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茶事、茶会的改革之前，首先要回顾前人对茶道的批评和改革理论。长久以来，茶道是不被允许批评或改革的，在我看来，历史上只有利休和山上宗二两人曾有过批判性的态度，这从《山上宗二记》中可以看出。最有趣的轶事集《茶话指月集》中，既有利休受邀参加茶会的故事，也有利休邀请客人参加茶会的故事。从这些故事来看，他似乎是位特立独行的怪人，但仔细阅读后会发现，利休并非古怪，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其他茶人的努力方向不对，才遭到利休的斥责。
据说有一次利休受邀参加某处的茶会，当时庭院里有一扇非常漂亮的木门，弟子们看到后纷纷赞不绝口。利休却认为那扇门根本算不上风雅，因为它是专门花钱从很远的地方定制的。真正的风雅应该是利用现有木材随性制作，根本不需要花钱。从表面上看，利休似乎总爱打断弟子的话，并提出反对意见，但实际上，他为了彻底贯彻茶之道，不断在对当时的茶事、茶会提出尖锐的批评。
在日语中，擅长点茶的人被称作"手上手"。奈良春日神社的神主久保长暗堂是位"侘"茶人，著有《长暗堂记》。据此书记载，利休曾说"不要羡慕手上手"。一般看到擅长点茶的人，大家都会感到羡慕，但利休认为点茶只不过是表面功夫，没有必要羡慕。
进入江户时代后，片桐石州也在《宗关公自笔案词》中写道∶"茶汤，自然之寂则妙，人为之寂则恶。"也就是说，自然而成的"寂"最好，人为营造的"寂"显得造作。这与利休批评的"似而非之寂"一脉相承。
汉学家太宰春台著有《独语》一书，他批判当时的茶器过于陈旧，人们品茶时不应该用那么陈旧的东西，应该时常更新器具。书中还写道∶"人人用不同之茶碗"。仔细想来，如果在亲朋好友等关系亲密的人之间传饮浓茶，会有增进感情的良好效果，但如果素不相识的人聚在一起传饮，确实令人不快。看来在江户时代，就已经存在这类批评的声音了。
出云松江的大名松平不昧是石州流不昧派的创始人，他在自己的随笔集《赘言》中写道∶"茶人乃盗取'茶道'二字的大罪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今天的茶道界。因为不昧是大名，才敢于提出如此尖锐的批评意见。
进入明治之后，冈仓天心著有《茶之书》。此书并非是在批评茶道，而是在褒扬茶道。该书的目的是为了在日俄战争后，向海外宣扬具有国粹精神的茶道，反映日本的社会状况。当时是武士道精神备受尊崇的时代，冈仓天心认为，武士道宣扬"死之术"，茶之道宣扬"生之术"，他还从对武士道的批判出发，对茶道大加赞扬∶"如今有人研究'死之术'，却无人关注'生之术'。而茶道，正是'生之术'的代表。"
进入昭和之后，人们开始从多角度对茶道进行批判。特别是在战后，出现了崇洋媚外之风，似乎所有的东西都是进口的品质最好，不是洋货就不被接受。距今二十几年前，在文艺杂志《新潮》中，有一位作家曾大肆批判当时的茶道∶"现如今依然流行茶道，是因为日本太穷，所以才会在四叠半那么狭小的地方品茶。如果日本人手头富裕一些，就不必如此了。茶道，实际上是贫困日本非近代性的扭曲趣味。"但是，一位茶道宗匠邀请这位作家品茶，之后此人再也没有批判过茶道，实在不可思议。
民间工艺家柳宗悦在其著作《茶道改革》中写道∶"现在的茶人，一味在意是否有远州的鉴定书或家元的签名印章，却从不用自己的眼睛去辨别茶具之美。无论是民间工艺品还是其他东西，只要适合做茶具，完全可以用于茶道，现在的茶人却不这样做。"书中还严厉批评了利休之后的茶事，"都说利休之后茶道开始堕落，在我看来，茶道之堕落始于利休。利休之前的茶人更为优秀，他们都拥有杰出的鉴别力，能够从中国或朝鲜进口的器具中挑选出合适的茶具。但到了利休时代后，茶具被严格规定了标准样式，除此之外一概不被承认。因此，茶碗从'乐烧'开始堕落，长次郎之前还算好，长次郎之后完全不行了。利休被秀吉命令切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包括远州和石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上述批评是否恰当，还值得商榷，但作为他山之石，依然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不过柳先生对利休、远州和石州的负面评价，我认为有欠妥当。接下来是某位名人著作中的一节∶
茶席主人应该做的，是将长久以来背负着对立宿命的人们共聚一室，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点茶之中，由此消除隔阂，实现心心相通。如果不能通过艺术之力，化解那些在路上偶遇就会决斗的人们之间的矛盾，就没有发挥主人之职责。茶道要顺应现实政治的要求，也就是要顺应时代，以此实现从艺人的技艺向艺术的升华。尽管从目前完全形式化的茶道来看难以实现，但这种境界才应该是茶道的真正本质。
只有不从事茶道活动的人才会说出上面的话。当然这要看如何解释，但我认为，并不能因为今天的茶道无法像从前那样以艺术之力化解矛盾，就断定茶道已经形式化。另外，书中还有如下论述∶
为什么利休摘掉了所有的牵牛花?或许这的确是茶道之奥义，而正是这种奥义，决定了日本人的文化取向。面对满园绚烂的牵牛花，气度小的人会心神不定，只有心胸宽广之人才能从中感受到绚烂之精彩。普通日本人没有这么广的心胸，只有丰臣秀吉除外。在日本历史中，或许只有秀吉一人，才能达到在任何奢华面前，都能泰然自若的境界。
这种见解实在匪夷所思。利休认为满园盛开的花属于自然现象，但插花不同，所以他打破了自然状态，作为艺术，只插了一朵花。这位名人却认为"因为担心会心神不定，为了集中精神，所以在壁龛处只插一朵花。气度小的人才会这样做，气度大的人就能泰然自若，保持心平气和"。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看法。任何人都有能力鉴赏鲜花自然盛开的样子，即使我们成不了秀吉，看到新瀉市的郁金香园也会觉得漂亮迷人，绝不会心神不定。但如果要看自然盛开的鲜花，去院子里看就可以，没有必要专门摘一朵作为插花装饰在壁龛中。利休之所以摘掉院子里的牵牛花，是因为那些花妨碍了他欣赏一朵牵牛花。另外，这位名人在他的另一本著作中写道∶
茶道并非奢侈之产物，而是贫穷之产物。毫不浪费地细细品味"茶"这种珍贵的奢侈品，便是茶道之精神。
程序异常繁琐，用料极为简单，这正是日本艺术，确切地说，是日本文化的本质。茶道也并未脱离这一本质。将茶叶碾成粉末饮用是非常原始的做法，主客双方都要经过极为繁琐的礼仪才能品茶。在品茶过程中尽可能将材料简单化，却通过增加复杂的饮用方式提高品茶的价值。不仅是茶道，大家都认为日本文化的特质也是这样，单纯、清澄、侘、寂、调和、纯粹，的确如此。但恕我直言，这实际是贫穷的艺术化。这种纯粹除了意味着剔除了多余的附加物，同时也意味着缺乏附加物和金钱。而"侘"或"寂"，是因为单靠"纯粹化"无法成为艺术，这才加入了"侘"和"寂"，试图无中生有罢了。
对这种以偏概全的说法，笔者实在无法认同。认为茶道是贫穷的艺术化，未免过于偏激。如果是常年从事茶道或是研究茶道的人，或许能够给出更加恰当的评论，对此我深感遗憾。
以上列举了以往出现过的较为典型的针对茶道的批评意见，看来茶道曾经受到过各种批评。但是，认为"富裕国家不需要茶道，贫穷国家才会有茶道"的想法，必将导致对茶道本身的极大误解。无论是某作家的论调还是某名人的意见，都只是肤浅的见解。归根结底，茶道应该是人与人交往的一种社交生活规范。茶道能够消除俗世中人与人之间的心灵隔阂，而所谓“侘”咤}或"寂"，实际上是主人接待客人时的低调姿态，并非因为贫穷才靠"侘"来掩饰。看来就算是作家或评论家，也有很多人没有真正理解茶道。
来源： 茶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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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茶大约是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初期由遣唐使等从中国传到日本。据唐代陆羽《茶经》记载，当时饮用的茶被称为“团饼茶”。
其后，到了宋朝时期，茶的饮用方法亦开始由使用团茶的煎茶法而转向使用叶茶的点茶法。当时，从日本到宋朝留学的荣西禅师再次从中国带回了茶种和茶法，撰写了《吃茶养生记》一书，在他将茶作为药品连同其著书一起献给了将军源实朝后，便以禅宗寺院为中心开始普及茶文化。另外，荣西禅师还把中国带回来的部分茶种赠给了朋友明惠上人，由于明惠上人将其种在京都栂尾，产茶品质极佳，后来人们便将栂尾茶称为“本茶”，而将栂尾以外的地方的茶全称为“非茶”。
当时，饮茶在僧禅间普及，禅宗寺院逐渐形成了一套茶礼，而且渐渐地普及到武士阶层的生活中。到了室町时代中期，村田珠光与大德寺的一休禅师合力改革了此前的饮茶文化，创立了以禅宗寺院的茶礼为核心内容的庄严的“茶之汤”。服侍幕府将军足利义政的“同朋众”，将珠光的“茶之汤”推荐给将军，并得到了将军的认可。由于幕府将军热衷于此，于是上行下效，原来仅限于一部分人享用的茶之汤开始向一般人普及。
村田珠光（1423—1502）创立日本茶道概念
继珠光之后，支撑茶道界的是以“堺”（现在的日本大阪府下设的一个市）为中心的一些人。武野绍鸥便是其中之一，他进一步改革珠光的“茶之汤”，使其简略化。由以往使用“书院”（较宽敞的茶室）举办的茶之汤，改为更多地使用狭小的茶室举办的清寂草庵茶来推广。继承武野绍鸥这一茶道精神的是千利休。
千利休赋予此前的“茶之汤”以更大的精神意义，使其提升到茶道的高度。在茶道器具方面一改以往的以中国的茶道器具为中心的现状，开始大量地使用日本产和朝鲜半岛产的茶道器具，从而创立今天的茶道的基础。千利休的茶因为得到了当时的统治者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重视，使后来的日本茶道完全遵照由千利休集大成的茶道，并由他的子孙和弟子们继承并发展至今。
现在，三千家的茶恪守的正是千利休之子少庵和宗旦及宗旦的孩子们一脉相承下来的利休的茶。宗旦之后，其三个儿子分家独立，宗室创立里千家、宗左创立表千家、宗者创立武者小路千家，此即今天三千家的由来。
整个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精研茶道的人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到了明治初年，由于里千家11代家元玄玄斋宗匠创立“立礼式点茶法”，加之后来学校教育中也增加了修习茶道这一内容，而且许多企事业单位也将修习茶道作为职员修养的内容加以推广，茶道不仅开始被一般国民所接受，并进一步向海外普及，如今已成为最能代表日本的传统文化而备受世界瞩目。
2007年3月23日，日本茶道里千家千玄室大宗匠在北京广济寺举行的祈祷世界和平法会上献茶供佛。
（图片来自网络。内容来自《茶之心》，千玄室著，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中华茶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也越具有世界性。中华茶文化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饮食文化。中国的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尤其是对日本茶道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渊源关系。茶道是日本茶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一个内容，而日本茶道的发祥，与中国文化的熏陶息息相关。
中国茶及茶文化传入日本，主要是以浙江为通道，并以佛教传播为途径而实现的。
浙江名刹大寺有天台山国清寺、天目山径山寺、宁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径山寺是临济宗的发源地。并且，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进出口岸。自唐代至元代，日本遣使和学问僧络绎不绝，来到浙江各佛教胜地修行求学，回国时，不仅带去了茶的种植知识、煮泡技艺，还带去了中国传统的茶道精神，使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并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中国茶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浙江的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和日本遣使、学问僧在浙江的游历。
唐代时，日本曾派遣了许多遣唐使和学问僧到中国来学习各种知识，据《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从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八月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九月，日本前后共任命过19次遣唐使，这些人物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均通晓经史、长于文艺，或有一技之长。所以，尽管他们留唐时间不长，但对唐代的文化有着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和移植力。在这些遣唐使和学问僧中，与茶叶文化的传播有较直接关系的主要是都永忠和最澄。
都永忠作为学问僧，大约是在兴仁宝龟八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随着唐使到了中国，在唐朝生活了二十多年，延历二十四年(唐顺宗永员元年，公元805年)八月与最澄等一起回国。都永忠平生好茶，当弘仁元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四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滋贺的韩琦，经过梵释寺时，作为该寺大僧的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则赐之以御冠。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便命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种茶，作为每年的贡品。后来，茶叶逐渐成为宫廷之物，深受皇室宠爱，并逐步向民间普及。
都永忠游历唐朝20多年，其生活习惯所发生的变化深受唐代汉风之影响，当时陆羽《茶经》已经写成，吃茶已成“比屋之饮”，再者，当时最着名的贡茶浙江的顾渚紫笋已是名动京华。因而，二十几年的唐代生活，都永忠对当时的茶叶状况，包括品种、制法、饮法也当了然于胸。都永忠向嵯峨天皇奉茶之事，距其回国约隔10年时间，所用茶及煮茶法均应是唐代中国的风格。自都永忠为天皇烹茶后，饮茶之风首先在宫廷渐行，嵯峨天皇夏日临幸藤原冬嗣的闲居院时作御制诗:
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
秋日临幸皇弟池亭时曾作诗云:“萧然幽兴处，院里满茶烟”。(《凌云集》)均为此事之证。
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日僧最澄。最澄赴唐是在唐德宗二十年(804年)，当时遣唐使分为两船：第一只船上是空海、桔逸势等;第二只般上是最澄、义真、丹福等。因为途中遇到风暴，第一船漂泊到福州，第二船则漂到浙江明州(今宁波)。
最澄到浙江后，便登上天台山，随从道邃行满学习天台宗，又到越州龙兴寺随从顺晓学习密宗，永贞元年(805年)八月与都永忠等一起从明州起程归国。从浙江天台山带去了茶种，据《日本社神道秘记》记载:最澄从中国传去茶种后，植于日吉神社旁(现日吉茶园)。最澄在将茶种引入日本的同时，也将茶饮引入了宫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视，具有与都永忠同样的功绩，这从最澄与嵯峨天皇的某些诗歌唱和中，似可知之一二。《文华秀丽集》中收有一首嵯峨天皇与最澄的唱和诗《澄公奉献诗答》，其中有“羽客旁讲席，山精供茶杯”之句，表现了天皇与最澄的融洽关系以及饮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最澄之前，天台山与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传教者，如天宝十三年(754年)的鉴真等，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天台派的教义，而且也有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饮茶之道无疑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去日僧人，应是在客观上促进日本僧人包括最澄来华求法的直接影响者，由于天台山在佛教上的特殊地位，自最澄回国以后，成了日本僧人极为向往之处，虽然其主要目的，大多是为学习天台宗和密宗，朝拜宗祖智者大师的圣迹，善知识、释疑难。与此同时，也自然而然受到了包括饮茶之道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僧侣回国后，对日本的饮茶文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宋代时期，由于日本采取了锁国政策，开往宋朝的日本船只很少，但是，中国宋代去日本的商船却相对频繁。这些入日商船运去的贸易品中有茶碗、文具、香药及锦绫等器物，出发地与唐代一样，这些船只均在此横渡东中国海，到达日本肥前的值嘉岛，然后再转至筑前的博多。另一方面，尽管日本禁止商船赴宋，但违禁私入者仍然不少。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日本高僧成寻阿利(1010—1081年)从肥前来到浙江，曾在天台山方广寺石梁向罗汉献茶五百杯，据民间传说，罗汉似乎接纳了成寻的供奉，在茶碗水面上出现了瑞兆。
南宋时期，是中国茶道外传的重要阶段。日僧荣西曾两次来华。荣西第一次入宋，是在日本仁安三年(宋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四月到达浙江明州，五月四日登明山，然后到天台山万年寺，同年六月又登明州阿育王山，九月回国，回国时除了带天台新章疏30余部60卷外，还带回了茶籽，种植于佐贺县肥前背振山、拇尾山一带。荣西第二次入宋是日本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四月，此行的目的原为赴印度求法，但因故未成行，所以即随从天台山万年寺的虚庵怀敞学禅，后来怀敞移居天童山，荣西亦随之前往继承，宋孝宗赐其千光法师封号。日本建久二年(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荣西回到长崎，嗣后便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在镰仓修建了圣福寺，并在寺院中种植茶树，大力宣传禅教和茶饮。
据日本《雍州府志》《拇山种茶谱略》史料记载，荣西从宋携茶籽归国，是用一小壶盛之，此壶至今尚存，俗称“汉小柿”，当荣西持茶种植于背振山时，茶籽“一夜而生根芽”，该茶种属浙江顾渚种。据传，荣西在天台山期间还曾模仿成寻，向罗汉献茶，并写了有关的茶诗。
荣西自浙江返回日本后，一边大兴禅教，一边传播茶道。20年后即日本承元五年(宋宁宗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终于撰成了《吃茶养生记》一书，书中极称茶的益人之处，称茶是“养生之仙茶、延龄之妙术”，并认为茶是“健心”之特殊茶。《吃茶养生记》也被称为“颂茶德之书”。日本《吾妻镜》中建保二年(宋宁宗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二月四日条中记载:“将军家(实朝)略有不适，诸人奔走，然无殊疾，系昨夜大醉之馀醺，正值叶上僧正(荣西)，在此加持，闻此事，称有良药，由本寺召进茶一盏，并持颂茶德之书一卷同献上，将军悦颜受之”。荣西携茶籽回国，是继唐代最澄等僧人之后，对日本饮茶文化产生的又一次重要影响，其结果是大大促进了日本的种茶规模，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荣西《吃茶养生记》的撰成，为茶饮的普及，奠定了茶道的物质基础。对提高日本民族对茶与人体生理、心理上的作用之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吃茶养生记》对茶道的形成，具有一种点明人生意识和揭示道德价值取向的作用，它与以后日本茶道的“清敬和寂”的宗旨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吃茶养生记》是茶道在形式确立之前的一种思想意识上的萌芽标志。嗣后，便进一步有意识地再从浙江径山寺茶宴中取其一定形式而发展到“唐式茶会”，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规范的茶道和出现了村田珠光、千利休那样的开宗立派的宗师。
浙江除了天台山国清寺外，著名的还有径山寺。径山寺开山祖为唐代的法钦(国一禅师)，宋代称径山寺为能仁禅寺，宋孝宗曾亲题“兴圣万寿寺”以后，又改为“香林禅寺”，居中国禅林第一位。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无准师范(大鉴禅师)入传径山寺后，日僧众望所归，一时云集。在此前后，径山寺成为浙江寺院中日僧朝拜的必到之地。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入宋的神子荣尊到径山寺继续无准师范的法统，在嘉熙二年(1238年)回国后，开创了肥前的兴圣万寺等许多寺院。圣一国师圆尔辨圆也于1235年入宋，历时7年，登径山继承无准师范的法统。淳佑元年(1241年)五月回国。
与此同时，径山僧人也有入日传教者，如径山无准师范的法嗣兀庵普宁，使镰仓武士和禅宗结合了起来;径山的石溪月的法嗣大休正念(敕谥佛源禅师)，于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赴日，宣扬石溪心月的教风，也感化了很多镰仓武士。
中日两国僧人的互相来往，不仅使佛教得以快速传播，而且径山寺里的饮茶之法也随之扩展。
径山寺院中的饮茶方式是以茶供佛，然后众僧转坐一炉茶，随谈道德，随加取饮，气氛融洽。这种饮法，属于寺院中的一种清规。在此基础上，又将其形式扩展成为“茶宴”，以招待各路僧客。饮法主要是以末茶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宋代大批日僧在径山寺修炼学习，于饮茶之清规也自然身体力行，回国之后，言传身教，故饮茶之道也随佛教而遍行。在这些日僧中，南浦绍明是个较典型的人物。日本《类聚名物考》《续视听草》《本朝高僧传》都不同详略地记载了他从中国传入茶道的事迹。如《类聚名物考》中记:“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由宋传入。”《续视听草》载:“南浦绍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至崇福寺”。因而可知，“径山茶宴”中的点茶法也在此间传到了日本。
在此期间，中国宋代的茶具精品——天目茶碗、青瓷茶碗也由浙江开始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茶道中，天目茶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喝茶之初到创立茶礼的东山时代，所用只限于天目茶碗，后来，因茶道的普及，一般所用茶碗为朝鲜和日本的仿制品，而天目茶碗益显珍贵，只限于“台天目点茶法”和其他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如贵客临门或向神佛献茶等。
“天目茶碗”之名的由来，也与日本僧侣在浙江的修业有关。天目茶碗产于福建省，主要特点是色泽沉着而调和，很适用于丛林寺院。由于日本僧人在天目山地区的径山寺、昭明寺、禅源寺等著名巨刹沿续修业近二十年，而这些寺院中供佛之茶所用均为这种茶碗，所以，日本僧人便称之为“天目茶碗”，传至日本的主要有“曜变天目”“油滴天目”“禾天目”“玳皮盏天目”“灰被”等名类。后来，日本的仿制品也冠以天目之名。如“濑户天目”“白天目”“黄天目”“信乐天目”“丹波天目”等。
青瓷茶碗产于浙江龙泉。自南宋到明初都不断输入日本，成为茶道中的重要用具。日本所存青瓷中，大致分为“钻青瓷”“天龙寺青瓷”“五官青瓷”三大类。具体有“钻青瓷禾茶碗”“飞青瓷茶碗”“人形手青瓷”“干汐手青瓷”。奈良称名寺僧人、日本茶道的创始人村田珠光(1425-1502年)，极爱收藏茶具，其藏品中的青瓷茶碗便称为“珠光青瓷”。
唐、宋时期，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寺院中的茶籽、茶具、饮茶法由日本遣唐使、遣宋使和学问僧带回日本后，给日本茶道的兴盛，奠定了思想和艺术形式上的基础，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的创立，均在此基础上产生。
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是由奈良称名寺和尚村田珠光(1425-1502年)，将平民聚合饮茶的集会“茶寄合”与贵族茶会“茶数寄”合二为一形成的禅宗点茶法。自珠光完成了茶道的建立后，千利休(1522-1591年)继续发扬光大，提炼出“和、敬、清、寂”茶道四规，而取得“天下茶匠”的地位。从此以后，日本茶道流派纷呈，各具特色，但“和、敬、清、寂”四规和待人接物的“七则”，仍然是茶道的主要精神。整个日本茶道艺术，无不体现出与佛教的息息相通，至今仍然散发着中国唐宋时代的文化气息，保留着浙江天台山、径山等地的佛家饮茶遗风。(易茗)
