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白茶，即采用云南当地的大叶种白毫茶、月光白为原料，鲜叶不揉捻，不杀青，经萎凋、干燥而成。当属白茶工艺制作的微发酵茶。
云南白茶，主要产地于云南思茅地区和临沧地区，整体海拔在1000米以上。云南景谷的秧塔大白茶种植历史已有160多年，是有名的“龙须贡茶”。
云南白茶以云南大叶种乔木茶树为原料，根据嫩度可划分为：云南大白毫（单芽）/月光白（一芽一叶）。
云南白茶工艺更加简单，大部分采用通过萎凋阴干制作方法，在背光的房间内，在竹席上将采回的鲜叶摊开风晾即可。
云南白茶的口感特点
首先通透泛金圈的茶汤，没喝就给人良好的第一印象。其次，入口香甜清爽，淡淡的古树花果香无苦涩味。
云南大叶种内含物质比较丰富，但因白茶加工的工艺简单没有对茶叶细胞壁进行破壁，故茶中的咖啡碱、茶多酚类等有效物质析出比较慢，使得苦涩味几乎没有。
这样茶的口感属于大众口感，很多人都喜欢。还有，耐泡度好，随着冲泡次数的增加口感相对平和中正，没有起伏的口感，每一泡茶汤都是清香怡人，甚至有越泡越好喝的感觉。
在云南300年以上的树龄才能称之为古树，纯天然生长环境，营养价值更高，老茶可以先泡后煮，煮后的茶汤更为甘醇香甜。
云南白茶喝起来更甜更醇和，推测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品种原因，使得云南白茶以大叶种为原料，与同等级相比有效浸出物更多，汤体更饱满；二是因叶质肥厚，水分散失较慢，多酚类化合物的氧化时间长。云南大叶最后，工艺也造成了滋味的不同。
当今说起云茶，大多数人直觉的反应是普洱茶。但你可知道，最先给云南茶叶发展带来突破，为云茶出口创汇作出重要贡献的其实是云南红茶（滇红）。
1939年，“滇红之父”冯绍裘在云南凤庆以当地大叶种茶试制的第一批红茶投向海外，为当时的抗战换回了可贵的外汇；1958年，云南红茶在伦敦拍卖会上拍出国际红茶历史高价，“滇红”之名得此享誉全球，同年，这款云南红茶被国务院指定为外事礼茶，此后一直有“国茶”美誉；1986年，滇红金芽茶被作为国礼赠送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名声远播，远销欧美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谓盛极一时。
回顾云南近四十年的发展，茶叶给云南带来了巨大能量，方可作为云南茶业上的弄潮儿，协助云南茶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是云南近四十年的茶业发展史中不可不提的人物。
纵观其人生，方可从有着中国茶界“黄埔军校”美称的安徽农大机械制茶专业毕业后，便与云南茶业结上了难解的缘分。1984年，他到昆明茶厂工作，先后任昆明茶厂生产科长、供销科长、副厂长，并参与、主持了昆明茶厂多项生产技术改造。36年来，方可亲历并见证了云南红茶发展的兴衰和起落。
以下为方可先生2020年1月15日的口述实录：
投身茶业，或许是命运的安排
1980年，我通过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被录取到了安徽农学院（现安徽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安徽农大）茶叶系机械制茶专业，当时我们的系主任是王镇恒教授，王泽农、陈椽等现今非常有名的茶叶专家都是当时为我们授课的老师。
说到读大学和专业的选择上，其实对我来说一切都非常偶然。当时大学录取的方式与现在有很大区别，首先是按照分数看达到一类、二类哪个类别，再来填报志愿，志愿书上我只填了三所学校:第一志愿填报的是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第二是武汉工学院，第三是成都气象学院.但兜兜转转最后我被录取到了安徽农大。从专业的选择上看，我当时报考大学的初衷并不是学茶，而且在填报志愿时，我还特意选择了不服从调剂到“农林、石油、地质、煤炭……”等专业。虽然我来自产茶大省云南，但当时之所以这么选择，是因为那会儿我完全没有学茶的意识，另一方面，当时全国农业发展的整个大环境并不理想。
安徽农业大学
当时安徽农大茶叶系一共有两个专业，其中，茶叶专业主要是以种植和初制为主要学习方向，新开设的机械制茶专业则是在国家商业部主导下开设的，是一个集茶叶加工、茶叶审评和茶叶贸易为教学核心的专业，开设这个专业的目的是源于商业部发现茶叶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个出口创汇物资，其次，在这个体系中，还全国没有一个学校能够将茶叶的加工、审批和贸易这三大块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就委托了有能力办学的安徽农大在校设置了代培专业。1978年，该专业首次面向全国招生。
那个时候到外省学茶的云南学生不多，1980年，我在安徽农大读书时，全班也只有五个来自云南的学生。我们当时用的教材很多都是由老师自己编撰，就连书都是用刻蜡板印刷出来的，为安徽农大独有。那时在学校，六大茶类的加工是我们学习的基础，而更关键的是实践，这种实践机会直到现在很多地方都很难能够为学生提供，拿云南来说，云南就不加工乌龙茶、黄茶等，很多现实资源不具备；而当时在学校，我们有这些资源，从理论到实践都能学得非常扎实。
云南红茶：国家经济复兴中的“无名英雄”
1984年我学成毕业，工作由国家分配。我们专业的五个毕业生，其中两个被分到司法厅就业，另外三个则分别分到了云南省外贸局、云南农大和机械厅就业。我就是那个被分配到云南省外贸局（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属于云南省外贸局管理）的学生。后来，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又安排我到直属的昆明茶厂工作。
因为当时还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阶段，我所在职的昆明茶厂除了供应出口，同时还承担着以昆明市场为核心的内销市场的茶叶销售的供应。其中，对内供应的产品主要是昆明茶厂生产的滇绿系列、滇青（利用现在的晒青毛茶加工的成品茶）系列、花茶系列等，而云南红茶产品一开始并未向内销市场敞开供应。这是因为当时云南红茶属于国家指令性调拨茶类，也就是说，当时云南生产的大叶种红茶主要是调到中国的各主要出口口岸，与其他省的中小叶种产品进行拼配后再进行出口。
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方式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小叶种茶的生产大国，当时能够生产大叶种茶的只有海南、广西和云南，但海南、广西的产量都很少，云南就不同了，它95%以上都是大叶种茶。且众所周知，国际上是以红茶为核心的茶叶交易市场，中国茶叶出口能够满足国际需要的主流产品是大叶种红茶，中小叶种红茶不是国际主流产品，所以就出现了云南大叶种红茶产品与其他省的中小叶种红茶产品进行拼配后再进行出口的情况。另一方面，从价格和销量上来说，如果没有这样形式的拼配出口，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销价和销量都会受到很大影响，按照我的经验估计的话，中小叶种红茶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只能卖中下游水平价格，但将云南大叶种红茶作为类似于“味精”调味剂的东西与中小叶种红茶拼配后，我们国家的红茶出口到国际上，价格就能达到中上游水平。所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都说云南红茶在国家经济的复兴上起到一个无名英雄（味精）的作用。
1985年后，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入推行，云南红茶才得以以本真面目走向国际市场进行展示。当时，中国的出口物资主要是以广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为核心平台对国际进行展示，我们云南红茶去到广交会上，很多欧美国家的采购商看到后，很惊喜，他们没想到中国还能生产出这样高品质且受外国人喜欢的红茶。也就是从那时起，云南红茶得到了市场和消费者的广泛认可，外销市场也迅速打开，很快就销往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云南红茶热销后，很多外商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这么好的红茶，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多多益善地来生产？但就当时条件来看，中国政府也有自己的考虑，如果不把云南大叶种红茶用作拼配，那么中小叶种红茶出口就会受到影响，价格也无法提高。
云南红茶不仅拓展了国外市场，也拓展了国内市场。从内销来说，中国原来也是以中小叶种红茶销售为主，比如东北、西北、华东地区，江苏丹阳、无锡、镇江、常州一带，包括广东区域等都是红茶的传统销区，这些市场在云南红茶还没有全面适应市场经济放开之前，主要消费的红茶还是以中小叶种红茶产品为主。这种消费形势的扭转也是发生在1985年后，在国内市场的拓展中，云南红茶凭借着滋味浓强、经久耐泡、价格实惠的特性，在市场中不仅得到了很多以前喝习惯中小叶种红茶消费者的喜爱，更得到了广东、华东、东北、西北等传统茶叶消费市场的认可，所以在内销市场上，云南红茶的拓展速度也非常迅猛。
茶类推广消费需要有群众基础
市场对云南红茶的高度认可一直持续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也因此，云南红茶成为了市场上相对紧俏的产品，国内市场几乎没有人会对它讨价还价。
也是在那个年代，云南茶产业中流传着一句话：“云南茶出口兴，茶产业就旺”，出口兴，指的就是云南红茶，当时普洱茶在出口方面占的比重并不大，此外，在内销市场，除了云南红茶外，云南的其他茶类在市场上基本上无法谈什么覆盖率。
滇红茶园
就云南绿茶来看，它口感苦涩度高、外形没那么漂亮、美观，很多喝惯中、小叶种绿茶的消费者不太接受；而云南普洱茶作为一个特殊茶类，主要是以出口东南亚地区为核心的外销市场，而绝对不允许内销，且当时所说的普洱茶是特指普洱熟茶，与现在所说的普洱茶是两个概念，如果追溯回去，那个时候普洱生茶我们叫它为“滇青”，也就有了青饼、青砖、青坨这样的叫法。
当时只有昆明茶厂承担着普洱茶的出口生产任务和昆明市场的茶供应，供应主要分两部分，一是对居民的供应，如：茉莉花茶系列、滇绿系列、滇青系列等茶产品供应，二是向涉外的宾馆饭店、旅游侨汇商店调供仅供外籍人士购买的普洱茶产品。
那个年代，外国人在昆明想要购买到普洱茶必须到涉外的宾馆饭店、旅游侨汇商店，比如：昆明饭店、翠湖宾馆、旅游侨汇商店，除去这些地方，想要买到普洱茶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当时并不像现在这样外币流通，外国人进入到中国想购买东西，要先去用外币兑换成外汇券才能使用，所以，即便是外国人在国内想要购买普洱茶，也得先到中国银行换购外汇券，再带上外汇券和护照一起到旅游侨汇商店或涉外宾馆饭店的商品部购买。外宾购买都如此艰难，就更别说当地普通老百姓了。早年缺乏群众消费基础也是普洱茶在云南本土推广慢的原因之一。
云南红茶的衰落，得从企业改制说起
相比普洱茶的小范围供应，红茶则是昆明茶厂供应的主力军。可以说昆明茶厂是云南众多茶厂中比较早向国内市场提供红茶产品的茶厂之一，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推行，茶叶销售开始逐步放开，各地县茶厂也紧跟脚步涉足内销市场，但主要还是以红茶为核心的内销。当然，涉足的多了，竞争也就出来了，价格也松动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大家对市场经济和云南茶产业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只是为了抢占市场，因此就出现了商家竞相降价销售的情况。
云南红茶的衰落，还得从企业改制说起。原来国营体系，现在变成私有，股份制，企业家追求的一定是利益最大化。改制后由于市场无序竞争非常激烈，从而导致企业利润逐渐下滑。作为一个企业来说，没有利润，就要想办法创造利润，然而所有的营销环节的利润没有了，就只能考虑从生产成本上创造利润，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这也是当时唯一可以主动调控的。因此，在红茶加工工艺上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晒红茶为代表的新工艺茶出现。
这一加工工艺变化带来的最核心的问题是品质的变化。甚至有消费者评价，新工艺下的红茶——以晒红为代表，根本不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接触到的云南红茶的那种品质与滋味；市场上对云南红茶的评价也从“紧俏商品”变为了“质次价低的商品”。种种因素的影响下，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云南红茶的热度开始全面下滑。
“晒红茶出现，是云南红茶衰败的最根本原因。”
六大茶类不同的茶叶有不同加工工艺，红茶的工艺，是鲜叶经过萎凋、揉捻、发酵、烘干而制成，这也是全世界通用的工艺。从世界茶叶的贸易量中可见，销售100吨，其中有不少于70%的是红茶销售量，而这里面又有不少于80%的是CTC红碎茶的销售量。可以说世界茶叶的市场是红茶的市场。
在黑茶以前的五大类茶叶：绿、白、青、黄、红中，从内含物质变化来看，我们说它们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茶多酚的氧化程度，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也将其称为发酵程度。红茶是全发酵茶，茶多酚的氧化程度最重（氧化：oxidation）。而发酵与氧化这二个名词在英文里是二个不同的概念（发酵:fermentation）、（氧化：oxidation）。我们用发酵的概念去和外国人交流，红茶是全发酵茶，外国人听不懂，因为英文发酵这个单词的含义是指有微生物参与的，才能叫做发酵。实际上红茶是茶多酚氧化最重的茶，这是形成红茶品质的主要机理。所以我们都说在绿、白、青、黄、红五大茶类加工中，控制住茶多酚的氧化程度，就可以基本控制住茶叶品质了。
红茶第一个工艺，是萎凋。鲜叶在一定的条件下,均匀地散失适量的水分,使细胞胀力减小,叶质变软,便于揉卷成条,为揉捻创造物理条件. 伴随水分的散失,叶细胞逐渐浓缩,酶的活性增强,引起内含物质发生一定程度的化学变化,为发酵创造化学条件,并使青草气散失，挥发茶香。
茶叶萎凋有三种方式，日光萎凋、室内自然萎凋、萎凋槽萎凋。红茶制作过程中一般采用室内自然萎凋与萎凋槽萎凋两种方式，取决于制作量的大小，日光萎凋无法解决均衡失水率的问题，因而通常不被采用。晒红茶出现，成本降低至极致。这是云南红茶衰败的最根本原因。
第二个工艺是揉捻。揉捻的目的是，在机械力的作用下，使萎凋叶揉卷成条。充分破坏叶细胞组织，茶汁溢出，使叶内多酚氧化酶与接触，借助空气中氧的作用，促进茶多酚氧化（发酵）作用的进行。由于揉出的茶汁凝于叶表，在茶叶冲泡时，可溶性物质易溶于茶汤，增进茶汤的浓度。
红茶加工中核心的问题是，茶多酚氧化（发酵）作用的进行，这就需要要更加充分地破坏细胞，我们只要看细胞破碎率就可以知道这个红茶好不好。因此，一款好品质的红茶其最关键的、核心的工艺我认为就在于揉捻，所以我们都说：揉捻足，百病除。
第三个工艺发酵完成后就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干燥。干燥的目的是：利用高温迅速钝化（破坏）各种酶活性（灭活温度85℃），停止发酵，使发酵形成的品质固定下来；去除水分到足干(含水量在6%左右)，利于成茶贮藏；结合去水过程在制品塑性变化，缩小体积，固定外形；利用热化学作用发展香味，做火功，散发大部分低沸点的青草气味，激发并保留高沸点的芳香物质(不溶性碳水化合物焦糖化，形成红茶特有的蜜糖香)。因此，红茶的干燥方式只能是烘干。
这就是云南红茶制作所谓的基本工艺，也是全世界遵循的基本工艺。
我们回头来看，全世界的十三大茶叶生产国中，没有一个红茶生产国家是用“晒干”的方式来生产红茶的。现今云南红茶从那么辉煌的历史变成现在这么一个局面，也非常让人心痛。
复兴云南红茶，需要先提高品质，恢复传统
特别是到了2002年、2003年左右，普洱茶逐渐在市场兴起后对云南红茶造成了二次冲击。云南省内很多以生产红茶为主的企业都放弃红茶生产，转而投向了普洱茶。这样一来，茶区吹起了一股全民生产普洱茶的高潮，云南红茶的生产量随之下降，但这个过程中，大家没有意识到，云南红茶才是云南在国际市场上叫得最响的一道茶，覆盖面也是最广的。所以，云南红茶在历史上的声誉是远远超过现在的云南普洱茶的。
普洱茶对云南红茶的冲击一直持续到了2010年左右。这期间云南红茶一直处在低迷发展期，大家觉得它的存在可有可无。实际上我们现在回头看会发现，造成云南红茶低迷的原因有很多种，首先是品质下降，我不敢说这期间市场上100%的云南红茶都是晒红茶，但至少有不少比例是按照晒红茶的方式来加工的；其次是云南茶业界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产业的发展不能只靠一个类别的茶叶做支撑，而应该以多茶类协同发展，这个产业才会兴旺。
晒红
所以到2007年出现普洱茶风波后，大家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09年有商家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古树茶，次年，部分生产厂家、营销者又开始关注起云南红茶……但他们也都并未从根本上分析造成云南红茶起落的原因，而强行地将普洱茶的一些理念嫁接到红茶身上。
因此，在恢复红茶的生产过程中，沿用了大家习惯的晒干方式来制作红茶，加之普洱晒青茶也是用晒的方式加工出来的，有人就把这种同样是晒出来的普洱茶具有越陈越香的品质嫁接到了晒红茶身上，宣称晒红茶也能越陈越香。从理论上来说，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红茶经过发酵已经把内含物质转化掉了，也就是说它没有内含物质做支撑再进行后期转化了。并且，大家一定要记住茶叶的基本属性是饮品，饮品就要饮用，只有把茶叶喝掉了，产业才能健康、持续发展。如果都把茶叶存起来，而没有真正的消费掉，这对产业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可以看看，有哪一个茶叶生产大省、大国的茶叶主要是被存起来不喝的。
而且，过分地强调越陈越香并不是茶产业发展中应当追寻的理念。首先从茶的基本属性看，茶，它是个饮品，必须得有人消耗、饮用才会有市场，而且收藏是有限的，不能一味追求越陈越香。我觉得不论是普洱茶产业还是云南红茶，想要可持续发展还是得以品饮为核心，兼顾收藏。
说回红茶，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很多身边人都反馈说现在喝到的云南红茶并不是心目中云南红茶该有的样子，与历史上大家记忆中的云南滇红茶相去甚远，从前记忆中的那种滋味很难再找到。
因此，我觉得云南红茶如果想要重振当年雄风，最根本的着力点还是要提高品质，恢复传统，晒红茶并不是我们云南红茶发展和追寻的线路。其次，如果我们还像众多普洱茶营销者口中宣传的那样，去做所谓的越陈越香、值得收藏的云南红茶的话，我想，云南红茶最后也不会有太好的出路；但如果我们把红茶当成是一个消费者日常能够快速消耗、饮用的产品来做，生产出安全、质优、价格合理的高性价比的产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我觉得云南红茶的复兴就有希望了。
注：部分资料与图片由方可老师提供
李埏(1914—2008)，字子沂，号幼舟，彝族，云南石林县人。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创建者。早年受业于张荫麟、吴晗、钱穆等人。毕生研究中国古代史，对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商品经济史的研究尤为深入。代表作有《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
第一部分：不自小斋之光
在许多人的回忆里，李埏家那个不自小斋书房是美好的。
不足十平方米的客厅里，有一个茶几，一组陈旧的沙发与几把椅子。家里除了书，没有什么装饰品。学生来了师母会端上一杯茶，然后白发先生便开始上课。这是一种久违了的古典授课方式，有幸聆听李埏授课的人并不多，龙登高在《师徒》里回忆说，“先生对我的正式课堂讲授很少，几乎都是在其古香古色的不自小斋书房或简陋的小客厅一对一地谈话或聊天。这对教师资源的利用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浪费，对徒弟来说，则是极大的垄断性消费，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就是奢侈性享受了。”
登堂入室的吴晓亮仔细观察过李埏，体型中等，面庞清瘦，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眼神睿智而犀利，却不时透露出一丝温和与慈祥。
那时节，屋外缅桂冒尖，屋内茶香四溢，那个温和的声音从沙发一角响起，顺着李埏的指引，一群人来到了另一个满是茶香的李唐江山，芽尖上露水还没有挥发，采茶姑娘已经整装待发，新的采摘标准刚刚抵达，长安不少人在等待新茶。
战国秦汉时的盐铁，唐宋时期的茶叶，明清时期的棉布，就是对各自时代商品经济的特征乃至经济发展进程打下自己烙印的重要商品。李埏对学生讲，茶叶经济，于国于民，非常重要。茶叶从生产运销、市场等各方面来看，都具有与其他商品不同的独特性与新异性，对商品经济的影响更广、更深。它的突出特点是适应面广，极适应小农的个体生产，是一种天然的小商品生产，与小农经济的细碎性、分散性紧相一致，小至一株两株，只要一寸土地就可以种植，当然也可以是茶园大规模种植。它在南方比其他任何经济作物都普遍，可以广泛存在于穷乡僻壤，不像甘蔗、漆等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
李埏 著 《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
战国秦汉时的盐铁，不是小农家庭所能普遍生产的，因而不能带动农民广泛卷入商品经济之中，茶叶却将农民广泛卷入商品生产之中，其意义不可同日而语。茶叶市场，不仅存在于生产地南方，而且北方尤其是塞外游牧民族更需要它以消化脂肪，稳定广大的市场促进了远距离贸易。
中国境内农业民族与周边的游牧民族之间的交易，唐以前是绢马贸易，唐后期则一变而为茶马贸易。绢因受革质品的替代而市场有限，茶则没有替代品，并且只有南方才有生产，拥有这样广阔的市场，茶在南方的生产便持续而稳定地扩大。而通过茶这种特殊商品，中原王朝可以对周边民族实行羁糜政策。
茶叶广泛流通，又带动了其他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受饮茶之风的带动，作为饮具的瓷器，在唐宋时代更为推广，也更为考究。
多年后，龙登高回忆起李埏讲茶叶经济的内容，由衷感慨道，“真是一种享受，赛过极品铁观音。”这些话不只是龙登高听进去，李埏的学生林文勋、孙洪升与黄纯艳也都听进去了。林文勋写了《唐宋茶业生产发展原因补论》论文、孙洪升写了《唐宋茶业经济》的专著，黄纯艳也写了《宋代茶法研究》专著，都引用过李埏这段论茶妙论。可是说，这种分散的模式，从唐代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这也是茶行业没有出现特别大企业的主要的原因。但是发散的茶叶经济有益于边远山区的茶农致富，一旦交通改善，茶叶很快又能融入商品市场，这就是当下普洱茶茶山的崛起之谜。
孙洪升 著 《唐宋茶业经济》
孙洪升写道：“每次上课，我们研究生都在客厅落座，师母给每位学生泡一杯茶，先生亦泡一大杯。先生在授课中或因口干，或因咳嗽，需要停顿下来喝茶润嗓。”
黎孝谦在《李埏传》里说，品茗是李埏一生的挚爱。李埏好抽烟，后来戒了。好喝酒，年轻时候多豪饮，晚年因为身体原因，也戒了。只有茶始终伴随李埏一生，尤其是中年以后，无日不饮。李埏到过中国大部分产好茶的地方，但最好的还是家乡的普洱茶，非勐海、凤庆一带的大叶茶不饮。
李埏讲课，黄纯艳回忆，没有纸，不用笔，也没有讲稿，内容都在他脑子里。上究三代，下论唐宋，逻辑严密，语言简练，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所引史料，随口而出，如探囊取物，听的人真是如坐春风，两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在那个不大的庭院里，花竹茂盛，阳光明媚，白发先生与年轻学子，杯盏交替。在为《唐宋茶业经济》一书所写的序言里，李埏说，“探讨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对商品的个案研究。 这种研究已经有许多成果了 , 但对茶业则尚待深入。洪升君发宏愿，竭数年之力，焚膏继暑，废寝忘餐，成此一书初稿。在此数年中,我和他朝夕共学，时相讨论，甚为欢快。分袂以后 , 他仍锲而不舍 , 继续增益修润，今终底于成 , 即将付梓，问序于我。喜青胜于蓝，爱书所感以归之，是为序 。”落款时间是1999年，澳门回归后三日。
陆羽写就《茶经》那一年，他落款时间是“盛唐灭胡明年”，茶里无小事。李埏说，“学知识不只是在课堂上，更是在烟、酒、茶之间。”
在《从钱帛兼行到钱槠并用》里，李埏说，茶叶的兴起和二作制的普及，在我国农业史上，是划时代的标志。
(宋)刘松年《撵茶图》
茶，作为一种优良饮料，在唐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知道而且应用了。可是茶业的兴盛却是唐代的事情。前人以为，唐代饮茶之风始盛，所以引起茶的广泛种植。这种说法是倒果为因的。诚然，消费可以刺激生产，但生产毕竟是消费的前提。饮茶之风在六朝时确已出现，可是茶的种植不广，原因是当时的农业生产力还不足以大量生产这种经济作物。我们在当今的产茶区还可以看到，茶的生产和粮食作物的生产有矛盾。它向粮食作物争土地、争肥料、争节令、争人手。只有当粮食作物的产量有所提高，从粮食作物的生产中能匀出相当的人手和土地时，茶才能相应地获得发展。
据陆羽《茶经》，唐朝肃、代之际，产茶地区已扩及十道中的八道，多至四十余州。又据《旧唐书·食货志》 ，到德宗之世，茶税已成为国家财政的一项重要收入。这些情况清楚地表明，唐朝前期的农业生产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除茶之外，其他经济作物如蚕桑生产的大量增加，也同样反映了这种状况，不过不若异军特起的茶叶那样令人注目。可以说，茶叶的兴起和二作制的普及，在我国农业史上，是划时代的标志。
茶水滋养人，更滋养一方天地，许多年后，敞亮的人才发现，因为李埏的慧眼，开启了云南大学与茶学研究的绵延传统。在高校里，一个选题往往会觉得一个学生一生的研究方向，李埏在这方面可谓慎之又慎。他的弟子刑铁说，“李先生特别重视研究生论文题目的选择”。李埏讲，培养研究生的关键是要让研究生学会选题目，选准选妥题目。刑铁1982年9月入学的，直到1983年11月才最终把论文题目定了下来。林文勋、刑铁等人，也多次谈到李埏与众不同的教学方法与眼光。
云南大学
李埏的眼光自然不只是对自己带的硕士、博士有效，他指导过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茶学的研究。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林超民，当时并不是李埏所带学生。1970年，林超民大学毕业后，阴差阳错地进了勐海茶厂当工人，李埏觉得这是好事，建议林超民好好研究茶文化。林超民后成为普洱茶文化的开荒者，他的《普洱茶史话》《普洱茶与少数民族》《普洱茶散论》已是研究普洱茶的必读篇章。
木霁弘讲过了一个故事，他刚开始做茶马古道研究那会，支持他研究的人并不多，反而是云大二位白发“老倌”很是赞同，一位是张文勋先生，一位是李埏先生。张先生给了木霁弘一笔茶马古道考察经费，说在他老家大理，现在还保持着喝烤土罐茶的古老传统，茶马古道贯穿古今，张文勋自己也是茶爱好者。李先生告诉木霁弘，唐代就有著名的茶道，以江西浮梁为中心，那些山上一箩一筐的茶叶从各种草市、墟市汇集而来，所以数量很吓人：“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万余贯”。他希望木霁弘带来的茶马古道研究耳目一新，李埏自己爱喝大叶茶，也关注云南茶叶经济的研究。
李埏长期都关心地方史，林文勋点出主因，李埏的中学老师夏光南以云南史地见长，李埏研究生指导老师向达也希望李埏在云南史有所作为，他在云南大学任教时候，李埏受方国瑜所托，摘录了不少宋史与云南相关的资料。他希望自己的学生中，有人能够把前辈的期望与自己心愿达成，大力研究云南地方经济。他告诉林文勋，研究云南要有全局观与眼光，不能就云南而研究云南，他要林文勋集合四川一道研究。后来，林文勋的博士论文是《北宋四川输入贸易研究》，书里有章节讨论了茶业对四川经济的深远影响。在宋代，其他地区的茶都是专卖，只有四川茶可以民间通商，盘活经济。他在《唐宋茶业生产发展原因补论》里，沿着商品经济的思路，讨论因为南方人口的向山区流动，带来了梯田的发展，而茶树在山区的试种带来了经济的活力。茶树是山区的代表作物，适合分散劳动力，小门小户，是小农经济的代表。最重要的还是，市场的兴趣，资本力量介入再次盘活了茶业经济。
1979年5月4日，在全省经济科学规划会议上，李埏做了《重视云南经济史的研究》发言，他说云南省幅员如此辽阔，民族如此众多，经济状况如此复杂多样，且不说那遥远的古代，即近百年的近代，亟待研究的课题也不胜枚举。他具体列举了滇越铁路、“同庆丰”商号、马铃薯和玉米的传入、烤烟、茶叶的栽种等诸多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马铃薯在云南多地种植，克服了高寒地区不能种水稻的特点，作用之大难以估量，但云南缺乏对马铃薯的研究。烟叶1930年代才引入到云南，不久就是出口大宗，也要对其做历史考察。茶叶更是重要的传统商品，多少年在藏区销量很大，是傣族兄弟的巨大贡献，是西南边疆经济的重要纽带。但茶叶的历史，我们并不清楚，需要好好研究。
木霁弘讲，李埏的“埏”通俗一点玩泥巴的意思，雅一点是陶器的意思，这倒是很符合他的喝茶雅好。木霁弘小名是镜湖，后来改成木继红，他走上茶的研究后，笔名是“霁弘”，带水好泡茶。木霁弘多年的研究发现，与茶关联深者，其名都与风水、草木、火土有关，这倒是很符合陆羽当年定的风格，坎卦巽卦离卦缺一不可。
云南大学有两栋教学楼书法出自李埏之手，一曰：文渊，一曰文津，都是带水的，渊水可以泡好茶，好茶生津有味，真好。
李埏与夫人赵毓兰都喜草木，亲花草，饭前屋后，遍植花卉佳木，终年花香不断。
其“不自小斋”源于《日知录》里的一句话：“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自小小也，自大亦小也”。
日月之辉，米粒之光，小小一室，茶香书香。
第二部分 翠湖边的饮茶人
刑铁形容一个人才华的时候用了一个很妙的比喻：同样收获了两袋高粱，力气型的人把这两袋高粱弄得很干净扛回来;才华型的则把这两袋高粱酿成几杯口感很好，度数合适的酒。刑铁认为自己的老师李埏属于后者，他有此般才华又得益于两点：一是家学渊源，一是师承高贵。
李埏出生在云南有名的官宦与学问之家，李埏三子一女也都是知名教授。李埏师承吴晗、张荫麟、钱穆等人。朋友圈更是名师云集，1942年李埏结婚时，到场嘉宾有唐兰、汤用彤、闻一多、吴晗、郑天挺、罗庸、姜亮夫、雷海宗、姚从吾、任继愈、楚图南、徐嘉瑞、江应樑、缪鸾和、尚钺等人。
那个时候的翠湖周边，多处都有李埏与师友访胜饮茶记录。
李埏的老师辈中，张荫麟、钱穆、郑天挺、闻一多都是极为嗜茶之人。闻一多从长沙南迁昆明路上，都在诉苦说只有白开水没有茶的日子不叫日子，到了昆明闻一多要用微薄的工资照顾一大家子，只能抽劣质烟喝劣质茶，他抱怨说，“快一个月了，没有吃茶，只吃白开水，今天到梦家那里去，承他把吃得不要的茶叶送给我，回来在饭后泡了一碗，总算开了荤。”
如今的翠湖
好在闻一多有门手艺，刻印章卖补贴家用。李埏见闻先生生活困窘，便邀请闻一多到自己好友当校长的学校去兼职，帮闻一多解决了一大家子住宿以及吃饭问题，郑天挺在日记里也多次提到李埏，1940年8月16日，李埏正式成为历史系四个研究生之一。郑天挺先生茶瘾极大，几乎每天都在喝茶，日记里多有买茶记录。在联大时期，教授往往不在教室，而是在茶馆，在田间地头，在自己暂短的栖息场所。我们所怀念的那种民国课堂氛围，大部分也与这种“私授”有关，也是傅斯年所谓大学，并非有大楼，而是有大师。
李埏的授业师张荫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哥哥”，在学生面前没有什么架子，经常招待学生到茶馆喝茶或去点心铺喝豆浆，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之中，深受他人格与学问的熏陶。李埏回忆说，张荫麟很重视选题和选材，“常警告我们，不善于选题的人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转;不善于选材的人就不能写出简练的文章。由于他诲人不倦，我感到课外从他得到的教益比在课堂上还多。因为在课堂上他是讲授专题，系统性逻辑性强，不可能旁及专题以外的学问;在课外，则古今中外无所不谈。从那些谈话中，使我们不惟学到治学之方，而且学到做人的道理。回想起来，那情景真是谊兼师友，如坐春风，令人终生难忘。到遵义后，因为那是一个小小的山城，师生聚居在一起，学生得到他的陶冶更多。现今在宋史的研究和教学上很有贡献的徐规教授就是那时在他的作育下而踏上毕生研究宋史的道路的。”
翠湖边的先生坡
李埏成为宋史研究的专家，自然也与张荫麟的熏陶不无关系，张荫麟晚年因为家庭变故，受聘搬迁到遵义的浙江大学，他病重后，召李埏前去相助教学，当时李埏研究生尚有一年才毕业，但为了自家先生，毅然放弃学业赶往遵义。张荫麟终究还是英年早逝，这位深受梁启超、陈寅恪等人器重的天才，37岁便离开人世，李埏是最后送他的少数几位学生。
李埏茶友里，频繁举杯者莫过于钱穆。钱李二人游山玩水，品茗论道，足迹不仅仅在翠湖周边，还在石林、宜良、遵义以及北京多地。钱穆初来乍到云南，起初寄宿宜良岩泉寺，泡温泉，喝俨茶，李埏便常伴身侧。听钱穆点评滇中风物与美食，读新鲜出炉的《国史大纲》。
钱穆
李埏与钱穆相识于北京，当时李埏在北京师范大学上学，初听钱穆讲座便沉迷其中，课后又认真请教，钱穆觉得是个机缘，便邀约李埏到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茶馆一边喝茶一边谈治学经验。
钱穆对李埏说，“你过去念过的书，也不能说是白念。以后再念，也不是一遍便足。有些书，像《史汉通鉴》，要反复读，读熟，一两遍是不行的。你现在觉得过去读书是白读，这是一大进境。可是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古人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学无止境呀!现在你应该着力的，一是立志，二是用功，何患乎无师。我就没有什么师承啊。”
多年后，李埏在自己客厅为学生授课时，也会常常想起年轻时候的际遇。但对钱穆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那么多来听课的人，只有李埏一人虚心求教。坐下有数百人又如何，只要我能影响一人，这场讲座便也值得了。钱穆也爱讲张载拜访范仲淹的例子，张载年轻的时候想沙场建功立业，范仲淹说建功立业又何须从军，写好文章不也可以嘛!于是张载便发奋攻读，终成一代大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现在也是无数读书人的座右铭。
钱穆好山水，尤爱流水，因为流水活泼，水声悦耳，可以清思虑，除烦恼，怡情养性。李埏因为张荫麟到了遵义，而后钱穆也来这里任教，师生他乡重逢。钱穆在《师友杂忆》写的这段经历，读来满齿含香：“余尤爱遵义之山水。李埏适自昆明转来浙大任教，每日必来余室，陪余出游。每出必半日，亦有尽日始返者。时方春季，遍山皆花，花已落地成茵，而树上群花仍蔽天日。余与李埏卧山中草地花茵之上，仰望仍在群花之下。如是每移时。余尤爱燕子，幼时读《论语》朱注学而时习之，习，鸟数飞也。每观雏燕飞庭中，以为雏燕之数飞，即可为吾师。自去北平，燕子少见。遵义近郊有一山，一溪绕其下，一桥临其上。环溪多树，群燕飞翔天空可百数。盘旋不去。余尤流连不忍去。”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问从生活里来，到生活里去。
20世纪20年代的昆明
后来，李埏在昆明站稳脚跟，邀请钱穆到五华书院任教，他们在翠湖边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一是钱穆有胃病，需要照顾，受张荫麟早逝的影响，李埏很是关心。二是这么难得的耳提面命机会，错失可惜。当时精于中国通史的，就张荫麟与钱穆，这二位老师共同的弟子，只有李埏。
钱穆对李埏说：“治史须识大体、观大局、明大义，可以着重某一断代或某一专史，但不应密闭自封其中，不问其他。要通与专并重，以专求通，那才有大成就。晚近世尚专，轻视通史之学，对青年甚有害。滇中史学同人已不少，但愿为青年撰写中国通史读本者，唯张荫麟先生与我，所以我们时相过从，话很投机。你有志治宋史，但通史也决不可忽。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那就不好，勉之勉之!”
西南联大文学院起初在云南蒙自，钱穆说：“学校附近有一湖，四周有行人道，又有一茶亭，升出湖中，师生皆环湖闲游。”“及雨季过，湖水皆盈，乃成一极佳散步胜地。……余每日必至湖上，常坐茶亭中，移晷不厌。”
第三部分 银杏道上的追忆
我是1998年进入云南大学的，正赶上学校改革，第一次按照学院而不是专业招生，我进的是人文学院，有中文系、历史学、新闻系、人类学系、档案系，是文科类的大学院，1999年自愿选择系的时候，我选了中文系，原因很简单，因为爱写作啊。那个时候有一种写大学的风气，一进云南大学就着实被银杏道景观迷住了，于是我就写了篇《银杏道上的遐思》投给《银杏》文学社，一位96级的主编刊登了这篇文章，他又复印了另一篇文章给我，篇目叫《我爱公孙树》，作者是李埏，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一个叫“李埏”的人。
云南大学银杏道
1999年底有种世纪末的烦躁感，我写了《两个云南大学》，投稿给《云南大学报》，带有批评性质不指望会发，没有想到却发出来，还在网络上获得很多好评，电台选读，论坛热议。“白发先生少了，漂亮女生多了”，要穿越去民国，那个时候的联大与云大令人神往，后来牛军老师就说，云大好几个民国老人，你快去蹭课听听。他说的几个老师中就有赵仲牧先生，张文勋先生，李埏先生，张文勋先生我一入学就听他在庆来堂训话，赵仲牧先生听过讲座，只有李埏先生在历史系，好像已经不给学生上课，也没有他开讲座的消息，于是先找了他的文章看。结果找了几篇都是枯燥乏味的论文，顿时没了兴趣，我喜欢的是张文勋写的刘文典那种名士风流，赵仲牧写青云街那种青石板路上的惆怅，还有石鹏飞编的《东陆春秋》都是有趣好玩的故事……直到2001年，我在圆西路尽头，云大东一院门口的“清园书店”翻到了一本超级厚的书，名叫《不自小斋文存》，那些我热爱的故事散落在章节里，需要用手的温度一一打开。我有一种久违了的阅读快感，原来有些人的运气就是好到这么不讲道理啊，一生遇名师无数，培养弟子无数，久违了李埏先生。书店老板也是读书人，他说李埏家就在东一院，说不定有机会遇到。
《不自小斋文存》等藏书
2001年，我又写了一篇批评云南大学的文章：《云南大学：被遗忘与被损害的》，没有想到，一时间获得几位老师的认可，赵仲牧先生激动地约我吃猪脚，对周边说，云南大学还是有人啊。当时的校长，甚至还约我吃饭，我说起对另一个时空大学的向往，校长淡然道，李埏是我老师!
于是我终于有机会与李埏先生坐在银杏道，说说读书心得。
那个时候，西南联大还不为人知，谢泳有本讲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书《逝去的年代》在学生中流传，里面许多人，便是李埏朝夕相处的师友，同学。许多故事，我又在何兆武的《上学记》里读到一些。只是那些年，我对历史的兴趣远不及文学，白白错过了这份机缘。再后来，我便是在木霁弘老师那里，听了李埏先生许多掌故，木老师说他会做一本李埏口述史，现在终究成了遗憾。
我走上茶文化研究后，先是读了林文勋、孙洪升、黄纯艳等人的唐宋明茶业经济研究，就像看电视剧一样，一直等着有人写清代，后来终究还是没有等到。2012年，我写《茶叶战争：茶叶与天朝的兴衰》，继而写《民国茶范：与大师喝茶的日子》，到现在筹备写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与昆明乃至云南的研究茶与饮茶传统，算了有许些因缘。
许多人对我这样不出生在核心茶区，却立志研究茶的行为很好奇，这一切自然是与云南大学有关。
本章节主要参考书：
黎孝谦，《李埏传》，学苑出版社，2018
武建国，林文勋，吴晓亮主编《永久的思念：李埏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
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
李埏，《不自小斋文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李埏，《李埏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
林文勋，《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
作者：周重林，云茶代言人，著有「茶叶战争」「民国茶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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