身,茶山人认为这颗茶树王是由孔明所种,所以明年春茶开摘前,几个茶山的茶农都要来祭拜茶树王和孔明,在清朝时期每年祭拜茶树王时,几千人会在草坪上唱歌、跳舞、祈祷场面极其热闹。但在民国时期这颗茶树王便枯死。

革登茶山在道光年以前有上万亩的茶园,茶园从革登老寨到倚邦习崆山,往西接到莽枝山的牛滚塘。由于咸丰年间莽枝山战乱,导致革登茶山的人口大减到了清末民初已无人居住。革登茶山还有个古寨叫阿卡寨,如今叫新发寨。与新发寨一步之遥的是直蚌和茶房,直蚌和茶房一带直到现在还保留有三四百亩古茶园。

 


蛮砖茶山



蛮砖茶山有两个著名的大寨,一个是曼林寨,是蛮砖茶山茶园最多的寨。一个是曼庄村,是蛮砖茶山的中心大寨和人口最多的村。曼林寨在蛮砖茶山的顶峰,海拔1700米,是一个景色秀美的山寨。清代,曼林的茶由思茅和宣威的马帮来驮,到了民国年间,曼林的茶大多由杨安元收购。

从曼林往北走就是攸乐山,往南走便是曼庄,蛮砖茶山的兴衰与曼庄村的兴衰有直接的关系。从明朝末年制清朝末年,蛮砖茶山的茶叶集散地和中心大镇便是曼庄。清代曼庄有三大家族,分别是丰家、卫家、权家。其中丰家势力最大、影响最大。后来随着丰家的败落曼庄也逐渐败落,仔细翻阅资料,不难发现曼庄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疫病,1910年左右,已经下滑的曼庄染上了瘟疫,几千人仅剩下几十人。

曼庄人在民国之前都是以茶叶微生,粮田开垦较少,自抗日战争后茶叶衰退,住户有增无减,时至今日曼庄也只有20多户人家。几乎全是丰家、卫家、权家的后人。


 

易武茶山



易武茶山位于六大茶山东部,是六大茶山中面积最大的茶山,它包括易武正山、漫撒茶山、曼腊茶山在内,因面积较大也有人将易武茶山称为易武茶区。

由于云南“茶引”制购茶,思茅总茶店撤销,从乾隆初期开始,上万人涌进易武,改造老茶园、开建新茶园,经过四五十年,易武新增茶园3万亩以上。到了乾隆末年,整个易武茶山南至易比、北至裸得,长达100多公里,易武是六大茶山一带地主经济出现最早的,嘉庆初年易武茶商开始向土司买土地,争土地所有权。动摇了土司势力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土司制度的兴衰味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道光年以后易武的茶号、商号大增。清咸丰后期,滇西发生了杜文秀起义,滇藏商道阻断,易武人转而将茶叶主销东南亚和香港,到了光绪年间易武经济实力超过了倚邦,成为六大茶山最大的茶叶加工基地、出口基地和内外商品流转地。



易武正山的古茶村(曼秀):

黄家是易武最大的家族

易武人黄卫中在曼秀开了一家茶号:泰来祥。黄卫中生财有道,不仅在曼秀开茶庄,还开酒坊、开染户等大小生意。


易武正山的古树村(落水洞):



落水洞无论是今天还是过去都是被古茶园围着,村子坐落在两个小山梁之间狭长的凹地上,易武人说,落水洞的茶芽头肥,豪又亮,用来做七子饼的盖面最好。所以落水洞的茶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价格都很贵。


易武正山的古树村(麻黑):

1920年到1938年麻黑有四家茶号,分别是杨有禄(茶号名不详)、何金城(成兴昌)、张正鸿(鸿庆号)胡发兴(兴顺祥)


易武弯弓和漫撒:

弯弓大寨和漫撒老街曾是易武茶山最兴旺的两个寨子。弯弓寨的关帝庙是六大茶山最大的庙宇,但是由于弯弓古茶园破坏较为严重,现已看不到成片的茶林。从弯弓向西走一个小时,翻过一座山便是漫撒大寨,虽说它的地势较高但是从不缺水,沿着漫撒蒲桑河上游一扇磨那里生长着几十亩千年古茶园。,这片茶园是六大茶山中最老的茶园。


易武曼腊茶山:

张家湾民国初年最大的茶号是陈云号,老板陈石云,人称陈半山。

1933年赵国传开了一个名为新盛利茶号。

杨春乔在陈石云死后是张家湾首富,也开了茶号(茶号名不详)

曼腊茶山还有个古村叫曼乃

在清末民初有四个茶号:天顺祥、仁和祥、德顺祥为胡氏所开


老茶号


象明(倚邦)老茶号(1900-1937)


倚邦惠民号茶庄:

郑慧民先生于1926年创办,郑慧民出生于倚邦街,毕业于普洱省立师范学校,品学兼优、为人正派。1918年郑慧民先生创建了倚邦小学,并亲任校长。为了给学校筹集经费,郑慧民一边办学一边做茶卖。直到1931年郑慧民逝世,惠民茶号也就此停业。


倚邦升义祥茶号:

大约建于1932年,庄主向升平(又名向寿三),毕业于普洱省立师范学校,是倚邦的四位才俊之一。1938年以前,升义祥生意很好,向升平去越南卖菜。1935向升平留在茶庄,放弃了云南省海关公务员。1938年因法国人阻挠云南茶进越南,六大茶山茶叶外销路断,升义祥茶庄停业。


易武老茶号(1900-1937)


乾利贞茶号:

乾利贞茶号早期叫做:陈利贞茶号,创建于清道光三年,由姓陈老板在倚邦创建,清同初年曾停业,同治四年江西人赵开乾复开,改名为乾利贞。清光绪二十三年,赵家迁往易武,乾利贞茶号也迁往易武。后期又经过多次转让、由袁谦禄、刘子辉、刘幼清、傅鸿文四位掌管。

易武老茶号——同庆号:


被海内外公认的云南第一号,是六十年前普洱茶最闪亮的商标。现只有两张同庆号的商标遗留在世上,一张是红色的龙马商标,一张是蓝色的双狮商标。


福元昌茶号:


元昌号原是倚邦崔姓人家经营,崔家衰落后元昌号茶号几易其主,倚邦姓黄人家也接收做过,后因黄家失火再转让。1926年左右,易武余福生买下元昌号改为福元昌。


易武安乐号茶庄:

庄主李开基,被易武人尊称李大先爷。光绪十八年创办,制作饼茶、砖茶、团茶等。产品销至越南以及东南亚各国,因其品质较好,两三年内便名声大振。


大清国的国标茶——七子茶饼:

清政府颁布的的云南茶法规定:七两为一饼,七饼为一筒,一筒重四十九两。此法是为了规范管理,利于监控,保证质量,便于茶税。七子茶饼从普洱茶府成立至清咸丰年主要销往西蕃和西藏。



六大茶山的秘密不止如此,如果你已经读过《中国普洱茶古六大茶山》,欢迎与我们分享交流;如果还没有,那么赶紧去看看吧~



作者简介


詹英佩   女,昆明人,1986年毕业于云南广播电视大学经济系,云南政协报《观察周刊》记者,云南省茶业协会、昆明民族茶文化促进会会员。自200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云南普洱茶历史、古茶山历史和茶马古道的研究和考察。



各说各话








本期主题:喝茶时,听过最离谱的忽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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