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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船只茶叶中英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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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徽茶外销英国大事记

清代时期,在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主要角色的中英茶叶贸易中,有着悠久历史且品质优良的徽州茶,不仅积极参与了国际市场的竞争,而且以较高的价格赢得了市场并占有了相当的出口外销份额,以致徽州茶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大舞台的同时,也进入了一个空前兴盛以及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

一、英国公司采购徽州茶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第一次从厦门采购茶叶,这也可以视作是英国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的开始。到了18世纪早期,当中英茶叶贸易趋于正常时,徽州“Singlo”(松萝)与“Imperial”(大珠茶)以及福建“Bohea”(武夷)成为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采购进口的三大茶类。

徽州松萝茶出现在英国人的采购货单上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据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当时,来广州采购茶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麦氏里菲尔德”(Macclesfield)号商船,准备以每担25两的价格,预购160担最优等的松萝茶。据资料显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广州的皇商”章节里,记录有英国东印度公司“肯特”(Kent)号商船的投资命令,文件中提到了“松萝茶,大珠茶,武夷茶”等等。当时,“肯特”(Kent)号商船先是以每担23两白银预购松萝茶,实际是成交是购买了470担茶叶,价值14000两白银。但是,“肯特”(Kent)号商船所采购的茶叶只占其船货价值的11%,而所采购的丝绸价值则是达到了80000两白银。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英国商船“达特莫斯”(Dartmonth)号也来到了广州,英国商人携带了52069镑资本。但是,也仅有5000镑用于了茶叶投资。此后,英国东印度公司采购茶叶的清单上频频出现了徽州熙春茶、雨前茶以及屯溪皮茶等等。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茶叶开始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与此同时,东印公司的两艘商船从广州携回3000担茶叶,价值达到35085镑,占运输总货值的80%。康熙六十年(1721年),随着英国以及欧洲各国对于茶叶消费需求的持续增加,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茶叶的采购量首次突破了百万英磅。到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整个英国的茶叶销售金额是125万英镑,每磅茶叶的价格从2先令6便士到20先令之间,茶叶的平均售价约5先令。当时,输往英国的茶叶售价几乎是每个英国人都能够负担或者承受的,所以,英国史学家哈蒙德(Hammond)认为,茶叶至18世纪中叶已成为英国大众的饮料。在中英茶叶贸易的开始阶段,从广州运往英国的茶叶主要是福建武夷茶、工夫、小种茶以及徽州松萝茶、屯绿茶以及熙春等等。乾隆五年(1740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账目中,进口的徽州茶叶有松萝、屯绿以及熙春和贡熙等花色品种。

乾隆二十六(176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格里芬”(Griffing)号商船从广州载货出发返回英国,行至菲律宾南部海域时不幸触礁并沉没海中。根据“格里芬”(Griffing)号商船的装货记录显示:当时船上一共装载了六至七种茶叶,这些茶叶分别是100箱的武夷茶,40箱小种茶和74箱工夫,还有510箱的屯绿茶,1621箱的松萝茶,405箱的熙春皮茶以及270箱熙春茶。

此后,通过广州出口英国的10多种茶叶品种,不仅有广东、福建的茶叶,更多的绿茶是徽州的松萝茶、屯溪绿茶以及珠兰、雨前、珠茶、熙春以及皮茶等等。在英国伦敦茶叶经纪人协会印发的报告中,有一种表格叫“伦敦茶叶进口、存货及提货之非正式估计中所用之平均重量”,就是对各种茶叶进行非正式估计时,作为每箱平均重量的参考。如贡熙半箱,每件58磅,(盒)每件17磅;副熙半箱,每件65磅,(盒)每件25磅;珠茶半箱,每件60磅,(盒)每件34磅;麻珠半箱,每件66磅,(盒)每件37磅。根据东印度公司的收购订单中关于茶叶的分类统计,在1741年至1750年间,徽州眉茶进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进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绿茶的进口量分别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过这个分类进口统计,可以了解徽州绿茶中的屯绿茶、熙春茶以及珠茶等在清代中英茶叶贸易中的大致情况。

二、徽州茶外销途径

清时,朝庭对茶叶贸易的路线也有着明确的规定:“闽、皖商人贩运武夷、松萝,赴粤省销售,向由内河行走。”但是,从嘉庆元年(1796年)开始,商人“因洋面平靖,希图迅速,渐改海运”。清政府对茶叶贸易的路线实行管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征收关税。二是清政府“恐洋面辽阔,漫无稽查”,以致同外商“私行售卖”。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开关并制定了“十三行”的职责:“凡外洋夷船到粤海关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至外洋夷船出日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可以说,“十三行”的行商凭借封建政府给予的特权,基本垄断了广州的对外贸易。也就是说,世界各国商人来广州采购中国茶叶业务,均要通过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才可以完成交易。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开始实施只准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因此,海关需要监督并禁止全部低级商人或者不是公行的商人与外人来往或贸易。同时,还强制茶叶贸易的中间商必须缴付40%的税。这样,茶商只能将茶叶运到广州交由“十三行”来进行交易。尽管许多都是不合理的规定或要求,但是,无可奈何的英国商人也只得同“十三行”签订合约,然后再根据合约来进行茶叶交易,一般是在上一年的年底,东印度公司采购茶叶的所有商船离开以后,“十三行”就同留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的大班,签订下一年关于茶叶的数量、等级、价格等交易内容的合约。英国商人同意签订合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的中国商人认为,即使没有英国人也会有欧洲其他国家的船只来购买茶叶,因此他们不担心自己的茶叶销售不出去。所以,他们经常囤积大量的茶叶,等到有自己满意的价格和条件再出售,从而使茶叶价格逐步上升。来自欧洲的第一艘船和最后一只船所购的茶叶之间的差价经常超过50%,通过同中国商人签订合约一般价格都是偏低的。二是随着茶叶在英国的流行,茶叶已经被视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所以,英国“国会的法令要限定(东印度)公司必须经常保持一年供应量的存货”。

在这种大量需求的前提下,要想使茶叶数量和价格保持稳定就必须同中国商人签订关于下一年茶叶贸易的合约。尽管这种合约必须缴付一定的预付款,尤其是在英国商人每年进口的茶叶量大约为1500-20000担的时候,是在船到后签订合约,3个月后交货,必须要按合约价格付款50%-80%。

例如,英国商人在1779年就预付行商潘启官60155两白银,到后来投资茶叶量达到157000担的时候,是在3月间签订11月至次年1月间交货的合约。因此,为了争夺茶叶的货源,行商往往会将这些预付款的大部分预付给茶商,让他们到安徽和福建产茶区定购茶叶,在春节前后向茶农贷款,等到新茶上市的清明前后就前去收茶,这样就可以及时地得到好茶。另外,还需要一笔款项使小茶商能够以现金缴付他们的税捐。

三、徽州茶出口数额

18世纪后期,在中英茶叶贸易总量中,输往英国的徽州绿茶数量较多,因此,占出口茶叶贸易总额的比重也高。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茶叶共1768900磅,其中采购徽州松萝茶、屯溪茶571900磅,占东印公司采购总额的32%。乾隆三十年(176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收购茶叶9518544磅,其中有1664495磅松萝茶和屯溪茶,占收购茶叶总额的17%。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东印度公司从广州采购茶叶1439459磅,其中采购了徽州松萝茶、屯溪茶共计5829656磅,占东印公司购买茶叶总额的25%。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英国东印公司从广州采购茶叶2632469磅,其中购买了9037350磅松萝茶和屯溪茶,占采购茶叶总额的29%。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东印公司从广州收购了1367240磅茶叶,其中采购了松萝茶、屯溪茶共计4793320磅,占采购茶叶总额的29%。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东印公司从广州收购了1832740磅茶叶,其中购买了3678115磅松萝茶、和屯溪茶,占出口茶叶总额的50%。在这一段时间里,英国东印度公司采购的中国茶叶中,徽州绿茶占有相当的额度,而这些徽州绿茶大部分是松萝茶,小部分是屯溪茶。

嘉庆十六年(181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进口茶叶2904000磅,其中徽州松萝茶、屯溪茶共计15339000磅,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9%。嘉庆十八年(1813年),英国东印公司从广州采购了2880000磅茶叶,其中有12130000磅是屯溪绿茶和贡熙茶,占进口茶叶总额的24%。嘉庆十九年(1814年),英国东印公司从广州进口了3760000磅茶叶,其中屯溪绿茶和贡熙茶共计27074500磅,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4%。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英国东印公司从中国进口了36800002磅茶叶,其中采购了4742000磅屯溪绿茶和贡熙茶,占进口茶叶总额的15%。道光二年(1822年),东印公司从广州进口了4000000磅茶叶,其中有屯溪绿茶、贡熙茶共计23601600磅,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7%。道光三年(1823年),东印公司进口茶叶4000000磅,其中有屯溪绿茶、贡熙茶27558400磅,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5%。道光七年(1827年),东印度公司从广州采购了4800000磅茶叶,其中采购了28355039磅屯溪绿茶和贡熙茶,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7%。道光十三年(1833年),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进口了4960000磅茶叶,其中有45624000磅屯溪绿茶、贡熙茶,占东印公司进口茶叶总额的11%。以上是道光十四年(1834年)以前,徽州绿茶在中英茶叶贸易中的出口外销的数额。在1778年以前主要是松萝茶,少量是屯溪茶,在此之后一直到1809年这段时间中,是既有松萝茶又有屯溪茶。到了嘉庆十四年(1809年)以后,出口英国的茶叶,大部分都是屯溪茶了。但是,依然有少量的松萝茶外销茶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和地区。

因此可以说,徽州绿茶在中英茶叶贸易中既占有相当多的份额,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徽州茶外销价格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麦士里菲尔德”号来到广州,准备以每担25两白银预购松萝茶。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英国“肯特”号以每担23两白银预购了松萝茶。但是,在雍正七年(1729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松萝茶的价格出现了下跌,一般是降至每担19两白银,有时低至每担16两白银。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英国对茶叶征收重税所致。当时,英国茶叶入口税每磅征收5先令,而在当时对从中国进出的茶叶每磅只需要缴纳16便士。因此,欧洲其他国家纷纷将从中国购回的茶叶,大部分都走私到了英国销售。这样,不仅使英国东印度公司所购的茶叶很难销售出去,同时也导致了英国进口的松萝茶价格下跌。在雍正八年(1730年)前,松萝茶的价格只能维持在每担售价15-16两白银左右。所以英国人一方面要坚决地打击这种茶叶的走私,另一方面还想继续“垄断在广州市场上出售的松萝茶”,以谋取更多的利益。因此,大量的松萝茶又被英国东印度公司购进。这样,市场上的松萝茶价格由于受到英国商人的人为干扰,因此就出现了松萝茶价格忽高忽低的现象。但是,英国的走私茶并没有消失,相反却是愈发嚣张。即使是到了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英国国内市场上走私茶与合法茶叶的价格依然是相差很大,如合法的进口普通绿茶或松萝茶,每磅价格为72-144便士,而走私茶价格是每磅42-46便士,如合法的进口熙春(屯绿茶),每磅价格为126-240便士,然走私茶价格也只有每磅66-108便士。但是,从整个市场的总体销售情况来看,松萝茶的价格还是处于每担23-25两白银的较高价位。

雍正八年(1730年)在当年的中英茶叶交易中,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签订的合约显示,松萝茶的销售价格仍然是达到了每担24两白银。雍正九年(1731年),松萝茶的价格又跌至每担15-16两白银。乾隆元年(1736年),英国“诺曼顿”(Normanton)号商在回程投资茶叶账目中,清晰地记载了从中国采购的茶叶以及其价格。贡熙茶390担,总价19163两;贡熙细茶24担,总价1317两;贡熙(二级)393担,总价10193两;松萝茶482担,总价10646两。根据这个记录,可以知道乾隆元年(1736年)徽州松萝、贡熙等徽州绿茶的出口外销价格为贡熙茶每担(约)49.14两,贡熙细茶每担(约)54.86两,贡熙(二级)每担(约)25.94两,松萝茶每担(约)22.09两白银。由此可知,出口外销的松萝、屯绿以及贡熙等徽州绿茶在当时的价格以及价值。但是,雍正十年(17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十三行”行商康官、秀官那里收购的二级松萝茶,其价格又升为每担22两白银。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东印度公司所签订的各船舱购货的一份合约中,记录了在“十三行”行商那里购茶的情形,从行商潘启官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行商瑛秀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行商浩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从行商石琼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另外,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有一组关于当时采购茶叶的价格表,这份资料显示,屯溪茶价格从每担24两白银到每担40两白银不等,其中以价格在每担25-28两白银的茶叶销售量最大。

后记:19世纪70年代,国际茶业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印度、锡兰和日本等国的茶叶出口日益增加,中国茶叶的垄断地位开始受到挑战。据《中国茶叶外销史》载:“1890年后,受英国宣传作用,美国人口密集的区域,对绿茶的嗜好,为红茶所替代,茶叶贸易遂大变动,随后输入英国殖民地出产的红茶,更助于宣传广告和游行运动,使中国绿茶销路大受打击,这种新茶(指印度红茶)渐次普及”。另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资料显示:1836-1837年,输往英国的屯溪熙春茶有2631600磅;然在1837-1838年,输往英国的熙春茶下降至1464267磅,而在1838-1839年,熙春茶又下降至1309600磅,到了1839-1840年,出口英国的熙春茶也只有1537487磅。与此同时,屯溪皮茶输往英国的情形也同样是不容乐观,1836年,输往英国的屯溪皮茶有359733磅,然1837-1838年,却突然下降至238933磅。到1838-1839年间,输往英国的屯溪皮茶只有519066磅,而在1839-1840年,只输出了116969磅。由此可见,在中国茶叶衰败的大背景下,徽州绿茶的出口外销亦是难逃衰落乃至失败的命运!

事实上,中国的茶叶外销出口在1886年达到历史最高峰后便急遽下滑,而由盛转衰的危险处境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暴露无遗了——由英国人从中国移植到印度的茶叶打破了中国人对国际茶叶市场上的垄断。所以,尽管晚清时期出口茶叶输出总量仍在增长,但华茶的危机却是在继续发酵并不断扩大。当然,徽州茶的衰败也是在所难免,因为茶叶种植技术的落后、茶叶产品的劣质、以及毫无章法的管理模式是19世纪70年代以前,徽茶乃至华茶所存在的三大根本问题。

总之,清代时期,中英茶叶贸易中徽州茶出口外销的努力和业绩,不仅值得探究和研究,也值得借鉴和思考!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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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燕清.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中心从厦门转向广州的原因[J].学术研究,1998.5.

[13]许地山.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14]The Management of Monopoly,转引自吴建维.清前期中西茶叶贸易[J].清史研究,1998.3(19).

[15]王红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现代商贸工业,2018.10.

文/郑 毅

(来源/《徽茶》2021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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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茶、辉煌! ——徽州茶外销史概述(上)

简述唐宋明清徽州茶

徽州何时植茶,难以稽考。

唐乾元元年(758),陆羽在《茶经》中明确提出“歙州茶”;其时,徽州大量种植并生产茶叶,而且是声名鹊起并畅售各地……

唐代徽州茶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茶品名目多:唐时歙州、祁门、婺源及浮梁等茶区产有方茶、膏茶等。

二是茶叶产量多:歙州司马张途说祁门“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茶区大量种植茶树,茶园面积广大。

三是茶叶品质甚好:唐人扬晔《膳夫经手录》称“歙州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其先春含膏,亦在顾渚茶品之亚列。”

四是茶叶从业人员众多:唐代的祁门茶区,“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当地百姓从事茶业的人口比例竟然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五是茶叶市场产销兴旺:史料记载:歙州、婺州生产的方茶,主销梁、宋、幽,并诸州;并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供需关系和产销市场。同时还记载歙州、浮梁、祁门等地“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的情景。

六是茶叶知名度较高:如“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逾于诸方”就是时人对歙州茶的赞誉。又如《茶酒论》介绍的“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茶)”;说明各地甚至是“万国”的商人都慕名而来。(注:万国是一个汉语词汇,释义为万邦;天下泛指各国。《史记·五帝本纪》:“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在过去,常以“万国”代指世界;如世界博览会当时被称为“万国博览会”。)同时也表明,唐代歙州茶行销内地及西藏地区,同时也运销回鹘、吐蕃等域外之地。

唐代歙州茶的兴起和发展,表明其生产和贸易规模都相当可观;尤其是“浮梁歙州”茶区,不仅是贸易的集散地,也是中国茶业重心从巴蜀向东转移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茶酒论》中关于“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茶)的盛况描述;既是歙州茶的真实写照,也是“歙州茶”的绝妙广告,更是刻骨铭心的区域形象宣传……唐朝开拓西域以后,将茶叶制成出口商品,一度曾远销西域和中亚诸国;以致《新唐书·陆羽传》说“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由此可证明,在唐朝中后期,随着开辟西域、建立商路,茶叶也成为同少数民族交易的主要货物之一。其时,歙州茶沿丝绸之路传回鹘、再传波斯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地区。所以,《茶酒论》说“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茶)”。对此,阿拉伯人所著《印度中国航海记》中也有类似记载。据史籍记载和估算,在贸易量兴盛的唐宋时期,最多约为10万吨;而当时的徽州,茶叶输出量也是高达全国贸易量的四分之一。

宋朝,徽州人罗愿写了一部《新安志》,其中《卷七·洪尚书》中,明确记载了西域人酷爱喝茶的习惯:蕃部日饮酥酪,恃茶为命。说“蕃部”每天都吃酥酪,依赖喝茶解渴,堪称“嗜茶如命”;这也可视作是西域人喜喝茶的真实写照。由此可见,徽州茶经由茶马互市传入西域后,在宋朝又被进一步发扬;它不仅成为了西域主流的饮品,甚至一度使人成瘾而“日不可缺”。与此同时,随着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茶在宋朝开始也逐渐传到了周边的日韩等国并在当地生根发芽。

明代,徽州茶开始了划时代的技术变革。明人沈周(1427-1509)在《书岕茶别论后》中记述了徽州松萝等。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1)的《事物绀诛》,在97条茶目中也记述了松萝。在茶叶技术从“蒸”到“炒”过程中,松萝茶脱颖而出;它不仅成为了徽州产地的名茶,更是成为了中国的名茶。松萝茶的“炒青”制法先后为传播到安徽南北和赣、鄂、闽诸省茶区,以致被推广和普及。王镇恒、王广智主编的“九五”国家重点图书《中国名茶志》记载:南宋以后,安徽江南茶区名茶生产全面崛起,明清时代达到鼎盛……休宁松萝山松萝茶作为炒青型名茶的鼻祖,创制于明初,到明代中后期已远近闻名。当西欧对茶叶需求进入导入期并期望大规模进口时,徽商疾足先得,将松萝茶远销广州然后转输外洋;他们是中国最早“发洋财”的茶叶商帮;他们为徽州茶叶外贸业立下铺路架桥之功。自此,在松萝茶的带动下,徽州茶开始了它走向世界的辉煌之旅!

明时,徽州祁门的“安茶”问世;因为有特殊的杀菌消瘴之功效,以致被誉为“安茶”或“圣茶”;“安茶”进入市场后,一直是内销两广,外销东南亚;以后又逐步流向香港、澳门、锡兰(今斯里兰卡)、暹逻(今泰国)、安南(今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檐曝杂记》一书记载:“自前明设马御史(1415年),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船来,所需中国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则其用且极西海以外。”这说明在15世纪初期,茶叶向海外输出的规模很大。特别是隆庆年间(1567-1572年),朝庭开放海禁后,“番夷市易,皆趋广州”;以茶叶、丝绸、瓷器等为外贸大宗商品,尤其是茶叶外贸额占中国外贸总值之六成以上。

清代是徽州茶兴盛的年代,其时、茶叶种类迅速增加,红茶绿茶并驾齐驱,尤其绿茶品种日益繁多;同时,茶号茶行快速崛起,遍布集市且交易频繁;徽州茶以品种好,品类多,品质优而声名鹊起,以致茶叶外销市场完全打开;徽州茶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而且在中国茶叶对外出口贸易业务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市场额度!

松萝茶出口始于清康熙年间,至嘉道年间,出口兴盛;然因为松萝茶叶产地狭小,产量有限,价格高昂,花色较少等缘由,无法满足世界各地日益高涨的消费需求;以致它逐渐演化为屯绿,分珠茶、雨茶、熙春三类共10多个花色、品级。屯绿茶以叶绿、汤清、香醇、味厚“四绝”而蜚声中外并被誉为“绿色金子”。

中国茶叶贸易量在历史上曾为世界之最。在极盛的明清时代,全国茶叶贸易量最多约为23万吨;1886年,出口茶叶量就高达13.4万吨(值约33503863银两,约折合42549906美金);因此,中国茶叶一度垄断了国际市场。在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鼎盛时期,徽州茶叶的贸易也是占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据《安徽志•财政考•厘金•下》载:光绪初期,也就是在1875年前后,徽州外销茶每年即有9万多引(注:1引=120斤)。

民国时期,屯溪茶业凭借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成为了皖南地区茶叶的集散场所,亦是皖南洋庄绿茶的精制中心;其品质优良且每年制茶数量可达七八万箱之巨。屯溪茶业的经济地位在皖南地区非其他县镇所能比拟,可谓是“甲于皖南”;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名列前茅;屯溪所制洋庄绿茶一般是在上海进行交易,最后输往欧、美、非等国家和地区。据民国《农报》第1卷21期载:安徽屯溪为洋装箱茶制造集中地,每年出口箱茶不下10余万箱,约值千余万元,大部运销西欧,以英国、法国、意大利,销路最大。民国27年,为适应战时需要,民国政府特指定茶叶为统购、统销物资,并指定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管理茶叶出口贸易。

同年6月7日,贸委会于公布《管理全国茶叶出口贸易大纲》,指导实行统购、统销运动;徽州茶积极响应并参与统购统销,以致当年出口茶有所增加;同时,红、绿茶出口价格均破历史记录,尤其是祁红价格,较上年提高80-145%。民国28年,“屯绿”贸易量高达248184箱,约合7000多吨;此后两年也都在6000吨以上。而“祁红”贸易量达69829箱,约合2000多吨。祁红、屯绿茶外销的业绩表明:其时,徽州区域经济已经通过茶叶贸易与国际市场产生了很密切的联系,从而成为了当时世界市场体系的一个参与者和竞争者;这样的变化,对于徽州茶叶市场角色的重塑以及徽州区域经济发展路径无疑是有着较大的影响!

“海上马车夫”荷兰与徽州茶

在20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使他们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虽然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是,直到16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

1506年(明正德元年),葡萄牙人进入中国,他们开始学习饮茶,为茶叶输入西方创造了条件。1514年(明正德九年),葡萄牙船队到达广州并开始了海上茶叶贸易。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在其出版的《航海记》中,才首次提到茶叶。

1588年(万历十六年)以后,荷兰和英国取代葡萄牙,成为欧洲与中国茶叶贸易的霸主。从此,荷兰因在海洋贸易中扮演主角,而被称为“海上马车夫”;同时,主宰世界茶叶贸易的“商业战争”也延绵不绝。

1602年,荷兰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股份公司: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此后,英国、丹麦、法国和瑞典等国都建立了各自的东印度公司;这些强大的欧洲贸易公司均从当局获得了在欧亚之间的商品运输的“特权”。如,17世纪,欧洲的茶叶进口等事务均被东印度公司所垄断。1606年,(万历三十五年),荷兰东印公司商船首次从爪哇来澳门运载茶叶;这是西方人来东方运载茶叶最早的纪录;它运载的是松萝茶。随后,荷兰开始将茶叶运回欧洲并贩卖给其他国家;这也是华茶以及徽州茶输入欧洲的开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通过巴达维亚的茶叶贸易确立了霸主地位,并保证了用自己的船只将茶叶运往欧洲港口。其时,茶叶贸易的金额非常巨大的,每年可为荷兰东公司带来100000盾到500000盾利益。而荷兰与中国进行茶叶贸易的形式是,中国—巴达维亚(荷印属雅加达)—荷兰的间接贸易形式,主要是有赖于来往于中国和东南亚的中国帆船贸易。

中国帆船从广州将松萝茶、瓷器等货物运往巴达维亚,将茶叶与荷兰商人进行交易后,再购买当地的香料等特产并运回白银……以至于有人认为巴达维亚贸易是“中国海上贸易的一个重要分支。荷兰人除了从巴达维亚(荷印属雅加达)购买中国松萝茶外,还通过波斯进口部分中国茶叶。1683年,清政府解除海禁后,中国帆船到达东南亚的数量有明显增加;从1690-1718年间,平均每年有14艘以上的中国帆船到到巴达维亚;而荷兰人除了从巴达维亚购买中国茶叶外,还通过波斯进口部分中国茶叶。当时,中国帆船主要是运载陶瓷、丝绸、茶叶等物品,到巴达维亚去交换胡椒、香料等土产;而茶叶的主要品种是松萝茶等。

1717年3月,几十艘中国商船从广州乘风破浪驶向了巴达维亚(荷印属雅加达)港口;然而,这些商船船主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远航运茶竟是他们海上茶叶贸易的终结……

3月8日,荷印当局为维护自身利益,不顾及贸易的公平原则和中国商人的反对;对在巴达维亚(荷印属雅加达)进行贸易的中国茶商采取了肆意压价的手段,荷印当局将松萝茶价格压至每担40荷盾,珠茶价格压至每担60荷盾……在帆船时代,“时间也是金钱”,船只不可能长时间地停留在巴达维亚(荷印属雅加达)港口;中国船主们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有14艘中国帆船被迫低价出售了松萝茶和珠茶等,但发誓以后不再与荷兰商人进行茶叶交易。在十七世纪,荷兰同中国帆船茶叶贸易的金额非常巨大,每年为东印度公司带来10万-50万荷盾。当时,荷兰人还试图把中国茶籽移植爪哇,但没有成功。

1718年(康熙五十六)清政府于颁布禁令:“凡商船照旧令往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喇吧等处,不许前往贸易,……违禁者治罪。”(注:吕宋是指菲律宾的马尼拉,噶喇吧是指印尼雅加达,又称巴达维亚。)清政府禁止中国商人赴南洋贸易,再加上中国帆船也不愿意同荷兰人进行茶叶贸易;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决定:派2艘船直接到中国买茶。因此,中荷贸易由原来的中国—巴达维亚—荷兰的间接贸易形式变成了荷兰—中国的直接贸易形式。

1734年以后,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放弃了从荷兰直接派船到中国的努力;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买茶叶,同时,仍然鼓励或者是希望中国帆船能够继续在巴城的茶叶贸易。1740年,荷兰殖民者尽屠巴城华人,巴城华商贸易市场和业态被破坏无殆;茶叶贸易也随之彻底衰落。到18世纪50年代,巴城茶叶贸易完全停止。此后,荷兰东印度公司重开对华直接贸易,然而,依然无力在中国打开销路,因此公司决定,从荷兰出发的船只每艘携带30万荷盾的银元前往中国。从此以后,荷兰也象其他西方人一样,主要以白银购买中国茶叶。然在1795年,荷兰因拿破仑战争失败而退出了对华直接贸易。

从18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茶叶均是荷兰从中国输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这一时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叶占据荷兰输出的中国商品总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过85%;其主要商品是中国茶叶,而在茶叶品类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徽州松萝、屯绿茶等等。

“日不落帝国”英国与徽州茶

明祟桢十年(1637年)是年4月6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首次抵达广州珠江口。第一次运载华茶112磅(约51公斤)回国。这是英国商人直接从我国广州采购、贩运茶叶之始。

清康熙四年至六年(1665-1667年),经过两次英荷战争,英国嬴得一连串胜利并取代荷兰,从而逐渐垄断了世界茶叶贸易。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英国国力日益强盛,逐渐成为“日不落帝国””,茶叶在英国也慢慢走进了千家万户。169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麦士里菲尔德””商船来到广州;当时,“麦士里菲尔德””号准备以每担25两的价格,来预购160担最优等的松萝茶;这也是松萝茶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英国人的货单上……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英国市面对茶叶急需,在浙江舟山岛上设立贸易站,大肆采购中国茶叶。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一艘已经抵达舟山的商船发出了一份命令,要求这艘商船务必装满中国茶叶才能返航,其中分配采购的数额是松萝茶三分之二,圆(珠)茶六分之一,武夷茶七分之一。次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开始将茶销往欧洲各国及美洲殖民地。

1721年(清康熙六十年)九月二十二日,从英国驶来的“埃梅莉亚公主号””商船离开广州黄埔港口返回英国;从商船提供给粤海关的货物清单显示:商船所携带货物有:除生丝、丝织品以及水银外,所带茶叶全部为上等茶,品种多、数量大;其中松萝茶1500担,每担19银两;这些货物总价值达211850银两。据1704年英国“肯特号”商船预购松萝茶资料显示,以23两每担的价格预购了松萝茶。根据有关资料显示,每担(二级)松萝茶价格为23银两;最高时约为每担30银两。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收购订单中关于红茶绿茶的分类统计,在1741年至1750年间,绿茶中的眉茶进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进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绿茶的进口量分别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过这个分类进口统计,可以清楚地知道;屯绿茶以及眉茶、珠茶和熙春茶出口英国的贸易情况,同时也表明,各种花色品种的徽州茶在茶叶出口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关于徽州松萝等茶叶外销出口到英国的数量,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是重要的材料;美国人马士曾在中国海关税务司任职;他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详尽地记载了1635年---1834年期间,英国对华贸易的情况,从东印度公司大班同广州十三行所签订的合约中,可以看到有关松萝茶数量的统计,还可以了解或知晓松萝茶在中英茶叶贸易中占有的地位。

从1759---1783年中,每年进口的松萝茶(包括屯绿茶)的数量保持在1500000磅左右,占整个茶叶出口总量的30%左右。从1783年英国降低了茶叶的关税,到1834年东印度公司解体、对华贸易向英国私商开放这段时期,松萝茶(包括屯绿茶)的出口量平均每年保持在(3000000-4000000)三百万到四百万磅左右,占整个茶叶出口总量的比重一直稳定在16%左右。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以前,英国始终是运销华茶最多的国家,以1880—1888年为最多,1880年打破过去记录,达72837吨,占华茶出口量的60-70%;而输英的几乎全为绿茶,主要是松萝茶(包括屯绿茶)等。从17世纪20年代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绝大部分年份中,所购买的茶叶都占其从中国总进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占71%;在1785—1794年中,这一比例提高到85%。茶叶专家程启坤、姚国坤教授在《绿茶金三角及其优势》一文中指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是进口中国绿茶的较大客户,在其1702年的订单中,松萝占了三分之二;而在1721-1730年的进口数字中,武夷茶为336万磅,松萝茶为458万磅;因此可以认为,欧洲人早期饮用茶叶是以松萝茶为主的。

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后,北欧的茶叶消费迅速增长,茶叶贸易成为所有欧洲东方贸易公司最重要、盈利最大的项目。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登说:茶叶是驱使我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然而,日益巨大的茶叶进口额,背后却与我国近代的血泪史息息相关!当时的中国,农业与手工业紧密结合,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高度自给自足。如此一来,欧洲产品在中国的市场十分狭小,几乎找不到销售市场;唯一的例外是中国对白银的大量需求。如178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财库尚有二十余万两白银盈余,翌年反而出现22万两白银的赤字。

为扭转由茶叶贸易产生的巨额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贩卖鸦片,以求逆转贸易逆差。但是,鸦片比之茶叶;显然是祸国殃民的成瘾品;所以,很快就遭到了中国政府的阻截,鸦片战争也由此而爆发并以此为标志,拉开了近代中国屈辱史的大幕。

鸦片战争其实是茶叶与鸦片导致的贸易战争。没有茶叶贸易,也就没有鸦片贸易;茶叶使英国欲罢不能,鸦片使中国不能自拔。后来,英国已经不再需要中国的茶叶,但中国已经离不开英国(印度)的鸦片。当初白银因为茶叶而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后来则因为鸦片而流出。对英国来说,《南京条约》标志着鸦片这种帝国战略的成功。19世纪,日不落帝国因为茶叶贸易,挑起了与中国的战争,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所以说:茶叶,早已不是一种单一的饮料,它甚至影响着世界的进程。

美国“波士顿”事件与徽州茶

240多年前,美国人因爱茶而反抗,因反抗而拒茶,以致爆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它不仅是催生了一个民主国家,也催生了咖啡上位,还催生了的很多事情……美国波士顿倾茶事件是这样的:18世纪的美国,当时还是英国的北美殖民地,他们跟着英国统治者学喝茶(虽然咖啡在1670年就引入北美地区,但是一直被视为“二流饮料”),而且一喜欢喝茶就不得了,特别舒服、过瘾;以致每年增加的喝茶人的数量惊人。而英国政府意识到茶叶是暴利来源,于是就在北美殖民地对茶叶进行征税;先通过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规定凡殖民地所用茶叶及其它物品均需课税。1767年6月,又通过了“托时德财政法案”,决定向英国转口美国的茶叶等物品征收高关税;在废除其它物品税的同时,对北美人民喜爱的中国茶叶,每磅仍然需要课税3便士。这遭到了殖民地的强烈反对。

1773年,英国再次颁布法令,允许东印度公司在美洲以低于走私茶叶的50%的价格销售,并明令禁止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贩卖茶叶。殖民地人民认为自由比喝便宜茶更重要,于是,各殖民地纷纷召集会议,抵制英国的法令。同年11月27日,英国东印度公司“达特默斯”号、“爱琳娜”号、“河狸”号3条载茶船,一直停泊在港内无法卸货。12月16日,波士顿茶党又一次在组织群众集会,参加者达5000多人。集会决定令茶叶船须在当天下午驶出波士顿港,要船主再向海关交涉,仍遭海关拒绝;又要船主向总督交涉,又遭总督拒绝。以致群情激愤并涌向波士顿港口的格林芬码头,有六十人打扮成印第安人,手持短斧,分三组登上了茶叶船;他们打开船舱,劈开木箱,将3艘船上价值18000英镑的342箱武茶叶,全部倾入海。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波士顿茶党毁茶事件。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在这些茶叶中,一部分是福建的红茶:240箱的武夷红茶,15箱工夫红茶,10箱正山小种。一部分是徽洲的绿茶:15箱熙春,60箱松萝,还有一些茶叶统计不明确。中国的茶叶在太平洋的彼岸掀起了一场革命,给那里的人们注入反叛与独立的基因,并由此成为了一个国家诞生的导火索;这个因茶而诞生的国家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1784年2月,美国第一艘“中国皇后”号商船从纽约开航,经大西洋和印度洋到达广州。

1785年5月11日,“中国皇后”号装载了700箱武夷茶、100箱熙春茶以及大量的瓷器;她的首航成功,为刚刚取得独立的美国经济注入了强烈的兴奋剂。因为“中国皇后”号一个来回的利润就高达1500%,这实在是令美国官方和民间喜出望外;为了推动对华贸易,华盛顿总统宣布对华通商予以优惠和保护。

国会还向全国发布了对此次航行的通报表扬信;各大报纸长篇报道并发表论,称此行是“一次有远见卓识的、成果丰硕的航行”;也是“美国商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由此,美国商人们纷纷投入了中美之间直接的茶叶贸易;先后有费城的“广州号”商船,塞勒姆的“伟大的土耳奇号”商船,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号”、“华盛顿夫人号”和“香客号”商船,从美国波士顿驶向中国广州。到了12年后的1796年,美国在中国收购的茶叶数量,已经比除英国外的所有欧洲国家收购的茶叶总和还要多。当时,在美国流行喝茶并将茶拼和后冲泡饮用时,早期使用的是徽州绿茶,如熙春、贡熙、雨茶(珍眉);逐渐改变口味后使用的是祁门红茶;在《茶叶全书“美国之拌和茶”》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在从前所用多为副熙茶,但因此种茶叶之供给极为有限,且价亦甚高,故现在改用……茶或麻珠茶为替代品。值得注意的是,徽州松萝和屯绿茶进入国际市场后,因为品质出众,所以销售情况良好;尤其是19世纪以后,品类高的屯绿茶如熙春、雨前、副熙等开始增加;到1837年绿茶占总数的4/5以上,以致美国成为中国绿茶的主要消费国。在深受人们的喜爱同时,也在美国留下了鲜为人知的文字记录和广告宣传资料。

1803年,美国纽约晚报上刊载了一则茶的广告:“新到二百零五箱上等贡熙茶,华脱街182号Elljsuane公司启。”

1816年,在美国纽约报纸上又出现了茶叶拍卖广告(注:早期的拍卖业是将紧俏的或稀罕的物品拿来拍卖,以获取更高的利润。)一家“JJ.Astor之货船Bearet号上周抵此,带来二千五百箱上等茶叶,为上季在著名武夷山及松萝茶区所产者,由John Hone主持拍卖,地点在自由街Astor码头”。

1836年,在美国菲列特尔菲亚市,报纸上又刊出一条关于中国茶叶的广告,全文如下:“茶叶———兹有大帮(注:“大帮”是指“大帮官堆绿茶”)各种包装之贡熙、珠茶及圆茶出售,品质优良,如蒙光顾,请至Soutn Front街十三号,Osamuel M.Kempton公司启。”

从1786至1833年,美国来华的商船只就达到了1004艘(次),是英国来华船数的一半,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来华船只总数的四倍;同时,华茶输美的茶叶数额也迅速增长,华茶在美国进口货物中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如1822年,茶叶占36%,到1828年茶叶就占到45%;而到了1832年,竟占到了52%,最高年份竟高达81%;其中,徽州松萝、贡熙、副熙、雨茶(珍眉)茶占有很大的份额。可以说,历史上中美之间的早期贸易,由“中国皇后”号装载的茶叶而得以迅猛发展起来。

本文作者系黄山市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内容均来自阅读徽州

徽州茶外销史概述(上)

  简述唐宋明清徽州茶

  徽州何时植茶,难以稽考。

  唐乾元元年(758),陆羽在《茶经》中明确提出“歙州茶”;其时,徽州大量种植并生产茶叶,而且是声名鹊起并畅售各地……

  唐代徽州茶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茶品名目多:唐时歙州、祁门、婺源及浮梁等茶区产有方茶、膏茶等。

  二是茶叶产量多:歙州司马张途说祁门“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茶区大量种植茶树,茶园面积广大。

  三是茶叶品质甚好:唐人扬晔《膳夫经手录》称“歙州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其先春含膏,亦在顾渚茶品之亚列。”

  四是茶叶从业人员众多:唐代的祁门茶区,“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当地百姓从事茶业的人口比例竟然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五是茶叶市场产销兴旺:史料记载:歙州、婺州生产的方茶,主销梁、宋、幽,并诸州;并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供需关系和产销市场。同时还记载歙州、浮梁、祁门等地“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的情景。

  六是茶叶知名度较高:如“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逾于诸方”就是时人对歙州茶的赞誉。又如《茶酒论》介绍的“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茶)”;说明各地甚至是“万国”的商人都慕名而来。(注:万国是一个汉语词汇,释义为万邦;天下泛指各国。《史记·五帝本纪》:“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在过去,常以“万国”代指世界;如世界博览会当时被称为“万国博览会”。)同时也表明,唐代歙州茶行销内地及西藏地区,同时也运销回鹘、吐蕃等域外之地。

  唐代歙州茶的兴起和发展,表明其生产和贸易规模都相当可观;尤其是“浮梁歙州”茶区,不仅是贸易的集散地,也是中国茶业重心从巴蜀向东转移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茶酒论》中关于“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茶)的盛况描述;既是歙州茶的真实写照,也是“歙州茶”的绝妙广告,更是刻骨铭心的区域形象宣传……唐朝开拓西域以后,将茶叶制成出口商品,一度曾远销西域和中亚诸国;以致《新唐书·陆羽传》说“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由此可证明,在唐朝中后期,随着开辟西域、建立商路,茶叶也成为同少数民族交易的主要货物之一。其时,歙州茶沿丝绸之路传回鹘、再传波斯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地区。所以,《茶酒论》说“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茶)”。对此,阿拉伯人所著《印度中国航海记》中也有类似记载。据史籍记载和估算,在贸易量兴盛的唐宋时期,最多约为10万吨;而当时的徽州,茶叶输出量也是高达全国贸易量的四分之一。

  宋朝,徽州人罗愿写了一部《新安志》,其中《卷七·洪尚书》中,明确记载了西域人酷爱喝茶的习惯:蕃部日饮酥酪,恃茶为命。说“蕃部”每天都吃酥酪,依赖喝茶解渴,堪称“嗜茶如命”;这也可视作是西域人喜喝茶的真实写照。由此可见,徽州茶经由茶马互市传入西域后,在宋朝又被进一步发扬;它不仅成为了西域主流的饮品,甚至一度使人成瘾而“日不可缺”。与此同时,随着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茶在宋朝开始也逐渐传到了周边的日韩等国并在当地生根发芽。

  明代,徽州茶开始了划时代的技术变革。明人沈周(1427-1509)在《书岕茶别论后》中记述了徽州松萝等。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1)的《事物绀诛》,在97条茶目中也记述了松萝。在茶叶技术从“蒸”到“炒”过程中,松萝茶脱颖而出;它不仅成为了徽州产地的名茶,更是成为了中国的名茶。松萝茶的“炒青”制法先后为传播到安徽南北和赣、鄂、闽诸省茶区,以致被推广和普及。王镇恒、王广智主编的“九五”国家重点图书《中国名茶志》记载:南宋以后,安徽江南茶区名茶生产全面崛起,明清时代达到鼎盛……休宁松萝山松萝茶作为炒青型名茶的鼻祖,创制于明初,到明代中后期已远近闻名。当西欧对茶叶需求进入导入期并期望大规模进口时,徽商疾足先得,将松萝茶远销广州然后转输外洋;他们是中国最早“发洋财”的茶叶商帮;他们为徽州茶叶外贸业立下铺路架桥之功。自此,在松萝茶的带动下,徽州茶开始了它走向世界的辉煌之旅!

  明时,徽州祁门的“安茶”问世;因为有特殊的杀菌消瘴之功效,以致被誉为“安茶”或“圣茶”;“安茶”进入市场后,一直是内销两广,外销东南亚;以后又逐步流向香港、澳门、锡兰(今斯里兰卡)、暹逻(今泰国)、安南(今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檐曝杂记》一书记载:“自前明设马御史(1415年),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船来,所需中国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则其用且极西海以外。”这说明在15世纪初期,茶叶向海外输出的规模很大。特别是隆庆年间(1567-1572年),朝庭开放海禁后,“番夷市易,皆趋广州”;以茶叶、丝绸、瓷器等为外贸大宗商品,尤其是茶叶外贸额占中国外贸总值之六成以上。

  清代是徽州茶兴盛的年代,其时、茶叶种类迅速增加,红茶绿茶并驾齐驱,尤其绿茶品种日益繁多;同时,茶号茶行快速崛起,遍布集市且交易频繁;徽州茶以品种好,品类多,品质优而声名鹊起,以致茶叶外销市场完全打开;徽州茶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而且在中国茶叶对外出口贸易业务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市场额度!

  松萝茶出口始于清康熙年间,至嘉道年间,出口兴盛;然因为松萝茶叶产地狭小,产量有限,价格高昂,花色较少等缘由,无法满足世界各地日益高涨的消费需求;以致它逐渐演化为屯绿,分珠茶、雨茶、熙春三类共10多个花色、品级。屯绿茶以叶绿、汤清、香醇、味厚“四绝”而蜚声中外并被誉为“绿色金子”。

  中国茶叶贸易量在历史上曾为世界之最。在极盛的明清时代,全国茶叶贸易量最多约为23万吨;1886年,出口茶叶量就高达13.4万吨(值约33503863银两,约折合42549906美金);因此,中国茶叶一度垄断了国际市场。在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鼎盛时期,徽州茶叶的贸易也是占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据《安徽志?财政考?厘金?下》载:光绪初期,也就是在1875年前后,徽州外销茶每年即有9万多引(注:1引=120斤)。

  民国时期,屯溪茶业凭借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成为了皖南地区茶叶的集散场所,亦是皖南洋庄绿茶的精制中心;其品质优良且每年制茶数量可达七八万箱之巨。屯溪茶业的经济地位在皖南地区非其他县镇所能比拟,可谓是“甲于皖南”;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名列前茅;屯溪所制洋庄绿茶一般是在上海进行交易,最后输往欧、美、非等国家和地区。据民国《农报》第1卷21期载:安徽屯溪为洋装箱茶制造集中地,每年出口箱茶不下10余万箱,约值千余万元,大部运销西欧,以英国、法国、意大利,销路最大。民国27年,为适应战时需要,民国政府特指定茶叶为统购、统销物资,并指定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管理茶叶出口贸易。

  同年6月7日,贸委会于公布《管理全国茶叶出口贸易大纲》,指导实行统购、统销运动;徽州茶积极响应并参与统购统销,以致当年出口茶有所增加;同时,红、绿茶出口价格均破历史记录,尤其是祁红价格,较上年提高80-145%。民国28年,“屯绿”贸易量高达248184箱,约合7000多吨;此后两年也都在6000吨以上。而“祁红”贸易量达69829箱,约合2000多吨。祁红、屯绿茶外销的业绩表明:其时,徽州区域经济已经通过茶叶贸易与国际市场产生了很密切的联系,从而成为了当时世界市场体系的一个参与者和竞争者;这样的变化,对于徽州茶叶市场角色的重塑以及徽州区域经济发展路径无疑是有着较大的影响!

  “海上马车夫”荷兰与徽州茶

  在20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使他们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虽然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是,直到16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

  1506年(明正德元年),葡萄牙人进入中国,他们开始学习饮茶,为茶叶输入西方创造了条件。1514年(明正德九年),葡萄牙船队到达广州并开始了海上茶叶贸易。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在其出版的《航海记》中,才首次提到茶叶。

  1588年(万历十六年)以后,荷兰和英国取代葡萄牙,成为欧洲与中国茶叶贸易的霸主。从此,荷兰因在海洋贸易中扮演主角,而被称为“海上马车夫”;同时,主宰世界茶叶贸易的“商业战争”也延绵不绝。

  1602年,荷兰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股份公司: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此后,英国、丹麦、法国和瑞典等国都建立了各自的东印度公司;这些强大的欧洲贸易公司均从当局获得了在欧亚之间的商品运输的“特权”。如,17世纪,欧洲的茶叶进口等事务均被东印度公司所垄断。1606年,(万历三十五年),荷兰东印公司商船首次从爪哇来澳门运载茶叶;这是西方人来东方运载茶叶最早的纪录;它运载的是松萝茶。随后,荷兰开始将茶叶运回欧洲并贩卖给其他国家;这也是华茶以及徽州茶输入欧洲的开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通过巴达维亚的茶叶贸易确立了霸主地位,并保证了用自己的船只将茶叶运往欧洲港口。其时,茶叶贸易的金额非常巨大的,每年可为荷兰东公司带来100000盾到500000盾利益。而荷兰与中国进行茶叶贸易的形式是,中国—巴达维亚(荷印属雅加达)—荷兰的间接贸易形式,主要是有赖于来往于中国和东南亚的中国帆船贸易。

  中国帆船从广州将松萝茶、瓷器等货物运往巴达维亚,将茶叶与荷兰商人进行交易后,再购买当地的香料等特产并运回白银……以至于有人认为巴达维亚贸易是“中国海上贸易的一个重要分支。荷兰人除了从巴达维亚(荷印属雅加达)购买中国松萝茶外,还通过波斯进口部分中国茶叶。1683年,清政府解除海禁后,中国帆船到达东南亚的数量有明显增加;从1690-1718年间,平均每年有14艘以上的中国帆船到到巴达维亚;而荷兰人除了从巴达维亚购买中国茶叶外,还通过波斯进口部分中国茶叶。当时,中国帆船主要是运载陶瓷、丝绸、茶叶等物品,到巴达维亚去交换胡椒、香料等土产;而茶叶的主要品种是松萝茶等。

  1717年3月,几十艘中国商船从广州乘风破浪驶向了巴达维亚(荷印属雅加达)港口;然而,这些商船船主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远航运茶竟是他们海上茶叶贸易的终结……

  3月8日,荷印当局为维护自身利益,不顾及贸易的公平原则和中国商人的反对;对在巴达维亚(荷印属雅加达)进行贸易的中国茶商采取了肆意压价的手段,荷印当局将松萝茶价格压至每担40荷盾,珠茶价格压至每担60荷盾……在帆船时代,“时间也是金钱”,船只不可能长时间地停留在巴达维亚(荷印属雅加达)港口;中国船主们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有14艘中国帆船被迫低价出售了松萝茶和珠茶等,但发誓以后不再与荷兰商人进行茶叶交易。在十七世纪,荷兰同中国帆船茶叶贸易的金额非常巨大,每年为东印度公司带来10万-50万荷盾。当时,荷兰人还试图把中国茶籽移植爪哇,但没有成功。

  1718年(康熙五十六)清政府于颁布禁令:“凡商船照旧令往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喇吧等处,不许前往贸易,……违禁者治罪。”(注:吕宋是指菲律宾的马尼拉,噶喇吧是指印尼雅加达,又称巴达维亚。)清政府禁止中国商人赴南洋贸易,再加上中国帆船也不愿意同荷兰人进行茶叶贸易;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决定:派2艘船直接到中国买茶。因此,中荷贸易由原来的中国—巴达维亚—荷兰的间接贸易形式变成了荷兰—中国的直接贸易形式。

  1734年以后,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放弃了从荷兰直接派船到中国的努力;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买茶叶,同时,仍然鼓励或者是希望中国帆船能够继续在巴城的茶叶贸易。1740年,荷兰殖民者尽屠巴城华人,巴城华商贸易市场和业态被破坏无殆;茶叶贸易也随之彻底衰落。到18世纪50年代,巴城茶叶贸易完全停止。此后,荷兰东印度公司重开对华直接贸易,然而,依然无力在中国打开销路,因此公司决定,从荷兰出发的船只每艘携带30万荷盾的银元前往中国。从此以后,荷兰也象其他西方人一样,主要以白银购买中国茶叶。然在1795年,荷兰因拿破仑战争失败而退出了对华直接贸易。

  从18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茶叶均是荷兰从中国输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这一时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叶占据荷兰输出的中国商品总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过85%;其主要商品是中国茶叶,而在茶叶品类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徽州松萝、屯绿茶等等。

  “日不落帝国”英国与徽州茶

  明祟桢十年(1637年)是年4月6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首次抵达广州珠江口。第一次运载华茶112磅(约51公斤)回国。这是英国商人直接从我国广州采购、贩运茶叶之始。

  清康熙四年至六年(1665-1667年),经过两次英荷战争,英国嬴得一连串胜利并取代荷兰,从而逐渐垄断了世界茶叶贸易。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英国国力日益强盛,逐渐成为“日不落帝国””,茶叶在英国也慢慢走进了千家万户。169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麦士里菲尔德””商船来到广州;当时,“麦士里菲尔德””号准备以每担25两的价格,来预购160担最优等的松萝茶;这也是松萝茶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英国人的货单上……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英国市面对茶叶急需,在浙江舟山岛上设立贸易站,大肆采购中国茶叶。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一艘已经抵达舟山的商船发出了一份命令,要求这艘商船务必装满中国茶叶才能返航,其中分配采购的数额是松萝茶三分之二,圆(珠)茶六分之一,武夷茶七分之一。次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开始将茶销往欧洲各国及美洲殖民地。

  1721年(清康熙六十年)九月二十二日,从英国驶来的“埃梅莉亚公主号””商船离开广州黄埔港口返回英国;从商船提供给粤海关的货物清单显示:商船所携带货物有:除生丝、丝织品以及水银外,所带茶叶全部为上等茶,品种多、数量大;其中松萝茶1500担,每担19银两;这些货物总价值达211850银两。据1704年英国“肯特号”商船预购松萝茶资料显示,以23两每担的价格预购了松萝茶。根据有关资料显示,每担(二级)松萝茶价格为23银两;最高时约为每担30银两。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收购订单中关于红茶绿茶的分类统计,在1741年至1750年间,绿茶中的眉茶进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进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绿茶的进口量分别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过这个分类进口统计,可以清楚地知道;屯绿茶以及眉茶、珠茶和熙春茶出口英国的贸易情况,同时也表明,各种花色品种的徽州茶在茶叶出口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关于徽州松萝等茶叶外销出口到英国的数量,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是重要的材料;美国人马士曾在中国海关税务司任职;他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详尽地记载了1635年---1834年期间,英国对华贸易的情况,从东印度公司大班同广州十三行所签订的合约中,可以看到有关松萝茶数量的统计,还可以了解或知晓松萝茶在中英茶叶贸易中占有的地位。

  从1759---1783年中,每年进口的松萝茶(包括屯绿茶)的数量保持在1500000磅左右,占整个茶叶出口总量的30%左右。从1783年英国降低了茶叶的关税,到1834年东印度公司解体、对华贸易向英国私商开放这段时期,松萝茶(包括屯绿茶)的出口量平均每年保持在(3000000-4000000)三百万到四百万磅左右,占整个茶叶出口总量的比重一直稳定在16%左右。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以前,英国始终是运销华茶最多的国家,以1880—1888年为最多,1880年打破过去记录,达72837吨,占华茶出口量的60-70%;而输英的几乎全为绿茶,主要是松萝茶(包括屯绿茶)等。从17世纪20年代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绝大部分年份中,所购买的茶叶都占其从中国总进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占71%;在1785—1794年中,这一比例提高到85%。茶叶专家程启坤、姚国坤教授在《绿茶金三角及其优势》一文中指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是进口中国绿茶的较大客户,在其1702年的订单中,松萝占了三分之二;而在1721-1730年的进口数字中,武夷茶为336万磅,松萝茶为458万磅;因此可以认为,欧洲人早期饮用茶叶是以松萝茶为主的。

  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后,北欧的茶叶消费迅速增长,茶叶贸易成为所有欧洲东方贸易公司最重要、盈利最大的项目。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登说:茶叶是驱使我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然而,日益巨大的茶叶进口额,背后却与我国近代的血泪史息息相关!当时的中国,农业与手工业紧密结合,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高度自给自足。如此一来,欧洲产品在中国的市场十分狭小,几乎找不到销售市场;唯一的例外是中国对白银的大量需求。如178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财库尚有二十余万两白银盈余,翌年反而出现22万两白银的赤字。

  为扭转由茶叶贸易产生的巨额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贩卖鸦片,以求逆转贸易逆差。但是,鸦片比之茶叶;显然是祸国殃民的成瘾品;所以,很快就遭到了中国政府的阻截,鸦片战争也由此而爆发并以此为标志,拉开了近代中国屈辱史的大幕。

  鸦片战争其实是茶叶与鸦片导致的贸易战争。没有茶叶贸易,也就没有鸦片贸易;茶叶使英国欲罢不能,鸦片使中国不能自拔。后来,英国已经不再需要中国的茶叶,但中国已经离不开英国(印度)的鸦片。当初白银因为茶叶而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后来则因为鸦片而流出。对英国来说,《南京条约》标志着鸦片这种帝国战略的成功。19世纪,日不落帝国因为茶叶贸易,挑起了与中国的战争,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所以说:茶叶,早已不是一种单一的饮料,它甚至影响着世界的进程。

  美国“波士顿”事件与徽州茶

  240多年前,美国人因爱茶而反抗,因反抗而拒茶,以致爆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它不仅是催生了一个民主国家,也催生了咖啡上位,还催生了的很多事情……美国波士顿倾茶事件是这样的:18世纪的美国,当时还是英国的北美殖民地,他们跟着英国统治者学喝茶(虽然咖啡在1670年就引入北美地区,但是一直被视为“二流饮料”),而且一喜欢喝茶就不得了,特别舒服、过瘾;以致每年增加的喝茶人的数量惊人。而英国政府意识到茶叶是暴利来源,于是就在北美殖民地对茶叶进行征税;先通过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规定凡殖民地所用茶叶及其它物品均需课税。1767年6月,又通过了“托时德财政法案”,决定向英国转口美国的茶叶等物品征收高关税;在废除其它物品税的同时,对北美人民喜爱的中国茶叶,每磅仍然需要课税3便士。这遭到了殖民地的强烈反对。

  1773年,英国再次颁布法令,允许东印度公司在美洲以低于走私茶叶的50%的价格销售,并明令禁止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贩卖茶叶。殖民地人民认为自由比喝便宜茶更重要,于是,各殖民地纷纷召集会议,抵制英国的法令。同年11月27日,英国东印度公司“达特默斯”号、“爱琳娜”号、“河狸”号3条载茶船,一直停泊在港内无法卸货。12月16日,波士顿茶党又一次在组织群众集会,参加者达5000多人。集会决定令茶叶船须在当天下午驶出波士顿港,要船主再向海关交涉,仍遭海关拒绝;又要船主向总督交涉,又遭总督拒绝。以致群情激愤并涌向波士顿港口的格林芬码头,有六十人打扮成印第安人,手持短斧,分三组登上了茶叶船;他们打开船舱,劈开木箱,将3艘船上价值18000英镑的342箱武茶叶,全部倾入海。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波士顿茶党毁茶事件。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在这些茶叶中,一部分是福建的红茶:240箱的武夷红茶,15箱工夫红茶,10箱正山小种。一部分是徽洲的绿茶:15箱熙春,60箱松萝,还有一些茶叶统计不明确。中国的茶叶在太平洋的彼岸掀起了一场革命,给那里的人们注入反叛与独立的基因,并由此成为了一个国家诞生的导火索;这个因茶而诞生的国家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1784年2月,美国第一艘“中国皇后”号商船从纽约开航,经大西洋和印度洋到达广州。

  1785年5月11日,“中国皇后”号装载了700箱武夷茶、100箱熙春茶以及大量的瓷器;她的首航成功,为刚刚取得独立的美国经济注入了强烈的兴奋剂。因为“中国皇后”号一个来回的利润就高达1500%,这实在是令美国官方和民间喜出望外;为了推动对华贸易,华盛顿总统宣布对华通商予以优惠和保护。

  国会还向全国发布了对此次航行的通报表扬信;各大报纸长篇报道并发表论,称此行是“一次有远见卓识的、成果丰硕的航行”;也是“美国商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由此,美国商人们纷纷投入了中美之间直接的茶叶贸易;先后有费城的“广州号”商船,塞勒姆的“伟大的土耳奇号”商船,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号”、“华盛顿夫人号”和“香客号”商船,从美国波士顿驶向中国广州。到了12年后的1796年,美国在中国收购的茶叶数量,已经比除英国外的所有欧洲国家收购的茶叶总和还要多。当时,在美国流行喝茶并将茶拼和后冲泡饮用时,早期使用的是徽州绿茶,如熙春、贡熙、雨茶(珍眉);逐渐改变口味后使用的是祁门红茶;在《茶叶全书“美国之拌和茶”》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在从前所用多为副熙茶,但因此种茶叶之供给极为有限,且价亦甚高,故现在改用……茶或麻珠茶为替代品。值得注意的是,徽州松萝和屯绿茶进入国际市场后,因为品质出众,所以销售情况良好;尤其是19世纪以后,品类高的屯绿茶如熙春、雨前、副熙等开始增加;到1837年绿茶占总数的4/5以上,以致美国成为中国绿茶的主要消费国。在深受人们的喜爱同时,也在美国留下了鲜为人知的文字记录和广告宣传资料。

  1803年,美国纽约晚报上刊载了一则茶的广告:“新到二百零五箱上等贡熙茶,华脱街182号Elljsuane公司启。”

  1816年,在美国纽约报纸上又出现了茶叶拍卖广告(注:早期的拍卖业是将紧俏的或稀罕的物品拿来拍卖,以获取更高的利润。)一家“JJ.Astor之货船Bearet号上周抵此,带来二千五百箱上等茶叶,为上季在著名武夷山及松萝茶区所产者,由JohnHone主持拍卖,地点在自由街Astor码头”。

  1836年,在美国菲列特尔菲亚市,报纸上又刊出一条关于中国茶叶的广告,全文如下:“茶叶———兹有大帮(注:“大帮”是指“大帮官堆绿茶”)各种包装之贡熙、珠茶及圆茶出售,品质优良,如蒙光顾,请至SoutnFront街十三号,OsamuelM.Kempton公司启。”

  从1786至1833年,美国来华的商船只就达到了1004艘(次),是英国来华船数的一半,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来华船只总数的四倍;同时,华茶输美的茶叶数额也迅速增长,华茶在美国进口货物中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如1822年,茶叶占36%,到1828年茶叶就占到45%;而到了1832年,竟占到了52%,最高年份竟高达81%;其中,徽州松萝、贡熙、副熙、雨茶(珍眉)茶占有很大的份额。可以说,历史上中美之间的早期贸易,由“中国皇后”号装载的茶叶而得以迅猛发展起来。

  本文作者系黄山市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均来自阅读徽州,仅供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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